抗战时朱德揭秘日军在华北最怕的两样东西

核心提示：八路军领导人曾对他们的对敌工作给予过高度的评价。朱德说：“日寇在华北最怕两样东西：一为日本反战同盟，一为朝鲜青年抗日义勇队。”

朱德（资料图）

本文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何立波，原题：《抗日战争期间鲜为人知的延安日本战俘学校》

日本工农学校学员，不仅在反对侵略战争和瓦解日军的斗争中是一支重要力量，而且也是边区人民生命财产的捍卫者。

日军士兵前田光繁（原名杉本一夫）在刚被俘虏时，曾对八路军充满了恐惧和怀疑，一直想自杀。八路军干部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一边给他生活上的优待，一边指出他对很多问题的错误看法。渐渐地，前田光繁的思想开始动摇。他终于选择了生路，不再为是死是活而烦恼。后来，通过进一步读书学习，他开始反思这场战争，决定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反对这场野蛮的战争。1939年1月2日，在一次由八路军前线司令部召开的庆祝元旦集会上，前田光繁和另外两名日军俘虏小林武夫、冈田义雄突然走上舞台，当场宣布要参加八路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当时深受感动，走上台去和他们紧紧握手。朱德握住前田光繁的手热情地说：“我代表全军衷心欢迎三位日本青年参加我们的军队，成为光荣的八路军战士！这证明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今天是三个人，不久就会有几十个、几百个……”

朱德批准了他们的请求，使他们成为第一批“日本八路”。二十多年后，前田光繁回忆说：“决心参加八路军的我们三个人，没有想到能得到朱德总司令的亲自欢迎。那一天的情景经常出现在我的眼前，真是终生难忘。”认识朱德后，前田光繁常在操场上看到他与战士们一起打篮球。有时候，朱德会大声喊站在场外的前田光繁：“喂，小伙子，来来来，打一会儿，来吧！”刚开始时，前田光繁感到很拘束，因为这在日本军队中是不可想象的。但后来他也慢慢习惯了。

1939年11月，前田光繁发动另外七名日籍八路军战士成立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它是日本人在中国的第一个反战组织。联盟成立后，朱德专门向他们表示了祝贺。此后，它在中国各地发展到13个支部223人。1940年，日军开始对华北地区进行疯狂扫荡。10月下旬，关家垴战役打响，战斗非常激烈。此时前田光繁的任务是向日军喊话宣传。关家垴一仗，八路军英勇作战，几乎全歼日军，其中也有前田的一分功劳。

1942年8月，在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的指导下，各根据地在华日本反战团体在延安召开了“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和“全华北反战大会”，将“觉醒同盟”和“反战同盟”合并，成立了“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前田光繁当选为联合会会长，森健、松井敏夫为副会长。从此，分散在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日本反战团体有了统一的领导和明确的纲领，在华日本人的反战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不久，前田光繁奉命到延安工作。临行前，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为他饯行。前田光繁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1942年初夏，我奉命到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去帮助冈野进（野坂参三）工作。临行前，罗（瑞卿）主任还特别设欢送宴，招待我，左权参谋长也参加了欢送会。一个日本人八路军士兵受到首长亲自设宴送别的礼遇，是我一生都不能忘怀的事情。罗主任对我说：‘延安是革命圣地，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到延安学习的机会，要好好珍惜这个机会，好好学习工作，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会再重新团聚的。’”在延安，前田光繁担任了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教员和政治干事。前田光繁在延安窑洞前纺过线，在宝塔山上开过荒，在延河水中洗过澡。他后来由衷地感叹：“那是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岁月。”1984年，前田光繁出版了回忆录《八路军的日本兵》，真实地反映了他在中国的经历。书中记载：1945年9月，前田光繁等率领250名日本工农学校学员从延安出发，千里跋涉赶赴东北，帮助做关东军及日本侨民的遣返工作。之后，前田光繁又帮助东北民主联军说服原日本航空教练队的教员、技师、飞行员加入新成立的东北航空学校，并担任学校的政治指导员，培养出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

1942年8月15日，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自动组织起来，成立了日本人边区自卫军，加入保卫边区的战斗行列。他们发表了坚定地参加边区自卫军的誓词：“延安人民是我们的第二慈母，边区是我们的第二故乡。我们不愿敌人踏进我们的第二故乡来蹂躏我们慈母的一寸土地，我们愿流尽最后一滴血，来保卫边区。不仅如此，还有一些战俘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到前线后，一面打仗一面做日军的反战工作，秘密在日军中建立反战团体，散发反战传单。

学员们毕业后，奔赴各个抗日根据地，开展对敌斗争。日本工农学校副校长赵安博曾归纳了学员的工作方法：一、印发传单。宣传反战思想，反映官兵矛盾；二、阵前喊话。通报战争进程，宣传我军政策，鼓励日军投诚；三、电话交谈。利用敌人电话网开展对敌工作，效果既好又安全，还可探听敌军内部情况；四、送慰问袋。与对方先交换礼品，再互通信函，进而影响他们；五、挂鲤鱼旗。日本有在5月5日过男孩节习俗，这天把写有“不许打耳光”、“给吃饱饭”等口号的鲤鱼旗挂到敌碉堡附近。

这些学员的确在战场上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他们熟悉日军内部情况，了解其语言、风俗、习惯和心态，还有同学、同乡和朋友等旧关系，加之日军士兵对他们的敌对情绪也相对较少，因而能进行针对性很强的宣传瓦解工作，起到普通八路军战士无法起到或很难起到的作用。八路军领导人曾对他们的对敌工作给予过高度的评价。朱德说：“日寇在华北最怕两样东西：一为日本反战同盟，一为朝鲜青年抗日义勇队。”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日本工农学校及其学员数量也在增多。山西、山东和华中等抗日根据地，也先后成立了分校。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各个日本工农学校总共培训了上千名学员。日本工农学校及其活动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极度仇视和恐慌，他们起先是封锁消息，到后来实在瞒不住了，便大骂学员是“卖国贼”、“贪生怕死”，还派特务进行渗透。不过令他们失望甚至吃惊的是，多数被派过去的特务，一经与八路军接触，也开始受到感染，自动供出其真实身份，并最终加入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行列。

事实证明，大多数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的日军士兵，在放下武器，经过正确启发和引导之后，是能够醒悟，并回到劳动人民立场上来的。为了反对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他们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毕业于山东分校的金野博，1944年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审讯和酷刑，他毫无畏惧，不止一次地庄严宣告：“只要我不死，仍要回到八路军中去！”最后敌人将他杀害。在江苏赣榆县（当年金野博被捕地方）烈士陵园，树立着一座高4。5米、呈手榴弹形的巨石纪念碑，上书“日本国友人金野博同志纪念碑”。今天树立在延安宝塔山日本工农学校前的纪念碑显示，共有36名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成员在抗战期间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