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换至摄影模板
博文
为儒学传统辩护
|||
为儒学传统辩护
张国堂
2001年5月23日
我认为：对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传统，不能简单地扣一个封建专制主义的罪名而加以否定。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大陆一直在反传统。对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旧风俗一直是深恶痛绝，但却没有民主自由。而台湾却没有大反封建传统，却先于大陆实现了民主自由。对此，我们应当加以反省。
中国民主自由的真正障碍，是当权者滥用暴力，滥用强制。不是传统的儒家阻碍民主自由，而是当权者滥用暴力，滥用强制阻碍着中国的民主自由。当权者滥用暴力，滥用强制固然有封建传统的影响，但重要的原因是当权者为了垄断政权。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只有韩非子的法家崇尚暴力，崇尚强制。而孔子、孟子都反对滥用暴力和强制。孟子说：仁者不忍心杀一无辜而得天下。儒家主张“恃德者昌，恃力者亡” 。儒家警告统治者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如果不允许老百姓讲话，就象堵塞江河一样危险。儒家学者时常以周厉王不允国人批评自己，结果导致国人叛乱的事例警示当权者，也以秦始皇搞“偶语者弃市”的严刑峻法，结果二世而亡的事例警示当权者。从今天的实际情况看，只要当权者稍微放宽言论自由，中国就不难和平演变，而实现民主自由。因此，儒家传统不是民主自由的障碍。
对中国的历史传统，毛泽东说：“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今天，我们要反毛泽东之道而行之。“不立不破，立字当头，破就在其中”。我们要认真地学习民主自由的理论学说，并在民众中宣传。同时按民主自由的理论组织政党，从事竞选活动。逐步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
对于中国历史传统，毛泽东说：“吸取精华，去其糟粕”。这句话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在实际上，毛泽东却吸取糟粕，去其精华。毛泽东推崇秦始皇的暴政，又推崇陈胜、黄巢、李自成和洪秀全等武装叛乱者。否定儒家学说。1919年以来，在民主科学和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下，崇尚暴力和叛乱的文化泛滥成灾。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可见，马列毛主义指导的暴力和叛乱文化，才是中国民主自由的绊脚石。儒家学说并不是民主自由的阻力。张国堂反毛泽东之道而行之，推崇儒家学说，提倡仁爱精神。反对秦始皇，隋炀帝杨广等暴君，反对黄巢、李自成和洪秀全等反贼。彻底否定崇尚暴力和叛乱的文化。我们必须明白，人类在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之后，才逐步建立了现代的民主自由的政治经济制度。这就说明，民主自由需要历史的文明积累。需要历史传统作基础。有人可能会说，在2000多年前的雅典就有民主政体。我实在告诉你，雅典有民主而没有自由。著名的苏格拉底因言论获罪而被屠杀。而且，雅典的民主并没有流传下来。
《南方周末》2000年元旦特刊上，有刘军宁先生的文章。刘军宁先生说，人类在历史进程中驯化自己，使人类脱离野蛮而成为文明人。这个观点是正确的。西方人在基督教的训导下，使人逐步脱离野蛮而成为文明人，这是西方建立民主自由政体的基础。英国和美国在建立民主自由的过程中，保守了基督教的传统。而德国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大力提倡张扬人的理性，声称上帝死了，大搞超人哲学，这不是反传统吗？结果导致希特勒的纳粹主义上台。给人类造成巨大灾祸，给德国也造成巨大损失。二战结束后，西德又重新恢复了基督教传统。
1919年“五·四”之后，学者们提倡民主和科学，高喊打倒孔家店，而后是几十年的内战，再而后是大跃进和文革。这个历史教训，是深刻的。
刘军宁先生说，人类驯化被统治者有一整套办法，有丰富的经验，而驯化统治者却没有办法。这个说法，我不能同意。请问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等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显然，毛泽东、斯大林等是被统治者通过武装叛乱而成为统治者。希特勒本是平民，他通过民众选举上台而成为统治者。中国打倒孔子之后，既没有驯化被统治者的办法，也没有驯化统治者的办法，于是就兽性大发作。俄国和德国否定基督教之后，人们也变得野蛮。
民主和科学是正确的。但1949年之后，在民主和科学招牌下，却是伪民主和伪科学盛行。这是要认真反省的，离开了公民个人的人权，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剥夺了公民个人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的自由权，就只能是伪民主。科学是人类精神的自由活动。强制是科学的大敌，强制人们相信的学说一定是伪科学。打着科学旗帜强迫人们不信某种学说，这也是伪科学。
民主自由的前提是绝大多数个人的自律和自治。如果中国人不按儒家学说修心养性，就不能保证大多数人有自律和自治的能力。基督徒只有一亿人，还是少数。因此，复兴儒学是中国实现民主和自由的前提和基础。如果中国人自己做主之后，既不服从上帝，也不服从孔子，他们会做出什么来？我请那些反对基督又反中国传统的斗士们去安静地休息，可能对中国的民主自由更有利一些。
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能明辩是非、善恶、功过、曲直，都能明理知義，这是中国建立民主自由的代议制共和政体的基础条件。对民众的教化，在民主制下比君主下更为重要。如果不以儒家学说教化中国民众，那以什么教育中国中国民众？我劝那些反对儒学的人，去认真地读一读《四书》，就一定能获得巨大的教益。江泽民先生提出德治，这是正确的。但离开了耶稣基督和孔子哪里有道德？按儒学修心养性，使自己成为“中正平和，明辩刚毅”的人，这对自己的事业是有巨大帮助的。二千多年来，孔了和孟子在中国、日本、韩国等东南亚国家赢得了无数人的爱戴。如果自己信仰儒学，以孔孟为榜样，以孔子、孟子的言行为样板，真心实意地向孔孟学，做一个真正的儒家学者，也一定能赢得人们的信任和爱戴。
注重民生的民本思想，是儒学的重要思想。当然，民本思想不等于民主思想，民本思想比民主思想落后。但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并不矛盾。在民主自由的代议制联邦共和政体下，具有儒家民本思想的政治家，肯定能获得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
一个人在自己的生活和事业中，需要一系列教条来指导自己的言行。这一系列的教条就是个人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教条性信仰。在一个社会，如果各个个人的教条性信仰不同，就会引起误解，进而引起纷争。这样的社会，难以欣欣向荣。要使指导各人的教条性信仰大体一致，那么这个社会就需要共同的经典。而《四书》是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能接受的经典。这样，以儒家学说教化各个个人，指导各个个人为人处世，待人接物，而以西方正宗政治学和经济学指导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是可行的方案。
有人给自由亚洲电台写信，说：“儒学是农业社会的旧思想，不能适应现代社会。”
我们认为，基督教也是西方农业社会的旧思想，为何能适应现代化西方社会？
人类在不同时代也有共同的本性。符合人的本性的理论学说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在现代社会，人与人的恩爱情仇是存在的，人的顺境或逆境，人的成功或失败等都是存在的，人与人要交往，等等，这是各个时代所共同的问题，而儒家学说就是教人正确地处理这类问题。
人们聚集在一起过社会的生活，義理是人们集合的纽带，分辩是非、善恶的标准是義理的重要内容，是个人组成社会必不可少的。因此，是人类最有用、最重要的知识，这些知识也是最简单、最初等的知识。因此，这些知识必然要由古人所发现。孔子的学说是古代中国人组成社会、组成国家的義理。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证明，孔子的学说是正确的。基督教教義是古代西方人组成社会、组成国家的義理。当然，社会在发展，组成国家的義理也要发展。张国堂把基督教教義、儒家学说和西方正宗政治学结合成为张国堂学说。张国堂学说就是组成现代和未来中国的義理。
托克维尔说：“教条性信仰，因时代不同而有多有少。这种信仰的产生方式不尽相同，而且它们的形式和对象也可能改变。但是，教条性信仰，即人们不加论证而接受的某种信念，是人们无法使其不存在的。如果每个人都力图各自形成自己的观点，并独自沿着自己开辟的道路去寻求真理，则决不会有很多人肯于团结在一个共同的信仰之下。
“因此，不难理解，一个社会要是没有这样的信仰，就不会欣欣向荣；甚至可以说，一个没有共同信仰的社会，就根本无法存在，因为没有共同的思想，就不会有共同的行动，这时虽然有人存在，但构不成社会。因此，为使社会成立，尤其是为了使社会欣欣向荣，就必须用某种主要的思想把全体公民的精神经常集中起来，并保持其整体性。但是，除非每个公民时时从同一根源去汲取自己的观点，同意接受既有的信仰当中的一定数量的信仰，那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现在，我们就单独的一个人而论，也可以发现：他无论为了单独一个人生活，还是为了与他人共同行动，都不能不有教条性信仰。
“假如每个人都要亲自去证明他们每天利用的真理，则他们的求证工作将永远没完没了，或因求证先遇到的真理累得筋疲力竭而无法继续去求证后遇到的真理。人生非常短促，一个人不但没有时间去那样做，而且由于人的智力有限，也没有能力去那样做。因此，他还是要相信许多他没有时间和能力亲自考察和验证，但早已被高明的人士发现或被大众接受的事实与真理。他只能在这个初始的基础上，去构筑自己的思想的大厦。这并不是他自愿如此去受人指挥，而是限于他本身的条件不得不如此。
“世界上没有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不是通过相信别人的论断而认识许多事物，并接受非他本人所发现的大量真理的。”（[法]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第524-525页）
为人处世，待人接物，需要大量的真理，离开儒学，谁能发明这些大量的真理？即使有谁创造出一整套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教条，大多数中国人能接受吗？
有人说：儒学的中心思想是忠君。这种说法显然是不全面的。儒学的总纲是爱天爱人。忠君爱国是重要的。忠君不是无原则地顺从暴君作恶。无原则地顺从君主，不是忠君。所谓“忠言逆耳利于行”。忠君，就是尽心、尽力地辅佐君主成就治国安邦的大任。只有顺道，就是顺从真理，才能成就治国安邦的大任。忠臣要劝谏君主顺道行道，造福国家和民众。
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尽心、尽性、尽智地爱天。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朱熹的注解是，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中庸》中说：“子曰：‘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朱熹的注解是，“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尝不同，则道之不远于人者可见。故己之所不欲，则勿以施之于人，亦不远人以为道之事。张子所谓“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是也。
这就是说，忠恕之道，就是爱人如己。
因此，儒家学说的总纲是尽心、尽性、尽智地爱天和爱人如己。这个总纲是符合人的本性的，因此是永远也不会过时的。
忠君思想是儒家学说的重要思想，但不是中心思想。而且，忠君思想是儒家学说与君主制（或皇帝制）相结合的产物，现在要实行民主自由的代议制共和政体。忠君思想要加以改造。
我们认为，国家的主权在民，而治权在君。主权是不可转让、不可分割的。而治权是可以转让、可以分割的。人民通过宪法和大选制度把由主权决定的治权转让给国君（国家机构）。由于治权是可以分割的。因此，国君就不能只有一位。治权的纵向分割就是联邦制，横向分割就是三权分立。因此，国家立法的议会，行政的首脑，主管司法的最高法官委员会都是国君。忠君，就是忠于议会、忠于行政首脑、忠于最高法官委员会。作了这样的改造之后，儒家学说就可以适用于现代社会。
儒家学说强调个人的修心养性。儒家的理想人格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对政体的研究和对经济学的研究，基本上是空白。这是儒学的缺陷。我们应该从西方引进关于政体的学说和市场经济理论，以弥补儒学的缺陷。由于儒学与西方正宗政治学在内容上重迭很少，因此就不会存在逻辑矛盾。在学理上说，儒家学说经过适当改造之后，就可以与西方正宗政治学结合起来。
费孝通先生推崇推己及人的儒家道德。有人给自由亚洲电台写信，反对费孝通先生。他说：“中国人不肯让步，拒绝妥协，总是搞你死我活的斗争。现代社会要讲妥协，讲调和，要通过妥协和调和的谈判来寻求双赢的方案。推已及人的说教不适于现代社会。在信息时代总是抱着农业社会的旧思想不放，是注定要失败的。”
这位先生显然不了解推己及人的学说。推己及人的学说，就是主张人在与别人交往时，要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并遵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要设想自己如果处在对方的地位上，自己会怎样想。这样就可以理解别人的立场和态度。因此，推己及人就是强调妥协和调和，就是主张通过妥协和调和的谈判来寻求双赢的方案。我们知道，那些不肯让步和妥协，总是搞你死我活的斗争的人，并不主张推己及人的学说。
儒学教育统治者，告诫统治者不要骄傲，不要贪婪，不要嫉妒，不要残暴。而有些统治者由于眼前利益的诱惑或因愤怒等原因而背离孔子的教导。这只能说明教育的局限性，而不能作为抛弃儒学的理由。假如没有儒学，统治者会更贪婪、更残暴。
对有些骄傲、贪婪、嫉妒、残暴的人，儒学的教育不会有效果。但绝大多数本性善良的人能接受儒学的教化。如果不用儒学教育民众，民众就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也不明白是非。1949年之后，如果以儒学教育青年学生，能有文化大革命吗？当年的年轻人，抱着善良的愿望却干了许多邪恶凶暴的事，这是因为他们不知善恶。可见，儒学能减少许多纷争。
另外，在民主自由的代议制共和政体建立之前，有些矛盾和冲突是难以调和的。例如，在唐代初期，太子李建成没有才能，心胸狭窄。他嫉妒秦王李世民的才干和功劳，同时也怀疑李世民谋夺自己的太子之位。同时，李建成和李世民都想当皇帝，而皇帝只是一个。因此，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象这样的矛盾，儒学的教育当然不会有作用。
总之，儒学的宗旨是促进人与人相互和睦，这有助于维护社会和平。现代中国不能没有儒学。当然，儒学的作用是有限的，在复兴儒学的同时，还要建立民主自由的代议制联邦共和政体，也要建立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另外，还要发展基督教。
有人把中国的人民公社、计划经济和文革也归罪于儒学。这种人根本不懂逻辑学的因果分析。1949年之前，儒学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多年，但却没有人民公社，计划经济和文革。苏联东欧没有儒学，却有计划经济，也有如人民公社相类似的集体农庄。因此，儒学与人民公社，计划经济和文革没有因果关系。从而没有任何根据把人民公社、计划经济和文革归罪于儒学。
有许多中国人在思考问题时，总是欺善怕恶。人民公社，计划经济和文革是共产主义革命的产物，与孔子没有一点关系。但他们毫无理由地把脏水向孔子泼。因为辱骂孔子没有危险。这种欺善怕恶的思维方式，确实令我悲哀。
免责声明：本文中使用的图片均由博主自行发布，与本网无关，如有侵权，请联系博主进行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