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却不知敬重爱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中华古圣先贤”就是我们民族古代的英雄；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运用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之中，中国古代有许多人，因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被称为圣人。那么中国古代到底有多少圣人，他们又因何成圣的呢？“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天地之间有一股堂堂正气，它赋予万物而变化为各种体形。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正气”在各行各业里靠这种正气万物生生不息，生长流传。但“林子大了什么鳥都有！”能量的“正负”之间，产生的效果，天壤之别。笔者乃“百无一用的书生”，然懂得“位卑未敢忘忧国”；现实中“文化断层”日显突出，必须“亡羊补牢”，防微杜渐------；

【四大文明古国，为何只有中华文明保留下来了？除了“自然因素”外（靠的是地理，靠的是文化，靠的是历史，靠的是政治），中华文明的两个属性是关键: 一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二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精神改变世界。这些因素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代中国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恩格斯说：“就世界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因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得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后与动物界分开。”（“上古文明”从有巢氏造房、燧人取火开始，经过房居、熟食等初级分化而产生初级文明——自我创造；大禹治水、五谷栽种等产生农耕文明——自强不息；仓颉造字后，产生了记录文明——文明之光；炎黄部落产生社会文明——井然有序；皋陶让我们产生司法文明——公平和谐；神农氏让我们产生医药文明——救死扶伤；王亥、范蠡让商业繁荣社会经济——繁荣昌盛；甘德、石申、鲁班、张衡等让人类科技大放异彩——领引世界；孔子、老子、孟子、庄子、顾恺之、王羲之、东方朔、司马迁等，让华夏大地充满智慧和人文情怀——中庸之道！等等文明之光闪耀世界！姜尚、霍去病、岳飞、关羽等让我们懂得封狼居胥、精忠报国——“虽远必诛”等等中华文明！）以后不在我们华夏文明下一段5000年历史，从现在开始，有你，有我，有我们每一个华夏子女来帮忙实力书写。（反观“西方文明”，从普罗米修斯的盗火开始，就是“强盗逻辑”，宣扬的就是自私自利的“掠夺行为”-------）】

《中华古圣先贤图解》设计理念：“天圆地方”，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哲学思想，是阴阳学说的一种体现。天与圆象征着运动；地与方象征着静止；两者的结合则是阴阳平衡、动静互补。文字释文：1、《中华古圣先贤人物（成就一览）》2、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3、顾绍骅对中国精神的理解：为了国家民族及人民的利益奋斗终生，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松懈意味停滞不前，放纵等于毁灭！

二十四-5、百里奚——春秋时期政治家、思想家

百里奚（约公元前725—前621年），姜姓，春秋时期虞国（今山西平陆北）人，百里氏，名奚，字子明，号五羖大夫。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家。

百里奚本是虞国大夫。晋献公假途伐虢后，灭亡了虞国，俘获百里奚。作为秦穆公夫人（穆姬）的陪嫁奴隶送到秦国。百里奚逃离秦国，跑到楚国宛邑。秦穆公用五张黑羊皮从市井之中换回后，进入秦国成为大夫，人称“五羖大夫”。主持秦国国政期间，百里奚“谋无不当，举必有功”，辅佐秦穆公倡导文明教化，实行“重施于民”的政策，内修国政，外图霸业，开地千里，称霸西戎，统一西北地区，促进了秦国的崛起。这一时期，秦孝公称之为“甚光美”的时代。史载百里奚“三置晋国之君”，“救荆州之祸”，“发教封内，而巴人致贡；施德诸侯，而八戎来服”，使秦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为秦国崛起和统一六国奠定了牢固基础，堪称一代名相。秦穆公三十九年，百里奚去世。

百里奚早年仕虞

百里奚饱读诗书，才学过人，可是家境贫困，加上虞国宗法制度森严，平民没有希望入仕为官。百里奚的妻子杜氏是个很有见识的女子，深知自己丈夫是旷世奇才，于是就鼓励百里奚出游列国求仕。在百里奚出游那天，家中已经揭不开锅了。杜氏一大清早起来，宰杀了家里仅有的一只下蛋母鸡，劈了门闩炖母鸡，煮小米饭，给丈夫饯行。百里奚从南阳出游求仕后，历经宋国、齐国等国家，因为朝堂里无人，都没有得到录用。在齐国，百里奚陷入困境，一度沿街乞讨，继续求仕生涯。在齐国郅地，他遇见了蹇叔，两人一番高谈阔论，就结为知己。此后，在蹇叔的举荐下，到虞国当了个大夫。但虞国国君是个爱财如命的国君，在收了晋国的垂棘（垂棘地方产的宝玉）和宝马等财物以后，就答应借道路给晋国，让晋国途径虞国去征讨自己的邻国虢国，也是虞国的同姓兼同盟国。百里奚对虞国国君述说唇亡齿寒的道理，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闭口不再劝谏，并对同僚宫之奇说：“对蠢人直言相劝，无异于把珍宝丢弃在路上。”果然，晋国灭虢国后，把矛头指向虞国。公元前655年，晋国（献公）灭掉虞国，俘虏了虞君及其大夫百里奚。

百里奚羊皮换相

由于百里奚拒绝在晋国做官，被晋国充作奴隶（媵人），在穆姬嫁给秦穆公时候，陪嫁到秦国。百里奚在去秦国的途中，逃到楚国。楚国国君楚成王听说百里奚善于养牛，就让百里奚为自己养牛。

穆公听说百里奚有才能，想用重金赎买他，但又担心楚国不给，就派人对楚王说：“我家的陪嫁奴隶百里奚逃到这里，请允许我用五张黑色公羊皮赎回他。”楚国就答应了，交出百里奚。在这时，百里奚已经七十多岁。

穆公解除了对他的禁锢，跟他谈论国家大事。百里奚推辞说：“我是亡国之臣，哪里值得您来询问？”穆公说：“虞国国君不任用您，所以亡国了。这不是您的罪过。”穆公坚决询问。谈了三天，穆公非常高兴，把国家政事交给了他，号称五羖大夫。百里奚谦让说：“我比不上我的朋友蹇叔，蹇叔有才能，可是世人没有人知道。我曾外出游学求官，被困在齐国，向铚地的人讨饭吃，蹇叔收留了我。我因而想事奉齐国国君无知，蹇叔阻止了我，我得以躲过了齐国发生政变的那场灾难，于是到了周朝。周王子颓喜爱牛，我凭着养牛的本领求取禄位，颓想任用我时，蹇叔劝阻我，我离开了颓，才没有跟颓一起被杀；事奉虞君时，蹇叔也劝阻过我。我虽知道虞君不能重用我，但实在是心里喜欢利禄和爵位，就暂时留下了。我两次听了蹇叔的话，都得以逃脱险境；一次没听，就遇上了这次因虞君亡国而遭擒的灾难，因此我知道蹇叔有才能。”于是穆公派人带着厚重的礼物去迎请蹇叔，让他当了上大夫。

百里奚结晋强秦

在百里奚辅佐治理下，秦国逐渐强大起来。而作为秦晋之好的友邦晋国却经历了几次大的国内动荡。九年（公元前651年），晋献公去世，立骊姬的儿子奚齐，他的臣子里克杀了奚齐。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杀死了卓子。夷吾派人请秦国帮他回晋国。穆公答应了，派百里奚率兵去护送夷吾。夷吾对秦国人说：“我如果真能登位，愿意割让晋国的河西五座城给秦国。”等到他回到晋国登上了君位，却派丕郑去向秦国道歉，违背了诺言，不肯给秦国河西五座城，并且杀了里克。丕郑听说此事，十分害怕，就跟秦穆公商议说：“晋国人不想要夷吾为君，实际上想立重耳为君。夷吾违背诺言而且杀了里克，都是吕甥、郤（xì，细）芮的主意。希望您用重利赶快把吕甥、郤芮叫到秦国来，如果吕、郤两人来了，那么再送重耳回国就方便了。”穆公答应了他，就派人跟丕郑一起回晋国去叫吕甥、郤芮。吕、郤等人怀疑丕郑有诈谋，就报告夷吾，杀死了丕郑。丕郑的儿子丕豹逃奔到秦国，劝穆公说：“晋国君主无道，百姓不亲附他，可以讨伐他了。”穆公说：“百姓如果不认为合适，不拥护晋君，他们为什么能杀掉他们的大臣呢？既然能杀死他们的大臣，这正是由于晋国上下还是协调的。”穆公不公开听从丕豹的计谋，但在暗中却重用他。十二年（公元前648年），晋国遭受了严重自然灾害，百里奚说：“福祸各有轮替，再说，秦国借粮给晋国，也不是给夷吾一人，而是为了晋国的黎民。”于是，秦穆公同意通过水道运了大量粟米给晋。这次人道主义的义举，征服了晋国的人心，史称“泛舟之役”。到了公元前646年，秦国也发生饥荒，晋国却不仅不给秦国粮食救灾，反而出兵攻秦。第二年，秦晋两国在韩原展开决战，经过数日激烈较量，双方死伤惨重，秦军最终胜利，并生俘晋惠公。为了给秦国发展争取好的外部环境，百里奚主张不杀晋惠公，保持秦晋友好关系。在穆姬以死相威胁的情况下，秦穆公同意放晋惠公归国。公元前637年，晋惠公死后。百里奚又辅佐秦穆公设法从楚国把晋国公子重耳接到秦国，并将重耳送回国，驱逐晋惠公的儿子太子圉（晋怀公），立重耳为君，史称晋文公。在百里奚辅佐秦穆公争霸的过程中，还经历了周王室之乱。公元前636年，东周的京都洛阳发生战乱，周襄王避难到竹川（河南襄县附近）。百里奚劝秦穆公把周襄王接到秦国，乘机称霸。由于秦穆公担心夹在中间的晋国阻拦，半途而废，拱手让给了晋文公。晋文公称霸以后，百里奚继续着手修复秦晋之间的友好关系，开始共同征伐附近与楚国结盟的小国曹国、卫国和郑国。公元前632年，秦晋军队在城濮打败了进犯中原的楚国军队，使楚国领兵的令尹子玉自杀。秦国成为继晋国以后，北方最具实力的强国。

百里奚雪耻崤山

秦国入驻郑国的盟军向秦穆公汇报：“我掌管郑国的城门，可以来偷袭郑国。”穆公去问蹇叔、百里奚，两个人回答说：“路经数国地界，到千里之外去袭击别人，很少有占便宜的。再说，既然有人出卖郑国，怎么知道我国的人就没有把我们的实情告诉郑国呢？不能袭击郑国。”穆公说：“你们不懂得，我已经决定了。”于是出兵，派百里奚的儿子孟明视、蹇叔的儿子西乞术和白乙丙率兵。军队出发的那天，百里奚、蹇叔二人对着军队大哭。穆公听说了，生气地说：“我派兵出发，你们却拦着军队大哭，这是为什么？”二位老人说：“为臣不敢阻拦军队。部队要走了，我俩的儿子在军队中也将前往；如今我们年岁已大，他们如果回来晚了，恐怕就见不着了，所以才哭。”二位老人退回来对他们的儿子说：“你们的部队如果失败，一定是在崤山的险要处。”三十三年（公元前627年）春天，秦国军队向东进发，穿过晋国，从周朝都城北门经过。周朝的王孙满看见了秦国的军队以后说：“秦军不懂礼仪，不打败仗还等什么！”军队开进到滑邑，郑国商人弦高带着十二头牛准备去周朝都城出卖，碰见了秦军，他害怕被秦军杀掉或俘虏，就献上他的牛，说：“听说贵国要去讨伐郑国，郑君已认真做了防守和抵御的准备，还派我带了十二头牛来慰劳贵国士兵。”秦国的三位将军一起商量说：“我们要去袭击郑国，郑国已经知道了，去也袭击不成了。”于是灭掉滑国（河南偃师东南）。这时候，晋文公死了还没有安葬。晋襄公愤怒地说：“秦国欺侮我刚刚丧父，趁我办丧事的时候攻破与我同姓的滑国。”于是把丧服染成黑色，以方便行军作战，发兵在崤山阻截秦军。晋军发起攻击，把秦军打得大败，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晋军俘获了秦军三位将军返回都城。晋文公的夫人是秦穆公的女儿，他替秦国三位被俘的将军求情说：“穆公对这三个人恨之入骨，希望您放他们回国，好让我国国君能亲自痛痛快快地煮掉他们。”晋襄公答应了，放秦军三位将军归国。三位将军回国后，穆公穿着白色丧服到郊外迎接他们，向三人哭着说：“寡人因为没有听从百里奚、蹇叔的话，以致让你们三位受了屈辱，你们三位有什么罪呢？你们要拿出全部心力洗雪这个耻辱，不要松懈。”于是恢复了三个人原来的官职俸禄，更加厚待他们。之后，孟明视以复仇为名，继续秦穆公的东进战略。公元前626年，孟明视带着复仇之师再次与晋军大战于彭衙（今陕西白水东北），秦国军队因实力不敌晋国军队，而失败。秦穆公丝毫没有怪罪的意思，继续支持孟明视。百里奚反思过去秦国失败的教训，对国内政治再行改革，实行增修国政，重施于民的政策，使秦国变得强大起来。史称：“谋无不当，举必有功。”三十六年（公元前624年），穆公更加厚待孟明视等人，派他们率兵进攻晋国，渡过黄河就焚毁了船只，以示决死战斗，结果把晋国打得大败，夺取了王官（今山西闻喜西）和鄗地，为崤山之战报了仇。晋国军队都据城防守，不敢出战。于是穆公就从茅津渡过黄河，为崤山之战牺牲的将士们筑坟，给他们发丧，痛哭三天。向秦军发誓说（见秦誓）：“喂，将士们！你们听着，不要吵嚷，我向你们发誓。我要告诉你们，古人办事虚心听取老年人的意见，所以不会有什么过错。”穆公反复思考自己不采纳蹇叔、百里奚的计谋而造成的过失，因此发出这样的誓言，让后代记住自己的过失。君子们听说这件事，都为之落泪，说：“啊！秦穆公待人真周到，终于得到了孟明视等人胜利的喜庆。”

百里奚威服戎狄

经历两次较量，百里奚认识到，秦国东进的道路已经被晋国牢牢地扼死，即审时度势，建议秦穆公避实击虚，实行向西发展策略。正在此时，秦国的快速发展，引起了西戎诸国的注意。绵诸国谋臣由余从绵诸国来秦国进行考察。当时，在今陕甘宁一带，生活着大大小小几十个戎狄部落和小国，如陇山以西有昆戎、绵诸、翟，泾北有义渠、乌氏、朐衍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陆浑之戎。他们生产落后，茹毛饮血，披发衣皮，各有部落首领，各自为政。但是狄戎人十分强悍，骑马射箭个个都是好手，并常常突袭秦的边地，抢掠粮食、牲畜，掳夺子女，威胁秦国。西戎诸部落中较强的是绵诸（在今甘肃天水市东）、义渠（在今甘肃宁县北）和大荔（今陕西大荔东）。其中，绵诸有王，住地与秦疆土相接。绵诸王听说秦穆公贤能，就派由余出使秦国。秦穆公为了威服绵诸国，达到扩大势力，进而称霸天下的战略目标。就隆重接待由余，向他展示秦国壮丽的宫室和丰裕的积储，向他了解西戎的地形、兵势。为收服由余，百里奚让内史廖出谋划策。内史廖说，绵诸王在西戎闭塞，没听过歌乐，送去十二个漂亮的女乐，一定能使他迷惑。果然，秦国送去十二个漂亮的女乐以后，绵诸王听着美妙的秦国音乐，看着那动人的舞蹈，大享眼耳之福，终日饮酒淫乐，不理国事。等到绵诸国内政事一塌糊涂，百里奚这才让由余回国。由余劝谏戎王受到拒绝，两人关系恶化。在秦人的规劝下，由余终于归顺了秦国。秦穆公以宾客之礼接待由余，和他讨论统一西方戎族的策略。公元前623年，由余引路，百里奚带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绵诸，在酒樽之下活捉了绵诸王。几十个戎狄国先后归服了秦国。秦国辟地千里，国界南至秦岭，西达狄道（今甘肃临洮），北至朐衍戎（今宁夏盐池），东到黄河，巴国也来朝拜，史称“秦穆公称霸西戎”。听到秦国征服狄戎的消息，消除了骚扰周的心头之患，周襄王高兴异常，派遣召公过带了金鼓送给秦穆公，表示祝贺。百里奚入秦，为秦国带去了周先进的文化、政治和耕作技术，使秦国由一个偏僻的小国一举成为可与晋国、楚国争高低的强国，成为名副其实的春秋五霸，为以后秦国兼并六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百里奚轶事典故

相堂听琴百里奚在秦国当上中大夫以后，始终保持着爱民思想，他勤勉政事，劳累不坐车，酷暑炎热不打伞，走遍国中，不用随从的车辆，不带武装防卫，深得秦国人民的信赖。对内，则提倡教化，开启民智，也就是精神文明，按照周朝的官制和朝仪，百里奚改变了秦国落后的国体；对外，搞好与邻国的关系，不兴战事，使秦国短期内大治。有一次，百里奚的相府觥筹交错，宾主笑语频频，非常热闹。百里奚交待歌舞者奏乐演唱举办堂会，来款待客人。在相府内一个洗衣服的女佣听到乐器声后，主动要求为中大夫百里奚演奏一曲，百里奚欣然表示同意。那老妇人走到大庭广众之下，落落大方地援琴抚弦，自弹自唱道：百里奚，五羊皮。忆别时，烹伏雌，炊扊扅，今日富贵忘我为。

百里奚，初娶我时五羊皮。临当别时烹乳鸡，今适富贵忘我为。百里奚，百里奚，母已死，葬南溪。坟以瓦，覆以柴，舂黄黎。搤伏鸡。西入秦，五羖皮，今日富贵捐我为。听着这委婉幽怨，耐人寻味，字字真切的歌声，百里奚大为惊讶，就上前去询问，方才知道原来是自己的结发妻子杜氏千里寻夫来到了眼前。百里奚妻杜氏自丈夫离别之后，几十年杳无音讯。家境贫困，又逢上灾荒年景，就带上儿子外出逃荒。杜氏讨饭到秦国，打听到百里奚已经在秦国当了大夫。为了能接近百里奚，她设法到百里奚府中当了洗衣的佣人。相堂之上相认后，夫妻两人抱头痛哭起来。秦国人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很为百里奚的品质所感动。秦穆公还派人送来了许多财宝馈赠，以示祝贺。从此，百里奚位高不忘旧情，相堂认妻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这是《风俗通》里记载了的一个感人故事。

百里奚人际关系

儿子：孟明视

百里奚史料索引

《左传》《史记》

百里奚后世纪念

姓氏由来

南阳百里奚故里

百里氏出自姜姓，百里奚的后代以百里为氏。此外，史书《国语》称百里奚为子明，也就是明先生，说明百里奚原名为明，按照史学家马非百考证，百里奚真实名字应该叫孟明，后世子女，以他的名为姓，才有了明氏。

《春秋秦国五子》、《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宰相》、《春秋战国时期秦国丞相》、《春秋战国历史名人》、《春秋时期政治家》、

二十四-6、柳下惠——和圣

柳下惠（公元前720年—公元前621年），姬姓，展氏，名获，字季禽（展氏族谱记载），又有字子禽一说，鲁国柳下邑人（今孝直镇人）。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鲁国大夫展无骇之子。

曾任鲁国士师，掌管刑罚狱讼之事。作为遵守中国传统道德的典范，其“坐怀不乱”的故事广为传颂。孔子以为“被遗落的贤人”，孟子尊为“和圣”。

周襄王三十一年（公元前621年），卒于鲁地故赵村，享年一百岁，谥号为惠。因其封地在柳下，后人尊称其为“柳下惠”，是百家姓“展”姓和“柳”姓的得姓始祖。

人物生平

柳下惠，春秋时鲁国人，展氏，名获，字禽。食邑柳下，私谥为惠，故又称柳下惠。于臧文仲执政时任士师。以讲究礼节著称。臧文仲祭祀海鸟,他认为不合祀典。鲁僖公十六年(前634),齐攻鲁,他使人至齐,以尊先王“世世子孙无相害也”之命为辞,劝齐退兵。引自《中国历史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32页。

人物关系图

父亲  展无骇  弟弟  盗跖展喜

柳下惠，姬姓，展氏，名获，字子禽，一字季。祖居利辛展沟，生于公元前720年，卒于公元前621年。柳下惠后裔播迁四方，其后人聚居的地方，多有其庙祀，往往被附会成其故里。被认为是遵守中国传统道德的典范，他“坐怀不乱”的故事中国历代广为传颂。

人物思想

柳下惠春秋时期人。名获，字子禽，又号柳下季。鲁国人。鲁大夫展无骇之子，与臧文仲同时。主要活动年代在鲁国庄、闵、僖、文四朝之间。被孔子称为“逸民”，又以其德行被视为儒家心目中的贤人：“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论语·卫灵公》)。曾作过法官，坚持“以直道事人”，被多次撤职(见《论语·微子》)。“不羞污君，不辞小官”(出《孟子-万章章句下》)。即不以侍奉坏君为可耻，不以自己官职小而出世。对个人的处境无怨无艾，也无所求：“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同出《孟子-万章章句上)，即自己被遗弃，也不怨恨；自己贫困．也不忧愁。认为去处行止都不必认真计较：“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同上)，意即牵住他，叫他留住，他就留住。叫他留住就留住，是因为他感到并没有必要离开某个地方。柳下惠在各诸侯国有相当大的影响。“昔者秦攻齐，令日：'有敢去柳下季垄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战国策·齐策四》秦攻齐，中间要经过鲁国。秦军下令切实保护柳下惠在鲁国的墓地，并规定在柳下惠墓地五十步以内砍柴的人要处以死刑。柳下惠在各诸侯国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文史记载

论语记载

《论语》记载柳下惠在鲁国做士师时。这是一个掌管刑罚狱讼之事的小官。当时鲁国王室衰败，朝政把持在臧文仲等人手中。柳下惠生性耿直，不事逢迎，自然容易得罪权贵，竟接连三次受到黜免，很不得志。100多年后的孔子在谈到这事时还十分气愤，说“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论语·卫灵公》）柳下惠虽然屡受打击排挤，仕途蹭蹬，他的道德学问却名满天下，各国诸侯都争着以高官厚禄礼聘他，但都被他一一拒绝了。有人问其故，他答道：“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论语·微子》）意思是说，自己在鲁国之所以屡被黜免，是因为坚持了做人的原则。如果一直坚持下去，到了哪里也难免遭遇被黜免的结果；如果放弃做人的原则，在鲁也可以得到高官厚禄。那又何必离开生他养他的故乡呢。

国语记载

柳下惠的直道事人，在史书中有几处明确的记载。《国语·鲁语上》中记载道：鲁僖公二十六年（前631年）夏，齐孝公出兵讨伐鲁国，臧文仲问柳下惠如何措辞，才可以使齐国退兵。柳下惠说，听说大国如果做好小国的榜样，小国如果好好侍奉大国，这样才能防止祸乱；时下鲁国作为小国却狂妄自大，触怒大国，无异自取其祸，怎么措辞都是没有用的。柳下惠这样说，相当于对臧氏在鲁国的执政行为直言不讳地表示了批评。

柳下惠有一个弟弟叫展喜，在鲁为大夫。齐孝公领兵伐鲁。鲁僖公派展喜去慰劳士兵以便迎战。柳下惠得知，便向展喜授以方略，让他到齐营去见齐孝公。孝公问，“齐国大军压境，他们害怕了吧。”展喜笑道，“小人才会害怕呢，君子是不会害怕的。”孝公不解地问为什么。展喜说，“凭先王之命。当初鲁之始封国君周公和齐之始封国君太公曾共同辅佐周成王。成王曾赐以盟书，说齐鲁两国今后要世代修睦敦好，不可以互相残杀。盟约尚藏在内府，载于史书，每当新君即位都要郑重地宣誓永志不忘。他才即位几天，怎么能把这事抛在了脑后。”齐孝公无言可对，自知理亏，只好撤兵。

齐孝公攻打鲁国北部边境。僖公派展喜去慰劳齐军，并叫他到展禽那里接受犒劳齐军的外交辞令。

齐孝公还没有进入鲁国国境，展喜出境迎上去进见他，说：“寡君听说他亲自出动大驾，将要光临敝邑，派遣下臣来犒劳他的左右侍从。”齐孝公说：“鲁国人害怕吗。”展喜回答说：“小人害怕了，君子就不。”齐孝公说：“他们的府库空虚得就像悬挂起来的磬，四野里连青草都没有，仗着什么而不害怕。”展喜回答说：“依仗先王的命令。从前周公、太公辅佐周室，在左右协助成王。成王慰问他们，赐给他们盟约，说：'世世代代的子孙，不要互相侵害。’这个盟约藏在盟府里，由太史掌管。桓公因此联合诸侯，而解决他们之间的不和谐，弥补他们的缺失，而救援他们的灾难，这都是显扬过去的职责啊。等到君侯登上君位，诸侯都给予厚望，说：'他会继承桓公的功业吧。’他敝邑因此不敢保城聚众，说：'难道他即位九年，就丢弃王命，废掉职责，他怎么向先君交代。他一定不会这样的。’依仗这个才不害怕。”齐孝公于是收兵回国。

齐国的国君派人向鲁国索要传世之宝岑鼎。鲁庄公舍不得，却又怕得罪强横无礼的齐国，遂打算以一假鼎冒充。但齐国人说：“齐国人不相信他们，只相信以真诚正直闻名天下的柳下惠。如果他说这个鼎是真的，齐国人才放心。”庄公只好派人求柳下惠。柳下惠说：“信誉是臣下一生的珍宝，如果说假话，那就是臣下自毁珍宝。以毁珍宝为代价来保住他的珍宝，这样的事怎么干。”庄公无奈，只得以真鼎送往齐国。

《国语》还记载了柳下惠批评臧文仲祭祀海鸟的故事。一只名为“爰居”的海鸟停留在了鲁国都城东门外好几天了，臧文仲让都城的人都去祭祀它。柳下惠却说，臧氏治国简直就是乱来，祭祀是国家的重要制度，而制度是治国能够成功的基础，所以要谨慎地制定关于祭祀的典章制度，而且这些制度要依据圣王的祭祀原则。圣王只祭祀对人民和国家有功劳的人和事物，所以柱、后土、黄帝、颛顼、帝喾、尧、舜、鲧、禹……直到周文王、周武王这些人，才能受到后人的祭祀；此外土地、五谷和山川的神，先哲和有美德的人，天上的日月和星辰，地上的五行，九州的名山、江河和沼泽，也应该加以祭祀。而海鸟“爰居”飞到鲁国，还不知道它为什么飞来，也不见得它对人民有什么功德，这样就决定祭祀它，实在不是仁德和明智的举措。柳下惠猜测海鸟是为躲避灾难而来，而事实证明了他的猜测是对的。这件事不但说明了柳下惠为官的正直，也表现出他对圣王礼制的熟悉，这也是他受儒家思想重视的原因。

诗经记载

柳下惠被中国历代广为人知的是他“坐怀不乱”的故事。传说是这样的，古时候的展沟西面有一片茂密的柳林，有一个深秋的夜晚，柳下惠路过柳林时，忽遇倾盆大雨。他急忙躲到一个破庙里避雨。恰在这时，一年轻女子也到此避雨，与他相对而坐。半夜时分，年轻女子被冻醒，便起身央求坐到柳下惠怀中，以温身驱寒。柳下惠急忙推辞：“万万使不得，荒郊野外，孤男寡女处在一起本已不妥，他若再坐他怀，更是有伤风化。” 女子道：“世人都知大夫圣贤，品德高尚，小女子虽坐在怀中，大人只要不生邪念，又有何妨。他若因寒冷病倒，家中老母便无人服侍，他救他就是救了他母女二人。” 柳下惠再无推托之词，只好让女子坐到自己怀中。如注暴雨，一夜未停。柳下惠怀抱女子，闭目塞听，丝纹不动，漫漫长夜竟不知温香在怀。天明，雨过天晴，得恩于柳下惠的女子不胜感激地说：“人言展大夫是正人君子，果然名不虚传。”

其他记载

柳下惠退居柳下后，则招收生徒，传授文化、礼仪，深受乡人爱戴。死后，弟子要为他议谥号。其妻说：“将诔夫子之德耶，则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诔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诚而与人无害兮。屈柔从俗，不强察兮。蒙耻救民，德弥大兮。遇难三黜，终不弊兮。恺悌君子，永能厉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几遐年，今遂逝兮。呜呼哀哉，鬼神泄兮。夫子之谥，宜为惠兮’”（《烈女传》）展禽故谥为“惠”。

柳下惠墓（和圣墓），位于山东柳里以北。最早关于和圣墓的记载，见于明·嘉靖《泰山志》卷二《遗迹·帝王》载：“柳下惠墓：在州治东南一百里，村人尚多展姓者，村名曰柳里村。”

柳下惠死后葬在汶水之阳，其墓历来受到人们的保护。秦伐齐，道经柳下惠墓地，秦下令：“有去柳下惠墓地采樵者，死无赦。”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泰安知县毛蜀云曾三次整修其墓，在四周立有界石，为防汶水冲蚀，在墓南、西、北各筑土堤，东南垒石坝三十丈加以保护，并植杨柳千株，使柳下“碧玉千树，青丝万条”的古风重现。

人物年表

公元前720 周平王五十一年、鲁隐公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午时，火光入室，文鸟鼓舞，禽生于鲁地。

公元前715 鲁隐公八年，禽六岁。其父鲁大夫司空无骇卒。

公元前701 鲁桓公十一年，禽二十岁。娶妻姜氏。

公元前695 鲁桓公十七年，禽二十六岁。远行归，夜宿郭外。时天大寒，有一女子趋讬，恐其冻死，

乃令坐于怀中，以衣覆之，至晓不乱。

公元前694 鲁桓公十八年，禽二十七岁。仕鲁参末议。

公元前693 鲁庄公元年，禽二十八岁。仕鲁上大夫士师。一仕。

公元前692 鲁庄公二年，禽二十九岁。黜士师职。一黜。

同年，生长子

公元前691 鲁庄公三年，禽三十岁。其母卒。

公元前687 鲁庄公七年，禽三十四岁。春三月，复用为士师。二仕。

公元前685 鲁庄公九年，禽三十六岁。黜士师职。二黜。

公元前684 鲁庄公十年，禽三十七岁。生次子。

公元前681 鲁庄公十三年，禽四十岁。复为士师。三仕。

公元前680 鲁庄公十四年，禽四十一岁。复黜士师职。三黜。

公元前672 鲁庄公二十二年，禽四十九岁。春，复为士师。四仕。至五月，复黜士师职。四黜。

公元前671 鲁庄公二十三年，禽五十岁。邻人见鲁既不用，又不果行，乃谓之曰：“鲁聘夫子三黜，无忧色，何也。”因起而歌曰：“春风鼓，百草敷蔚?，吾不知其茂；秋霜降，百草零落，吾不知其枯。枯茂非四时之悲欣，荣辱岂吾心之忧喜。”

公元前667 鲁庄公二十七年，禽五十四岁。在鲁教育门人。

公元前665 鲁庄公二十九年，禽五十六岁。常与乡人油油然聚首言欢，不堕厥节，时虽欲去，止之复留。

公元前662 鲁庄公三十二年，禽五十九岁。鲁用委吏，就之不辞。

公元前657 鲁僖公三年，禽六十四岁，教育门人日众。

公元前650 鲁僖公十年，禽七十一岁，孙生。

公元前648 鲁僖公十二年，禽七十三岁，僖公欲大用之，臧文仲阻止，终止。

公元前646 鲁僖公十四年，禽七十五岁。齐师攻鲁，求鲁岑鼎。鲁予赝鼎，齐人知其诳也，曰：“以展禽之言乃信。”乃以真鼎往。禽曰：“君之欲以为岑鼎以免国也，弃臣之信以免君之国，亦臣之所难也。”

公元前645 鲁僖公十五年，禽七十六岁。子椿卒

公元前643 鲁僖公十七年，禽七十八岁。臧文仲使国人祭海鸟爰居，禽力辨其非。

公元前636 鲁僖公二十四年，禽八十五岁。食邑柳下，广种柳树。

公元前634 鲁僖公二十六年，禽八十七岁。夏，齐孝公伐鲁北鄙。臧文仲欲以辞告病焉，问于展禽。对曰：

“获闻之，处大教小，处小事大，所以御乱也，不闻以辞。若为小而崇以怒大国，使加己乱，乱在前矣，辞其何益。” 文仲曰：“国急矣。百物唯其可者，将无不趋也。愿以子之辞行赂焉，其可赂乎。”展禽使乙喜以膏沐犒师，曰：“寡君不佞，不能事疆埸之司，使君盛怒，以暴露于弊邑之野，敢犒舆师。”齐侯见使者曰：“鲁国恐乎。”对曰：“小人恐矣，君子则否。”公曰：“室如悬磬，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

对曰：“恃二先君之所职业。昔者成王命他先君周公及齐先君太公曰：'女股肱周室，以夹辅先王。赐女土地，质之以牺牲，世世子孙无相害也。’君今来讨弊邑之罪，其亦使听从而释之，必不泯。其社稷；岂其贪壤地而弃先王之命。其何以镇抚诸侯。恃此以不恐。”齐侯乃许为平而还。

公元前632 鲁僖公二十八年，禽八十九岁。从游者逾众，担簦负笈而来者不下百余人。

公元前625 鲁文公二年，禽九十六岁。八月丁卯，祭太庙，夏父弗忌为宗伯，将跻僖公于闵（湣）公之上，宗有司谏之，臧文仲不加制止。展禽斥之。

公元前621 周襄王三十一年、鲁文公六年，冬十二月三日，禽卒于鲁地故赵村，享年百岁。

轶事典故

关于“坐怀不乱”的典故最早出《荀子·大略》中：“柳下惠与后门者同衣，而不见疑，非一日之闻也。”这个故事自汉代以来已经广为传颂，可谓家喻户晓。相传在一个寒冷的夜晚，柳下惠夜宿于城门，遇到一无家女子。柳下惠恐她冻死，叫她坐在怀里，解开外衣把她裹紧，同坐一夜，并没发生非礼行为。于是柳下惠被誉为“坐怀不乱”的正人君子。此外，他为人刚正不阿，得罪权贵，多次遭到贬谪，但不离开父母之邦，所谓“虽遭三黜，不去故国；虽荣三公，不易其介”。柳下惠得到了孔子、孟子等人的高度评价。

版本一

旧小说多引用“柳下惠坐怀不乱”的典故，来赞扬男子之美德。相传在一个寒冷的夜晚，柳下惠宿于郭门，有一个没有住处的妇女来投宿，柳下惠恐她冻死，叫她坐在怀里，解开外衣把她裹紧，同坐了一夜，并没发生非礼行为。于是柳下惠就被誉为“坐怀不乱”的正人君子。

版本二

也有传说是：某年夏天，展获外出访友，途遇大雨，直奔郊外古庙暂避，但一踏进门槛，见一裸体女子正在里面拧衣，展获急忙退出，立于古槐之下，任其暴雨浇注。庙内妇女发觉，躲在门后，忙着湿衣。此事传为佳话，故有“柳下惠坐怀（槐）不乱”之美名。

考古相关

最早关于新泰和圣墓的记载，见于明·嘉靖《泰山志》卷二《遗迹·帝王》载：“柳下惠墓：在（泰安）州治东南一百里，村人尚多展姓者，村名曰柳里村。”

明·万历《岱史》卷八《遗迹纪》载：“柳下惠墓，在（泰安）州治东南百里，村人尚多展姓者，名曰柳里村。”明人宋焘《泰山纪事·天集》载：“柳下惠：先圣姓展氏，居于柳下。既殁，乃谥为惠。

今（泰安）州城南六十里柳里村，乃其故处也。……柳里村有柳下惠墓。”《大清一统志》卷一四二《泰安府》载：“周柳下惠墓：在泰安县东八十三里柳里村。”

清·唐仲冕辑《岱览》卷二九《博览二·文献》载：“旧《泰安州志》记载：'柳下即（泰安）治东南柳里村，有墓在焉，其高如陵。’……案墓在汶河北郭家庄西北一里，方形，共四十步，墓中高，连顶六步。距墓六里为汶南西柳庄，有和圣祠，碑曰'和圣故里’，一曰'柳下书堂’。

祠南一里，有和圣桥。墓西南十八里，有展氏先茔。”清人宋思仁《泰山述记》载：“柳里村，即古柳下地。……北有墓存焉，其高如陵。……旧有碑，今亡。（泰安）郡城内有和圣祠，坍塌。”时任官泰安的宋思仁“捐廉修葺，并建碑表墓”。民国《重修泰安县志》卷二《舆地·古墓》载：“和圣墓：在（泰安）县东南一百里许天宝寨地方小汶北。”

平阴县孝直镇展洼村保留有“和圣柳下惠故里”的明代石碑、“和圣祠”等遗迹和几部有关族谱，表明这里就是柳下惠的故里或至少与柳下惠有千丝万缕的历史渊源。

柳下惠，姓展，名获，字季禽，春秋时期鲁国人，大智大慧者，因食邑柳下而得名。他是制作周礼周乐的周公的后裔，其父展无骇是鲁国的司空，是鲁国的一介贵族。柳下惠分析国政，谈论兵法，执掌刑狱，多谋善断，才能出众，死后谥号为惠，被世人称为柳下惠。据《论语》记载，孔子称之为“被遗落的贤人”。孟子在《孟子·万章下》称其为“圣之和者也”，“和圣”之称由此而来。另据《展氏族谱序》记载，“禽，圣人也，道承唐虞，学开孔孟。”

柳下惠所居的柳下，即今山东省平阴县孝直镇展洼村一带，展洼现尚存明代隆庆年间“和圣柳下惠故里”碑。展洼村，位于平阴、东平、肥城三县交界处。春秋时此地为齐鲁交界处，现为泰安济南两市结合部，自古土地肥沃，粮丰草足，有“平阴第一粮仓”之美称。柳下惠居此风水宝地，产生了众多脍炙人口的故事。这些故事，有的反映了柳下惠的高尚品德，有的反映了他的大智大慧，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柳下惠坐怀不乱。千百年来，“坐怀不乱”被人们作为评判人的品德的标准。他死后变作小白龙奉谕旨去黑龙家大战黑龙的故事，在山东和东三省更是广为流传，家喻户晓。在平阴、肥城一带，每年六月份，东北方向乌云翻滚，暴雨倾盆时，人们就说这是柳下惠所化小白龙回来探亲。

平阴县孝直镇展洼村历史上曾隶属于肥城县，清光绪年间划归平阴。据清乾隆《重修肥城县志》、嘉庆《肥城县新志》及光绪《重修肥城县志》记载，该县展家洼有“和圣祠”。《展氏族谱·家祠志》记载：“明学道贺万祚题为和圣故里。肥邑邑侯王维精书丹立石。”展洼村为展姓聚居村落，存有乾隆年间、光绪十一年（1885年）和光绪十八年（1892年）以及民国五年、1954年所修五部《展氏族谱》。民国五年《展氏族谱》记载：“明洪武二十五年复自青州益都县卜里迁于平肥东三界间。”

以展洼村为中心点，展氏已辐射周围几十个村。当年鲁国灭亡后展氏宗族避难逃离鲁国。经过漫长的时期，到明洪武年间，天下太平盛世，展有才（柳下惠六十八代孙）认祖归根复迁回展洼。据展洼一带的人们说，展洼村一带即是柳邑，因为这里汇河以西，有一连串的五个柳沟村。这些村庄分布在平阴县南部孝直、孔村两个乡镇的汇河两岸。此地一直有植柳的习惯，“柳”是“柳下”字意的沿袭。

柳下惠是早期鲁文化的代表之一。从地理环境看，当年平阴南部先属鲁国，是鲁国的西北边陲，后属齐国管辖。展洼村北不足五公里的肥城市石横镇衡鱼村（古时称都君庄），与平阴县柳滩村相邻，有著名的历史文化名人左丘明的故居。西北方向10公里处，平阴县孔村镇有古杏坛村和古紫盖山（今孔子山），山上有孔子教书堂和孔庙古迹。由此可见此地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历史地位。柳下惠的历史故事能够在当地广为流传，经久不息，也就不言而喻了。

石碑

当地人告诉记者，这通石碑最早是自己1976年带人从已经废弃的“和圣祠”旧址拉到旁边一个小桥上当成了桥板。2008年9月20日自己又带人费了很多气力从小桥上卸下来，拉到了家中暂时保管。由于石碑太沉，又被踩踏了几十年，已经裂为三块，但没有缺少，很完整。而且幸亏当时作为桥板时碑面朝下，没有磨损字迹。 石碑就平放在展昭臣家的院子里，高约2米，宽0.8米，中间竖排的几个大字是“和圣柳下惠故里”，右侧上方字迹为“钦差提督学政山东等处提刑按察司副使贺万祚”，左侧小字为“文林郎知费城县事关西王惟精立明隆庆陆年奉祀生员展芳名展尔仝修长清县生员王道元书丹镌字匠程起元”。 展昭臣还说，在村里还有两通石碑也和“和圣祠”有关。说着，他带着记者一行来到村子中央，在路边倒卧着一通石碑，大小和上面那通差不多，上面的字迹为“重修和圣祠堂”，为“乾隆二十五年立”，碑帽上刻有精美的云纹，中间有“皇清”两个字。在这通石碑斜对面一个院子的最里面，同样倒卧着一通石碑，上面的内容是“重修始祖和圣祠堂碑记”，落款为“大清咸丰留念岁次丙辰阳日六十九代孙展瑞麟”。《碑记》的字迹有些漫漶，有的已经认不出来，大意是重修祠堂的经过。据介绍，这通石碑也是2008年拉到这里的，祠堂的旧址就离这里不远。展昭臣又带记者来到祠堂旧址，这里还残留着一座土坯房子的残垣断壁。展昭臣对记者说，祠堂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拆除了，后来上面盖了住房，被废弃了。镇和村里想重新修建“和圣祠”，并扩大面积，扩充文化内容，将其整体建成一座“和圣公园”。

族谱

除这通石碑，村里还藏有《展氏族谱》。是一套1954年影印版的线装本，第一册为总谱，第二册前面有柳下惠绣像，上面标明为“和圣祠孥神像图”。正文第一页第一行写着：“始祖和圣讳获字季禽，鲁公族上大夫食邑柳下谥曰惠，生于故县长于堰头葬于故赵村”。孝直镇文化站站长何鹰对这套《展氏族谱》非常有研究，他告诉记者，这套族谱很明确地告诉他们，柳下惠原名叫展获，字季或者禽，因食邑柳下、谥号为惠，被后世人称为柳下惠。除了这套1954年影印版，村里还藏有清乾隆时期的一册手抄本，以及清光绪十一年（1885）和光绪十八年（1892）和民国五年（1916）所修的三部《展氏族谱》，这几部族谱都拿到外面去修整和进行续谱了，没在村里。他就此强调，通过这几部族谱和“和圣柳下惠故里”石碑，可以充分证明展洼村就是柳下惠故里。

展洼村是一个大自然村，后来因为人口越来越多，就被分为了前洼村、中洼村和后洼村3个自然村。这几个村子的村民大都姓展，而且以此为中心，周围多个县的10多个村中都有姓展的村民，人口达15000多人。而这些姓展的村民都是展获也就是柳下惠的后代。

人物故里

清嘉庆李兆洛纂《凤台县志·营建篇》载：今平阴县展洼村是展禽故里。李兆洛纂《凤台县志·营建篇》“柳庄寺，在展沟西南八里展洼村。春秋柳下惠居此。附近展姓尚多，传为展禽后裔。平阴县孝直镇展洼村保留有“和圣柳下惠故里”的明代石碑、“和圣祠”等遗迹和几部有关族谱，表明这里就是柳下惠的故里或至少与柳下惠有千丝万缕的历史渊源。”公元前715年，无骇卒。当时诸侯以字为谥，鲁隐公便命其族以祖父字为展氏。此乃展氏得姓之始。展禽为无骇之子，这便是展、柳二姓均尊展禽即柳下惠为始祖的历史渊源。

人物评价

柳下惠“坐怀不乱”，这还是小事情，历史上坐怀不乱的男人或女人有很多，不过古人以柳下惠作标榜。而坐怀不乱并不是柳下惠最高的一面，他最高的一面在这里：

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柳下惠作士师，等于所在管刑法的官，勉强比作现代的司法部长或最高法院院长。他三次上台，三次都被罢免下台，于是有一个人对他说，他先生何必一定要在鲁国做事，出国去吧。他自己国家不要他，何必一定干，到别的国家说不定有更好的地位。柳下惠答复他说，一个人终身行直道，思想、行为、做事完全直的，走正路来做人家的部下，在任何一个国家社会做事，都是一样会有问题，都要吃亏，会被挤下来的。如果以歪曲的心思，用手段来取得地位，以得功名富贵为荣耀，并不想真为国家社会做事的，那又何必离开自己父母之国呢。祖宗都在这里，一样可以做事。换句话说，随便在哪里，决不走歪路，而走正路，在任何社会都是一样比较困难的。柳下惠的人品就在这里，为了贯彻人格的思想，为了贯彻传统文化以正道事人，以正道立身处世，忽视于功名富贵，那是身外事，并不在乎，这是他的人格。这里先记载他的事情，后面孔子还要提到他的。

为什么把柳下惠的事放在微子、箕子、比干三人的记载后面。柳下惠并不是殷纣时代的人，而是春秋战国孔子这一时代的人，还可能稍稍早一点，不过已是一个天下闻名了不起的人物，这里先记载他的事，柳下惠的这几句话，也说明了前面三个人的事情。所以中国的古文，如《论语》的文章一看起来好像是法律的条文，一条一条，好像连不起来，实际上仔细一读，它是长篇文章，连接得非常好。换句话说，微子、箕子、比干、有的愿杀身以成仁，如比干；被赶出去就走了，如微子；为奴就为奴，如箕子。为什么他们不弯一弯呢。态度稍微改变一下，去拍个马屁，也会好好用他们，更何况他们本来就是皇族。可是他们为什么不这样做，这就说明个人作人也好，在国家社会中立足作一普通人也好，大原则上人格的重要。反过来，就是如果以枉道事人的话，随便哪里都可以干，如果坚持以正道、直道事人，又何必离开。所以引用柳下惠的这几句话，等于是为上面三个人的事，作了一个注解，这就是《论语》的编辑方法。

孟子对柳下惠非常推崇，《孟子》一书曾把柳下惠和伯夷、伊尹、孔子并称四位大圣人，认为他不因为君主不圣明而感到羞耻，不因官职卑微而辞官不做；身居高位时不忘推举贤能的人，被遗忘在民间时也没有怨气；贫穷困顿时不忧愁，与乡下百姓相处，也会觉得很愉快；他认为自己和任何人相处，都能保持不受不良影响。因此，听说了柳下惠为人处世的气度，原来心胸狭隘的人会变得宽容大度，原来刻薄的人会变得老实厚道。孟子认为像柳下惠这样的圣人，是可以成为“百世之师”的。

柳下惠选择坚持“直道而事人”，最后只能去官隐遁，成为“逸民”。《论语》记载孔子对柳下惠的评价是：“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意思是，相比伯夷、叔齐的宁肯饿死也不食周粟，柳下惠肯降低自己的理想，虽然屈辱了身份，但是能做到言行举止合乎道德和理智。《左传》中孔子也把臧文仲让柳下惠下台，列为臧氏执政的“三不仁”之一，表示谴责。

除了“百世之师”之外，“柳下惠坐怀不乱”的典故在现代的用语之中，一方面常被理解为男人有能力控制自己的性欲之外；另一方面也用于称赞真正的男人为人正直、意志坚强。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代表人物》、《春秋战国时期鲁国著名人物》、《春秋时期政治家》、

二十四-7、介子推——春秋三杰

介子推（？-前636年），又名介之推、介推，后人尊为介子，中国春秋时期晋国大臣。

晋骊姬之乱后，公子重耳出逃至翟国，介子推同狐偃、赵衰、魏犨、司空季子等人追随一同逃亡。晋文公归国后，赏赐那些一同跟从流亡者，介子推没有向晋文公索要俸禄，晋文公也没有给介子推赏赐俸禄。介子推同母亲说明情况后，就携母隐匿在山林之中，最终隐居而死。

晋文公到处寻找介子推而未得，最终将棉上山封为介子推之田。《庄子·盗跖》和《楚辞·九章·惜往日》是最早叙述这类故事的文献。介子推割股救主、抱木燔死以及同寒食节的关系，均是传说和演绎。

人物生平

追随重耳

介子推的出身事迹见诸文献的极少。春秋时期，晋国发生内乱，晋献公宠妃骊姬，欲废掉太子申生，改立骊姬之子奚齐为太子，由是引发一系列变乱。

太子申生被骊姬陷害致死；公子夷吾和重耳畏惧逃亡，重耳避难奔翟，随行贤士多人，主要人士有五人，即：狐偃、赵衰、魏犨、司空季子及介子推，又有“赵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贾佗；先轸；魏犨”之说。介子推即是其中之一。介子推随重耳在外逃亡19年。风餐露宿，饥寒交迫，备尝“险阻艰难”。重耳最终能返回晋国，立为晋君，介子推也尽了犬马之劳。

割股充饥

早年重耳出亡时，先是父亲献公追杀，后是兄弟晋惠公追杀。重耳经常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据《韩诗外传》，有一年逃到卫国，一个叫作头须（一作里凫须）的随从偷光了重耳的资粮，逃入深山。重耳无粮，饥饿难忍。当向田夫乞讨，可不但没要来饭，反被农夫们用土块当成饭戏谑了一番。后来重耳都快饿晕过去了，为了让重耳活命，介子推到山沟里，把腿上的肉割了一块，与采摘来的野菜同煮成汤给重耳。当重耳吃后知道是介子推腿上的肉时，重耳大受感动，声称有朝一日做了君王，要好好报答介子推。在重耳落难之时，介子推能如此肝脑涂地，忠心耿耿，实属难能可贵。

介子推辞官不言禄

十九年的逃亡生涯结束后，重耳一下子由逃亡者变成了晋文公，时值周室内乱，“未尽行赏”，便出兵勤王，“是以赏从亡者未至隐者介子推”。对此，介子推没有像壶叔（一名陶叔狐）那样，主动请赏。他说，晋文公返国，实为天意，介子推却认为忠君的行为发乎自然，没必要得到奖赏，并以接受奖赏为耻辱，狐偃等“以为己力”，无异于“窃人之财”的盗贼，故“难于处矣”。介子推无视狐偃等人的夹辅之力是错误的，但其中丝毫没有对晋文公的怨恨，没有对功名利禄的艳羡。有的却是对狐偃、壶叔等追逐荣华富贵的鄙夷。有些并未跟随晋文公逃亡的人（例如：竖头须）为了贪小便宜通过说些难听的话也来请赏，介子推因此很气愤，进而隐居绵山，成了一名不食君禄的隐士。

介子推抱树而死

介子推不肯受赏，曾赋诗一首，“有龙于飞，周遍天下。五蛇从之，为之丞辅。龙反其乡，得其处所。四蛇从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死于中野。”邻居解张为子推不平，夜里写了封书信挂到城门上。晋文公看到这首诗后，后悔自己忘恩负义，赶紧派人召介子推受封，才知道他已隐入绵山。晋文公便亲带广众人马前往绵山寻访。谁知那绵山蜿蜒数十里，重峦叠嶂，谷深林密，竟无法可寻。晋文公求人心切，听小人之言，下令三面烧山。没料到大火烧了三天，介子推的影子也没见。晋文公叫人在山前山后放火，周围绵延数里，火势三日才熄，介子推终究没有出来。后来有人在一棵枯柳树下发现了母子的尸骨，晋文公悲痛万分，在介子推的尸体前哭拜一阵，然后安葬遗体，发现介子推脊梁堵着个柳树树洞，洞里好像有什么东西。掏出一看，原来是片衣襟，上面题了一首血诗：“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柳下作鬼终不见，强似伴君作谏臣。倘若主公心有我，忆我之时常自省。臣在九泉心无愧，勤政清明复清明。”晋文公将一段烧焦的柳木，带回宫中做了一双木屐，每天望着它叹道：“悲哉足下。”此后，“足下”成为下级对上级或同辈之间相互尊敬的称呼，据说就是来源于此。公元前635年，晋文公领着群臣，素服徒步登山祭奠，表示哀悼。行至坟前，只见那棵老柳树死树复活，绿枝千条，随风飘舞。晋文公望着复活的老柳树，像看见了介子推一样。他敬重地走到跟前，珍爱地掐下一枝，编了一个圈儿戴在头上。

天禧元年（1017年），宋真宗诏封介子推为洁惠侯。

介子推人物精神

作为春秋贵族，介子推的言行，宵小之徒视之为迂腐，然则体现了正道之义。介子推的行为并非忠君而是爱国，以后世儒家评价必为“忠君之典范”，而成为中国儒家传统观念中大丈夫精神的渊源，这实在是对介子推之毁誉啊。以后人的价值观将其行为定义为迂腐愚昧是错误的，即使在今天忠于国家也是应当提倡的。介子推不言禄的行为也是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体现，正因为如此，黄庭坚赞叹道“士甘焚死不公侯，满眼蓬蒿共一丘”（宋·黄庭坚《清明》）。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种精神孕育和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无数仁人志士、英雄豪杰，构成中华民族的脊梁，介子推对功名利禄的鄙弃，对奸伪欺罔、人世谬举的愤懑，他“割股食君”实乃“食国”，正是中华民族正道爱国传统美德的体现；在介子推身上蕴涵着对祖国的深沉赤诚的爱恋之情。晋献公嬖骊姬，杀申生，昏于家，乱于国，而重耳则成为振兴晋国的希望。介子推的行为是他笃信爱晋国须爱重耳的自然表露。

介子推历史评价

介子推忠君赴义、鄙弃功名利禄的气节，流芳百世，感人至深。后人不仅造了个“寒食节”来纪念他，还修建了大量的祠堂庙宇来祭奠他，文人雅士登临题咏、寓兴抒怀的就更是不胜枚举。这样的讴歌绵延不绝，贯穿数千年，其不动声色的道德教化，使人们不假思索地形成了某种“集体无意识”，以至于很少有人对介子推的所作所为投以审视的目光。

介子推后世纪念

介子推介子推庙

介子推庙，位于山西省晋中市灵石县境内的张蒿村，称英毅圣王庙。介庙所建处，原有母子柏、母子碑。传说母子柏所生之处是介子推母子相抱被焚死之地。介庙周围原来环境清幽，浓荫十里，风景秀丽，气候温凉。也由于这个原因，这里也被人称为“神林”。可惜1942年日本侵略者侵华时，这里的山林庙宇均被火焚毁，现仅存寺庙的偏院一处，院内还存有原庙基的石墩和五通石碑。

介子推天涯山石鼓寺

天涯山风景区位于山西省原平市境内，景区以天涯山优美独特的自然景观为依托，以春秋时期著名历史人物介子推的“精忠纯孝”精神为主题，将生态观光旅游与现代文化体验有机结合起来，是山西省著名的风景旅游休闲度假区。

天涯山风景区忠孝台介子推塑像

石鼓寺是天涯山风景区一景，始建于元代。据《崞县志》载，元代张显之夫人延氏乐善好施，在莲花山下修建舍药院，为当地百姓消灾除病，并供奉绵山介子推神灵保佑。一天夜里，忽闻人语马嘶，隔窗闻问，答曰：“介神驻兵。”翌日，见院内石上留有马蹄印，随后将舍药院改为介神行宫，即石鼓神祠之前身。现存元代大元国延佑四年皇帝御书“石鼓殿”大牌匾足证。殿内塑起了介子推和其母的巨像，墙壁上绘就32幅介公生平行藏。于是，东周春秋时期的介子推也就自然成了石鼓山的山神，“石鼓神祠”由此得名。

介子推寒食节

寒食节在清明节前二日，冬至以后一百零五日，这一天要禁火，从上到下只吃瓜果点心一类冷食。民间普遍认为寒食起源于晋文公火烧介子推的故事。人们为了纪念介子推，就在那个月不生明火，吃饭也吃冷的食物。后来一个月渐渐减少到清明节的前一天，即为“寒食节”。过节的当天，家家门上插柳枝、烧纸钱、在野外祭祀、吃冷饭这些都是为了纪念介子推。后来，人们也常常在寒食节纪念死去的亲人。

介子推庙

虽然寒食节的真正起源并非来自介子推，但将纪念介子推作为寒食节起源的说法却更为流行，甚至后来寒食节逐渐被清明节取代，许多人又把纪念介子推作说成清明节的起源。传说文公为哀悼介子推，下令全国介子推被焚的三月五日为火禁日，禁止烟火，仅食寒食，并从此形成了中国古代一个著名的节日“寒食节”。晋文公率众臣到绵山下的介庙祭奠介子推，看到焚烧林山坡上的被烧柳树死而复活。晋文公以为柳树是介子推转化，他便赐柳树为清明柳。要求晋国百姓家家门上挂柳枝，扫墓栽柳，上绵山踏青，抒发思念之情。并令寒食前一是为“炊熟日”，人们要做许多蒸饼，称作“子推蒸饼”；也有人家用面粉和枣泥做成燕子状饼（三角馅饼），然后用柳条串起挂在门据上晾晒，称作“子推燕”。 每年清明节不仅在房屋（村后）栽柳，而且青年男女要上山踏青，并要头戴上用柳条编织的柳冠或柳环。当时有民谣说：“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在介山，有“思烟台”遗址。传说文公焚林，有百鸦绕烟而噪，或围在介子推周围，用躯体遮挡烈焰。晋人感其功德，在此筑起一高台，纪念这些义禽。

介子推史书记载

宋王当《春秋臣传》为介子推立传；民国《介休县志》、雍正《山西通志》也为介子推立传；胡春霖《山西名贤辑要》，介子推被收入《廉介类》。

二十四-8、孙叔敖——春秋时期楚国令尹

孙叔敖(前630年-前593年)，芈姓，名敖，字叔敖。楚国期思邑（今河南信阳市淮滨县）人，楚国名相，春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

孙叔敖约楚庄王八年（前606年），孙叔熬在期思、雩娄，主持兴修水利，建成中国最早的大型渠系水利工程是一期思雩娄灌区。庄王十五年（前599年）孙叔敖拜相，“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庄王十七年(前597年)，楚国与晋国大战于邲，其辅助庄王指挥战斗突然进军，晋军措手不及，仓皇而逃，楚国因此役而建立霸权。庄王二一年（前593年），因积劳成疾，孙叔敖病逝他乡，年仅38岁。

孙叔敖不但政治业绩突出，还在发展社会经济方面做出了贡献，重视农业、牧业和渔业的发展，劝导百姓利用秋冬农闲季节上山采伐竹木，春夏多水季节通过河道运出去卖掉，使资源得到合理利用，也利于国家富足和百姓生活的改善，其还是杰出的军事家，选择适合于楚国的条文，立为军法，对各军的行动、任务、纪律等都制定了明确规定，运用于训练和实战。

《荀子·非相》篇：“楚子孙叔敖，期思之鄙（郊野）人也。”东汉邯郸淳《楚相孙叔敖碑》也提到：“楚相孙君，讳饶，字叔敖，本是县人也，六国时期思属楚”。孙叔敖是楚庄王时为楚国令尹，以贤能闻名于世。

《淮南子·人间训》：孙叔敖在出任令尹前，“决期思之水，而灌雩雩之野”，即带领当地人民兴建水利工程，灌溉农作物，这项水利工程，就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芍陂”（《太平御览·地部》：“楚相作期思陂，灌云雩之野。”）。春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楚国名相，蒍氏，名敖，字叔敖，一名蒍猎，蚡冒之后，“世为列姬，国地朝廷”。公元前601年，出任楚国令尹（楚相），辅佐楚庄王施教导民，宽刑缓政，发展经济，政绩赫然。主持兴修了芍陂，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增强了国力。司马迁《史记·循吏列传》列其为第一人。相传孙叔敖少年时，曾遇两头蛇，时俗认为见此蛇者必死。他想：要死只我一人，不要再叫旁人看见。于是，他斩杀了这蛇，埋入山丘，其品德为族人赞佩（出典见《贾子》）。期思城西南有埋蛇岭系孙叔敖埋蛇处，也叫埋蛇冢，史志作敦蛇丘。后因期思县治划入固始，《嘉靖固始志》把"寝野歧蛇"列为八景之一（今期思镇划入淮滨县管辖）。孙叔姓出自芈姓，是春秋时期楚国的大官孙叔敖之后，孙叔敖开发水利，楚国人非常拥护，死了以后子孙以此为荣，一部分姓孙叔，一部分姓孙。孙叔敖是孙叔姓的起源。（源自-百家姓姓氏讲解）。

孙叔敖主要功绩

约公元前605年，孙叔敖在期思、雩娄主持兴修水利，建成中国最早的大型渠系水利工程——期思雩娄灌区，相当于现代新建的梅山灌区中干渠所灌地区。据记载他还曾主持修建芍陂，在今湖北江陵一带也兴修过水利。

荆州孙叔敖墓

庄王曾认为当时楚国的车子太小，遂命令全国一律改造高大的车子。孙叔敖劝谏，若以命令行事，会招致百姓反感，不如把都市街巷两头的门限做高，低小的车过不去，人们就会自觉改造高车了。庄王又嫌原来通行的货币太小，改铸大币，强令通行，人民使用不便，引起市场混乱。他认为“便民为要”，劝说庄王恢复通行小货币，市场又趋繁荣。孙叔敖还是杰出的军事家，他选择适合于楚国的条文，立为军法，对各军的行动、任务、纪律等都制定了明确规定，运用于训练和实战。庄王十六年（公元前598年），楚军在诉地修筑城池，由于他用人得当，计划周密，物资准备充足，30天就完成了任务。次年，楚与晋大战于邲，他辅助庄王机智灵活地指挥了这场战斗，刚一出动战车，他即鼓动楚军勇猛冲击，一鼓作气，迅速逼近晋军，使其措手不及，仓惶溃散，逃归黄河以北，中原霸主的地位便转向楚国。

由于行政、治军有功，楚庄王多次重额封赏，孙叔敖坚辞不受。为官多年，家中却没有积蓄，临终时，连棺椁也没有。司马迁《史记》中记为“循吏”第一。去世后，归葬于江陵白土里。另在沙头镇有衣冠冢。清朝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 立有“楚令尹孙叔敖墓”石碑。墓在今中山公园东北隅。孙叔敖，姓蔿名敖字孙叔，一字艾猎。春秋时楚国江陵人。父蔿贾任楚国司马，战功显赫，后为楚将都越椒残杀。楚庄王时，由前令尹虞丘推荐，任孙叔敖为令尹。司马迁称他“三为楚相，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任相期间，编修《仆区》（楚国刑书名），法制大振。又“ 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孙叔敖善于用兵，楚庄王十七年（公元前597年），率申息之师在（今河南省荥阳东北）大胜晋兵。任令尹前，曾在今商城县境“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即利用大别山上来水，在泉河、石槽河上游修建水陂塘，形成水藤结瓜式的期思陂，既防下游水涝，又供上游灌溉，是中国最早见于记载的大型灌溉工程。三国时，曹魏的刘馥重加整治，明代维修扩充，嘉靖时固始县境内陂塘、湖港、沟堰达932处。其遗址今又成为梅山、鲇鱼山灌区的组成部分。他还开凿“芍陂”（今安徽省寿县城南安丰塘）。清朝夏尚忠追纪其事：“溯其初制，引六安百余里之水，自贤姑墩入塘，极北至安丰县折而东至老庙集，折而南至皂口，又南合于墩，周围凡一百余里，此孙公当日之全塘也。”《水经注》称：“陂有五门，吐纳川流”。东汉、三国、唐肃宗、元忽必烈均在此广为屯田，大获其利。建国后，又沟通淠河总干渠，引来佛子岭、磨子潭、响洪匐三大水库之水，成为淠史杭灌区一座中型反调节水库，效益得到更大发挥。除上述工程外，孙叔敖还兴建安徽霍邱县的水门塘，治理湖北的沮水和云梦泽，促进了楚国的农业发展，后人为纪念他，在安丰塘北堤建有孙公祠，在湖北沙市公园建有孙叔敖衣冠冢，在期思集立碑并建有楚相孙公庙。1957年，毛泽东路过信阳，称赞孙叔敖是水利专家。

孙叔敖政治成就

为官之道

孙叔敖是古代为官清正廉洁的典范。孙叔敖在任令尹期间，三上三下，升迁和恢复职位时不沾沾自喜；失去权势时不悔恨不叹息。孙叔敖作为令尹，权力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他轻车简从，吃穿简朴，妻儿不衣帛，连马都不食粟。成为《吕氏春秋》《荀子·非相》中记载的圣人。楚庄王二十年前后（约公元前594年），孙叔敖患疽病去世。作为一位令尹，家里竟穷得徒有四壁，连棺木也未准备。他死后，儿子穷得穿粗布破衣，靠打柴度日。孙叔敖是楚庄王时的令尹，被后世视作列国名相。《列子·说符》记载：一位名叫狐丘丈人的隐士曾对孙叔敖说：“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孙叔敖问他何谓“三怨”，这位隐士回答说：“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恶之；禄厚者，怨逮之。”孙叔敖告诉他：“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禄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于三怨，可乎？”爵位、权力和俸禄是一个人做官的三种伴生物，并且一般与官职的高低成正比，一个人希望获得更高的官职，也正因为伴随这种官职而来的，是更高的爵位、更大的权力和更厚的俸禄，他个人的尊严、价值和享受由是也会得到更大的满足或更充分的实现。然而，事情也有另外一个方面：首先，愈高的爵位位数愈少。一个人获得了更高的爵位，表明他占据了更多的人所觊觎获得的目标，堵塞了众人企图逐层晋升、获取尊荣的狭窄之路，必然招致众人的嫉妒。其次，一种政权机构能够施予社会的总权力具有一个客观的限度，其中的一个人拥有了更大的权力，必使主上的权力减少，而且更大的权力也构成了对主上地位的威胁，因而他很可能招致主上的憎恶。另外，丰厚的俸禄会使一个人拉大他与众人生活水平的差距，也极易促成他骄奢淫逸的生活习气，从而招致众人的怨恨：孙叔敖是当时楚王手下官职最高的人物，狐丘丈人告诉他高职位可能招致的嫉妒、憎恶和怨恨，这一诚恳的提醒包含着他对社会生活的全面观察和深沉的思考。

孙叔敖并没有否认这三怨的存在，他也不愿蒙受三怨；作为一代名相，他向狐丘丈人阐明了自己居处高位而避免三怨的基本方法：首先，他的爵位越高，他的心气越是卑下。低爵位和无爵位是高爵位存在的基础，一个人占据了荣耀显贵的高爵之位，其显贵本质上是以不曾显贵的广大民众为存在基础的，因而他绝不能对居处下位的民众颐指气使，盛气凌人，而应当愈怀卑谦之心，常持尊崇之情，把生自于民众的荣耀最大程度地还给民众本身。孙叔敖正是保持了这种卑下心态，才在受妒的地位上免除了一些嫉妒。其次，他的权力越大，他处事就越是谨慎小心。在一定的权力位置上，他明白自己的权力界限，把自己的行为谨慎地控制于该界限之中，对于涉界的事情绝不擅权用事，留给上峰发挥意志的充分余地，彻底免除其受威胁之感；与此同时，他也明白自己权力的分量，慎重地按照_一定的礼仪规范和各种现实要求去处事，力求处政的平稳和妥善。孙叔敖以这种谨慎小心的处事风格，在最高的权力位置上避免了主上的憎恶。另外，他的俸禄越厚，他对民众的施予就越广博。丰厚的俸禄在他手中不是自己安逸享乐的本钱，而是他周济贫寒、施惠于民的资本，借此他显示了自己做官为民和厚施博爱的无私的高尚情操，民众已失去了怨恨于他的基本理由。孙叔敖以自己的为相三方打破了狐丘丈人关于高位三怨的世态断言，表现了一位名相高超的处事方式。

治国之道

楚庄王十五年（公元前599年）孙叔敖拜为令尹（即国相），主张“施教于民”，“布政以道”。他极为重视民生经济，制定、实施有关政策法令，尽力使农、工、贾各得其便。当时的楚国通行贝壳形状的铜币，叫做"蚁鼻钱"。庄王却嫌它重量太轻，下令将小币铸成大币，老百姓却觉得不方便，特别是商人们更是蒙受了巨大损失，纷纷放弃商业经营，这使得市场非常萧条。更严重的是，市民们都不愿意在城市里居住谋生了，这就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孙叔敖知道后，就去见庄王，请求他恢复原来的币制。庄王答应了，结果三天后，市场又恢复到原来繁荣的局面。当时，淮水流域常常会闹水灾，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孙叔敖为使百姓富足，国家强盛，就去亲自调查，主持兴修水利设施。最著名的就是芍陂。芍陂原来是一片低洼地，孙叔敖就发动农民数十万人，修筑堤堰连接东西的山岭，开凿水渠引来河水，造出了一个人工大湖。有水闸可以调节水量，既防水患又可以灌溉浇田，从而振兴了楚国的经济。楚国出现了一个“家富人喜，优赡乐业，式序在朝，行无螟蜮，丰年蕃庶”的全盛时期。

孙叔敖不但政治业绩突出，他还在发展社会经济方面做出了贡献。不但重视农业，还注重牧业和渔业的发展。他劝导百姓利用秋冬农闲季节上山采伐竹木，再在春夏多水季节通过河道运出去卖掉。这样使资源得到合理利用，也利于国家富足和百姓生活的改善。孙叔敖这种因势利导的经济观点比司马迁早了五百年，但却和司马迁的观点相近。其经济思想，发展经济的措施也是值得称道的。

孙叔敖治水业绩

芍陂，今名安丰塘，位于寿县城市30公里处，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是中国最古老而又著名的水利工程，曾被誉为“水利之冠”。它对淮河以南地区的灌溉、航运、水产养殖、屯田济军等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人们一提起它，就会联想到这个水利工程的设计人和兴造者——孙叔敖。《史记·循吏列传》云：“孙叔敖者，楚之处士也。虞邱相进之于楚庄王，以自代也。三月为楚相，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孙叔敖，姓蒍，名敖，字孙叔，父亲蒍贾，任楚国司马，聪明过人，屡立战功，后被楚将斗越椒杀害．孙叔敖奉母逃难，居于梦泽，力耕自给。公元前613年——591年，虞邱荐其贤于楚庄王，召拜令尹。孙叔敖当政以后，根据当时外患内扰，连年混乱，令典荒废，百业待兴的状况，把息兵安民，除患兴利，发展生产，致富国民，当作治国之策上书楚庄王．当时，淮河以南的寿春，是楚国的主要粮食产地之一，这里的粮食丰歉，对人民的安定和军粮的供应关系极大，为此庄王便采纳了孙叔敖的国策。生长在水乡的孙叔敖，深知水患给农业带来的损失，给人民造成的灾难。乃考制度，立军法，下膏泽，兴水利。他在淮河以南，淠河以东，察看了大片农田的旱涝情况；又沿淠水而上，爬山越岭，勘测了来自大别山的水源．于是便在淮南一带，征集民力，疏沟开渠，洼地除涝，高地防旱。韭选定淠河之东、瓦埠湖之西的长方形地带，就南高北低的地形和上引下控的水流，合理布置工程、大规模围堤造陂，周长120里许，上引龙穴山、淠河之水源，下控1300多平方公里之淠东平原，号称灌田万顷．因当时陂中有一白芍亭，故名“芍陂”。芍陂的兴建，适合国情，深得民心，为繁荣楚国经济和屯田积谷济军，起到了一定作用。正因为如此，孙叔敖在辅佐楚庄王的较短时间内，上下和合，世俗盛美，吏无奸邪盗贼不起，三军严肃，百姓无扰，使楚国一跃而为春秋诸侯中的军事大国。

母教蒍敖图

孙叔敖清风惠政，节衣缩食，理国安民，肋精图治，尤其是修造芍陂，竭尽其力，并耗尽了自己的家业．筘非说他：“粝饼菜甍，枯鱼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饥色”，他持廉至死，家无余财，妻子穷困，负薪而食。楚庄王听优孟之言，召孙叔敖之子，封于寝邱（今河南省固始县）四百户，以奉其祀，后十世不绝《皇览》云：“孙叔敖家在南郡江陵故城中自土里。民传孙叔敖曰葬我庐江陂，后当为万户邑。”功施当时，泽及后世。两千多年来，芍陂一直发展于生产，造福于人民。《地理志》载：西汉专业之官二十种，地区九十七处，惟九江郡有陂官、湖官，首要是治理芍陂。《后汉书·王景传》载：建初八年（公元83年）王景“迁庐江太守……郡界有楚相孙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驱率吏民修起芜废，教用犁耕，由是垦辞倍多，境内丰给。”《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载，建安十四年， “置物州郡县长吏，：开芍陂屯田。”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也载“芍陂……言楚相孙叔敖所造。”并记载了芍陂的规模。因此，历代修治芍陂，其规模较大者就有20余次。用于军事上的屯田、争战，·御敌，其次数也有不少。至于安丰塘之名，则始见于《唐书·地理志》：“寿州……安丰……县界肓芍陂，灌田万项，号安丰塘”。但自唐至明，通常仍称芍陂。孙叔敖的治水业绩，古往今来一直受到人民的敬仰。早在汉代当地人民就在芍陂北堤建起孙公祠，每年春秋农民必到这里致祭。因祠简陋且又屡遭兵燹，明代监察御史魏障重建。后遭火焚，明嘉靖己酉年，寿州知州栗永禄重修。清代邑侯李大升，州佐颜伯殉和徐廷琳、郑基等州官，也都作了修缮和增躇．祠内四周高墙，三进大院，松柏参天，有正殿、耳房、客堂、禅室、东西庑和崇报门偻．大殿正中供奉有二米高的楚相孙叔敖石刻像及其传记，两旁是明代知州黄克缵，清代州佐颜伯殉的碑文石刻像系明万历三十七年所镌，衣冠隽秀，神态自若，刀法矫健，简练清新．东西庑原设有远自汉代，近自清代，历代经修安丰塘的尚书、抚台、按院、司马、太守、刘史、寿州邑侯等50多个木主牌位，有篆刻，有书写，古色古香，还有《春秋祭仪》。“馔，牲、莲”和香案陈设图，这些均不幸毁于战乱。崇报门楼前匣的客堂，还保存有十多面石刻的塘图，塘志和历代修塘纪事的牌文。虽几经沧桑，但迄今仍然笔触清新，棱角分明。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二米高的碉代石刻塘图，上有安丰塘的位置、水源、斗门及其灌区概况，它在水利科学上确有一定价值。千百年来，到过芍陂的文人墨客，都为孙叔敖造陂之功绩夕在赞叹中留下不少动人的诗篇。宋代王安石在《送公仪宰安丰》诗中有：“楚客来时雁为伴夕归期祗待春冲夕雁飞南北三两回，回首湖山空梦乱夕秘书一官聊自慰安丰百里谁复叹夕扬鞭去去及芳时夕寿酒千觞花烂熳。”明代宜阳侍郎王邦瑞夕也有一首《过孙叔敖祠》诗：“百里塘峙楚祠，万年伏腊动人思，爱存堕泪非残，功似为霖岂一时。”清康熙年间，州佐颜伯殉在修治安丰塘时，专著《安丰塘志》。清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夏尚志对安丰塘的历史作了详细调查，较为完备系统的编写了《芍陂纪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古芍陂，已成为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领导人和国内外专家，学者、新闻界、电影界先后来安丰塘参观考察，留下了不少感慨钓篇章，美妙的画面。北京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单士元，于1986年5月在考察芍陂之历史时，兴致勃勃地吟诗赞道：“楚相千秋业，芍陂富万家。丰功同大禹，伟业冠中华。”

孙叔敖人物籍贯考

孙叔敖的籍贯，历史学者大都一致认为，是河南淮滨县人，根据《荀子·非相》篇：“楚子孙叔敖，期思之鄙（郊野）人也。”东汉邯郸淳《楚相孙叔敖碑》也提到：“楚相孙君，讳饶，字叔敖，本是县人也，六国时期思属楚”。孙叔敖去世后，其长子被楚庄王封在寝丘（今河南固始，西汉名寝丘，东汉光武帝改名固始）奉祀，后传十代，有成语“寝丘之志”。据《史记·滑稽列传》载;“庄王谢优孟，乃召孙叔敖子，封之寝丘四百户以奉其祀,后十世不绝。”《淮南子·人间训》：“孙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饶之地。其子辞而不受，请有寝之邱。”又,《隶释》著录之《楚相孙叔敖碑》云:“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翟,··一而欲有赏，必于潘国，下湿侥钧，人所不食.’遂封潘乡，即固始也.”孙叔敖一称蒍敖、孙叔。春秋时期楚郢都人(今纪南城)。蒍氏,名敖,一字艾猎。楚庄王时令尹,为政注重法治,任用贤能。楚庄王十七年(前597),他辅助庄王在邲之战中指挥楚军大败晋兵。曾开凿芍陂(今安徽寿县安丰塘),蓄水灌田。又传曾在期思、雩娄(今河南商城东)兴修水利工程。引自《中国历史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83页。

孙叔敖历史评价

诸葛亮：“昔孙叔敖乘马三年，不知牝牡，称其贤也。”

孙叔敖事迹典故

孙叔敖一杀两头蛇

古文孙叔敖为青年时，出游，见两头蛇，杀而埋之。归而泣。其母问其故，叔敖对曰：“闻见两头之蛇者死，向者吾见之，恐去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见，杀而埋之矣。”其母曰：“吾闻有阴德者天报以福，汝不死也。”及长，为楚令尹，未治而国人信其仁也。译文孙叔敖年少的时候，有一次出去游玩，碰到了两头蛇，就把它杀了并且埋了起来。回到家中就哭泣起来。（孙叔敖的）母亲问他哭泣的原因，孙叔敖说：“我听说见到两头蛇的人一定会死，我见到了，恐怕（我）要抛下母亲先死了。”母亲说：“两头蛇在哪？”孙叔敖说：“我怕后来的人又会看见，就把它杀了并且埋了起来。”母亲说：“我听说暗中助人的人上天对他必定有善报，你一定不会死。”等到（孙叔敖）长大，出任楚国令尹，还没有推行自己的治国主张而国人就已经信服他的仁义了。

孙叔敖二论忧患

古文孙叔敖遇狐丘丈人。狐丘丈人曰：“仆闻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孙叔敖蹴然易容曰：“小子不敏，何足以知之！敢问何谓三利？何谓三患？”狐丘丈人曰：“夫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恶之，禄厚者、怨归之，此之谓也。”孙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禄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于患乎?”狐丘丈人曰：“善哉言乎！尧。舜其犹病诸。”译文孙叔敖遇到狐丘丈人，狐丘丈人说：“我听说，有三利必有三害，你知道吗?”孙叔敖惊讶地改变脸色说：“我不聪明，怎么知道。请问什么叫三利，什么叫三害?”狐丘丈人说：“爵位高的，人们会嫉妒他；官大的，君主会厌恶他；俸禄厚的，怨恨会集中于他。这就是三利三害。”孙叔敖说：“不是这样的。我爵位越是高，心志越在于下层；我的官越是大，我的野心越小，只想着黎民百姓；我的俸禄越是多，布施越加广泛。这样可以免于害吗?”狐丘丈人说：“说得好啊！这种事连尧、舜他们都感到患苦。”

孙叔敖三为楚令尹

古文

孙叔敖为楚令尹，一国吏民皆来贺。有一老父衣粗衣，冠白冠，后来吊。孙叔敖正衣冠而见之，谓老人曰：“楚王不知臣之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尽来贺，子独后吊，岂有说乎?”父日：“有说：身已贵而骄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权者君恶之，禄已厚而不知足者患处之。”孙叔敖再拜曰：“敬受命，愿闻余教。”父曰：“位已高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禄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谨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孙叔敖对曰：“甚善，谨记之。”译文孙叔敖作楚国的令尹，一国的官吏和百姓都来祝贺。有一个老人，穿着麻布制的丧衣，戴着白色的丧帽，最后来吊丧。孙叔敖整理好衣帽出来接见了他，对老人说：“楚王不了解我没有才能，让我担任令尹这样的高官，人们都来祝贺，只有您来吊丧，莫不是有什么话要指教吧？”老人说：“是有话说。当了大官，对人骄傲，百姓就要离开他；职位高，又大权独揽，国君就会厌恶他；俸禄优厚，却不满足，祸患就可能加到他身上。”孙叔敖向老人拜了两拜，说：“我诚恳地接受您的指教，还想听听您其余的意见。”老人说：“地位越高，态度越谦虚；官职越大，处事越小心谨慎；俸禄已很丰厚，就不应索取分外财物。您严格地遵守这三条，就能够把楚国治理好。”孙叔敖回答说：“您说的非常对，我牢牢记住它们！”

孙叔敖四论其相貌

楚之孙叔敖，期思之鄙人也①，突秃长左②，轩较之下③，而以楚霸。注释①期思：地名，楚国之邑。 鄙人：郊野之人。②突秃：头秃发少。 长左：左手长。③轩较之下：指个子矮小。 轩，古代车前的直木。较，古代车前的横木。译文楚国的孙叔敖，是期思这个地方的粗人，头秃发少，左手比右手长，身高不及车前的横木，却使楚国称霸于诸侯。

孙叔敖人物纳言

原文贾谊著孙叔敖为楚令尹①，一国②吏民皆来贺。有一老父衣粗衣，冠白冠，后来吊③。孙叔敖正衣冠而见之，谓老人曰：“楚王不知臣之不肖④，使臣受吏民之垢⑤，人尽来贺，子独后吊，岂有说乎?”父曰：“有说：身已贵而骄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权者君恶之，禄已厚而不知足者患处之⑥。”孙叔敖再拜曰：“敬受命，愿闻余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⑦，官益大而心益小，禄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谨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孙叔敖对曰：“甚善,谨记之。”

孙叔敖孙叔敖戒子

原文孙叔敖疾，将死，戒其子曰：“王数封我矣，吾不受也。为我死，王则封汝，必无受利地。楚、越之间有寝之丘①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恶。荆②人畏鬼，而越人信禨③。可长有者，其唯此也。”孙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辞，请寝之丘。孙叔敖之知，知不以利为利矣。知以人之所恶为已之所喜，此有道者之所以异乎俗也。注释①寝之丘：含有陵墓之意。②荆：楚国的别称。③禨（jī）：迷信鬼神和灾祥。

孙叔敖史书记载

孙叔敖者，楚之处士也。虞丘相进之于楚庄王，以自代也。三月为楚相，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庄王以为币轻，更以小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业。市令言之相曰：“市乱，民莫安其处，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几何顷乎？”市令曰：“三月顷。”相曰：“罢，吾今令之复矣。”后五日，朝，相言之王曰：“更币，以为轻。今市令来言曰'市乱，民莫安其处，次行之不定’。臣请遂令复如故。”王许之，下令三日而市复如故。楚民俗好庳车，王以为庳车不便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数下，民不知所从，不可。王必欲高车，臣请教闾里使高其梱。乘车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数下车。”王许之。居半岁，民悉自高其车。此不教而民从其化，近者视而效之，远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地；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

孙叔敖后世纪念

孙叔敖墓孙叔敖墓位于荆州市中山公园东北角江津湖畔、春秋阁旁。其墓碑为清乾隆二十年（公元1757）所立，上刻“楚令尹孙叔敖之墓”。

孙叔敖墓

孙叔敖是楚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他辅佐春秋霸主楚庄王在宓（今河南荥阳东北大败晋军，奠定了雄楚称霸的伟业。以任令尹（令尹））期间体恤民情，悉心国事。他鼓励民众上山采矿，使楚国的青铜冶炼和铸铁工艺在当时处于领先地位；他重视水利建设，在河南固始一带兴修了历史上第一个大型水渠工程期思陂，在楚都纪南城东北修建了大型平原水库，即现今的海子湖；他严明法度，制定实施了许多有利于民生的政策法令。在他悉心治理下，楚国进入了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全盛期。孙叔敖虽贵为令尹，功勋盖世，但一生清廉简朴，多次坚辞楚王赏赐，家无积蓄，临终时连棺椁也没有。他过世后，其子穷困仍靠打柴度日。孙叔敖的高尚品格，备受后人赞誉。司马迁在《史记》中称其为“循吏”第一。中国戏剧始祖、楚国当时的戏剧表演艺术家优孟，就曾装扮成孙叔敖在楚庄王面前载歌载舞，楚庄王为此而大受感动，并采取怃恤措施厚待孙叔敖的儿子。历代文人墨客瞻仰孙叔敖墓，写下了不少咏赞的诗篇。

《第一批历史治水名人》、《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宰相》、《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丞相》、

二十四-9、扁鹊——医祖、春秋战国时期名医

扁鹊（公元前407～公元前310年），姬姓，秦氏，名越人，春秋战国时期名医，渤海郡鄚人。扁鹊曾居住在中丘（内丘）蓬鹊山（蓬山、鹊山的通称）九仙洞（又名秦越人洞，唐代于鹄诗《秦越人洞中咏》有记），从师于长桑君，尽传其医术禁方，饮以山巅“上池”（石盆）之水，修得高超医术。初医治好赵简子五日不醒之症，赵简子赐其蓬鹊山田四万亩于扁鹊，得到食邑之地。巧因蓬鹊山之首，扁鹊洞府上面，有翩翩欲飞天然石鹊和静观天下神奇石人形象，赵人视秦越人为吉祥喜鹊一般，而尊称其为 “扁鹊”，即“在赵者名扁鹊”。后扁鹊游医虢国，巧医虢太子“尸厥症”，使之起死回生。虢太子感恩弃国来到蓬鹊山太子岩，从医扁鹊游，采药于是山。扁鹊在咸阳遭秦太医李醯妒忌杀害，蓬鹊山赵人不远千里，从咸阳抱回其头颅，葬在山下，将焦子村和郎家庄合二为一改叫“神头村”， 自此，建庙立祠，世代奉祀。

人物生平

扁鹊，姬姓，秦氏，名越人，春秋战国时期名医，渤海郡鄚人。

扁鹊曾居住在中丘（内丘）蓬鹊山（蓬山、鹊山的通称）九仙洞（又名秦越人洞，唐代于鹄诗《秦越人洞中咏》有记），从师于长桑君，尽传其医术禁方，饮以山巅“上池”（石盆）之水，修得高超医术。初医治好赵简子五日不醒之症，赵简子赐其蓬鹊山田四万亩于扁鹊，得到食邑之地。巧因蓬鹊山之首，扁鹊洞府上面，有翩翩欲飞天然石鹊和静观天下神奇石人形象，赵人视秦越人为吉祥喜鹊一般，而尊称其为 “扁鹊”，即“在赵者名扁鹊”。后扁鹊游医虢国，巧医虢太子“尸厥症”，使之起死回生。虢太子感恩弃国来到蓬鹊山太子岩，从医扁鹊游，采药于是山。扁鹊在咸阳遭秦太医李醯妒忌杀害，蓬鹊山赵人不远千里，从咸阳抱回其头颅，葬在山下，将焦子村和郎家庄合二为一改叫“神头村”， 自此，建庙立祠，世代奉祀。

少年拜师

扁鹊年轻时做人家客馆的主管。有个叫长桑君的客人到客馆来，只有扁鹊认为他是一个奇人，时常恭敬地对待他。长桑君也知道扁鹊不是普通人，他来来去去有十多年了，一天叫扁鹊和自己坐在一起，悄悄和扁鹊说：“我有秘藏的医方，我年老了，想传留给你，你不要泄漏出去。” 扁鹊说：“好吧，遵命。”

行医诸国

公元前361年之后，秦越人到了赵国的都城——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当地人民很重视妇女，所以他便做带下医(妇科医生)。因此，他的威望就更高了。

后来他又取道汤阴(今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之伏道社，渡黄河经长清(今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于公元前357年到了齐国的都城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蔡桓公派人招待他，桓侯接见时，他望着桓侯的颜色，便说：“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深。”桓侯答道：“寡人无疾”。他离开后，桓侯就对左右的人说：“医之好利，欲以不疾为功。”过了五天，他见到桓侯又说：“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桓侯仍答道：“寡人无疾。”他辞出后，桓侯感到很不高兴。过了几天，再看见桓侯时，他又郑重地说：“君有疾在肠胃间，不治将深。”桓侯很不愉快，没有理睬。又过了几天，扁鹊复见桓侯。看见桓侯的脸色，吃惊的溜走了。桓侯便派人追问原因，他说：“疾之居腠理，汤熨之所及；在血脉，针石之所及，在肠胃，酒醪之所及；其在骨髓，虽司命无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不久桓侯病发，派人去请他治疗，可是他已取道魏国，跑到秦国去了。桓侯终因病深，医治无效而死去。

秦越人等离开临淄后，于公元前354年到了魏国的都城—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在大梁时，他曾见过魏国的国王魏惠王。公元前350年，他们一行到达秦国的都城咸阳。以后又回大梁。

在公元前355年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和弟子子阳、子豹等人，都逗留在那里行医。大约于公元前317年，他们又取道周都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听说当地的人民很敬重老人，因此，曾为“耳目痹医” (五官科、疯科医生)。后来他们又向咸阳而去。

公元前310年，扁鹊再度来到咸阳，因咸阳的人民很爱小儿，所以他就做了“小儿医”。扁鹊及其弟子不辞艰辛，行程四千余里，周游列国，济世救人；他们“随俗为变”，成为医、药、技非常全面的“全科医生”。

名扬天下

扁鹊名声传扬天下。他到邯郸时，闻知当地人尊重妇女，就做治妇女病的医生；到洛阳时，闻知周人敬爱老人，就做专治耳聋眼花四肢痹痛的医生；到了咸阳，闻知秦人喜爱孩子，就做治小孩疾病的医生；他随着各地的习俗来变化自己的医治范围。秦国的太医令李醯自知医术不如扁鹊，派人刺杀了扁鹊。天下谈论诊脉法的人，都遵从扁鹊的理论和实践。

遇害经过

秦武王与武士们举行举鼎比赛，不觉伤了腰部、疼痛难忍，吃了太医李醯(音西)的药，也不见好转，并且更加严重。有人将神医扁鹊已来到秦国的事告诉了武王，武王传令扁鹊入宫。扁鹊看了武王的神态，按了按他的脉搏，用力在他的腰间推拿了几下，又让武王自己活动几下，武王立刻感觉好了许多。接着又给武王服了一剂汤药，其病状就完全消失。武王大喜，想封扁鹊为太医令。李醯知道后，担心扁鹊日后超过他，便在武王面前极力阻挠，称扁鹊不过是“草莽游医”，武王半信半疑，但没有打消重用扁鹊的念头。

李醯决定除掉扁鹊这个心腹之患，派了两个刺客，想刺杀扁鹊，却被扁鹊的弟子发觉，暂时躲过一劫。扁鹊只得离开秦国，他们沿着骊山北面的小路走，李醯派杀手扮成猎户的样子，半路上劫杀了扁鹊。

现代传承

大量史料、遗迹证实，内丘蓬鹊山为扁鹊学医、行医、采药，赵简子赐田、封赠食邑，虢太子从师、学医之地。现保存着历史最为悠久，规模最为弘大的扁鹊祠。司马迁撰《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之《扁鹊传》，通篇多依据蓬鹊山遗闻而作。宋嘉祐初年（1056年），宋仁宗敕封内丘扁鹊祠中奉祀之扁鹊“神应侯”（宋代碑记）。

内丘乃扁鹊文化发祥地，扁鹊文化之乡。扁鹊的活动痕迹在内丘有着完整的链条可以串联起来，其黄老医道之术在扁鹊祠世代传承不断。尤其元代，太医院提点颜天翼（1191—1254年）、颜伯禄父子不但重修扁鹊祠，还将扁鹊祠作为传承中医药的医馆。蓬鹊山也因扁鹊而灵性，与之蓬莱山齐名，曾出现海市蜃楼。

内丘扁鹊祭祀为河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为历代朝廷祭祀扁鹊的场所，更是四海民众敬仰扁鹊的圣地。尤其借寒食（清明前后农历三月初一）、寒衣（农历十月一）之气，自古形成盛大无比的传统庙会。辐射到顺德府、保定府、广平府、平乡、南和、任县、邢台、内丘、隆尧、沙河、广宗、曲周、鸡泽、广平等三府十八县。而今波及到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北京等地，会期近一个月，朝拜人数达上百万人次。内丘扁鹊祠现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

著作

《汉书·艺文志》载《扁鹊内经》、《扁鹊外经》，均佚。现存《难经》系后人托名扁鹊之作。

学术内容

诊疗技术

扁鹊在诊视疾病中，已经应用了中医全面的诊断技术，即后来中医总结的四诊法：望诊、闻诊、问诊和切诊，当时扁鹊称它们为望色、听声、写影和切脉。他精于望色，通过望色判断病证及其病程演变和预后。扁鹊精于内、外、妇、儿、五官等科，应用砭刺、针灸、按摩、汤液、热熨等法治疗疾病，被尊为医祖。

扁鹊的切脉诊断法也很突出，具有较高水平。《史记》称赞扁鹊是最早应用脉诊于临床的医生。先秦时期，中医的脉诊是三部九候诊法，即在诊病时，须按切全身包括头颈部、上肢、下肢及躯体的脉。扁鹊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应用脉诊来判断疾病的医生，并且提出了相应的脉诊理论。

医学主张

扁鹊十分重视疾病的预防。从蔡桓公这个案例来看，他之所以多次劝说及早治疗，就寓有防病于未然的思想。他认为对疾病需要预先采取措施，把疾病消灭在萌芽里，这样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他曾颇有感触地指出：客观存在的疾病种类很多，但医生却苦于治疗疾病的方法太少。

临床应用

在治疗方面，扁鹊能熟练运用综合治疗的方法。综合疗法为扁鹊行医时的主要治疗措施。先秦时期，在临证中，医学尚未明确分科。尽管《周礼》中已有兽医、食医、疾医和疡医之分，但这仅仅是在宫廷中的设置。兽医、食医、疡医分别管理牲畜疾病、宫廷饮食调配和以刀剪割切的外科等事项。除此以外的其他病证，都属疾医的范畴。扁鹊是一位能兼治各科疾病的多面手，扁鹊还能根据当地的需要，随俗为变地开展医疗活动。据记载，扁鹊还精于外科手术，而且应用了药物麻醉来进行手术。

轶事典故

扁鹊换心

鲁公扈、赵齐婴二人有轻病，就一起请扁鹊治病，扁鹊对公扈说：“你的志气强身体却很弱，有计谋却并不果断，齐婴你的志气弱身体却很好，没有谋虑却过于执著。如果把你们的心脏互换，就能平衡病也就好了。”扁鹊让二人喝了药酒，他们昏死了很多天，剖开他们前胸找到了心脏，将它们互换放置好，然后给他们吃了神药，于是二人过了一会便醒了，就像刚开始一样的健康，后来二人就向扁鹊告辞回家了。

起死回生

一次扁鹊到了虢国，听说虢国太子暴亡不足半日，还没有装殓。于是他赶到宫门告诉中庶子，称自己能够让太子复活。中庶子认为他所说是无稽之谈，人死哪有复生的道理。扁鹊长叹说：“如果不相信我的话，可试着诊视太子，应该能够听到他耳鸣，看见他的鼻子肿了，并且大腿及至阴部还有温热之感。”中庶子闻言赶快入宫禀报，虢君大惊，亲自出来迎接扁鹊。

扁鹊说：“太子所得的病，就是所谓的'尸厥’。人接受天地之间的阴阳二气，阳主上主表，阴主下主里，阴阳和合，身体健康；现在太子阴阳二气失调，内外不通，上下不通，导致太子气脉纷乱，面色全无，失去知觉，形静如死，其实并没有死。”

扁鹊命弟子协助用针砭进行急救，刺太子三阳五会诸穴。不久太子果然醒了过来。扁鹊又将方剂加减，使太子坐了起来。又用汤剂调理阴阳，二十多天，太子的病就痊愈了。这件事传出后，人们都说扁鹊有起死回生的绝技。

人物的评价

司马迁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说：“女无美恶，居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疑。故扁鹊以其伎见殃，仓公乃匿亦自隐而当刑。缇萦通尺牍，父得以后宁。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岂谓扁鹊等邪?”

日本医师滕惟寅说：“扁鹊，上古之神医也。”

对后世的影响

扁鹊奠定了祖国传统医学诊断法的基础。难怪司马迁称赞他说：“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守数精明，后世修(循)序，弗能易也。”

他用一生的时间，认真总结前人和民间经验，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在诊断、病理、治法上对祖国医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扁鹊的医学经验，在我国医学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对我国医学发展有较大影响。因此，医学界历来把扁鹊尊为我国古代医学的祖师，说他是“中国的医圣”、“古代医学的奠基者。”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称他是“总结经验的第一人”。

二十四-10、商鞅——战国三杰

商鞅（约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38年），姬姓，公孙氏，名鞅，卫国人。战国时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军事家，法家代表人物，卫国国君后代。

商鞅辅佐秦孝公，积极实行变法，使秦国成为富裕强大的国家，史称“商鞅变法”。政治上，他改革了秦国户籍、军功爵位、土地制度、行政区划、税收、度量衡以及民风民俗，并制定了严酷的法律；经济上，他主张重农抑商、奖励耕战；军事上，他统率秦军收复了河西之地，被秦孝公赐予商於十五邑，号为“商君”，史称为商鞅。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后，商鞅被公子虔诬为谋反，战败死于彤地（今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西南）。尸身被运至咸阳车裂，全家被杀。

早年经历

商鞅出身于卫国公族，有学者以此推测他是卫国国都帝丘之人，但该地对应的现今地名仍存争议，主要有安阳市内黄县和濮阳市濮阳县两类说法。

商鞅年轻时喜欢刑名法术之学，受李悝、吴起的影响很大，据说他后来投奔秦国时就携带李悝所撰的《法经》，后侍奉魏国国相公叔痤任中庶子。公叔痤病重时向魏惠王推荐商鞅，说：“商鞅年轻有才，可以担任国相治理国家”，又对魏惠王说：“主公如果不用商鞅，一定要杀掉他，不要让他投奔别国。”魏惠王认为公叔痤已经病入膏肓，语无伦次，于是皆不采纳。公叔痤转而让商鞅赶紧离开魏国，商鞅明白魏惠王不采纳公叔痤用他之言，也不会采纳杀他之言，所以并没有立即离开魏国。

投奔秦国

公元前362年，秦孝公继位。当时黄河和崤山以东的战国六雄已经形成，淮河、泗水之间有十多个小国。周王室势力衰微，诸侯间用武力相互征伐吞并。秦国地处偏僻的雍州，不参加中原各国诸侯的盟会，被诸侯们疏远，像夷狄一样对待。秦孝公继位后以恢复秦穆公时期的霸业为己任，在国内颁布了著名的求贤令，命国人、大臣献富国强兵之策。

公叔痤死后，商鞅听说秦孝公在国内发布求贤令，便投奔秦国，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见孝公。商鞅第一次用帝道游说秦孝公，孝公听后直打瞌睡并通过景监指责商鞅是个狂妄之徒，不可任用。五日后，商鞅再次会见秦孝公，用王道之术游说，孝公不能接受并再次通过景监责备商鞅。商鞅第三次会见秦孝公时用霸道之术游说，获得孝公的肯定但没有被采用，但商鞅此时已领会孝公心中的意图。最后商鞅见孝公时畅谈富国强兵之策，孝公听时十分入迷，膝盖不知不觉向商鞅挪动，二人畅谈数日毫无倦意。 景监不得其解，向商鞅询问缘由。商鞅说秦孝公意在争霸天下，所以对耗时太长才能取得成效的帝道、王道学说不感兴趣。

酝酿变法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打算在秦国国内进行变法，又害怕国人议论纷纷，所以犹豫不决。秦孝公召开朝会命臣工商议此事。

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起来反对变法。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从而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语出《商君书·更法篇》《史记·商君列传》）。这是以历史进化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所谓“法古”“循礼”的复古主张，为实行变法作了舆论准备。

施展变法

颁布垦草令

主词条：垦草令

变法之争结束后，秦孝公于公元前359年命商鞅在秦国国内颁布《垦草令》，作为全面变法的序幕。其主要内容有：刺激农业生产、抑制商业发展、重塑社会价值观，提高农业的社会认知度、削弱贵族、官吏的特权，让国内贵族加入到农业生产中、实行统一的税租制度等改革方略。

第一次变法

主词条：商鞅变法

《垦草令》在秦国成功实施后，秦孝公于公元前356年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在秦国国内实行第一次变法。其主要内容有：改革户籍制度实行什伍连坐法、明令军法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建立二十等爵制、严惩私斗、奖励耕织重农抑商、改法为律制定秦律、推行小家庭制等改革方略。

第二次变法

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位于关中平原中部，北依高原，南临渭河，顺渭河而下可直入黄河，终南山与渭河之间可直通函谷关。为便于向函谷关以东发展，秦孝公于公元前350年命商鞅征调士卒，按照鲁国、卫国的国都规模修筑冀阙宫廷，营造新都，并于次年将国都从栎阳（今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东南）迁至咸阳，同时命商鞅在秦国国内进行第二次变法。其主要内容有：开阡陌封疆，废井田，制辕田，允许土地私有及买卖、推行县制、初为赋、统一度量衡、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禁游宦之民、执行分户令禁止百姓父子兄弟同居一室等改革方略。

商鞅初行变法一年，秦民都说法令不便，太子甚至犯法，商鞅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本来要处罚太子，但考虑到太子身份尊贵，就处罚了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秦民不得不服从新法。十年之后，秦民都适应了新法，出现了“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的局面。之前说新法不便的民众中有人又说新法方便，商鞅说：“此皆乱化之民也。”将他们迁徙到边疆，此后百姓都不敢妄议法令。后来公子虔又触犯法令，被处以劓刑。

开疆拓土

收复河西失地、恢复秦穆公时期的霸业是秦献公、秦孝公两代国君的愿望。秦孝公继位后，更是将收复河西失地作为国家的首要任务之一。公元前354年，赵国进攻魏国的盟国卫国，夺取了漆及富丘两地（均在今河南省长垣县），此举招致了魏国的干涉：魏国派兵包围赵国首都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秦孝公则趁魏军主力出击之机，派军队偷袭魏国，进攻魏河西长城重要据点元里（今陕西省澄城县南），大败魏军，歼灭守军七千人并占领少梁（今陕西省韩城市西南）。

公元前353年，赵成侯派使者向齐国求援，齐威王派兵分两路救援赵国，一路齐军与宋国景㪨、卫国公孙仓所率部队会合，围攻魏国的襄陵（今河南省睢县）。同年，魏军主力攻破赵国首都邯郸，但在桂陵之战被另一路由田忌、孙膑所率领的齐国军队击败。楚宣王也派大将景舍率兵救援赵国，夺取了魏国睢水、濊水之间的土地。秦孝公趁魏国国内空虚之机，于公元前352年任命商鞅为大良造，率兵长驱直入，包围魏国并占领魏国旧都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北）。魏惠王急忙派军队在上郡要地固阳（即定阳，今陕西省延安市东）以东修建崤山长城（东南起崤山，西北至黄河）来阻止秦军的进攻。公元前351年，商鞅又率兵包围并占领固阳。

公元前341年，秦国联合齐、赵两国攻打魏国。同年九月，秦孝公派商鞅进攻魏河东，魏派公子卬迎战。两军对峙时，商鞅派使者送信给公子卬，说：“我当初与公子相处的很快乐，如今你我成了敌对两国的将领，不忍心相互攻击，我可以与公子当面相见，订立盟约，痛痛快快地喝几杯然后各自撤兵，让秦魏两国相安无事。”公子卬赴会时被商鞅埋伏的甲士俘虏，商鞅趁机攻击魏军，魏军大败。魏惠王被迫割让河西部分土地求和，此时魏惠王说：“寡人真后悔没有听公叔痤的话。”商鞅因战功获封于商十五邑，号为商君。（奠定了秦国统一六国基础的商鞅）

兵败被杀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驷即位，即秦惠王。

商鞅变法涉及到利益的重新分配，“奖励耕战，实行军功爵制”为平民进入上层打通了通道，使秦国欣欣向荣，日益强大。但却打破了延续几百年的贵族的世袭制，因此得罪了贵族势力。商鞅在秦孝公病重期间，独揽军政大权，使秦国内部权力斗争激化。

因此，在秦孝公死后，公子虔等贵族势力便罗织罪名，诬其谋反。秦惠文王下令追捕。商鞅逃亡至边关，欲宿客舍，客舍主人不知他是商君，见他未带凭证，告以商君之法，留宿无凭证的客人是要治罪的。商鞅想到魏国去，但魏国因他曾骗擒公子卬，拒绝他入境。

商鞅回秦后被迫潜回封邑商於，发动邑兵攻打郑县〔今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华县）〕。秦惠文王派兵征伐，结果商鞅在彤地〔今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原华县）西南〕失败战死。 其尸身被带回咸阳，处以车裂后示众。秦惠文王同时下令诛灭商鞅全家。

商鞅虽然被杀害，但新法并未被废除。

主要影响

法家思想

商鞅在变法之争时提到的“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就成为了秦国政治的指导原则，使秦国领先于山东六国。其次，商鞅执法不避权贵、刑上大夫表明了他坚决贯彻了法家的这一主张。最后，法家还有一个共性就是，商鞅一样抱着法家“明法”的态度和精神来推行政治改革，让百姓知晓法律。

商君学派

商鞅独立的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商鞅主张全农的经济政策，为此他颁布了《垦草令》，制定出二十种重农和开垦荒地的办法。一方面直接或间接的刺激农业发展，一方面打压工商业。其次，商鞅主张重刑厚赏。商鞅认为人的本性是趋利畏罪的，只要重刑厚赏，就可以很好的治理人民，使国家安定。为此商鞅一方面制定严酷的刑法治理人民，一方面重赏立信。第三，商鞅主张重战尚武，具有军国主义思想。最后，商鞅主张国家应统一民众的心智，制定统一的制度，实现统一的目标。

商鞅的思想在商鞅死后经过发展逐渐形成一门学派，名为商学派。商学派经过建立、开拓、发展、定型和后劲五个阶段，配合秦的历史，逐渐成为主宰秦国乃至秦朝的思想主流。

轶事典故

徙木立信

商鞅在起草了新法、尚未颁布之际，害怕百姓不信，就在国都市场南门立一个三丈高的木头，招募能将其搬到北门的民众，许诺赏十金。民众感到奇怪，没人敢应募，商鞅又将赏金提高到五十金，有一个人应募，商鞅果然给了他五十金，然后才颁布新法，是为徙木立信的典故。 

一士谔谔

商鞅辅佐秦孝公十年，贵族都怨恨他，有一个叫赵良的人劝商鞅辞官纳地，急流勇退，并提到“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但商鞅不听。

主要作品

主词条：商君书

《汉书·艺文志》在法家论著中记载商鞅著有《商君》29篇，兵家权谋论著中著有《公孙鞅》27篇。其中《公孙鞅》已失传，现存的《商君书》共有24篇，其中第16篇刑约和第21篇御盗内容已失传。

《商君书》又称《商子》，是由商鞅的言行和思想及法家后学著作汇编而成，是法家学派的代表作品之一。书中主张依法治国、重农抑商、重战尚武、重刑轻赏，贬斥儒家学说、纵横家及游侠。

此外，《汉书·艺文志》在农家论著中记载有《神农》二十篇，颜师古引刘向的《七略·别录》认为此书疑为李悝和商鞅所著。

历史评价

正面评价

蔡泽：夫商君为秦孝公明法令，禁奸本，尊爵必赏，有罪必罚，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而一其俗，劝民耕农利土，一室无二事，力田稸积，习战陈之事，是以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故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成秦国之业。

李斯：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富，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附。

《太史公自序》：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遵其法。

桑弘羊：昔商君相秦也，内立法度，严刑罚，饬政教，奸伪无所容。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国富民强，器械完饰，蓄积有余、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年而相之，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动而地割，兵休而国富…功如丘山，名传后世。

刘歆：夫商君极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使民内急耕织之业以富国，外重战伐之赏以劝戎士。法令必行，内不私贵宠，外不偏疏远。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奸息。

班固：孝公用商君，制辕田，开仟伯，东雄诸侯

诸葛亮：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

司马贞：①“里奚致霸，卫鞅任刻。”②“卫鞅入秦，景监是因。王道不用，霸术见亲。政必改革，礼岂因循。既欺魏将，亦怨秦人。如何作法，逆旅不宾！”

杜佑：历观制作之旨，固非易遇其人。周之兴也得太公，齐之霸也得管仲，魏之富也得李悝，秦之强也得商鞅，后周有苏绰，隋氏有高颎，此六贤者，上以成王业，兴霸图，次以富国强兵，立事可法。

王安石：自古驱民在诚信，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陈启天：法学之巨子，政治家之雄也。

毛泽东：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最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商鞅徙木立信论》）

负面评价

商鞅执法严酷，曾在渭河边一日处决囚犯七百人，河水因此变红，号哭之声惊天动地。商鞅严格执法、滥用酷刑的行为招致普遍的怨恨，汉昭帝时的贤良文学也认为商鞅的严酷刑法是造成秦朝快速灭亡的重要原因，《旧唐书》甚至将商鞅称为酷吏。

司马迁：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

《旧唐书》：威刑既衰，而酷吏为用，于是商鞅、李斯谲诈设矣。

贾谊：商君违礼义，弃伦理，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

赵蕤：夫商鞅、申、韩之徒，贵尚谲诈，务行苛刻。废礼义之教，任刑名之数，不师古，始败俗伤化。此则伊尹、周召之罪人也。

后世纪念

商鞅墓

商鞅墓，又名商君墓。商鞅被车裂后，法家的后学者收殓商鞅的遗骨准备偷运回商鞅故里卫国安葬，在黄河德丰渡口被秦国守军截获，当地百姓与守军便将商鞅遗骨草草埋葬于附近的秦驿山之下，后来法家的后学者寻访至此为商鞅立了墓碑。上书“商君之墓”。商君墓位于今陕西省合阳县城东23公里处的洽川镇风景名胜区秦驿山脚下，墓高三米多，直径十余米。1970年解放军某部在此修建营房时将商君墓夷为平地。

商鞅广场

商洛市（因出土有带有“商”字的瓦当，确认系公元前340年秦封给商鞅的封邑）最大的广场——商鞅广场，坐落于广场中心的大型主题性城市雕塑“商鞅”也成为该市的标志性雕塑。

广场中心的商鞅雕塑高9米，“商鞅”左手持简，身佩宝剑，刚毅果决，庄严威峻，雕塑背后是一堵总长33.8米的浮雕文化墙，主要讲述商鞅变法前后的历史风云。

史书记载

《史记·秦本纪》

《史记·商君列传》

艺术形象

文学形象

长篇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中，商鞅于第八十七回《说秦君卫鞅变法 辞鬼谷孙膑下山》登场，第八十九回《马陵道万弩射庞涓 咸阳市五牛分商鞅》中有详细记载。

还有多部以商鞅为主人公，以他的生平为原型的长篇历史小说，如现代作家江来、肖芬的《商鞅》以及孙皓晖的《大秦帝国·第一部·黑色裂变》。

《战国三杰》、《历史事件—商鞅变法相关人物》、《春秋战国时期卫国主要名人》、《春秋战国时期秦国著名人物》、《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代表人物》、（书籍 《中国六大政治家》中主要人物）

二十四-11、李冰——战国时期水利家

李冰（生卒年、出生地不详），号称陆海，战国时代著名的水利工程专家。公元前256年—公元前251年被秦昭王任为蜀郡（今成都一带）太守。期间，李冰治水，创建了奇功。他征发民工在岷江流域兴办许多水利工程，其中以他和其子一同主持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最为著名。几千年来，该工程为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奠定坚实的基础。后世为纪念李冰父子，在都江堰修有二王庙。都江堰也成为著名的风景名胜。历史治水名人。

他在修完都江堰后，在四川什邡洛水镇修建水利工程，后病逝于此，葬于洛水镇旁边的章山之上。被后人尊为川主。在洛水旁边的高景关和洛水之间的地段关口两侧后人修建有大王庙、二王庙纪念李冰父子。邓小平、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为李冰陵园题字。

 人物生平

李冰，战国时期的水利家，对天文地理也有研究。秦昭襄王末年（约公元前256—公元前251年）为蜀郡守，在今四川省都江堰市（原灌县）岷江出山口处主持兴建了中国早期的灌溉工程都江堰，因而使成都平原富庶起来。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李冰曾在都江堰安设石人水尺，这是中国早期的水位观测设施。他还在今宜宾、乐山境开凿滩险，疏通航道，又修建汶井江（今崇庆县西河）、白木江（今邛崃南河）、洛水（今石亭江）、绵水（今绵远河）等灌溉和航运工程，以及修索桥，开盐井等。他也修筑了一条连接中原、四川雅安市名山区派出所与云南的五尺道。老百姓怀念他的功绩，建造庙宇加以纪念。北宋以后还流传着李冰之子李二郎协助李冰治水的故事。

建在都江堰渠首的二王庙是老百姓对李冰父子治水伟业的纪念。其中的碑刻多是对灌区水利工程维护的技术要领。而每年的清明时节，当地的居民都会在二王庙举行祭祀活动和开水（岁修完工后放水）典礼。李冰现代已成为都江堰灌区老百姓所崇拜的神灵，而与水有关的宗教活动则加强了在灌区管理中政府与用水户之间的联系。

身世

关于李冰的籍贯，学术界一直众说纷纭。直到1999年，山西的李氏后裔李保生读了一本名叫《都江堰》的书，书中提到了李冰的族属、生地至今不详。想起自家族谱中有对“始祖李冰赴蜀治水”的记载，他激动万分地给都江堰市政协发了一封信，从此揭开了这个千古之谜，并经各方确认李冰籍贯为山西运城。但也有不同的说法，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谭继和便认为，对于李冰的身份和祖籍在史学界本身就是一个谜团，现代主流的说法有两种：一是山西，一是陕西。由于佐证不够，都无法得到证实。李保生一族家谱，52代之前都没有记载，很难成为直接证据。“历史上还是存在很多家谱的总序里将前代名人列为始祖的现象。”为何家谱只记录了第52代到70代呢？李保生解释：家谱修订之风在清朝才盛行起来，早先一般人家不会修订家谱。就是他的姓名在史籍中的记载也残缺不全。《史记 河渠书》记“蜀守冰”，有名无姓。《汉书 沟洫志》记“蜀守李冰”，算是名姓齐全。《史记》和《汉书》简约地记载了他“凿离堆，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的事迹。史家们根据各种典籍推算他是秦昭王时期人，约在公元前256年至前251年前后担任蜀郡太守。李冰最后因积劳成疾死在了治理石亭江的工地上。《蜀中名胜记》什邡条载“章山后崖有大冢，碑云：秦李冰葬所。古蜀记谓：李冰功配夏后，升仙在后城化(治)，藏衣冠于章山冢中矣。”《唐书 地理志》载：“大郎(王)庙，在治(什邡)北50里，大蓬山之阳，蜀太守李冰神祠。”附近的古迹后城治，今后城大队，李冰逝于此。《唐书 地理志》记有：“大郎(王)庙，在治北五十里，大蓬山之阳，蜀太守李冰神祠。”

儿子

二郎神为李冰儿子始见于北宋，五代蜀政权对灌口二郎封以王爵，被蜀人当作“护国”神祇，入宋后由于王、李之乱受到牵连二郎神被禁祭祀，在宋仁宗末年二郎神以李冰儿子的身份复祭复封，宋仁宗下旨钦定父子关系，割断二郎神与地域（蜀地）的联系。

史书记载

《元史》 本纪第三十四 文宗三：加封秦蜀郡太守李冰为圣德广裕英惠王，其子二郎神为英烈昭惠灵显仁祐王。

《清史稿》 志五十九 :世宗朝，....灌县祀秦蜀守李冰，封敷泽兴济通裕王，子二郎，为承绩广惠英显王。

名字记载

李二郎有载的名字一共三个，分别为李昱、李泰、李兆。

1、李昱

元代李稷《白云宫创建二神灵感祠之碑》：郎君讳昱，蜀郡守李冰第二子也。佐其父除水患有功，庙食灌口，川人号护国灵应王。开宝七年，去王号。嘉祐八年，封灵惠公。元祐二年，改感应公。崇宁初，进昭惠灵显王。

2、李泰

元代汪寿昌《昭惠灵显真人祠堂记》： 昭惠灵显真人泰，蜀郡守李冰次子也。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应感公庙　在望云门内草场庵，郡民立祠以祀。神姓李，名泰，秦时人，号灌口二郎。

3、李兆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蕲州，二郎庙在州治西。永康导江县高济王次子，即秦李兆也。

都江堰

李冰是我国[战国]时期杰出的水利工程学家，都江堰的设计者和兴建的组织者。中外驰名的都江堰位于四川省中部岷江中游，整个工程是由分水堰、飞沙堰和宝瓶口三个主要工程组成的。它的规模宏大，地点适宜，布局合理，兼有防洪、灌溉、航行三种作用，在世界水利工程史上也是罕见的奇迹。二千多年来，一直发挥着巨大的排灌作用，确保了当地农业生产。

古代蜀地(今四川)非涝即旱，有“泽国”、“赤盆”之称。四川人民世世代代同洪水作斗争。秦惠文王九年(公元前316年)，秦国吞并蜀国。秦为了将蜀地建成其重要基地，决定彻底治理岷江水患。同时派精通治水的李冰取代政治家张若任蜀守。李冰为蜀守的时间，没有明文记载，大约在秦昭王三十年至秦孝王之间(公元前277—前250年)。

李冰到蜀郡后，亲眼看到当地严重灾情：发源于成都平原北部岷山的岷江，沿江两岸山高谷深，水流湍急；到灌县附近，进入一马平川，水势浩大，往往冲决堤岸，泛滥成灾；从上游挟带来的大量泥沙也容易淤积在这里，抬高河床，加剧水患；特别是在灌县城西南面，有一座玉垒山，阻碍江水东流，每年夏秋洪水季节，常造成东旱西涝。到任不久，便开始着手进行大规模的治水工作。

李冰和他的儿子二郎沿岷江岸进行实地考察，了解水情、地势等情况，制定了治理岷江的规划方案。李冰发现开明所凿的引水工程渠首选择不合理，因而废除了开明开凿的引水口，把都江堰的引水口上移至成都平原冲积扇的顶部灌县玉垒山处，这样可以保证较大的引水量和形成通畅的渠首网。李冰创筑的都江堰，史籍记载甚为简略。但以这些记载为基础，结合现今都江堰工程结构分析，可以基本确定李冰修建的都江堰由鱼嘴、飞沙堰和宝瓶口及渠道网所组成。

在修筑分水堰的过程中，采用江心抛石筑堰失败后，李冰另辟新路，让竹工编成长三丈、宽二尺的大竹笼，装满鹅卵石，然后一个一个地沉入江底，终于战胜了急流的江水，筑成了分水大堤。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载：“犍尾堰(都江堰唐代之名)在县西南二十五里，李冰作之以防江决。破竹为笼，圆径三尺，长十丈，以石实之。累而壅水。”此法就地取材，施工、维修都简单易行。而且，笼石层层累筑，既可免除堤埂断裂，又可利用卵石间空隙减少洪水的直接压力，从而降低堤堰崩溃的危险。

分水大堤前端开头犹如鱼头，所以取名叫“鱼嘴”。鱼嘴是在宝瓶口上游岷江江心修筑的分水堰，因堰的顶部形如鱼嘴而得名。《华阳国志》记载：李冰“壅江作堋”的“堋”就是指鱼嘴。它将岷江分为内外江，起航运、灌溉与分洪的作用。西股的叫外江，是岷江的正流；东股的叫内江，是灌溉渠系的总干渠，渠首就是宝瓶口，流经宝瓶口再分成许多大小沟渠河道，组成一个纵横交错的扇形水网，灌溉成都平原的千里农田。分水堰两侧垒砌大卵石护堤，*内江一侧的叫内金刚堤，外江一侧叫外金刚堤，也称”金堤”。分水堰建成以后，内江灌溉的成都平原就很少有水旱灾了。

以后，为了进一步控制流入宝瓶口的水量，在鱼嘴分水堤的尾部，又修建了分洪用的平水槽和“飞沙堰”溢洪道。飞沙堰也用竹笼装卵石堆筑，堰顶做到适宜的高度。当内江水位过高的时候，洪水就经由平水槽漫过飞沙堰流入外江，以保障内江灌区免遭水淹。同时，由于漫过飞沙堰流入外江的水流的漩涡作用，有效地冲了泥沙在宝瓶口前后的沉积。鱼嘴的分水量有一定的比例。春耕季节，内江水量大约占六成，外江水量大约点四成。洪水季节，内江超过灌溉所需的水量，由飞沙堰自行溢出。

宝瓶口是节制内江水量的口门。为了控制内江流量，李冰父子作石人立在江中，作为观测水位的标尺。《华阳国志·蜀志》载：李冰“作三石人，立三水中，与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这是见于记载最早的水则，说明李冰已基本掌握了岷江水位涨落的大致幅度。《史记·河渠书》记载“蜀守冰凿离堆，辟沫水之害”，就是指李冰开凿宝瓶口。因“崖峻阻险，不可穿凿，李冰乃积薪烧之”，劈开玉垒山，凿成宝瓶口。宝瓶口不仅是进水口，而且以其狭窄的通道形成一道自动节水的水门，对内江渠系起保护作用。被分开的玉垒山的末端，状如大石堆，就是后人称做的“离堆”。此外，还采取了在江心中构筑分水堰的办法，把江水分做两支，逼使其中一支流进宝瓶口。宝瓶口这一岩石渠道，十分坚固，千百年来在岷江激流冲击下，并未被冲毁，有效地控制了岷江水流。清宋树森“伏龙观观涨”一诗云：“我闻蜀守凿离堆，两崖劈破势崔巍，岷江至此画南北，宝瓶倒泻数如雷。”李冰修成宝瓶口之后，“又开二渠，由永康过新繁入成都，称为外江，一渠由永康过郫入成都，称为内江”。这两条主渠沟通成都平原上零星分布的农田灌溉渠，初步形成了规模巨大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渠道网。

李冰还作石犀，埋在内江中，作为岁修时候淘挖泥沙的深度标准。岁修的原则是“深淘滩，低作堰”。“深淘滩”是说淘挖淤积在江底的泥沙要深些，以免内江水量过小，不敷灌溉用；“低作堰”是说飞沙堰堰顶不可修筑太高，以免洪水季节泄洪不畅，危害成都平原。后人把这六字诀刻在内江东岸为纪念李冰父子而建的二王庙的石壁上，很是醒目。岁修的方法是：每年水量最小的霜降时节，在鱼嘴西侧，用杩槎（就是马扎）在外江截流，使江水全部流入内江，然后淘挖外江和外江各灌溉渠道淤积的泥沙。到第二年立春前后，外江岁修完毕，把杩槎移到内江，让江水流入外江，然后再淘挖内江河槽，进行平水槽和飞沙堰的岁修工程。清明节前，内江岁修完毕，撤除杩槎，开始放水灌溉。杩槎是一种简单、有效的临时性截流装置，是由三根大木桩用竹索绑成的三脚架，中设平台，平台上用竹笼装卵石压稳。把适当数量的杩槎横列在江中，迎水面加系横、竖木头，围上竹席，外面再培上粘土，就可以挡住水流，不致渗漏。

都江堰的修成，不仅解决了岷江泛滥成灾的问题，而且从内江下来的水还可以灌溉十几个县，灌溉面积达三百多万亩。从此，成都平原成为“沃野千里”的富庶之地，获得“天府之国”的美称。

其他

除都江堰外，李冰还主持修建了岷江流域的其他水利工程。如“导洛通山，洛水或出瀑布，经什邡、郫，别江”；“穿石犀溪于江南”；“冰又通笮汶井江，经临邛与蒙溪分水白木江”；“自湔堤上分羊摩江”等等。上述水利工程，史籍均无专门记叙，详情多不可考。

李冰任蜀守期间，还对蜀地其他经济建设也做出了贡献。李冰“识察水脉，穿广都(今成都双流)盐井诸陂地，蜀地于是盛有养生之饶”。在此之前，川盐开采处于非常原始的状态，多依赖天然咸泉、咸石。李冰创造凿井汲卤煮盐法，结束了巴蜀盐业生产的原始状况。这也是中国史籍所载最早的凿井煮盐的记录。李冰还在成都修了七座桥：“直西门郫江中冲治桥；西南石牛门曰市桥，下石犀所潜渊中也；城南曰江桥；南渡流曰万里桥；西上曰夷里桥，上(亦)曰笮桥；桥从冲治桥而西出折曰长升桥；郫江上西有永平桥。”这七座桥是大干渠上的便民设施。

意义

李冰所作的这一切，尤其是都江堰水利工程，对蜀地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都江堰等水利工程建成后，蜀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千百年来危害人民的岷江水患被彻底根除。唐代杜甫云：“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五犀牛，自古虽有厌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蜀人矜夸一千载，泛滥不近张仪楼。”从此，蜀地“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水旱从人，不知饥饿，则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水利的开发，使蜀地农业生产迅猛发展，成为闻名全国的鱼米之乡。西汉时，江南水灾，“下巴蜀之粟致之江南”，唐代“剑南(治今成都)之米，以实京师”。渠道开通，使岷山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而且有名的蜀锦等当地特产亦通过这些渠道运往各地。正是由于李冰的创业，才使成都不仅成为四川而且是西南政治、经济、交通的中心，同时成为全国工商业和交通极为发达的城市。

李冰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不仅在中国水利史上，而且在世界水利史上也占有光辉的一页。它悠久的历史举世闻名，它设计之完备令人惊叹！我国古代兴修了许多水利工程，其中颇为著名的还有芍陂、漳水渠、郑国渠等，但都先后废弃了。唯独李冰创建的都江堰经久不衰，至今仍发挥着防洪灌溉和运输等多种功能。

李冰为蜀地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人们永远怀念他。两千多年来，四川人民把李冰尊为“川主”。1974年，在都江堰枢纽工程中，发现了李冰的石像，其上题记：“故蜀郡李府郡讳冰”。这说明早在1800年前，李冰的业绩已为人民所传颂。近人对李冰的功绩也极为赞赏。1955年，郭沫若到灌县时，题词：“李冰掘离堆，凿盐井，不仅嘉惠蜀人，实为中国二千数百年前卓越之工程技术专家。”

治水传说

关于李冰治水的传说，东汉以后不断有所增附，唐代导江县（今都江堰市）已建李冰祠。北宋开始流传所谓李冰之子李二郎协助治水等神话。在民间传说中，神话人物二郎神的原型就是李冰之子，《太平广记》有传，范成大指称冰擒神锁镇于伏龙观，南宋朱熹《朱子语类》说：“梓潼与灌口二郎两个神，几乎割据了两川。”该书又说：“蜀中灌口二郎神，当时是李冰因开离堆有功立庙，今来现许多灵怪，乃是他第二儿子出来。”。1974年在都江堰市岷江（外江）发掘出一尊东汉建宁元年（168年）雕刻的李冰石像。

他当然没有在哪里学过水利。但是，以使命为学校，死钻几载，他总结出治水三字经“深淘滩，低作堰”、八字真言“遇湾截角，逢正抽心”，直到20世纪仍是水利工程的圭臬。

有什么样的起点就会有什么样的延续。长城半是壮胆半是排场，世世代代，大体是这样。直到今天，长城还常常成为排场。都江堰一开始就清朗可鉴，结果，它的历史也总显出超乎寻常的格调。李冰在世时已考虑事业的承续，命令自己的儿子作3个石人，镇于江间，测量水位。李冰逝世400年后，也许3个石人已经损缺，汉代水官重造高及3米的“三神石人”测量水位。这“三神石人”其中一尊即是李冰雕像。这位汉代水官一定是承接了李冰的伟大精魂，竟敢于把自己尊敬的祖师，放在江中镇水测量。他懂得李冰的心意，唯有那里才是他最合适的岗位。这个设计竟然没有遭到反对而顺利实施，只能说都江堰为自己流泻出了一个独特的精神世界。

后世纪念

祭祀活动

纪念李冰的活动始于何时，史无明文记载，已无从查考。东汉李冰圆雕石像的出土说明在1800多年前的东汉时代，灌区人民已经开始纪念李冰了。南朝齐明帝建武时(公元494—498年)，益州刺史刘季连将都江堰渠首“望帝祠”迁到郫县，以原庙改祀李冰，名祟德庙。唐太宗贞观年间(公元712—756年)，褒封李冰“神勇大将军”。唐玄宗幸蜀，赐封李冰为“司空相国”。唐代“春秋设斗牛”纪念李冰。五代后蜀时封李冰为大安王，又封应圣灵显王。宋太祖赵匡胤治修崇德庙，扩大了庙基，增塑了二郎像。伏龙观也成了纪念李冰的庙宇。陆游有《伏龙洞观孙太古画英惠王像》诗，足以说明李冰在宋代已经封王。宋太祖开宝七年（974年）改封李冰“广济王”，定为每年祭招一次。宋代中期改为春秋二祭。宋代的祭招活动，规模宏大。范成大《离堆行》中有“到羊五万大作社，春秋伐鼓苍烟根”的诗句。《独醒记》中说：“水康军祟德庙招李冰父于……词把之盛，每岁用羊四万余头。凡买羊以祭，偶产羊羔者亦不敢留。”

《灌县乡土志》亦说：“唐宗时蜀民以羊把李王，庙前江际皆屠宰之家。”元文宗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封李冰为“圣德广裕英惠王”，祭祀规格为“帛一、羊一、系一、登一、删一；箕二、簇二；豆四、尊一、爵三、炉一、蹬二”；二郎祭品与冰同。典礼程序为：主祭官公服，行二跪六叩礼，奠帛、读祝；送神、望燎；告礼成，退。祝文为：“维神世德，兴利除。作绷穿江，舟行清宴。灌溉三郡，沃野千里。膏破绵络，至今称美。盐并没开，蜀用以饶。石人镇立，蜀害以消。报祟功德，园朝褒封'兹值春灌，理宜肃恭’。这种祭规格一直沿用到明末。

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加封李冰“敷泽兴济通佑王”，并赐“绩垂保障”额。光绪三年(公元1887年)加封李冰“通佑显英王”，并赐“功昭蜀道”额。次年加封为“通佑显惠襄护王”，赐“陆海金堤”额。灌区为李冰立庙很多，称为川主庙。

1938年，四川省政府颁定《祟祀显英王庙伏龙现典'礼仪式’》。程序为：举行祟把敷泽兴济通佑显惠襄护王、承绩广惠显英普济昭福王典礼，全体肃立；奏乐，设迎神位；还神；授花；引赞导主祭，官恭谊王位前立正；唱纪念歌；进席，献帛；进爵，献爵；进食，献食；主祭官诣读祝位前肃立读祝’；全体向李二郎父子位前行三鞠躬礼；奠爵；焚祝帛；奏乐；设送神位送神(唱民工歌送)；礼成，鸣炮。祭：把时，先到伏龙观祭李冰，再到二王庙祭二郎。官祭一般清明岁修完毕结合放水庆典二道举行。祭完李冰父子后即到杨泅庙江边祭招后鸣饱放水。

官祭之外，还有民祭。传说旧历六月二十四日是二郎生日，后两日为李冰生日。因此六月二十四日前后。川西受益区人民不辞艰苦跋涉，扶老携幼，带着祭品，来庙祭拜，每日多达万人以上。《灌县乡土志》中说：“每岁插秧毕，蜀人奉香烛，把李王，络绎不绝吁。”

李冰陵园

2200多年前，已近晚年的李冰，累死在什邡洛水的石亭江治水工地上。并葬在洛水的章山上。

一说有专家考证，李冰本就是什邡人，属蜀山氏后裔，古今人们都落叶归根的习惯的。按常理推断李冰病逝在洛水，和他一起修水利的他的儿子应该把他带回李冰的故乡安葬。

为纪念伟大的李冰，什邡市在章山上修建有李冰陵园。据说这是他的衣冠冢，真正的陵墓在章山后岩的公墓治某处一个秘密地点。《新唐书》记：“什邡，武德二年析雒置，有李冰祠山。”明万历年间曹学全所著《蜀中名胜记》称：“什邡公墓化（治），上有升仙台，为李冰飞升之所。”《古蜀记》也说：“李冰功配夏后（夏禹王），升仙在后城化（治），藏衣冠于章山冢中矣”，“章山后岩有大冢，碑云，秦李冰葬所”，为人们拨开层层迷雾，洗去满头雾水。根据众多著名学者王家佑、李仲屿、冯广宏、罗开玉、徐式文先生的研究成果，和史籍特别是《重修金相寺碑记》里的记载，以及国内外著名文史水利学家的有关著述论证和考察，后城山升仙台被确认为李冰卒逝之地，而章山后岩有大冢的公墓治，则是李冰的真正葬所。

蜀人崇奉李冰，尊为川主，什邡城乡建川主庙达10余处。还流传李冰礼斗上苍、羽化飞升的传说。1991年春，什邡重修李冰陵园。陵园大门前塑巨大的李冰站立石像，大门上石阶处有九龙石雕、陵园碑记、祭坛，依山而砌的石梯为蜀中第一长梯。石亭中有1993年9月22日江泽民为李冰陵园的题词：“创科学治水之先例，建华夏文明之瑰宝”。陵门由张爱萍将军手书的“秦李冰葬所”作门额，山顶为李冰墓园，墓园周围有反映古蜀人生活风貌的各种图案，墓前还有石龟、石碑等。

李冰陵园2008年地震后一直处于恢复修建期。结合什邡市旅游发展，什邡市早已把李冰陵园的重建事宜提上日程安排。竣工的有道路、李公湖，陵园暂在恢复修建中。地震前要收取门票，地震后暂未收取。陵园门前有几家农家乐可以住宿、就餐、休息。陵园后面不远有佛家的大鹏寺可以礼佛、住宿、品尝素斋。农家乐下面还有李公湖。在洛水和高景关之间的公路（2008年地震北京援建什邡的北京大道）旁还有后人纪念李冰父子修建的大王庙、二王庙。

纪念邮票

1980年11月20日我国发行了《J58 中国古代科学家（第三组）》邮票四枚，第2枚就是李冰 

书籍出版

2022年，《水房子》在网络平台和部分实体书店上架，用诗歌为李冰写的传记。

《第一批历史治水名人》、《中国古代著名的水利家》、《首批四川历史名人》、《李冰的儿子》、

二十四-12、张仪——秦相

张仪（?一前309年），魏国安邑（今山西运城万荣）人，中国战国时期政治家、外交家、纵横家。

张仪早年师从鬼谷子，后曾游历于楚国、赵国，不被重用，愤而入秦，以连横之策被秦惠文王重用，并两度出任秦相。张仪入秦后，多次领兵攻打韩、赵、魏等国。前328年，与公子华拔魏蒲阳；前325年，魏、韩两国互尊为王以抗秦，张仪率兵攻占魏国的陕（今河南陕县）；前324年，张仪拥戴秦惠王正式称王，更年号为秦惠王元年；前316年，张仪与司马错灭蜀，并乘机攻取巴，设立巴郡、蜀郡和汉中郡。张仪任秦相之后，多次出使山东六国，以连横之策游说山东诸国，以破合纵之策，使各国纷纷由合纵抗秦变为连横事秦。张仪被秦惠文王封为武信君。前311年，张仪出使燕国未回而秦惠文王死。次年，秦武王即位，与张仪不和。张仪害怕被诛杀，于是逃到了魏国。张仪任魏国相国一年以后，于前309年卒于魏国。

在《汉书·艺文志》纵横家类有《张子》10篇，是张仪作品及其相关资料的汇编。此书汉以后亡佚。传世的一件战国铜戈上有“十三年相邦仪之造”和“咸阳工师”的铭文，当是秦惠文王十三年张仪任相邦时所监造。张仪两任秦相期间，分化合纵，蚕食列国领土，攻克巴蜀，使秦国的领土几乎扩大了一倍，为秦国最终统一天下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人物生平

张仪受辱投秦

张仪是魏国人，当初曾和苏秦一起师事鬼谷子先生，学习游说之术，苏秦自认为才学比不上张仪。张仪和苏秦完成学业之后，就去游说诸侯。后来，苏秦说服赵肃侯，而得以去游说各国诸侯实行合纵的联盟，但他担心秦国趁机攻打各诸侯国，盟约还没结缔之前就遭到破坏。苏秦考虑再三，找不到一个能派往秦国为他工作的合适人选，于是他派人去悄悄劝说张仪来投奔他。

于是张仪前往赵国，呈上名帖，请求会见苏秦。但是，苏秦却对张仪不理不睬，招待张仪的时候也只是用给仆人和侍女所吃的饭食，并且还当众羞辱张仪，说张仪那么有才能，竟弄得穷愁潦倒到这种地步，是不值得收留的，说完就把张仪打发走了。张仪这次来见苏秦，本以为是旧交，可以求得好处，谁知反而受到羞辱，一气之下，想到各国诸侯中只有秦国才能威胁赵国，于是便前往秦国。苏秦在张仪离去后，暗中派人资助张仪到达秦国，并且帮助他见到秦惠文王。秦惠文王用张仪为客卿，与他共商攻打各国诸侯的大计。这时，帮助张仪的人才说是苏秦故意激怒他，为的是张仪今后有更好的发展。张仪说：“唉呀，这些权谋本来都是我研习过的范围而我却没有察觉到，我没有苏先生高明啊！况且我刚刚被任用，又怎么能图谋攻打赵国呢？请替我感谢苏先生，苏先生当权的时代，我张仪怎么敢奢谈攻赵呢？”

张仪秦国任相

秦惠文君十年（前328年），秦惠文王派遣公子华和张仪围攻魏国的蒲阳，攻打并占领了蒲阳。张仪趁机劝说秦惠文王把蒲阳归还魏国，而且派公子繇到魏国去作人质。张仪又趁机劝说魏王道：“秦国对待魏国如此地宽厚，魏国不可不以礼相报。”

魏国因此就把上郡十五县和少梁献给秦国，用以答谢秦惠文王。于是，秦惠文王就任命张仪为相（古代官名），位居百官之首，参与军政要务及外交活动。秦惠文君十三年（公元前325年）农历四月，魏惠王、韩宣惠王为了对抗秦国，互尊为王。于是，秦惠文王派张仪为将讨伐并占领了魏国的陕（今河南陕县），把那里的魏人全部交归魏国。秦惠文王命张仪修筑了上郡要塞。秦惠文君十四年（公元前324年），张仪拥戴秦惠文王正式称王，更年号为秦惠文王元年。

秦惠文王二年（前323年），秦惠文王派张仪和齐、楚两国的相国在啮桑（地名）会盟。

张仪魏国任相

秦惠文王三年（前322年），张仪从啮桑回到秦国，被免去相位。为了秦国的利益，张仪去魏国担任国相，打算使魏国首先臣事秦国而让其它诸侯国效法它。魏惠王不肯接受张仪的建议，秦惠文王大发雷霆，立刻出动军队攻克了魏国的曲沃、平周，暗中给张仪的待遇更加优厚。张仪觉得很惭愧，感到没有什么可以回敬来报答秦惠文王。秦惠文王六年（前319年），魏惠王去世，魏襄王即位。张仪又劝说魏襄王，魏襄王也不听从。于是，张仪暗中让秦国攻打魏国。魏国和秦国交战，魏国战败。秦惠文王七年（前318年），韩国、赵国、魏国、燕国、齐国率领匈奴人一起进攻秦国，秦国还击打败了韩国申差的部队，斩首八万二千，诸侯们震惊慌恐。秦惠文王八年（前317年），张仪再次游说魏王退出合纵盟约，臣事秦国。于是，魏国宣布退出南北合纵，请张仪担任中间人与秦国和解；张仪回到秦国，重新出任国相。次年，魏国重新臣事秦国。

秦惠文王九年（前316年），秦惠文王派遣张仪、司马错救援苴国和巴国，趁机吞并了蜀国。张仪贪图巴国和苴国的富饶，又攻取了巴国，擒获了巴王，设立巴郡、蜀郡和汉中郡，将三郡土地分为三十一县。并在江州筑城。

秦惠文王十一年（前314年），魏国又背弃了秦国加入合纵盟约。秦国就出兵攻打魏国，夺取了曲沃。

张仪戏楚

秦惠文王更元十二年（前313年），秦国想要攻打齐国，但忧虑齐、楚两国已经缔结了合纵联盟，于是便派张仪前往楚国游说楚怀王。

楚怀王听说张仪来，空出上等的宾馆，亲自到宾馆安排他住宿。说：“这是个偏僻鄙陋的国家，您用什么来指教我呢？”

张仪游说楚怀王说：“大王若能听从我的意见，就请和齐国断绝往来、解除盟约，我愿意奏请秦王献出商於一带六百里的土地，让秦国的女子作为服侍大王的侍妾，秦、楚之间娶妇嫁女，永远结为兄弟国家，这样向北可削弱齐国而西方的秦国也就得到好处，没有比这更好的策略了。”楚怀王非常高兴地应允了张仪。大臣们来向楚怀王祝贺，唯独陈轸劝谏楚怀王不要轻信张仪。楚怀王说：“我不费一兵一卒即可获得秦国六百里地，满朝臣子都在（为这一消息感到）庆贺，唯独你在阻止我，你想干嘛？”陈轸回答：“不是这样的。以臣看来，商於一带的土地非但不能得到，反而会换来秦国和齐国联合起来。秦、齐二国一旦联合，届时必定会祸患临头。”楚王要他继续说下去，陈轸则说：“秦国之所以对我楚国如此谨慎，只因为齐楚二国。如今大王，则会使楚国孤立无援。秦国又怎么会偏爱一个孤立无援的国家，而白送商於六百里地呢？张仪回到秦国之后一定会背弃对大王的承诺，若是向北与齐国断绝关系，只会招来西边秦国的祸患，两国的军队一定会一起攻打楚国。我替大王想了下对策，倒不如我们在与齐国暗中合作、表面断交，派人跟随张仪去秦国。假如秦国把土地割让给我们，再与齐国彻底断交也不算晚。若他们不将土地割让出来，那也符合我们的策略。”楚王却说：“希望陈先生闭上嘴，不要再讲话了，等着我得到土地便是。”于是，楚国和齐国断绝了关系，废除了盟约，楚怀王把楚国的相印授给了张仪，还馈赠了大量的财物，派了一位将军跟着张仪到秦国去接收土地。张仪回到秦国，假装没拉住车上的绳索，跌下车来受了伤，一连三个月没上朝，楚怀王听到这件事，说：“张仪是因为我与齐国断交还不彻底吧？”就派人去往宋国，借了宋国的符节到齐国辱骂齐宣王，齐宣王一气之下斩断符节，转而与秦国结交。秦国、齐国建立了邦交之后，张仪开口便说：“我有秦王赐予我的六里封地，愿把它献给楚王。”张仪才上朝。楚国使者则说：“我奉楚王的命令，来接收商於之地六百里，从来没听说要收什么六里土地。”楚国的使臣只得返回楚国，把张仪的话告诉楚怀王，楚怀王一怒之下，兴兵攻打秦国。结果秦、齐两国共同攻打楚国，夺取了丹阳、汉中的土地。楚国又派出更多的军队去袭击秦国，楚军大败，于是楚国又割让两座城池和秦国缔结和约，结束战争状态。

张仪被囚楚国

秦惠文王十四年（前311年），秦国要挟楚国，想得到黔中一带的土地，要用武关以外的土地交换它。

楚怀王说：“我不愿意交换土地，只要得到张仪，愿献出黔中地区。”秦惠文王想要遣送张仪，又不忍开口说出来。张仪却主动请求前往。秦惠文王说：“那楚王恼恨先生背弃奉送商於土地的承诺，这是存心报复您。”张仪说：“秦国强大，楚国弱小，我和楚国大夫靳尚关系亲善，靳尚能够去奉承楚国夫人郑袖，而郑袖的话楚王是全部听从的。况且我是奉大王的命令出使楚国的，楚王怎么敢杀我。假如杀死我而替秦国取得黔中的土地，这也是我的最高愿望。”于是，张仪出使楚国。楚怀王等张仪一到就把他囚禁起来，要杀掉他。靳尚对郑袖说：“您知道您将被大王鄙弃吗？”郑袖说：“为什么？”靳尚说“秦王特别钟爱张仪而打算把他从囚禁中救出来，如今将要用上庸六个县的土地贿赂楚国，把美女嫁给楚王，用宫中擅长歌唱的女人作陪嫁。楚王看重土地，就会敬重秦国。秦国的美女一定会受到宠爱而尊贵，这样，夫人也将被鄙弃了。不如替张仪讲情，使他从囚禁中释放出来。”于是郑袖日夜向楚怀王讲情说：“作为臣子，各自为他们的国家效力。现在土地还没有交给秦国，秦王就派张仪来了，对大王的尊重达到了极点。大王还没有回礼却杀张仪，秦王必定大怒出兵攻打楚国。我请求让我们母子都搬到江南去住，不要让秦国像鱼肉一样地欺凌屠戮。”楚怀王后悔囚禁了张仪，于是赦免了张仪，像过去一样优厚款待他。

张仪游说诸国

游说楚王秦惠文王十四年（前311年），张仪从囚禁中放出来不久，没有立即离开楚国，而是又去游说楚怀王。

张仪向楚怀王提出：他可以向秦王建议不要黔中之地，但请秦王派太子来楚国作人质，楚国派太子到秦国作人质，把秦国贵女作为侍候楚怀王的姬妾，两国永结兄弟邻邦，不相互打仗的策略。此时，楚怀王虽已得到张仪，却又难于让出黔中土地给秦国，想要答应张仪的建议。屈原反对说：“前次大王被张仪欺骗，张仪来到楚国，我认为大王会用鼎镬（古代两种烹饪器鼎和镬）煮死他，如今释放了他，不忍杀死他，还听信他的邪妄之言，这可不行。”楚怀王说：“答应张仪的建议可以保住黔中土地，这是美好有利的事情。已经答应了而又背弃他，这可不行。”楚怀王最终答应了张仪的建议，背离了“合纵”与秦国结盟亲善。

游说韩王张仪离开楚国，就借此机会前往韩国，游说韩宣惠王说：“韩国地势险恶，大王不归附秦国，秦就会发兵占据宜阳，截断韩国的上党地区，再东取成皋、荥阳，那么鸿台之宫、桑林之苑就不再属于大王所有了。要是阻塞了成皋，截绝了上党地区，那大王的国土就要被分割了。早归附秦国就安全，不归附秦国就危险。如果制造的是祸端却要想得到福报，计虑粗浅，结怨很深，违背秦国而顺从楚国，要想国家不亡，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我替大王谋划，还不如替秦国效劳。秦最大的希望是削弱楚国，而最能削弱楚国的就是韩国。不是因为韩国比楚国强大，而是由韩的地势所决定的。现在大王向西臣事秦国，进攻楚国，秦王必然高兴。攻打楚国有利于韩国扩大领土，转移了祸患，取悦了秦国，没有比这更好的主意了。”韩宣惠王听从了张仪的主意。张仪回到秦国作了汇报，秦惠文王赐给张仪五座城邑，并封他为武信君。

游说齐王秦惠文王十四年（前311年），秦惠文王又派张仪向东游说齐国的齐湣王说：“天下强大的国家没有超过齐国的，大臣及其父兄兴旺发达、富足安乐。然而，替大王出谋划策主张合纵的人，都为了暂时的欢乐，不顾国家长远的利益。如今秦、楚两国嫁女娶妇，结成兄弟盟国。韩国献出宜阳，魏国献出河外，赵国在渑池朝拜秦王，割让河间来奉事秦国。假如大王不臣事秦国，秦国就会驱使韩国、魏国进攻齐国的南方，赵国的军队全部出动，渡过清河，直指博关、临菑，即墨就不再为大王所拥有了。国家一旦被进攻，即使是想要臣事秦国，也不可能了，因此希望大王仔细地考虑它。”齐湣王说：“齐国偏僻落后，僻处东海边上，不曾听到过国家长远利益的道理。”就答应了张仪的建议。

游说赵王张仪离开齐国，向西到赵国游说赵武灵王说：“如今秦国相约齐国、韩国、魏国的军队，准备进攻赵国。所以我不敢隐瞒真实的情况，先把它告诉大王左右亲信。我私下替大王考虑，不如与秦王在渑池会晤，面对面，口头作个约定，请求按兵不动，不要进攻。希望大王拿定主意。”赵武灵王答应了张仪的建议，张仪才离去。

游说燕王张仪又向北到了燕国，游说燕昭王说：“大王最亲近的国家，莫过于赵国。赵襄子凶暴乖张，六亲不认，大王是有明确见识的，那还能认为赵国可以亲近吗？赵国出动军队攻打燕国，两次围困燕国首都来劫持大王，大王还要割让十座城池向他道歉。如今，赵国已经献出河间一带土地臣事秦国。如今，假如大王不臣事秦国，秦国将出动军队直下云中、九原，驱使赵国进攻燕国，那么易水、长城，就不再为大王所拥有了。所以希望大王仔细地考虑它。”燕昭王听信了张仪的建议，说：“我就像蛮夷之徒一样处在落后荒远的地方，这里的人即使是男子大汉，都仅仅像个婴儿，他们的言论不能够产生正确的决策。如今，承蒙贵客教诲，我愿意向西面奉事秦国，献出恒山脚下五座城池。”

张仪回到秦国

秦惠文王十四年（前311年），张仪返回秦国报告，还没走到咸阳的时候，秦惠文王就去世了，秦武王即位。秦武王从做太子时就不喜欢张仪，等到继承王位，很多大臣说张仪的坏话：“张仪不讲信用，反复无定，出卖国家，以谋图国君的恩宠。秦国一定要再任用他，恐怕被天下人耻笑。”

诸侯们听说张仪和秦武王感情上有裂痕，都纷纷背叛了连横政策，又恢复了合纵联盟。秦武王元年（前310年），大臣们日夜不停地诋毁张仪，而齐国又派人来责备张仪。张仪害怕被杀死，就趁机对秦武王献策：“为秦国国家着想，必须使东方各国发生大的变故，大王才能多割得土地。如今，听说齐王特别憎恨我，只要我在哪个国家，他一定会出动军队讨伐它。所以，我希望让我这个不成才的人到魏国去，齐国必然要出动军队攻打魏国。魏国和齐国的军队在城下混战而谁都没法回师离开的时候，大王利用这个间隙攻打韩国，打进三川，军队开出函谷关而不要攻打别的国家，直接挺进，兵临周都，周天子一定会献出祭器。大王就可以挟持天子，掌握天下的地图户籍，这是成就帝王的功业啊。”

秦武王认为他说的对，就准备了三十辆兵车，送张仪到魏国。

张仪重返魏国

齐湣王听说张仪在魏国，果然出动军队攻打魏国，魏襄王很害怕。张仪说：“大王不要担忧，我让齐国罢兵。”就派遣他的门客冯喜到楚国，再借用楚国的使臣到齐国，使臣对齐湣王说：“大王特别憎恨张仪；虽然如此，可是大王让张仪在秦国有所依托，也做得够周到了啊！”齐湣王说：“我憎恨张仪，张仪在什么地方，我一定出兵攻打什么地方，我怎么让张仪有所依托呢？”使臣回答说：“这就是大王让张仪有所依托呀。张仪离开秦国时，本来与秦王约定说：'替大王着想，必须使东方各国发生大的变故，大王才能多割得土地。如今齐国特别憎恨我，我在哪个国家，他一定会派出军队攻打哪个国家。所以我希望让我这个不成才的人到魏国，齐国必然要出动军队攻打魏国，魏国和齐国的军队在城下混战而谁都没法回师离开的时候，大王利用这个间隙攻打韩国，打进三川，军队开出函谷关而不要攻打别的国家，直接挺进，兵临周都，周天子一定会献出祭器。大王就可以挟持天子，掌握天下的地图户籍，这是成就帝王的功业啊。’秦王认为他说的对，所以准备了兵车三十辆，送张仪去了魏国。如今，张仪去了魏国，大王果然攻打它，这是大王使国内疲惫困乏而向外攻打与自己建立邦交的国家，广泛地树立敌人，祸患殃及自身，却让张仪得到秦国的信任。这就是我所说的'让张仪有所依托’呀。”齐湣王赞同使者的说法，就下令撤军。

张仪去世

张仪出任魏国相国一年以后，于秦武王二年（前309年）死在了魏国。

张仪历史评价

苏秦：张仪，天下贤士，吾殆弗如也。

景春：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孟子：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甘茂：始张仪西并巴蜀之地，北开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张子而以贤先王。

李斯：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

司马迁：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从衡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夫张仪之行事甚于苏秦，然世恶苏秦者，以其先死，而仪振暴其短以扶其说，成其衡道。要之，此两人真倾危之士哉！

《太史公自序》：六国既从亲，而张仪能明其说，复散解诸侯。

刘向：苏秦为纵，张仪为横，横则秦帝，纵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

扬子《法言》曰：或问：“仪、秦学乎鬼谷术而习乎纵横言，安中国者各十余年，是夫？”曰：“诈人也。圣人恶诸。”曰：“孔子读而仪、秦行，何如也？”曰：“甚矣凤鸣而鸷翰也！”“然则子贡不为欤？”曰：“乱而不解，子贡耻诸。说而不富贵，仪、秦耻诸。”或曰：“仪、秦其才矣乎，迹不蹈已？”曰：“昔在任人，帝而难之，不以才矣。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

诸葛亮：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

左思：四海齐锋，一口所敌，张仪、张禄亦足云也。（李周翰注：四海诸侯虽齐锋攻秦，一言以说，乃能敌之。）司马贞：仪未遭时，频被困辱。及相秦惠，先韩後蜀。连衡齐魏，倾危诳惑。陈轸挟权，犀首骋欲。如何三晋，继有斯德。

徐夤：荆楚南来又北归，分明舌在不应违。怀王本是无心者，笼得苍蝇却放飞。

温会：危轩重叠开，访古上裴回。有舌嗟秦策，飞梁驾楚材。

姚向：秦相驾群材，登临契上台。查从银汉落，江自雪山来。司马光：仪与苏秦皆以纵横之术游诸侯，致位富贵，天下争慕效之……而仪、秦、衍最著。

苏轼：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是气也，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辩。邵雍：“廉颇白起善用兵，苏秦张仪善纵横。”

徐钧：再攻再相梁不悟，六百六里楚云何。苏秦反覆何须道，反覆如君事更多。

陈普：虎狼纵暴互奔驰，狐魅纷纭擅肆欺。三二百年天地裹，十棚木偶弄婴儿。

张仪人物争议

苏秦张仪年辈问题两千多年来，苏秦和张仪一直被说成是战国合纵连横斗争中的对手，苏秦大搞合纵，而张仪坚持连横。但1973年出土的长沙马王堆汉基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却表明：苏秦的年辈比张仪晚，苏秦死于公元前284年，张仪死于公元前310年，苏秦的主要活动均在张仪身死之后。张仪在秦国任相时，苏秦还没踏入政坛。不同于《史记》与《资治通鉴》所言。

张仪轶事典故

张仪折竹

典出《拾遗记》。张仪是战国时纵横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年轻时替人家抄书，遇到没有见过的好句子就写在掌中或腿上，晚上回到家中，就折竹刻写，久而久之，就集成册子。后人遂以“折竹”或“张仪折竹”形容勤奋刻苦学习。

张仪张仪受笞

张仪完成学业，就去游说诸侯。他曾陪着楚国国相喝酒，席间，楚相丢失了一块玉璧，门客们怀疑是张仪拿的，就说：“张仪贫穷，品行鄙劣，一定是他偷去了宰相的玉璧。”于是，大家一起把张仪拘捕起来，拷打了几百下。可是张仪始终没有承认，大家只好释放了张仪。张仪的妻子又悲又恨地说：“唉！您要是不读书游说，又怎么能受到这样的屈辱呢？”张仪对他的妻子说：“你看看我的舌头还在不在？”他的妻子笑着说：“舌头还在呀。”张仪说：“这就够了。”

张仪出任秦国国相以后，写信警告楚国国相说：“当初我陪着你喝酒，我并没偷你的玉璧，你却鞭打我。你要好好地守护住你的国家，我反而要偷你的城池了！”

张仪中伤陈轸

陈轸，是游说的策士，和张仪共同侍奉秦惠文王，两人都得到国君的赏识，于是两人纷纷争宠。张仪在秦惠文王面前中伤陈轸说：“陈轸用丰厚的礼物随便地来往于秦楚之间，应当为国家外交工作。如今楚国却不曾对秦国更加友好反而对陈轸亲善，足见陈轸为自己打算的多而为大王打算的少啊。而且陈轸想要离开秦国前往楚国，大王为什么没听说呢？”秦惠文王很生气，找来陈轸问是怎么回事。陈轸巧妙地运用讲故事的方式化解。陈轸在秦国过了一整年，秦惠文王最终还是任用张仪做宰相，而陈轸投奔楚国。

张仪墓地

张仪墓位于开封市区东北七公里新曹门遗址边宴台河村，在村南北街中段西侧，原为长方形高台，其土质坚硬，经年被人掘土使用竟成凹坑，1994年仲秋，市有关部门重修张仪墓，并立有《整修张仪墓碑记》一通。张仪墓长方形，似砚（古墓不似今墓圆形，大皆为长方形），故墓附近村落（原为张仪后代守墓所居）乃称“砚台”，复因其南三公里的张耳墓亦似砚台，为示区别，张耳墓称南砚台，张仪墓称北砚台，位于今开兰公路北侧。明清时期，黄河南移，靠近开封城垣，且屡次决口，北砚台村北被冲出一大河口，群众遂改称为北砚台河。复因村西北一公里处系宋宴台遗址，砚、宴谐音，传来传去砚台河就成了宴台河了。

《张仪的人物关系》、《鬼谷子四大入世弟子》、《战国时期纵横家》、《春秋战国时期秦国著名人物》、《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代表人物》、《春秋战国时期魏国宰相》、《运城市名人》、

二十四-13、荀子——辞赋之祖、战国末期思想家、教育家

荀子(前340年-前245年)，名况，字卿(一说时人相尊而号为卿)，两汉时因避汉宣帝询名讳称孙卿。战国晚期赵国人，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先秦时代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

荀子早年游学于齐国，因学问博大，曾三次担任当时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学宫之长）。当时稷下学宫的主要思想家田骈已于齐襄王时故去，齐国需补充列大夫的缺额，荀子因此三次出任祭酒一职。后齐国有人诋毁荀子，于是便前往楚国，被春申君任命做了兰陵（今中国山东省临沂市）县令。春申君去世后，荀子被免职，在兰陵（今中国山东省临沂市）一直居住，直至去世。荀子对重新整理儒家典籍有着相当显著的贡献，所著《荀子》一书，又名《荀卿子》，集中体现了其学术主张理论思，强调“礼”在社会中的规范作用。“礼”不仅是一个人人生的最高准则，而且也是治理国家的最高准则。其次，荀子反对孟子的性善论，首倡性恶论。认为人的道德品质是后天形成的，是环境影响和教育的结果，因此更加注重后天教育的重要性。荀子还是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其言“天行有常”，不信鬼神，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和“人定胜天”的命题。对于荀子而言，宇宙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规律，人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

世系

《元和姓纂》载“晋有荀林父生庚裔荀况”，而关于春秋时期荀氏的记载见于（桓王）十三年（公元前678年）“晋曲沃灭荀，以其地赐大夫原氏黯，是为荀叔”。《左传》僖公九年《传》正有“荀息”亦称“荀叔”之文，所以原氏黯即为荀息，被封荀国故地以地为姓。

荀氏的传承为荀息生逝敖，逝敖生荀林父，荀林父曾为晋国中行将，故后裔别为中行氏，林父生荀庚，庚生荀偃，偃生荀吴，吴生荀寅。荀寅在与赵鞅的斗争失败后，中行氏族人为了避祸，又纷纷改回荀氏，这就是赵国荀氏的由来。

游学

司马迁所写的《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录了他的生平。荀（xún）子于五十岁（有学者认为传抄时误将十五改为五十）。始来游学于齐国，到襄王时代“最为老师”，“三为祭酒”。后来被逸而适楚，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家居兰陵，韩非、李斯都是他的入室弟子，亦因为他的两名弟子为法家代表人物，使历代有部分学者怀疑荀子是否属于儒家学者，荀子也因其弟子而在中国历史上受到许多学者猛烈抨击。

荀子是第一个使用赋的名称和用问答体写赋的人，同屈原一起被称为“辞赋之祖”。

入秦

他曾入秦，对秦国政治予以肯定，说“秦四世有胜，数也，非幸也”，同时又对秦国重视刑法吏治，轻视仁德士君子的方略不以为然，谓之“县之以王者之功名，则倜倜然其不及远矣”。

荀子又到过赵国，与临武君议兵于赵孝成王面前。最后老死于楚国兰陵。他曾经传道授业，战国末期两位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韩非、李斯，汉初政治家、科学家张苍均为其门下高足。著作集为《荀子》（唐代杨倞为其作注），因为荀子受历代学者的抨击，其注者不多。直至清代考据学兴盛，注释校订者才增加。现代研究荀子的学者也较古代为多，包括清代王先谦，民国时代的梁启雄（梁启超胞弟）。清末学者谭嗣同，在他的《仁学》中这样评价：（中国）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晚年的代表作有《劝学》。

主要影响

思想观点

荀子对各家都有所批评，唯独推崇孔子的思想，认为是最好的治国理念。荀子以孔子的继承人自居，特别着重的继承了孔子的“外王学”。他又从知识论的立场上批判的总结和吸收了诸子百家的理论主张，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明于天人之分”的自然观、“化性起伪”的道德观、“礼仪之治”的社会历史观，并在此基础上，对先秦哲学进行了总结。

“明于天人相分”的自然主义天道观

天、天命、天道的问题一直是先秦时期各家关切的问题。殷商西周时期，“天”、“天命”是被作为人格神看待的。到了孔子，它的人格神色彩被淡化，孔子主要借亲亲之情论仁德，而视天命为一种盲目的主宰力。孔子之后，其弟子和后学力图使“仁德”、“心性”“天命”得以贯通，这一方面是要使“仁德”、“心性”的追求获得存在论的支撑，另一方面又将“天”、“天命”、“天道”义理化、价值化。荀子有取于“天”、“天道”、“天命”上的自然观的成分，然而它的理论宗旨却不在于走向自然主义，而在于凸现“天人相分”，然后以“天人相分”为基础，建构自己的“人道”学说。

1.天道自然的思想

荀子将“天”、“天命”、“天道”自然化、客观化与规律化，见于他的《天论》一文。“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

在荀子看来，天为自然，没有理性、意志、善恶好恶之心。天是自然天，而不是人格神。他把阴阳风雨等潜移默化的机能叫做神，把由此机能所组成的自然界叫做天。宇宙的生成不是神造，而是万物自身运动的结果。

2.“天行有常”的思想

荀子以为，天不是神秘莫测、变幻不定，而是有自己不变的规律。这一规律不是神秘的天道，而是自然的必然性，它不依赖于人间的好恶而发生变化。人不可违背这一规律，而只能严格地遵守它。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天道不会因为人的情感或者意志而有所改变，对人的善恶分辨完全漠然置之。荀子对传统的宗教迷信持批判的态度，认为自然的变化与社会的治乱吉凶没有必然的联系。认为祭祀哀悼死者的各种宗教仪式，仅仅是表示“志意思慕之情”，是尽“人道”而非“鬼事”。（《礼论》）

3.“天人相分”的思想

荀子认为自然界和人类各有自己的规律和职分。天道不能干预人道，天归天，人归人，故言天人相分不言合。治乱吉凶，在人而不在天。并且天人各有不同的职能，“天能生物，不能辨物，地能载人，不能治人”（《礼论》）“天有其时，地有其才，人有其治”（《天论》）

4.“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

在荀子看来，与其迷信天的权威，去思慕它，歌颂他，等待“天”的恩赐，不如利用自然规律以为人服务。荀况强调“敬其在己者”，而不要“慕其在天者”。甚至以对天的态度作为君子、小人之分的标准。强调人在自然面前的主观能动性，主张“治天命”、“裁万物”、“骋能而化之”的思想。荀子明确的宣称，认识天道就是为了能够支配天道而宰制自然世界。

“化性起伪”的性恶论

荀子最著名的是他的性恶论，这与孟子的性善说直接相反。他的总论点是，凡是善的，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人努力的产物。价值来自文化，文化是人的创造。正是在这一点上，人在宇宙中具有和天、地同等的重要性。

1.“人之性恶”——一自然资质为性的性恶论

荀子最主要的努力是确认人在道德修养和治理国家中的主体地位。在道德修养方面，作为前提与起点的，是荀子主张的性恶论。荀子从天人相分的立场出发，否定而人性中先验的道德根据。在他看来，所谓人性就是人的自然本性，是所谓“生之所以然者”。其自然表现为“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其实质就是人天然有的抽象的自然生物本能和心理本能。

荀子认为人的这种天然的对物质生活的欲求是和道德礼仪规范相冲突的。他认为人性“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色焉”，如果“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纷乱理而归于暴”。所以说人性是“恶”，而不是“善”。

荀子这里的情性观与早期儒家《性自命出》一派的思想有关。然而性自命出以“情”为天的观念引出的是自然主义、情感主义的生存论调。荀子没有沿着这一个路向发展，这是因为，他认为天然禀赋的性情是恶的。因而顺应他的发展，将引起人与人的争夺，贼杀，导致社会的混乱，这就是性恶论。

2.“化性起伪”的道德教化论

荀子认为，凡是没有经过教养的东西是不会为善的。对于人性中“善”的形成，荀子提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的命题。荀子的人性论虽然与孟子的刚好相反，可是他也同意，人人都能成为圣人。荀子以为，就人的先天本性而言，“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都是天生性恶，后天的贤愚不肖的差别是由于“注错习俗之所积耳”。后天的环境和经验对人性的改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通过人的主观努力，“其礼义，制法度”，转化人的“恶”性，则“涂之人可以为禹”。

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是因为人本来就是善的，而荀子论证涂之人可以为禹是因为人本来是智的。

3.“化性起伪”的性恶论的意义与目的

性恶论的价值在于：（1）提出人的自然本性的先天合法性，从人的实然层面来看待人性。（2）强调后天环境对人发展的作用。（3）进而说明礼乐教化的价值与意义。

性恶论的限制在于：（1）从性恶出发，固然可说明礼乐教化之“伪”的现实必要性，但由于否认了人的道德先验性，圣人治礼作乐的“化性起伪”的教化行为就失去了坚实的存有论根据。（2）把人的先天的自然本性等同于社会道德之恶，没有真实地看到人的自然本性和人的社会性“恶性”之间具有人的意识的造作性。如此将使社会性的“恶行”具有自然存有论根基，以至于“恶”成为了价值的合理性行为。（3）性恶论使人性的超越幅度丧失殆尽，人完全成为社会宗法等级的奴隶。

性恶论的目的：性恶，或性善，对儒家并没有决定性的意义。其价值仅仅在于如此的人性论奠基可以为现实社会的礼乐教化提供内在人性的根据。

所积而致的成圣之道

就道德修习而言，荀子认为最高的要求就是“成圣”。荀子坚持自己的理论的一贯性，认为在天生的情性方面，圣人与普通人没有什么不同。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战国末年贵族和平民依血缘形成的原有的界限的消解。荀子还认为圣人与普通人一样，也只有经过后天的努力，才能够成就自己。“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也”。

圣人与一般人，君子与小人，在先天本性上的差别被取消了。但是荀子立论的意图并不在于从根本上废弃这种差别，反而要从后天努力的角度凸现这种差别。凸现后天努力修为造就君子、圣人，是在强调精神气质、文化教养上的贵族性，荀子学说有浓重的知识化、工具化的倾向，然而在追求成圣，追求贵族性的精神气质与品格的这点上，与孔子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荀子讲成圣，又希望借圣人的教化，使得社会大众得以转变性情，以至于善。

“明分使群”与古今、礼法之争

荀子的社会政治思想

荀子希望借助圣人的教化，转变百姓的性情。但是荀子认为圣人更重要的作用在于他能够“使天下皆出于治”，这就是儒家的外王学。不过荀子按照自己的知识论重组了这种外王学。

1.“明分使群”的社会（礼、义）起源说

以往的儒家学者都曾建筑过自己的外王学，而且大都把这种外王学的正当性诉诸于天道、天命，很少有人能够从现实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的源出处证明自己的外王学。荀子的经验知识的立场使他得以面对现实，回到现实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的源出处。

荀子注意到，人与动物的不同而且得以优异于动物的地方，是人能群，即人能组织社会。而人所以能“群”者，在于“分”。“分”即是建立社会等级，从事不同的社会分工，将社会协同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以面对自然、战胜自然。“分”是组织社会的根本法则。而“分莫大于礼”。通过圣人的治礼作乐，将社会分为上下有序的等级，以解决基于物欲的争斗。“分”的标准就在于“礼义”，即封建的伦理道德和礼法制度。关于分靠什么维系，荀子有两个说法：一是“分何以能行？曰：义”。一是“分莫大于礼”。显然前一种说法侧重于道德教化；后一种说法则侧重于礼法制度。

从“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的人性论出发，荀子提出了“名分使群”的社会起源说，以论证礼乐教化之必要性。

2.“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

隆礼重法

在国家治理上，荀子非常看重“礼”。荀子认为礼从区分与调节不同人的利欲关系中产生结果。在治礼的过程中，不能只顾及人的欲望，而要让物与欲两者相持而长，在物质的增长和欲望的增长之间保持平衡。

在荀子看来，人的天然本性是追求利欲的，而礼的作用则在对人的利欲的无限追求作出限制，二者之间不免有冲突。为了确保公共秩序的正常运转，礼的遵循不免要诉诸于一种强制性。由此，礼转为法。因此，荀子常有“礼法之枢要”“礼法之大分”的提法，而以礼法并称。在荀子那里，礼是介于义和法之间的一个范畴。在义礼并称时，礼多是指道德。在礼和法并称时，礼多指制度。荀子说礼是法之大分时，既是指礼为立法的原则，又是指礼作为原则的道德立场。法的制定和形式不纯属利益分配的问题，还有一个道义问题；法的一律化打破了贵族和平民的界限，使一切人平等。但是礼的持守却仍然使得有学养的人们不至于沉落。荀子可以说是顾及到现实的利欲追求和必要性而又坚持道德理想，力求在二者之间保持平衡的思想家。

对礼法、王霸之争的总结

对礼法、王霸之争，荀子提出了“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的命题。其含义两点：（1）礼法并举、王霸统一。他认为“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成相》）“礼以定伦”，法能“定分”，二者可以相互为用。只是法的特点表现为通过赏罚来维护等级秩序。（2）礼高于法，礼为法之大本。只讲法治，不讲礼治，百姓只是畏惧刑罚，一有机会仍会作乱。他把“法治”称为“暴察之威”，“礼治”称作“道德之威”。法治至其极也不过为“霸”，而不能成“王”。如果以礼义为本，则法治就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了：“故礼及身而行修，义及国而政明，能以礼挟而贵名白，天下愿，会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致士》）。荀子以为，礼义是立法的精神，如果人们爱好礼义，其行为就会自然合法，甚至不用刑罚，百姓也能自然为善。总之，荀子的礼法兼施、王霸统一，是对对礼法、王霸之争的总结，开创了汉代儒法合流、未爆杂用的先河。

3.厚今薄古的“法后王”说

荀子在历史观上提出了厚今薄古的“法后王”说，所谓“后王”盖指“近时”之圣王或可能成为王者的“天下之君”，即理想的最高统治者。他认为“先王”的时代久远，事迹简略，不如近世的后王可靠，所谓“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荀子·非相》）即“法先王”必须通过“法后王”的途径才能实现。他主张“法后王”，又提倡继承“先王之道”，意在为封建统治阶级寻求理想的人格榜样。荀子批判以复古倒退为目的的“先王”观，指责“俗儒”们的“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杂学，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儒效》）。“法后王，一制度”即是把一切都纳入新兴地主阶级大一统的制度与范围上来。

“虚壹而静”的认识论

1.“天官薄类”和“心有征知”：立足于经验的认识发展阶段

依据其自然主义思想，建立自己的认识论。在他看来所谓“知”就是主观与客观有所合。“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解蔽》）认识就在于以“人之治”和“物之理”。他将人的认识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缘天官”、或“天官意物”：“天官”就是人的感觉器官。在这一阶段人首先依靠感觉器官来把握事物。第二阶段，“心有征知”：荀子把思维器官称为“天君”或“心”，其功能为“征知”。“征知”就是对对感觉印象进行分析、辨析和验证，形成概念和判断。

2.“虚壹而静”的解蔽方法

荀子认为人在认识上的最大隐患在于“蔽于一曲而訚于大理”，要形成正确的认识就需要“解蔽”。而“解蔽”的方法就是靠“心”的“虚壹而静”。所谓“虚”就是不让已有的知识妨碍即将接受的新知。心能同时兼知两物，如果能做到使两物不互相妨碍以影响认识，谓之“壹”。不以混乱的胡思乱想淆乱正常的认识就是“静”。即要在认识中排除干扰、精力专一、发挥思维的能动性。这样的心理状态就叫“大清明”，这是认识的最高状态。

3.“学至于行之而止”的知行观

在知行观上，荀子提出“学至于行之而止”的命题。他认为认知的落脚点在于“行”，“行”不仅是知的来源，也是知的目的。但荀子的所谓行，不可作社会实践理解，而是指人的道德行为。因而所谓“学至于行”，也就是“学至于礼”，让主观的道德行为符合现实的社会道德规范，最终达到“德之极”（《劝学》）的地步。

4.“制名以指实”的逻辑思想

对名实关系，荀子提出“制名以指实”的思想，它包括三方面的内容：（1）“所以有名”，即制名的必要性：“明贵贱”、“辨同异”、统一思想，以维护社会的秩序。“明贵贱”是指伦理和政治上的正名，使贵贱有等，亲疏有别。“辨同异”，是由伦理的正名发展到逻辑和法律的正名，要区别士、农、工、商的职业分野和各种等级称谓。（2）“所缘以同异”，即名称同异的根据：“缘天官”，使同类同情者，共约其名以相期。（3）“制名之枢要”，即制名的原则：“同实同名”、“异实异名”、二者一致则用“共名”的原则，以及“约定俗成”、“稽实定数”的原则。

对比孔孟

荀子的思想偏向于经验以及人事方面，是从社会脉络方面出发，重视社会秩序，反对神秘主义的思想，重视人为的努力。孔子中心思想为“仁”，孟子中心思想为“义”，荀子继二人后提出“礼”、“法”，重视社会上人们行为的规范。以孔子为圣人，但反对孟子和子思为首的“思孟学派”哲学思想，认为子弓与自己才是继承孔子思想的学者。荀子认为人与生俱来就想满足欲望，若欲望得不到满足便会发生争执，因此主张人性有恶，须要由圣王及礼法的教化，来“化性起伪”使人格提高。

与孔、孟相比，荀子的思想则具有更多的现实主义倾向。他在重视礼义道德教育的同时，也强调了政法制度的惩罚作用。

作品一览

《荀子》

劝学第一

修身第二

不苟第三

荣辱第四

非相第五

非十二子第六

仲尼第七

儒效第八

王制第九

富国第十

王霸第十一

君道第十二

臣道第十三

致士第十四

议兵第十五

强国第十六

天论第十七

正论第十八

礼论第十九

乐论第二十

解蔽第二十一

正名第二十二

性恶第二十三

君子第二十四

成相第二十五

赋第二十六

大略第二十七

宥坐第二十八

子道第二十九

法行第三十

哀公第三十一

尧问第三十二

史籍记载

荀卿，是赵国人。五十岁的时候才到齐国来游说讲学。邹衍的学说曲折夸大而多空洞的论辩；邹奭的文章完备周密但难以实行；淳于髡，若与他相处日久，时常学到一些精辟的言论。所以齐国人称颂他们说：“高谈阔论的是邹衍，精雕细刻的是邹奭，智多善辩，议论不绝的是淳于髡。”田骈等人都已在齐襄王时死去，此时荀卿是年最长，资历深的宗师。当时齐国仍在补充列大夫的缺额，荀卿曾先后三次以宗师的身分担任稷下学士的祭酒。后来，齐国有人毁谤荀卿，荀卿就到了楚国，春申君让他担任兰陵令。春申君死后，荀卿被罢官，便在兰陵安了家。李斯曾是他的学生，后来在秦朝任丞相。荀卿憎恶乱世的黑暗政治，亡国昏乱的君主接连不断地出现，他们不通晓常理正道却被装神弄鬼的巫祝所迷惑，信奉求神赐福去灾，庸俗鄙陋的儒生拘泥于琐碎礼节，再加上庄周等人狡猾多辩，败坏风俗，于是推究儒家、墨家、道家活动的成功和失败，编次著述了几万字的文章便辞世了。死后就葬在兰陵。

当时赵国也有个公孙龙，他曾以“离坚白”之说，同惠施的“合同异”之说展开论辩，此外还有剧子的著述；魏国曾有李悝，他提出了鼓励耕作以尽地力的主张；楚国曾有尸子、长卢，齐国东阿还有一位吁子。自孟子到吁子，世上多流传着他们的著作，所以不详叙这些著作的内容了。

墨翟，是宋国的大夫，擅长守卫和防御的战术，竭力提倡节省费用。有人说他与孔子同时，也有人说他在孔子之后。

《风俗通义·穷通》记载：“齐威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孙卿有秀才，年十五始来游学。”在公元前286年，齐灭宋，《盐铁论·论儒》谈到齐闵王骄傲自大，“诸儒谏不从，各分散。”这时，荀卿向齐相进说：“处胜人之势，会胜人之道”，指出：当今巨楚在我前面牵系着，大燕在我后边威逼着，劲魏在我右边钩取着，……一国策谋，三国必然乘机进犯，这样，齐国必然导致四分五裂，国家将有灭亡的危险。（《荀子·强国》，下引本书，只注篇名）意见未被采纳，孙卿去楚国。在齐襄王在位时（公元前283年—公元前265年），荀子第二次回到齐国，“荀卿最为老师。”他三次被推为祭酒（年高望重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在范雎相秦期间（公元前266年—前255年），荀子到秦国见过秦昭王。昭王问：“儒无益于人之国？”荀子回答说：“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儒之为人下如是矣。”（《儒效》）“应侯（范雎）问孙卿子曰：入秦何见？”荀子回答说：“形胜”“百姓朴”、“百吏肃然”、士大夫“明通而公”，朝廷“听决百事不留”，“治之至”；然而“殆无儒”，是“秦之所短”。由于秦国实行法治，荀子以儒治国的思想就行不通了。

齐人有人谗言荀子，于是荀子离开了齐，来到楚国。公元前255年被任为兰陵县令。但有人认为荀子对楚国来讲是个危险。所以荀子又辞楚来到赵国，赵国拜其为上卿。后来楚国有人向楚相春申君进言请荀子回楚。于是春申君派人请回荀子，复任兰陵县令。公元前238年，春申君被李园杀害，荀子罢了官。不几年就去世了。

荀子的著作，在汉代流传的有三百多篇，经过刘向的编订，删去重复的，定著三十二篇。

荀子早年游学于齐，因学问博大，“最为老师”，曾三次担任当时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学宫之长）。约公元前264年，应秦昭王聘，西游入秦，称秦国“百姓朴”、“百吏肃然”而近“治之至也”。后曾返回赵国，与临武君议兵于赵孝成王前，以为“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荀子·议兵》）。后来荀子受楚春申君之用，为兰陵县（今山东省苍山县兰陵镇）令。晚年从事教学和著述。

籍贯争议

关于荀况的出生地，据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荀况是赵国人，这没有什么争议的。但是，战国末期，赵国的疆域纵横两千里，荀子的出生地到底在何处，却是直到今天仍然众说纷纭的话题。以致于荀子成为历史名人中极少见的只有“国籍”，没有“故籍”、“户籍”。主要有以下两种说法。

山西新绛说

荀子祖籍古荀国。现今新绛县北之席村，原称荀城，即古荀国之都城。春秋时期荀国被晋国所灭。战国时期三家分晋之后，绛州一带本属魏国。但因秦、赵、魏之间的战争，国境线犬牙交错，时有变化。绛州一带曾属赵国。临近的稷山县廉城，相传即赵国大将廉颇屯兵之地。故司马迁在《史记》中为荀子与孟子合写列传时，称荀子为赵国人。新绛城内龙兴寺发现《荀子故里》石匾额一块。当地至今流传着关于荀子的传说。

山西安泽说

学者研究确认了随着历史的演变到战国末期，唯安泽县先称伊氏后称猗氏，属韩国上党郡管辖。《潞州志》、《山西历史地名录》均有铁定的记载。《史记》云：“秦政上党，韩不能救，其守冯亭以上党降赵”。因此荀子故里，只可能是弃韩归赵后的位于山西南部的安泽。

荀子名况，相传战国时期出生在绛州（荀城）。

河北邯郸说

这种意见认为以上的两种意见都不可信。《史记》把荀子称“赵人”，而没有称“赵国人”。赵国在战国时期的疆域很大，包括河北、山西大部，还有内蒙、山东的一部分。司马迁是一位十分严谨的史学家，他既然不称荀子为“赵国人”，只称荀子为“赵人”，按照约定俗成的解释，“赵人”只可以解释为邯郸人。因为邯郸是赵国的首都，只有邯郸才可以称“赵”，其它的地方是不能够称“赵”。

荀子生地问题《史记》说的很明确，“荀卿，赵人也。”《史记》记载了很多将相和名人的出生地。有两种记载方法，一种是直接说他是哪国人，这某国之人在很大程度上是某国的首都，比如说“孟轲，驺人也。”“驺”是驺国的国都，孟子是山东邹县人。等等。另一种是谈到这个国家的某某地。举例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

《史记》记载荀子说是“赵人”，“赵人”就是邯郸人。司马迁写《史记》时，原来意义上的赵国已不复存在，刘邦封自己与戚夫人的儿子刘如意为赵王，其封地就是邯郸。此时山西的安泽仍然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山西的安泽，本来属于韩国，后归赵国。司马迁是严谨的史学家，在《孟轲、荀卿列传》中称荀子为赵人就是说他是邯郸人，他不可能再去考察安泽、中牟到底属于哪个国家。

荀子故里应是战国时期的赵国，并在很大程度上应是首都邯郸。荀子的祖上可能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卿族荀氏，但荀氏封地于战国时期并不属赵，因而指今山西南部的临猗、新绛或安泽几个地方为荀子生地都是没有根据的。

后世纪念

荀子墓

荀子墓位于临沂市兰陵县兰陵镇东南一公里处，黄土堆积的坟丘。东西长10米，南北宽8米，东西两端高7米，中间高3米，上面遍布刺槐，墓前有石碑两块：一是清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立，碑额篆书为“补建荀子墓碑”，碑文及署名已不清；另一块是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山东巡抚周馥立的，上刻“楚兰陵令荀卿之墓”。1976年被列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地政府投入巨资，墓地已建成为大型仿古式陵园。

荀子雕塑

在山西省临汾市安泽县修建有纪念一代儒学家荀子的荀子文化园，山顶矗立着大儒的雕像，俯瞰着这片赋予了他生命的热土和汲取了甘甜乳汁的沁河。

荀子雕像底座8米，象征全县8万人民之深情，像高19.67米，寓县域面积1967平方公里之广义，托起荀子这位令故里人永世引以为骄的时代超人。园林专家提供的信息说，如此高大的花岗岩雕像当数全国之最。

荀子纪念馆

荀子纪念馆，是2014年根据文献记载复原的景观，位于中国河北省邯郸市一条历史文化街区串城街。建于2013年，2015年前完工。这个建筑是为了纪念邯郸荀子而建。

影视形象

2020年电视剧《大秦赋》许还山饰演荀子。

历史评价

唯物思想家

荀况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他的学问渊博，在继承前期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各家的长处加以综合、改造，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发展了古代唯物主义传统。现存的《荀子》三十二篇，大部分是荀子自己的著作，涉及到哲学、逻辑、政治、道德许多方面的内容。在自然观方面，他反对信仰天命鬼神，肯定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曾说“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是说，不应该由自然主宰人，而应该由人来主宰自然，同时也应顺应自然规律；在人性问题上，他提出“性恶论”，主张人性有“性”和“伪”两部分，性（本性）是恶的动物本能，伪（人为）是善的礼乐教化，否认天赋的道德观念。强调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在政治思想上，他坚持儒家的礼治原则，同时重视人的物质需求，主张发展经济和礼治法治相结合。在认识论上，他承认人的思维能反映现实。但有轻视感官作用的倾向。在有名的《劝学篇》中，他集中论述了他关于学习的见解。文中强调“学”的重要性，认为博学并时常检查、反省自己则能“知明而行无过”，同时指出学习必须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学习态度应当精诚专一，坚持不懈。他非常重视教师在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国家要兴旺，就必须看重教师，同时对教师提出严格要求，认为教师如果不给学生做出榜样，学生是不能躬行实践的。他也提出了“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后来蒙恬、李斯、韩非等皆为荀子弟子。

文学兼教育家

荀子的文章论题鲜明，结构严谨，说理透彻，有很强的逻辑性。语言丰富多彩，善于比喻，排比偶句很多，有他特有的风格，素有“诸子大成”的美称。他的文章已有语录体发展成为标题论文，标志着中国古代说理文趋于成熟。对后世说理文章有一定影响。《荀子》中的五篇短赋，开创了以赋为名的文学体裁；他采用当时民歌形式写的《成相篇》，文字通俗易懂，运用说唱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学术思想，对后世也有一定影响。荀况不愧为中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杰出的文学家、教育家。此外，荀子还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儒学地位

荀子在儒学体系中的地位，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理解：

1.荀学具有学术批判精神，具备兼容并包的意识，体现了战国百家争鸣走向学术交融的历史趋势。无论从哪个角度考察，《荀子非十二子》的学术史、思想史价值应该给予发掘。

2.荀子对儒学经典的传授居功甚伟。汉代儒学，不仅“礼学”出自荀学，“诗经学”乃至于“春秋学”都与荀学有关。清儒汪中著《荀卿子通论》认为“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并对荀子的“传经”作了详细考证，为经学史研究的学者所基本同意。当代大儒徐复观也曾高度评价荀子在经学史上的地位。

3.荀子密切关注现实世界的变化，充满事功精神。荀子讲学于齐、仕宦于楚、议兵于赵、议政于燕、论风俗于秦，对当时社会的影响不在孔孟之下。孔子不入秦，荀子却对秦政、秦俗多予褒奖，而同时批评其“无儒”。这说明他在坚持儒学的基本信念的前提之下，还在努力争取扩大儒家的政治空间。俯仰于政治与学术之间，荀子所体现的务实精神，应该是汉代儒宗董仲舒的取法对象。他们都为儒学适应时代环境、进而寻求新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荀子的著作》、《中国古代教育家》、《儒家学派代表人物》、《中国古代十大哲学家》、《春秋战国时期的主要思想家》、《运城市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