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虐待、残杀东北边境要塞劳工真相揭露 本报记者 何秀丽

　　新闻背景

　　日本关东军秘密杀害中苏边境要塞劳工的传闻在民间流传了半个多世纪，但一直没有见证人和史志记载，在中国诸多的抗日战争史及其他历史文献中也找不到一段单独记载这场秘密屠杀事件的文字。

经过李茂杰、徐占江、金成民等研究人员的不懈努力，目前已发现了相当数量的重要资料，其中包括来自日伪原始档案的资料。要塞“外围劳工”幸存者留下的口述笔录，揭露了侵华日军残忍虐杀、屠杀修筑要塞的百万中国劳工真相。

　　专家点评

　　徐占江（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特邀研究员）：课题组已经查明，日本在中国东北边境修筑要塞等军事工程，强征和奴役中国劳工320多万人，造成了100多万劳工的死亡，给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死亡劳工大都是青壮年人，是100多万个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支柱。他们的死亡，给这些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巨大创伤。这些劳工当中，即使有侥幸活下来得以回家的，也因为在服劳役期间遭受非人的待遇和奴役，大多数人患有关节风湿、腰腿痛、消化不良或皮肤等方面的疾病，造成早衰、早亡或留下终身病痛。被采访的幸存劳工及家属每当提起这段往事，总是悲痛万分。

　　保守估计，1934年至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各要塞等军事工程中共奴役劳工320万人以上。

　　日军修筑军事要塞到底征用了多少劳工，现已无完整的档案资料可查。经过对战后审判日伪战犯资料等的认真查阅，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侵华日军要塞”课题组研究人员已基本查清日军在要塞奴役中国劳工的概数。

　　1934年—1939年的劳工数量：日本侵略者从1934年开始使用中国劳工在中苏边境修筑要塞，根据曾任伪满民生大臣的谷次亨供述，从1933年到1936年由华北来东北的劳工每年大约有80万人，其中“大约四分之一从事军事工程建设”。按照谷次亨估计推算，这个时期每年在军事要塞使用华北劳工数量约为20万人。

　　据徐占江介绍，根据伪华北劳工协会和伪满洲劳工协会的统计，参照1940年后在军事工程中使用的劳工数量，从1934年至1939年平均每年使用劳工20万人左右，6年使用120万人左右是可以确认的。

　　1940年—1945年的劳工数量：据曾任伪满国务院总务次长古海忠之证实，1940年至1941年，由于实行“北边振兴计划”，每年供给关东军劳工30万人，共计60万人。1942年至1945年，每年供给关东军30万—40万劳工。

　　综上所述，保守估计，自1934年至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各要塞等军事工程中共奴役劳工320万人以上。

　　住的都是就地用苇席或茅草搭起来的棚子，即使是在最冷的黑龙江北部地区，也仅仅是在两层席子之间夹一层油毡纸。大多数劳工身上长了疥疮，浑身流脓水。

　　徐占江对记者说，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60余年，幸存劳工在接受课题组成员采访时回忆起当年所遭受的非人待遇，仍泪流满面。

　　据幸存劳工介绍，在各个要塞劳工驻地，劳工们住的都是就地用苇席或茅草搭起来的棚子，即使是在最冷的黑龙江北部地区，也仅仅是在两层席子之间夹一层油毡纸。劳工棚子一般都搭建在工地附近，在一些绝密工程中，劳工棚四周还设有铁丝网，旁边设有日军岗哨或狼狗圈，以便于日军监视，防止劳工逃跑。席棚子呈长筒形，两头留门，中间是过道，两面离地一尺多高搭成通铺，还有的就地铺上些干草，人就睡在上面。

　　每个劳工棚子里住几十人至上百人不等。席棚子十分简陋，夏天外面下大雨，棚子里就下小雨，劳工的被子湿得无法用，地面积水，铺上返潮，加上蚊虫、虱子、跳蚤叮咬得人们无法入睡，大多数劳工身上长出疥疮，浑身流脓水。

　　由于劳工棚子十分密集，有时因取暖失火而造成劳工大量伤亡；建在低洼处的劳工棚子在山洪暴发时被冲垮，大批劳工被水淹死。史实记载，1938年，在东宁修铁路的劳工中，因河水上涨，一场大水把西浦组的人大部分冲走、淹死了，水下去以后，河套两边、柳毛树丛中，到处都是一堆一堆的死人。

　　冬天穿的棉衣，没几天就破了，在兴安岭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气候下根本无法御寒，劳工们只好往身上套水泥袋子，走路得倒退着走，不敢迎风走，装过水泥的破纸袋子几乎成了每个要塞劳工普遍使用的衣服，当地百姓称这些劳工为“纸人”。

　　被输送到要塞的劳工，绝大部分是被征派和抓捕的，行李服装完全自备。劳工们晚上睡觉没有被盖，只好找些破草袋子、纸袋子盖在身上，由于劳动强度大，劳工所穿的衣服很快就破碎不堪，因此，夏季大都赤身裸体，春秋和冬季只好用装过水泥的纸袋子御寒。劳工幸存者王树熙回忆说，冬天穿的棉衣，没几天就破了，在兴安岭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气候下根本无法御寒，劳工们只好往身上套水泥袋子，走路得倒退着走，不敢迎风走，到了夏天，劳工都只穿条裤子，赤着上身，有的干脆一丝不挂，反正方圆五六十里内没有人家。由于各要塞工程都大量使用水泥，装过水泥的破纸袋子几乎成了每个要塞劳工普遍使用的衣服。当地百姓称这些劳工为“纸人”，身上的衣服可以对付，脚下的鞋却是很大的问题，鞋磨破了，光脚走石子路干活，许多劳工脚部被划伤或冻伤。

　　有的劳工病倒了，还没有死，就被架上木头烧，那人还在喊：“我还没死，救救我！”可是谁敢去救啊！日本兵牵着狼狗端着枪在一旁监视着，谁要上前就用刺刀挑，还有许多劳工因病重没法再为日本侵略者卖命，被活活扔进万人坑。

　　劳工们在日本侵略者的残酷奴役下，由于饥饿、劳累、疾病等原因，许多人身体无法支持，不能再为日本人卖命，日本把头、监工不但不给劳工治病，反而残忍地将劳工处死。劳工于洪义亲眼看到一个有病的劳工被日本监工举起来摔死，然后拖到狼狗圈里喂狼狗。

　　劳工王树熙回忆，他有个要好伙伴叫杨林，原本在哈尔滨当学徒，因奶奶有病，回家探视时路过沈阳站被抓，同王树熙一起当了劳工，后来杨林患病，口鼻流血不止，到第三天时，王树熙去看他，监工来对王说，走，帮我把他抬到林子里去。王树熙眼瞧着杨林还没死，就给监工跪下，哀求放过杨林，但监工仍是命令人把杨林拖到林子里，铺上几层桦木把他架在顶上，点燃桦树皮开始火化。一是杨林没有死，二是人被炼肌肉收缩的反应，王树熙看见杨林猛地从火中坐了起来，就悲痛地大喊着：“小杨，你再也看不到你奶奶了。”可这又怎能挽救杨林的生命呢？

　　幸存劳工吴月庆证实，有的劳工病倒了，还没有死，就被架上木头烧，那人还在喊：“我还没死，救救我！”可是谁敢去救啊！日本兵牵着狼狗在一旁监视着，谁要上前就用刺刀挑。大家只好眼看着这个劳工被活活烧死。还有许多劳工因病重没法再为日本侵略者卖命而被活活扔进万人坑。

　　被抓去的几千劳工最后回到家时，只剩下不到三分之一。当年被迫去乌奴耳当劳工的幸存者及其家属都把乌奴耳和死亡联系在一起，一提到乌奴耳都颜色大变，乌奴耳在他们看来已经成了死亡的代名词。

　　学者穆学元调查获知，1944年春季，日本关东军为了准备同前苏联作战，加紧修筑军事工程，于是便狗急跳墙地夜间入户抓人，连夜紧急集合出发。当年伪锦州所辖12个县被抓的劳工和勤奉队全部被驱赶到伪兴安省乌奴耳（今属内蒙古自治区海拉尔附近）修筑军事工程。绵县松山乡穆家富村只有50多户人家，一夜之间抓走12个农民；锦西县老官堡盘道沟村100多户人家被抓走10个，都是到乌奴耳服劳役。而此次被抓劳工的幸存者杜儒证实，劳务科院里被抓去的劳工很多，有好几千人，最后回到家里的人只剩下不到三分之一。

　　令人发指的是，日本关东军对在乌奴耳军事筑垒被折磨得九死一生的残存劳工也不放过。杜儒回忆，在服役期满后，把一部分劳工用火车送到哈尔滨平房第731细菌部队用于活人细菌实验。当年被迫去乌奴耳当劳工的幸存者及其家属都把乌奴耳和死亡联系在一起，一提到乌奴耳都颜色大变，乌奴耳在他们看来已经成了死亡的代名词。

　　专家点评

　　金成民（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第731研究所）：731部队使用所谓的“马路大”（即活人），进行细菌试验，绝大多数情况下，是通过宪兵队、特务机关通过特别输送的手段送往731部队的。1944年，日本战事吃紧，为了加快细菌武器的研究并尽早投入战场，宪兵队在无法满足“实验材料”需要的情况下，便将乌奴耳部分要塞劳工直接送往731部队。这样，既达到要塞保密的要求，也满足了731实验的需要。

　　曾在密山铁路警备队任乘警的古川三男说，出于对军事设施的保密，这些外出挣钱的苦力是没有可能返回故乡的，根据我在东北两年零八个月的观察，从未见过一个返回的中国劳工。

　　逃跑是劳工们反抗的主要方式，对逃跑者施以酷刑直至处死以警告其他劳工，几乎是每一个要塞工地都经常发生的事情。有的劳工逃跑被抓回后，被日军残忍地将其双腿锯断，折磨致死。仅从东宁劳工坟中发掘的18具尸骨中，就有4具尸骨的双腿从小腿处被齐齐锯断。但尽管如此，仍然无法阻止劳工的逃跑，许多劳工是通过逃跑才得以幸存的。

　　有的劳工为了活命，打死监视的日本兵后集体逃跑。据东宁幸存劳工梁德云证实：1937年，他和一些同乡在正月十五看秧歌返回时，被日军抓到东宁挖战壕。一次上厕所时，亲眼看到对面山上日军正把集体杀害的劳工往事先挖好的大坑中埋，他所在的劳工队头头也说工程结束要给大家开工资，劳工们为防止被日军集体屠杀，在一次午饭后杀死监工的4名日军，集体逃走。

　　在要塞的绝密工程中，在工程修筑完毕后，参与修筑的劳工都被日军秘密处死，大量的资料证实了这一点。

　　曾在密山铁路警备队任乘警的古川三男说，在一次执行乘警任务时，看到一列开往虎头的货车挤满了苦力，这些苦力来自中国山东，是被送往虎头去修筑军事要塞的，出于对军事设施的保密，这些外出挣钱的苦力是没有可能返回故乡的，根据他在东北两年零八个月的观察，从未见过一个返回的中国劳工。

　　美国日本侵华研究会成员吴天成认定，“关东军每年经常用数十万中国劳工在东北与前苏联接壤边境修筑公路、飞机场、兵营及工事，在一些重要工程修筑完毕后，便将劳工全部杀掉”。曾在乌苏里江虎头要塞服役的日本兵冈崎哲夫回忆，1940年，虎头要塞工程完成，为抓来的中国军队俘虏在山谷间摆酒宴，正在吃喝之际，山顶上的机枪一齐向这些人射击，全部杀死。

　　伪满洲国军事部大臣邢士廉供称，有的秘密工程完工后，把从事该工程的劳工全部杀死。1943年，锦州1000多名劳工到这些工程中去，但是一直到1945年春天，这些人也没有回来，锦州责任者询问关东军，回答说，不知道。问总长官武部六藏，他说，我也不知道，没经政府手续。实际上，日本为了保守军事秘密，在海拉尔集体秘密屠杀了几万中国劳工。

　　劳工吃不饱饭，个个饿得骨瘦如柴，只好偷吃日本人喂马的豆饼，偷着捋山上的野草吃。日本人看见哈哈直笑，说“中国人，马的一样”。

　　据幸存者吴月庆回忆，劳工干重活却吃不饱饭，日本人给我们吃的是包米面稀粥，稀得比水稍强些，大家个个饿得骨瘦如柴。有时小队长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今天吃大饼子！所说的大饼子只有一手长、一指厚、手掌宽，每人一个，根本吃不饱。1944年在乌奴耳当劳工的锦西网户屯刘庚起有一次将稀粥喝下后数了数碗中的米粒，发现一碗稀粥只有87个米粒！被征派到珲春的劳工幸存者于洪义回忆说，我被运到当地后，看到先到达的劳工吃的是橡子面，就问“这东西能吃饱吗”，他们告诉我，只能吃这些，就这还不管饱呢！

　　劳工们在饥饿难忍的情况下，只得四处找吃的，日本人有马房，有的劳工晚上利用上厕所的机会去偷吃喂马的豆饼。劳工幸存者武永和证实，由于日本人不给我们足够的食物，饿得直不起腰来，我们只好吃野菜树叶。张树海证实，山上有一种草开黄花，辣乎乎的，大伙饿了就偷着捋黄花吃，并给这种草取名为山茴菜，日本人看见哈哈直笑，说“中国人，马的一样”。

　　劳工们很少能喝到菜汤，有时喝到的是蒸窝窝头锅里剩下的水，更多的情况是冬天喝雪水、夏天喝坑里的水，劳工们常常腹泻、中毒甚至死亡。乌奴耳劳工幸存者孙巨田回忆说，喝水沟里的水就像喝酒醉了一样迷糊，坏肚子，曾经有一个屋都是重病号，60人死了20个。

　　天一亮就被赶出去做工，一直到天黑才收工，要是去得稍微晚一点，日本兵就用枪把子打，用脚踢，做工稍微慢一点或休息时间稍微长一点，日本兵也过来打骂。

　　在各要塞工程中，劳工们基本是天亮出工劳动，天黑返回住处，劳动时间都在十几个小时。劳工每天劳动一般都有定额。

　　劳工黄文喜回忆说，我被分配筛沙子，一起干的有10人，规定每人每天筛10立方米，用木板钉的一个框做计量，装满是一立方米，我们将沙子倒进去，满了后叫监工来看。合格便将木框取下放一旁接着装，如果监工故意刁难，装满也不许取，我们还得继续往里倒，直到他们满意为止。如果完不成定额就会遭到监工者的毒打。

　　曾任伪四平省省长的曲秉善证实，劳工在山里为日军修道路、修兵舍、修仓库和飞机场，每天都吃不饱，活儿又累，天一亮就被赶出去做工，一直到天黑才收工，要是去得稍微晚一点，日本兵就用枪把子打，用脚踢，做工稍微慢一点或休息时间稍微长一点，日本兵也过来打骂。

　　据徐占江介绍，被迫修筑要塞的劳工在所有劳工中死亡率是最高的。那么，要塞劳工的死亡率到底有多少？哈尔滨市社科院“侵华日军要塞”课题组专家综合多方面资料加以分析：

　　战犯于镜涛证词：1941年秋，我到北安、孙吴、逊河、瑷珲、山神庙等地视察劳工服劳役情形，北安、孙吴是修军用道路，聚集了三四千劳工，住在旷野中搭的草棚里。一个棚子里住了100多人，病倒的有50人左右，工棚子外面放着10多具劳工尸体。因为饥寒、劳累过度，缺少卫生医疗设施，劳工死亡率达到20%。

　　战犯谷次亨证实：伪满日寇在东北屠杀中国劳工，起码不下200万，特别是武部六藏到任后，惨状更甚。与苏联接近的国境地带军事工程建设和暑期死亡率平均5万以上。特别是对于国境地带从事军事工事的劳工们，工事建设完成后，唯恐泄露军事工事秘密，就成千上万地被就地枪决了。

　　《台安县志》记载：康德八年，全县被抓去劳工1372人，被折磨致死致残的达800多人。康德十二年，被抓去1600人给日本人修工事，死去700多人。

　　《绥中县志》记载：1942年2月，伪县公署强征2160人去乌奴耳修军用公路，服苦役期间因冻饿、疫病和毒打，大量死亡，回县时只剩下1000多人。

　　张喜武（1943年在虎林湖北站修飞机场）：所在的第二中队250人，回来时只剩下73人。

　　张树海（1943年在乌奴耳当劳工）：大队下设中队，一个中队四个小队，一个小队60人，整个大队只剩不到一半人，我在二中队二小队，第一小队死人最多，没回来几个人，二、三小队能死一半，每天都死四五个人。

　　孙宝林（1943年到东宁城子沟当劳工）：县里编成一个大队，共1600人，到10月死了723人。

　　刘俊清（1944年在五岔沟当劳工）：我们这批五六百人，到原定的7个月劳动期满时已经死了三分之一，死尸往山沟里一扔，任由狼群啃噬。

　　据专家分析，尽管这些劳工幸存者对劳工死亡数量的估计可能不十分准确，但总的分析误差不会太大。根据各种资料推算，由于日本侵略者的残酷奴役与虐待，从1934年到1945年8月，在各边境要塞等军事工程中，中国劳工至少死亡100万人。

　　相关信息

　　1. 侵华日军为掠夺和奴役中国劳工，施行了“劳动统制”政策，其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2年伪满洲国建立到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实行既允许其进入东北，又对进入东北的劳工数量实行一定限制的政策。

　　第二阶段：1937年7月至1941年6月，随着以“国境建设”为中心的所谓的“北边振兴计划”的实施，日本侵略者不仅取消对华北进入东北劳工数量的限制，而且采用各种手段极力招募华北劳工，并开始大量使用东北本地劳工。

　　第三阶段：1941年7月到1945年8月，由于侵华日军加快边境要塞工程建设等原因，对劳动力的需求更加迫切，实施“劳务新体制”，对劳工的掠夺达到极端化，征派和抓捕成为解决要塞工程所需劳工的主要方式。

　　2.专家在查阅1936年—1941年华北劳工在东北劳动地分布情况表时发现，边境地区的劳工数量从无到有，数量增加的比例远远高于内地的省份，而边境地区没有大的厂矿，可以推断，所增加人员主要是用于修筑边境要塞等军事工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