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却不知敬重爱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中华古圣先贤”就是我们民族古代的英雄；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运用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之中，中国古代有许多人，因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被称为圣人。那么中国古代到底有多少圣人，他们又因何成圣的呢？“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天地之间有一股堂堂正气，它赋予万物而变化为各种体形。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正气”在各行各业里靠这种正气万物生生不息，生长流传。但“林子大了什么鳥都有！”能量的“正负”之间，产生的效果，天壤之别。笔者乃“百无一用的书生”，然懂得“位卑未敢忘忧国”；现实中“文化断层”日显突出，必须“亡羊补牢”，防微杜渐------；

【四大文明古国，为何只有中华文明保留下来了？除了“自然因素”外（靠的是地理，靠的是文化，靠的是历史，靠的是政治），中华文明的两个属性是关键: 一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二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精神改变世界。这些因素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代中国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恩格斯说：“就世界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因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得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后与动物界分开。”赵朴初作诗赞道：“燧人取火非常业，世界从此日日新。”（“上古文明”从有巢氏造房、燧人取火开始，经过房居、熟食等初级分化而产生初级文明——自我创造；大禹治水、五谷栽种等产生农耕文明——自强不息；仓颉造字后，产生了记录文明——文明之光；炎黄部落产生社会文明——井然有序；皋陶让我们产生司法文明——公平和谐；神农氏让我们产生医药文明——救死扶伤；王亥、范蠡让商业繁荣社会经济——繁荣昌盛；甘德、石申、鲁班、张衡等让人类科技大放异彩——领引世界；孔子、老子、孟子、庄子、顾恺之、王羲之、东方朔、司马迁等，让华夏大地充满智慧和人文情怀——中庸之道！等等文明之光闪耀世界！姜尚、霍去病、岳飞、关羽等让我们懂得封狼居胥、精忠报国——“虽远必诛”等等中华文明！）以后不在我们华夏文明下一段5000年历史，从现在开始，有你，有我，有我们每一个华夏子女来帮忙实力书写。（反观“西方文明”，从普罗米修斯的盗火开始，就是“强盗逻辑”，宣扬的就是自私自利的“掠夺行为”-------）】

《中华古圣先贤图解》设计理念：“天圆地方”，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哲学思想，是阴阳学说的一种体现。天与圆象征着运动；地与方象征着静止；两者的结合则是阴阳平衡、动静互补。文字释文：1、《中华古圣先贤人物（成就一览）》2、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3、顾绍骅对中国精神的理解：为了国家民族及人民的利益奋斗终生，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松懈意味停滞不前，放纵等于毁灭！

二十一-1、管仲——“天下第一相”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

管仲（？-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颍上（今安徽颍上县）人。周穆王的后代，中国古代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散文家。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

管仲出身贫苦，以商贾为业。自幼与鲍叔牙为知己，鲍叔牙知其雄才伟略，常善待之。后经鲍叔牙举荐管仲为齐相，齐桓公任命管仲为上卿、相国。在位期间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对内发展工商、渔盐、冶铁，按照土地的好坏来征收租赋，主张富国强兵，增强了齐国军队的战斗力。举贤任能，制定选拔人才的制度，整顿行政管理系统，使得行政区域更加精细化，维护了社会稳定。对外推行“尊王攘夷”的策略，拥护周天子，实现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同时与各诸侯国会盟，实现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前645年，管仲病逝。

管仲在齐国辅佐齐桓公期间进行的内政外交的重大改革，使得齐国成为春秋第一霸主。其思想成就非常显著，他认为礼、义、廉、耻是维系国家的精神支柱，后人把管仲的思想整理成书，即《管子》。其提出“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揭示道德教化以物质生活为基础。又强调“四维（礼、义、廉、耻）不张，国乃灭亡”，重视道德教化作用。《管子》86篇，今存76篇，是以齐国法家为主兼及其他各家学术思想的著述总集。内容涉及天文、历数、舆地、经济和农业等科学知识。

早年经历

管仲的父亲管庄是齐国的大夫，后来家道中衰，导致管仲生活很贫困。为了谋生，联合好友鲍叔牙合伙做生意失败。管仲做过当时认为是微贱的商人。游历许多地方，接触各式各样的人，见过许多世面，从而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当兵的时候，临阵脱逃。几次想当官，但都没有成功。

佐公子纠

齐僖公三十三年（前698年），齐僖公去世，留下三个儿子，太子诸儿、公子纠和公子小白。齐僖公死后，太子诸儿即位，是为齐襄公。当时，管仲和鲍叔牙分别辅佐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不久，齐襄公因与其妹文姜（鲁桓公的夫人）私通之事暴露，索性将鲁桓公灌醉并杀死。 [46-47]对此，管仲预感到齐国将会发生大乱。公子纠的母亲是鲁君的女儿，因此管仲和召忽就保护公子纠逃到鲁国去躲避。

齐襄公十二年（前686年），齐国内乱，两个逃亡在外的公子，一见时机成熟，都想急忙设法回国，以便夺取国君的宝座。鲁庄公知道齐国无君后，万分焦急，立即派兵护送公子纠回国，后来发现公子小白已经先出发回国。管仲于是决定自请先行，亲率30乘兵车到莒国通往齐国的路上去截击公子小白。人马过即墨30余里，正遇见公子小白的大队车马。管仲等公子小白车马走近，就操起箭来对准射去，一箭射中，公子小白应声倒下。管仲以为公子小白已经被自己射死，就率领人马回去。其实公子小白没有死，管仲一箭射中他的铜制衣带勾上，公子小白急中生智咬破舌尖装死倒下。经此一惊，公子小白与鲍叔牙更加警惕，飞速向齐国挺进。当他们来到临淄时，由鲍叔牙先进城里劝说，齐国正卿高氏和国氏都同意护立公子小白为国君，于是公子小白就进城，顺利地登上君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齐桓公。

鲍叔举贤

齐桓公元年（前685年），齐桓公即位后，急需找到有才干的人来辅佐，因此就准备请鲍叔牙出来任齐相。但鲍叔牙称自己才能不如管仲，若要使齐国称霸，必要用管仲为相。

管仲与公子纠一伙认为公子小白已死，再没有人与他争夺君位，也就不急于赶路。六天后才到齐国。一到齐国，没想到齐国已有国君，新君正是公子小白。鲁庄公得知齐国已有新君后气急败坏，当即派兵进攻齐国，企图武装干涉来夺取君位。双方在乾时会战，管仲建议当趁小白人心未定速攻，但鲁庄公却说：“如果一切如你所料，小白早就被射死了。”不听管仲的话，结果遭遇伏击，鲁军大败，公子纠和管仲随鲁庄公败归鲁国。齐军乘胜追击，进入鲁国境内。齐桓公为绝后患，遣书给鲁庄公，叫鲁国杀公子纠，交出管仲和召忽。否则齐军将全面进攻鲁国。鲁庄公得知后与大夫施伯商量，施伯认为齐国要管仲不是为了报仇雪恨，而是为了任用他为政。因为管仲的才干世间少有，他为政的国家必然会富强称霸。假如管仲被齐国任用，将为鲁国的大患。因此施伯主张杀死管仲，将尸首还给齐国。但鲍叔牙用计称齐桓公恨管仲入骨，一定要生杀管仲。且鲁庄公新败，闻齐国大兵压境，早吓得心颤胆寒，没有听施伯的主张。在齐国压力下，杀死公子纠，并将管仲和召忽擒住，准备将二人送还齐桓公发落，以期退兵。 

管仲清楚这是鲍叔牙的计谋，于是让押运工人快马加鞭赶去齐国，最后平安到了齐国，经鲍叔牙的建议，齐桓公同意选择吉祥日子，以非常隆重的礼节，亲自去迎接管仲，以此来表示对管仲的重视和信任。同时也让天下人都知道齐桓公的贤达大度。齐桓公迎接管仲后，一连聊了三天三夜，句句投机，斋戒三日，拜了管仲为相，并称管仲为“仲父”。

助齐称霸

齐桓公二年（前684年），桓公又对管仲说：“我想加强军备。”管仲又说：“不行。”桓公不听，果然修治军备。一次，宋夫人惹怒了齐桓公，桓公怒对管仲说：“我想伐宋。”管仲说：“不可以，我认为内政不修，对外用兵不会成功。”桓公不听，果然起兵伐宋。各诸侯兴兵救宋，把齐军打得大败。

齐桓公三年（前683年），管仲建议出兵问罪不遵礼法的谭国。谭国本来很小，力量十分微弱，结果很快就被齐国消灭。齐国没费力气消灭了谭国，扩大了国土。

齐桓公五年（前681年），在管仲的建议下，齐国与宋、陈、蔡、郑等国在齐的北杏（今山东聊城东）会盟，商讨安定宋国之计。遂国（今山东肥城南）也被邀请，但没有参加。管仲为了提高齐国的威望，就出兵把遂国消灭。鲁国本来比较强大，但因接连被齐国打败，又看到诸侯国都服从齐国，不服从齐国的遂、谭两国又被消灭，所以也屈服了齐国。不久，齐国与鲁国和好，在柯（今山东东阿西南）会盟。就在这次会盟中，发生了著名的曹沫劫盟事件。曹沫迫使齐国归还之前鲁国所有失地，齐桓公事后想反悔，但是管仲用大国不该失信让齐桓公归还了失地。

齐桓公六年（前680年），鲁、宋、陈、蔡、卫都先后屈服齐国，谭、遂两国早已消灭，只有郑国还在内乱。管仲因此建议齐桓公出面调解郑国内乱，以此来提高齐国的地位，加速实现做霸主的目的。郑国自厉公回国杀了子仪，又杀了恩人傅瑕，逼死大夫原繁，登位称君后，为巩固君位，就要联合齐国。管仲抓住这一时机，建议齐桓公联合宋、卫、郑三国，又邀请周王室参加，于鄄（今山东鄄城）会盟。

齐桓公七年（前679年），管仲又让齐桓公以自己名义召集宋、陈、卫、郑又在鄄会盟。 从此齐桓公成为公认的霸主。

北战山戎

齐桓公二十四年（前662年），山戎攻打燕国，燕国向齐国求救，齐桓公认为南面楚国祸害更大，不愿出兵。但管仲认为，当时为患一方的，南有楚国，北有山戎，西有狄，都是中原诸国的祸患。国君要想征伐楚国，必须先进攻山戎，北方安定，才能专心去征伐南方。如今燕国被犯，又求救于我国，举兵率先伐夷，必能得到各国的拥戴。齐桓公深以为然，遂举兵救燕。管仲随军讨伐山戎救援燕国，一直打到孤竹才回师。

齐桓公二十六年（前660年），当时西北方的狄人也起兵进攻中原，先攻邢国（今河北邢台）。作为霸主的齐桓公，当然不能置之不理。管仲也很关心这个问题，他向齐桓公说：“戎狄性情十分残暴，贪得无厌。诸夏各国都是亲戚，彼此关心，一国有难，大家都应相助，不能袖手不理。满足现状的安乐是很危险的，出兵救邢才是上策。”齐桓公很欣赏管仲的想法，就派兵救邢国，邢国很快得救。不久狄人又出兵攻卫国，卫懿公被杀，卫国灭亡。狄人又追赶卫国百姓到黄河沿岸。 宋国出兵救出卫国百姓七百三十人。加上共、滕两邑的居民一共五千人。就在曹邑（今河南滑县）立卫戴公为国君。刚刚恢复的卫国，处境十分困难。齐桓公、管仲派了公子无亏带着五百乘车马和三千名甲士来武装卫国，戎守曹邑。又给卫君带来乘马祭服，还给卫君夫人带来乘车和锦帛。此外还有牛羊猪狗鸡等三百余只。又帮助修建宫殿。 邢国还未恢复，狄人又来第二次洗劫。

齐桓公二十七年（前659年），狄人攻邢，形势十分严重。齐桓公和管仲立即联合宋、曹救邢。当齐、宋、曹军队到达时，邢国百姓如见亲人，纷纷投奔，狄人被打退。邢国又被狄人洗劫一空。于是齐桓公和管仲同宋、曹两国，帮助邢国把都城迁到夷仪（今聊城西南），这里靠近齐国，较为安全。使破乱的邢国得到安定。 邢、卫两国都遭狄人洗劫，在齐桓公、管仲的主持下，得以复国。当时人们都赞赏地说：邢国人迁进新都城，好像回到了老家；恢复后的卫国，人们心情高兴，也忘记了亡国的悲痛。

齐楚结盟

齐桓公二十九年（前657年），楚国又出兵郑国。齐桓公与管仲约诸侯共同救郑抗楚。由于楚国不断攻郑，齐桓公和管仲约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八国组成联军南下，首先一举消灭蔡国，直指楚国。楚国在大军压境的形势下，派使臣屈完出来谈判。

屈完见到齐桓公就问：“你们住在北海，我们住在南海，相隔千里，任何事情都不相干涉。这次你们到我们这里来，不知是为了什么？”

管仲在齐桓公身旁，听了之后就替齐桓公答道：“从前召康公奉了周王的命令，曾对我们的祖先太公说过，五等侯九级伯，如不守法你们都可以去征讨。东到海，西到河，南到穆陵，北到无隶，都在你们征讨范围内。你们不向周王进贡用于祭祀的滤酒的包茅，公然违反王礼。还有昭王南征，至今未回，这事也不是与你们无关。我们兴师来到这里，正是为了问罪你们。”

屈完回答说：“多年没有进贡包茅，确实是我们的过错。至于昭王南征未回是发生在汉水，你们只好去汉水边打听好了。”

齐桓公见楚使屈完的态度不软不硬，就命令大军在陉（今河南郾城南）驻扎下来。南北两军相峙，从春季到夏季，已经半年。楚国又派屈完和齐桓公、管仲谈判。齐桓公、管仲早就无意打仗，只是想通过这次军事行动来显示霸主的威风，吓唬楚国罢了。所以他们很快就同意与屈完谈判，并达成协议，将军队撤到召陵（今河南偃县）。

齐桓公为了炫耀兵力，就请屈完来到军中与他同车观看军队。齐桓公指着军队对屈完说：“指挥这样的军队去打仗，什么样的敌人能抵抗得了？指挥这样的军队去夹攻城寨，有什么样的城寨攻克不下呢？”

屈完很沉静地回答；“国君，你若用德义来安抚天下诸侯，谁敢不服从呢？如果只凭武力，那么我们楚国可以把方城山当城，把汉水当池，城这么高，池这么深，你的兵再多，恐怕也无济于事。”回答得委婉有力。

为形势所迫，齐桓公同意与楚国结盟。这样南北军事对峙就体面的结束了。

葵丘之盟

齐桓公三十五年（前651年），周惠王去世。齐桓公会同各诸侯国拥立太子郑为天子，这就是周襄王。周襄王即位后，命宰孔赐齐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以表彰其功。齐桓公召集各路诸侯大会于葵丘（今河南兰考、民权县境），举行受赐典礼。受赐典礼上，宰孔请周襄王之命，因齐桓公年老德高，不必下拜受赐。齐桓公想听从王命，管仲从旁进言道：“周王虽然谦让，臣子却不可不敬。”齐桓公于是答道：“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敢贪王命，而废臣职吗？”说罢，只见齐桓公疾走下阶，再拜稽首，然后登堂受胙。众诸侯见此，皆叹服齐君之有礼。齐桓公又重申盟好，订立了新盟。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葵丘之盟”。

齐桓公三十九年（前647年），周襄王的弟弟叔带勾结戎人进攻京城，王室内乱，十分危机。齐桓公派管仲帮助襄王平息内乱。管仲完成得很好，获得周王赞赏。周襄王为了表示尊重霸主的臣下，准备用上卿礼仪设宴为管仲庆功，但管仲没有接受。最后他接受了下卿礼仪的待遇。 

晚年荐才

齐桓公四十一年（前645年），管仲临死前齐桓公问谁可以替代相位，管仲推荐了公孙隰朋，并要求齐桓公远离开方、竖刁、易牙三人，管仲死后，继任的公孙隰朋、鲍叔牙两位相国继续沿用管仲所留下的政治制度。管仲的后代被任命为大夫，世世代代享受福荫。

政治制度

行政改革

中国古代文学中管仲“四维”说。管仲整顿行政管理系统，“叁其国而伍其鄙”。所谓“叁其国”，就是将国划分为21乡，士居15乡，工居3乡，商居3乡，分设3官管理。所谓“伍其鄙”，就是将鄙野（国都之外的广大地区）分为5属，设立5大夫、5正官分管。属下有县、乡、卒、邑4级，分别设立县帅、乡帅、卒帅、司官管理。整顿行政系统的目的是“定民之居”，使士、农、工、商各就其业，从而使部落的残余影响被彻底革除，行政区域的组织结构更加精细化，并且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稳定。 

用人人事

他提出的用人原则是：“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可授以重禄；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在任命一切官员时，都必须根据其实际的政绩，特别是要有取信于民的真实政绩,而不是虚假的、表面的政绩。此外，他还总结出一套对于各级官员实行奖惩的具体办法。

国中“慈孝”、“聪慧”、“拳勇”出众者，由乡长推荐试用，称职的委任为吏，任用称职的又可以晋升，直至升为上卿助理。选贤任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世卿世禄制，扩大了人才来源，这一制度成为日后科举制度的雏形。

政治主张

管仲注重经济和农业，反对空谈主义，开创职业技能教育。主张改革以富国强兵，他说：“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唯物论中“物质决定意识”的观念和《管子》的思想颇为接近。齐桓公尊管仲为“仲父”，授权让他主持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在全国划分政区，组织军事编制，设官吏管理；建立选拔人才制度，士经三审选，可为“上卿之赞”（助理）；按土地分等征税，禁止贵族掠夺私产；发展盐铁业，铸造货币，调剂物价。管仲改革的实质，改革土地和人口制度。管仲改革成效显著，齐国由此国力大振。对外，管仲最早提出“华夷之辨”与“尊王攘夷”的民族主义思想。联合北方邻国，抵抗山戎族南侵。这一外交战略也获得成功。后来孔子感叹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又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外交主张

管仲的外交主张，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帜，以诸侯长的身份，挟天子以伐不敬。

为了使齐桓公成为诸侯之长，管仲在外交上协助齐桓公做了许多努力。齐桓公二十三年（前663年），山戎攻打燕国，燕向齐求救，齐国救燕。齐桓公二十五年（前661年），山戎攻打刑国，管仲提出“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齐桓公再次发兵攻打山戎以救邢国。打退了毁邢都城的狄兵，并在夷仪为邢国建立了新都。次年，狄人大举攻卫，卫懿公被杀。齐国率诸侯国替卫国在楚丘另建新都。齐桓公三十年（前656年），管仲让齐桓公质问楚国为何不按时向周天子进贡祭祀所用的茅草而导致祭祀大典无法及时进行，使得楚国承认自己的错误。前655年，周惠王有另立太子的意向。管仲献计让齐桓公会集诸侯国君于首止，与周天子盟，以确定太子的正统地位。前654年，管仲，齐桓公因郑文公首止逃会，率联军讨伐郑国。数年后，齐桓公率多国国君与周襄王派来的大夫会盟，并确立了周襄王的王位。前651年，齐桓公召集鲁、宋、曹等国国君及周王宰孔会于葵丘。周公宰代表周王正式封齐桓公为诸侯长。同年秋，齐桓公以霸主身份主持了葵丘之盟。此后遇到侵犯周王室权威的事，齐桓公都会过问和制止，此次盟会齐桓公确立了自己的霸主地位。管仲的外交战略获得了很大成功，使齐桓公霸业更加合法合理，同时也保护了中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为华夏文明的存续做出了巨大贡献。

军事制度

其原则是“作内政而寄军令”，其措施是“参其国而伍其鄙”，其内容为：将全国分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工商之乡不从事作战，实际从事作战 的是士乡十五。五乡为一帅，有一万一千人。由齐君率为中军，两个上卿各率五乡为左右军，是为三军，就是“参其国”。一乡有十连，一连有四里，一里有十轨，一轨有五家，五家为 一轨，这就是“伍其鄙”。轨中的五家，因世代相居处在一起，因为利害祸福相同，所以，“守则同固，战则同强”。这是一种社会与军事相结合的战斗体制，亦为后来大规模的战争作了准备。

经济制度

●管仲相齐的经济政策是“遂滋民，与无财”（《国语·齐语》），他的办法乃是“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史记·齐太公世家》）。或言“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史记·平准书》，参见词条轻重理论），以至“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管晏列传》）。 [20]

●“轻重鱼盐之利”及“徼山海之业”是否是汉代盐铁官卖的滥觞，我们现无可征信的材料。管子书中的记载言：管仲反对向“树木”、“六畜”和人口抽税，而主张“唯官山海为可也”，“山海”就是铁和盐（《管子·海王》）。若此记载为可信，则于管仲时就已经实行了统治盐铁的经济政策了。

●管子熟练的运用轻重之术对外策划了衡山之谋、阴里之谋和菁茅之谋，堪称古代货币战争的经典案例。

●管仲实行了粮食，“准平”的政策，即“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故大贾富家不得豪夺吾民矣”，（《汉书·食货志》下）。这种“准平”制，不但是一种平衡粮价的政策，并 且，也间接承认了农民自由买卖粮食的权利及自由私田的合法性，并且还保障了私田农的生产利润。这种经济政策，亦为经济层面的国君集权。

●管仲提出“相地而衰征”即按照土质好坏、产量高低来确定赋税征收额，马克思级差地租与之相同。

●管仲面对当时“竭泽而渔”的经济开发，为了有效利用齐国的林木和渔业资源，制定了“山泽各致其时”。即历史上最早的自然环境保护法，即禁止人们为了眼前利益而滥伐滥捕,以保护树木和鱼类的正常生长、免遭破坏。伐木和捕猎只准在适当的季节进行。

●管仲修齐太公“九府圜法”，在齐国设立了专管货币的机构——“轻重九府呻”。齐国由政府统一铸造货币，这种规范的货币呈刀形，名为“齐法化”或“节墨法化”，俗称“齐刀”。

●管仲在《管子·奢靡》一文中，系统的阐述了消费对生产的促进效用。

人物评价

孔子：①管仲之器小哉！……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②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淮南子·泰族训》：“文王举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举贤以立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灭，秦任李斯、赵高而亡，此举所与同。故观其所举，而治乱可见也；察其党与，而贤不肖可论也。”

司马迁：①”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恒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岂管仲之谓乎？“②“晏子俭矣，夷吾则奢；齐桓以霸，景公以治。”

蜀汉名相诸葛亮经常把自己比作管仲，乐毅。历史上管仲相齐，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诸葛亮相蜀，使刘备与曹操，孙权三分天下。二人皆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而且居功至伟。

房玄龄：“至若夷吾体仁，能相小国，孔明践义，善翊新邦，抚事论情，抑斯之类也。” 

李靖：“若乐毅，管仲，诸葛亮，战必胜，守必固，此非查天时地利，安能迩忽？”

刘勰：“古之将相，疵咎实多。至如管仲孝窃，吴起之贪淫，陈平之污点，绛灌之谗嫉，沿兹以下，不可胜数。孔光负衡据鼎，而仄媚董贤，况班马之贱职，潘岳之下位哉？王戎开国上秩，而鬻官嚣俗；况马杜之磬悬，丁路之贫薄哉？然子夏无亏于名儒，浚冲不尘乎竹林者，名崇而讥减也。若夫屈贾之忠贞，邹枚之机觉，黄香之淳孝，徐干之沉默，岂曰文士，必其玷欤？”

司马贞：“夷吾成霸，平仲称贤。粟乃实廪，豆不掩肩。转祸为福，危言获全。孔赖左衽，史忻执鞭。成礼而去，人望存焉。”

个人作品

主词条：管子

《管子》一书原为86篇，至唐又亡佚10篇，今本存76篇，托名春秋管仲著。其实《管子》同先秦许多典籍一样，既非一人之著，亦非一时之书。是一部稷下学派的文集汇编。西汉国家藏书目录《汉书·艺文志》，在“道家”类中著录有管仲所著《管子》85篇，班固注曰：“名夷吾，相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也。有《列传》 [28] 。”今存76篇，内容极丰，包含道、儒、名、法、兵、阴阳等家的思想以及天文、舆地、经济和农业等方面的知识，其中《轻重》等篇，是古代典籍中不多见的经济文作，对生产、分配、交易、消费、财政、货币等均有论述，是研究我国先秦农业和经济的珍贵资料。管仲的传记，载於《史记·管晏列传》。 [29] 其中以黄老道家著作最多，其次法家著作16篇，其余各家杂之 [30-32]。

轶事典故

尊王攘夷

“尊王攘夷”这则典故的原意是尊奉周王为中原之主，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后来成为面对外族入侵时，结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同义词。

《管仲的诗文作品》、《中华十大谋士》、（书籍 《中国六大政治家》中主要人物、

成语典故《管鲍之交》中的人物、成语典故《老马识途》中的人物、《史记》中有列传的人物

）、《春秋齐国五子》、《春秋时期政治家》、《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宰相》、《春秋三杰》、《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丞相》、《中国古代名臣》、

二十一-2、老子 ——道家学派创始人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一字伯阳，或曰谥伯阳，春秋末期人，（约公元前571年-约公元前471年），据《史记》等多部古籍记载，老子是春秋时期的陈国苦县人，在老子去世后，苦县又属于战国楚国和汉朝楚国 。中国古代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史学家，道家学派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与庄子并称“老庄”。后被道教尊为始祖，称“太上老君”。在唐朝，被追认为李姓始祖。曾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世界百位历史名人之一。

老子曾担任周朝守藏室之史，以博学而闻名，孔子曾入周向他问礼。春秋末年，天下大乱，老子欲弃官归隐，遂骑青牛西行。到函谷关时，受关令尹喜之请著《道德经》。老子思想对中国哲学发展具有深刻影响，其思想核心是朴素的辩证法。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不言之教。在权术上，讲究物极必反之理。在修身方面，讲究虚心实腹、不与人争的修持，是道家性命双修的始祖。老子传世作品《道德经》（又称《老子》），是全球文字出版发行量最大的著作之一。

人物生平

老子出生相与苦县

老子大约于周灵王元年（鲁襄公二年、宋平公五年）出生于陈国苦县。据《史记》、《索隐》、《后汉书》、《礼记》、《经典释文》等多部史书，老子即李耳，老子的家乡在春秋时期的陈国苦县，即今河南省鹿邑县，其地春秋时属陈国，当时称为“鸣鹿”，也被称作“相”，就是说老子是春秋时期的陈国人。

老子姓李名聃，子姓李名耳，字伯阳，陈国人，生于春秋末期，曾任周朝的柱下史，管理典籍图书，是孔子的前辈，孔子曾向他问礼。

古代史书的记载不是实时更新，而常常是后世追述。例如，在公元218年去世的乐进被后世追述成在公元221年才出现的阳平郡，就是因为史书采用了后世追述的做法。所以，因为史书的记载不做实时更新，使得老子在世时隶属于春秋时期陈国的苦县，被后世追述的方法而划归了到战国时期的楚国或者汉朝时期的楚国。《索隐》：“苦县本属陈，春秋时楚灭陈，而苦又属楚，故云楚苦县。”

《正义》：“至天汉脩史之时，楚节王纯都彭城，相近。疑苦此时属楚国，故太史公书之。”

老子效力周室

周灵王二十一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老子入周王室任守藏室史（管理藏书的官员）。在被推荐入周室效力之前，老子跟随常枞（商容）学习知识。周景王十年（鲁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老子因受权贵排挤，被甘简公免去守藏室史之职，出游鲁国。在鲁国巷党主持友人葬礼，孔子助葬。时孔子17岁，问礼于老聃。周景王十五年（鲁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老子被甘平公召回仍任守藏室之史。周景王十九年（鲁昭公十六年、公元前526年），二十六岁的孔子适周观光，拜访老子。周敬王四年（鲁昭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16年），老子因所管典籍被王子朝携至楚国，被罢免守藏室史一职，回故里居住。后去往秦国，确切年代不详。周敬王十九年（鲁定公九年、公元前501年），五十一岁的孔子南至老子故里向老子问学。

老子著书出关

大约周敬王三十五年（鲁哀公十年、公元前485年），老子看到周王朝越来越衰败，就离开故土，准备出函谷关去四处云游。把守函谷关的长官尹喜很敬佩老子，听说他来到函谷关，非常高兴。可是当他知道老子要出关去云游，又觉得很可惜，就想设法留住老子。于是，尹喜就对老子说：“先生想出关也可以，但是得留下一部著作。”老子听后，就在函谷关住了几天。几天后，他交给尹喜一篇五千字左右的著作，据说，这篇著作就是后来传世的《道德经》。然后，老子就骑着大青牛走了。相传归隐修炼于景室山（后更名为“老君山）”。

老子死后加封

相传老子长寿，大约于周元王五年（公元前471年）死于秦国，享年一百零一岁。《庄子·养生主》有：“老聃死，秦失吊之，三号而出。”胡适认为，老子至多不过活了九十多岁。

唐高宗乾封元年（公元666年），老子被封为太上玄元皇帝；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加号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

老子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老子》一书里。《老子》，又名《道德经》或《德道经》，和《易经》《论语》被认为是对中国人影响最深远的三部思想巨著。其成书年代过去多有争论，至今仍无法确定，不过根据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简《老子》年代推算，成书年代至少在战国中前期。有学者认为《老子》并非成于一时，作于一人。

此书共计五千字左右，最初称为《老子》而无《道德经》之名。后来称《道德经》，并分成八十一章，编为上下两篇，上篇道经三十七章，下篇德经四十四章。全书的思想结构是：道是德的“体”，德是道的“用”。

老子天道理论

老子思想的主要范畴是“道”，“道”字在《老子》书中出现了七十三次，天道自然无为是《老子》一书的主旨。道是一种混沌未分的初始态，无为自化，清静自正，是天地之始，万物之母，为化生万物的根源；道常无名，无为而无不为，它像水一样，善利万物而不与万物争，以柔弱胜刚强，是最高的善；道是不可言说的，人的感官也不能直接感知，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持之不得。道既是宇宙的本体，又是万物的规，还是人生的准则。儒家以天、地、人为“三才”，老子则以道、天、地、人为“四大”。“四大”在“三才”之上增加了道，就给中国文化思想的架构，打开了一个极其高远、极富想像力的思想空间。道是出自形而上，而贯穿形而下的；而且在贯穿中，不给天与帝这类有意志、有目的的造物主，留下任何插足的余地。在二千五百年前，老子之道是在从根本上改造原始道论的基础上的一个伟大的发明。道作为天地万物存在的本原与本体，缔造、成就了天地万物。但道成就天地万物，并非有意作为，而完全出于无意作为，完全是自然而然。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法自然”，自然者，自得其然也。自然是对道之状态与作为的形容，而非道之外更有一实体的自然。“生而不有，为而不恃”，一切因其自然，一切顺其自然，这就是道的本性。道之本性是自然无为，但正是这种无为，成就了有为；正是因为无为，才成就了一切。这种现象，被老子加以哲学的高度概括，就是“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而无不为”，不仅是道之大德、大用，同时也是支配天地万物之最根本规律，是个人安身立命之根本法则，是所谓“道理”。“不自生，故能长生”，“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这是天地万物之理。“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这就是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法则。“无为而无不为”，不仅是道之用、道之理，同时亦是“道术”，是侯王治理国家的根本手段和方法，侯王之“王”天下、治天下，亦当以道为法，“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所以“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老子辩证思想

老子认为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美丑、善恶、有无、难易、长短都是相互依存的，有此才有彼，有是才有非，有善才有恶。表面看来，正相反对的两个方面是相互对立的，而实际上又是相互包含、相互渗透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任何事物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老子在《道德经》第四十章提出“反者道之动”。这就是说，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向相反的方面转化，所谓“物壮则老，“兵强则灭”。同时，事物的发展、事物向反面的转化，并不是一下子实现的，需要经历一个数量上不断积累的过程。“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老子社会理论

老子认为，道之本性即是自然无为，自然无为乃支配宇宙万物的根本规律，也是人类应当信守的基本行为准则。从无为的原则出发，老子反对人之有为，因为有为破坏了人的原始的自然淳朴，造成了人格的分裂，带来了虚伪、狡诈、贪欲、罪恶等种种社会丑恶现象。“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天下有道，一切都自然而然。不标榜仁义，而自有仁义。等到以仁义相标榜，则意味着仁义已不复存在。由此老子提出“绝智弃诈”“绝巧弃利”，主张“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虽有舟与，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这是一种复古思想。与这一社会理想相适应，老子还主张贵柔处弱，认为“坚强处下，柔弱处上”，“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进而主张“上善若水”，认为最完善的人格应具有水一样的心态和行为，“处众人之所恶”，去别人不愿意去的地方，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坚忍负重，居卑忍让。

老子美学思想

老子思想的核心是道，道的本性即是自然，出于对自然的推崇，老子也很推崇素朴和稚拙，认为“大巧若拙”，赞美婴儿“含德之厚”，主张大丈夫“处其实，不居其华”。古朴、稚拙作为一种美的形态，在中国古代一直受到人们普遍的赞颂，与此对立的华艳轻浮，历来为人们所蔑视，这一倾向即受到老子思想的影响。古朴、稚拙之外，老子也很推崇恬淡，认为“恬淡为上，胜而不美”。平淡之美，也为很多人所崇尚，在宋代更成为一种审美风尚。老子“有无相生”以及“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的思想，对中国传统美学及传统艺术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绘画和戏曲一贯强调虚实结合，强调“计白当黑”，强调“空灵”，这些理论源头，正是老子“有无相生”的理论。老子还提出“味无味”。“味无味”本来是讲体道的，因为道无形无味，所以对于道，不能靠感知来认识，只能靠体味才可以觉察。中国古代审美理论很早就认为审美非认识而体验，这也是受到了老子思想的影响。老子讲“涤除玄鉴”，这一理论本来是讲观道的，而审美也必须涤除物欲之心，所以这一理论就为后代美学家所继承，成为中国美学审美观照的理论。

老子文学成就

老子的文章具有一定的文学性，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不小。首先，《道德经》高度地发挥了文学的特定社会作用，对当时人们认识自然现象与社会生活起了重要作用。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好的文学作品是其实地再现自然和社会现象中的各种场景，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描写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人物的精神面貌，反映人们的各种现实关系，使读者获得关于历史和现实、社会与人生的各种正确认识，《老子》在这些方面有很大成就。其次，老子在文章技巧上的成就。仅有五千多字的《道德经》，包容那么丰富的内容而且首尾贯通，这全赖作者写文章运用技巧之高超。老子的文学技巧可归纳为：一、文简意赅，文短味长，善于三字四字构成对句绘声绘色地描写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图景。后人把《道德经》分为八十一章，每一章字数不多，多者八十余字，少者二十余字但它却像一串串的八宝珍珠，一句一理间错而不断，中间还往往押韵，以增加文章的音乐性。二、妙用比喻妙用对句。妙用比喻如第五章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第二十六章的“重为轻根静为躁君”；妙用对句如第一章的“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第二章的“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之类。每句话都熔铸着作者的强烈思想感情，这就是老子妙用比喻和对句的结果。三、老子文章都很容易理解，并不是“难识微妙’，但要从他的语言运用上找出它的妙处。四、老子文章善于用矛盾说明事物相互转化的自然法则，在造句时信手拈来反正词，巧妙地结合一起使用它揭示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本质，如：有无、同异、美恶、难易、长短、上下、高低、前后、虚实、强弱等等。五、老子文章是以明理的散文为本。自六经以下诸子百家论述，文章皆为寓理的工具，老子也不例外，但老子文章情节结构和表现形式，则别具特色。六、老子力求文工，一个道理常以数个同义词，反复论证，再因语短而味长，理明而事核，而不觉重复；老子要文章形式从其内容不是“文章必以体制为先”；老子文章不求驾空、纤巧，而是靠实，叙述议论，辞正理备，《道德经》八十一章，从头到尾前后呼应条理清晰没有混淆之处，体现了结构服从主题的表现。

老子历史评价

孔子：“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司马迁：“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

扬雄：“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搥提仁义，绝灭礼学，吾无取焉耳。”

韩愈：“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

朱熹：“老子之术，须自家占得十分稳便，方肯做；才有一毫于己不便，便不肯做。”

林希逸：“若老子所谓无为而自化，不争而善胜，皆不畔于吾书。其所异者，特矫世愤俗之辞，时有太过耳。”

王夫之：“天下之言道者，激俗而故反之，则不公；偶见而乐持之，则不经；凿慧而数扬之，则不祥。三者之失，老子兼之矣。”

胡适：“老子的最大功劳，在于超出天地之外，别假设一个'道’。”

老子降生

老子的父亲老佐是宋国的司马。楚国攻宋，老佐在守彭城督战时被楚军鱼石部下放暗箭射中，入胸五寸，不幸坠马身亡。宋军群龙无首，溃不成军，四散逃窜。老佐眷属正处宋营军帐中，有数名侍女、十数家将、数十侍卫。忽闻老佐阵亡，又见敌军如潮涌来，众家将急忙驾车，保老夫人且战且逃。至傍晚，追兵虽已不见，但老夫人身旁仅剩下两名侍女和一位驾车家将了。家将不敢稍停，披星戴月，摸黑前行，慌不择路，沿西南方向奔去。第二日天明时分，老夫人与家将侍女来到一个偏僻村庄，向村民问去宋都之路，均摇头说不知。家将只知应向西行，岂知早已偏南。一行四人绕小道，行程七日，仍不见宋都，却来到了陈国相邑。正行之时，老夫人突觉腹中疼痛。原来她已有七月身孕，老佐为践君前诺言，以必胜之心携眷出征。此时兵败，老夫人又有丧夫之悲，亡命他国，心中焦虑，身体疲劳，以至腹中胎动，疼痛难忍。侍女惊慌无措，家将忙停车于路旁，奔至村中寻一老妇前来。不过几刻时光，只听篷车之内响起“哇哇”哭声，一个早产男婴出世，这便是老佐之子──老子。老子降生，体弱而头大，眉宽而耳阔，目如深渊珠清澈，鼻含双梁中如辙。因其双耳长大，故起名为“聃”；因其出生于庚寅虎年，亲邻们又呼之曰小狸儿，即“小老虎”之意。因江淮间人们把“猫”唤作“狸儿”，音同“李耳”。久而久之，老聃小名“狸儿”便成为大名“李耳”一代一代传下来了。

老子聪颖少年

老聃自幼聪慧，静思好学，常缠着家将要听国家兴衰、战争成败、祭祀占卜、观星测象之事。老夫人望子成龙，请一精通殷商礼乐的商容老先生教授。商容通天文地理，博古今礼仪，深受老聃一家敬重。一日，商容教授道：“天地之间人为贵，众人之中王为本。”老聃问道：“天为何物？”先生道：“天者，在上之清清者也。”老聃又问：“清清者又是何物？”先生道；“清清者，太空是也。”“太空之上，又是何物？”先生道：“太空之上，清之清者也。”“之上又是何物？”“清之清者之上，更为清清之清者也。”老聃又问。“清者穷尽处为何物？”先生道：“先贤未传，古籍未载，愚师不敢妄言。”夜晚，老聃以其疑惑问其母，母不能答；问家将，家将不能言。于是仰头观日月星辰，低首思天上之天为何物，彻夜不能寐。又一日，商老先生教授道：“六合之中，天地人物存焉。天有天道，地有地理，人有人伦，物有物性、有天道，故日月星辰可行也；有地理，故山川江海可成也；有人伦，故尊卑长幼可分也。有物性，故长短坚脆可别也。”老聃问道：“日月星辰，何人推而行之？山川江海，何人造而成之？尊卑长幼，何人定而分之？长短坚脆，何人划而别之？”先生道：“皆神所为也。”老聃问道。“神何以可为也？”先生道：“神有变化之能。造物之功，故可为也。”老聃问：“神之能何由而来？神之功何时而备？”先生道：“先师未传，古籍未载，愚师不敢妄言。”夜晚，老聃以其疑惑问其母，母不能答。问家将，家将不能言。于是视物而思，触物而类，三日不知饭味。又一日，商先生教授道：“君者，代天理世者也；民者，君之所御者也。君不行天意则废，民不顺君牧则罪，此乃治国之道也。”老聃问道：“民生非为君也，不顺君牧则其理可解。君生乃天之意也，君背天意是何道理？”先生道：“神遣君代天理世。君生则如将在外也；将在外则君命有所不受。君出世则天意有所不领。”老聃问道：“神有变化之能，造物之功，何以不造听命之君乎？”先生道：“先圣未传，古籍未载，愚师不敢妄言。”夜晚，老聃以其疑惑问其母，母不能答；问家将，家将不能言。于是求教相邑之士，踏遍相邑之土，遇雨不知湿，迎风不觉吹。一日，商老先生教授道：“天下之事，和为贵。失和则交兵，交兵则相残，相残则两伤，两伤则有害而无益。故与人利则利己，与人祸则祸己。”老聃问道：“天下失和，百姓之大害也，君何以不治？”先生道：“民争，乃失小和也；失小和则得小祸，然而君可以治也。国争，乃失大和也；失大和则得大祸，大祸者，君之过也，何以自治？”老聃问：“君不可自治，神何以不治？”先生道：“先哲未传，古籍未载，愚师不敢妄言。”夜晚，老聃以其疑惑问其母，母不能答；问家将，家将不能言。于是，遍访相邑之士，遍读相邑之书，遇暑不知暑，遇寒不知寒。

老子入周求学

商老先生教授三年，来向老夫人辞行道：“老夫识浅，聃儿思敏。今来辞行，非老夫教授无终也，非聃儿学之不勤也。实乃老夫之学有尽。聃儿求之无穷，以有尽供无穷，不亦困乎？聃儿，志远图宏之童也；相邑，偏僻闭塞之地也。若欲剔璞而为玉，需入周都而求深造。周都，典籍如海，贤士如云，天下之圣地也，非入其内而难以成大器。”老夫人闻听此言，心中犯难：一乃聃儿年方十三，宋都尚且难返，去周都岂不如登九天？二乃老氏只留此根，怎放心他孤身独行？正犹豫不知怎么回答，不料先生已猜知其为难处，忙说：“以实相告，老夫师兄为周太学博士，学识渊博，心胸旷达，爱才敬贤，以树人为生，以助贤为乐，以荐贤为任。家养神童数位，皆由民间选来。不要衣食供给，待之如亲生子女。博士闻老夫言，知聃儿好学善思，聪慧超常，久愿一见。有家仆数人路经此地，特致书老夫，意欲带聃儿去周。此乃千载难逢之良机，务望珍惜！”老夫人听后，不禁悲喜交集。喜先生保荐，使聃儿有缘入周，登龙门有路；悲母子分别，何日能见？思至此，好似聃儿已在千里之外，不觉心酸难抑，潸然泪下。老聃扑入母亲怀中，泣言道：“母亲勿须伤心，聃儿决不负老师厚望，待我业成功就，定然早日来接母亲！”说罢，母子二人相抱而泣。哭之良久，母子二人转而为喜，拜谢先生举荐之恩。三天后，全家与商老先生送老聃至五里之外。老聃一一跪拜，上马随博士家仆西行而去。老夫人遥望聃儿身影远去，方才郁郁入车，闷闷返回。老聃入周，拜见博士，入太学，天文、地理、人伦，无所不学，《诗》《书》《易》《历》《礼》《乐》无所不览，文物、典章、史书无所不习，三年而大有长进。博士又荐其入守藏室为吏。守藏室是周朝典籍收藏之所，集天下之文，收天下之书，汗牛充栋，无所不有。老聃处其中，如蛟龙游入大海，海阔凭龙跃；如雄鹰展翅蓝天，天高任鸟飞。老聃如饥似渴，博览泛观，渐臻佳境，通礼乐之源，明道德之旨，三年后又迁任守藏室史，名闻遐迩，声播海内。

老子孔子问礼

老聃居周日久，学问日深，声名日响。春秋时称学识渊博者为“子”，以示尊敬，因此，人们皆称老聃为“老子”。《孔子家语·观周》记载，孔子对弟子南宫敬叔说：“周之守藏室史老聃，博古通今，知礼乐之源，明道德之要。今吾欲去周求教，汝愿同去否？”南宫敬叔欣然同意，随即报请鲁君。鲁君准行。遣一车二马一童一御，由南宫敬叔陪孔子前往。孔子问礼于老聃，又向苌弘请教乐律。孔子考察周室郊社、明堂、庙朝制度，感叹不已，于是称赞道：“吾乃今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也。”孔子离开周地，老子送别，赠言道：“吾闻之，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义者送人以言。吾不富不贵，没有财宝送您，愿以数言相送。当今之世，聪明而深察者，其所以遇难而几至于死，在于好讥人之非也；善辩而通达者，其所以招祸而屡至于身，在于好扬人之恶也。为人之子，勿以己为高；为人之臣，勿以己为上。”孔子道：“一定谨记在心！”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孔子回到鲁国，众弟子问道：“先生拜访老子，可得见乎？”孔子道：“见之！”弟子问：“老子何样？”孔子道：“鸟，我知它能飞；鱼，吾知它能游；兽，我知它能走。走者可用网缚之，游者可用钩钓之，飞者可用箭取之，至于龙，吾不知其何以？龙乘风云而上九天也！吾所见老子也，其犹龙乎？”

老子高论生死

老聃任周守藏室史，数次归家省亲，欲劝母亲随之去周；其母在陈国相邑住久，人熟地熟，不愿远迁。日月如梭，光阴荏苒，转眼间已过三十余年。一日，老聃忽得家讯，言家母病危，于是报请天子，归家省视。待回到家时，母已辞世。面对茫茫大地上一堆黄土，思想九泉之下母亲之灵，回忆母亲慈祥容貌、养育之恩，老聃悲痛欲绝，寝食俱废，席地而坐，沉思冥想，忽发自己愚钝；顺理追索，恍然大悟，如释重负，愁苦消解，顿觉腹饥体倦。于是饱餐一顿，倒头大睡。家将、侍女皆感奇怪，待其醒来，问其缘故。老聃答道：“人生于世，有情有智。有情，故人伦谐和而相温相暖；有智，故明理通达而理事不乱。情者，智之附也；智者，情之主也。以情统智，则人昏庸而事颠倒；以智统情，则人聪慧而事合度。母亲生聃，恩重如山。今母辞聃而去，聃之情难断。情难断，人之常情也。难断而不以智统，则乱矣，故悲而不欲生。今聃端坐而沉思，忽然智来，以智统情，故情可节制而事可调理也。情得以制，事得以理，于是腹中饥而欲食，体滋倦而欲睡。”家将问道：“智何以统情？”老聃答道：“人之生，皆由无而至有也；由无至有，必由有而返无也。无聃之母及聃之时，无母子之情也；有聃之母及聃，始有母子之情也；母去聃留，母已无情而子独有情也；母聃皆无之时，则于情亦无也。人情未有之时与人情返无之后不亦无别乎？无别而沉溺于情、悲不欲生，不亦愚乎？故骨肉之情难断矣，人皆如此，合于情也；难断而不制，则背自然之理也。背自然之理则愚矣！聃思至此，故食欲损而睡可眠矣。”众人闻之，心皆豁然旷达。

老子青牛吼峪

据说，老子八九岁时，附近的大山上突然出现一青牛，青牛凶猛异常，见物咬物，见人吃人。后来，老子和青牛斗智斗勇，最终降服青牛，只许他们吃青草，还教它们拉犁拉车，青牛也成了老子的坐骑。在洛阳城北，有个下清宫，以前名叫青牛观，传说是老子拴牛处。老子拴了青牛，上翠云峰炼丹，青牛就在此等他。后来老子决定西去传道化胡，牵起正在吃草的青牛就走。那牛眼见要离开此地，对着西方吼了三声，这就是“青牛吼峪”典故的由来。

老子函谷著书

《道德经》竹简

周敬王二年（公元前518年），老聃守丧期满返周。周敬王四年（公元前516年），周王室发生内乱，王子朝率兵攻下刘公之邑。周敬王受迫。当时晋国强盛，出兵救援周敬王。王子朝势孤，与旧僚携周王室典籍逃亡楚国。老聃蒙受失职之责，受牵连而辞旧职。于是离宫归隐，骑一青牛，欲出函谷关，西游秦国。离开周王朝洛邑不远，但见四野一片荒凉。断垣颓壁，井栏摧折，阡陌错断，田园荒芜，枯草瑟瑟。田野里不见耕种之马，大道上却战马奔驰不息，有的马还拖着大肚子艰难地尾追其后。目睹此景，老聃心如刀绞，内心想道：“夫兵者，不祥之器也，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适可而止，恬淡为上。胜而不必自美，自美者乃乐杀人也。夫乐杀人者，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兵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兵之后，必有凶年。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则戎马生于郊。戎马生于郊，则国乱家破矣。”话说函谷关守关官员尹喜，少时即好观天文、爱读古籍，修养深厚。一日夜晚，独立楼观之上凝视星空，忽见东方紫云聚集，其长三万里，形如飞龙，由东向西滚滚而来，自语道：“紫气东来三万里，圣人西行经此地。青牛缓缓载老翁，藏形匿迹混元气。”尹喜早闻老聃大名，心想莫非是老子将来？于是派人清扫道路四十里，夹道焚香，以迎圣人。七月十二日午后，夕阳西斜，光华东射。尹喜正欲下关查看，忽见关下稀落行人中有一老者，倒骑青牛而来。老者白发如雪，其眉垂鬓，其耳垂肩，其须垂膝，红颜素袍，简朴洁净。尹喜仰天而叹道：“我生有幸。得见圣人！”三步并作两步，奔上前去，跪于青牛前拜道：“关尹叩见圣人。”老子见叩拜之人方脸、厚唇、浓眉、端鼻，威严而不冷酷，柔慈而无媚态，早知非一般常人，故意试探道：“关令大人叩拜贫贱老翁，非常之礼也！老夫不敢承当，不知有何见教？”关尹道：“老丈，圣人也！务求留宿关舍以指修行之途。”老子道：“老夫有何神圣之处，受你如此厚爱？惭愧惭愧，羞杀老夫矣？”关尹道：“关尹不才；好观天文略知变化。见紫气东来，知有圣人西行，见紫气浩荡，滚滚如龙，其长三万里。知来者至圣至尊，非通常之圣也；见紫气之首白云缭绕，知圣人白发，是老翁之状；见紫气之前有青牛星相牵，知圣人乘青牛而来也。”老子听罢，哈哈大笑：“过奖、过奖！老夫亦早闻你大名，特来拜会。”关尹闻言大喜，叩头不迭。之后，关尹引老子至官舍，请老子上坐，焚香而行弟子之礼，恳求道：“先生乃当今大圣人也！圣人者，不以一己之智窃为己有，必以天下人智为己任也。今汝将隐居而不仁，求教者必难寻矣！何不将汝之圣智著为书？关尹虽浅陋，愿代先生传于后世，流芳千古，造福万代。”老聃允诺，以王朝兴衰成败、百姓安危祸福为鉴，溯其源，著上、下两篇，共五千言。上篇起首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故人称《道经》。下篇起首为“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故人称为《德经》，合称《道德经》。《道经》言宇宙本根，含天地变化之机，蕴阴阳变幻之妙；下篇《德经》，言处世之方，含人事进退之术，蕴长生久视之道。关尹得之，如获至宝，终日默诵，如饥似渴。

老子点化杨子

一日，老聃骑牛行至梁之郊外，正闭目养神，忽闻有人大呼“先生”。老聃闻声，睁开双目，发现是弟子阳子居（即杨子）。阳子居，魏国人，入周太学，闻老子渊博，曾私拜老子为师。没想到在梁会与老子相遇，阳子居慌忙从高头大马上翻身而下，掀起锦绿长袍，跪拜于老聃所乘青牛前。老聃下来，扶起阳子居，与之相并同行。老聃问道：“弟子近来忙于何事？”阳子居施礼道：“来此访先祖居，购置房产，修饰梁栋，招聘仆役，整治家规。”老聃道：“有卧身之地、饮食之处则足矣，何需如此张扬？”阳子居道：“先生修身，坐需寂静，行需松弛，饮需素清，卧需安宁，非有深宅独户，何以能如此？置深宅独户，不招仆役，不备用具，何以能撑之？招聘仆役，置备用具，不立家规，何以能治之？”老聃笑道：“大道自然，何须强自静。行无求而自松，饮无奢而自清，卧无欲而自宁。修身何需深宅？腹饥而食，体乏而息，日出而作，日落而寝。居家何需众役？顺自然而无为，则神安体健；背自然而营营，则神乱而体损。”阳子居知己浅陋，惭愧道：“弟子鄙俗，多谢先生指教。”老聃问。“安居何处？”阳子居道：“沛。”老聃说：“正好相伴同行。”阳子居很高兴，欣然与老师结伴向东而行。行至难水，二人乘船而渡。老聃牵牛而先登，阳子居引马而后上。老聃慈容笑貌。与同渡乘客谈笑融融；阳子居昂首挺胸，客人见之施之以座，船主见之奉茶献巾。难水过，二人骑牲继续前行。老聃叹道：“刚才观你神态，昂首挺胸，傲视旁人，唯己独尊，狂妄自大，不可教也。”阳子居面带愧色，恳言道：“弟子习惯成自然，一定改之！”老聃道“君子与人处，若冰释于水，与人共事，如童仆谦下；洁白无瑕而似含垢藏污，德性丰厚而似鄙俗平常”。阳子居听后，一改原来高傲，其貌不矜亦不恭，其言不骄亦不媚。老子赞曰：“小子稍有进！人者，生于父母之身，立于天地之间，自然之物也。贵己贱物则背自然，贵人贱己则违本性，等物齐观，物我一体，顺势而行，借势而止，言行自然，则合于道矣！”

老子论养生经

老聃隐居宋国沛地，自耕而食，自织而衣。岂知其名，无足自行，慕其名者接踵而至，求问修道之方，学术之旨，处世之要，于是其弟子遍天下。有个弟子名庚桑楚，深得老子之道，住在北部畏垒山上。住三年，畏垒之地民风大变：男耕而有粟可食，女织而有衣可穿，各尽其能，童叟无欺，百姓和睦，世间太平。众人欲推庚桑楚为君主。庚桑楚闻之，心中不悦，意欲迁居。弟子不解，庚桑楚道：“巨兽张口可以吞车，其势可谓强矣，然独步山林之外，则难免网罗之祸；巨鱼，张口可以吞舟，其力可谓大矣，然跃于海滩之上，则众蚁可以食之。故鸟不厌天高，兽不厌林密，鱼不厌海深，兔不厌洞多。天高，鸟可以飞矣；林密，兽可以隐矣；海深，鱼可以藏矣；洞多，兔可以逃矣。皆为保其身而全其生也。保身全生之人，宜敛形而藏影也，故不厌卑贱平庸。”庚桑楚弟子中有一人，名南荣，年过三十，今日闻庚桑楚养生高论，欲求养生之道。庚桑楚道：“古人曰：土蜂不能孵青虫，越鸡不能孵鸿鹄，各有所能，各有所不能也。桑楚之才有限，不足以化汝，汝何不南去宋国沛地求教老聃先生？”南荣闻言，辞别庚桑楚，顶风冒雪，行七日七夜而至老聃居舍。南荣拜见老聃，道：“弟子南荣，资质愚钝难化，特行七日七夜，来此求教圣人。”老聃道：“汝求何道？”“养生之道。”老聃曰：“养生之道，在神静心清。静神心清者，洗内心之污垢也。心中之垢，一为物欲，一为知求。去欲去求，则心中坦然；心中坦然，则动静自然。动静自然，则心中无所牵挂，于是乎当卧则卧，当起则起，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外物不能扰其心。故学道之路，内外两除也；得道之人，内外两忘也。内者，心也；外者，物也。内外两除者，内去欲求，外除物诱也；内外两忘者，内忘欲求，外忘物诱也。由除至忘，则内外一体，皆归于自然，于是达于大道矣！如今，汝心中念念不忘学道，亦是欲求也。除去求道之欲，则心中自静；心中清静，则大道可修矣！”南荣闻言，苦心求道之意顿消，如释重负，身心已变得清凉爽快、舒展旷达、平静淡泊。于是拜谢老聃道：“先生一席话，胜我十年修。如今荣不请教大道，但愿受养生之经。”老聃道：“养生之经，要在自然。动不知所向，止不知所为，随物卷曲，随波而流，动而与阳同德，静而与阴同波。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响，此乃养生之经也。”南荣问道：“此乃完美之境界乎？”老聃道：“非也。此乃清融己心，入于自然之始也。倘入完美境界，则与禽兽共居于地而不以为卑，与神仙共乐于天而不以为贵；行不标新立异，止不思虑计谋，动不劳心伤神；来而不知所求，往而不知所欲。”南荣问道：“如此即至境乎？”老聃道：“未也。身立于天地之间，如同枯枝槁木；心居于形体之内，如同焦叶死灰。如此，则赤日炎炎而不觉热，冰雪皑皑而不知寒，剑戟不能伤，虎豹不能害。于是乎祸亦不至，福亦不来。祸福皆无，苦乐皆忘也。”

老子再遇孔子

《庄子·天运》记载孔子至五十一岁，却仍未获得大道。听说老聃回归宋国沛地隐居，特携弟子拜访老子。老子见孔子来访，让于正房之中，问道：“您来了呀！我听说您是北方的贤人，您得道了吗？”孔子说：“我没有得道。”老子曰：“您从何处寻求至道？”孔子说：“我求之于术数，五年而不得道。”老子问：“您后来又从哪求道呢？”孔子说：“我从阴阳而求道，十二年也不得道。”老子说：“说得对。如果道可以奉献的话，那么所有人都会献给君主父母；道可以告诉人的话，那么所有人都会告诉兄弟；道可以送给人的话，所有人都会留给子孙。心中不自悟则道不停留，向外不能印证则道不能通行。出于内心的领悟，不为外方所承受时，圣人便不告示；由外面进入，而心中不能领受时，圣人便不留存。名器是天下共用的，不可以多取。仁义是先王的旅社，只可以停留一宿而不可以久居，行迹昭彰便多责难。古时的至人，假道于仁，托足于义，以悠游于逍遥的境界，生活在简略的田地，立身于不施予的园圃。这样便能逍遥无为，简略便容易满足，不施予便不耗费，从前称之为采真之游。以财富为追求对象的，不能将俸禄让与他人；以出名为追求对象的，不能将名声让与他人；喜欢权势的，不会把权柄交给别人。拿着它便战栗不安，舍弃它便悲伤，心中一无明见，只关注自己所不停追逐的。从自然的道理看来，这是正在遭受刑戮的人。怨、恩、取、与、谏、教、生、杀，这八种是纠正人的方法，只有顺应自然变化而不为物欲所滞塞的人，才能使用它。所以自正的人，才可以正人，如果内心认识不到这一点，心灵活动便不能通畅。”孔子向老聃宣传仁义之说，老子回应道：“簸糠进入眼睛里面，天地四方便看起来颠倒了；蚊蝇叮咬皮肤，便通宵不得安眠。仁义毒害骚扰人心，再也没有比仁义更大的祸害了。先生您如果想让天下不丧失真朴，可以顺着造化而行，总会道德而立。何必急着标举仁义像敲打大鼓寻找迷失的孩子呢？白鹤不必天天洗才白，乌鸦不必天天染才黑。黑白的本质，不值得辩论；名誉的头衔，不值得夸张。泉水干了，鱼儿一块困在陆地之上，用湿气互相嘘吸，用口沫互相湿润，倒不如在大江大湖里彼此相忘。”

老子道教祖师

老子在道教中被认为是老君的化身，被尊为道祖，被称为太清道德天尊。道教将《老子》一书改名为《道德真经》，作为宗教的主要经典。汉代道教中老子乃是神格仅次于西王母的“太上老君”，孔子率众弟子拜见老君遂“得道受书”，不复经受北酆鬼官之考谪，升入仙界。据载老子“身长九尺，黄色，鸟喙，隆鼻，秀眉长五寸，耳长七寸”。

在很多道观的三清殿中，供奉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其中太上老君塑像居元始天尊右位，手执蒲扇，居住大罗天上太清仙境，是“道教最高尊神三清天尊”之一。《犹龙传》载“故老君师太上玉晨大道君焉，大道君即元始天尊之弟子也。”

道教标榜老子与《道德经》，乃出于道教本身和三教对抗形势的需要。因为道教的思想理论渊源“杂而多端”，需要像《道德经》中那样的“道”来加以概括。而老子的长生思想以及传说中老子的高寿（“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与道教修道成仙之旨又相吻合。加以秦汉以后，老子被尊为圣哲，受人尊敬，汉初又与黄帝并列，合称“黄老”，地位极高。在三教对抗中，崇奉老子，有助于道教同佛、儒相抗衡。

老子人际关系

关系姓名备注父亲李乾即李敬

母亲婴敷益寿氏

儿子李宗为魏将，封于段干   孙子李注，曾孙李宫

老子世界影响

老子的著作、思想已成为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的宝贵财富。老子思想影响不仅在道家内无人能及，在道家之外也影响深远。其影响不仅包括哲学、宗教、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美学、伦理学、文艺学、心理学、教育学、逻辑学、修辞学诸学科，而且涉及医药、养生、气功、军事、管理、建筑、园艺等众多领域。据元朝时的不完全统计，先秦以来，研老注老著作至元朝时就超过三千余种。早在十八世纪，西方一些国家就有了《老子》的多种文字版本。到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欧洲共有60多种《道德经》译文，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尼采，俄罗斯大作家托尔斯泰等世界著名学者对《道德经》都有深入的研究，并都有专著或专论问世。老子是西方人眼中的东方三大圣人之一。雅斯贝尔斯在提出“轴心时期”理论之后，又在《大哲学家》一书中将苏格拉底、佛陀、孔子和耶稣列为“思想范式的创造者”，并把老子列入“原创性形而上学家”。老子思想早已突破国界，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老子相关争议

老子姓名字号

英国的汉学家李约瑟博士曾把老子称之为“朦胧的老子”，这可谓是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因为老子其人，司马迁在写《史记》时就已经弄不太清楚了。

先秦典籍至《庄子》始有言老子，“后世关于老聃之种种演化，皆基于此。”《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姓李氏，名耳，字聃。”今本《史记》中有“字伯阳”的说法。但据姚鼐《老子章义序》、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念孙《读书杂志·史记杂志》、高亨《史记老子传笺证》考证，这是后人取神仙家书改窜之笔，当删去。《正义》引张君相说：“老子者是号，非名。”近代学者多主张老子姓老。但对老氏的来源，说法颇多差异。

有学者（比如李慈铭）认为，老子就是老莱子，楚国人。还有人说老子就是老阳子，也有说老子就是伯阳父、太史儋，或说就是彭祖的。甚至有人认为老子有可能是一位女性，或说老子可能是一个以李耳为首的活跃于先秦时代的小型沙门集团。

老子生卒时间

关于老子的生卒年月，史所未详，老子与孔子孰先孰后，争议也很大。关于老子的生平事迹，由于史料不足，学术界存在各种不同的意见。在记载老子生平的史料中，只有司马迁的《史记·老子传》最为系统。

《史记》载老子寿长一百六十岁或二百余岁，孔子曾问礼于老聃。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说：“老子比孔子至多不过大20岁，老子当生于周灵王初年，当西历前570年左右。”后来，胡适的这个说法流传甚广。

傅斯年则否定了孔子向老子问礼的传说，肯定了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后于孔子的观点。

冯友兰则说：“至于孔子以前或同时有没有名老聃的一个人，我认为是无关重要的。总之《老子》一书是出于孔子以后的。”

老子籍贯故里

老子故里河南鹿邑

由于文献记载不同，古今学者对老子籍贯的看法并不一致，主要有三种说法。一说楚地人。西汉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摐，周守藏室之史也。东汉边韶《老子铭》：老子，楚相县人。《朱韬玉札》云：老子，楚国苦县濑乡曲仁里人。司马贞《史记隐》：按《地理志》苦县属陈国者，误也。苦县本属陈，春秋时楚灭陈，而苦又属楚，故云楚苦县。至高帝十一年，立淮阳国，陈县、苦县皆属焉。裴氏所引不明，见苦县在陈县下，因云苦属陈。今《地理志》，苦实属淮阳郡。苦，音怙。张守节《史记正义》云：按年表云淮阳国，景帝三年废。至天汉修史之时，楚节王纯都彭城，相近。疑苦此时属楚国，故太史公书之。《老子浅释》：老子他是春秋时代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李士澄《也谈老子的诞生地》前言：老子，即老聃，相传为春秋时期的思想家，道家创始人。姓李名耳，字伯阳。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后汉郡国志》：苦，春秋时曰相。边韶老子碑：老子，楚相人也。《辞海》（1989年版）：老子春秋时思想家，道教的创始人。一说即老聃，姓李名耳，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简明历史词典》：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

老子的（宋、陈、楚）国籍文献二说陈国人。西汉刘向《列仙传》：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陈人也。皇甫谧《高士传》：老子陈国人。孔颖达《礼记曾子问疏》引《史记》：老子陈国人。陆德明《老子音义》：老子，《史记》又云：“陈国相厉乡人也。”《庄子天运篇》释文引司马彪《庄子注》曰：老子为陈国人。梁玉绳《史记志疑》：案《四书释地又续》曰：“苦县属陈，老子生长时，地尚楚未有。陈灭于楚惠王，在春秋获麟后三年，孔子已卒，况老聃乎？《史》冠楚于苦县上，以老子为楚人者，非也。”余因考葛洪《神仙传》谓“楚苦县人”，《隶释》边韶《老子铭》谓：“楚相县人。春秋之后，相县虚荒，今属苦，在赖乡之东，涡水处其阳。”并仍《史》误。而晋皇甫谧《高士传》云，陈人。陆氏《经典序录》云：“陈国苦县厉乡人。”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玉格篇》云：“老君生于陈国苦县赖乡涡水之阳九井西李下。”固未尝误。然《礼曾子问疏》引《史记》作陈国苦县，岂据别本乎？

三说宋国人。姚鼐《老子章义序》：“《庄子》载孔子、阳子居皆南之沛见老聃，沛者宋地，而宋有老氏，老子者宋人，子姓，老其氏，子之为李， 语转而然。”武义内雄《老子原始》认为，老子非楚苦县人，而当为宋人。关于老子故里的现代属地也有多种说法，包括河南鹿邑说、安徽涡阳说。

老子后世纪念

太清宫位于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城东五公里的太清宫镇的东北隅，是祭祀老子的祠庙。据《后汉书》记载，太清宫建于东汉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始名老子庙。当时汉桓帝两次派大臣到鹿邑朝拜老子建老子祠，并立老子祠碑。鹿邑太清宫1978年被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86年被定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被国家文物局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鹿邑县古称“鸣鹿”“苦”“真源”“谷阳”“仙源”。农历二月十五是老子生日，后人为纪念老子，在鹿邑县老君台、太清宫兴起庙会进行祭拜。2012年2月，鹿邑县被中国文联、中国民协正式命名为“中国老子文化之乡”。《水经注》载，涡水又北，适老子庙东，庙前有二碑，在南门外，汉桓帝遣中官管霸祠老子，命陈相边韶撰文。碑北有双石阙，甚整肃是也。此后，唐宋元明清等历朝历代典籍中都有皇帝亲谒或派大臣拜谒的记载。

老子史料索引

战国《庄子》战国《荀子》战国《韩非子》西汉·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魏晋·皇甫谧《高士传》清代·梁玉绳《史记志疑》当代《注音全译老子》

老子艺术形象

唐代的苏州玄妙观老子像碑，传说为唐吴道子绘像，唐玄宗题赞，颜真卿书，由宋代刻石高手张允迪摹刻，可称“四绝”碑，是国内仅存的两块老子像碑之一。宋代人塑的泉州清源山老君像，衣纹、刻画、神态都非常传神。老子文学形象的最终定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在先秦诸子的笔下，老子是博学多识的学者，在道家典籍中，老子的形象开始得到夸饰；汉初以黄老哲学治国，方仙道兴起，谶纬成为国学，在此背景下，老子的形象遂传说化和神秘化，尤其是张道陵的“天启事件”及佛教的影响，老子终于成为至上神；元明清时期，随着道教的世俗化，老子身上的神秘色彩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消退。

《春秋战国时期的主要思想家》、《中国古代神童》、《中国古代教育家》、《庙号为圣祖的皇帝》、《唐朝有庙号的皇帝》、《道家学派代表人物》、《道家代表人物》、《东方三大圣人》、《春秋战国三圣》、《先秦天下十豪》、《道家经典著作》、《道教玄门经典（部分）》、《中国古代哲学专著》、《在法国最有影响的十部中国书籍》、《先秦诸子著名学说》、《先秦说理散文的代表作》、《赵孟頫主要作品》、《中外历史上著名的哲学家》、《东方三大圣人》、《春秋战国三圣》、《先秦天下十豪》、《影响世界的名人》

二十二、孔子——儒家学派创始人

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人，祖籍宋国栗邑（今河南省夏邑县），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大成至圣先师”。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去世后，其弟子及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论语》。该书被奉为儒家经典。

孔子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在世时就被尊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更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万世师表。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其人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随着孔子影响力的扩大，祭祀孔子的“祭孔大典”一度成为和中国祖先神祭祀同等级别的大祀。

人物生平

贵族出身

孔子的祖上是宋国栗邑（今河南省夏邑县）的贵族，先祖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 [10] 周初三监之乱后，为了安抚商朝的贵族及后裔，周公以周成王之命封商纣王之兄微子启于商丘建立宋国，奉殷商祀。微子启死后，其弟微仲即位，微仲是孔子的十四世祖。 [11] 六世祖得孔氏，是为孔父嘉。孔父嘉是宋国大夫，曾为大司马，封地位于宋国栗邑，后来在宫廷内乱中被太宰华督所杀。孔父嘉子木金父，木金父子祈父，祈父子孔防叔，孔防叔的孙子叔梁纥就是孔子的父亲，叔梁纥为避宋国战乱逃到鲁国的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定居，其官职为陬邑大夫。

叔梁纥的正妻施氏，生了九个女儿却没有儿子，小妾为他生了长子孟皮。孟皮有足疾，叔梁纥很不满意，于是请求纳颜氏女儿为妾。颜氏有三个女儿，只有小女儿颜徵在愿嫁叔梁纥。颜徵在时年不满二十岁，而叔梁纥已经六十六岁，年龄相差悬殊，两人为婚于礼不合，夫妻在尼山居住并且怀孕，故谓之“野合”。

早年经历

孔子生而七漏，头上圩顶（意为头顶凹陷），而又因其母曾祷于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

鲁襄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49年），孔子三岁时，叔梁纥病逝。叔梁纥死后，颜徵在被叔梁纥正妻施氏所逐，于是带孔子庶兄孟皮与孔子至曲阜阙里，过着清贫的生活。

鲁昭公五年（公元前537年），孔子已意识到要努力学习做人与生活之本领，所以称自己虽然已经十五岁了，但志向在于做学问。

鲁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孔子的母亲颜徵在去世。这一年，季氏宴请士一级贵族，孔子去赴宴，被季氏家臣阳虎拒之门外。

鲁昭公九年（公元前533年），孔子十九岁，为了能够经常回到祖籍地宋国祭拜祖先，便迎娶了宋国人亓官氏为妻。

步入仕途

鲁昭公十年（公元前532年），亓官氏生子。据传此时正好赶上鲁昭公赐鲤鱼于孔子，故给其子起名为鲤，字伯鱼。孔子自20多岁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对治理国家的诸种问题，经常进行思考，也常发表一些见解。这一年孔子开始为委吏，管理仓库。

鲁昭公十一年（公元前531年），孔子改作乘田，管理畜牧。因小时候生活艰难，所以会干一些粗活。

鲁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郯子来到鲁国朝见，孔子向郯子询问郯国古代官制。孔子开办私人学校，当在此前后。

鲁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孔子到30岁时，已有些名气，所以自称三十岁前后有所成就。这一年，齐景公与晏婴来出访鲁国时召见了孔子，与他讨论秦穆公称霸的问题，孔子由此结识了齐景公。

鲁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学礼于孔子。相传孔子与南宫敬叔适周问礼于老聃，问乐于苌弘。

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被迫逃往齐国。孔子也离开鲁国，到了齐国，受到齐景公的赏识和厚待，甚至曾准备把尼溪一带的田地封给孔子，但被大夫晏婴阻止。

鲁昭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16年），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说君王要像个君王，臣下要像个臣下，父亲要像个父亲，儿子要像个儿子。孔子在齐闻《韶》乐，如醉如痴，三月不知肉味。

鲁昭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15年），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听说后向齐景公求救。齐景公说自己老了，不能用了。孔子只好仓皇逃回鲁国。

鲁昭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14年），晋魏献子执政，举贤才不论亲疏。孔子认为这是义举，在近处不会埋没与自己亲近而有贤德的人，在远处不会埋没受人推举而有贤德的人，这可以说是仁义了。

鲁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冬天，晋国铸刑鼎。孔子认为晋国的灭亡，主要是因为统治者没有好的制度和法度。

鲁昭公三十年（公元前512年），孔子四十岁，经过几十年的磨练，对人生各种问题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所以自称四十岁不疑惑。

鲁定公六年（公元前504年），季氏家臣阳虎擅权日重。孔子称之为家臣掌政。所以孔子不上任，退隐而修著《诗》《书》《礼》《乐》，众多弟子跟着孔子走遍各国，跟随他学习。 [26] 阳虎想要见孔子，而孔子却不想见到阳虎，后来两人在路上相遇。阳虎劝孔子出仕，孔子没有明确表态，随后孔子被升为小司空。

鲁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孔子升为鲁国大司寇，摄相事， [56] 七日而诛少正卯，曝尸三日，鲁国大治。

鲁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孔子为削弱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因为是鲁桓公的三个儿子的后代，故称三桓。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三桓）采取了隳三都的措施，拆毁三桓所建城堡。后来隳三都的行动半途而废，孔子与三桓的矛盾也随之暴露。

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孔子五十五岁。春天，齐国送八十名美女到鲁国。季桓子接受了女乐，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与季氏出现不和。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并没有送给孔子。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

周游列国

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孔子带领弟子离开鲁国来到了卫国。孔子在卫国被卫灵公夫人南子召见。孔子的弟子子路对孔子见南子这件事极有意见批评了孔子。郑国的子产去世，孔子听到消息后，十分难过，称赞子产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慈惠的人。 [27] 孔子带弟子先到了卫国，卫灵公开始非常尊重孔子，按照鲁国的俸禄标准发给孔子俸粟6万，但并没给他什么官职，没让他参与政事。孔子在卫国住了约10个月，因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进谗言，卫灵公对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开监视孔子的行动，因此孔子带弟子离开卫国，打算去陈国。路过匡城时，因误会被人围困了5日，逃离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卫国贵族公叔氏发动叛乱，再次被围。逃脱后，孔子又返回了卫国。卫灵公听说孔子师徒从蒲地返回，非常高兴，亲自出城迎接。此后孔子几次离开卫国，又几次回到卫国，这一方面是由于卫灵公对孔子时好时坏，另一方面是孔子离开卫国后，没有去处，只好又返回卫国。

鲁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5年），孔子离开卫国回到鲁国。

鲁哀公元年（公元前494年），吴国使人聘鲁国，就“骨节专车”一事问于孔子。

鲁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孔子由鲁国来到卫国。卫灵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婉言拒绝了卫灵公。孔子在卫国住不下去，离开卫国西行。经过曹国，曹伯阳没有接见孔子。在曹国稍作停留，到达宋国，宋司马桓魋讨厌孔子，扬言要加害孔子，孔子微服而行。五十九岁的孔子离开卫国经曹国、宋国、郑国至陈国，陈国于是派服劳役的人将孔子师徒围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所带粮食吃完，绝粮七日。最后还是子贡找到楚人，楚国派兵迎孔子，孔子师徒才免于一死。

鲁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孔子六十岁，称自己这时候，能正确对待各种言论，不觉得不顺。孔子过郑到陈国，在郑国都城与弟子失散独自在东门等候弟子来寻找，被人嘲笑，称自己颓丧的样子如同丧家之犬。

鲁哀公四年（公元前491年），孔子离开陈国，来到了蔡国。

鲁哀公五年（公元前490年），孔子从蔡国来到叶国。叶国君主叶公向孔子问政，并与孔子讨论有关正直的道德问题。在离开叶国返回蔡国的途中，孔子遇到一位隐者。

鲁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孔子与弟子在陈国、蔡国之间被困绝粮，许多弟子因困饿而病，后被楚国人相救。由楚国返回卫国，途中又遇隐者。

鲁哀公七年（公元前488年），孔子又回到卫国，主张在卫国为政先要正名。

鲁哀公八年（公元前487年），吴国讨伐鲁国，吴国战败。孔子的弟子有若参战有功。

鲁哀公十年（公元前485年），孔子在卫国，孔子夫人亓官氏去世。

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齐国派师讨伐鲁国，孔子弟子冉求率鲁师与齐战，获胜。季康子问冉有指挥才能从何而来，冉有说是向孔子学来的。六十八岁的孔子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季康子派人以币迎孔子归鲁国。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至此结束。孔子仍有心从政，但仍是被敬而不用。季康子欲施行田赋，孔子反对。对冉有说判断一个人的行为是不是君子的行为，应该用他的礼数来判断。施舍的时候，会从重付出；做事的时候，会中庸而行之；死的时候，会对自己薄葬。

返回鲁国

鲁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孔子继续从事教育及整理文献工作。这一年冬天，孔子的儿子孔鲤去世。

鲁哀公十三年（公元前482年），孔子七十岁，称自己这时候随心行事也可以不逾越规矩。 这一年，孔子最爱的弟子颜回先他而死，孔子十分悲伤，感慨到昔日曾跟随自己从陈国到蔡国去的学生，此时却都不在身边受教了。

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春天，西狩获麟。孔子认为这不是好征兆，说吾道穷矣。于是停止修《春秋》。同年六月，齐国陈恒弑齐简公，孔子斋戒沐浴三天，见鲁哀公，请求鲁国出兵讨伐陈恒，没有得到支持。又向季孙请求出兵，结果遭到拒绝。

卒葬泗上

鲁哀公十五年（公元前480年），孔子另一得意门生子路死于卫国内乱，而且还被剁成肉酱。经过这一系列打击后，孔子知道自己时日不多。

鲁哀公十六年二月初四日（公元前479年4月4日），子贡来见孔子，孔子柱杖依于门前遥遥相望。他责问子贡为何那么晚来见自己。于是叹息说泰山将要坍塌了，梁柱将要腐朽折断了，哲人将要如同草木一样枯萎腐烂了。孔子流下了眼泪，说：“天下无道已经很久很久了，没有人肯采纳自己的主张。自己的主张不可能实现了。夏朝的人死时在东阶殡殓，周朝的人死时在西阶殡殓，殷商的人死时在两个楹柱之间。昨天黄昏梦见自己坐在两楹之间祭奠，自己的祖先就是殷商人啊。” [32-33]

鲁哀公十六年二月十一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孔子患病不愈而卒，终年七十三岁，葬于鲁城北泗水岸边。

孔子卒后，不少弟子为之守墓三年，唯独子贡为孔子守墓六年。弟子及鲁国人从墓而家者上百家，得名孔里。孔子的故居改为庙堂，受到人们的奉祀。

主要影响

道德学说

孔子建构了完整的“德道”思想体系：在个体层面主张“仁、礼”之德性与德行。 [34] 德道思想体系是以性善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为基础，以立人极（“三极之道”）为旨归，以人道与天道、地道相会通，人道中庸又适时之变为方法论的完足思想体系。

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等等，都是他的做人准则。“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对自己一生各阶段的总结。

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

政治学说

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内容是“礼”与“仁”，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严格遵循等级制，把贵族和庶民截然划分为治者与被治者。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

孔子生活在西周宗法礼制传统较深的鲁国，这时周王朝的统治权力已经名存实亡，诸侯间相互争战不断，出现了“王道哀，礼义废，政权失，家殊俗”的社会现实，“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成了那个时代的特点。社会矛盾的激化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人的精神和信念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摧残。这些共同构成了孔子政治思想产生的历史渊源和社会条件，“仁”与“礼”是其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

孔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大同”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大道畅行，“天下为公”，因而能“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在大同的世界里，天下的人，不止以自己的家人为亲，不止以自己的父母儿女为爱，而是相互敬爱，爱天下所有的人。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孩子们都能获得温暖与关怀，孤独的人与残疾者都有所依靠，男人各自有自己的事情，女人有满意的归宿。阴谋欺诈不兴，盗窃祸乱不起，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人讲信修睦，选贤举能。这是一幅理想化的传说中的尧舜时代的原始社会景象，也是孔子憧憬的最高理想社会。

孔子主张的较低政治目标是小康社会。小康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大道隐没，“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与这种贫富不均、贵贱不等相适应，产生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伦理道德，“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立田里，以贤勇知”，相应地还要设“城郭沟池以为固”。由是，“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这种社会显然没有“大同”世界那样完美，但有正常秩序，有礼、仁、信、义，所以称为小康。这种社会实际上描述了“私有制”产生后的阶级社会的“盛世”。

孔子的大同社会、小康社会理想对中国后世影响深远。后来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段的思想家提出不同内容的憧憬蓝图和奋斗目标，这种思想对进步思想家、改革家也有一定启发，洪秀全、康有为、谭嗣同和孙中山都受其影响。

身处乱世的孔子所主张的仁政没有施展的空间，但在治理鲁国的三个月中，使强大的齐国也畏惧孔子的才能，足见孔子无愧于杰出政治家的称号。

经济学说

孔子的经济思想最主要的是重义轻利、“见利思义”的义利观与“富民”思想。这也是儒家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

孔子所谓“义”，是一种社会道德规范，“利”指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谋求。在“义”“利”两者的关系上，孔子把“义”摆在首要地位。他说：“见利思义。”要求人们在物质利益的面前，首先应该考虑怎样符合“义”。他认为“义然后取”，即只有符合“义”，然后才能获取。孔子甚至在《论语·子罕》中主张“罕言利”，即要少说“利”，但并非不要“利”。

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干不符合道义的事而获得富贵，就如同浮云一样，不屑于用不义的手段取得富贵。在他的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孔子还认为，对待“义”与“利”的态度，可以区别“君子”与“小人”。有道德的“君子”，容易懂得“义”的重要性，而缺乏道德修养的“小人”，则只知道“利”而不知道“义”。这就是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有人认为孔子既然重“义”，则势必轻视体力劳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论语》中记载他对想学农的弟子樊迟十分不满，骂他是“小人”，这是因为孔子认为人要有更大的理想和追求，要承担的是更大的责任。他要让他的学生成为价值的承担者而不是一个农民。

由于孔子保守的政治态度，因此对待经济制度的改革也反映了保守的思想。比如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实行“初税亩”，从法律上承认私田的合法地位，是春秋时代的重大经济改革；但是据《左传》说，孔子修《春秋》时记载“初税亩”，目的是批评其“非礼也”。而民众若不富足，国君就不会富足。在《论语·尧曰》中还记载，孔子主张“因民之利而利之”，即对民众有利的事情才去做。另一方面，他又主张赋税要轻一些，徭役的摊派不要耽误农时。《论语·述而》记载，孔子还对当时的为政者进行说教，要求为政者不要过于奢侈，要注意节俭。他说：“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同时，还主张“节用而爱人”。这里面包含了把孔子“仁”的思想运用于经济领域。

教育思想

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人的天赋素质相近，个性差异主要是因为后天教育与社会环境影响（“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因而人人都可能受教育，人人都应该受教育。他提倡“有教无类”，创办私学，广招学生，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平民，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

孔子主张“学而优则仕”，学习了还有余力，就去做官。他的教育目的是要培养从政的君子，而君子必须具有较高的道德品质修养，所以孔子强调学校教育必须将道德教育放在首要地位（“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孔子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礼”和“仁”。其中“礼”为道德规范，“仁”为最高道德准则。“礼”是“仁”的形式，“仁”是“礼”的内容，有了“仁”的精神，“礼”才真正充实。在道德修养方面，他提出树立志向、克己、践履躬行、内省、勇于改过等方法。

“学而知之”是孔子教学思想的主导思想。在主张不耻下问、虚心好学的同时，他强调学习与思考相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同时还必须“学以致用”，将学到的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

孔子在教学方法上要求老师“有教无类”“经邦济世”的教育观，“因材施教”“启发式”的方法论，注重童蒙、启蒙教育。他教育学生要有老老实实的学习态度，要谦虚好学、时常复习学过的知识，以便“温故而知新”、新知识引申拓宽、深入，“举一而反三”。他最早提出启发式教学。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意谓教师应该在学生认真思考，并已达到一定程度时恰到好处地进行启发和开导。

他又是在教学实践中最早采用因材施教方法的教育家。通过谈话和个别观察等方法，他了解和熟悉学生的个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根据各个学生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培养出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多方面的人才。孔子热爱教育事业，毕生从事教育活动。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仅言教，更重身教，以自己的模范行为感化学生。他爱护学生，学生也很尊敬他，师生关系非常融洽。他是中国古代教师的光辉典型。

孔子的教育活动不但培养了众多学生，而且他在实践基础上提出的教育学说，为中国古代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

史学思想

孔子治史思想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直”，即研究历史要实事求是，不但要重视根据，而且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论语·为政》），他竭力反对那些狂妄不直的人，说：“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论语·泰伯》）他这种一以贯之的主张，也反映到他的治史态度中。

孔子的治史观不仅反映到治史态度和治史主张上，而且还体现在历史发展观中。孔子认为历史在不断“损益”，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周代正是在总结夏、殷二代的基础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历史不是倒退，而是后来居上，是前进发展着的。尽管这种思想很朦胧，但却是中国史学史上进化论的可贵的开端。

美学思想

孔子的美学思想核心为“美”和“善”的统一，也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孔子提倡“诗教”，即把文学艺术和政治道德结合起来，把文学艺术当作改变社会和政治的手段，陶冶情操的重要方式。并且孔子认为，一个完人，应该在诗、礼、乐修身成性。孔子的美学思想对后世的文艺理论影响巨大。

孔子在易学中明确提出了“美在其中”“见仁见智”等著名美学命题。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童子问易》在易宗基础上提出了美宗——阳刚、阴柔之美；生命之美；自由之美；中和之美。认为“阴阳之美、生命之美、自由之美、中和之美可谓是美学之宗”。

言论著作

语录汇编

孔子的言论主要记录在《论语》中。《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

《论语》与《大学》《中庸》《孟子》在南宋后并称“四书”。通行本《论语》共二十篇。《论语》的语言简洁精炼，含义深刻，其中有许多言论至今仍被世人视为“微言大义”。

文献整理

孔子晚年致力教育，修《诗》《书》《礼》《乐》，序《周易》（称《易经》十翼，或称易传），撰《春秋》。后人合称之为《六经》。

诗歌创作

相传孔子作有《去鲁歌》《蟪蛄歌》《龟山操》《盘操》《猗兰操》《将归操》《获麟歌》等诗歌。这些诗歌多载于《乐府诗集》，可信度不高。

教育实践

政治上的不得意，使孔子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教育事业上。孔子曾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最终返回鲁国，专心执教。孔子打破了教育垄断，开创了私学先驱，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著名的便是“七十二贤士”。七十二人中有很多为各国高官栋梁，又为儒家学派延续了辉煌。

孔子号”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考诸经籍，有七十多人，兹列如下：

国内评价

孔子弟子颜渊：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论语·子罕》）孔子弟子宰我：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孟子·公孙丑上》）孔子弟子子贡：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论语·子张》）战国思想家孟子：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战国思想家荀子：彼大儒者，虽隐于穷阎漏屋，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争名，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国莫能与之争雄，笞棰暴国，齐一天下，而莫能倾……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污，非大儒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荀子·儒效》）汉代历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汉代韩诗学创始人韩婴：孔子抱圣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逍遥乎无形之乡，倚天理，观人性，明始终，知得失，故兴仁义……（《韩诗外传》）汉代思想家、文学理论家王充：孔子道德之祖，诸子之中最卓者也。（《论衡·本性篇》）汉代文学家祢衡：受至精，纯粹睿哲。（《艺文类聚卷二十·后汉弥衡》（鲁夫子碑）曹丕：昔仲尼资大圣之才，怀帝王之器，当衰周之末，无受命之运，在鲁、卫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凄凄焉，遑遑焉，欲屈己以存道，贬身以救世。于时王公终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礼，脩素王之事，因鲁史而制春秋，就太师而正雅颂，俾千载之后，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圣以成谋，咨！可谓命世之大圣，亿载之师表者也。

晋代文学家陆机：孔子睿圣，配于弘道，风扇玄流，思探神宝，明发怀周，兴言谟志，灵魂有行，言观苍昊，清歌先诫，丹书有造。（《陆机集卷九·孔子赞》）唐太宗李世民：朕今所好者，惟有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贞观政要》）唐朝诗人杨炯：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悬像著明，莫大乎日月，备物致用，莫大乎圣人。（《杨炯集》卷四）宋真宗赵恒：立言不朽，垂教无疆，昭然令德，伟哉素王。人伦之表，帝道纲。（《阙里文献考·卷三十八》）宋代哲学家程颢：至如孔子同，道如日月之明。（《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一》）宋代理学家朱熹：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朱子语类·卷九十三》）明宪宗朱见深：孔子之道之天下，如布帛粟菽，民生日用不可暂缺。（《御制重修孔子》）明代学者陈献章：惟我先圣孔子，道高如天，德厚如地，教化无穷如四时。（《际献章集卷一·襄阳府先圣庙记》）明代哲学家、教育家王守仁：吾夫子之道始之于存养慎独之微，而终于化育参赞之；行之于日用常行之间，而达之于国家天下之远。（《王文成公全书天于·卷三十一》）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至圣之道与日月并行，与天地同运，万世帝王咸所师法，逮公卿士庶罔不率也。（《康熙起居注·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近代资产阶级改良运动领袖康有为：唯我孔子大中至正，独重人道。（《济南万国道德会演说》）……中国之国魂者何？曰孔子之教而已。近代民主主义革命先驱、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二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孙中山选集》）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孔子学问、文章政治事业，朗如日月，灿如星辰，果足为万世师表。（《在信教自由会上的演说》）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梁启超：孔子在人格，在平淡无奇中现出他的伟大，其不可不及处在此，其可学处亦在此。……苟无孔子，则中国非复二千年来之中国。……苏格拉底之后，容有苏格拉底；而孔子之后，无孔子也。（《世界伟人传第一篇·孔子》）近代学者钱文选：中华之文明，实基于孔子之道德……孔子这道，极为世人所崇拜，固有万古不灭的价值，即西方传教士，亦深信孔道可驾乎近代一切宗教而上之。……以世界之眼光观之，可断定虽历千百年后，孔子伦理仍当保存，苟或轻蔑叛离，则中国文化早已扫地无余矣！（《士清全集·孔子伦理与万国修身大会之关系》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科学与民主，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两大主动力，孔子不言神怪，是近于科学的。（《孔子与中国》）近代历史学家柳诒徵：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中国文化史》）近代思想史家杜国庠：孔子不但是儒家的开山祖，同时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位公开教学的教育家，最先把古代氏族贵族所专有的诗、书、礼、乐这类学问，普及给民间，不问来学者出身贵贱，实行“有教无类”，把官学变成私学。（《先秦诸子百家思想概要》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毛泽东：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近代教育家、哲学家梁漱溟：孔子的唯一重要的态度就是不计较利害。……并且演成中国人的风尚，为中国文化之特异彩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孔子就因为把握得人类生命更深处作根据，而开出无穷无尽可以发挥的前途。他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孔子学说的价值，最后必有一天一定为人类所发现，为人类所公认，再重光于世界。（《孔子学说之重光》）

国际评价

朝鲜学者金益洙：孔子是万古圣人，也是东洋学问哲学思想的元祖。（《在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与学术讨论会文集》日本古学派创始人伊藤仁斋：夫子之德实为超迈群圣，夫子之道高于天地。（《论语古义》）日本学者井上靖：孔子不仅是中国文化的先哲，而且是全人类的老师。（《孔子》）日本学者儿岛献吉郎：孔子者，伟人中之伟人，圣人中之圣人。（《诸子百家考》）日本学者简野道明：自古以来，《论语》被尊为至高无上的圣典，上自历代的天皇，下至市井的庶人，始终讲究不倦。（《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美国诗人、哲学家、思想家爱默生：“孔子是哲学上的华盛顿”，“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中心，孔子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荣。”（《孔学知识词典》）美国学者甘霖：孔子不独为一国之圣人，实为万国之圣人。（《历代尊孔记·孔教外论合刻》）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以中国教化最著之邦，历数千年而存在，余认为孔子之功。余虽隶耶教，于孔子之道，莫不乐闻之。（《历代尊孔记·孔教外论合刻》外论部分）英国哲学家、数学家罗素：中国之文化基于孔子之学说。……孔子学说关系建立一个中华大帝国。（《东西幸福观念论》）中国切不可盲目采用欧洲文化，时移世易，但将中国旧文明之不适于今日者，略加改易可矣。欧洲人皆言中国无如孔教，中国道德必破产，此语余极赞同。中国最切要者不在西方文化之吸收，反在东方旧有文明之复兴。中国学术远在两千年前已灿然大备，若加以整理使之复兴，则影响世界，极为伟大，对于世界，必有特别贡献，最后中国或成为文化之中心。（《历代尊孔记·孔教外论合刻》）英国学者裴斯脱：吾人置身各教之外，平心以求各教之真而比较之，必其适合吾人最近精神上之新的生活，与文明演进，并行不悖者，然则吾见比较的眼光中，孔教诚有特占优美之点者矣（《论孔教》）英国历史哲学家汤恩比：能够帮助解决二十一世纪的世界问题，唯有中国孔孟的学说。英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孔子是“无冕皇帝”。法国学者伏尔泰：东方找到一位智者。我全神贯注地读孔子的这些著作，我从中吸取了精华，孔子的书中全部是最纯洁的道德，在这个地球上最幸福的、最值得尊敬的时代，就是人们尊从孔子法规的时代，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热烈地赞美儒学。宣统皇帝溥仪的英文帝师庄士敦：中国政教文化基于孔教……外教无论如何优美，亦不可与孔教并峙于中国。（见杨焕英《孔子思想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

孔子义利之辩

鲁国有一道法律，如果鲁国人在外国见到同胞遭遇不幸，沦落为奴隶，只要能够把这些人赎回来帮助他们恢复自由，就可以从国家获得金钱的补偿和奖励。孔子的学生子贡，把鲁国人从外国赎回来，但不向国家领取金钱。孔子说：“赐（端木赐，即子贡），你错了！圣人做的事，可用来改变民风世俗，教导可以传授给百姓，不仅仅是有利于自己的行为。现在鲁国富的人少穷人多，向国家领取补偿金，对你没有任何损失；但不领取补偿金，鲁国就没有人再去赎回自己遇难的同胞了。”孔子的另一学生子路，救起一名溺水者，获救者为了表示感谢送了他一头牛，子路收下了。孔子高兴地说：“鲁国人从此一定会勇于救落水者了。”

孔子孔子问礼

《孔子家语·观周》记载，孔子对弟子南宫敬叔说：“我听说周之守藏室史老聃，博古通今，知礼乐之源，明道德之要。今吾欲去周求教，汝愿同去否？”南宫敬叔欣然同意，随即报请鲁君。鲁君准行。遣一车二马一童一御，由南宫敬叔陪孔子前往。

孔子孔子访乐

孔子访苌弘，是说举世闻名的“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在公元前518年，带着对东周王朝日趋衰微、礼崩乐坏等问题的疑问，访问苌弘的历史事实。其时，苌弘已盛名于世，是东周的三朝元老，是大学者、大忠臣、贤德的敬王大夫，后无辜受戮，死而血碧，百姓深为痛惜和敬仰。其“碧血丹心”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观周》中记载： “至周，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历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则，察庙朝之度，于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也。……”开头就用这“一问”“二访”“三历”“四考”“五察”五句话，概括了孔子整个适周的主要活动内容。最后更简括的语言阐述了孔子适周的巨大收获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也”。《观周》把“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列在文章的前头，这里说明孔子在成周访问苌弘是事实。

孔子孔子学琴

孔子在学习方面是很虚心，尤为刻苦。有一次孔子随师襄学鼓琴。曲名是《文王操》。孔子苦苦地练了很多日子，师襄子说：“可以了。”孔子说：“我已经掌握了这个曲子的弹法，但未得其数。”又练了很多日子，师襄子又说：“可以了，你已于其数。”可是孔子仍说：“不可以，未得其志。”又过了相当的时间，师襄子认为这回真的可以了，可是孔子仍然认为自己没有弹好这首乐曲。最后，孔子通过反复钻研，体会琴曲的内涵，直到他看到文王的形象在乐曲中表现出来了，才罢休。

孔子孔子相师

《史记》记载，一日孔子乘着一辆马车周游列国来到一个地方，见有一孩子用土围成了一座“城”，坐在里面。孔子就问：“你看见马车为什么不躲开呀？”那孩子回答：“人们说您孔老先生上晓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情。可是，今天我见您却并不怎么样。因为自古到今，只听说车子躲避城，哪有城躲避车子的道理呢？”孔子愣了一下，问：“你叫什么名字？”孩子答道：“我叫项橐。”孔子为了挽回面子，就想出了一连串问题来为难项橐，但是都被项橐巧妙地化解了。孔子觉得这孩子知识渊博，连自己也辩不过他，只得长叹一声，俯下身子和蔼地对项橐说：“后生可畏，我当拜你为师。”回头对弟子们讲：“三人行必有我师，要不耻下问。”南宋大儒王应麟编写的《三字经》劝诸后生说：“昔仲尼，师项橐，古圣贤，尚勤学。”盖出于此。

孔子藏书始祖

孔子于68岁返回鲁国，开始整理图书典籍。尤其是在晚年，主要精力是用在校勘、整理典籍方面。孔子是中国最早的图书整理者，相传他整理《诗经》《尚书》等文献，并把鲁史官所记《春秋》加以删修，成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历史著作。孔子在整理文献中，创立了揭示文献“为之作序”“言其作意”的目录学方法。为《诗》《书》作序，或附于书后，或临于书首，或另出单行，这在揭示文献的内容上起重要作用。孔子整理图书所定的《六艺》，对汉代刘向、刘歆父子在《别录》《七略》书目分类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孔子通过国家的藏书，了解了虞、夏、商、周四代的典章制度和历史。

他所收藏的图书主要有《诗》《书》《礼》《乐》《春秋》等。《公羊解诂》载孔子“使子夏等十四人救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说明在编定《六经》时，广泛搜集各国典籍。故后，“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

孔子实验欹器

《荀子·宥坐》记载：“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守庙者曰：'此盖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孔子顾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果中而正，满而覆，虚而欹。孔子喟然而叹日：'吁！恶有满而不覆者哉！’”宥和右的意思相同，也跟侑意思一样，劝说、勉励的意思，坐同座。古时候的人没有桌椅，只能坐地上。前面是案几，常用的物品放在右边，所以，座位右边是经常关注的地方。宥坐即座右铭。欹器的底是尖的，它有个特点：空虚时只能歪斜地放着，即“虚则欹”；当注入一半左右的水，就可端正地摆放，就是“中则正”；但注水又不可太满，水太多了，它又会自动侧翻倒，把水都倒了出来，这就是“满则覆”。欹器是对它的俗称，当人们利用它的特性赋予了文化内涵后，又送它一个雅号叫宥坐。

孔子诛少正卯

少正卯与孔子同时。孔子之门人三盈三虚。孔子做大司寇的时候，就判处少正卯死刑，在宫门外杀了他。子贡向孔子进言道：“少正卯是鲁国的名人，老师您杀了他，会不会不恰当啊？”孔子说：“人有五种罪恶，而盗窃比较起来还稍好一点：第一种是心思通达而阴险，第二种是行为乖僻而固执不改，第三种是言辞虚伪而能动人心，第四种是记取非义、多而广博，第五种是顺应错误而认为理所当然。一般人要是有这五种罪恶之一，就不免被君子所杀；而少正卯同时具备五种恶行，正是小人中的奸雄，不可不杀。”

孔子六艺齐全

孔子六艺齐全，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

编辑 播报

后世纪念

孔子祭祀

西汉中期，天灾频发，社会动乱。儒者梅福认为，这是由于未能妥善安排对于孔子的祭祀，因而上天发怒。朝廷接受了梅福的提议，封孔子为商汤的后代，接续先王的祭祀。东汉时正式把孔子作为国家的公神，其地位和社稷神同等。唐代命令每个县都要建庙祭祀孔子。每年春秋两次大祭，每月初一和十五两次小祭。大的祭祀起初由学官主持，后来改由地方官主持。唐代以后，孔子的地位不断提高，对孔子的封号也不断增加。清代，孔子祭祀一度成为和上帝、和国家的祖宗神同等级别的“大祀”。1906年，在清廷借孔子收拾人心的情势下，京师文庙祀典从中祀升为大祀，这种殊荣万古唯有孔子一人而已。

孔子成为国家公神以后，儒者们的宗教地位也相应提高。唐代为孔子设立“从祀”即陪同享受祭祀的制度。最早选中陪同孔子的，是22位对于注释儒经有重大贡献的儒者，后来扩大到孔子的所有弟子和历代著名的儒者。宋代，从祀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其最高的有四位，被称为“四配”，他们是颜回、曾参、子思和孟轲。其次是“十哲”，孔子的十个优秀弟子。“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再次是“先贤”，祭祀那些亲自接受孔子教导的弟子们。最后是“先儒”，祭祀孔子弟子以后历代最优秀的儒者。而后来的儒者，也以死后能够进入孔庙成为先儒为最高的荣誉。此外，孔庙还有专门的祟圣祠奉祀孔子上五代祖先，并以四配之父及宋代理学家周、张、程、宋、蔡之父配享从祀。

孔子孔庙

曲阜孔府大成殿

孔庙即孔子庙，是纪念祭祀孔子的祠庙建筑。在中国古代建筑类型中，堪称是最为突出的一种，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国、朝鲜、日本、越南、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美国等国家分布着2000多座孔庙，其中中国国内1600多座，而国内保存较好的孔庙只有300余座，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21座。自汉代以后，各地祭孔活动延续不断，在各地逐渐建成孔庙。其中位于山东省曲阜市南门内的孔庙为本庙，另外在福州、北京、衢州、德阳等地都有孔庙。1219年落成的上海嘉定孔庙，是大陆保留较为完整的县级孔庙之一。

曲阜孔庙曲阜孔庙初建于周敬王四十二年（公元前479年），是第一座祭祀孔子的庙宇，为孔庙的本庙。本庙以孔子的故居为庙，以皇宫的规格而建，是中国四大古建筑群之一，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994年12月，曲阜孔庙、孔林、孔府根据世界文化遗产遴选标准C（I）（IV）（VI）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曲阜孔庙既是国家礼制庙宇，又是孔氏的家庙，因而还奉祀孔子夫人、孔子母亲、孔子子孙、孔氏四十三代中兴祖。

 南宗孔庙

南宗孔庙大成殿（衢州孔庙）

南宗孔庙是中国仅存的两个孔氏家庙之一，位于浙江省衢州市府山街道新桥街，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宋建炎初年，北方已被金人占领，孔子第四十八世孙袭封衍圣公孔端友及其叔父孔传决定带一部分族人及孔子及亓官夫人楷木像和圣像碑两件宝物南渡，孔子世家宗室南迁衢州之后，无庙奉祀先祖。他们请南宋朝廷，鼎建家庙，奉祀孔子等列祖列宗。宝祐元年（1253年），宋理宗拨款建造孔庙。但这座家庙，毁于元兵之后。现存的这座家庙始建于明正德年间，由孔庙、孔府及后花园、思鲁阁三部分组成。大部分建筑仿照曲阜孔庙，唯思鲁阁为首创。思鲁阁是南宗孔氏子孙为表达他们思念山东曲阜和家人而精心设计建造的，是为告诫孔氏子孙不忘故里。

孔子孔林

孔林

孔林属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又称至圣林，孔林是孔子及其后裔的墓地。坐落于曲阜城北，占地3000余亩。它是中国规模最大、持续年代最长、保存最完整的氏族墓葬群和人工园林。孔子死后，弟子们把他葬于鲁城北泗水之上，那时还是“墓而不坟”（无高土隆起）。到了秦汉时期，虽将坟高筑，但仍只有少量的墓地和几家守林人后来随着孔子地位的日益提高，孔林的规模越来越大。1994年12月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孔子孔府

孔府

孔府位于曲阜城内，孔庙东侧，是孔子嫡长子孙的府第，即衍圣公府。洪武十年（1377年）始建，弘治十六年（1503年）重修拓广，道光十八年（1838年）扩修。光绪十一年（1885年）重建遭火焚的内宅七座楼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多次拨款重修，现保存良好，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孔府占地7.5万平方米，九进院落，楼房厅堂463间。三路布局，中路前为官衙，有三堂六厅，后为内宅，有前上房、前后堂楼，配楼、后五间等，最后为花园。东路为东学，有家庙、慕恩堂等。西路为西学，有红萼轩、忠恕堂、安怀堂、南北花厅等。

孔子祠堂

商丘市夏邑县孔子还乡祠

孔子还乡祠位于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城北六公里王公楼村。孔子祖先为春秋时期宋国人，其祖居地及祖坟仍在此地。周僖王二年（公元前680年），宋国发生内乱，孔子曾祖孔防叔为避乱而奔鲁。孔子成人以后知晓夏邑王公楼村为自己的祖籍，时常回夏邑祭祖省墓，于是把这个地方叫“还乡里”。后人思而立祠以祀之，因而取名“还乡祠”。孔子还乡祠始建于唐初，其形制仿文庙，坐北朝南，有一壁、一坛、两殿、四门及碑林等。宋真宗时，孔子四十五代孙孔良辅、孔彦辅由曲阜到此定居，对孔子还乡祠修复扩建。金代，又立杏坛碑于大成殿之前。清道光元年，增建崇圣祠。

孔子相关争议

孔子的具体生日有争议，《公羊传》作鲁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日（但是这年十一月并无庚子日）；《谷梁传》则作同年十月庚子日（公元前552年9月22日）；《史记》则作次年，不记月日。

孔子五十一代孙金代孔元措的《孔氏祖庭广记》将孔子的生日定在鲁襄公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公元前551年9月28日），但后世仍存有争议。

孔子艺术形象

孔子影视

1940年版电影《孔夫子》，唐槐秋饰演孔子1985年版电影《孔子》，曹见得饰演孔子2010年版电影《孔子》，周润发饰演孔子1990年版电视剧《孔子》，王绘春饰演孔子2011年电视剧《孔子春秋》，朱刚日尧饰演孔子2011年电视剧《孔子》，赵文瑄饰演孔子2012年穿越剧《智胜鲜师》，曾国城饰演孔子2023年电视剧《三体》，侯鸿亮饰演孔子

孔子其他

大型原创民族舞剧《孔子》国产动画片《孔子》1989年9月28日中国发行了《J162M孔子诞生2540周年（小型张）》，纪念孔子诞辰

《孔子的人物关系》、《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夫子山文庙景区中供奉的五座神像人物》、《儒家四圣》、《中国古代十圣》、《孔孟朱王所指人物》、（出自《论语》的名句）、《中国古代哲学专著》、《儒家十三经》、《四书五经》、

二十三-1、兵家之祖——孙武

孙武（约前545年－约前470年），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乐安人  。中国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尊称兵圣或孙子（孙武子），又称“兵家至圣”，被誉为“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经吴国重臣伍员（伍子胥）举荐，向吴王阖闾进呈所著兵法十三篇，受到重用为将。他在柏举之战率领吴国军队大败楚国军队，占领楚国都城郢城，几近覆亡楚国。其著有巨作《孙子兵法》十三篇，为后世兵法家所推崇，被誉为“兵学圣典”，置于《武经七书》之首。他撰著的《孙子兵法》在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史、军事学术史和哲学思想史上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哲学等领域被广泛运用。被译为日文、法文、德文、英文，该书成为国际间最著名的兵学典范之书。

人物生平

齐国贵族

孙武祖上有确切的世系从舜的后代虞阏父开始。周武王伐纣时，虞阏父当周国陶正之官，执掌陶器的制作，管理从事制陶的百工。由于其管理有方，器用齐备，周武王将长女大姬嫁给阏父之子满，把他封到今河南淮阳县一带，建立陈国，周王并对满赐以妫姓 。满称为胡公，当了陈国的第一代君主。

从胡公满开始，经过十代十二个国君的世袭传授，到桓公时，陈国发生了内乱。陈厉公之子完，因内乱不得立，而奔往齐国，他是孙武的直系祖先。陈完在齐国积极活动，至四世孙田桓子（田无宇）已官为“上大夫”。田桓子（田无宇），生五子:田武子（田开）、田僖子（田乞）、陈昭子(田昭)、田书、子亶。其中田书于昭公十九年（公元前521年）因伐莒有功，齐景公封乐安，赐姓孙氏，孙书（田书）便是孙武的祖父，孙书生凭，凭生孙武。

军旅生涯

公元前512年（吴王阖闾三年），与伍子胥商议，准备向西进兵。这时，伍子胥“七荐孙子”，使得阖闾同意了接见孙武。在隐居时，孙武已经写成《孙子兵法》。他带着自己所著的兵法来见吴王，阖闾暗自赞叹。吴王任命孙武为吴将，并常常与孙武探讨各种各样的军事及政治问题，都能获得满意的答案。

公元前508年（吴王阖闾七年），吴国采用孙子“伐交”的战略，策动桐国，使其叛楚。然后，又使舒鸠氏欺骗楚人说：“楚若以师临吴，吴畏楚之威势，可代楚伐桐。”十月，吴军乘楚人不备击败楚师于豫章；接着又攻克巢，活捉楚守巢大夫公子繁。

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九年），吴军采取孙子”因粮于敌”的策略，吃了楚人的食物而继续追赶。最后在孙武、伍子胥的直接指挥下，经过五次大战，只用了十几天工夫，就攻入了楚都郢。

公元前505年（吴王阖闾十年），发生了秦救楚之战，秦军击败吴军。夫概又在国内自立为王，吴军于是回国，平定了夫概的叛乱。

阖闾去世后，由夫差继位，他立志要报仇雪恨。孙武、伍子胥等大臣继续辅佐夫差，努力积蓄钱粮，充实府库，制造武器，扩充军队，经过三年，吴的国力得到恢复。

公元前494年（勾践三年），越王勾践进攻吴国。吴军由伍子胥、孙武策划，在夜间布置了许多”诈兵”，分为两翼，点上火把，向越军袭击，越军很快大败。接连吃了几次败仗后，勾践只得向吴屈辱求和。

飘然高隐

孙武五十多岁的时候，至交好友伍子胥被杀，孙武不再为吴国的对外战争谋划出力，转而隐居乡间，修订其兵法著作。伍子胥被杀后不久，孙武可能也因忧国忧民和郁郁不得志而谢世了，他的卒年当在公元前480年（卫庄公元年）左右。从退隐到寿终，孙武一直没有离开吴国，死后则葬于吴都郊外。

主要成就

军事成就

公元前532年（周景王十三年）的齐国内乱后，孙武毅然到了南方的吴国，潜心钻研兵法，著成兵法十三篇。公元前512年（卫灵公二十三年），经吴国谋臣伍子胥多次推荐，孙武带上他的兵法十三篇晋见吴王。在回答吴王的提问时，孙武议论惊世骇俗，见解独特深邃，引起了一心图霸的吴王深刻共鸣，连声称赞孙武的见解，并以宫女180名让孙武操演阵法，当面试验了孙武的军事才能，于是任命孙武以客卿身份为将军。

公元前506年（周敬王十四年），吴楚大战开始，孙武在柏举之战中指挥吴国军队以三万之师，千里远袭，深入大国，五战五捷，直捣楚都，创造了中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奇迹，为吴国立下了卓著战功。

政治成就

孙武强调战争的胜负不取决于鬼神，而是与政治清明、经济发展、外交努力、军事实力、自然条件诸因素有联系，预测战争胜负主要就是分析以上这些条件如何。孙武不仅相信世界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认为世界上的事物都在不停地运动变化着，强调在战争中应积极创造条件，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促成对立面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化。

正是因为孙武在军事科学这门具体科学中概括和总结出了异常丰富、多方面的哲学道理，确立了他在春秋末期思想界中与孔子、老子的并列地位，被并称为春秋末期思想界上空的三颗明亮的星体。孙武的军事理论并非没有缺点、错误的东西，但远远超出了同时代的兵法著作，也以其卓越的见识深深影响了后世，受到古今中外军事家的广泛推崇。

人物评价

孙武总评

孙武被后人尊称其为孙子、孙武子、兵圣（兵家至圣）等。1123年（宣和五年），北宋朝廷追尊孙武为“沪渎侯”。

宋室依照唐代惯例，为古代名将设庙，七十二位名将中亦包括孙武。孙武和他的军事思想享誉古今、蜚声中外，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在世界军事史上亦有着极高的地位。他的《孙子兵法》被国际上认为它是“世界古代第一部兵书”，现代不仅于军事领域，而且在经济、体育等方面，都受到了关注和应用。

孙武历史评价

《尉缭子》：有提十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桓公也。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武子也。 

《史记》：于是阖庐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论，论其行事所施设者。

《太史公自序》：“非信廉仁勇不能传兵论剑，与道同符，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君子比德焉。”

《汉书·刑法志》：孙武、阖庐，世之善用兵者也。知或学其法者，战必胜；不晓什伯之陈，不知击刺之术者，强使之军，军覆师败，无其法也。《孙子十家注》：圣人之用兵，戢而时动，不得已而用之。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夫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焉。”“吾谓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战百胜者，中也。深沟高垒以自守者，下也。以是较量，孙武著书，三等皆具焉。”

《三苏策论·孙武论》：古之言兵者，无出于孙子矣。利害之相权，奇正之相生，战守攻围之法，盖以百数，虽欲加之而不知所以加之矣。

《明实录》：以朕观之，武之书杂出于古之权书，特未纯耳。其曰“不仁之至”、“非胜之主”，此说极是。盖武之书必有所授，而武之术则不能尽如其书也。

戚继光：愚尝读孙武书，叹曰：兵法其武库乎！用兵其取诸库之器乎！兵法其药肆乎！用兵其取诸肆之材乎！……数年间余承乏浙东，乃知孙武之法，纲领精微莫加矣。第于下手详细节目，无一及焉，犹禅者上乘之教也。

韩非：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披甲者少也。白圭：“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司马迁：“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论，论其行事所施设者。”[5]“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切近世，极人变。”班固：春秋之后，灭弱吞小，并为战国……雄杰之士因势辅时，作为权诈以相倾覆，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禽敌立胜，垂著篇籍。当此之时，合纵连横，转相攻伐，代为雌雄。齐愍以技击强，魏惠以武卒奋，秦昭以锐士胜。世方争于功利，而驰说者以孙、吴为宗。时唯孙卿明于王道，而非之。王充：孙武、阖庐，世之善用兵者也。知或学其法者，战必胜；不晓什伯之陈，不知击刺之术者，强使之军，军覆师败，无其法也。曹操：圣人之用兵，戢而时动，不得已而用之。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孙子者齐人也，名武，为吴王阖闾作兵法一十三篇，试之妇人，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后百岁余有孙膑，是武之后也。审计重举，明画深图，不可相诬。而但世人未之深亮训说，况文烦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故撰为《略解》焉。诸葛亮：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

刘勰：孙武兵经，辞如珠玉，岂以习武而不晓文也。

李靖：爱设于先，威设于后，不可反是也。若威加于前，爱救于后，无益于事矣。《尚书》所以慎戒其终，非所以作谋于始也。故孙子之法，万代不刊。”司马贞：孙子兵法，一十三篇。美人既斩，良将得焉。杜佑：语有之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诚谓得兵术之要也。以为孙武所著十三篇，旨极斯道。故知往昔行师制胜，诚当皆精其理。今辄捃摭与孙武书之义相协并颇相类者纂之，庶披卷足见成败在斯矣。杜牧：自古以兵著书列于后世、可以教于后生者，凡十数家，且百万言。其孙子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后凡千岁，将兵者有成者、有败者，勘其事迹，皆与武所著书一一相抵当，犹印圈模刻，一不差跌。欧阳修：武之书本于兵，兵之术非一，而以不穷为奇，宜其说者之多也。苏洵：孙武十三篇，兵家举以为师。然以吾评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书，论奇权密机，出入神鬼，自古以兵著书者罕所及。……吴起与武一体之人也，皆著书言兵，世称之孙吴。然而吴起之言兵也，轻法制，草略无所统纪，不若武之书辞约而意尽，天下之兵说皆归其中。苏轼：古之言兵者，无出于孙子矣。利害之相权，奇正之相生，战守攻围之法，盖以百数，虽欲加之而不知所以加之矣。何去非：言兵无若孙武，用兵无若韩信、曹公。武虽以兵为书，而不甚见于其所自用；韩信不自为书，曹公虽为而不见于后世，然而传称二人者之学皆出于武，是以能神于用而不穷。窃尝究之，武之十三篇天下之学兵者所通诵也，使其皆知所以用之，则天下孰不为韩曹也？韩曹未有继于后世，则凡得武之书伏而读之者，未必皆能办于战也。武之书、韩曹之术皆在焉，使武之书不传，则二人者之为兵，固不戾乎武之所欲言者；至其所以因事设奇，因而不穷者，虽武之言有所未能尽也。驱市人白徒而置之死地，惟若韩信者然后能斩陈余；遏其归师与之死地，惟若曹公者然后能克张绣。此武之所以寓其妙，固有待乎韩曹之俦也。”陈直中：“自六经之道散而诸子作，盖各有所长，而知兵者未有过孙子者。《十七史百将传》：“阖庐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戴溪：孙武之书十三篇，众家之说备矣。奇正、虚实、强弱、众寡、饥饱、劳逸、彼己、主客之情状，与夫山泽、水陆之阵，战守攻围之法，无不尽也。微妙深密，千变万化而不可穷。用兵，从之者胜，违之者败，虽有智巧，必取则焉。可谓善之善者矣。然武操术，有余于权谋而不足于仁义；能克敌制胜为进取之图，而不能利国便民为长久之计；可以为春秋诸侯之将，而不可以为三代王者之佐也。郑友贤：求之而益深者，天下之备法也。叩之而不穷者，天下之能言也。为法立言，至于益深不穷，而后可以垂教于当时，而传诸后世矣。儒家者流，惟苦《易》之为书，其道深远而不可穷。学兵之士，尝患武之为说，微妙而不可究，则亦儒者之《易》乎！盖《易》之为言也，兼三才、备万物，以阴阳不测为神，是以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武之为法也，包四种、笼百家，以奇正相生为变，是以谋者见之谓之谋，巧者见之谓之巧，三军由之而莫能知之。迨夫九师百氏之说兴，而益见大《易》之义，如日月星辰之神，徒推步期辉光之迹，而不能考其所以为神之深。十家之注出，而愈见十三篇之法，如五声五色之变，惟详其耳目之所闻见，而不能悉其所以为变之妙。朱元璋：以朕观之，武之书杂出于古之权书，特未纯耳。其曰“不仁之至”、“非胜之主”，此说极是。若虚实变诈之说，则浅矣。苟君如汤武，用兵行师，不待虚实变诈而自无不胜。然虚实变诈之所以取胜者，特一时诡遇之术，非王者之师也，而其术终亦穷耳。盖用仁者无敌，恃术者必亡，观武之言与其术亦有相悖。盖武之书必有所授，而武之术则不能尽如其书也。黄道周：孙子兵法，十有三篇。妇人可试，法令为先。左右视手，背后心前。申令既熟，笑则斩焉。斩而易队，赫然肃然。大威齐楚，千古名传。

郑端：古今谈兵之雄者，首推孙子。盖孙子能推黄帝太公之意，而武侯卫公又皆推孙子之意，故言兵者以孙子为宗，第孙子之微旨不传。魏源：《易》其言兵之书乎《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所以动而有悔也。”吾于斯见兵之情。《老子》其言兵之书乎“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吾于斯见兵之形，孙武其言兵之书乎“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无智名，无勇功”。吾于斯见兵之精。故夫经之《易》也，子之《老》也，兵家之《孙》也，其道皆冒万有，其心皆照宇宙，其术皆合天人、综常变者也。

孙武历史争议

孙武故里

孙武的故里问题，前人已有成说，即《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的“孙子武者，齐人也”。史学界至今仍有争议，广饶说、惠民说、博兴说、临淄说并存。今人在探究孙子故里的过程中，对孙子故里的定位出现了“祖居地”与“出生地”的分歧。持“乐安说”者以“祖居地”为故里，依据孙武的祖父孙书“食采于乐安”，而认定乐安就是孙武的故里。持“非乐安说”者以“出生地”为故里，认为“出生并长期生活的地方即为故里”。

广饶说

孙武，齐国乐安人，历史上只此一种说法。从宋代《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到清代孙星衍《孙子兵法序》等史书记载甚明。新发现的唐代《贞观氏族志》以及孙处约、孙起、孙壬林等墓志碑铭，进一步证实了史书所载先秦齐国乐安县邑与世居东汉青州乐安郡（孙氏郡姓出处）“与齐同姓”的孙武后裔为同一地面上的孙氏望族。经历史学家考证，这一望族所居住的同一地面正是今广饶县。民国七年（1918年）所撰修的青州《乐安县志》和二十五年（1936年）《续修广饶县志》上亦均载孙武为邑人。通过考证和新发现的史料，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先秦齐国乐安地面主体在今广饶县，孙武故里乐安在广饶县信而有据。以弘扬孙子思想为主题的中国广饶孙子国际文化节每年在孙子故里广饶县举办。惠民说1987年，为编纂《惠民县志·人物志》，惠民县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开展了孙子故里的考证工作并成立了专门孙子研究筹备小组。经过军事科学院战略部、北京大学专家查阅有关正史，认定孙子故里在惠民县这一传统成说是确凿无疑的。1989年5月22日至25日由惠民县人民政府召开首届“孙子兵法国际学术讨论会”。此后历届举办的《孙子兵法》国际学术研讨会，惠民县都以孙子故里的身份受邀与会，并且惠民县定期举行海峡两岸孙子兵法辩论赛，受到了两岸人民的关注。乐安说所依据的史料最重要的有两则：一是唐朝元和年间林宝编纂的《元和姓纂》孙姓条下的“乐安，孙武之后，汉有宾、硕，魏有清河太守孙焕，晋有孙顗，避地于魏，故属乐安，因家焉”的记述。二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齐田完字敬仲，四世孙桓子无宇，无宇二子：桓、书。书字子占，齐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生凭，字起宗，齐卿。凭生武，字长卿，以田、鲍四族谋为乱，奔吴，为将军。”前则被认为是关于孙武故里的最早记载，后则被认为是证明孙武故里在乐安的“铁证”，此后许多关于孙武的介绍多以此说称其为“春秋末期齐国乐安人”。临淄说据《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和《山东通志》知，孙武的祖父陈文子家居临淄鱼里。若按现代意义上的故里概念而论，临淄鱼里即是孙武故里。

孙武死因

孙武终老说的最早依据就是《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所记载的：“若张良、范蠡、孙武，脱然高引，不知所往。”其后《曲品校录·能品》也说：“孙子十三篇，兴吴，吴几霸矣。功成身隐，盖不欲为胥江之怒涛耳。”而且，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东汉《越绝书·记吴·地传》明确记载：今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巫门外大冢，吴王客齐孙武冢也，去县十里”。那么孙武显然是飘然高隐，终老吴地了。关于孙武的结局，也有的史书说他是被杀戮而死的。《汉书·刑法志》称：“孙、吴、商、白之徒，皆身诛戮于前，而功灭亡于后。”颜师古注“诛戮”的人名云：“孙武、孙膑、吴起、商鞅、白起也。”唐李筌《太白阴经·善师篇》亦承袭其说，谓“孙、吴、韩、白之徒，皆身被刑戮，子孙不传于嗣”。此说把孙武与吴起、商鞅、韩非、白起并列在一起，可知他晚年的景况必然不妙。在伍子胥被杀以后，孙武可能受到牵连。他或者因与伍子胥同样诤谏，激怒了夫差而遭不幸，或者就因为他是伍子胥的知友，夫差诛杀伍子胥后迁怒于他。不过，孙武被“诛戮”之说始见于《汉书·刑法志》。《史记》本传既没有记载，《汉书》也未言其原委和出处，故这个说法还可存疑。

孙武出版图书

孙子兵法

作者名称  孙武  作品时间  2006年7月  《孙子兵法》200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图书

孙子兵法-青少年课外阅读经典

作者名称 孙武 作品时间 2011年12月

《青少年课外阅读经典:孙子兵法》共十三套，不但对“孙子兵法”进行了选注、点评，而且还根据每一大篇章的具体内容，将其分段归纳，并对兵法和智谋配以故事，加深大家对优秀军事思想的理解。选编了最具代表性的国学经典，力求为读者构建一个全面、系统的国学知识体系。

孙武主要著作

孙武一生的著作，主要是兵法十三篇，号为《孙子兵法》，共计五千余字。除此之外，孙武还有一些论兵法的著作。不过由于它们游离于十三篇之外，所以后来大多失传了。《孙子兵法》阐述了战争中制胜敌人的规律，军队应该怎样组织和建设，作战时必须遵循的战略原则，临阵击敌的战术技巧，一些特殊的战斗方法，以及军队的后勤工作等，《孙子兵法》短短的13篇5000字，体现了孙武完整的军事思想体系。

孙武后世影响

孙武的一些军事观点和治军思想，为后世的军事家传诵和应用，它是中国军事史上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他编写流传至今的《孙子兵法》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最系统的兵书，北宋神宗时，被列为《武经七书》之首，被誉为兵学圣典。

全书共分计、作战、谋攻、形、势、虚实、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用间十三篇，5900余字。《孙子兵法》揭示了战争的规律，论述了战争论、治军论、制胜论等多方面的法则，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被誉为“兵经”、“兵家鼻祖”。其宏富的思想内涵和精辟的辩证哲理，为古今中外军事家、政治家所重视。《孙子兵法》已有日、俄、德、英、法、捷、朝等文译本，国际上认为它是“世界古代第一部兵书”，现在不仅于军事领域，而且在经济、体育等方面，都受到了关注和应用。

孙武训女兵

孙子晋见吴王之后，呈上所著兵书十三篇。吴王看后，赞不绝口。为考察孙子的统兵能力，吴王挑选了100多名宫女由孙子操练。孙武把宫女分为左右两队，指定吴王最为宠爱的两位美姬为左右队长，同时指派自己的驾车人和陪乘担任军吏，负责执行军法。但宫女们不听号令，捧腹大笑，队形大乱。孙武便召集军吏，根据兵法，斩两位队长。吴王见孙武要杀掉自己的爱姬，马上派人传命说：寡人已经知道将军能用兵了。没有这两个美人侍候，寡人吃饭也没有味道。请将军赦免她们。孙武毫不留情地说：“臣既然受命为将，将在军中，君命有所不受。”孙武执意杀掉了两位队长，任命两队的排头充当队长，继续练兵。当孙武再次击鼓发令时，众宫女前后左右，进退回旋，跪爬滚起，全都合乎规矩，阵形十分齐整。阖闾失去爱姬，心中不快。孙武便亲见阖闾说：“令行禁止，赏罚分明，这是兵家的常法，为将治军的通则。对士卒一定要威严，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听从号令，打仗才能克敌制胜。”听了孙武的解释，吴王阖闾怒气消散，便拜孙武为将军。在孙武的训练下，吴军的军事素质有了明显提高，最终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孙武传家酒

公元前506年（周敬王十四年），武率军出奇不意，逆淮而上，直插汉水，意取楚都。然，隔岸观之，敌众我寡，六万吴军千里奔袭，疲态日现，军心日糜。武察，计上心来。一日，大战将至，武唤自酿美酒列于军前，顿酒香四溢，沁人心脾。军士大喜。武命全军皆品之。闻其香，酒兴大起。品其妙，数日之劳顿尽消也。军心大振。见状，武命人撤去美酒，正色道，此等美酒，及天降甘霖，待吾军完胜，方可痛饮之！翌日，鼓声四起，吴军势如猛虎，五败楚军，终攻破郢城，大胜而归。武将此美酒，战车载之。与楚域大宴全军。此后，武每胜必赐此美酒于军士。更将此酒作为贡品，献于吴王阖闾。王大喜，惊为天露。后，此酒因武而得名，孙武传家酒后人称其“孙武宴”。

孙武后世纪念

孙武墓地

孙武墓地位于今苏州市相城区元和镇境内，即历史记载的孙武墓所在地。苏州是孙武的第二故乡和功成名就之地，相城区更是孙武的归隐终老之地。据《越绝书》、《皇览》、《舆地纪胜》、《天下名胜志》、《吴门表隐》以及《吴县志》等文献资料记载和考证，孙武墓位于相城区，这也得到了海内外学术专家及孙武后裔的认可。2005年5月，相城区人民政府建了孙武墓园，供后人瞻仰、朝圣。

《中国古代十大儒将》、《武庙十哲》、《中国古代战略家》、《春秋末期军事家》、《中国古代兵家四圣》、《山东省名人》、

二十三-2、商圣——范蠡

范蠡（公元前536年—公元前448年） ，字少伯，华夏族，楚国宛地三户（今南阳淅川县滔河乡）人。春秋末期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经济学家和道家学者，越国相国、上将军。曾献策扶助越王勾践复国，兴越灭吴，后隐去。著《范蠡》兵法二篇，今佚。

范蠡为中国早期商业理论家，楚学开拓者之一。被后人尊称为“商圣”。虽出身贫贱，但博学多才、文武双全 。与楚宛令文种相识、相交甚深。因不满当时楚国政治黑暗、非贵族不得入仕而一起投奔越国，之后被拜为上大夫、相国，辅佐越国勾践。他帮助勾践兴越国，灭吴国，一雪会稽之耻，成就霸业，又被封为上将军。功成名就之后急流勇退，化名姓为鸱夷子皮，遨游于七十二峰之间。期间三次经商成巨富，三散家财。后定居于宋国陶丘（今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南），自号“陶朱公”，公元前448年，范蠡卒，时年88岁。至唐朝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配享武成王庙，被追封为古今六十四名将（武成王庙六十四将）之一； 宋朝时期，配享武庙。

世人誉之：“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因范蠡一生艰苦创业、三致千金， 又能广散钱财救济贫民且淡泊名利的商人形象，以及巨大的经商思想理论的影响力，在范蠡去世后，逐渐被后世尊之为财神、商圣、商祖，许多生意人皆供奉他的塑像、画像。范蠡是范姓始祖范武子的后裔，并被视为顺阳范氏之先祖。

早年生活

公元前536年，范蠡出生宛地（河南南阳）三户邑。虽出身贫贱，但博学多才、文武双全 [22] ，范蠡师从于计然。

公元前516年，楚国宛令文种见范蠡。

公元前511年，范蠡邀文种入越。

公元前493年，勾践闻吴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报越，越欲先吴未发往伐之。范蠡谏曰：“不可，臣闻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争者事之末也。阴谋逆德，好用凶器，试身于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决之矣。”遂兴师。吴王闻之，悉发精兵击越，败之夫椒。越王乃以余兵五千人保栖于会稽。吴王追而围之 [2] 。勾践兵败西于会稽山，始重用范蠡、文种等。

越王谓范蠡曰：“以不听子故至于此，为之奈何？”蠡对曰：“持满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以地。卑辞厚礼以遗之，不许，而身与之市。”勾践曰：“诺。”乃令大夫种行成于吴。

公元前493年，勾践、范蠡君臣入吴为奴三年。

兴越灭吴

公元前490年，勾践、范蠡君臣离吴返越。吴既赦越，越王勾践反国，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曰：“汝忘会稽之耻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欲使范蠡治国政，蠡对曰：“兵甲之事，种不如蠡；填抚国家，亲附百姓，蠡不如种。”于是举国政属大夫种，而使范蠡与大夫柘稽行成，为质于吴。二岁而吴归蠡 。

范蠡还建议勾践劝农桑，务积谷，不乱民功，不逆天时。先抓经济，继而亲民，稳定社会。施民所善，去民所恶。协调内部关系，内亲群臣，下义百姓。有人生病，勾践亲自去慰问。有人去世，就亲自去办丧事。对家里有变故的免除徭役。一系列的措施，使百姓得到安定。为了提高军事力量，范蠡重建国都城。在建城的过程中，范蠡建了两座城，一座小城，一座大城。小城是建给吴国看的，而大城建得残缺不全，面对吴国的方向，不筑城墙。这样就迷惑了夫差。重视军队训练，提高士气，增加战斗力，组织了敢死队，以最高金额奖励。为了进一步迷惑夫差，范蠡又投其所好，派人送给他最喜好的东西，以讨夫差的欢心。还向夫差进献美女，消磨夫差的意志。

公元前486年，勾践欲起兵伐吴，范蠡劝阻。

公元前484年，吴再次伐齐，占于艾陵，越王君臣朝见吴王，君臣皆有贿赂，进一步麻痹吴人，夫差杀伍子胥。勾践召范蠡曰：“吴已杀子胥，导谀者众，可乎？”范蠡对曰：“未可”。

公元前482年，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吴国精兵从王，惟独老弱与太子留守。勾践复问范蠡，蠡曰：“可矣”。乃发习流二千人，教士四万人，君子六千人，诸御千人，伐吴。吴师败，遂杀吴太子。吴告急于王，王方会诸侯于黄池，惧天下闻之，乃秘之。吴王已盟黄池，乃使人厚礼以请成越。越自度亦未能灭吴，乃与吴平 。

公元前479年，越兴师伐吴，兵至于五湖。

公元前478年，三月，越伐吴、吴师还战于笠泽、双方夹吴松江而阵、越人大败吴师。

公元前475年，十一月越围吴、范蠡采用围而不攻的战略，令吴师自溃。

公元前473年，年底，越灭吴，夫差自杀。

功成身退

公元前468年，越王实现霸业，范蠡即泛舟五湖。

范蠡事越王勾践，既苦身戮力，与勾践深谋二十馀年，竟灭吴，报会稽之耻，北渡兵於淮以临齐、晋，号令中国，以尊周室，勾践以霸，而范蠡称上将军。还反国，范蠡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为书辞勾践曰：“臣闻主忧臣劳，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会稽，所以不死，为此事也。今既以雪耻，臣请从会稽之诛。”勾践曰：“孤将与子分国而有之。不然，将加诛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於是勾践表会稽山以为范蠡奉邑 [2] 。

范蠡遂去，自齐遗大夫种书曰：“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种见书，称病不朝。人或谗种且作乱，越王乃赐种剑曰：“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种遂自杀。

经商致富

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以为相。范蠡喟然叹曰：“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乃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而怀其重宝，间行以去，止于陶，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谓陶朱公。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居无何，则致赀累巨万。天下称陶朱公。

寿终正寝

楚惠王四十一年（公元前448年），范蠡卒，时年88岁。至唐朝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始配享武成王庙，被追封为古今六十四名将（武成王庙六十四将）之一； 宋朝时期，配享武庙。因范蠡一生艰苦创业、善于经营理财、三致千金， 又能广散钱财救济贫民且淡泊名利的商人形象，以及巨大的经商思想理论的影响力，在范蠡去世后，逐渐被后世尊之为财神、商圣、商祖，许多生意人皆供奉他的塑像、画像。

个人作品

《范蠡》兵法两篇，今佚，《计然篇》、《陶朱公生意经》、《卢氏本草经》。

主要成就

政治成就

⑴劝服勾践保全性命；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攻打越国，然而在檇李（浙江嘉兴）之战中大败，被击中脚趾，因伤势过重，不久死去。吴王阖闾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公元前494年，勾践听说吴国日夜演练士兵，准备向越国报仇，打算先发制人，再来个檇李大捷。南阳人范蠡力谏：天道要求我们盈满而不过分，气盛而不骄傲，辛劳而不自夸有功。勾践不听范蠡劝谏，执意出兵。范蠡预料此战凶多吉少。果然，越国遭遇会稽山大败。范蠡劝勾践答应吴国的任何条件以求保全性命，“卑辞厚礼以遗之，不许，而身与之市。”而吴王没有听伍子胥“今不灭越，后必悔之”的进言，罢兵而归。

⑵动摇夫差起恻隐之心：按照吴越双方议和的条件，越国战败过了两年，越王勾践将要带着妻子到吴国当奴仆，他想带文种。范蠡愿随勾践同行，说：“四封之内，百姓之事……蠡不如种也。四封之外，敌国之制，立断之事……种亦不如蠡也。”可以看出，范蠡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且具有敢于担当的高贵品格。吴王夫差想劝范蠡离开勾践，到吴国帮助夫差，而范蠡毫不动摇，很坦然说道：“臣闻亡国之臣，不敢语政，败军之将，不敢语勇。臣在越不忠不信，今越王不奉大王命号，用兵与大王相持，至令获罪，君臣俱降，蒙大王鸿恩，得君臣相保，愿得入备扫除，出给趋走，臣之愿也！”这是范蠡导演、勾践出演的一出荒诞剧，演出成功对勾践的前途起了至关重要的变化。经过此事，吴王被深深地感动，对勾践动了恻隐之心。而在政治当中，掺入了个人私情，注定夫差的结果是悲惨的。

⑶巩固军事力量，消磨敌方意志：战争之后，越国几乎跌到谷底，且其在复兴之时，要慎之又慎，切不能让吴国有所察觉。范蠡建议勾践劝农桑，务积谷，不乱民功，不逆天时。先抓经济，继而亲民，稳定社会。施民所善，去民所恶。协调内部关系，内亲群臣，下义百姓。有人生病，勾践亲自去慰问。有人去世，就亲自去办丧事。对家里有变故的免除徭役。一系列的措施，使百姓得到安定。为了提高军事力量，范蠡重建国都城。在建城的过程中，范蠡建了两座城，一座小城，一座大城。小城是建给吴国看的，而大城建得残缺不全，面对吴国的方向，不筑城墙。这样就迷惑了夫差。重视军队训练，提高士气，增加战斗力，组织了敢死队，以最高金额奖励。为了进一步迷惑夫差，范蠡又投其所好，派人送给他最喜好的东西，以讨夫差的欢心。还向夫差进献美女，消磨夫差的意志。

⑷卧薪尝胆，二十年磨一剑：公元前476年，伐吴的条件终于成熟了，此时夫差倾全国之力，北上中原争霸，使国力严重消耗，后方空虚，唯独老弱与太子留守。越国经过近20年的精心准备，国力强大，范蠡建议勾践立即兴兵伐吴。公元前473年，吴军全线崩溃，吴王夫差逃到姑苏台上固守，同时派出使者向勾践乞和，祈望勾践也能像20年前自己对他那样宽容，允许保留吴国社稷，而自己也会像当年的勾践一样倒过来为之服役。勾践动摇了，这时范蠡站出来，陈述利弊，平复了勾践动摇的心态。夫差自杀的时候，想念起伍子胥，认为自己愧对伍子胥，以至于造成如今的结果，遂蒙面自杀。

军事思想

⑴朴素唯物主义战略观，对于整个国家的军事战略问题，范蠡主张：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其实这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战争观。’持盈者与天"，指出了万世万物都有其自然的规律，就像日月更替，月圆月缺一样，他提醒勾践要按照规律办事，遵守天地间自然的法则，这样才能达到战争的目的。’定倾者与人"，同样是唯物论的观点，提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的作用，人要在遵守自然规律的同时积极谋划准备，把’人事(的作用发挥到最大。’节事者与地"，指出了发展生产的重要性。在对吴国的战争中，范蠡很重视本国生产的发展，还对吴国发动了’粮食战"。强则戒骄逸，处安有备；弱则暗图强，待机而动；用兵善乘虚蹈隙，出奇制胜。为后世称道并沿用。

⑵灵活多变的战术观，范蠡在具体的战争实践和战争指挥中，所运用的谋略十分灵活多变他主张’后则用阴，先则用阳； 近则用柔，远则用刚。在战场上，如果要采取先发制人的战术就必须坚定不动摇，并要行动迅速，速战速决，如果要后发制人，则要谨慎周密； 当敌人靠近的时候，可以主动示弱，引诱敌人，而后出奇制胜，当敌人距离较远时，则要以强大的气势来震慑敌人。范蠡还主张在合适的时刻，要尽力促成主客的变化，灵活运用主客这一对矛盾来赢得战争的胜利。

⑶富国强民的国防观，范蠡说过，审备则可战，审备慎守，以待不虞，备设守固，必可应难。要想战胜别人，首先要经过周密的准备，准备周密谨慎防守，这样才能应对未知的挑战，准备充分才会在面对危险困难时有备无患，这表明他充分认识到了战争准备的重要性，在这一主导思想的指导下，他提出了富国强民的国防战备观: “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行，则万物之情可得而观已。”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搞好战备物资，然而战备问题牵扯到方方面面，首先要发展生产，越国在范蠡和文种的主持下，颁布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措施，富国强民。

商业成就

范蠡第三次迁徙至陶丘，在这个居于“天下之中”的宋国最佳经商之地，操计然之术（根据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人弃我取、人取我予，顺其自然、待机而动）以治产，没出几年，经商积资又成巨富。

⑴注意选择经商环境，把握有利时机，运用市场规律，做事有准备，不盲目。据时而动，得失均衡。范蠡关于把握时机的全面论述很有现代价值。他的待乏原则实际上是要求经营者站在时机的面前，超时以待，就像以网张鱼须迎之方能获猎。

⑵“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知道要打仗，所以要从各方面做好准备，知道货物何时需用，才懂得货物的价值。只有把时和用这两者的关系搞清楚了，那么各种货物的供需情况和行情才能看得清楚。

⑶抓住现时得时无怠，因为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其三是从时而追。处于这种境况要讲究一个快字，指出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

⑷销售理论，贵出贱取。贵出如粪土，当商品价格涨到最高点时，要果断出手。贵上极则反贱。贱取如珠玉，当商品价格跌落到最低点，要像珠玉一样买进，贱下极则反贵。

⑸三八价格，农末俱利。范蠡以为“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商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就不会经营粮食商品；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就不会去发展农业生产。商人与农民同时受害，就会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最好的办法就是由政府把粮食价格控制在八十和三十之间，这样农民和商人就可以同时获利。

⑹积着理论。“积着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要合理地贮存商品，加速资金周转，保证货物质量。

⑺薄利多销。范蠡主张逐十一之利，薄利多销，不求暴利，这种非常人性化的主张，符合中国传统思想中经商求诚信、求义的原则。

思想成就

经济思想

春秋末年，范蠡提出的"农末俱利"的思想有重要意义。这表现在：首先，他提出了“谷贱伤民、谷贵伤末”的问题，通过把价格调整到一定范围内而作到"农末俱利"。这样既可以促进农业发展，又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协调发展。其次，他明确提出了商品价格对生产与流通的作用，尤其是恰当地处理好谷价与其他商品价格的关系对生产与流通的作用。范蠡试图通过调整价格促进生产和流通，这都是通过经济手段而不是通过行政命令。这也是值得肯定的。再次，怎样把物价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呢？范蠡主张用"平粜"的办法，这就需要丰收年国家把粮收购储藏起来，在歉收年缺粮时国家再把粮食平价粜出，这样才能起到平定粮食和其他物价的作用，这就叫做"平粜齐物"。所以"平粜"是范蠡首先提出来的，战国时李悝推行平粜法和汉代设"常平仓"都是这一思想的发展与实践。因此，"平粜"思想的重要性也不可忽略。

范蠡有治国理财的实际经验，他提出的"农末俱利"的价格政策和"平粜齐物"的经济主张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劝农桑，务积谷”、“农末兼营”、“务完物、无息币”、“平粜各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夏则资皮、冬则资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 等至今对现代的经济建设也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道家思想

北魏李暹为《文子》作注，就曾指出：文子“姓辛，葵丘濮上人，号曰计然，范蠡师事之。本受业于老子，录其遗言为十二篇。”此乃计然即老子弟子文子的重要文献证据，正是这条材料使我们可以将范蠡与老子的学术联接起来。从年代上来看，范蠡在老子之后约四、五十年，而计然正好处在老子与范蠡之间，他就是老子之弟子文子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计然何时何地师从老子已不可考，或在老子为周守藏史期间，或在老子去周为“隐君子”期间，后“南游于越”为范蠡之师。

从《史记·货殖列传》《越绝书》《吴越春秋》《文子》等典籍的材料看，计然继承了老子的思想，并在实践中对老子的道论、自然无为的思想和治国治身的理论有所发挥和运用。特别是计然提出了关于天地阴阳刑德吉凶的理论和时变因循的理论，是对老子道家学说的重要发展，这些理论为范蠡所承袭并进一步运用发挥，后来成为战国时期以《黄帝四经》和《管子》等为代表的道家黄老之学的重要内容。从计然到范蠡，在长期的政治、军事和实业活动中对老子思想加以运用和创新发展，终于形成了道家思想成功指导社会实践的新局面，开辟了道家学说理论发展的新领域和新方向。

道家学派创立后，原本主要是在南方的荆楚、吴越等地域流传，而战国中后期的道家黄老之学，又主要兴盛于北方列国特别是齐国，道家学说何时经由何人传入北方？这是先秦道家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迄今尚未有人进行过专门的研究。在道家思想的传播与发展的过程中，范蠡入齐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春秋战国之际，范蠡将老子的思想传播到齐国，开始了道家学派在北方列国流传发展的新时期。道家学派在北方流传发展的最重要结果，是稷下黄老之学的出现，其标志是帛书《黄帝四经》。

根据《史记》等史书的记载，范蠡在辅佐越王勾践灭吴霸越之后，急流勇退，“浮海入齐”，定居于陶(今山东定陶)，开始了后半生的实业生涯，成为远近闻名的“陶朱公”。他所传承的老子道家思想也随着他在实业上的成功而在齐国传播，并最终发展成为道家学派的重要学派——黄老之学。由此我们就可以解释《国语·越语下》同《黄帝四经》《管子》等战国黄老作品为什么有那么密切的思想联系，也就可以清楚地勾画出一条从春秋战国之际南方的原始道家到战国的北方黄老之学之间流传演变的清晰线索 [8] 。

鸟尽弓藏

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成功之后，立刻离开了越国。他从齐国写信给文种说：“蜚（同“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大意是说：飞鸟射杀完了，好的弓箭就会被收起来。狡猾的兔子捕完了，猎狗就会被煮掉。越王为人阴险，工于心计。可以与他共患难却不能同享乐。你为什么还不快离开呢？文种在收到信后便称病不上朝，但最终仍未逃脱赐死的命运。而范蠡却早早料到这一点，不得不说，是他的过人之处啊！而鸟尽弓藏自此以后便成为了一个成语，比喻事成之后，把曾经出过力的人一脚踢开或加以消灭。后代诸多名臣都以此为警戒。

兴越灭吴

周敬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吴国和越国发生了槜李之战（今浙江嘉兴），导致吴王阖闾阵亡，从此两国结怨，连年战乱不休。周敬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94年），阖闾之子夫差为报父仇与越国在夫椒（今无锡太湖马山）决战，越王勾践大败，仅剩5000兵卒逃入会稽山。范蠡遂于勾践穷途末路之际投奔越国，他向勾践慨述“越必兴、吴必败”之断言，进谏：“屈身以事吴王，徐图转机。”被拜为上大夫后，他陪同勾践夫妇在吴国为奴三年，“忍以持志，因而砺坚，君后勿悲，臣与共勉！”

三年后归国，他与文种拟定兴越灭吴九术，是越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为了实施灭吴战略，也是九术之一的“美人计”，范蠡亲自跋山涉水，终于在苎萝山浣纱河访到德才貌兼备的巾帼奇女——西施，在历史上谱写了西施深明大义献身吴王，里应外合兴越灭吴的传奇篇章。范蠡事越王勾践二十余年，苦身戮力，卒于灭吴，成就越王霸业，被尊为上将军。

泛舟西湖

勾践灭了吴国，在大摆庆功酒的那天夜里，功劳很大的范蠡，悄悄地带了西施，偷偷出齐门，坐上早就等在那里的阿得大叔的小木船，穿过护城河，转了一个圈子，直向太湖而去。他们到了太湖北边的五里湖边，见这里风景优美，山明水秀，就搭了几间草房子，隐姓埋名住了下来。期间文种被杀，范蠡为了保住性命曾三迁他地，但是由于西施非常喜爱五湖风光，最后二人还是定居西湖。

三次隐居

范蠡辗转来到齐国，变姓名为鸱夷子皮，在海边结庐而居。戮力耕作，兼营副业（捕渔、晒盐），很快积累了数千万家产。范蠡仗义疏财，施善乡梓，他的贤明能干被齐人赏识，齐王把他请进国都临淄，拜为主持政务的相国。他喟然感叹：“居官致于卿相，治家能致千金；对于一个白手起家的布衣来讲，已经到了极点。久受尊名，恐怕不是吉祥的征兆。”于是，才三年，他再次急流勇退，向齐王归还了相印，散尽家财给知交和老乡。一身布衣，范蠡第三次迁徙至宋国陶邑（今菏泽定陶区南），在这个居于“天下之中”的宋国最佳经商之地，操计然之术以治产，没出几年，经商积资又成巨富，遂自号陶朱公。

史料记载

先祖

范武子（约前660年－前583年），范姓始祖 ，春秋时期晋国大夫、政治家、军事家、中军将、太傅，士蒍之孙。

同辈

妻子：黄氏、官氏，西施（有争议）

后人

范履冰：唐朝宰相，范仲淹的先祖。

范仲淹：北宋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

人物评价

文种：蠡有神鬼不测之机。

蔡泽：...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长为陶朱公。

李斯：忠以事君、智以保身，千载而下，孰可比伦？

张良：霸业朽，忠名在…

东方朔：计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与义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

司马迁：①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②范蠡三迁皆有荣名， 名垂后世，臣主若此， 欲毋显得乎 ？与时逐而不责于人。

李陵：昔范蠡不殉会稽之耻，曹沬不死三败之辱，卒复勾践之仇，报鲁国之羞，区区之心，窃慕此耳。

褚少孙：夫月满则亏， 物盛则衰， 天地之常也。知进而不知退， 久乘富贵， 祸积文祟。故范蠡之去越， 辞不受官位， 名传后世， 万岁不忘， 岂可及哉！ 后进者慎戒之。

刘向：箕子弃国而徉狂， 范蠡去越而易名， 智过去君， 弟而更姓， 皆见达识微而仁能去富， 势以避萌生之祸者也。

班固：在《汉书古今人表》中将范蠡列为“智人”。

赵晔：“智臣曰范蠡，勇而善谋。”

袁绍：然齐桓非夷吾不能成霸，句践非范蠡无以存国。

刘劭：在《人物志》中说：“思通道化，策谋奇妙，是谓术家，范蠡、张良是也。”

高适：天地庄生马， 江湖范蠡舟。逍遥堪自乐， 浩荡信无忧。去此从黄绶，归欤任白头。风尘与霄汉， 瞻望日悠悠。

韩愈：为人谋而不忠者， 范蠡其近之矣。

苏轼：①春秋以来用舍进退未有如范蠡之全者。②以吾相蠡， 蠡亦鸟喙也。

林亦之：范蠡之去似可全身， 然卒使后世君臣猜忌百出， 无一日相安者， 其患自范蠡始也。 

黄震：春秋战国近五百年， 以功名始终者惟范蠡一人。

罗大经：范蠡霸越之后， 脱屣富贵， 扁舟五湖， 可谓一尘不染矣。

李纲《 论范蠡张良之谋国处身》：故夫智谋之士， 处困阨之时， 能忍辱以伸其志； 当事几之会， 能决断以收其功； 功成名遂， 能高举远引以全其身， 微二子，吾谁与归 ？

李昉《太平广记·神仙传》：在越为范蠡，在齐为鸱夷子，在吴为陶朱公。

王世贞：五湖淼淼烟波阔， 何处黄金铸范蠡 ？

赵孟頫：功名自古是危机，谁似先生早拂衣。好向五湖寻一舸，霜黄木叶雁初飞。

黄道周：兵者凶器，战者逆德。勾践犯之，故遭天责。栖保会稽，已当死厄。厚礼卑辞，蠡之善策。使种请成，初犹不测。既贿贪谗，乃许归国。尝胆卧薪，仇填肝膈。二十余年，报犹不得。至吴北盟，南师方迫。吴使请成，难援前迹。君纵哀怜，臣则赫赫。天与不承，死乃自贼。功成去之，有如行客。三致千金，三散岂啬。如此高人，千秋生色。

蔡元放：在《东周列国志》评本中说：“才智全备之范蠡”“范少伯见机远隐，其高不必言，又精于货殖之术，能生财而致富，真是千古奇人”。

世人誉之：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后世影响

范蠡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商思想和较为完整的经商理论，无论是对他的同代人，还是后代人，都有很大的影响。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经商的，还是为官的，都在他的思想库中汲取健康的营养，为商为政服务。在受范蠡经商思想、理论影响之最大者，当数越王勾践本身。越王采纳范氢之“商贾”兴国之策，是从自身的国情出发，深知范之道能振兴国家，完成报仇雪耻的任务。勾践经励精图治，“治牧江南，七年而擒吴”，建立霸业，全仗“商贾”兴国。

战国时期，白圭受范蠡薄利多销的影响，从实践中总结出“欲长钱，取下谷”的经验。他在经营“下谷”之类的生活必需品，利润虽不高，在丰年收粮时，其价高于一般市场；在歉收年出售时低于一般市场。这样加速周转，薄利多销，也获得“积著率岁倍”的大利。白圭又受范盖天时变化的“时断”与选择贸易对象的“智断”相结合中取利的影响，也认为农业收成与气候有关，并提出:天时有循环，丰歉也有循环的“农业经济循环论”。利用丰年与歉年的价格差异中可以得到成倍的收益。范蠡离越去陶后，有一鲁国穷士猗顿闻陶朱公甚富，往而问术。范蠡答曰:“子欲速富，当畜五稼(指母马、母牛、母羊、母猪、母狗)。”猗顿依计，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从此驰名天下。

范蠡的经商思想，不仅影响春秋列国，而且一直延续到后代及至今日。范蠡对物价涨跌应有一个合理幅度的主张及由此而提出由国家规定粮食价格的政策，被汉宣帝所仿效采用。因为这种由国家调控粮食价格的政策，有助于“农末俱利”，起到了稳定粮食价格、稳定人心、安定社会的作用。今天，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大潮中，我们的许多经商者，不管是国营的，还是私营的，或是别的其它形式的，仍然在效仿他的经商理论。为了稳定和鼓励农业生产，现在国家实行了粮棉油预定价格的政策，这无疑是起到发展农业生产，保障粮食供给，稳定民心、社会的作用。在有关副食品供应上，特别是肉类、蛋类等，实行了最高限价的政策，这样既照顾到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又照顾到经营者的利益，促进了生产和经营的共同发展。捕捉信息，开发产品，优质服务，无不是为了在商战中取胜。在商品的生产和经营中，提倡名牌战略，目的是在吸引消费者的需求，以质取胜，达到获利的目标。许多商场、宾馆、酒楼，打折迎客户，除了客观因素外，也是一种“薄利多销”的战略。

后世纪念

范蠡墓

范蠡墓位于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往东北，就到了一个叫崔庄的小村落。2013年被列为山东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墓地封土南北长70米，东西宽100米，最高处2米。墓项呈椭圆形，占地面积700平方米。墓地及其周围有大量春秋战国时期的陶器残片。据《史记》载，范蠡辅越灭吴后，弃官经商，先到齐国，后定居于陶，自称陶朱公，曾三致千金。死后葬于此地。

范蠡祠

范蠡祠共有四处，浙江诸暨范蠡祠，山东肥城范蠡祠，浙江德清范蠡祠，湖南沅江市赤山岛有范蠡祠。

浙江诸暨范蠡祠

浙江诸暨范蠡祠主要以范蠡军事政治才能和商业才能及生平业绩为主要展示内容、以其它相关人文故事为衬托。全部建筑由范蠡祠及财神庙、魁星阁、三星庙（暂用名）等相关建筑组成，占地面积2000平方米，建筑面积960平方米，正殿内塑高3.5米范蠡全身铜像一座，铜像背后墙面用木条仿竹简形式，再现《史记》中记载范蠡故事的精彩篇章，所有立柱均镶嵌楹联。殿外左右两侧建长廊两条，陈列与范蠡生平业绩相关的诗碑，并以彩绘壁画等形式，生动介绍范蠡卓越的军事、政治和经商才能。其它辅建筑依相应位置而建，错落有致，相关塑像如：比干、赵公明、关公及福、禄、寿三星均以民间传说的形象为依据，或坐或立，神态各异。范蠡祠共有塑像8座，除范蠡全身铜像外，其余均采取民间传统的贴金彩绘相结合的形式。范蠡祠面西南背靠金鸡山，气势恢宏，采用清代民间建筑风格，黛瓦粉墙，古朴典雅。主要建筑除“魁星阁”外，屋架及相应构件均从民间整体购买，各种木雕构件琳琅满目，精彩非常，充分展示了江南民间建筑艺术特色。范蠡祠戏台位于浙江省德清县干山村蠡山，为范蠡祠的门楼部分。

湖南沅江市赤山岛范蠡祠

湖南沅江市赤山岛有范蠡祠，建于光宅元年（684年），祭祀越相范蠡。历史上文人墨客写赤山范蠡祠的诗文据嘉庆年间编的《沅江县志》即已有十多篇。该祠于嘉庆年间已毁，嘉庆十二年，溆浦贡员戴安礼登临赤山时，写下了《蠡山残庙怀古》：“五湖踪迹竟浮沤，独有兹山庙尚留。座下藓苔春满地，渚边芦苇月千秋。姑苏几见群麋走，相国旋同野鹜游。辟谷高风堪共仰，丞尝为雪楚平羞”。

赤山在唐天宝年间曾改名“蠡山”，就是因为传说范蠡曾在此隐居。岛上还有“香炉山”、“蠡施村”等地名也佐证了这些传说。

范蠡湖

蠡湖，原名五里湖，是太湖之内湖。面积7.2平方公里，环湖一周约21公里，相当于杭州西湖1.3倍。蠡湖之名，是民国时无锡人根据范蠡和西施的传说而改名。二千四百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越国大夫范蠡，助越灭吴后，功成身退，偕西施曾在此逗留，借这个传说便把五里湖改称为蠡湖。相传范蠡曾在蠡湖泛舟养鱼并著《养鱼经》一书。

1934年，无锡的著名民族工商业家荣德生六十寿辰，以寿资办慈善事业，造宝界桥。桥长375米，60孔。从此一桥卧波，架通南北。1993年，荣德生之孙即荣毅仁之子荣智健又捐资造新的宝界桥。新桥21跨，长390.7米，宽18.5米，新老两桥，称“宝界双虹”。北堍树碑建亭，由书法家启功书写碑文，记述两桥历史沧桑。1991年，五里湖又建成犊山防洪工程，梅园与鼋头渚之间有了第二通道。

（成语典故《卧薪尝胆》中的人物、《史记》中有列传的人物）、《中华十大谋士》、《中国民间行业著名始祖》、《武庙六十四将》、《吴越三王》、《春秋末期军事家》、《中国古代富翁》、

二十三-3、木圣——鲁班

鲁班（公元前507年—公元前444年），姬姓，公输氏，名班，人称公输盘、公输般、班输，尊称公输子，又称鲁盘或者鲁般，惯称“鲁班”。字依智，春秋时期鲁国人，鲁班的名字实际上已经成为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象征。大约在公元前450年以后，他从鲁来到楚国，帮助楚国制造兵器。他曾创制云梯，准备攻宋国，墨子不远千里，从鲁行十日十夜至楚国都城郢，与鲁班和楚王相互辩难，说服楚王停止攻宋。木工师傅们用的手工工具，如钻、刨子、铲子、曲尺，划线用的墨斗，据说都是鲁班发明的。而每一件工具的发明，都是鲁班在生产实践中得到启发，经过反复研究、试验出来的。《事物绀珠》、《物原》、《古史考》等不少古籍记载，木工使用的不少工具器械都是他创造的，如曲尺（也叫矩或鲁班尺），又如墨斗、刨子、钻子、锯子等工具传说也都是鲁班发明的。这些木工工具的发明使当时工匠们从原始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劳动效率成倍提高，土木工艺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名师巨匠，把他尊为中国土木工匠的始祖。

  人物生平

鲁班纪念馆

鲁班，姬姓，公输氏，名般。又称公输子、公输盘、班输、鲁般。春秋时期鲁国人。“般”和“班”同音，古时通用，故人们常称他为鲁班。大约生于周敬王十三年（公元前507年），卒于周贞定王二十五年（公元前444年），生活在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出身于世代工匠的家庭，从小就跟随家里人参加过许多土木建筑工程劳动，逐渐掌握了生产劳动的技能，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大约在公元前450年以后，他从鲁来到楚国，帮助楚国制造兵器。他曾创制云梯，准备攻宋国，墨子不远千里，从鲁行十日十夜至楚国都城郢，与鲁班和楚王相互辩难，说服楚王停止攻宋。木工师傅们用的手工工具，如钻、刨子、铲子、曲尺，划线用的墨斗，据说都是鲁班发明的。而每一件工具的发明，都是鲁班在生产实践中得到启发，经过反复研究、试验出来的。

2400多年来，人们把古代劳动人民的集体创造和发明也都集中到他的身上。因此，有关他的发明和创造的故事，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发明创造的故事。

鲁班发明创造

鲁班木工工具

《事物绀珠》、《物原》、《古史考》等不少古籍记载，木工使用的不少工具器械都是他创造的，如曲尺（也叫矩或鲁班尺），又如墨斗、刨子、钻子、锯子等工具传说也都是鲁班发明的。这些木工工具的发明使当时工匠们从原始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劳动效率成倍提高，土木工艺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名师巨匠，把他尊为中国土木工匠的始祖。

（1）锯子

传说锯子也是鲁班所发明，其实依考古学家发现，居住在中国地区的人类早在新石器时代就会加工和使用带齿的石镰和蚌镰，这些是锯子的雏形。鲁班出生前数百年的周朝，已有人使用铜锯，“锯”字也早已出现。相传有一次他进深山砍树木时，一不小心，脚下一滑，手被一种野草的叶子划破了，渗出血来，他摘下叶片轻轻一摸，原来叶子两边长着锋利的齿，他用这些密密的小齿在手背上轻轻一划，居然割开了一道口子。他的手就是被这些小齿划破的，鲁班就从这件事上得到了启发。他想，要是这样齿状的工具，不是也能很快地锯断树木了吗！于是，他经过多次试验，终于发明了锋利的锯子，大大提高了工效。

（2）曲尺

曲尺最早的名称是“矩”，又名鲁班尺，传说是鲁班发明。《墨子-天志上》说：“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规矩，即圆规及曲尺。曲尺由尺柄及尺翼组成，相互垂直成直角，尺柄较短为一尺，主要为量度之用；尺翼长短不定，最长为尺柄一倍，主要为量直角、平衡线之用。木工以曲尺量度直角，平面，长短甚至平衡线。

（3）墨斗

墨斗是木工用以弹线的工具，传为鲁班发明。此工具以一斗型盒子贮墨，线绳由一端穿过墨穴染色，已染色绳线末端为一个小木钩，称为“班母”，传为鲁班之母亲发明。班母通常离地面约一吋。固定之后，将已染色线绳向地面弹动，工地以此为地平直线标准。又可以班母固定于高处，墨斗悬垂，以墨斗之重量作墬力，将已染色线绳向壁面弹动，以此为立面直线标准。后石匠师父以斗线定采集下来的岩石形状，再用其它工具把不要的部分敲掉，以成所需方石，长石等形状的石料。

鲁班古代兵器

钩和梯是春秋末期常用的兵器。《墨子·鲁问》记鲁班将钩改制成舟战用的“钩强”，楚国军队用此器与越国军队进行水战，越船后退就钩住它，越船进攻就推拒它。《墨子·公输》则记他将梯改制成可以凌空而立的云梯，用以攻城。

（1）云梯

云梯是古代攻城用的器械，传说是鲁班发明。以下是相关记载：《墨子·公输》记载：“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战国策·公输盘为楚设机章》写到墨子往见公输般时说：“闻公为云梯”。《淮南子》曰：鲁班即公输般，楚人也。乃天子之巧士，能作云梯。《淮南子·兵略训》许慎注：“云梯可依云而立，所以瞰敌之城中”。

（2）钩强

“钩强”也称“钩拒”、“钩巨”。是古代水战用的争战工具，可钩住或阻碍敌方战船。传说是鲁班发明。以下是各种相关记载。《墨子·鲁问》：“昔者楚人与越人舟战于江，楚人顺流而进，迎流而退，见利而进，见不利则其退难。越人迎流而进，顺流而退，见利而进，见不利则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埶，亟败楚人。公输子自鲁南游楚，焉始为舟战之器，作为钩强之备，退者钩之，进者强之，量其钩强之长，而制为之兵，楚之兵节，越之兵不节，楚人因此若埶，亟败越人。”

鲁班农业机具

先进农机具的发明和采用是中国古代农业发达的重要条件之一。《世本》说鲁班制做了石，《物原·器原》又说他制做了砻、磨、碾子，这些粮食加工机械在当时是很先进的。另外，《古史考》记载鲁班制做了铲。石磨据《世本》上记载，石磨也是鲁班发明的。传说鲁班用两块比较坚硬的圆石，各凿成密布的浅槽，合在一起，用人力或畜力使它转动，就把米面磨成粉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磨，在此之前，人们加工粮食是把谷物放在石臼里用杵来舂捣，而磨的发明把杵臼的上下运动改变做旋转运动，使杵臼的间歇工作变成连续工作，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效率，这是古代粮食加工工具的一大进步。鲁班发明磨的真实情况已经无从查考，但是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龙山文化时期（距今四千年左右）已经有了杵臼，因此到鲁班的时代发明磨，是有可能的。

鲁班其他发明

（1）机封《礼记·檀弓》记他设计出“机封”，用机械的方法下葬季康子之母，其技巧令人信服。但当时盛行厚葬，这种方法未被采纳。（2）雕刻《述异记》记鲁班曾在石头上刻制出“九州图”，这大概是最早的石刻地图。此外，古时还传说鲁班刻制过精巧绝伦的石头凤凰。（3）伞鲁班的妻子传说中也是一位出色的工匠，据说伞是她发明的。传说鲁班妻子云氏因为怜惜鲁班在风雨烈日下工作，见亭子可避雨遮阴，于是想出一个活动亭子让鲁班带在身边，乃造伞子。（4）打井“古者穿地取水，以瓶引汲，谓之为井。”据说，第一个在地下掘出水来的人是舜帝；第一个在山区打出深水井的人是“百工圣祖”鲁班。也许人们对“尧天舜日”的渴求甚过一切吧，至今传诵舜井的人多，留心鲁班井的人少。

远水不解近渴。人类对水的需求自古都是靠江“喝”江、靠湖“喝”湖的，不靠江不靠湖的就只好“穿地取水”。初期的水井很不讲究，口大底小，不方不圆，充其量只能算是个“临渴掘井”的应急水坑。是鲁班发明创造了打井的技法，才出现了井壁以石砌垒的石井，以砖砌垒的砖井，以陶环套接的陶井，以沙灰捶抹的灰井，以木材构架的木井；才懂得了建井台防污水流入，筑井亭。

传说：拉水的滑轮也是鲁班发明的。当年鲁班看见乡亲们一头挑着瓦罐，一头挑着一团井绳走上井台，一抽一抽地半天提不上一罐子水来时，他觉得乡亲们太辛苦了，于是千思万想又想出了拉水的滑轮，滑轮“转”成了辘轳，辘轳又“转”成了风车，风车又“转”成了水车，就这样转呀转呀，转过去了两千多个春秋。

（5）锁钥在周穆王时已有简单的锁钥，形状如鱼。鲁班改进的锁钥，形如蠡状，内设机关，凭钥匙才能打开，能代替人的看守。

鲁班被墨子所屈

传说鲁班为楚国的水军发明了“钩”和“拒”，当敌军处于劣势时，“钩”能把敌军的船钩住，不让它逃跑；当敌军处于优势时，“拒”能抵挡住敌军的船只，不让它追击。楚军有了钩、拒后，无往不胜，鲁班也无愧为军工专家。一天，鲁班向墨子夸耀说：“我有舟战的钩和拒，你的义也有钩和拒吗？”，墨子是主张和平、反对战争，鼓励人们相敬、相爱，仁义至上的。他于是回答：“我是用爱来钩，用恭来拒。你用钩钩人，人家也会钩你；你用拒拒人，人家会用拒拒你。你说'义’的钩拒，难道不比'舟’的钩拒强吗。”，鲁班无言以对。鲁班又拿出他的发明：一只木鹊，它可以连飞三天而不落地。墨子却说：“这木鹊还不如一个普通工匠顷刻间削出来的一个车辖，车辖一装在车轴上，车子就可以负重五十石东西；而你的鹊有何实际作用呢？木匠做的东西，有利于人的称为巧，无利于人的只能叫作拙。”，鲁班听完，深知墨子的哲理。鲁班曾做云梯助楚国攻宋，墨子前来阻拦出兵，在楚王宫中以衣带为城，以竹片为器，与鲁班相斗，鲁班的攻城器械都用尽了，墨子的守城办法还有余，最终鲁班心服口服，而楚王也放弃攻宋。

鲁班有眼不识泰山

俗话“有眼不识泰山”中的泰山可不是山东的那个泰山，这里还有一段小故事。木匠的祖师爷是鲁班，手艺巧夺天工，非常高明。传说他曾用木头做成飞鸟，在天上飞三天三夜都不下来。可就是这样一位高人，也有看走眼的时候。鲁班招了很多徒弟，为了维护班门的声誉，他定期会考察淘汰一些人，其中有个叫泰山的，看上去笨笨的，来了一段时间，手艺也没有什么长进，于是鲁班将他扫地出门。几年以后，鲁班在街上闲逛，忽然发现许多做工精良的家具，做得惟妙惟肖，很受人们欢迎。鲁班想这人是谁啊，这么厉害，有人在一旁告诉他：“就是你的徒弟泰山啊。”鲁班不由感慨地说：“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啊！”相关传说成语“有眼不识泰山”，与它相近的成语有有眼无珠，但两者的用法有差别。打个比方来说，形容人不聪明，可以这么说：你真是笨啊，意思是你脑筋不是很灵活；可是如果说：你笨得像头猪，那么笨的程度就很厉害了，还有非常生气的感情含在里面。

鲁班班门弄斧

现代成语“班门弄斧”也是与鲁班有关的一个成语。它的意思是：在鲁班门前舞弄斧子。比喻在行家面前卖弄本领，不自量力。这句成语有时也用作自谦之词，表示自己不敢在行家面前卖弄自己的小本领。

鲁班人物影响

鲁班鲁班经

中国古代的建筑技术，正史很少记载，多是历代匠师以口授和钞本形式薪火相传。由匠师自己编著的专书甚少。宋初木工喻皓曾作《木经》，但早已失传，只有少量片断保存在沈括的《梦溪笔谈》里。惟独明代的《鲁班经》是流传至今的一部民间木工工行业的专用书，现有几种版本，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这部书的的前身，是宁波天一阁所藏的明中叶（约当成化、弘治间，1465年～1505年）的《鲁班营造法式》，现已残缺不全。它的特点是在内容上只限于建筑，如一般房舍、楼阁、钟楼、宝塔、畜厩等，不包括家具、农具等。编排顺序比较合乎逻辑，先论述定水平垂直的工具，一般房合的地盘样及剖面梁架，然后是特种类型建筑和建筑细部，如驼峰、垂鱼等。另外，插图较多，与文字部分互为补充，且保存了许多宋元时期手法。天一阁本之后一百多年的万历本，更名《鲁班经匠家镜》。内容和编排有较大的改动，但缺前面二十一页篇幅。稍晚，根据万历本翻刻的的明末（崇祯）本，首尾完整，可以看到本书全貌。之后的翻刻本，都是从万历本或崇祯本衍出。《鲁班经》的主要流布范围，大致在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一带。现存的《鲁班营造正式》和各种《鲁班经》的版本，多为这一地区刊印。这一地区的明清民间本构建筑以及木装修、家具，保存了许多与《鲁班经》的记载吻合或相近的实物，证明它流传范围之广，以及在工程实践中的规范作用。另外明清时一些文人著书，书名冠以“鲁班”两个字。例如《鲁般营造正式》，现存宁波天一阁，为唯一残本，书名中为“鲁般”，还有《匠家镜鲁班经》、《新刻京板工师镂刻正式鲁班经匠家镜》、《鲁班经》等。后三书名是一本书，现存最早的版本为明末万历版《鲁班经匠家镜》，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明代版本还有其后的崇祯版，原来保存在北京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不过南京图书馆的藏本在2002年已经丢失。其它均为清代和民国的传本了。

鲁班鲁班奖

鲁班奖的全称为“建筑工程鲁班奖”建筑工程鲁班奖是1987年由中国建筑业联合会设立的。该奖是行业性荣誉奖，属于民间性质。当时每年数额20个，有严格的评选办法和申报、评审程序，并有严格的评审纪律。评审工作由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委员会由21人组成，评审委员必须是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熟悉工程专业技术、并担任过一定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1996年7月，根据建设部的决定，将1981年政府设立并组织实施的国家优质工程奖与建筑工程鲁班奖合并，奖名定为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每年评选一次，奖励数额为每年45个。2000年5月15日，中国建筑业协会发布了新的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国优）评选办法，每年评选出鲁班奖工程80个。设立和颁发鲁班奖是于1987年由原中国建筑业联合会设立的一项优质工程奖。1993年随联合会的撤销转入中国建筑业协会。1996年根据建设部关于“两奖合一”的决定，将国家优质工程奖和建筑工程鲁班奖合并，奖名定为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国优）工程。该奖是中国建筑行业工程质量方面的最高荣誉奖，由建设部、中国建筑业协会颁发。奖励建设部和中国建筑业协会每年召开颁奖大会，向荣获鲁班奖的主要承建单位授予鲁班金像、奖牌和获奖证书，向荣获鲁班奖的主要参建单位颁发奖牌、获奖证书，并对获奖企业通报表彰。主要承建单位可在获奖工程上镶嵌统一荣誉标志。有关地区、部门和获奖企业可根据该地区、本部门和该企业的实际情况，对获奖企业和有关人员给予奖励。中国建筑业协会负责组织编辑出版《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获奖工程专辑》，将获奖工程和获奖企业载入中国建筑业发展史册。

鲁班鲁班纪念馆

鲁班纪念馆位于山东滕州龙泉广场，占地15.2亩，规划建设面积1万平方米。鲁班纪念馆主体建筑以“继承与发展”为设计理念，采用仿古与现代相结合的建筑风格，以鲁班发明的卯榫结构为主，混凝土框架为辅，建设面积达8600平方米，设有祭拜大厅、航天厅、木器厅、石器馆、鲁班庙会、今日班门等展区。鲁班纪念馆建设突出“百工圣祖”的特点，采用仿古式建筑风格，以土木建筑为主，混凝土框架为辅，构建飞檐画栋、美轮美奂的古建筑风貌，突出精巧典雅的灵性与特色。鲁班纪念馆设有圣祖堂、公祭大厅、木工器械馆、石器馆、兵器馆、建筑厅、舟桥厅、青少年科技教育厅、鲁班传人成果厅等。鲁班纪念馆院内规划建设以石磨、磨盘、碌碡、石槽等数千件石器垒成的石磨山和碌碡山。滕州市鲁班纪念馆是全国建筑体量最大、功能最全的纪念鲁班的专门场馆，并开放参观，充分发挥了“科技发明展示中心、寻根感恩祭拜中心、爱国主义教育中心、旅游休闲体验中心、鲁班文化传承中心”的功能。

《中国古代发明家》、《中国民间行业著名始祖》、

二十三-4、墨子——科圣

墨子——墨家学派创始人

墨子（公元前476或480年—公元前390或420年），名翟，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宋国人，一说鲁阳人，一说滕国人。宋国贵族目夷的后裔，曾担任宋国大夫。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墨家学派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后世尊为“科圣”。

墨子是墨家学说的创立者，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乐”“节葬”“节用”等观点，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创立了以几何学、物理学、光学为突出成就的一整套科学理论。墨家在先秦时期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有“非儒即墨”之称。

墨子死后，墨家分为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三个学派。墨子弟子根据墨子生平事迹的史料，收集其语录，编成了《墨子》一书。

人物生平

墨子早年经历

墨子先祖是殷商王室，是宋国君主宋襄公的哥哥目夷的后代，目夷生前是宋襄公的大司马，后来他的后代因故从贵族降为平民。后简略为墨姓。

墨子约出生在春秋末年周敬王四十年（约公元前480年），一说周敬王四十四年（公元前476年）。虽然其先祖是贵族，但墨子却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平民出身的哲学家。作为一个平民，墨子在少年时代做过牧童，学过木工。据说他制作守城器械的本领比公输班还要高明。他自称是“鄙人”，被人称为“布衣之士”。作为没落的贵族后裔，墨子自然也受到必不可少的文化教育，《史记》记载墨子曾做过宋国大夫。

墨子是一个有相当文化知识，又比较接近工农小生产者的士人，他自诩说“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是一个同情“农与工肆之人”的士人。在他的家乡，滔滔的黄河奔流东去，墨子决心出去拜访天下名师，学习治国之道，恢复自己先祖曾经有过的荣光。

墨子师从儒者

墨子穿着草鞋，步行天下，开始在各地游学。据《淮南子·要略》之说，墨子原为儒门弟子。墨子曾从师于儒者，学习孔子的儒学，称道尧舜禹，学习《诗》《书》《春秋》等儒家典籍。但因不满儒家学说而另创一对立的学派。

墨子创立墨学

墨子最终舍掉了儒学，另立新说，在各地聚众讲学，以激烈的言辞抨击儒家和各诸侯国的暴政。大批的手工业者和下层士人开始追随墨子，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墨家学派，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墨家是一个宣扬仁政的学派。在代表新型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崛起以前，墨家是先秦时期和儒家相对立的最大的一个学派，并列为“显学”。在当时的百家争鸣中，有“非儒即墨”之称。墨子积极宣传自己的学说。为宣传自己的主张，墨子广收门徒，一般的亲信弟子达到数百人之多，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墨家学派。

墨子周游列国

墨子在宋昭公时曾做过宋国大夫。但以后地位下降，接近劳动者。墨子的行迹很广，东到齐，北到郑、卫，并打算到越国，但终未成行。墨子曾阻止鲁阳文君攻打郑国，说服鲁班而止楚攻宋。墨子多次访问楚国，献书给楚惠王。楚惠王打算以书社封墨子，但墨子最终没有接受。后来他又拒绝了楚王赐给他的封地，离开了楚国。越王邀请墨子作官，并许给他以五百里的封地。墨子以“听我的劝告，按我讲的道理办事”作为前往条件，而不计较封地与爵禄，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思想主张，遭到越王拒绝。墨子晚年来到齐国，企图劝止项子牛讨伐鲁国，但没有成功。

墨子墨家三分

在墨子晚年，儒墨齐名。墨子死后，墨家弟子仍“充满天下”、“不可胜数”，故战国时期虽有诸子百家，但“儒墨显学”则是百家之首。墨子死后，墨家分裂为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三个学派。

墨子政治思想

墨子的思想

墨子在政治上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等主张。他认为，要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选择十大主张中最适合的方案。如“国家昏乱”，就选用“尚贤”“尚同”；国家贫弱，就选用“节用”“节葬”；等等。“兼以易别”是他的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非攻”是其具体行动纲领。他认为只要大家“兼相爱，交相利”，社会上就没有强凌弱、贵傲贱、智诈愚和各国之间互相攻伐的现象了。他对统治者发动战争带来的祸害以及平常礼俗上的奢侈逸乐，都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在用人原则上，墨子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主张“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他还主张从天子、诸侯国君到各级正长，都要“选择天下之贤可者”来充当；而人民与天子国君，则都要服从天志。

兼爱非攻墨子的“非命”“兼爱”之论，和儒家“天命”“爱有等差”相对立，认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要求“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其中不少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所谓兼爱，包含平等与博爱的意思。墨子要求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友爱，爱别人就像爱自己，并认为社会上出现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的现象，是因天下人不相爱所致。他反对战争，要求和平。天志明鬼宣扬天志鬼神是墨子思想的一大特点。墨子认为天之有志——兼爱天下之百姓。因“人不分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天之爱民之厚”，君主若违天意就要受天之罚，反之，则会得天之赏。墨子不仅坚信鬼神其有,而且尤其认为它们对于人间君主或贵族会赏善罚暴。墨子宗教哲学中的天赋人权与制约君主的思想，是墨子哲学中的一大亮点。尚同尚贤尚同是要求百姓与天子皆上同于天志，上下一心，实行义政。尚贤则包括选举贤者为官吏，选举贤者为天子国君。墨子认为，国君必须选举国中贤者，而百姓理应在公共行政上对国君有所服从。墨子要求上面了解下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赏善罚暴。墨子要求君上能尚贤使能，即任用贤者而废抑不肖者。墨子把尚贤看得很重，以为是政事之本。他特别反对君主用骨肉之亲，对于贤者则不拘出身，提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主张。节用节葬节用是墨家非常强调的一种观点，他们抨击君主、贵族的奢侈浪费，尤其反对儒家看重的久丧厚葬之俗，认为久丧厚葬无益于社会。认为君主、贵族都应象古代三代圣王一样，过着清廉俭朴的生活。墨子要求墨者在这方面也能身体力行。非乐非命墨子极其反对音乐，甚至有一次出行时，听说车是在向朝歌方向走，立马掉头。他认为音乐虽然动听，但是会影响农民耕种，妇女纺织，大臣处理政务，上不合圣王行事的原则，下不合人民的利益，所以反对音乐。墨子一方面肯定天有意志，能赏善罚恶，借助外在的人格神服务于他的“兼爱”，另一方面又否定儒家提倡的天命，主张“非命”。认为认得寿夭，贫富和天下的安危，治乱都不是由“命”决定的，只要通过人的积极努力，就可以达到富，贵，安，治的目标。墨子反对儒家所说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认为这种说法“繁饰有命以教众愚朴之人”墨子看到这种思想对人的创造力的消磨与损伤，所以提出非命。

墨子军事思想

墨子军事思想是处于弱者地位的自卫学说，其主要内容有二：一是非攻，反对攻伐掠夺的不义之战；二是救守，支持防守诛讨的正义之战。非攻：反对攻伐掠夺的不义之战墨子认为，当时进行的战争均属掠夺性非正义战争，在《非攻》诸篇中，反复申诉非攻之大义，认为战争是凶事。他说，古者万国，绝大多数在攻战中消亡殆尽，只有极少数国家幸存。这就好比医生医了上万人，仅仅有几人痊愈，这个医生不配称之为良医一亲友，战争同样不是治病良方。历史上好战而亡的统治者不可胜数。这无异于给那些企图通过攻战来开疆拓土吞并天下的人以当头棒喝。所以墨子主张，以德义服天下，以兼爱来消弭祸乱。在墨子眼里，兼爱可以止攻，可以去乱。兼爱是非攻的伦理道德基础，非攻是兼爱的必然结果。墨子主张非攻，是特指反对当时的“大则攻小也，强则侮弱也，众则贼寡也，诈则欺愚也，贵则傲贱也，富则骄贫也”的掠夺性战争。墨子以是否兼爱为准绳，把战争严格区分为“诛”（诛无道）和“攻”（攻无罪），即正义与非正义两类。“兼爱天下之百姓”的战争，如禹攻三苗、商汤伐桀、武王伐纣，是上中（符合）天之利、中中鬼之利、下中人之利的，因而有天命指示，有鬼神的帮助，是正义战争。反之，大攻下，强凌弱，众暴寡，“兼恶天下之百姓”的战争，是非正义的。墨子还坚决无情地揭发当时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沉重无尽的灾难：一、贻误农时，破坏生产。农业是斩断了老百姓的衣食之源。二、抢劫财富，不劳而获。窃入桃李，抢人犬豕鸡豚、牛马，杀人越货者，“谓之不义”，攻小国，“入其沟境，刈其庄稼，斩其树木”，同样是“不与其劳就其实，以非其所有而取”的不义行为。三、残害无辜，掠民为奴。墨子指出，大国君主命令军队攻小国，“民之格者，则迳杀之。不格者，则系操而归。丈夫以为仆圉胥靡，妇人以为舂酋。”救守：支持防守诛讨的正义之战墨子“惟非攻，是以讲求备御之法”，从“非攻”出发，《墨子》论述了作为弱小国家如何积极防御的问题。墨子深知，光讲道理，大国君主是不会放弃战争的，因而主张“深谋备御”，以积极防御制止以大攻小的侵略战争。这些研究防御作战的论述，集中在《备城门》以下十一篇，形成了一个以城池防守为核心的防御理论体系，概言之，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倡导积极准备，力争做到有备无患。“备者，国之重也。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故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廓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必无备虑，不可以应卒。”只有在战前进行后勤、城防、军备、外交、内政等物质和精神上诸方面的充分准备，才能造成守城防御战斗中的有利条件和主动地位，赢得防御作战胜利。二是“守城者以亟敌为上”的积极防御指导思想。墨子认为在守城防御中，应守中有攻，积极歼敌。“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是下策。“亟伤敌”的具体措施是：利用地形、依托城池，正确布置兵力；以国都为中心，形成边城、县邑、国都的多层次纵深防御，层层阻击，消耗敌人；顽强坚守与适时出击结合。三是在防御作战具体战法方面，提出了一整套防御作战战术原则。《备城门》等篇，墨子通过禽滑厘的询问，对十二种攻城方法一一对以有效防御。如高临法、水攻法、穴攻法等，是当时颇为先进的攻城术，墨子对以别具匠心的应对措施，并详细解说守城器械的制作方法、使用技巧等。墨子认为，正义战争并不都是被动的“守御”战争，主动出师征伐有罪之国，也是一种正义的战争。墨子将伐“无罪之国”定义为“攻”，这是非正义的战争；将伐“有罪之国”定义为“诛”，这是一种正义的战争。可见，从“非攻”、“救守”到“出诛”这一系列丰富思想的呈现，充分显示了墨子军事思想的完美性、辩证性、合理性与深刻性。墨子的军事战略是防御的战略，可概括为“非攻止战、以弱胜强”八字方针。“非攻止战”是最高谋略，是战略的目的所在。“非攻”要求世界和平、息战友好。“止战”是为了制止敌人发动侵略战争的企图，须以坚强的武备为后盾。“以弱胜强”则体现在“扶弱击强”“以一当十”“以勇为本”“全民皆兵”这几个方面。“扶弱击强”表明了墨家匡扶正义、反对侵略、保护弱小的大无畏气概；“以一当十”表明了墨家要求守城者最大限度地发挥精神力量与战斗力量；“以勇为本”则反映了墨家“赴汤蹈火”、“死不旋踵”英勇牺牲精神；“全民皆兵”的防守原则，使得城池成为了坚不可摧、不可战胜的钢铁堡垒。墨子防御理论在中国兵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后世有关防御原则和战术的记述，多祖述《墨子》，以至于一切牢固的防御也被笼统称为“墨守”。相对于范蠡从战略高度提出了朴素的积极防御理论，墨子则更多从作战角度探讨防御，形成了较完备的防御作战理论体系，而这一体系恰好与孙子以进攻为主的作战理论形成互补关系，对传统兵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墨子反对“攻无罪”的不义战争，倡导“诛无道”的正义战争。在这种战争观的基础上，他从守小国、弱国的立场出发，提出了全方位积极防御的军事思想，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墨子哲学思想

墨子的哲学建树，以认识论和逻辑学最为突出。认识论墨子哲学思想的主要贡献是在认识论方面。他以“耳目之实”的直接感觉经验为认识的唯一来源，他认为，判断事物的有与无，不能凭个人的臆想，而要以大家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为依据。墨子从这一朴素唯物主义经验论出发，提出了检验认识真伪的标准，即三表：“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把“事”“实”“利”综合起来，以间接经验、直接经验和社会效果为准绳，努力排除个人的主观成见。在名实关系上，他提出“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的命题，主张以实正名，名副其实。墨子强调感觉经验的真实性的认识论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他曾以有人“尝见鬼神之物，闻鬼神之声”为理由，得出“鬼神之有”的结论。但墨子并没有忽视理性认识的作用。墨子认为，人的知识来源可分为三个方面，即闻知、说知和亲知。他把闻知又分为传闻和亲闻二种，但不管是传闻或亲闻，在墨子看来都不应当是简单地接受，而必须消化并融会贯通，使之成为自己的知识。因此，他强调要“循所闻而得其义“，即在听闻、承受之后，加以思索、考察，以别人的知识作为基础，进而继承和发扬。墨子所说的“说知”，包含有推论、考察的意思，指由推论而得到的知识。他特别强调“闻所不知若已知，则两知之”，即由已知的知识去推知未知的知识。如已知火是热的，推知所有的火都是热的；圆可用圆规画出，推知所有的圆都可用圆规度量。由此可见，墨子的闻知和说知不是消极简单地承受，而是蕴涵着积极的进取精神。除闻知和说知外，墨子非常重视亲知，这也是墨子与先秦其他诸子的一个重大不同之处。墨子所说的亲知，乃是自身亲历所得到的知识。他把亲知的过程分为“虑”“接”“明”三个步骤。“虑”是人的认识能力求知的状态，即生心动念之始，以心趣境，有所求索。但仅仅思虑却未必能得到知识，譬如张眼睨视外物，未必能认识到外物的真象。因而要“接”知，让眼、耳、鼻、舌、身等感觉器官去与外物相接触，以感知外物的外部性质和形状。而“接”知得到的仍然是很不完全的知识，它所得到的只能是事物的表观知识，且有些事物，如时间，是感官所不能感受到的。因此，人由感官得到的知识还是初步的，不完全的，还必须把得到的知识加以综合、整理、分析和推论，方能达到“明”知的境界。总之，墨子把知识来源的三个方面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在认识论领域中独树一帜。逻辑学

《墨子解说》

墨子是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体系的重要开拓者之一。墨辩和因明学、古希腊逻辑学并称世界三大逻辑学。他比较自觉地、大量地运用了逻辑推论的方法，以建立或论证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墨子在中国逻辑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辩、类、故等逻辑概念，并要求将辩作为一种专门知识来学习。墨子的“辩”虽然统指辩论技术，但却是建立在知类（事物之类）明故（根据、理由）基础上的，因而属于逻辑类推或论证的范畴。墨子所说的“三表”既是言谈的思想标准，也包含有推理论证的因素。墨子还善于运用类推的方法揭露论敌的自相矛盾。由于墨子的倡导和启蒙，墨家养成了重逻辑的传统，并由后期墨家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古代逻辑学的体系。由这一思维法则出发，墨子进而建立了一系列的思维方法。他把思维的基该方法概括为“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小取”）。也就是说，思维的目的是要探求客观事物间的必然联系，以及探求反映这种必然联系的形式，并用“名”（概念）、“辞”（判断）、“说”（推理）表达出来。“以类取，以类予”，相当于现代逻辑学的类比，是一种重要的推理方法。此外，墨子还总结出了假言、直言、选言、演绎、归纳等多种推理方法，从而使墨子的辩学形成为一个有条不紊、系统分明的体系，在古代世界中别树一帜，与古代希腊的逻辑学、古代印度的因明学并立。

宇宙论

墨子认为，宇宙是一个连续的整体，个体或局部都是由这个统一的整体分出来的，都是这个统一整体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也就是整体包含着个体，整体又是由个体所构成，整体与个体之间有着必然的有机联系。从这一连续的宇宙观出发，墨子进而建立了关于时空的理论。他把时间定名为“久”，把空间定名为“宇”，并给出了“久”和“宇”的定义，即“久”为包括古今旦暮的一切时间，“宇”为包括东西中南北的一切空间，时间和空间都是连续不间断的。在给出了时空的定义之后，墨子又进一步论述了时空有限还是无限的问题。他认为，时空既是有穷的，又是无穷的。对于整体来说，时空是无穷的，而对于部分来说，时空则是有穷的。他还指出，连续的时空是由时空元所组成。他把时空元定义为“始”和“端”，“始”是时间中不可再分割的最小单位，“端”是空间中不可再分割的最小单位。这样就形成了时空是连续无穷的，这连续无穷的时空又是由最小的单元所构成，在无穷中包含着有穷，在连续中包含着不连续的时空理论。在时空理论的基础上，墨子建立了自己的运动论。他把时间、空间和物体运动统一起来，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在连续的统一的宇宙中，物体的运动表现为在时间中的先后差异和在空间中的位置迁移。没有时间先后和位置远近的变化，也就无所谓运动，离开时空的单纯运动是不存在的。对于物质的本原和属性问题，墨子也有精辟的阐述。在先秦诸子中，老子最早提出了物质的本原是“有生于无”（《老子》第1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第40章）。墨子则首先起来反对老子的这一思想，提出了万物始于“有”的主张。他指出，“无”有二种，一种是过去有过而如今没有了，如某种灭绝的飞禽，这不能因其已不存在而否定其曾为“有”；一种是过去就从来没有过的事物，如天塌陷的事，这是本来就不存在的“无”。本来就不存在的“无”不会生“有”，本来存在后来不存在的更不是“有”生于“无”。由此可见，“有”是客观存在的。接着，墨子进而阐发了关于物质属性的问题。他认为，如果没有石头，就不会知道石头的坚硬和颜色，没有日和火，就不会知道热。也就是说，属性不会离开物质客体而存在，属性是物质客体的客观反映。人之所以能够感知物质的属性，是由于有物质客体的客观存在。数学论述

《墨子》

墨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从理性高度对待数学问题的科学家，他给出了一系列数学概念的命题和定义，这些命题和定义都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严密性。墨子所给出的数学概念主要有：“倍”、“同长”、“中”、“圜”、正方形、直线等等。关于“倍”的定义。墨子说：“倍，为二也。”（《墨经上》）亦即原数加一次，或原数乘以二称为“倍”。如二尺为一尺的“倍”。关于“平”的定义。墨子说：“平，同高也。”（《墨经上》）也就是同样的高度称为“平”。这与欧几里得几何学定理“平行线间的公垂线相等”意思相同。关于“同长”的定义。墨子说：“同长，以正相尽也。”（《墨经上》）也就是说两个物体的长度相互比较，正好一一对应，完全相等，称为“同长”。关于“中”的定义。墨子说：“中，同长也。”（《墨经上》）这里的“中”指物体的对称中心，也就是物体的中心为与物体表面距离都相等的点。关于“圜”的定义。墨子说：“圜，一中同长也。”（《墨经上》）这里的“圜”即为圆，墨子指出圆可用圆规画出，也可用圆规进行检验。圆规在墨子之前早已得到广泛地应用，但给予圆以精确的定义，则是墨子的贡献。墨子关于圆的定义与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圆的定义完全一致。关于正方形的定义。墨子说，四个角都为直角，四条边长度相等的四边形即为正方形，正方形可用直角曲尺“矩”来画图和检验。这与欧几里得几何学中的正方形定义也是一致的。关于直线的定义。墨子说，三点共线即为直线。三点共线为直线的定义，在后世测量物体的高度和距离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晋代数学家刘徽在测量学专著《海岛算经》中，就是应用三点共线来测高和测远的。汉以后弩机上的瞄准器“望山”也是据此发明的。此外，墨子还对十进位值制进行了论述。中国早在商代就已经比较普遍地应用了十进制记数法，墨子则是对位值制概念进行总结和阐述的第一个科学家。他明确指出，在不同位数上的数码，其数值不同。例如，在相同的数位上，一小于五，而在不同的数位上，一可多于五。这是因为在同一数位上（个位、十位、百位、千位……），五包含了一，而当一处于较高的数位上时，则反过来一包含了五。

物理学研究

墨子关于物理学的研究涉及到力学、光学、声学等分支，给出了不少物理学概念的定义，并有不少重大的发现，总结出了一些重要的物理学定理。首先，墨子给出了力的定义，说：“力，刑（形）之所以奋也。”（《墨经上》）也就是说，力是使物体运动的原因，即使物体运动的作用叫做力。对此，他举例予以说明，说好比把重物由下向上举，就是由于有力的作用方能做到。同时，墨子指出物体在受力之时，也产生了反作用力。例如，两质量相当的物体碰撞后，两物体就会朝相反的方向运动。如果两物体的质量相差甚大，碰撞后质量大的物体虽不会动，但反作用力还是存在。接着，墨子又给出了“动”与“止”的定义。他认为“动”是由于力推送的缘故，更为重要的是，他提出了“止，以久也，无久之不止，当牛非马也”的观点，意思是物体运动的停止来自于阻力阻抗的作用，如果没有阻力的话，物体会永远运动下去。这样的观点，被认为是牛顿惯性定律的先驱，比同时代全世界的思想超出了1000多年，也是物理学诞生和发展的标志（亚理士多德认为力是使物体运动的原因，没有力物体就不会运动，而停止是物体的本性，这样的观点是符合常人观测的结果的，却是肤浅和错误的）。关于杠杆定理，墨子也作出了精辟的表述。他指出，称重物时秤杆之所以会平衡，原因是“本”短“标”长。用现代的科学语言来说，“本”即为阻力臂，“标”即为动力臂，写成力学公式就是动力×动力臂（“标”）=阻力×阻力臂（“本”）。此外，墨子还对杠杆，斜面、重心、滚动摩擦等力学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这里就不一一赘述。在光学史上，墨子是第一个进行光学实验，并对几何光学进行系统研究的科学家。如果说墨子奠定了几何光学的基础，也不为过分，至少在中国是这样。正如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物理卷中所说，墨子关于光学的研究，“比我们所知的希腊的为早”，“印度亦不能比拟”。

墨子首先探讨了光与影的关系，他细致地观察了运动物体影像的变化规律，提出了“景不徙”的命题。也就是说，运动着的物体从表观看它的影也是随着物体在运动着，其实这是一种错觉。因为当运动着的物体位置移动后，它前一瞬间所形成的影像已经消失，其位移后所形成的影像已是新形成的，而不是原有的影像运动到新的位置。如果原有的影像不消失，那它就会永远存在于原有的位置，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所看到的影像的运动，只是新旧影像随着物体运动而连续不间断地生灭交替所形成的，并不是影像自身在运动。墨子的这一命题，后来为名家所继承，并由此提出了“飞鸟之影未尝动”的命题。随之，墨子又探讨了物体的本影和副影的问题。他指出，光源如果不是点光源，由于从各点发射的光线产生重复照射，物体就会产生本影和副影；如果光源是点光源，则只有本影出现。接着墨子又进行了小孔成像的实验。他明确指出，光是直线传播的，物体通过小孔所形成的像是倒像。这是因为光线经过物体再穿过小孔时，由于光的直线传播，物体上方成像于下，物体下部成像于上，故所成的像为倒像。他还探讨了影像的大小与物体的斜正、光源的远近的关系，指出物斜或光源远则影长细，物正或光源近则影短粗，如果是反射光，则影形成于物与光源之间。特别可贵的是，墨子对平面镜、凹面镜、凸面镜等进行了相当系统的研究，得出了几何光学的一系列基本原理。他指出，平面镜所形成的是大小相同、远近对称的像，但却左右倒换。如果是二个或多个平面镜相向而照射，则会出现重复反射，形成无数的像。凹面镜的成像是在“中”之内形成正像，距“中”远所成像大，距“中”近所成的像小，在“中”处则像与物一样大；在“中”之外，则形成的是倒像，近“中”像大，远“中”像小。凸面镜则只形成正像，近镜像大，远镜像小。这里的“中”为球面镜之球心，墨子虽尚未能区分球心与焦点的差别，把球心与焦点混淆在一起，但其结论与近现代球面镜成像原理还是基本相符的。墨子还对声音的传播进行过研究，发现井和罂有放大声音的作用，并加以巧妙地利用。他曾教导学生说，在守城时，为了预防敌人挖地道攻城，每隔三十尺挖一井，置大罂于井中，罂口绷上薄牛皮，让听力好的人伏在罂上进行侦听，以监知敌方是否在挖地道，地道挖于何方，而作好御敌的准备（原文是：令陶者为罂，容四十斗以上，……置井中，使聪耳者伏罂而听之，审知穴之所在，凿内迎之）。尽管当时墨子还不可能明白声音共振的机理，但这个防敌方法却蕴含有丰富的科学内涵。

墨子教育思想

墨子是一位教育家。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设有文、理、军、工等科的综合性平民学校，就是墨子在30岁前创办的。这个学校培养了大批人才，史称“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墨子的教育思想是“艰苦实践、服从纪律”，并且提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教育目的。

墨子机械制造

墨子精通手工技艺，可与当时的巧匠公输班相比。墨子擅长防守城池，在止楚攻宋时与公输般进行的攻防演练中，已充分地体现了他在这方面的才能和造诣。他曾花费了3年的时间，精心研制出一种能够飞行的木鸟（风筝、纸鸢），成为中国古代风筝的创始人。他又是一个制造车辆的能手，可以在不到一日的时间内造出载重30石的车子。他所造的车子运行迅速又省力，且经久耐用，为当时的人们所赞赏。墨子几乎谙熟了当时各种兵器、机械和工程建筑的制造技术，并有不少创造。在《墨子》一书中的《备城门》《备水》《备穴》《备蛾》《迎敌祠》《杂守》等篇中，他详细地介绍和阐述了城门的悬门结构，城门和城内外各种防御设施的构造，弩、桔槔和各种攻守器械的制造工艺，以及水道和地道的构筑技术。他所论及的这些器械和设施，对后世的军事活动有着很大的影响。

墨子历史评价

墨子对自己的评价：“此仁也，义也”，谓之“天德”，谓之“天志”，谓之“圣王之道”。《荀子·成相》：“礼乐灭息，圣人隐伏，墨术行。”班固《答宾戏》：“孔席不暖，墨突不黔。”毛泽东评价墨子是“古代辩证唯物主义大家”“是比孔子更高明的圣人”。

杨向奎：“墨子在自然学上的成就，决不低于古希腊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甚至高于他们。他个人的成就，就等于整个希腊。”鲍鹏山评价墨子是“挑战帝国的剑侠”。

墨子轶事典故

墨子墨子泣丝

墨子见人染丝，感叹道：“用青色染丝就变成青色，用黄色染丝就变成黄色。染料变了，丝色也随之而变；放入五种染料，丝就呈现五种颜色。所以对于染丝不可不慎重啊！”不仅染丝如此，治国处世也如同染丝一样。人性如丝，必择所染。

墨子墨守成规

墨家团体

战国时期，有一回，楚国要攻打宋国，鲁班为楚国特地设计制造了一种云梯，准备攻城之用。那时墨子正在齐国，得到这个消息，急忙赶到楚国去劝阻，一直走了十天十夜，到了楚国的郢都立刻找到鲁班一同去见楚王。墨子竭力说服楚王和鲁班别攻宋国。这就是“墨子救宋”。这个故事又衍化出一个成语：墨守成规。墨子劝阻楚王伐宋，楚王终于同意了，但是他们都舍不得放弃新造起来的攻城器械，想在实战中试试它的威力。墨子解下衣带，围作城墙，用木片作为武器，让鲁班同他分别代表攻守两方进行表演。鲁班多次使用不同方法攻城，多次都被墨子挡住了。鲁班攻城的器械已经使尽，而墨子守城计策还绰绰有余。鲁班不肯认输，说自己有办法对付墨子，但是不说。墨子说知道鲁班要怎样对付自己，但是自己也不说。楚王听不懂，问是什么意思。墨子说鲁班是想杀害自己。以为杀了自己，就没有人帮宋国守城了。鲁班哪里知道墨子的门徒约有三百人早已守在那里等着楚国去进攻。楚王眼看没有把握取胜，便决定不攻打宋国了。

墨子快马寓人

墨子学生耕柱子，聪颖过人，但不知发奋努力，墨子总是责备他。耕柱子说：“先生，我真的没有什么比别人强的地方吗？”墨子说：“我将要上太行山，乘坐快马和牛，你打算鞭策哪一个呢？”耕柱子很自信地说：“我要鞭策快马。”墨子追问：“你为什么要鞭策快马？”耕柱子说：“快马值得鞭策。因为它感觉灵敏，鞭打它可以使它跑得更快！”墨子的用意是启发耕柱子，让他努力求学，奋发上进，现已水到渠成，就对耕柱子说：“我也认为你是值得鞭策的！你应该象快马一样力求上进啊！”以后耕柱子发奋读书，力求上进，再也不用老师整日督促了。

墨子墨子收徒

鲁国有个人，让儿子跟墨子学本事，不承想儿子却死在战场上。做父亲的自然要责怪墨子。墨子却说，你让自己的儿子来学本领，本领学会了，打仗打死了，父亲却怒气冲冲，这就好比准备卖粮，粮食卖完了，你却生气了，岂不荒唐！

二三十-5、王诩 （鬼谷子）——谋圣

鬼谷子，王氏，名诩，别名禅，生卒年不详，又称王诩，王蝉、王利，道号鬼谷子。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人。战国时期传奇人物。著名谋略家、纵横家的鼻祖，兵法集大成者，诸子百家之纵横家创始人， 相传其额前四颗肉痣，成鬼宿之象。

精通百家学问，因隐居在云梦山鬼谷，故自称鬼谷先生。常入山静修，他被上天赐予通天彻地的智慧，深谙自然之规律，天道之奥妙。

鬼谷子，被后世尊为“谋圣”，在文化史上，鬼谷子是与孔子、老子并列的学术大家。他隐于世外，将天下置于棋局，弟子出将入相，左右列国存亡，推动着历史的走向。主要作品有《鬼谷子》《本经阴符七术》《鬼谷子七十二术》等重要作品，其著作被后世称为“智慧禁果，旷世奇书”，历代列为禁书。

鬼谷子

鬼谷子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极具神秘色彩的人物，被誉为千古奇人，创建鬼谷门派，长于持身养性，精于心理揣摩，深明刚柔之势，通晓纵横捭阖之术，独具通天之智。鬼谷子身怀旷世绝学，智慧卓绝，精通百家学问，是纵横家的鼻祖，是著名的思想家、谋略家、兵家、阴阳家、法家、名家，更是伟大的教育家。鬼谷先生是百科式人物，他的智慧教育了苏秦、张仪等众多风云人物。

王诩身世传奇

传说一

王禅老祖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家姓赵的和一家姓周的，他们是邻居。赵家经商，周家务农，两家相交甚厚，关系密切。后来，赵家经商破产了，周家便慷慨接济，赵家为表真诚的谢意，许诺将女儿许配给了周家。过了不久，周家父母相继去世，家境败落，作为商人的赵家，悔婚毁约。周家公子念青梅竹马之情，气恼加相思，竟病亡于黄泉。赵家女是知情达理的贤惠女子，闻其噩耗，赶到周家公子坟前，悲号不止，因哀痛过度，竟哭昏过去，恍惚中，好像有周家公子要求她把坟前的一株稻谷带回家去。赵家女苏醒后，见身边确有稻谷一株，她真的带回去，淘米吃了，以后赵家女怀孕，生下一个男孩，健康成长，成了一个聪明的男子汉，这就是被后世尊为神的一代旷世奇才鬼谷子。鬼谷子一生功业辉煌显赫，名为刘务滋。

又称王禅老祖。他的母亲被尊称为王圣母。为弘扬鬼谷子的一生功绩，世人为其建立祠堂，为其母建立圣母庙，其村名也改为鬼谷子村，后简称谷子村。因鬼生谷，因谷生子，这是很有深意的关于鬼谷子出生的传说，表达了真情而知理的女子的殷切希望。

传说二

原商纣王都城朝歌西面30里的云梦山，山上有两个山峰：剑秀峰和龙王峰，两峰间的绝壁上有个天然洞窟，洞内有清泉，流入溪河。这个洞就是鬼谷洞。原来，在很久很久以前，云梦山地区久旱无雨，到处缺水，善良的农夫庆隆四处寻找水源，在一个干涸的水池中救了一条小金鱼，这条小金鱼现出了人身，原来是东海龙王的女儿。好心的庆隆要求小龙女解救遭受旱灾的乡亲，小龙女受感动私作主张，偷偷钻了一个“海眼”，想把海水引入云梦山区。龙王发现后，惩罚了小龙女和农夫庆隆，小龙女化成了山中的龙泉，庆隆化成了保护泉水的山脊——“青龙背”。又过了许多年，小龙女的精魂脱胎在都城朝歌南面王庄的王员外家，孩子出生后取名瑞霞。又有一年遇到干旱，王家三顷土地种下的谷子，只结了一株谷穗。瑞霞的丫环揉搓着这株奇特的谷穗，谷穗变成珍珠，瑞霞接过了珍珠把玩着，珍珠奇怪地钻入了瑞霞的口中，不久瑞霞怀孕了，她因未婚先孕而被赶出了家门。无家可归的瑞霞在云梦山的洞中生下了一个男孩。瑞霞因神奇的谷穗而生子，所以为小孩取名为鬼谷子。原来，瑞霞是由小龙女投胎转世的，谷穗就是庆隆的精魂所化，小孩出生的洞窟就是“鬼谷洞”。两个因谷而生子的不同传说当然只是虚构的故事，是贤惠女子和善良农夫的理想和愿望，然而，鬼谷子并不只是淳朴善良，传说中的他，还有通天的本事。

王诩修道传奇

据记载，在东周阳城附近有一座山谷，丘高沟深，林木茂盛，鬼火闪动，幽不可测，不像人住的地方，因此被人称为“鬼谷岭”。山谷中隐居着一位被尊称为鬼谷子的老人，他每天在山上看书、打坐、修道，不与世人来往，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但是，两千多年来，兵法家尊他为圣人，纵横家尊他为始祖，算命占卜的尊他为祖师爷，谋略家尊他为谋圣，科学家尊他为先师，法家尊他为大师，名家尊他为师祖，道教则将他与老子同列，尊为王禅老祖。

鬼谷子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利用空气动力的人，他在云梦山与宋人墨翟一起采药修道。墨子不娶妻不养子，云游天下，济人利物，救危扶穷。鬼谷子王诩则通天彻地，其学问之渊博，无人能及：“一曰数学，日星象纬，在其掌中，占往察来，言无不验；二曰兵学，六韬三略，变化无穷，布阵行兵，鬼神不测；三曰游学，广记多闻，明理审势，出词吐辩，万口莫当；四曰出世学，修真养性，服食导引，却病延年，冲举可俟。鬼谷先生深知仙家的超凡冲举之术，身怀旷世绝学。只是他为了超度些聪明的弟子，同归仙境，所以栖身鬼谷，屈居人间俗世。他住隐居鬼谷不计年数，其弟子也不计其数。他的最出色的弟子有苏秦、张仪。苏秦是七国征战时的著名军事家，而张仪是战国时的著名纵横家。近代小说中鬼谷子还有一个师妹，也就是奇门遁甲创始人，拥有九天秘籍，熟谙天机、人道、地脉的九天玄女。华裔澳洲国籍的著名小说作家萧玉寒就写了一本《鬼谷子传奇》，专门讲鬼谷子和九天玄女的传奇故事。

鬼谷子更是道教的洞府真仙，位居第四座左位第十三人，被尊为玄微真人，自号玄微子。在道教中，真仙又称为真人，只有得道成仙方可称为真人，比如，庄子称老子为“博大真人”；唐玄宗称庄子为“南华真人”，称列子为“冲虚真人”；元太祖封丘处机为“长春真人”。玄微真人鬼谷子住在鬼谷洞天，是为了在凡间超度些仙人。无奈他的诸弟子如苏秦、张仪，皆尘缘未尽，凡心未了。鬼谷子只好暂时居于世间，暗中关注弟子，不时帮助他们扶正抑邪。相传鬼谷子有隐形藏体之术，有混天移地之法，还会脱胎换骨，超脱生死，能撒豆为兵，斩草为马。他善于揣情摩意，纵横捭阖。鬼谷子是道教中的重要人物，传说他真仙，所以历数代而不老，“鬼谷先生者，古之真仙也。云姓王氏。自轩辕之代，历于商周，随老君两化流沙，洎周末复还中国。居汉滨鬼谷山。”《录异记》。就连秦始皇都有求于鬼谷先生，向他讨求长生不老草：“神州之上有不死草，似菰苗，人已死，此草覆之即活。秦始皇时，大苑中多枉死者，有鸟状衔此草坠地以覆，死人即起坐。始皇遣问北郭鬼谷先生，云东海瀛州上不死之草，生琼田中。”“秦始皇闻鬼谷先生言，因遣徐福入求玉蔬金菜，并一寸葚。”《箴戒篇》

王诩出生地争议

后世关于鬼谷子的籍贯，大概有五种说法：河南登封、陕西三原、湖北远安、湖南大庸、山东蒙山。

王诩主要贡献

鬼谷子，活跃于春秋末至战国时期，史称东周卫国人，培养了苏秦、张仪等多位精英。而各家中又以兵家与纵横家者成就最为显著且最为人所熟知。“关于纵横家的代表人物：一人之言，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胜过百万雄师。苏秦和张仪，太史公司马迁就曾在其《史记》中郑重写道：“此二人真乃倾危之士也。”《孟子·滕文公下》说他们“一笑则而天下兴，一怒使诸侯惧。”鬼谷之厉害，由此可见一斑。

鬼谷门人遍布各地、风云一时，个个都建立了不朽之功业：苏秦佩六国相印，张仪两次做秦国宰相。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日本著名企业家大桥武夫，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宾格勒等世界精英名流都曾仔细深入研读鬼谷子的智慧，给予鬼谷先生崇高赞誉。在台湾，鬼谷子的影响也非常之大。上世纪五十年代，学者陈英略就出版了《鬼谷子的心理作战方法与理论》一书，引起广泛注意，被马上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当时美国驻台湾军事顾问团团长蔡斯亲自为此书作序。在国内，军事理论界、史学界、经济学者、外交界等对鬼谷子的研究方兴未艾，鬼谷子的学术思想被广泛运用于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1994年和2001年，两次召开的全国性的鬼谷子学术思想研讨会，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强烈反响。近几年中，发表于各种报刊的鬼谷子研究文章达数千篇，新出版的研究专著一百多种。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广，层次越来越深。作为先秦历史文化宝库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鬼谷子的学术思想日益受到社会关注和推崇，鬼谷子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00多年来，为了纪念鬼谷子和他的母亲王圣母的功德，全国各地的世代善男信女为其建祠立庙，重塑金身，四季香火旺盛，民间以传统方式打櫵歌舞，来表达故乡人民对鬼谷子和其母亲的怀念。

王诩主要著作

《鬼谷子》《本经阴符七术》最早见于《隋书·经籍志》，在其后的史书及其他文献典籍也多有记载。《鬼谷子》作为纵横家游说经验的总结，它融会了鬼谷子毕生学术研究的精华，其价值是不言自明的。《鬼谷子》共二十一篇，其中的转丸，却已失传。该书作为纵横家的代表著作，为后世了解纵横家的思想提供了不少的参考。《鬼谷子》一书，一直为中国古代军事家、政治家和外交家所研究，现又成为当代商家的必备之书。它所揭示的智谋权术的各类表现形式，被广泛运用于内政，外交、战争、经贸及公关等领域，其思想深受世人尊敬，享誉海内外。然而，就是这一本赫赫有名的书籍，因为所崇尚的是谋略，权术及言谈，辩论之技巧，其思想与儒家所推崇的仁义大相径庭，因此，历来被视为洪水猛兽，更有禁而毁之者，私下却时而习之，乐此不疲。《鬼谷子》一书，历来被人们称为“智慧禁果，旷世奇书”，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颇具特色，是乱世之治学，治世之哲学，又是谋略学巨著，成功学宝典，融合了鬼谷子卓绝智慧和纵横韬略。它的哲学是实用主义的道德论和侩同，讲求名利与进取，是一种讲求行动的实践哲学，其方法论是顺应时势，知权善变，具有极完整的领导统御、智谋策略学体系，在现今这个政治纷争风云变幻，商战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鬼谷子的思想、智慧和奇谋韬略，在从政、外交、经营、管理、公关等方面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孙子兵法》侧重于总体战略，而《鬼谷子》则专于具体技巧，两者相辅相成。《鬼谷子》这部两千多年的谋略学巨著，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奇葩。它集中了国人心理揣摩，演说技巧，政治谋略、军事外交、经商谈判的精华，为当代政界人士，企业界人士，商业经营者，管理人员，公关人所必读。该书以政治、军事斗争案例和商用案例为经典案例，深入剖析《鬼谷子》的智慧谋略，汲取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精华；去其弄权斗术等观点，汲取谋略方法的精华。《本经阴符七术》前三篇讲诉如何充实意志，涵养精神。后四篇讨论如何将内在的精神运用于外，如何以内在的心神去处理外在的事物。

王诩文献描述

孟轲膺儒以磬折，庄周述道以翱翔，墨翟执俭确之教，尹文课名实之符，野老治国于地利，驺子养政于天文，申商刀锯以制理，鬼谷唇吻以策勋，尸佼兼总于杂术，青史曲缀以街谈。研夫孟荀所述，理懿而辞雅；管晏属篇，事核而言练；列御寇之书，气伟而采奇；邹子之说，心奢而辞壮；墨翟随巢，意显而语质；尸佼尉缭，术通而文钝；鹖冠绵绵，亟发深言；鬼谷渺渺，每环奥义。情辨以泽，文子擅其能；辞约而精，尹文得其要。——《文心雕龙·诸子》鬼谷先生者，古之真仙也。云姓王氏，自轩辕之代，历于商周，随老君西化流沙。周末复还中国，居汉滨鬼谷山。——《录异记》鬼谷先生，晋平公时期人，姓王名栩，不知何许人，受道于老君。——《道藏目录详注》却说关内云阳，有一处地面，名曰鬼谷。以其山深树密，幽不可测，似非人之所居，故云鬼谷。内中有一隐者，但自号曰鬼谷子，相传姓王名诩，晋平公时人，师从老子，在云雾山与宋人墨翟，一同采药修道……其人通天彻地，精通百家，人不能及。一曰数学，日星象纬，在其掌中，占往察来，言无不验；二曰兵学，六韬三略，变化无穷，布阵行兵，鬼神不测；三曰言学，广记多闻，明理审势，出词吐辩，万口莫当；四曰出世，修真养性，却病延年，服食异引，平地飞升。——《东周列国志》

王诩文献记载

鬼谷子确有其人《史记·苏秦列传》：“苏秦者，东周洛阳人也。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史记·张仪列传》：“张仪者，魏人也。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苏秦自以不及张仪。”《史记》是一部信史，且著述年代离鬼谷子、苏秦、张仪所处的年代最近。从西汉以后，亦有其他典籍记述有鬼谷子的事迹。《历史名人辞典》称：“鬼谷先生，苏秦、张仪尝从之学纵横术，孙膑、庞涓学兵法，弟子五百。在世数百 年，后不知所终……”《四库全书总目》尉缭子，为鬼谷子弟子”。扬雄《法言·渊骞》：“或问：'仪、秦学乎鬼谷术，而习乎纵横言，安中国者各十余年，是夫曰：'诈人也，圣人恶诸。”’张继先《怀鬼谷山思真洞天》：思真洞兮云水深，道人居兮鬼神钦，山花笑兮松竹荫，流潺潺兮千古音，何时一造清神襟，攀石萝兮共笑吟。赵孟頫《鬼谷岩》：“鬼谷岩前石，唐文字字奇；何当拂苍藓，细读老君碑。梁启超《鬼谷子》：六鳌摇动海山倾，谁入沧溟斩巨鲸。括地无书思补著,倚天有剑欲长征。我欲青溪寻鬼谷，不论礼乐但论兵。王充《论衡·明雩》：“苏秦、张仪悲说坑中，鬼谷先生泣下沾襟。”王充《论衡·答佞》：“术则纵横，师则鬼谷也。传日苏秦、张仪纵横，习之鬼谷先生。掘地为坑，日：'下说令我泣出，则耐分人君之地。’苏秦下，说鬼谷先生泣下沾襟，张仪不若。”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箴戒》：“秦始皇闻鬼谷先生言，因遣徐福入海求玉蔬金菜，并一寸椹。”另外，王嘉的《拾遗记》、刘勰的《文心雕龙》、杜光庭的《录异记》、《仙传拾遗》、洪迈的《容斋随笔》、洪适的《盘洲文集》、李畴的《太平广记》，以及明、清的一些典籍中亦有鬼谷子生平的记载。然而，前述典籍多为札记、随感、评论等体裁，这些记载多以《史记》为蓝本和依据，如《金楼子》中说，秦始皇与鬼谷子见面，遂派遣徐福“人海”，那么鬼谷子至少活了三百岁，圣人应迹本异于凡夫，不可拿凡夫眼光去揣度鬼谷先生。这种观点认为，鬼谷子是一个超越时空力量的化身，是一位得道真人。最早持这一说的是《金楼子》，其后 出现的《录异记》、《历史名人传》、《三才图会》、《太平广记》、《道藏目录详注》等等都持这种观点。

王诩出版图书

鬼谷子 作者名称 王诩 《鬼谷子》是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战国）鬼谷子著

鬼谷子/国学经典第1辑/岳阳注译

本经阴符七术  作者名称 王诩 作品时间 2012年2月2日

《本经阴符七术》在中国古代的哲学和兵学中都占有一定的地位。他也作为道教的一部重要道经，历代对它的注解都不在少数。《本经阴符七术》、《持枢》、《中经》，道藏编著《鬼谷子》下卷，有人称为外篇。"本"，是根本的意思；"本经"，主要讨论精神修养。"阴符"，强调谋略的隐蔽性与变化莫溯。《鬼谷子》上中卷十...

王诩鬼谷井

鬼谷子晚年归隐云梦山，一则聚徒讲学，二则孝敬老母。一日，王瑞霞把鬼谷子叫到跟前，语重心长地说：“娘为你饱受人间疾苦，如今为娘两鬓斑白，风烛残年，娘无他求，我死后，只求你把我葬在九龙聚汇的地方。儿若想娘，就在我墓旁挖一口井，从井水中可以看到为娘的身影。”话刚说完，就谢世归天了。鬼谷子悲痛不已，眼含热泪在九龙聚汇之处安葬了母亲。为早日再见慈母的尊容，便率弟子在母亲墓旁挖井不止。整整挖了九九八十一日，方才把井凿成。果然井水中映出了他母亲的容颜。朝看母亲十八九，暮观老母鬓如霜。从此鬼谷子朝朝暮暮都跑到井边瞻仰母亲的遗容。星转斗移，天长日久，鬼谷子又发现了此井的一个奥秘，根据井中的水位升降，可以洞察天气阴晴变化。井水上升，天阴有雨，井水下降，则无雨天晴，因此这口井又被称为“井中洞天”。此井是鬼谷子为怀念其母而凿，故曰“鬼谷井”。

王诩夜识天书

相传，鬼谷子的师傅升仙而去时，曾留下一卷竹简，简上书“天书”二字。打开看时，从头至尾竟无一字，鬼谷子一时心中纳闷。与师父相依为命九年时光，感情日笃，今天师父突然离去，一时觉得无着无落，心中空空荡荡的，无心茶饭，钻进自己的洞室倒头便睡。可又如何睡得着，辗转反侧，老是想着那卷无字天书竹简，直折腾到黑，那竹简仍在眼前铺开卷起，卷起铺开，百思不得其解。索性爬将起来，点着松明火把，借着灯光一看，吓得他跳了起来，竹简上竟闪出道道金光，一行行蝌蚪文闪闪发光，鬼谷子叹道：“莫非这就是世传'金书’”。

王诩纵横家书

一时兴致倍增，一口气读将下去，从头至尾背之成诵。原来上面录着一部纵横家书，尽讲些捭阖、反应、内楗、抵峨、飞钳之术。共十三篇。第一篇大意是说：与人辩论，要先抑制一下对方的势头，诱使对手反驳，以试探对方实力。有时也可以信口开河，以让对方放松警惕，倾吐衷肠；有时专听对方陈说，以考察其诚意。要反驳别人就要抓牢证据，要不让人抓到证据，就要滴水不漏。对付对手有时要开放，有时要封锁，能把放开与封锁灵活运用就可以滔滔不绝，变化多端。只有这样才可以说人，可以说家，可以说国，可以说天下。第二篇大意是说：与人辩论，要运用反复的手法。反过去可以知其过去，复回来可知其现今。如果反反复复地试探，没有摸不到的底细。有时可以运用反辞来试探对手，要想听到声音就先沉默，要想张开，就先关闭；要想升高，就先下降；要想夺取，就先给予。第三篇大意是说：要掌握进退的诀窍，这诀窍就是抓住君主的爱好，只要抓住了就可以随心所欲，独往独来。如能顺着君主的情绪去引导或提出建议，就能随机应变，说服君主。第四篇大意说：凡事都不是铁板一块，都是有裂痕的。在辩论中要能利用别人的裂痕，同时，还要防止自己一方的裂痕。秋毫一样的裂痕，可以发展为泰山那样大。所以当裂痕小时要补住，大点时要切断裂缝，当大到不可收拾时就干脆将其打破，裂痕也就消灭了。第五篇大意说：与人雄辩要设法钩出对方的意图，用飞扬之法套出对方的真话，再用钳子钳住，使其不得缩回，只好被牵着走。这样就可纵可横，可南可北，可东可西，可反可复。第六篇大意说：主教练要修身，单独修道、修行。第七篇大意说：要游说天下人君，必须会揣测诸侯真情，当人极度兴奋时，就无法隐瞒真情，当人极度恐惧时也无法隐瞒真情。在这时才能有效地游说和说服人。第八篇大意说：善于摩意的人就象钓鱼一样不动声色，让鱼自动上钩，“摩”的目的就是刺激对方，让他不由自主地上你的钩。把事情办成功，使人不知不觉。第九篇大意说：要游说入主，就要量天下之权，要比较各诸侯国的地形、谋略、财货、宾客、天时、安危，然后才能去游说。第十篇大意说：要做大事，就要有一个向导，就像指南针一样，游说的向导是谋略，要先策划好，再按着策划的目的去游说。第十一篇大意说：游说要先解疑，解疑的好办法是让对方道出实情。第十二篇大意说：耳朵要善于听，眼睛要善于看，用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以天下之目看，则无不明；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只有对事情了如指掌，才能言无不验，言无不听。第十三篇大意是：游说要靠巧辞，要对什么人说什么话，说什么话就要采用什么办法和说辞。不要简单直言，要研究讲话的对象，讲究讲话的技巧。读完这十三篇，鬼谷子不禁拍案叫绝，平素与真人辩论从未有主动之时，原来真人有如此金书，不知者怎可与之争强。不禁想起与师父一起生活研习的时光，一股股暖流，一阵阵的心酸，不时又加几分孤寂。于是，息了明火，钻进被窝睡去。夜间少不得梦见金书在手游说天下。

王诩兵法研习

第二天醒来觉得十分困顿，但还是放心不下金书，又打开想细细推敲，不料书中又一字皆无。鬼谷子从头翻至书尾还是一字不见，更觉此书乃师父至宝，要十分珍重，走进内洞将其摊在卧榻之上。然后走出洞门照师父所嘱练功，作法，一日三餐虽不香甜，倒也好打发日子。不觉日落偏西，黑夜又至，鬼谷子走入内洞上榻休息，只见金书闪着金光，字迹依稀可见，鬼谷子越觉奇了，原来月光从天窗射进来照在金书上，至此鬼谷子发现这金书原属阴性，见日则不显，在月光，灯光下才显其缕缕金文，真乃旷世奇书。鬼谷子走出内洞，到石桌边，掌上烛明火把，又读将起来。怎么换了文章，昨天读的本是纵横之言，如今怎么成了兵法？于是把竹简细细翻一遍，还是兵法，并无纵横之术。这书更加奇了。于是一口气读将下去，仍然是十三篇。第一篇大意说：纵横捭阖乃万物之先，是方略、圆略、出入的门户。治世安民，一统天下，兵非良策。拥力而避战，交言而弭兵，不战而屈人，以战而止战才为上策。第二篇大意是说：兵机大事在知己知彼，要有致胜之谋，必须审其情，定其基。掌握敌隋要快、要全，暴露给敌人的要少、要慢，阴谋与阳谋，阳谋与阴谋，方略与圆略，圆略与方略，要交替运用，不可固守一端。兵无定策，策无定形，使人无可乘之机，这就是“鬼才”。第三篇大意说：君臣上下之事，有亲有疏，有远有近，君臣之间远远听到声音就思念，那是因为计谋相同，等待他来决策大事。在这种情况下君主要重用，将帅就要出仕，建功立业。如果在君主近前不被任用，那是计谋不合，在这个时候卸甲归田才是上策。第四篇大意说：分合合，这是自然。破身之仇、杀身之仇，资源分配问题，被人挑唆。第五篇大意说：凡要决定远近征伐，就要权衡力量优劣。要考虑敌我双方的财力、外交、环境、上下关系，那些有隐患的就可征服。征服的上策，是靠实力去威慑。第六篇大意说：各国之间或联合，或对抗，要成就大业，需有全面计谋，要能携四海包诸侯。不是圣明君子，不能通过深层的智谋，则不能统帅国家，没有智慧的人不能主持用兵。要正确确立联合谁，打击谁，关键在于自己要有才能智慧，比较双方长短远近，然后才能可进、可退、可纵、可横，把兵法运用自如。第七篇大意说：要策划国家大事，就必须会揣测他国的想法，如果不会揣测，虽有先王之道，圣智之谋，也是没用的。揣测是计谋的根本。第八篇大意说：主持练兵，使军队能打胜仗而士兵又没畏惧感，使军队常在不动兵器、不花费钱物的情况下就能取得胜利，这才算“神明”。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谋略，而谋略是否成功，关键又在于周密。第九篇大意说：善于争霸天下的人，必须权衡天下各方的力量，要度量各国的土地人口、财富、地形、谋略、团结、外交、天时、人才、民心等国事，然后才能做出重大决策。第十篇大意说：凡兵谋都有一定规律。事生谋，谋生计，计生议，议生说，说生进，进生退，退生制。计谋之用，公不如私，私不如法，正不如奇，奇流而不止。第十一篇大意说：凡是要做出决断，都是因为有所疑惑，在一般情况下是可以通过分析来决断的。而军中大事，各方面头绪十分复杂，难于决断时，可以用占筮的方法决断大事。第十二篇大意说：在用兵将之时要赏罚严明，用赏最重要的是公正。赏罚严明才能无往不胜。第十三篇大意说：举事欲成乃人之常情，为此，有智慧的人不用自己的短处，而宁可用愚人的长处，不用自己笨拙的方面，而宁用愚人所擅长之处，只有这样才不会穷困。鬼谷子的这十三篇兵法与后世所传孙子兵法十三篇，一文一武互为表里，相辅相成，鬼谷子所传为文兵法，而孙武所传为武兵法。鬼谷子主张以圆略（国策）致强兵，孙子则主张以方略（攻守）而致全胜。两部兵法都主张不战而屈人之兵。

王诩发现奥秘

鬼谷子从发现了金书的奥秘以后，每夜读一遍，则每夜可得一书。第三夜得的是致富奇书，里面讲些养殖方法，贸易原则，讲“将欲取之必先与之”，讲“世无可抵则深隐以待时”。此法由鬼谷子传给计然、吕不韦、白圭等人。第四夜读到的是《养性修真大法》，里面主要讲述《本经阴符七术》，讲盛神靠五气，神为之长，心为之术。五气要靠志、思、神、德等精神因素。这四者不衰，静和养气才能成为真人。鬼谷子以此秘诀传茅潆、徐福，以后又传陶弘景诸人。第五夜读到推命相面术，里面讲天武经；命数、面相及人生祸福，此法亦由鬼谷子传给茅潆，以后又传给司马季主、李虚中等人。第六夜、第七夜……，鬼谷子每夜必读一遍，每次一部新书，天上人间、治国安邦、仕途经济、天文地理、星命术数、丹药养生，无所不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鬼谷子视为珍宝，爱不释手。

斩草为马 撒豆为兵

过了一段时间，鬼谷子见二人的基本功已扎实。他将孙膑和庞涓叫到身边说：“你二人已经有了一些基础，今天，我教你们排兵布阵。”孙膑和庞涓相互对视了一下，面露难色。鬼谷子看出了他们的心思，就说：“你们是不是想说：没有兵将，如何排兵布阵。”“正是。”“你们看。”鬼谷子指着桌上说，“这不是兵将吗？”孙膑和庞涓往桌上看去，见只有一碗绿豆，心里觉得好笑，可又不敢笑。鬼谷子知道二人的小心思，于是带着二人来到演兵岭上，手抓一把豆，口中念念有词，说了声“疾！”随手将豆撒了出去，说来也怪，这些绿豆一落地，都变成了活的兵将，并且分成了赤、皂两队人马。演兵岭上顿时人声鼎沸，战马嘶鸣。三人已经站在高台上。孙膑和庞涓都看呆了，连先生叫他们都没有听见。鬼谷子命孙膑为赤军帅，庞涓为皂军帅，各领已军与对方交战，鬼谷子在一旁指导；有时鬼谷子为赤方帅，孙、庞为皂方帅。经过多次演练，孙膑和庞涓的本领大长。稍事休息，鬼谷子又教起布阵来。鬼谷子说：“布阵之要诀在于进可攻，退可守，攻守兼备。攻则摧枯拉朽，守则固若金汤。先看此阵。”说着，鬼谷子随手一挥，兵将排列出一阵，婉蜒起伏，犹如长蛇一般。鬼谷子说：“此阵以其象形而名，叫长蛇阵。如常山之蛇，击首则尾至，击尾则首至，击中则首尾俱至。其它阵法，大致如此。你二人可细心研读兵法，将书中所言，与实际运用结合，融汇贯通，方能得其真谛。”孙膑、庞涓在鬼谷子的指点下，在演兵岭摆开了各种阵法。有风后握奇阵、黄帝八卦阵、周易师卦阵、鬼谷子的颠倒八门阵。斩草为马，撒豆为兵，云梦山演兵岭成了孙、庞斗智斗勇的战场。

墨泼天书崖

相传，云梦山中的天书崖，原来是一方字迹清晰、洋洋数万言的天书。白天藏在崖壁右上方的藏书阁内，晚上层铺在石崖上，专供有心人阅读。花果山中的白猿猴，听说云梦山上有此宝书，想来领略一下天书的真谛。一天深夜，它来到天书崖，站在崖下一块巨石之上，抬头上望，洋洋一片，一时使它眼花缭乱，抓耳挠腮，无从下手。心想：天书这么大，在这里阅读，劳神费力何时读完，不如把天书带回洞府，细心阅读，好不自在。它左右环顾，没有发现人迹，于是一个筋斗跃进藏书阁，慌慌张张找了一遍，却不见天书的踪影。挠挠腮帮，定睛四顾，发现天书崖下一池碧水，清莹如镜，一轮明月映在池中，像一个洁白的玉盘，贪玩的白猿，顿生奇心，想捞出水中的月亮玩一玩。把盗书的事却忘得一千二净。于是伸直双臂，纵身一跳，欲去池中捞月。鬼谷子在水帘洞中闭目打坐，突感心血涌动，掐指一算，忙把孙膑、庞涓叫到跟前说：“花果山上的白猿前来盗取天书。此白猿并非等闲之辈，天书若被它盗走，天下就不会安宁。为了匡世济民，天书不仅不能让其盗走，而且看也不许它看。趁它欲去池中捞月嬉戏，你们多备神墨，泼上天书崖，将真迹匿盖，好好看守。我再施个定身法，将它定在壁上。”孙庞俩师兄弟，遵照师傅的安排，速赶到天书崖，见白猿正向池中跳跃，他们二话没说，手持神墨，一股脑儿泼向天书崖。从此，天书崖上只留下斑斑墨迹，一个字也看不到了。于是就成了无字天书。时至今日，天书崖上仍然保留着当年的墨迹，而白猿猴却被永远定在天书崖上，始终没有跳入水中。后人评说：白猿盗天书似水中捞月，孙庞泼神墨如釜底抽薪。

两千多年来，兵法家尊鬼谷子为圣人，纵横家尊他为始祖，算命占卜的尊他为祖师爷，道教则将他与老子同列，尊为王禅老祖。鬼谷子一生并未下过山，收过两位弟子苏秦、张仪，在小说《东周列国志》中，庞涓和孙膑也是鬼谷弟子。

他们进山前都只是无名小卒，出山后个个大放异彩、名流千古。这五百弟子运用鬼谷子传授的道家绝学、兵法韬略和纵横辩术在列国出将入相，呼风唤雨，左右着战国乱世的政局。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鬼谷子的言传身教。

▌1、天下时势所谓天下之时，就是天下大势的运动趋向。所谓天下之势，就是推动天下大势的各种力道。如果把天下比做大海，风向是时，因风而动的潮流是势。把握时势，就是弄潮。天下时势，扑朔迷离，神鬼莫测，瞬息万变。圣人知时识势，因时用势，因而治世。奸贼逆时生势，因而乱世。▌2、揣天下揣情就是度量他人之心。若是揣人，则要察其言，观其色，闻其声，视其行，然后推知其心之所趋。若是揣天下，则要透视国情，观其货财之有无，人民之多少，地形之险易，军力之强弱，君臣之贤愚，天时之福祸，民心之向背，然后推知其国运是盛是衰，是兴是亡。▌3、谋定而后动弈棋离不开棋子，你们各人掌握的一百八十块棋子，置于盒中永远都是死棋，只有置于局中，才会生动，才会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若是一子落错，轻则失地损兵，重则全局皆输，是以任何落子，必谋定而后动。▌4、机心与道心机心是术，若无道心统御，术越高，行越偏，到头来不仅难成大器，只怕想保自身，也是难能。世上多少人沉迷于此，祸及自身，殃及他人。▌5、悟道的四重境界悟道可有四重境界，初为闻道，次为知道，再为见道，终为得道。春秋鲁人仲尼闻道，但不知其所以然，于是不辞劳苦，赶赴洛阳，问道于先圣老聃。先圣论道三日，仲尼由是知道，大悟人世之理，遂立儒家之言。由此可见，「知道」二字，甚了不起。▌6、术与道任何学问都有术道之分。就兵学而言，用兵之术在于战胜，用兵之道在于息争。故善用兵者，并不好战，用兵之道，在于不战而屈人之兵，在于化干戈为玉帛，以四两拨千钧。▌7、何谓善言善言者，言则口若悬河，旁征博引，可使人想所不欲想，行所不欲行；不言则神定如山，势若引弓之矢，可使人心神不安，如坠五里云雾中。此所谓不言即言，无声胜有声。▌8、观天下观天下就如观这远山，不能单靠眼睛，要用直觉，要用心。观远山，不必上远山，看深谷，也不必下深谷。反过来说，若是真的上了远山，你只会观不见远山，看不到深谷。就好比钻进林中，但见树木，不见林莽。要想看到林莽，唯有站在此处绝顶，用眼望下去，用直觉望下去，再用心望下去。▌9、天、圣、人三道天道为自然之道，也即宇宙万物的生克变化之理；圣道为人世之道，也即安邦定国、天下大同之理；人道为人生之道，也即安居乐业、为人立世之理。此三道相辅相成，失此离彼。远天道，圣道困；远圣道，人道难。▌10、何谓摩意所谓摩意，就是投其所好，诱其心情。譬如说，对方廉洁，若说以刚正，此人必喜，喜，必泄其情；对方贪婪，若结以财物，此人必喜，喜，必泄其情；对方好色，若诱以美色，此人必喜，喜，必泄其情。是以善摩之人，如临渊钓鱼，只要用饵得当，鱼必上钩。▌11、捭阖道术捭阖道术，皆有循依。如果揣摩已成，利弊已权，则可决定如何出言。一般说来，当因人而言。与智者言，依博；与博者言，依辨；与辨者言，依要；与贵者言，依势；与富者言，依高；与贫者言，依利；与贱者言，依谦；与勇者言，依敢；与过者言，依锐。▌12、人心之治天下不治，在于人心不治。人心不治，在于欲念横溢。欲治天下，首治人心；欲治人心，首治乱象。治乱不过是个手段，治心才是务本正道。若是我等只为治乱而治乱，只以强力统一天下，纵使成功，天下非但不治，只会更乱。▌13、天下均势所谓合纵，就是保持力量均衡。秦人若是无力，纵亲反而不成。秦人只有张势蓄力，保持强大，三晋才有危机感，才乐意合纵。三晋只有合纵，秦人才会产生惧怕，才会努力使自己更强。秦人越强，三晋越合；三晋越合，秦人越强，天下因此而保持均势，方能制衡。▌14、决断天下诸事，皆因选择，亦皆由选择。人生之妙，正在于此。万事万物，涉及决断的只有两种，一是易决之事，一是不易决之事。易决之事就是当下可断之事，天下诸事，大多属此。易决之事可分五种：一是值得做之事；二是崇高、美好之事；三是不费力即可成功之事；四是虽费力却不得不为之事；五是趋吉避凶之事。不易决之事，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15、妄念这个世上，只有两种人心无妄念，一是死人，二是神人。你两者都不是，有此妄念，为何要控制它呢？▌16、剑道就剑道而论，天下只有三剑。圣剑又名天道之剑，以道为背，以德为锋，以阴阳为气，以五行为柄，上可断天光，下可绝地维。贤剑又叫天子之剑，以万民为背，以贤臣为锋，上应天道，下顺地理，中和民意。俗剑又叫人剑，以精钢为锋，以合金为背，以冷森为气，上可斩头颅，下可剁双足，中可破腑脏。▌17、天下分合天下分合，可有两种，一是名分实合，二是名合实分。武王分封，当属名分实合。西周初年，天下大势是，周天子威服四方。周公制礼，诸侯皆受王命，礼乐有序，西周四百年因而大治。然而，平王东迁之后，情势有所变化，周室式微，诸侯坐大，天下大势开始走向名合实分，终成今日不治乱局。▌18、审时度势一个人要把握好自己的命运，定要做到「审时度势」，审天下之时，度天下之势。所谓天下之时，就是天下大势的运动趋向；所谓天下之势，就是推动天下大势的各种力道。把握时势，就是弄潮。天下时势，扑朔迷离，神鬼莫测，瞬息万变。圣人知时识势，因而治世；奸贼逆时生势，因而乱世。▌19、捭阖之术捭阖之术，捭即开，即言；阖即闭，即不言。捭阖之术，就是张口闭口之术，习口舌之学，知捭知阖，最是难得。难于何处？难于你必须知道何时应该张口，何时应该闭口；你必须知道应该张口时如何张口，应该闭口时如何闭口。常言道，福从口入，祸从口出，讲的就是这个理。▌20、情心与道心情心与道心其实并不冲撞。道既存在于万物之中，自也存在于世俗之情中。天地有阴阳，禽兽有雌雄，世人有男女。阳阴相合，雄雌相匹，男女相配，此乃道之常理。情心即道心，道心亦即情心。生情与修道，二者并无相碍。不悟情心，难通道理。缘到情到，缘止情止；情到心到，情止心止。▌21、凡人皆有心障常言道，人无完人。此话是说，凡人皆有心障，或表现为此，或表现为彼。目中无人，自吹自擂，不求甚解，好高骛远，争风吃醋，自作聪明，凡此种种，心障在于自负；行为孤僻，极少说话，也很少与人合群，此心障在于无自信。修道之本，就在于去除心障。▌22、觉他去除心障，在于自觉，自觉之至，在于觉他。自觉不易，觉他也就更难了。也就是说，他障易除，心障却是难除。人无自信，他人怎么能使他自信呢？无自信者需要悟道，修心；自负者也需要悟道，修心。山不在高，在仙；水不在深，在龙；读书不在多，在精，在领悟，故此能修得其道。

王诩人物评述

王诩历史影响

鬼谷子的主要著作有《鬼谷子》及《本经阴符七术》、《关令尹喜内传》。《鬼谷子》侧重于权谋策略及言谈辩论技巧，而《本经阴符七术》、《关令尹喜内传》则集中于养神蓄锐之道，用以修心修身。《本经阴符七术》之前三篇说明如何充实意志，涵养精神。后四篇讨论如何将内在的精神运用于外，如何以内在的心神去处理外在的事物。纵横家所崇尚的是权谋策略及言谈辩论之技巧，其指导思想与儒家所推崇之仁义道德大相径庭。因此，历来学者对《鬼谷子》一书推崇者甚少，而讥诋者极多。其实外交战术之得益与否，关系国家之安危兴衰；而生意谈判与竞争之策略是否得当，则关系到经济上之成败得失。即使在日常生活中，言谈技巧也关系到一人之处世为人之得体与否。当年苏秦凭其三寸不烂之舌，合纵六国，配六国相印，统领六国共同抗秦，显赫一时。而张仪又凭其谋略与游说技巧，将六国合纵土崩瓦解，为秦国立下不朽功劳。所谓“智用于众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于众人之所不能。”潜谋于无形，常胜于不争不费，此为《鬼谷子》之精髓所在。《孙子兵法》侧重于总体战略，而《鬼谷子》则专于具体技巧，两者可说是相辅相成。鬼谷子为纵横家之鼻祖。鬼谷子核心思想：潜谋于无形，常胜于不争不费。

王诩人物评价

《鬼谷子》作为纵横家游说经验的总结，其价值是不言自明的，《隋书》中说：“纵横者，所以明辩说、善辞令，以通上下之志也”“佞人为之，则便辞利口，倾危变诈，至于贼害忠信，覆邦乱家。”历代虽然存在着对纵横之学的偏见和歧视，但我们不能因为某种事物能用于坏的方面就否定其自身价值。鬼谷子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极具神秘色彩的人物，被誉为千古奇人，他被道教作为祖师之一，又是纵横家的鼻祖，学识广博。史书说他是长短纵横的谋略家；传奇中说他是神通广大的智者；宗教故事中说他是未卜先知的神仙；民间流传中说他是预测吉凶的命相家。在文化史上，他是与孔子、孟子、庄子、孙子、荀子、墨子、韩非子等先哲齐名的学术大家。鬼谷先生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利用空气动力的人。

鬼谷子是春秋战国时期道家、纵横家的鼻祖，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极具神秘色彩的人物，培养了孙膑、庞涓、苏秦、张仪、毛遂等一批杰出人才。与墨子并称为春秋战国时期最神秘的思想家。（中国新闻网）

鬼谷子无偏无党，无门无派，虚怀若谷，集诸子之学，纳众人之智，是当之无愧的智谋双圣。鬼谷子智慧广大，通晓五行八作各种手工技艺，有鬼斧神工之誉；他知存亡，明利害，通权达变，善于经营战略，因此被人们奉为纵横家鼻祖、兵法家大师、谋略家泰斗、术数家尊长、道家神仙人物，开百工匠作先河。（琅琊新闻网）

王诩人物关系

弟子军事家：庞涓、孙膑纵横家：苏秦、张仪仙道家：茅蒙、徐福

策士：毛遂（存疑）、张良（存疑）

王诩艺术形象

影视作品

1987年TVB电视剧《奇门鬼谷》白鹰饰演鬼谷子2014年大陆电视剧《谋圣鬼谷子》段奕宏饰演鬼谷子

王诩文学作品

有关鬼谷子的文学刻画甚多，主要有文学刻画与民间传奇两类。文学刻画主要有下述作品：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章岩《鬼谷子教你攻心术》杨景淐的《鬼谷四友志》寒川子的《战国纵横：鬼谷子的局》

王诩后世纪念

王诩诗词纪念

鬼谷子

诗/贵谷子

阳城清溪春秋闻，崎峭隐邃老先生。揣摩心胸持养性，刚柔捭阖通深明。孙膑庞涓习兵法，苏秦张仪学纵横。文武谋略四子弟，治国安邦承大任。圣智王诩鬼谷子，史上神秘传奇人。

王诩授课地点

相传鬼谷先生早期授课的地方位于鬼谷岭。村中有一石洞贯穿整座山，前后连接，传说为鬼谷先生的住所，洞中有石凳，石筷，不过由于缺乏管理已经被当地的人给毁的差不多啦。原国防部副部长伍修权题字“天下第一军校”，旨在对鬼谷老先生教育出的杰出军事家苏秦、张仪、李牧、白起、尉缭等致以崇高的敬意。

王诩非遗项目

2015年9月21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对外公布73个非遗项目，其中“鬼谷子传说”、“嵩山内养功法”等在列。如今，鬼谷子文化深受当代政界、商界、管理和公关等海内外人士所推崇。

河南省文化厅一负责人称，鬼谷子的传说被世人传颂，其留下的传世名作《鬼谷子》被广泛运用于内政，外交、战争、经贸及公关等领域，享誉海内外。

蒙山鬼谷子遗址遗迹和古老传说已被山东省政府批准为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王诩陵墓藏地

清顺治《陈州志》、乾隆《陈州府志》、民国五年《淮阳县志》古迹章节第十页：“王禅冢，在县东南三十五里”。即今郸城县西部汲冢、巴集北段寨之高丘。

王诩鬼谷学会

2015年12月，在中国鬼谷文化研究会指导下，山东省鬼谷子研究会成立。

王诩纪念大会

2016年5月2日，石泉县鬼谷子文化研究会举办智圣鬼谷子诞辰2405年纪念大会。

2016年3月，首届中国（蒙山）鬼谷子文化国际论坛暨临沂蒙山鬼谷子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在蒙山旅游区召开，为期3天。

《战国时期纵横家》、《道家代表人物》、《道家学派代表人物》、《中国民间行业著名始祖》、

列子——战国时期道家代表人物

列子（约公元前450年—公元前375年），名御寇，亦作圄寇，又名寇，字云。战国前期道家代表人物。郑国圃田（今河南郑州）人，古帝王列山氏之后。约与郑繻公同时。先秦天下十豪之一，道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列子是介于老子与庄子之间道家学派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是老子和庄子之外的又一位道家学派代表人物。其学本于黄帝老子，主张清静无为，归同于老庄，被道家尊为前辈。创立了先秦哲学学派贵虚学派（列子学），对后世哲学、美学、文学、科技、养生、乐曲、宗教影响非常深远。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道家”部分录有《列子》八卷，早佚。今本《列子》八卷，从思想内容和语言使用上看，或为后人根据古代资料编著。全书共载民间故事、寓言、神话传说等134则，题材广泛，有些颇富教育意义。

人物生平

列子，姓列，名御寇，战国时期郑国圃田（今河南郑州）人。曾师从关尹子、壶丘子、老商氏、支伯高子等。隐居郑国四十年，不求名利，清静修道。后被尊奉为“冲虚真人”。

列子的活动时期应该是约于战国早中期间，与郑繻公同时，晚于孔子而早于庄子。列子聚徒讲学，弟子甚众，一次，列子往谒南郭子时竟挑选“弟子四十人同行”，可知列子后学众多。

列子先后著书二十篇，十万多字。

据庄子《逍遥游》，列子可以“御风而行，泠然善也”，似乎练就了一身卓绝的轻功。因为庄子书中常常虚构一些子虚乌有的人物，如“无名人”“天根”，故有人怀疑列子也是“假人”。不过《战国策》《尸子》《吕氏春秋》等诸多文献中也都提及列子，所以列子应该实有其人。

列子弟子存名者有伯丰子、百丰、史疾。

主要影响

思想理论

列子是介于老子与庄子之间的道家学派重要传承人物。先秦道家创始于老子，发展于列子，而大成于庄子。其思想主张存在《列子》书中。列子最早提出宇宙生成四阶段思想；《列子》中的“天体运动说”“地动说”“宇宙无限说”等学说，都远远早于西方的同类学说；开创融寓言与哲理为一体的先秦散文文风。

《列子》又名《冲虚真经》，相传战国列御寇所著，后被尊为《冲虚真经》，其学说被古人誉为常胜之道。

《列子》是中国古代先秦思想文化史上著名的典籍，属于诸子学派著作，是一部智慧之书，它能开启人们心智，给人以启示，给人以智慧。《汉书·艺文志》道家类录《列子》八篇，班固曰：列子“名圄寇，先庄子，庄子称之”。该书按章节分为《天瑞》《黄帝》《周穆王》《仲尼》《汤问》《力命》《杨朱》《说符》八篇，每一篇均由多个寓言故事组成，寓道于事。 

唐天宝元年，唐玄宗下旨设“玄学博士”，诏告《列子》为《冲虚真经》，北宋加封为“至德”，号曰《冲虚至德真经》。列为道教的重要经典之一。

宇宙生成论

《列子》一书的一个核心概念是“化”。它具有多重义项，但主要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宇宙生成系统中的“生化”，认识论和境界层面上的“物化”，以及政治和社会理论层面上的“教化”。宇宙生成系统中的“化”具有本源与万物两个相互联系的主体角度；认识论层面上的“化”是境界层面上“化”的基础；而政治理论层面上的“化”则具有与众不同的鲜明特点。 《易纬》说“易变而为一，一变而为七……”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四个阶段时，就是采用了《列子》学说的系统。

批判思维

《列子》对于社会的不公平，对于人心的险恶，存在的事情，实实在在地嘲弄了一番。首先，《杨朱》明确地否定君臣纲常、礼义教条。明确指出，应该让君臣之道止息，认为礼义是伪名，不过是追逐个人荣利的遮羞布。以讽喻的手法先提出“厚味、美服、好色、音声”是获得公民保障的前提，并称之为“达乎生生之趣”，然后反戈一击，抨击侯王为寿、为名、为位、为货的行为，倡导人与人的关系应该是“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认为正确的生活态度应该是“不违自然所好”，只有抱着这种生活态度和这样处理人际关系，才能保持人的天性，进而达到做人的理想境界。并指出名声是虚伪的，并以古讽今，对子产准备私授其弟以禄位丑恶现实是厌恶的，是极具批判锋芒的。“今有名则尊荣，亡名则卑辱”，对于社会不公平，对于人心险恶，在作出了犀利的揭露和批判。这就是要求儒家侯王放弃名利和各种私欲，做到返朴归真。

“贵虚”

虚者，有无（空）皆忘，万异冥一，故谓之虚。《管子·心术上》：“君子之处也若无知”，言至虚也；“其应物也若偶之”，言时适也、若影之象形，响之应声也。故物至则应，过则舍矣。舍矣者，言复所于虚也。”《文子·精诚》：“若夫圣人之游也，即动乎至虚，游心乎太无，驰于方外，行于无门，听于无声，视于无形，不拘于世，不系于俗。”“贵”这个词不是列子本人所取，而是战国其时的学者概括列子其说的总结。列子认为虚无贵可言，一言贵就已经是有而不是无了。真正的无，需要有无（空）皆忘，差别消融，而这正是虚的意义。虚一旦彻底，也就无所谓贵贱有无（空）等等的概念。

以道为本

列子“贵虚”，其根本义旨与老庄思想接近，关涉的是精神境界问题，属于养生治身的学问。虚即道，表示冲虚自然，不执不为之义。它既是宇宙生成的起源，即万物存在变化的根据，又是养生治身所当奉行的根本准则。《列子》的根本精神，就是要消解种种执著，上达于虚无之境，实现心灵的自由和完善生命的存在。这一以“贵虚”为要旨的根本精神，大体包括以道为本、齐物为一、体道求真、无心之境、安命处顺等几个方面的内容。

道何以能成为万物生化的宇宙生成的起源？照《列子》之说，这需要从双方的物性看，处于永恒流转变化的过程，属于有限的存在物，因而不可能成为宇宙万物生成变化的根据。道的物性是“往复，其际不可终；疑独，其道不可穷”。实际上，道无所谓“往复”。具体事物往复变化，道贯于万物中而生化之，关涉于万物“往复”，故也说道体“往复”。道体生化万物，因此可以不受一形一象的限制而成为万物生化的根据。其次，凡具体事物各有其特定的功用。例如，天能“生覆”，地能“形载”，圣人能“教化”。但一有具体功用，就有局限，“随其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若天不能“形载”，地不能“教化”，圣人不能“违所宜”。因此，一切具体事物只能成为被统摄的对象。与具体事物不同，道非阴非阳，非柔非刚，不具有具体的功用。正因为它不具有具体的功用，因此反而可以成为“生生者”、“形形者”、“声声者”、“色色者”、“味味者”，成为万物的本体，运化万物而有无穷的妙用。道永恒存在，有无穷的功用，这就是它能成为万物根据的道理所在。

但倘若把道仅仅理解为宇宙生成的起源，则尚未尽其全幅义蕴。《列子·天瑞篇》引黄帝书语：“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之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谷神”“玄牝”都是对道的比喻，表示“冲虚”之义。冲虚者，无执无为之谓也。道体冲虚，无执无为，表明道不是实物或实体，而是表示一种意义，表示万物生成变化的所以然之理。说道体冲虚、无目的、无意志，因此，《列子》进而以“自然”解说道体之性。所谓“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所显示的就是自然之义。万物的生成变化皆在其自己，皆是自然而然，此即是道。这说明，在万物之上根本不存在一个主宰者。因此，“谓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意谓，认为有一个有目的有意志的实体作为万物生化之源是错误的。

《列子》以冲虚自然规定道体之性，并以道作为万物的宇宙生成的起源，这就为人的生命存在方式确定了一个根据。它意在表明，道不仅是天地万物存在的原则，而且也是人的生命存在的原则。人生的方式和目标，就是求得与道体合一，达到冲虚自然之境，使生命存在获得无限的意义，实现心灵的自由。

齐物为一

如何达于理想之境，获得心灵的自由，《列子》归之于认识上的转变。人生所面对的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差别的世界。人们往往执着于这些矛盾和差别，以此为是，以彼为非，故安于此而不能安于彼，这就是人生痛苦的根源所在。照《列子》的看法，事物本质上是没有差别的，因此，执于物我、内外之分是没有意义的。人们只要齐物为一，即可以从痛苦中解脱出来。

《列子·周穆王篇》由真幻无别、觉梦一体论证了万物齐一的道理。世人皆以地上王国为真，天上王国为幻。《列子》借“化人”之口分析说：“且曩之所居，奚异王之宫？曩之所游，奚异王之圃？”天上和人间，一幻一真，这是人们的成见。其实，真幻有何差别？觉梦之别也是如此。古莽之国，其民“五旬一觉，以梦中所为者实，觉之所见者妄”。中央之国，其民“一觉一寐，以为觉之所为者实，梦之所见者妄”。其实，觉梦有何差别，不过是人们执于常情妄作区分而已。

《列子·汤问篇》由物之无始无终，进而论证了万物齐一的道理“物这终始，初无极已。始或为终，终或为始，恶知其纪？”事物的变化，在此则谓之终，在彼则谓之始。终始相循，哪有分际？终始如此，“巨细”、“修短”、“同异”之别亦复如此。事物的差别，都是相对的。从这一方面看，万物是有差别的；从另一方面看，万物之别则可以浑化为一。

生死可谓是人生的最大问题，所以《列子》对此着墨最多。《天瑞篇》指出：“寿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恶。”执于生死之别，好生恶死乃人之常情，也是人生痛苦的一个重要根源所在。可是，“死之与生，一往一反，故死于是者，安知不生于彼？故吾安知其不相若矣。”按照《列子》的气论思想，生乃气之聚，死乃气之散，散则复归于原始状态。人之生生死死，乃一气之往复变化。人死于此，安知不生于彼？生死又有什么差别？人们往往以生为乐，以死为悲，这是不懂得生死一体的道理。

《列子》强调万物齐一，其根本目的是要转变人的认识，祛除人的常情，摆脱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束缚，缓和心灵的痛楚。《列子·仲尼篇》借龙叔之口揭示了这一道理：“得而不喜，失而弗忧；视生如死，视富如贫；视人如豕，视吾如人。”龙叔所说的实际上就是万物齐一的道理。人懂得了这一道理，便可以对社会生活的贵贱、荣辱、得失以及生死寿夭采取超然的态度，于动荡变化中不动心、不留情，此即冲虚自然的境界。

体道合真

在《列子》中，道作为万物的本体，同时又是体道合真的方法或功夫。要实现与道体的合一，从根本上说，这不是一个求知的问题，而是一种心灵的体验活动，因此，不能采用逻辑的或概念性的方法。《天瑞篇》说：“至道不可以情求。”意指用名言概念的方法不能体道的。《仲尼篇》说：“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神听形智以求之，弗当矣。”无论是运用耳目的感性方法，还是运用心智的理性方法，皆属于逻辑概念的方法。《列子》认为，用这种方法求道是不恰当的。

体道合真作为一种内心的自我体验活动，这就决定了它不是外向的，而是内向的，用《仲尼篇》的话说，不能“务外游”，而要“内观”。《黄帝篇》把这种“内观”的方法概括为两种。一是“纯气之守”：“壹其性，养其气，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无却。物奚自入焉？”人之天性纯真，心灵虚静，有自然之德，原本与大道一体，因此，只要自觉地作“纯气之守”的功夫，即可全其真性，养其天德，保持心灵的宁静状态而不失。二是借用老子或庄子的说法，可以称之为“致虚”或“坐忘”。

《黄帝篇》借列子之口，集中地阐述了这一方法。这一提升精神境界的方法，包括四个阶段：“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从心之所念，庚无是非；从口之所言，庚无利害”；“横心之所念，横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欤，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欤”。所谓“是非”、“利害”、是指人生所面临的种种纠葛和矛盾。人不同于自然界万物，而是有意识的存在。他有知识，有欲望，有种种情识活动。正是这种情识，使人心迷执于分别，背离于大道，丧失了本有的自然之德、纯真之性。“致虚”或“坐忘”的方法，就是通过自我修养的过程，不断地超越“是非”、“利害”，化解一切差别，忘却外物、自我的存在，重新恢复自我与大道的统一，使心灵重归于冲虚自然、无执无为的状态。

无心之境

在《列子》中，无心之境即是冲虚自然之境，也就是《郑长者》书中说的，“无见”，“无现”。这是一个内外合一，物我无别的浑化境界。人达于此境，他的生命意义就发生了根本转变，虽有限而具有无限的意义。他身处尘世中，却无往而不顺通。因此，无心之境所显现的是一个完全自由自在的心灵。但这种自由自在不能理解为外在的、肉体的，它无关乎现实，完全是心灵的自我体验。

《黄帝篇》的一些象征性的语言和寓言故事，皆在显示这种自由自在的心灵。如说：“至人潜行不空，蹈火不热，行乎万物之上而不栗。”华胥国之民“入水不溺，入火不热”，“乘空如履实、寝虚若处床”，等等。这种无往不适、无比自由的生活，在现实中是找不到的，因此，它是落在心境上，是具有理想之境的人所特有的一种感受和体验。

在“郑巫季咸”故事中，“地文”“天壤”“太冲莫眹”实是对至境特点的集中概括。“地文”的特点是“不震不止”。此是指心境之“静”，亦即“无”。主体超越种种是非之别，欲念不起，故此心境为“无”。但此境之相只动不静，实是有体无用，故“无”只是抽象之“无”。“天壤”的特点是“灰然有生”，象征心体之“动”，亦即“有”，此是心体之用。心灵动则必外现，有种种活动，所以用“有生”说之。但此境之相只动不静，有用无体，因此，其“有”只是一个抽象之“有”。关于“太冲莫眹”，张湛引向秀注：“居太冲之极，浩然泊心，玄同万方，莫见其迹。”此指心境之“静”。又说：“无心以随变也。”此指心境之“动”。至人之境，虽静而动，虽动而静，故动、静皆为具体之动静。动静相即，有无不离，此体用合一之境，是最高、最圆满之境。

至人所呈现的三种境界之相，关涉到如何理解理想境界的问题。照上面所说，无不能遗有，有不能离无，这就意味着，真正的无心而必应世成务，就世成务而必体无。单应世成务而不能体无固是一偏，但孤悬一个无心而遗弃外物，这也是一偏。因为，把无心孤悬，实际上是把有无对立起来；而一有对立，便不是无心，而是有心。因此，真正的理想境界必是虽有而无，虽无而有，是超越双边的有无统一。这一理想境界，通于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无不为”，说得通俗一点，不过是强调人们当不执无为、体悟自然之道生活而已。这是养生治身所当奉行的理想原则。这一“知命安时”的生活态度，实际是至人“无心”之境的一个体现。而达到逆过即是顺的顺应自然的境界，这既是化解种种差别而提炼境界的功夫，又是浑化之境的本身，因此，它构成了《列子》“贵虚”理论的一项重要内容。

“力命”

有些学者认为《列子》是宿命论，其实不能对《列子》这样去解说。因为《力命》篇中“命”还有“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寿自夭，自穷自达，自贵自贱，自富自贫”说法，似乎还有明显反对“预定”、“决定”、“因果”的涵义。即使评价《列子》是“命定论”、“宿命论”的学者，似乎也并不认为自己在评述《列子》中的“命”时是在通常所理解的消极层面上的“早已预定”、“绝对必然”、“唯有绝望接受”这个、意义上使用“命定论”“宿命论”这些词的。

萧福登指出，“《列子》所主张的'命’有别于'一般主张有主宰者安排的宿命论’”，皆是自生的结果。“因果关系”是宗教式“命定论”的核心概念，但是《列子》中“自生自化”“非物非我”的说法，是否定因果联系的，因而《列子》也不构成“命定论”。由此看来，我们不能用笼统的用“宿命论”、“命定论”等标签来指称《列子》的“命论”，这样的解释往往因为带有歧义而有失准确。一方面，《列子》既没有宣扬冥冥中有主宰者的意思，“命”或出于天，但无意志、无目的，《列子》所说的命也罕有惩罚或恩赐的含义，换言之，《列子》不过是对于不可抗拒又无法解释的事情姑且言之为命而己，“命”不可抗拒、无法解释似乎又带有些必然性；另一方面，《列子》虽没有褒扬和突出"人力”，但《列子》总体说来却并不废人力。先秦诸子多是肯定“力”的作用，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列子》与之相比，有些不同，《列子》作者的态度是没有偏执、没有非此即彼，甚至说是有些保守的，可以说《列子》的力命观，既不突出“天”之“命”，也不突出“人”之“力”，《列子》力命观似乎是处于这两者之间。知命之行，知事之变，才全也。所安者自然，所体者自解。什么是自然？自其然而未尝不然者也。什么是自解？帝之悬解。命就像下雨时晒在外的衣服会被淋湿。而解就像漫步在雨中去收衣服。苏轼在定风波中的何妨吟啸且徐行就是种自解，是对《力命篇》的继承。《力命篇》的命是万物自生所呈现的状态。是万物自生的结果。《淮南子·泛论训》：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杨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

生态思想

列子思想遵循了道家传统的自然主义世界观的立场和方法，其环境伦理思想包括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保护自然，使人和自然和谐相处；认识到人类活动会对自然界产生不良影响，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从而利用自然为人类造福的思想。

从《庄子》中可以看出列子学派在战国中后期影响很大。《淮南子·缪称训》：“老子学商容，见舌而知守柔矣；列子学壶子，观景柱（测度日影的天文仪器）而知持后矣（《列子·说符》：“子知持后，则可言持身矣。”）。”

《列子》一书，在先秦曾有人研习过，西汉时仍盛行，西晋遭永嘉之乱，渡江后始残缺。其后经由张湛搜罗整理加以补全。全书共载哲理散文、寓言故事、神话故事、历史故事等134章，基本上以寓言形式来表达精微的哲理。众多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可谓家喻户晓。

列子一书被誉为默察造化消息之运，发扬黄老之幽隐，简劲宠妙，辞旨纵横，是道家义理不可或缺的部分。其中《两小儿辩日》被编为小学语文人教版6年级下册第1课。列子一向低调，有所谓“子列子居郑圃，四十年人无识者”，可见真正做到了老子所说的“和光同尘”的境界，故而列子在历史上的事迹也很少。列子等道家思想是除了儒学外唯一被定为官学与道举的学说。

经魏晋南北朝的演变，《老》《文》《列》《庄》取代黄老学派成为道家思想的主流。对于列子在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重要贡献，封建帝王尤为重视，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封列子为“冲虚真人”，所著《列子》诏称《冲虚真经》；宋徽宗封列子为“致虚观妙真君。”北宋景德年间加封“至德”，号曰《冲虚至德真经》。列子著书常言人之所未言，气伟而才奇简劲宏妙，对后世有深远影响。

文学成就

《列子》中多记民间故事、寓言和神话传说，其中寓言故事百余篇，如《黄帝神游》《愚公移山》《夸父追日》《杞人忧天》等，都选自此书，篇篇珠玉，形象鲜明，含义深刻，妙趣横生，隽永味长，发人深思，具有较高的文学意义和思想价值。

主要作品

列子一生安贫乐道，不求名利，不进官场，隐居郑地40年，潜心著述20篇，约十万多字。 一般人认为《列子》的原著在西汉以后便已散失，唐代柳宗元已经怀疑此书的来源，姚际恒《古今伪书考》首先认定《列子》是伪书，现存的《列子》已经不是原著，而是晋人凑杂道家的思想而写成的，叶大庆、钱大昕、姚鼐、钮树玉、章炳麟等人都以为此书为伪。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更指出释氏轮回之说出于《列子》，非常可笑。马叙伦《列子伪书考》说：“盖《列子》晚出而早亡，魏晋以来好事之徒聚敛《管子》《晏子》《论语》《山海经》《墨子》《庄子》《尸佼》《韩非子》《吕氏春秋》《韩诗外传》《淮南》《说苑》《新序》《新论》之言，附益晚说，假为向序以见重。”钱锺书在《管锥编》中提出《列子》受佛教思想影响，可知是魏晋时代的伪书，但也指出《列子》全书“窜取佛说，声色不动”，“能脱胎换骨，不粘皮带骨”。

《列子》最早的整理者和注释者张湛认为，《列子》一书不是先秦古籍。《列子》一书的内容颇多佛学思想的渗透，而语言和故事是思想的载体，这意味着《列子》的文本肯定有一些与佛经有关。章炳麟《菿汉昌言》卷四“湛谓与佛经相参，实则有取于佛经尔”。季羡林做过非常具体的研究。1949年2月，季羡林撰《〈列子〉与佛典——对于〈列子〉成书时代和著者的一个推测》，该文为《列子》的断代问题提供了有力的论证，指出：“《列子》既然抄袭了太康六年译出的《生经》，这部书的纂成一定不会早于太康六年（285年）。”《列子》的《周穆王》篇乃摄取汲塚书《穆天子传》而成，《穆天子传》的流传必在束皙等人的整理本完成以后，即太康二年至太康六年之间（281—285年）。由此可以断定，《列子》一书应当始创于太康六年之后永嘉五年之前这26年之间（285—311年）。“愚公移山”和“机关木人”的故事都见于《列子·汤问》篇，愚公移山故事来自竺法护的译经《佛说力士移山经》。如此看来，《列子》的始创者曾经比较系统地阅读了法护译经。

轶事典故

御风而行

列子修道九年之后，就能御风而行。《述异记》中说，列子常在立春日乘风而游八荒，立秋日就反归“风穴”，风至则草木皆生，去则草木皆落。《吕氏春秋》说：“子列子贵虚”。他认为“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

列子贵虚尚玄，修道炼成御风之术，能够御风而行，常在春天乘风而游八荒。庄子《逍遥游》中描述列子乘风而行的情景“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返。”他驾风行到哪里，哪里就枯木逢春，重现生机。飘然飞行，逍遥自在，其轻松自得，令人羡慕。

荣辱不惊

列子心胸豁达，贫富不移，荣辱不惊。因家中贫穷，常常吃不饱肚子，以致面黄肌瘦。有人劝郑国执政的子阳资助列子，以搏个好士之名，于是子阳就派人送他十车粮食，他再三致谢，却不肯收受实物。妻子埋怨说：“我听说有道的人，妻子孩子都能快乐地生活，我却常常挨饿。宰相送粮食给你你却不接受，我真是命苦啊。”列子笑着对妻子说：“子阳并不真的了解我，听了别人的话才送粮给我。以后也可能听别人的话怪罪我，所以我不能接受。”一年后，郑国发生变乱，子阳被杀，其党众多被株连致死，御寇得以安然无恙。这样的列子遗事今郑州民间还在流传，康熙三十二年《郑州志》也记载了这个故事。

历史评价

刘向：“其学本于黄帝老子，号曰道家。道家者，秉要执本，清虚无为，及其治身接物，务崇不竞，合于六经。”

《尔雅·释诂》邢昺《疏》引《尸子·广泽篇》及《吕氏春秋·不二》：“列子贵虚”。

《战国策·韩策》：“史疾为韩使楚，楚王问曰：'客何与所循？’曰：'治列子圉寇之言。’曰：'何贵？’曰：'贵正’。”

张湛《列子·序》：“其书大略明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为表，生觉与化梦等情。巨细不限一域，穷达无假智力，治身贵于肆仕，顺性则所至皆适，水火可蹈。忘怀则无幽不照，此其旨也。”

吴筠：冲虚冥至理，休道自元通。不受子阳禄，但饮壶丘宗。泠然竟何依？挠挑游太空。未知风乘我，为是我乘风。

王洋《画列子图和韵》：稻梁戒鸟啄，馈粟辞子阳。神明久不死，宇宙一鸟翔。若人据槁枯，中自含宫商。其游车泠风，其息形坐忘。豆山瀛四等，念往即褰裳。盖去任去来，岂谓符弛张。老商顾之笑，是事何轻扬。云风驾旬余，日月车舟两傍。拊掌一戏笑，何异侏儒场。后人致引慕，竹林焚馨香。飘飘大人赋，气夺千丈强。吾闻孔仲尼，道盛涵化光。雅言书当理，不见一日长。放乎子列子，君其乐彷徉。

刘彭城《咏列子》：御寇卧郑都，子阳归之粟。固辞得无受，妻子怨窘束。君非自知我，人事故反复。俯仰未及终，类傌首邦族。始知至人心，避荣乃避辱。如何当路子，扰扰事干禄。

吴莱《列子》：“真梦本非梦，万事蕉下鹿。力命每相持，御风身乃足。”

耶律铸《醉读列子》：“独醉亭中独醉仙，唯知仙遁办逃禅。等闲嚼蜡横陈际，却味冲虚力命篇。”

徐世昌《海西草堂集·晚坐》：“欲访冲虚子，泠然正御风。”

后世纪念

墓冢

列子死后，葬在了家乡郑州。在郑州市东30里的圃田乡大孙庄村，村东南有一座小型墓冢及墓碑，传为列子墓。

祠堂

列子墓前有潮河，后有丘陵，四周枣林丛丛，附近有列子祠。创建年代无考，据碑文记载，祠曾一度被改为佛寺，明万历八年（1580年）监察御使苏民望巡视河南过圃田时，得知此事，因命奉直大夫知郑州事许汝升重建祠堂，并立《重修列子祠记》碑石。

祠堂原有硬山房大殿、卷棚、左右厢、过厅、门楼15间，呈长方形院落，庭前屋后，点缀有几株青绿刺槐。大殿顶镶鸱吻、宝瓶，望瓦有圆形图饰，楣木、雀替有“天马奔日”、“狮滚绣球”及花卉浮刻。厅前立有明碑一通和清碑三通。大殿在1966年文革时被毁，石碑推倒埋入地下。现存山门、廊房等硬山式建筑。

八卦御风台

列子生前御风而行逍遥游，终得成仙升天，给后人留下了八卦御风台。八卦御风台在郑州东二十里铺南高岗上，为一八角形高台，上绘八卦图，旁有列子塑像。那里山高林密，云缠雾绕，风吹树响，站在御风台前，望着列子像，真能感觉到几分道风仙气。故郑州人将此景色谓之“卦台仙景”，列入郑州八景。后人来瞻列子祠（列子道观），游御风台，佩服先贤的高风亮节，羡慕列子的御风而行，不由慷慨赞叹，吟诗题咏。如宋皇祐年间郑州知州宋庠的《过列子观》，歌颂了列子的高贵品质；清代郑州人侯尔梅的《登御风台》；张钺《卦台仙景》；清光绪二十年郑州学正朱炎昭的《卦台仙景》，写景言情，抒发了自己的情怀。

《道家代表人物》、《中国古代哲学专著》、《道教玄门经典（部分）》、《先秦诸子著名学说》、《道家经典著作》、

二十四-1、屈原——辞圣、爱国诗人

屈原（约公元前340年—公元前278年），芈姓，屈氏，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出生于楚国丹阳秭归（今湖北宜昌），战国时期楚国诗人、政治家。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少年时受过良好的教育，博闻强识，志向远大。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兼管内政外交大事。提倡“美政”，主张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因遭贵族排挤诽谤，被先后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楚国郢都被秦军攻破后，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楚国。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家，开辟了“香草美人”的传统，被誉为“楚辞之祖”，楚国有名的辞赋家宋玉、唐勒、景差都受到屈原的影响。屈原作品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大雅歌唱到浪漫独创的新时代，其主要作品有《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以屈原作品为主体的《楚辞》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之一，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璀璨明珠，“逸响伟辞，卓绝一世”。“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的“求索”精神，成为后世仁人志士所信奉和追求的一种高尚精神。

1953年，在屈原逝世2230周年之际，世界和平理事会通过决议，确定屈原为当年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

人物生平

屈原早年经历

周显王二十九年（前340年）正月初七日，一说周显王三十年（前339年）正月十四日，屈原生于楚国丹阳秭归。次年，居乐平里。周显王三十九年（前330年），屈原居乐平里。自幼嗜书成癖，读书多而杂，“石洞读书”与“巴山野老授经”当在这一年。周显王四十年（前329年），居乐平里。屈原虽出身贵族，但因自幼生活在民众之中，加以家庭的良好影响，故十分同情贫苦百姓。从这时起，小小年纪便做了许多体恤民众的好事，博得了众口一词的赞誉。

变法改革

约周慎靓王四年（前317年），屈原担任楚怀王左徒，从事变法改革，制订并出台各种法令。

在接下来的数年中，屈原继续深入变法改革，与旧贵族和一切顽固势力进行斗争。楚之形势大变，旧贵族面临着覆灭的命运。

屈原谗而见疏

周赧王元年（前314年），屈原因上官大夫之谗而见疏，被罢黜左徒之官，任三闾大夫之职。

周赧王二年（前313年），秦国张仪破楚齐联盟，楚怀王兴师伐秦，结果都被秦打败，汉中郡沦陷，史称“丹阳之战”。周赧王三年（前312年），楚国发兵反击秦国，在蓝田（今陕西蓝田一带）大败。楚怀王重新启用屈原，让他出使齐国，目的是让齐楚两国缔结新的联盟。周赧王四年（前311年），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攻取楚召陵。惠文王愿分汉中之半给楚，与楚结盟。楚怀王比起汉中的土地，更想要获得张仪。张仪来到楚国，由于重金贿赂了靳尚，并得到楚怀王宠姬郑袖进言，得到释放回到秦国。秦惠文王死，子武王荡立。屈原出使齐国，回来楚国的时候张仪已经离开，屈原劝谏怀王说：“为什么不杀张仪？”怀王后悔，派人追张仪没有追到。周赧王五年（前310年），秦武王元年，张仪由于不被武王满意，离开秦国赶赴魏国。屈原仍事怀王为三闾大夫。周赧王六年（前309年），秦武王二年，齐宣王欲为纵长，恶楚之与秦合，遣使遗楚王书，怀王犹豫不决，昭睢力谏，遂不合秦而合齐以善韩。周赧王七年（前308年），秦武王三年，甘茂取韩宜阳。屈原居住在郢都，设坛教学。周赧王十七年（前298年），秦昭王发兵出武关，攻楚，斩首五万，取析（今河南淅川）及左右十五城而去。

屈原流放汉北

周赧王十一年（前304年），屈原初次流浪汉北（汉江以上，今河南南阳西峡、淅川一带）。

秦楚复合，与屈原谋划相反，而奸人必有谗言害之，避地汉北，当有不得已之情在，故《九章·抽思》有欲归不得之意。周赧王十三年（前302年），齐、魏、韩三国联军攻打楚国，楚怀王派太子横到秦国为人质，请求秦出兵援救。秦王命客卿通率兵救楚，击退了三国联军。次年，秦国一大夫与太子横因为私事争斗被杀死。太子横惧怕秦昭王怪罪，私自逃回楚国。此事使秦、楚两国关系恶化，导致了此后秦国对楚国的频繁进攻。“屈原憎恨楚怀王听信小人谗言，让不真实的语言蒙蔽了正确的语言，这些谣言将会损害楚国的利益，是方正的人不能容忍的，所以屈原在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周赧王十六年（前299年），屈原此时已从汉北的流放地返回，和昭雎等一起，力劝怀王不要赴会，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可怀王的幼子子兰怕失去秦王欢心，竭力怂恿怀王前去。结果怀王一入武关，就被秦军扣留，劫往咸阳，要挟他割让巫郡和黔中郡。楚怀王被劫往咸阳，楚由齐迎归太子横立为顷襄王，公子子兰为令尹，不肯向秦割让土地，秦又发兵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十六城。

屈原放逐江南

周赧王十九年（前296年），楚怀王死于秦国，秦国将他的尸体送回楚国安葬。诸侯由此认为秦国不义。秦、楚绝交。屈原被免去三闾大夫之职，放逐江南。他从郢都出发，先到鄂渚，然后入洞庭。周赧王二十年（前295年），屈原到达长沙，在这楚先王始封之地遍览山川形势，甚起宗国之情。周赧王二十二年（前293年），楚顷襄王六年，秦国派白起前往伊阙攻打韩国，取得重大胜利，斩首二十四万。秦国于是送给楚王书信说：“楚国背叛秦国，秦国准备率领诸侯讨伐楚国，决一胜负。希望您整顿士卒，得以痛快地一战。”楚顷襄王不忘欲反”的感情，又指出，怀王最后落到客死他国的下场，就是因为“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周赧王二十一年（前294年）到周赧王三十六年（前279年），屈原第二次被流放到南方的荒僻地区。这次流放的路线，按《九章·哀郢》分析，是从郢都（今湖北江陵）出发，先往东南顺江而下经过夏首（今湖北沙市东南）、遥望龙门（郢都东门）经由洞庭湖进入长江，然后又离开了夏浦（今湖北汉口），最后到了陵阳（据说在今安徽青阳县南）。时间长达十六年，在这之间并写下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如《九章·悲回风》等。

屈原自投汨罗

周赧王三十五年（前280年），楚顷襄王十九年，秦将司马错攻楚，楚割让上庸、汉北地；第二年，秦白起攻楚，取邪、邓、西陵。周赧王三十七年（前278年），白起更进一步攻下了郢都，楚顷襄王只好跟那些执政的贵族们一起，狼狈不堪地逃难，“保于陈城（今河南淮阳）”。在极度苦闷、完全绝望的心情下，屈原于农历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自尽。这一年大概是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屈原当时六十二岁左右。

屈原文学成就

屈原是个诗人，从他开始，中华才有了以文学著名于世的作家。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称“骚体”），被誉为“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屈原的作品，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二十五篇，即《离骚》一篇，《天问》一篇，《九歌》（《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十一篇，《九章》（《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九篇，《远游》《卜居》《渔父》各一篇。据《史记·屈原列传》司马迁语，还有《招魂》1篇。有些学者认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怀疑《远游》以下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笔。据郭沫若考证，屈原作品，共流传下来二十三篇。其中《九歌》十一篇，《九章》九篇，《离骚》《天问》《招魂》各一篇。大体说来，《离骚》《天问》《九歌》可以作为屈原作品三种类型的代表。《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大招》，其内容与风格可与《离骚》列为一组，大都是有事可据，有义可陈，重在表现作者内心的情愫。《离骚》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鲜明的个性光辉，是屈原全部创作的重点。《天问》是屈原根据神话、传说材料创作的诗篇，着重表现作者的学术造诣及其历史观和自然观。《九歌》是楚国祀神乐曲，经屈原加工、润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发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并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显示了南楚文学传统的痕迹。《离骚》一组，《九歌》一组，构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风格。屈原作品和神话有密切关系。许多虚幻的内容就是承袭神话发展而来的。屈原又是关注现实的诗人，作品里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矛盾，尤以揭露楚国的黑暗政治最为深刻。屈原作品的风貌和《诗经》明显不同。这与长江流域的民风和黄河流域的民风不同有关。当时，北方早已进入宗法社会，而楚地尚有氏族社会的遗风，民性强悍，思想活泼，不为礼法所拘。所以，抒写男女情思、志士爱国是如此直切，而使用的材料，又是如此丰富，什么都可以奔入笔底。写人神之恋，写狂怪之士，写远古历史传说，写与天神鬼怪游观，一切神都具有民间普通的人性，神也不过是超出常人的人而已。它们使作品显得色泽艳丽，情思馥郁，气势奔放。这样的作品，表现了与北方文学不同的特色。从体制上看，屈原以前的诗歌，不管是《诗经》或南方民歌，大多是短篇，而屈原发展为长篇巨制。《离骚》一篇就有二千四百多字。在表现手法上，屈原把赋、比、兴巧妙地糅合成一体，大量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把抽象的品德、意识和复杂的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在语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总之，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创造性。屈原作品，在楚人建立汉王朝定都关中后，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楚辞”的不断传习、发展，北方的文学逐渐楚化。新兴的五、七言诗都和楚骚有关。汉代的赋作家无不受“楚辞”影响，汉以后“绍骚”之作，历代都有，作者往往用屈原的诗句抒发自己胸中的块垒，甚至用屈原的遭遇自喻，这是屈原文学的直接发展。此外，以屈原生平事迹为题材的诗、歌、词、曲、戏剧、琴辞、大曲、话本等，绘画艺术中如屈原像、《九歌图》、《天问图》等，也难以数计。所以鲁迅称屈原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诗经》）以上”（《汉文学史纲要》）。著名诗人郭沫若曾为其编剧《雷电颂》，以纪念其事迹。屈原作品想象最为丰富，词采十分瑰丽。《离骚》中大量运用神话传说，把日月风云，都调集到诗篇中来，使辞采非常绚灿，他还突出地描写了三次求女的故事，以表达自己执兼比兴”。他善于用美人、香草，以喻君子;恶木秽草，以喻小人，通过比兴手法把君王信谗、奸佞当道、爱国志士报国无门的情景，写得淋漓尽致。屈原的作品充满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其主要表现是他将对理想的热烈追求融入了艺术的想象和神奇的意境之中。风调激楚，是屈原楚辞风格。屈原由于受霄小的排挤陷害，使曾经对他十分信任并依靠他变法图强的楚怀王，对他产生怀疑以至疏远放逐;楚襄王当政后，更为昏庸，朝政日益腐败，楚国面临亡国的危机，而对屈原这样的爱国志士迫害有加。屈原正直的性格，高洁的人格，爱国的行动，反倒都成了罪过。他将自己满腔愤激的情绪，发而为诗，形成了激楚的情调。这种激楚的情调，在《九章》中表现得十分强烈。屈原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对后世文学创作影响深远。特别是中国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还有意识地学习屈原积极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李白的诗篇，也是大量罗智神话传说、历史人物、日月风云等入诗，构成一幅幅雄奇壮丽的图画。

屈原的作品还以一系列比兴手法来表情达意。如他以鲜花、香草来比喻品行高洁的君子；以臭物、萧艾比喻奸佞或变节的小人；以佩带香草来象征诗人的品德修养。这种“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使现实中的忠奸、美丑、善恶形成鲜明对照，产生了言简意赅、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如《九章·哀郢》开头写道：“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意。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诗人对国破家亡之痛，民离失散之苦，表现出十分愤懑的情绪，写出他独有的奇崛愤激、凄凉幽冷的诗歌。屈原在许多诗歌中他对当时社会不重视贤才、自己怀才不遇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在愤慨中又流露出凄凉幽怨的情调。屈原楚辞虽然情调激楚，然由于胸襟的博大，感情的深沉，因此意趣幽深，读来毫无浮泛或轻躁之感。这种幽深的意趣，深含在他创作的各类诗中。且不说《离骚》表达的那种深厚的爱国热情以及诗人对国家民族的涓涓之诚，深深地扣动着读者的心弦，就是《天问》那种以问句构成的形式奇特的诗歌，在反问中包含着相当深刻的思想，充分表现出他的渊博和睿智，使诗歌意趣丰富，神理超拔，给读者以美的启示。屈原的“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继承并发挥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屈原的创作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了情感的解放，从而造成了全新的、富有生气和强大感染力的诗歌风格。由于这种情感表达的需要，就不能满足于平实的写作手法，而需要大量借用楚地的神话材料，用绮丽的幻想，是诗歌的境界大为扩展，显示恢弘瑰丽的特征。这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后代的个性和情感强烈的诗人，如李白、李贺等，都从中受到极大的启发。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中讲究文采，注意华美的流派，最终都可以溯源于屈原。屈原是爱玉之人，在他自己作品中描述了对玉的认识和感受：“抚长剑兮玉珥”“白玉兮为镇”“览察草木其犹未得兮，岂珵（chéng，一种美玉）美之能当”。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楚辞》这种诗歌样式无论是在句式还是在结构上，都较《诗经》更为自由而且富于变化，因此能够更加有效地塑造艺术形象和抒发复杂，激烈的感情。就句式而言，《楚辞》以杂言为主，突破了传统的四言句式。就语言描写而言，楚辞善于渲染、形容，词语繁富，很重视外在形式的美感，这为汉代赋体文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楚辞》也突出了浪漫的精神气质，主要表现为：感情的热情奔放、对理想的追求以及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凸现、想象的奇幻等，通过幻想、神话等创造了一幅幅雄伟壮丽的图景。后人因此将《诗经》中的《国风》与《楚辞》中的《离骚》并称为“风骚”。“风”“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同时，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还影响到汉赋的形成。

屈原政治功绩

屈原为实现振兴楚国的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国富兵强的局面。关于屈原此次变法的内容，《史记》和《战国策》记载非常简略，后人无法窥其全貌。而从《离骚》和《九章》中可以得到一些信息：一是他的改革变法是受楚怀王之命的；二是“奉先功”，即继承前辈革新家的遗业的；三是以“明法之嫌疑”，即建立新的法制为中心内容的；四是以国家富强为唯目的一次自上而下的变法运动。楚史专家汤炳正经过繁琐严谨的考证，把屈原的变法总结为六条：第一，奖励耕战。奖励农耕，是为了增加赋税，富国富民，奖励征战是为了加强军事战略装备；商鞅和吴起的变法都是这一套路子，使百姓无论是务农还是出征，都有盼头、奔头和念头，只有建立奖罚制度，臣工和百姓才会心甘情愿的为爵位的驱使去竭尽全力。第二，举贤能。战国时代魏文侯首开礼贤下士之风，使魏国在战国初期首霸百余年；其次田齐的齐桓公辟稷下为学宫，招贤纳士，到了齐威王时期，稷下学宫依然是超越大梁稳坐天下风华，成为天下士子趋之若鹜之地。屈原此时，这样的改革也算是正当其时。不过与当时赵武灵王的军事改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十来年后，赵国强势的崛起为战国强国的时候，楚国以文弱之势却日渐消沉了下去。第三，反壅蔽。也就是要破除君臣、于老百姓之间的沟通障碍，要让楚王下达的命令准确即时的传达到臣工的府衙，臣工的府衙也在第一时间把王宫下达的命令传达给广大百姓；让楚王与百姓互通有无，打破君王被奸佞所包围的态势；君主能清晰明快的了解民生疾苦，不偏听偏信。而臣民的意见也可以高速地直达楚廷。第四，禁朋党。鉴于楚国的贵胄和老世族往往结党营私，狼狈为奸，对不同政见的臣工大肆攻讦，以律法的形式加以约束杜绝。第五，明赏罚。无论是名法家的商鞅抑或是兵家的吴起，都注重严格的律条来约束将士的功过。在变法这样的问题上，屈原集合法家、兵家之精华而独成一体。第六，移风易俗。屈原对楚国不正之风深恶痛绝，一个个能言善辩巧言令色的臣工老世族，不惜损害国家的主体利益来投机取巧。此次的变法也把楚国的不良之风用法律形式来约束。

屈原人格精神

屈原的生命意识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屈原的作品所体现出来的生命意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时光飞逝、美人迟暮的时间紧迫感和冷峻的死亡意识。面对大自然的四季变换，能引发人类共通的时间意识和生命意识，中国古代文人对美人迟暮之感的抒发，代不乏人，历久弥新。但是还没有谁像屈原那样面对时间飞逝而产生紧迫甚至恐惧的感受。时间对于屈原来说，最现实的意义在于早日实现自己的美政理想，政治生命远远高于他的生物生命。另一方面是自恋人格和人格编织的臣妾意识。屈原一生以侍奉君主为自己的终生使命，至死也忘不了要为楚怀王尽忠，这就是屈原的臣妾意识。屈原在作品中常常用到“美人”“香草”“婚期”“成言”“媒里”“求女”等，所以屈原《楚辞》中最重要的“比兴”材料是“女人”，而这“女人”是象征他自己，一个被君王抛弃的妇人。在屈原的作品中深深隐藏着“臣妾意识”，即使怀王不知君子小人情状，以忠为邪，即使自己陈情自白，指天为誓，即使自己饱受难以忍受的痛苦，他依然希望是昏聩的国王醒悟过来。屈原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君王身上，这份天真，无疑是一种激情澎湃的政治理想主义，值得后人深思。自屈原而下，中国古代文人的“臣妾意识”不断强化和稳定，以至于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政治人格——臣妾人格。一旦官场失意，美人迟暮的自恋自伤便婉转不尽。辛弃疾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辛弃疾参透了南宋苟且偷安的必然结果，但辛弃疾依然难以释怀，随着年华的老去，随着君臣苟且的继续，国家大事，恢复大业，变得越来越渺茫，他的心情如同屈原那样唯有“断肠”当之。可以说，辛弃疾是中国文人士大夫真正在人格和艺术创作上自觉继承屈原的一个典型。他的被弃置，他的“忠君爱国”，他的臣妾意识，他的艺术创作特色，无不是屈原的异代知音。

屈原文学作品中的爱国精神对后世的影响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诗人为后世所景仰。他那深厚执着的爱国热情，在政治斗争中坚持理想、宁死不屈、追求真理和对现实大胆批判的精神，给后世作家作出了示范。在《离骚》中有许多表现屈原拳拳爱国之心的诗句。汉初贾谊在政治斗争失败后，被贬谪长沙，当他经过汨罗江时，有感于自己和屈原有相似的遭遇，写了一篇很沉痛的《吊屈原赋》，一方面对屈原进行悼念引屈原为知己；一方面学习屈原的创作精神，对是非不分的黑暗社会现实做了大胆的揭露和鞭挞。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更是对屈原敬佩之至，在《史记》中为屈原立传，正确地肯定了屈原在历史上的地位。他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人。《史记》是一部历史散文著作，它寄托着作者的理想，洋溢着作者爱憎分明的感情和追求真理的精神，这也正是屈原伟大文学精神的继承。两汉以后，屈原精神在许多作家身上得到进一步发扬。唐代伟大诗人李白非常景慕屈原，他藐视权贵，反抗现实的精神，就是屈原精神的继承与发展。另外，中国历代诗人、作家，在遇到民族压迫的关头，总是写出慷慨激烈的爱国诗篇。还有许多作家，在黑暗的政治时代，坚持理想，坚持斗争，不隐瞒自己的爱憎，甚至在政治斗争中牺牲了他们的性命，为中国古代文学史增添了光彩。这种伟大的精神，都可以在屈原身上追溯其源。

屈原屈氏家族

屈原出生于楚国贵族，和楚王一样，芈姓。该姓相传出自祝融氏，当传到熊绎时，因功受周封于楚，遂居丹阳（也就是现在湖北宜昌）。这就是屈原的故乡。春秋初期，约公元前七世纪，楚武王熊通的儿子被封在“屈”这个地方，叫屈瑕，他的后代就以屈为氏了。楚王的本家中，和屈氏家族类似的，还有春秋时代的若敖氏和薳氏，战国时代的昭氏和景氏。昭、屈、景是楚国王族的三大姓，屈氏能够从春秋前期一直延续到战国后期，一直处于楚国的高层，这个家族可谓经久不衰。屈原曾任三闾大夫，据说就是掌管王族三姓的事务。屈原既是楚王的本家，当时叫作“公族”或“公室”，那么他和楚国的关系，当然也就不同一般。屈氏子孙如屈重、屈完、屈到、屈建等，在楚国都曾担任过要职。到了屈原这一代，屈氏当大官的人不多，只有屈原和后来被秦国俘虏的大将屈匄。据屈原《九章·惜诵》诗句“忽忘身之贱贫”，可知当时这个贵族家庭已经衰落。

屈原生辰八字

屈原的出生日期，据近代许多人研究，约在周显王二十七年（前342年）到三十年（前339年）之间。照甲子推算，那年应该是戊寅年。恰巧，屈原的出生不但是寅年，而且又是寅月寅日。照中国历法的老话是“人生于寅”，所以夏正便以建寅之月（即正月）为岁首。屈原既然是寅年寅月寅日生，真正符合于“人”的生辰，所以屈原在作品《离骚》中说：“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摄提贞于孟陬”意为太岁星逢寅，说明这一年是寅年；孟是始，陬是正月，夏历以建寅之月为岁首，说明这年正月是寅月；“惟庚寅吾以降”则说明屈原出生那一天是寅日。屈原出生在寅年寅月寅日，据邹汉勋、刘师培用殷历和夏历推算，定为周显王二十六年（前343年）正月二十一日。清代陈玚用周历推算定为同年正月二十二日。学界一般定为周显王二十九年（前340年）。

屈原取名

屈原觉得自己的生辰有些与众不同，所以他在《离骚》中说：“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意思是说：父亲看到我生辰不凡，给我起了个好名字，名叫做“平”，字叫做“原”。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解释屈原的名字时说：“正，平也；则，法也”，“灵，神也；均，调也。言正平可法者莫过于天，养物均调者，莫神于地。”所以名“平以法天”，字“原以法地”。同他的生年月日配合起来，照字面上讲，“平”是公正的意思，平正就是天的象征；“原”是又宽又平的地形，就是地的象征，屈原的生辰和名字正符合“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的天地人三统。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个好兆头。司马迁曾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说：“屈原，名平，楚之同姓者也。”楚国王室为芈姓熊氏，芈姓是就母系而言，熊氏是就父系而言。屈原系王族之后，和楚怀王熊槐为本家。春秋时期，楚武王封儿子“瑕”到屈邑去做首领，因为瑕王子本来在朝中做官，做得不错，就让他去享用屈邑的物产，人们于是称他为“屈瑕”。由此，楚王为芈姓熊氏，屈氏就成为了熊氏的一个支氏。先秦时期男子称氏不称姓，所以他叫屈原，不叫芈原。后来姓氏合一，就不再存在这个问题。

屈原历史评价

古代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虽流放，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

班固《离骚序》：”虽非是明智之士，可谓妙才也。”王逸《楚辞章句序》：“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如石砥，颜如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山川无极，情理实劳。金相玉式，艳溢锱毫。”洪兴祖《楚辞补注》：“屈原，楚同姓也。同姓无可去之义。”“同姓兼恩与义，而屈原可以不死乎？”“楚无人焉，屈原如去国，则楚必从而亡。”“屈原虽被放逐，又徘徊而不去楚，其意是生不得力争强谏，死犹冀其感。”“虽死犹不死也。”李白《江上吟》：“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苏轼：“吾文终其身企慕而不能及万一者，惟屈子一人耳。”朱熹《楚辞集注》：“托为此行，周流上下，而卒返于楚焉；亦仁之至，而义至尽也。”

近现代梁启超：屈原是“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郭沫若：屈原是“伟大的爱国诗人”，一颗闪耀在“群星丽天的时代”，“尤其是有异彩的一等明星”。毛泽东：“屈原的名字对我们更为神圣。他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人。”闻一多：屈原是“中国历史上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继吴起之后，在楚国主张变法的政治家就是屈原。他是在楚国推行'法治’的政治家，是一个黄老之学的传播者。他在文学方面成就太大了，所以他的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为他的文学成就所掩。其实他的文学作品也都是以他的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为内容的。他的文学作品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内容。”胡乔木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屈原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张正明《楚文化史》：“老子学派的发展有两个趋向：其一是发展为庄子哲学，其二是发展为稷下精气说。稷下精气说在南方的代表是屈子哲学。”龚鹏程《中国文学史》：屈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1953年，屈原被世界和平理事会作为当年全世界纪念的四大名人之一，当年的《文艺报》集11号社论《屈原和我们》：“屈原是世界性的伟大诗人，是登上了世界文学史上最高峰的人物之一。”前苏联科学院院士费德林《论屈原诗歌的独特性与全人类性》：“屈原诗篇有着固有的民族特色，然而也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屈原的思想是全人类的财富。”《屈原辞赋垂千古》：“中国古代诗人屈原的不朽名字，排在中国诗歌、世界语言艺术最优秀的作者的前列。屈原作品是属于这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文化现象，它的伟大和社会意义，越是到后来，便显行越充分、越清楚。”前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中国语文学教研室主任谢列勃里亚可夫《屈原和楚辞》：“楚辞最主要的作家屈原的英名也赫列于世界文豪之林。”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美国科学和艺术科学院成员、亚洲研究协会成员詹姆士·海陶玮《屈原研究》：“一个大诗人，又如此追求创新，这在世界文苑中确实极为罕见。”

屈原人际关系

屈原父母

根据《楚辞·离骚》的说法，屈原父亲叫伯庸。屈原在《离骚》诗中说：“朕皇考曰伯庸。”此句黄寿祺译为“我已去世的父亲字伯庸”。大多数学者认为伯庸就是屈原父亲的名字。屈原的母亲则难以考证。

屈原配偶

根据《屈氏宗谱》，屈原妻子为邓夫人。晋代《襄阳风俗记》：“屈原五月初五投汨罗江，其妻每投食于水以祭之。”意思是说屈原投江以后，他的妻子每年五月初五这天向汨罗江中抛投食物祭祀屈原。清代《古今图录集成》记载，湖南益阳县西南六十里有一座凤凰庙，专门祭祀屈原的夫人和儿子，清代《益阳县志》也有同样的记载。陕西省山阳县清代同治十一年《屈氏宗谱》上有屈原妻子的画像，注为“灵均公元配邓夫人遗像”。

屈原子女

根据湖南邵阳乾隆屈氏族谱、四川泸县与双流清代屈氏族谱以及何光岳《中华姓氏源流史》，屈原有四个儿子，分别叫承开、承元、承天、承贞。另外，根据湖南汨罗一带的传说，屈原有一女，叫女嬃。

屈原相关争议

屈原任职解释

据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屈原曾任“楚怀王左徒”，对内“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对外“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关于屈原所任楚怀王左徒一职，古今学者多有解释，现择其要者而举之：

一、张守节说：左徒是左右拾遗之类的官。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屈原列传》说：“左徒盖今左右拾遗之类。”但据近现代学者褚斌杰、赵逵夫等人考证，认为后世的拾遗实为言官，可以上书言事而无实权，唐代的拾遗官阶只是“从八品上”，同《史记》中的所述屈原所从事的政治活动不相称。陆侃如《屈原评传》说：“左徒是左右拾遗之类的官，仅次于令尹。”二、林庚说：左徒是太傅之类的官。林庚《民族诗人屈原传》所附《四注·说左徒》一文中，在引《史记》关于春申君为楚之亲信，任左徒再升令尹的记述后说：“左徒所以说是宫廷的亲信，因为是亲信，所以侍从太子，其情形大约如贾谊之为'长沙王傅’，秦因此也称黄歇为'太子之傅’。”三、游国恩说：左徒是令尹的副职。游国恩在《屈原》一书中说，据《史记·楚世家》：“考烈王以左徒为令尹，封以吴，号春申君。”因此认为左徒之职似乎仅次于地位最高的令尹，也许就是令尹的副职。四、赵逵夫说：左徒是行人。赵逵夫在《屈原与他的时代》中有《左徒·征尹·行人·辞赋》一文。在该文中，他从出土的文物及相关资料进行考证，认为“徒”、“尹”二字是双声假借。并举《离骚》“济沅湘以南征”，《九歌》“驾飞龙兮北征”，又引《尔雅·释者》：“征，行也。”说“征尹”之取义，同于中原国家所谓“行人”，是指负责外交的官员。五、汤炳正说：左徒是左登徒。汤炳正在《屈赋新探·左徒与登徒》一文中认为，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简上记载的官职有“左登徒”、“右登徒”字是古代典籍中“升”字的通假字，“升”字古音跟“登”字完全相同，并且互相通假，因此，“左徒”是“左登徒”的省称，在楚国朝廷上属于大夫级别。同时，汤炳正也对“左徒”的职掌进行了说明，认为“左徒”虽兼管内政、外交，但从《屈原列传》，尤其是《春申君列传》的记述来看，他们的主要活动都在外交方面。如屈原的几次使齐及其与张仪的斗争等方面都可以证实。六、聂石樵说：左徒是仅次于宰相的官。聂石樵《屈原论稿》说：“令尹就是宰相，可见左徒是仅次于宰相的官。”詹安泰在《屈原》一书中认为：“我们根据后来春申君、黄歇以左徒为令尹，就可以看出，左徒在当时是一个仅次于令尹（宰相）的高官。”并说：“左徒升级就可以做令尹。”七、姚小鸥说：左徒是太仆之类的官。姚小鸥在《〈离骚〉“先路”与屈原早期经历的再认识》一文中，考证《离骚》“来吾道夫先路”的“路”就是“辂”，是楚王的乘舆，与下文“恐皇舆之败绩”相合。进而考证了“左徒”的职掌，认为“左徒”是相当于后世“太仆”一类的官职。姚小鸥所说的“太仆”，据《周礼·太仆》载：“太仆，掌王正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诸侯之复逆。”为此，姚小鸥说：“《周礼》中'太仆’一职为下大夫，其爵位并不高，但职掌甚为重要。”并认为“左徒之职约与《周礼》中的'太仆’相当”。八、王一军说：左徒即楚怀王左司徒。王一军在《屈原左徒即左司徒考》（《现代语文》2010年第8期）中指出司马迁《史记》中的屈原为楚怀王左徒即左司徒之略写。根据《屈平列传》中的相关记述，屈原所任职务即起草宪令接遇宾客应对诸侯与《周官书》所规定的大小司徒职守相近。楚人尚右，故右司徒为正，左司徒为副，所以楚君以左右司徒以取代《周官书》的大小司徒之名称。

屈原子女数量

关于屈原有几个子女，主要有六种说法。一、“四子”说：湖南邵阳一带于清代乾隆年间修撰的屈氏族谱说屈原有4个儿子，长子承开，次子承元，三子承天，四子承贞。湖南省社科院著名历史学家何光岳于2003年出版的《中华姓氏源流史》，以及四川泸县、双流县的清代屈氏族谱上也有这样的记载。二、“三子”说：在陕西耀县和安徽东至县发现屈原有3个儿子的说法。《耀州志》上说：屈原死后，他的3个儿子都进入秦国，其中一个在耀州改姓为孙，并说隋唐医学家孙思邈是其后裔；一个家居蒲城，仍然姓屈；另一个在韩城，改姓为房。但都没有记载具体名字。安徽东至县黄荆村保存的乾隆四十一年屈氏族谱记载屈原有3个儿子，长子称孟师文华公，次子称忠虞武安公，三子称季敏孝思公。三、“二子”说：北京国家图书馆和江苏大学、常熟市图书馆珍藏的《临海屈氏世谱》记载屈原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屈署，一个叫屈鲋，又称屈侯鲋。四、“一子一女”说：清代《长沙府志》说屈原有一女名叫绣英，也称纬英，并说其墓在湖南益阳花园洞。清代《桃江县志》有同样的记载。明代《蕲州志》说屈原有一子，俗名“黑神”，同治年间的《益阳县志》又说“俗呼凤凰神”。五、“一子”说：麻城市沈家庄保存的民国七年的《熊氏族谱》记载屈原有一子，名“岳”，并说屈原受“屈”也就是受“冤屈”而死，所以他的这个儿子又恢复为熊姓，因为屈原的远祖叫熊绎。六、“一女”说：湖南汨罗一带民间传说屈原有一女叫女嬃，汨罗屈原纪念馆原馆长、屈学专家刘石林写有一本《汨罗江畔屈子祠》一书，其中对此专门有考证，认为女嬃为屈原之女。

屈原后世纪念

屈原悼念文章

宋玉悼辞

屈原死后，当时社会不少人都不认可他，就像司马迁说的“不容于世”。唯有宋玉却为屈原写悼辞，他是第一个为屈原写悼辞的人。其辞曰：“夫君子之心也，修乎已不病乎人，晦其用不曜於众，时来则应，物来则济。应时而不谋己，济物而不务功，是以惠无所归，怨无所集。”宋玉在悼辞中表达了对屈原的理解和惋惜。宋玉在辞赋上学习屈原，并且在屈原的基础上对楚辞进行了发展，所以在当时人们将宋玉称作是继屈原以后最杰出的辞赋家。吊屈原赋西汉初年政论家、文学家贾谊创作的《吊屈原赋》是纪念屈原的骚体赋名篇。汉文帝四年（前176年），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在被贬途中经湘水时感怀屈原而作《吊屈原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贾生既辞往行，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又以谪去，意不自得，乃度湘水，为赋以吊屈原。”贾谊在赋中深切缅怀了屈原光辉的人格、壮烈的理想和悲剧的一生。

屈原文物建筑

秭归屈原祠

屈原祠最早建于唐朝元和十五年（820年），建设三峡工程时，与重庆的张飞庙、白鹤梁、石宝寨一起成为三峡库区文物搬迁复建的四大单体建筑。复建的新屈原祠占地2万多平方米，投资5000多万元，是三峡湖北库区规模最大的地面文物复建工程。新屈原祠采用石木结构，继承了老屈原祠的地域特色和传统工艺。屈原祠内共分12个展览陈列厅，分别为前殿、南北陈列室（其中包含屈原作品及历代诗人赞颂屈原作品碑廊）、大殿（祭祀厅）。秭归屈原祠，记录了一代又一代屈乡儿女缅怀先贤的动人事迹，也保存了屈原祠风雨沧桑的历史过程及其古风遗韵。屈原墓

屈原墓

屈原墓有两处。一处是位于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凤凰山屈原故里景区内。屈原墓重建于清道光七年（1827年），1976年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时搬迁到秭归老县城向家坪。2006年因三峡工程兴建，湖北省文物部门复建到凤凰山上，以恢复其历史原貌。另一处位于湖南汨罗市城北玉笥山东5公里处的汨罗山顶。因在2公里范围内有12个高大的墓冢，这些墓冢前立有“故楚三闾大夫墓”或“楚三闾大夫墓”石碑，相传为屈原的“十二疑冢”。

屈原岗

南阳西峡屈原岗（扣马谏王发生地）

屈原岗位于河南省南阳市西峡县回车镇。相传屈原流放于汉北，他听说楚怀王欲到武关（今陕西商洛东）与秦王会盟，便在此岗拦住怀王“扣马谏王”，秦如虎狼，决不能去。怀王不纳，屈原在岗上捶胸顿足，仰天长叹：“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恐皇舆之败绩。”后怀王被俘，客死秦国。后人为纪念这一事件，将此岗称做“屈原岗”。岗上原有一座屈子庙，内塑屈原披头散发、面孔朝天的行吟图像。现仅存“屈原岗”三个大字的青石碑一方。屈原岗是全国唯一历史遗存下来用屈原名字命名的古地名，已经成为西峡屈原文化的一张名片。明代诗人李蓘《屈原岗》诗：“灵修何到此，应问古迹难。试向高冈想，将无是屈原。”明嘉靖《南阳府志》：“内乡县（今西峡县历史上隶属于内乡县）有屈原冈——三闾大夫扣马谏怀王”。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内乡县志》卷一详细记载：“屈原冈在（内乡）县北60里，昔楚怀王兴师伐秦，为秦兵所击，败北归楚至此地，追念屈原亟呼之，后人因以名其地。盖史记所载大破楚师于丹淅时也。”

屈原庙河南西峡屈原庙是中国最早的屈原庙。《后汉书·延笃传》：延笃“遭党事禁锢，卒于家，乡里图其形于屈原之庙”。这里关于南阳屈原庙的记载，是已知见于正史的最早的关于屈原纪念建筑的记录，这说明最迟在东汉，南阳已建立了屈原庙。

南阳西峡屈原庙

屈原庙位于屈原岗上，有三座各三间的清末建筑风格砖木结构瓦房，是历代文人墨客祭祀吊唁屈原西边那座正间后山墙镶有清戊寅年间（1878年）内乡知事高袖海题写的石碑文，石碑正中竖写：“楚三闾大夫屈子神位。”左右两侧镶刻有对联，上联为“清节表三闾想当年芷泽行吟香草馀骚客赋”；下联为“忠魂昭一代怅今日菊潭奉祀落英犹是楚臣餐”；横批为“清忠一世”。西山墙上镶嵌有民国重修着屈原庙石碑，碑文记载：“此屈夫子祠也，据屈夫子祠肇建于关帝庙东边，渺焉，斗室不堪容膝，乡人士爰改建于兹，规模极欲其合法，栋宇力求其宏畅，庶有以慰夫子在天之伟大忠魂于既祗，申屈拜者亦得以进退周旋而无憾也。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四月吉日。”屈原庙的墙壁上绘制有大量具有楚风格的壁画，屈原庙现存主要文物还有：明朝“犀牛望月”柱顶石、“八仙过海”洗舆用具、清朝“二龙戏珠”碑碣、功德碑等文物30余件。中国屈原学会的专家曾到屈原庙考察，认定屈原庙里的壁画和湖南马王堆里有相似的地方，并在屈原庙的墙壁上发现有唐代的方砖。由此推断，屈原庙在唐代已经修建。

屈原端午佳节

屈原投江自尽的日子相传是农历五月初五，即端午节。端午节最初是中国人民祛病防疫的节日。吴越一带春秋之前有在农历五月初五以龙舟竞渡形式举行部落图腾祭祀的习俗。后因屈原在这一天死去，便演变成了中国人民纪念屈原的传统节日。把屈原和端午节捆绑在一起始于南朝的文献。端午节起源于屈原，最早就是流传在荆楚地区的传说。南朝梁宗懔编撰的记录古代楚地岁时节令风物故事的笔记体文集《荆楚岁时记》载：“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命舟楫以拯之。”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载：“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辄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世人五日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叶，皆汨罗之遗风也。”端午竞渡的习俗，也是荆楚地区人们纪念屈原的方式之一。《隋书·地理志下》载：“大抵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昔屈原为制《九歌》，盖由此也。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而鼓棹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到了隋唐一统后，端午节纪念屈原的习俗就不仅限于荆楚地区，而成为全国性的节日风俗，一直流传至今。

中国行星探测任务被命名为“天问（Tianwen）系列”，首次火星探测任务被命名为“天问一号”，后续行星任务依次编号。该名称源于屈原长诗《天问》，表达了中华民族对真理追求的坚韧与执着。

屈原史料索引

西汉·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西汉·刘安《离骚传》

《屈原的诗文作品》、《中国古代十大文豪》、《历史上大器晚成的著名人物》、《古代诗人的别称》、《战国末期楚国辞赋家》、《十二花神（男花神）》、《春秋时代左师代表人物》、《战国三杰》、《中国与节日有关的历史人物》、

二十四-2、孟子——亚圣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名轲，一说字子舆或子车（参见“人物争议-表字”目录），邹国（今山东邹城东南）人。战国时期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是孔子之后、荀子之前的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与孔子并称“孔孟”。 

孟子宣扬“仁政”，最早提出“民贵君轻”思想，被韩愈列为先秦儒家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元朝追封为“亚圣”。

孟子的言论著作收录于《孟子》一书。其中《鱼我所欲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寡人之于国也》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等篇编入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中。

  作者简介

人物生平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名轲，字不详(子舆、子居等字表皆出自伪书，或后人杜撰)，战国中期鲁国邹人（今山东邹城人），距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

孟子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相传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幼年丧父，家庭贫困，曾受业于子思（孔伋，孔子之孙）的门人。学成以后，以士的身份游说诸侯，企图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到过梁（魏）国、齐国、宋国、滕国、鲁国。当时几个大国都致力于富国强兵，争取通过武力的手段实现统一。而他继承了孔子“仁”的思想并将其发展成为“仁政”思想，被称为“亚圣”。孟子的出生距孔子之死（公元前479）大约百年左右。关于他的身世，流传下来的已很少，《韩诗外传》载有他母亲“断织”的故事，《列女传》载有他母亲“三迁”和“去齐”等故事，可见他得力于母亲的教育不少。据《列女传》和赵岐《孟子题辞》说，孟子曾受教于孔子的孙子子思。但从年代推算，似乎不可信。《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他“受业子思之门人”，这倒是有可能的。无论是受业于子思也罢，子思门人也罢，孟子的学说都受到孔子思想的影响。所以，荀子把子思和孟子列为一派，这就是后世所称儒家中的思孟学派。

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曾带领学生游历魏、齐、宋、鲁、滕、薛等国，并一度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也与孔子的一样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乡聚徒讲学，与学生万章等人著书立说，“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我们所见的《孟子》七篇，每篇分为上下，约三万五千字，一共二百六十章。

但《汉书.艺文志》著录“孟子十一篇”，比现存的《孟子》多出四篇。赵岐在为《孟子》作注时，对十一篇进行了鉴别，认为七篇为真，七篇以外的四篇为伪篇。东汉以后，这几篇便相继失佚了。赵岐在《孟子题辞》中把《孟子》与《论语》相比，认为《孟子》是“拟圣而作”。所以，尽管《汉书.文艺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但实际上在汉代人的心目中已经把它看作辅助“经书”的“传”书了。

汉文帝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置博士，便叫“传记博士”。到五代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后来宋太宗又翻刻了这十一经。到南宋孝宗时，朱熹编《四书》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元、明以后又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更是读书人的必读之书了。

孟子主要封赠

战国齐宣王在稷下学宫册封的第一任“上大夫”就是孟子。1083年（宋元丰六年），升邹国公。1330年（元至顺元年），加赠为邹国亚圣公。1530年（明嘉靖九年），奉为亚圣，罢公爵。明景泰二年，孟子嫡派后裔被封为翰林院五经博士，子孙世袭，一直到民国3年，73代翰林院五经博士孟庆棠改封奉祀官，民国24年改称亚圣奉祀官。

著作简介

《孟子》一书共七篇，是战国时期孟子的言论汇编，记录了孟子与其他各家思想的争辩，对弟子的言传身教，游说诸侯等内容，由孟子及其弟子（万章等）共同编撰而成。《孟子》记录了孟子的治国思想、政治策略（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政治行动，成书大约在战国中期，属儒家经典著作。

其学说出发点为性善论，主张德治。南宋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自从宋、元、明、清以来，都把它当做家传户诵的书。就像我们的教科书一样。

《孟子》是四书中篇幅最长，部头最重的一本，有三万五千多字，直到清末都是科举必考内容。《孟子》这部书的理论，不但纯粹宏博，文章也极雄健优美。（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孟子》是记录孟轲言行的一部著作，也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篇目有：（一）《梁惠王》上、下，（二）《公孙丑》上、下，（三）《滕文公》上、下，（四）《离娄》上、下，（五）《万章》上、下，（六）《告子》上、下，（七）《尽心》上、下。

《孟子》行文气势磅礴，感情充沛，雄辩滔滔，极富感染力，流传后世，影响深远，成为儒家经典著作之一。

《史记·孟荀列传》：“孟轲所如不合，退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谓《孟子》七篇由孟轲自作，赵岐《孟子题辞》曰：“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又曰：“于是退而论集，所与高弟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答问，又自撰其法度之言，着书七篇。”此亦主孟子自撰。

清阎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亦以孟子自作是，且曰：“《论语》成于门人之手，故记圣人容貌甚悉。七篇成于己手，故但记言语或出处耳。”但考诸《孟子》，孟轲所见时君如梁惠王、梁襄王、齐宣王、邹穆公、滕文公、鲁平公等皆称谥号，恐非孟子自作时所为也；又记孟子弟子乐正子、公都子、屋卢子皆以“子”称，也断非孟子之所为，其编定者极可能是孟子的弟子。成书大约在战国中期。

《孟子》的主要注本有《孟子注疏》，《四部备要》本14卷；《孟子集注》，《四部备要》本7卷；《孟子正义》，《四部备要》本30卷。另有今人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本）。

著作节选

梁惠王上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轫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汝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6]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污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 孟子对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以刃与政，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

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

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 '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孰能与之？’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 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wàng)乎？”

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 曰：“臣闻之胡龁(hé)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xìn)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hú)觫(sù)，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biǎn)小，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

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 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王说(yuè)曰：“《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 曰：“有复于王者曰：'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则王许之乎？”

曰：“否。”“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

曰：“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 曰：“挟太山以超北海，语(yù)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王请度之！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

王曰：“否。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王笑而不言。

曰：“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pián)嬖(bì)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 曰：“否。吾不为是也。”

曰：“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lì)中国而抚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

王曰：“若是其甚与(yú)？”曰：“殆有甚焉。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曰：“可得闻与？”曰：“邹人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 曰：“楚人胜。”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盖(hé)亦反其本矣。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gǔ)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sù)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

王曰：“吾惛(hūn)，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

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tún)狗彘(zhì)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梁惠王下

庄暴见孟子，曰：“暴见于王，王语暴以好乐，暴未有以对也。”曰：“好乐何如？”孟子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他日，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犹古之乐也。”曰：“可得闻与？”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人。”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众。” [1]

“臣请为王言乐：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疾首蹙额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

齐宣王问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犹以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犹以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于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民以为大，不亦宜乎？”

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对曰：“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

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王曰：“贤者亦有此乐乎？”孟子对曰：“有。人不得，则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昔者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观也？’晏子对曰：'善哉问也！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

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今也不然：师行而粮食，饥者弗食，劳者弗息。睊睊胥谗，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饮食若流。流连荒亡，为诸侯忧。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从兽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先王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说，大戒于国，出舍于郊。于是始兴发补不足。召大师曰：'为我作君臣相说之乐！’盖征招角招是也。其诗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齐宣王问曰：“人皆谓我毁明堂。毁诸？已乎？”孟子对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王曰：“王政可得闻与？”对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诗云：'哿矣富人，哀此茕独。’”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则何为不行？”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云：'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对曰：“昔者大王好色，爱厥妃。诗云：'古公亶甫，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

孟子见齐宣王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王无亲臣矣，昔者所进，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与，平声。如不得已，言谨之至也。盖尊尊亲亲，礼之常也。然或尊者亲者未必贤，则必进疏远之贤而用之。是使卑者逾尊，疏者逾戚，非礼之常，故不可不谨也。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孟子见齐宣王曰：“为巨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工师得大木。则王喜，以为能胜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则王怒，以为不胜其任矣。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如？今有璞玉于此，虽万镒，必使玉人雕琢之。至于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以异于教玉人雕琢玉哉？”

齐人伐燕，胜之。宣王问曰：“或谓寡人勿取，或谓寡人取之。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人力不至于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

齐人伐燕，取之。诸侯将谋救燕。宣王曰：“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对曰：“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苏。’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

邹与鲁哄。穆公问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孟子对曰：“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无尤焉。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

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间于齐楚。事齐乎？事楚乎？”孟子对曰：“是谋非吾所能及也。无已，则有一焉：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则是可为也。”

滕文公问曰：“齐人将筑薛，吾甚恐。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择而取之，不得已也。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

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竭力以事大国，则不得免焉。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为也。效死勿去。’君请择于斯二者。”

鲁平公将出。嬖人臧仓者请曰：“他日君出，则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舆已驾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请。”公曰：“将见孟子。”曰：“何哉？君所为轻身以先于匹夫者，以为贤乎？礼义由贤者出。而孟子之后丧逾前丧。君无见焉！”公曰：“诺。”乐正子入见，曰：“君奚为不见孟轲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后丧逾前丧’，是以不往见也。”曰：“何哉君所谓逾者？前以士，后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后以五鼎与？”曰：“否。谓棺椁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谓逾也，贫富不同也。”乐正子见孟子，曰：“克告于君，君为来见也。嬖人有臧仓者沮君，君是以不果来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公孙丑上

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问乎曾西曰：’吾子与子路孰贤？’曾皙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曾皙怫然不悦曰：’尔何曾比予于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夺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尔何曾比予于是？’曰：“管仲，曾皙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管仲晏子犹不足为与？”曰：“以齐王，由反手也。”曰：“若是，则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犹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后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则文王不足法与？”曰：“文王何可当也。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丁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

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嵫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

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曰：“若是，则夫子过孟贲远矣。”曰：“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

曰：“不动心有道乎？”曰：“有。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挠，不目逃，思以一毫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

曰：“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者，何也？”曰：“志壹则动气，气一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

“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兼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何谓知言？”曰：“陂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于辞命，则不能也。’然则夫子既圣矣乎？”曰：“恶，是何言也？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夫圣，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敢问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伯夷伊尹于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曰：“然则有同与？”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是则同。

”曰：“敢问其所以异？”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污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问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孟子曰：“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诗云：迨天之未阴雨，撤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公孙丑下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孟子将朝王，王使人来曰：“寡人如就见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风。朝，将视朝，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对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吊于东郭氏。公孙丑曰：“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

王使人问疾，医来。孟仲子对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忧，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趋造于朝，我不识能至否乎。”使数人要于路，曰：“请必无归，而造于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

景子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见王之敬子也，未见所以敬王也。”

曰：“恶！是何言也！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岂以仁义为不美？其心曰：'是何足与言仁义也’云尔，则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谓也。礼曰：'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固将朝也，闻王命而遂不果，宜与夫礼若不相似然。”

曰：“岂谓是与？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今天下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

书中成语

《孟子》中的语言，包括用以帮助说理的比喻、寓言等，多为后人引用，并逐渐化为成语。

《梁惠王上》不远千里，五十步笑百步，明察秋毫，始作俑者，缘木求鱼，引领而望，挟泰山以超北海，寡不敌众

《梁惠王下》妻离子散，匹夫之勇，出尔反尔，与民同乐，顾左右而言他，水深火热，救民水火，箪食壶浆，流连忘返

《公孙丑上》揠苗助长，事半功倍，出类拔萃，与人为善，解民倒悬，具体而微，心悦诚服，反求诸己

《公孙丑下》彼一时，此一时（此一时，彼一时），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地利人和，舍我其谁,绰绰有余

《滕文公上》为富不仁，守望相助

《滕文公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乱臣贼子，吊民伐罪

《离娄上》为渊驱鱼，自暴自弃，不虞之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手舞足蹈，顺天者存，逆天者亡， 何出此言，陈善闭邪，好为人师 [3]

《离娄下》赤子之心，不为己甚，左右逢源，夜以继日

《万章上》自怨自艾，先知先觉

《万章下》却之不恭，知人论世

《告子上》专心致志，一暴十寒，舍生取义，杯水车薪

《告子下》以邻为壑，拒人千里

《尽心上》独善其身，习焉不察，不言而喻，引而不发，仁民爱物，当务之急，一毛不拔

《尽心下》尽信书，不如无书，茅塞顿开，言近旨远，同流合污

书中名句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

“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孟子·告子上》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梁惠王下》

“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孟子·公孙丑上》

“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 《孟子·公孙丑上》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孟子·公孙丑下》

“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 ——《孟子·梁惠王上》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孟子·离娄下》

“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孟子·离娄下》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孟子·告子下》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尽心下》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

“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孟子·尽心上》

孟子曰：“不以规距，不能成方员（圆）······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孟子·离娄上》

艺术特色

《孟子》的语言明白晓畅，平实浅近，同时又精炼准确。作为散文，《孟子》长于论辩，更具艺术的表现力，具有文学散文的性质。其中的论辩文，巧妙的运用了逻辑推理的方法，孟子得心应手地运用类比推理，往往是欲擒故纵，反复诘难，迂回曲折的把对方引入自己预设的结论中，如《梁惠王下》。

气势浩然是《孟子》散文的重要风格特征。这种风格源于孟子人格修养的力量。具有这种浩然之气的人，能够在精神上压倒对方，能够做到藐视政治权势，鄙夷物质贪欲，气概非凡，刚正不阿，无私无畏。《孟子》中大量使用排偶句、叠句等修辞手法。来增强文章的气势，使文气磅礴，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

学说要点

政治思想

民本说： 孟子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政府要保障人民的利益，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决条件。因此，天命在于民心而不在于君主，若君主无道，人民便可推翻他； 但若君主有旨，人民便应谨守岗位。

法先王：孟子主张行仁政，必须效法先王(尧、舜、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的王道统治政治，这样便能把仁政施行于天下。

仁政与王道 ：孟子主张施行仁政，必须先有仁心，然后方推行仁政。孟子认为人有不忍之心，乃有不忍人之政。仁政，是统一天下者必具备的条件。而仁政的具体表现，就是使国家给百姓安居乐业的王道，要实行王道，又要尊贤使能。

德治观念

孔子论“仁”，是自觉的道德； 孟子的“仁”，则兼具教化的功能。君主应培养出德性，这是施行仁政的条件，故主张“有德者执政”。反对霸政 孟子提倡以德服人的仁政，反对武力服人的霸政，目的在减轻民生痛苦，缓和社会矛盾，故孟子主张“王道政治”，反对霸力服人。恢复井田制度 孟子认为理想的经济制度是“井田制度”。“井田制度”即土地为国家公有，国家授田人民耕种，但人民亦要助耕公田，当作纳税，因此，农民便有“恒产”(恒常固定的田产)，国家自会安定。

教育主张

（贯彻始终）孟子认为要“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提倡人格和道德教育。他说：“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而且，孟子认为修养是求学的基点，但又认为人善性，是无法从外在培养(教育只可起感化作用)，最终都要凭自己的思考来达致。修身方法上，主张自由发展，因势利导。

此外，孟子也十分重视学习环境，置学子于优良环境中，施以自发的教育，方能成功。孟子学说对后世的影响启发宋明理学。 孟子提出“内圣之学”指出人的天性是善良，只要每人扩充善性，压抑物欲之性，自身反省。这种内省的修养方法，成为后世儒家思想的主流。程颢、程颐、陆九渊、王阳明等宋明理学家，都是继承孟子这方面的学说。

道统观念

道德天：孟子认为现实世界是道德的世界，而道德根源背后的标准，便是天。天表现于人，便是性。人若能有足够修养，便能知天，达致天人合一。心性论：性善与四端 —— 道德价值的根源；孟子的“性善说”，主要发挥孔子“仁”的观念。孔子中的“仁”缺乏了理论基础及尚未解释“道德价值根源”的问题。因此，孟子要建立“道德价值根源之自觉心”，认为善是人的基本自觉，这种自觉是表现于恻隐、羞恶、辞让及是非四端。“四端”说明道德价值的自觉，是与生俱来的。这便能补充孔子“仁”学理论的不足。

义利之辨（道德价值的论证）：孟子认为“四端”是内在于自觉心的，属于人的“本质”，即所谓人的“性”。人之性，必有异于禽兽之处，这种“异于禽兽”的性，便是“善端”。他指出，人之所以不善，是由于受私欲蒙蔽。因此，人应放弃私利，以达到社会的公义。目的是建立良好的个人道德观。

民本思想

孟子时，更把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等，视为儒家的“道统”(一脉相承的知识系统)。从此，儒家的道统观念与儒家思想之间，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孟子的民本思想，行仁政的主张，一切以民心向背为标准。这套革命理论，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创见，虽然此说缺乏现代的民主精神，却成为传统治制度中，抑制君权的合理性渊源。孟子“为民制产”的主张，更成为历代经济制度的最高理想，如隋唐的均田制。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认为君主应以保民为先，为政者要保障人民权利。孟子赞同若君主无道，人民有权推翻政权。 正因此原因，《汉书》「艺文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到五代十国的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孝宗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并成为“十三经”之一，《孟子》的地位才被推到了高峰。明太祖朱元璋因不满孟子的民本思想，曾命人删除《孟子》中的有关内容。

仁政学说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

孟子一方面严格区分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阶级地位，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并且模仿周制拟定了一套从天子到庶人的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又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比作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主张统治者应像父母一样关心人民的疾苦，人民应该像对待父母一样去亲近、服侍统治者。

孟子认为，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政治，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反之，如果不顾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将会失去民心而变成独夫民贼，被人民推翻。仁政的具体内容很广泛，包括经济、政治、教育以及统一天下的途径等，其中贯穿着一条民本思想的线索。而且，这种思想是从春秋时期重民轻神的思想发展而来的。

养气与成德，孟子提出必须靠修养及发挥善性的功夫，以全力扩充存于内心的“四端”，孟子称之为“尽性”。“尽性”的修养，培养出浩然之气，使人成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再以”心志统气“，控制自己的情感，便能成德。

 《孟子的诗文作品》、《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夫子山文庙景区中供奉的五座神像人物》、《孔孟朱王所指人物》、《孔门四配》、《儒家四圣》、《中国古代十圣》、《中国古代十大哲学家》、《山东省名人》、《国内外知名哲学家》、

二十四-3、庄子——道家学派代表人物

庄子（约公元前369年—约公元前286年），名周，战国时期宋国蒙（主流说法为今河南商丘东北）人。战国中期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道家学派代表人物，与老子并称“老庄”。 

庄子因崇尚自由而不应楚威王之聘，仅担任过宋国地方的漆园吏，史称“漆园傲吏”，被誉为地方官吏之楷模。他最早提出的“内圣外王”思想对儒家影响深远。他洞悉易理，指出“《易》以道阴阳”，其“三籁”思想与《易经》三才之道相合。其文想象丰富奇特，语言运用自如，灵活多变，能把微妙难言的哲理写得引人入胜，被称为“文学的哲学，哲学的文学”。其作品收录于《庄子》一书，代表作有《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等。

据传庄子尝隐居南华山，卒葬于彼，故唐玄宗天宝初，被诏封为南华真人，《庄子》一书亦因之被奉为《南华真经》。

人物生平

出身宋国

周烈王七年（约公元前369年），庄子出生于宋国蒙邑（今河南商丘东北），约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庄子家世、生卒年、籍贯故里多有争议，此处采用主流说法，相关争议内容见下文“人物争议”部分）

司马迁在《史记》中用了一二百字介绍了庄子的生平，并未提起庄子的字。庄子字子休是由唐人提出的。

漆园为吏

周显王二十五年（公元前344年），当在此年前后，庄子与宋人惠施初次见面。

周显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42年），惠施此年或稍后至魏，得到魏惠王信任，擢为国相。庄子往见，惠施甚恐，庄子以“猜意鹓鶵”讥之。惠施后有孟诸之行，大摆排场，庄子鄙之。

周显王二十九年（公元前340年），宋剔成自立为君，大约在此年前后，庄子为漆园吏。漆园在蒙地。

周显王三十年（公元前339年），楚威王使大夫往见庄子，欲聘其为相，庄子却之。

周显王三十二年（公元前337年），宋君剔成弟偃攻袭剔成。剔成奔齐，偃自立为宋君。大约此后不久，庄子主动辞去漆园吏职。

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魏惠王采用惠施策略，和齐威王在徐州相会，尊齐为王。当在此年或稍后，庄子见魏王。就其见魏王“衣大布而补之、正絜系履”及有关谈论看，似已非在职官吏。

南游诸国

周显王三十六年（公元前333年），或谓庄子是年南游楚国，并谏阻楚王兴兵伐越。

周显王四十一年（公元前328年），宋君偃自称为王。此时或稍后。有人巴结宋王偃，获赐车十乘，以骄庄子。

周显王四十四年（公元前325年），秦惠文君自称为王，次年更元元年。庄子当在此时或稍后，在家乡见到邑人曹商。曹商归自秦国，自我炫耀，庄子讥其“舐痔得车”。

周显王四十七年（公元前322年），是年或稍后，庄子或南行至楚。其时，张仪相魏，逐惠施入楚，楚王受之，后听冯郝言，复纳之宋。或在此期间，庄子与惠施濠梁之辩，以及“庄子之楚，见空骷髅”，并与之对话。

周赧王三年（公元前312年），庄子妻子去世，庄子箕踞鼓盆而歌，惠施前往吊丧，见此情景，颇不以为然。尔后，两人又论辩“人故无情”与“有情”的问题。

周赧王四年（公元前311年），约在此年或稍前，庄子与惠施辩对五家是非。

周赧王五年（公元前310年），约在此年或稍前，惠施病故。自此以后，庄子深瞑不言。

课徒著书

周赧王六年（公元前309年），此后，庄子晚境苍凉，独身栖息故园，课徒著书以自遣。其间，与弟子蔺且等，先后游于山中和雕陵之樊。或谓庄子晚年尝隐居与曹州南华山。

周赧王十五年（公元前300年），或谓庄子曾辞齐湣王之聘。

周赧王十六年（公元前299年），宋王偃置太子为王，即宋元君。当在此年之后，庄子过惠施之墓。

周赧王十七年（公元前298年），或谓庄子曾前往赵国，与赵惠文王说剑。

因病辞世

周赧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86年），庄子因病辞世，享年八十四岁。是年，齐灭宋，宋王偃死于魏地温。

庄子将死时，弟子欲厚葬之，庄子表示反对。《意林》引桓谭《新论》：庄周病剧，弟子对泣之。应曰： “我今死，则谁先？更百年生，则谁后？先不得免， 何贪于须臾？”

庄子死后，一说葬于曹州南华山的夏商文化遗址。

哲学

庄子在哲学思想上继承和发展了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观点，使道家真正成为一个学派，他自己也成为了道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与老子并称“道家之祖”。庄子之学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字，大多都是寓言，如其中的《渔父》《盗跖》《胠箧》等篇，都是用来辨明老子的主张的。他把“贵生”“为我”引向“达生”“忘我”，归结为天然的“道”“我”合一。《庄子》和《周易》《老子》并称为“三玄”，在哲学方面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天道观念

“道”是庄子超越哲学的核心，“心斋”与“坐忘”是达到超越的理想手段，“逍遥游”是生命自由的最佳境界，“万物齐一”是追求生命自由的必然世界观。

“道”是庄子哲学的基本概念，是追求生命自由的最基本的范畴。庄子基本继承了老子“道”的思想。老子的“道”重客观的意义，庄子的“道”从主体上升为一种宇宙的精神。庄子把“道”和人紧密结合，使“道”成为人生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他所关注的“道”是以人为核心，从人的生命、人的精神空间、人的心灵氛围的角度去投视“道”。他在老子的“道”亦气和有与无的关系上，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他认为，“道”是世界万物的本源、宇宙万物运动的法则，“道”是无形相的，在时空上是无生灭的。“道”的特点，具有绝对性、创造性、永存性、普遍性、无为性。“道”的存在是无条件的，“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无为”形容“道”的幽隐寂静，“无形”形容“道”的超乎名相。“道”虽然幽隐寂静，却在作用上可取得信验（“有信”），所以具有绝对性；“道”具有创造性，“神鬼神地，生天生地”，在品位上与时秩上都先于天地鬼神，是产生万物的最后根源，也是一切存在的始源；道“自古以固存”、“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出上古而不为老”，在时间和空间上是无限的，故具有永存性；“道”遍及六合四方，“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又具有普遍性；“道”还具有无为性，道无为而万物自化，“杀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万物常因特殊的际遇而兴起而消失，道运作万物而自身却永不消失。

庄子阐述的“道”，向世人宣告自己体悟的宇宙观、世界观，这也正是他追求生命自由的逍游境界的思想基础，要达到生命的绝对自由，就必须深刻体悟“道”这个基本的范畴。庄子的“道”是天道，是效法自然的“道”，而不是人为的残生伤性的。在庄子的哲学中，“天”与“人”是相对立的两个概念，“天”代表着自然，而“人”指的就是“人为”的一切，与自然相背离的一切。“人为”两字合起来，就是一个“伪”字。庄子主张顺从天道，而摒弃“人为”，摒弃人性中那些“伪”的杂质。顺从“天道”，从而与天地相通的，就是庄子所提倡的“德”。在庄子看来，真正的生活是自然而然的，因此不需要去教导什么，规定什么，而是要去掉什么，忘掉什么，忘掉成心、机心、分别心。既然如此，就用不着政治宣传、礼乐教化、仁义劝导。这些宣传、教化、劝导，庄子认为都是人性中的“伪”，所以要摒弃它。

在庄子看来，人生最高的境界就是“道”的境界。如何扩大人的内在生命，便是庄子所关注的问题。人被生存的环境所蔽，为知见所囿，形成锁闭的心灵。庄子所关心的，不在于生理我的满足，不在于家庭我的实现，也不在于社会我的完成，而在于体现宇宙我的理想。“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便是宇宙我的体现。宇宙我的体现，有赖于超越精神的展现。超越的意义，在于扬弃与提升，扬弃俗世的价值，而提升到更高更辽阔的精神领域中。

自由思想

庄子认为只有以通达的精神超越现实世界，才能获得无限的自由和心灵的宁静。庄子认为，真正的自由是“无待”的，它不依赖于任何条件。无待就是通过“心斋”与“坐忘”来实现。 

“心斋”，庄子解释为：“若一志，无听之于耳而听之于心，无听之于心而听之于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虚”即虚无，指无执无为的心境而言。“心斋”作为方法，是一个“致虚”“守静”的过程，亦即去执去为的过程，其要旨是“一志”和“唯道集虚”。“一志”者，义为专一心灵，神不外驰，不为外物所动。这一过程同时是“唯道集虚”的过程。道之性为虚，冲虚自然。人要“体道”，心灵也要冲虚自然。这一虚静之心是需要不断地化欲，反复提升的。在《人间世》中，庄子认为心不断地集虚，则可以“虚实生白”，使之呈现为一种虚灵空白、无执无著、自然无为的状态，即与道合一之境。

“坐忘”是对自我的超越。世人往往寄情于外物，驰心外求，故需返归自观。庄子所说的这两种“执”如同佛学所说的“法执”和“我执”，“忘”的过程就是去掉“二执”的过程。“忘”是对外物的超越。外忘于物，内忘于我。内外俱忘，即为至境。

庄子提出“不滞于物”的观点。在庄子看来，“不滞”就是于自然无所违，不凝滞于任何思想、任何事物，从而达到圣人不凝滞于物的境界。“吾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限的生命去极端的追求无穷的知识、利益，而忽略身边一切的美好这是滞碍郁滞的。庄子认为只有不滞于物，才可乘物以游心，而不被任何思想、利益所奴役、所累，才是全生。他认为人活在世上须旷达处之泰然（见《庄子·德充符》）。庄子一再强调君主的残暴。所以他不愿去做官，因为他认为伴君如伴虎，只能“顺”。还要防止马屁拍到马脚上，伴君之难，可见一斑。庄子认为人生应该追求自由。

平等思想

庄子和儒墨有一点很大的不同，儒家墨家推崇圣人，而庄子则反对推崇圣贤。在《庄子·胠箧》中，他宣扬“绝圣弃知”的思想。庄子反对“人为”，理想的社会是所谓“至德之世”。《庄子·应帝王》的“浑沌之死”就是主张自然，反对人为的寓言。另外，庄子反对儒家的等级观念，儒家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庄子认为“道通为一”，认为道在万物，万物平等。 [15]

庄子认为儒、墨、名、法等各家过多的执着于“是非”“分别”问题，崇其所善，各执一端。因此，他站在“道”的高度，为他的平等观念作了“万物一齐”的预设：他对万物平等关系的认识是建立在“道”的基础上的，“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彼此是非”的辩证逻辑思维方式得到了“天地一指，万物一马”的结论。“万物齐一”并不代表庄子抹煞事物间的差异，实质上，他不但首肯事物间差异性的存在，而且还维护之，高扬之。如《齐物论》中有两个寓言：一为“三籁”，说明事物间天然的差异性的永存；二是“正处”“正色”“正味”之辩，说明人为价值标准的时期延续性。庄子重视事物天然的本性，认为天然的本性都合乎性命之常情，因此天然的差异也是合理的，而对个性和差异的尊重，正是庄子平等观念的深刻之处。 

辨证思想

庄子的思想包含着朴素辨证法因素。他认为“道”是“先天生地”的，从“道未始封”（即“道”是无界限差别的）。照庄子的逻辑，道是无分别、无界的混沌，因而它不是理性的对象：“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素有天地，自古以固存。”一方面，道是真实存在的，所谓“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所以道是有；另一方面，道又不同于具体之存在，它“无为无形”，因而道又是无。但它不是虚空之无，而是涵盖了万有的无。所以道既派生了万物，又不滞于万物中，表现出超越性与内在性的统一。由此也决定了人对道的认识既不能是简单的经验认识，也不能是理性的逻辑推理，而必须是物我、主客为一的内在观照，即超验的形上学的观照。庄子曾说：“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这里的至知，就是从知进入到不知的浑池的能观照一切的知识境界。道由于其不可言说性和无限性，对道的体认实际上就是超越理性的直觉认知过程。

庄子在《齐物论》中提出了“万物齐一”的认识原则，主张人应突破自我形躯的局限而对万物加以整体性把握。因此，他对现存的各式知识系统持蔑视态度，认为仅以经验获得的知识含有极大的片面性，并把他们统统归结为“道隐于小成，而言隐于荣华”，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各囿于己见，人人自我执著，一副“喜怒哀乐，虑叹变慹，姚佚启态”纷争纠结之态。

相对主义

庄子思想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相对论认识。庄子的自然原则是和相对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庄子认为事物总是相对而又相生的，也就是说任何事物都具有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赖的正反两个方面。庄子还认识到事物的变化总是向它对立的方面转化，宇宙万物尽管千差万别，而说到底又是齐一的，没有区别的。他认为确定认知的标准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认知都会受到特定条件的限制，受到时空的制约。

庄子的相对主义一方面是对老子朴素辩证法思想中消极因素的发展，他无限夸大老子的“玄同”思想，从根本上取消的事物的“彼”“此”差别，得出了“齐万物而为一”的相对主义结论；另一方面，在庄子以前或与庄子同时的哲学家，大多有独断论的倾向，庄子的相对主义是作为他们的独断论的对立面而出现的。

庄子的相对主义思想首先表现为否定客观事物物质的区别。其次，在认识论上，庄子片面强调认识的相对性的一面，认为人的感性和理性都不足以信赖，因为他们都是相对的。他看到一切事物都处在“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中，却忽视了事物质的稳定性和差别性，认为“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他认为，天人之间、物我之间、生死之间以至万物，只存在着无条件的同一，即绝对的“齐”；主张齐物我、齐是非、齐生死、齐贵贱，幻想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主观精神境界，安时处顺，逍遥自得，而学“道”的最后归宿，也唯有泯除一切差异，从“有待”进入“无待”。在思辩方法上，把相对主义绝对化，转向神秘的诡辩主义。

游世思想

庄子思想中另一个重要部分是游世思想，尤其在内篇七篇，游世几乎是核心思想。游世思想的内涵相当复杂。庄子一方面是以故意的玩世不恭态度，继承了隐者传统的心情灰暗的主题叙述，就是以轻视现实和躲避矛盾，来保护一种弱意义的生存欲求。可是另一方面，庄子又认为在这样黑暗的存在背景中，隐者传统意义的个人出路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庄子干脆把一种故意不肯负责任的游戏态度贯彻到底，不仅游戏地对待现实世界，而且游戏地对待个人生死，游戏地对待人生一切可能的期待，传统隐者始终小心翼翼保护着的软弱的个人生存渴望被庄子戏谑地扔进黑暗的游戏世界之中。

庄子的游世思想中实际上隐含着一个新的主题，这就是以带有自嘲意味的自我放逐心情，来与一个黑暗的世界对抗。这里的对抗不是正面反抗，而是摆出一切皆不在乎的姿态，直视黑暗世界任何可能的恶意摆布，并且以对这种恶意摆布的戏谑的欢迎，表达对这个黑暗世界的嘲讽。游世思想这一隐蔽的主题，与寻求个人内心安宁的传统的自我保护主题，在庄子文中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两种叙述，而是混合在同一种词句奇诡变化的叙述之中。两种主题都是真实的，可是相比之下，以彻底的戏弄姿态对抗和嘲讽的主题，更深刻地表达了庄子对人在天地之间无路可走这一绝望处境所作的回答。

后世影响

庄子思想对中国后世哲学、艺术、宗教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庄子》一书所蕴含的深刻思想内容和高超文学水平都给后世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以深刻、巨大的影响。后人在思想、文学风格、文章体制、写作技巧上受《庄子》影响的，可以开出很长的名单，即以第一流作家而论，就有阮籍、陶渊明、李白、苏轼、辛弃疾、曹雪芹等，由此可见其影响之大。

后世道教继承道家学说，经魏晋南北朝的演变，老庄学派取代黄老学派成为道家思想的主流。对于庄子在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重要贡献，封建帝王尤为重视，庄子其人并被神化，奉为神灵。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二月封“南华真人”，后人即称之为“南华真人”，被道教隐宗妙真道奉为开宗祖师，视其为太乙救苦天尊的化身。宋徽宗时被封为“微妙元通真君”，《庄子》一书也被诏称为《南华真经》。

文学

庄子一生著书十余万言，他和他的门人著有《庄子》一书。这部文献是中国古代典籍中的瑰宝，它的出现，标志着在战国时代，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学语言，已经发展到非常玄远、高深的水平。因此，庄子不但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同时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文学家。无论在哲学思想方面，还是文学语言方面，他都给予了中国历代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以深刻的，巨大的影响，在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上都有极重要的地位。

《庄子》全书以“寓言”“重言”“卮言”为主要表现形式，继承老子学说而倡导自由主义，蔑视礼法权贵而倡言逍遥自由，内篇的《齐物论》、《逍遥游》和《大宗师》集中反映了此种哲学思想。庄子的文章想象奇特，文笔变化多端，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并采用寓言故事形式，富有幽默讽刺的意味，对后世文学语言有很大影响。其超常的想象和变幻莫测的寓言故事，构成了庄子特有的奇特的想象世界，“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刘熙载《艺概·文概》） 

《庄子》在文学上有较高研究价值。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对庄子极为推崇。庄子名篇有《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等，《养生主》中的“庖丁解牛”尤为后世传诵。庄子文章极有个性。首先是说理方式独特。庄子喜欢在文中采用或虚构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而作尽情的夸张描述，以表达抽象的事理。其次是笔调恣肆，想象丰富，气势壮阔。其行文汪洋恣肆，瑰丽诡谲，意出尘外，乃先秦诸子文章的典范之作。结构很奇特，看起来并不严密，常常突兀而来，行所欲行，止所欲止，变化无端，有时似乎不相关，任意跳荡起落，但思想却能一线贯穿。句式也富于变化，或顺或倒，或长或短，更加之词汇丰富，描写细致，又常常不规则地押韵，显得极富表现力，极有独创性，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总体来说，庄子散文极具浪漫主义风格，在古代散文中罕有其比，在中国的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对后世文学具有深远的影响。他的文章体制已脱离语录体形式，标志着先秦散文已经发展到成熟的阶段，可以说，《庄子》代表了先秦散文最高成就。

历史评价

古代

战国·荀子：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

汉·司马迁：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

唐·白居易：庄生齐物同归一，我道同中有不同。遂性逍遥中一致，鸾凤终较胜蛇虫。（《读〈庄子〉》）

宋·王安石：清燕新诗得自蒙，行吟如到此堂中。吏无田甲当时气，民有庄周后世风。庭下早知闲木索，坐间遥想御丝桐。飘然一往何时得，俯仰尘沙欲作翁。（《题蒙城清燕堂》）

明·徐渭：庄周轻生死，旷达古无比。何为数论量，死生反大事？乃知无言者，莫得窥其际。身没名不传，此中有高士。（《读〈庄子〉》）

清·胡文英：庄子眼极冷，心肠最热。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肠热，故感慨万端。虽知无用，而未能忘情，到底是热肠挂住：虽不能忘情，而终不下手，到底是冷眼看穿。（《庄子独见》） 现代

鲁迅：其文则汪洋捭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汉文学史纲要》）

郭沫若：不仅晚周诸子莫能先，秦汉以来的每一部中国文学史，差不多大半是在他的影响之下发展的：以思想家而兼文章家的人，在中国古代哲人中，实在是绝无仅有。他那思想的超脱精微，文辞的清拔恣肆，实在是古今无两。（《鲁迅与庄子》）

闻一多：中国人的文化上永远留着庄子的烙印。（《古典新义·庄子》）

王蒙：庄子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与众不同的哲学家，古今中外独此一人。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把非常深邃的思想变成了文学，变成了艺术，变成了神话、寓言、故事、传说。他的那些论述哲学问题的文字都是朗朗上口、比喻精当、辞藻华丽、文风开阔、见棱见角、妙不可言的，读起来你感到的是津津有味、心旷神怡。这就做到了深奥哲理的文学化与趣味化。

轶事典故

濠梁之辩

庄子和同乡的朋友惠施在濠水的一座桥梁上散步。庄子看着水里的儵鱼说：“儵鱼在水里悠然自得，这是鱼的快乐啊。”惠子说：“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呢？”庄子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呢？”惠子说：“我不是你，固然不知道你；你不是鱼，你不知道鱼儿的快乐，也是完全可以断定的。”庄子说：“请回到我们开头的话题。你说：'你怎么知道鱼快乐’这句话，就是已经知道了我知道鱼的快乐而问我，而我是在濠水河边上知道的。”

濮水垂钓

庄子在濮水钓鱼，楚王派两位大夫前往表达心意，请他做官，他们对庄子说：“希望能用全境的政务来劳烦您。”庄子拿着鱼竿不回头看他们，说：“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死的时候已经有三千岁了，国王用锦缎将它包好放在竹匣中珍藏在宗庙的堂上。这只神龟，它是宁愿死去为了留下骨骸而显示尊贵呢？还是宁愿活在烂泥里拖着尾巴爬行呢？”两位大夫说：“宁愿活在烂泥里拖着尾巴爬行。”庄子说：“你们回去吧！我宁愿像龟一样在烂泥里拖着尾巴活着。”

鸱得腐鼠

庄子将要去看望在大梁做魏国国相的惠施。有人告诉惠施说：“庄子到大梁来，是想取代你做宰相。”于是惠施非常害怕，在国都搜捕三天三夜。庄子前去见惠施，说：“南方有一种鸟，它的名字叫鹓鶵，你知道它吗？那鹓鶵从南海起飞飞到北海去，不是梧桐树不栖息，不是竹子的果实不吃，不是甜美的泉水不喝。在此时猫头鹰拾到一只腐臭的老鼠，鹓鶵从它面前飞过，猫头鹰仰头看着，发出'喝！’的怒斥声。现在你也想用你的梁国来吓我吗？”

材与非材

庄子在山中行走，看见一棵树长得很美很高大，枝叶很茂盛，伐木者停在那棵树旁却不伐它。庄子问他这是什么原因，伐木者回答说：“这棵树没有什么用处。”庄子说：“这棵树因为不成材，结果得以终其天年了。”庄子出了山，来到县邑，住在老朋友的家里。老朋友很高兴，准备酒肉，叫童仆杀一只鹅款待他。童仆请示道：“一只鹅会叫，一只鹅不会叫，请问杀哪只？”主人的父亲说：“杀那只不会叫的。”第二天，弟子向庄子问道：“昨天山里的树因为不成材而得以终其天年，现在这位主人的鹅却因为不成材而被杀死，先生您将在成材与不成材这两者间处于哪一边呢？”庄子笑着说道：“我将处于成材与不成材之间。成材与不成材之间，似乎是合适的位置，其实不然，所以还是免不了遭到祸害。如果遵循道德行事，就不是这样了：既没有美誉，也没有毁辱，时而为龙，时而为蛇，随时势而变化，而不肯专为一物；时而上，时而下，以顺应自然为准则，在万物的原始状态中漫游，主宰万物而不被万物所役使，那么怎么会遭到灾祸呢？这就是神农、黄帝所取法的处世原则。至于万物之情，人伦相传之道，就不是这样了。成功了就会毁坏，强大了就会衰微，锋利了就会缺损，尊贵了就会受到倾覆，直了就会弯曲，聚合了就会分散，受到爱惜就会被废弃，智谋多了就会受人算计，不贤德就会受人欺辱。怎么可以偏执一方而加以依仗呢？”

庄周梦蝶

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一只蝴蝶，飘飘荡荡，十分轻松惬意。他这时完全忘记了自己原本是庄周。过一会儿，他醒来了，惊惶不定之间，对自己还是庄周感到十分惊奇疑惑。他认真地想了又想，不知道是庄周做梦变成蝴蝶呢，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最后他说，庄周与蝴蝶那必定是有区别的，这就可叫作物、我的交合与变化。

鼓盆而歌

庄子晚年丧妻，惠施闻讯，前去吊唁。他是庄子的老朋友，此时已非梁国宰相，不必再摆官架子了，有必要去安慰庄子。庄子家居陋巷，马车进不去。巷口下了车，惠施走进去。庄子的长子跪在门外迎接吊客，口称：“俺娘给伯父道谢了。”惠施扶起孝子，说了两句按照礼仪应说的话，然后面罩悲悯之容，很严肃地进了大门，步入灵堂。庄子坐守棺旁，两腿八字张开，撮箕似的很不雅观，手拍瓦盆伴奏，毫无愁容，放声歌唱。看见惠施吊丧来了，也不招呼，仍唱他的。惠施说：“伉俪多年，同床共枕，她为你养儿成人，自己送走青春，老了，死了。你看得淡，不哭也行，可你，唉，竟然敲盆唱歌。你不感到做得太过分了吗？”庄子说：“你说错了。我也是人啊，哪能不悲伤。但我不能一味的受感情支配，还得冷静地想想呀。我想起从前，那时她未生，不成其为生命。更早些呢，不但不成其为生命，连胚胎也未成。更早些呢，不但未成胚胎，连魂气也没有。后来恍恍惚惚之际，阴阳二气交配，变成一缕魂气。再后来呢，魂气变成一块魄体，于是有了胚胎。再后来呢，胚胎变成幼婴，她生下来，成为独立生命。生命经历了种种苦难，又变成死亡。回顾她的一生，我联想到春夏秋冬时序的演变，多么相似哦。现在她即将从我家小屋迁往天地大屋，坦然安卧。我不唱欢送，倒去嗷嗷哭送，那就太不懂得生命原理了。这样一想，我便节哀，敲盆唱起歌来。”惠施双手奉上一袋赙金，放入瓦盆，暗自骂了一句“活见鬼”，便告辞了。

庄子陪葬

庄子快要死了，学生想用很多好东西给他做陪葬。庄子说：“我以天地为棺椁，以时间为连璧，星辰为珍珠，万物是可以作为我的陪葬。我陪葬的东西难道还不够多吗？哪里还用着加上这些东西！”学生说：“我恐怕乌鸦老鹰吃您的遗体。”庄子说：“在地面上被老鹰吃，在下面被蚂蚁吃掉，夺过乌鸦老鹰的吃食，再交给蚂蚁，这是多么偏心啊。”

人际关系

庄子的亲人不见于历史记载，据考证，庄子的先祖是宋戴公。张远山《庄子传》说庄子父亲庄全，母亲狶韦氏。关于庄子的妻子，《庄子·至乐》篇有提到，但没说名字。从惠施口中可知庄子的妻子为庄子生了儿子，但没有留下名字。而据张远山《庄子传》，庄子妻子为钟离氏，长子庄遍，次子庄咸。

山东省东明县东、北一带有庄子后裔。据当地《庄氏族谱》记载，庄子的六十九世孙庄济（字毅亭）于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考中进士。

主要作品

庄子的作品被编入《庄子》一书。《庄子》约成书于先秦时期。司马迁说“庄子著书十万余言”，《汉书·艺文志》载“《庄子》五十二篇”，而今本《庄子》仅三十三篇六万五千多字，分内篇、外篇、杂篇三部分。这三十三篇已经由晋代郭象注《庄子》时整理，篇目章节与汉代亦有不同，其余篇目可能是被郭象删除了。

以前一般认为《庄子》全部为庄子所著。从宋代起，这种看法受到质疑。后来一般认为内篇的七篇文字是庄子所写，外篇十五篇或为庄子的弟子们所写，或者是庄子与他的弟子一起合作写成的，它反映的是庄子真实的思想；杂篇十一篇的情形就要复杂些，应当是庄子学派所写，有一些篇幅就认为或不是庄子学派所有的思想，如《盗跖》《说剑》等。

篇类  篇数  篇目

内篇

《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应帝王》

外篇

《骈拇》《马蹄》《胠箧》《在宥》《天地》《天道》《天运》《刻意》《缮性》《秋水》《至乐》《达生》《山木》《田子方》《知北游》

杂篇

《庚桑楚》《徐无鬼》《则阳》《外物》《寓言》《让王》《盗跖》《说剑》《渔父》《列御寇》《天下》

出版图书  南华真经  作者名称 庄子

逍遥游  作者名称 庄子

庄子祠观

庄子卒后，庄氏后裔将庄子葬于南华山之阳，并建祠纪念。南华山遗址在今山东省东明县北部，蔡元集乡一带，唐时属离狐县，唐玄宗李隆基为纪念庄子，又下诏将累代不改的离狐县改为南华县。

南华山于唐贞观二年（628年）建庄子观（初名“南华观”），此后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乾隆十九年（1754年）、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多次重修。庄子族人在1988年重修的基础上，又筹资重新修建庄子墓和庄子祠。 [35] [56]

庄子观位于菜园集乡庄寨村北，有门楼一间，大殿三楹。殿门两侧垂长木对联一幅，上联为“生于蒙城地”，下联“逍遥漆园区”，横批是“漆园旧泽”。殿堂正中是庄子彩塑坐像。四壁彩绘庄子生平逸事，且有许多历代名人所留诗文、匾额。院中悬挂匾额有明嘉靖辛酉年（1561年）仲阳月兵部尚书封光禄大夫石星题写的“犹龙化境”，明万历甲寅年（1614年）观月户部侍郎穆文熙题写的“漆园旧泽”，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阳月东明知县杨日升题写的“至乐无为”，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大名府正堂批示的“先贤庄子例应优免差徭碑”，至今此碑犹存。观后20米处就是庄子墓。

生辰忌日

鲁西南地区庄氏家族聚居地的民众世代流传，每年农历二月初九和八月二十四为庄子的生辰和忌日。在这两个日子里，鲁、冀、豫等省的庄氏后裔，前往庄氏宗祠祭拜，时日已久，赓续不绝，据说已经延续了七十多代。

纪念邮票

2000年11月11日，国家邮政局发行《中国古代思想家》邮票一套六枚。其中，第四枚为古代思想家庄子邮票，面值80分。

人物争议 

家世

关于庄子的家世，学界大体上有两种说法。一种观点认为，庄子是宋国土生土长的贵族后裔。学者张松辉推断，庄子出身于宋国的没落贵族，应该是宋庄公的后裔。庄氏一族在宋国先后受过两次政治打击，再加上庄族后裔与公室的血缘关系越来越远，到了庄子时代，庄族人员只保留贵族名义，而不再担任国家重要职务。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庄子先世是楚国人。学者杨义、崔大华推断，庄子是楚庄王的后裔，庄氏一族在楚悼王或肃王时成为疏远贵族，离楚流亡，逃到了边远的宋国。

生卒

关于庄子生年，历代学者的考证多有抵牾。最早定为公元前398年（《庄子新传》，载《中日文化月刊》第3卷第1期），最晚为公元前350年（陈元德《中国古代哲学史》），相差四十八年。主流说法为约周烈王七年（公元前369年）。这主要从两个方面考察。首先，《史记》记载庄子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又记有楚威王派使者厚币聘庄子一事。楚威王于公元前340年至公元前329年在位，且“周能致楚聘，必已三四十岁”，则庄子生年应不晚于公元前369至公元前359年。其次，《庄子》“于魏文侯、武侯皆称谥”，而于惠王“初称其名，又称为王”，则庄子的生年应“在魏文侯、武侯之世，最晚当在惠王初年”，亦即周烈王七年。

关于庄子卒年，最早定为公元前317年（郎擎霄《庄子学案》），最晚为公元前270年（陈元德《中国古代哲学史》），相差四十七年。马叙伦详考各种相关史籍，结合战国时期帝王纪年，得出了一个大致的范围：周赧王十七年（公元前298年）至周赧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86年）之间。首先，《庄子》中提到的公孙龙曾为平原君客，而平原君在赵惠文王时为相，且《庄子》亦记载庄子以说剑见赵文王，则可证庄子在“赵惠文王之世犹存在”。即使《说剑》是伪作，还有一条证据可以证明庄子曾见过赵惠文王和公孙龙，即《庄子》曾记载“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而惠施以梁襄王十三年（公元前306年）失去相位到楚国，此时正是赵武灵王二十年，惠施未必一到楚国就去世了，假设他卒于十年之内，就正好在赵武灵王和赵惠文王之间。所以马叙伦将庄子卒年的上限定为赵惠文王初年（公元前298年）。其次，《庄子》两次提到宋王，宋君偃十一年（公元前318年）才自立为王，这一年亦为燕王哙三年；《庄子》又载燕王哙让国之事，发生在燕王哙五年，至燕亡国时，宋君偃称王已六七年了，且《庄子》所载宋王之事，皆发生在宋国强盛之际，则估计庄子没有见到宋亡国。所以马叙伦将庄子卒年的下限定为周赧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86年），这一年齐灭宋，宋君偃死于魏。

籍贯

关于庄子的籍贯故里，最早最权威的记载是司马迁的《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其文曰：“庄子者，蒙人也。”蒙，一般认为是宋国蒙。另有“齐之蒙”“鲁之蒙”“楚之蒙”等说法，均证据不足。《国语·楚语》云：“宋有萧、蒙。”三国吴韦昭注曰：“萧、蒙，宋公子鲍之邑。”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宋城县，元七乡。本宋国蒙县。以宋公及诸侯盟于蒙门而为县名。”《中国历史地图集》战国时宋国的版图上睢阳北部也明确标有“蒙”。可见蒙在宋国境内。而蒙的现代地理位置却有多种说法，如河南商丘说、安徽蒙城说、山东东明说等。

一、河南商丘说。古代学者持此观点者甚众，这种观点的影响也最大。西汉刘向《别录》、东晋郭缘生《述征记》、三国吴韦昭《国语注》、唐成玄英《庄子疏序》、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清蒋廷锡《尚书地理今释》、清段长基《历代疆域表》、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等均持此说。现当代学者郭沫若、王力、杨宽、翦伯赞等皆从此说。

二、是安徽蒙城说。北宋时期蒙城县令王兢始作庄子祠，苏轼应王兢之邀于元丰元年（1078年）写了《庄子祠堂记》一文，北宋王安石也曾为时任蒙城县令的苏舜卿写过一首诗《蒙城清燕堂》。苏轼、王安石、朱熹等均认定庄子为楚之蒙城人。近现代以来，学者王国维、冯友兰、刘大杰、孙以楷、常征、夏茹冰等均主安徽蒙城说。

三、山东东明说。唐魏王李泰撰《括地志》“曹州·冤朐县”下：“漆园故城在曹州冤朐县北十七里，庄周为漆园吏，即此。”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引之。唐代杜佑《通典·州郡》、明代李贤等撰《明一统志》有类似记载。《山东通志》《曹州府志》等认为漆园城在故冤句北七十里，在今东明境内。故有学者认为，庄子长期生活的地方在今东明境内。

艺术形象

袁仁琮长篇历史小说《庄周》，其主人公为庄子。

黎北海执导的无声电影《庄子试妻》，黎北海饰演庄子。

（出自《庄子》的经典句子、《史记》中有列传的人物）、《春秋战国时期宋国主要名人》、《河南省知名文人》、《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代表人物》、《中国古代教育家》、《道家学派代表人物》、

星象（天文）圣——甘德、石申。

甘德，战国时齐国人，生卒年不详，大约生活于公元前4世纪中期，先秦时期著名的天文学家，世界上最古老星表的编制者和木卫三的最早发现者。他著有《天文星占》8卷、《岁星经》等。后人把他与石申各自写出的天文学著作结合起来，称为《甘石星经》，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这些著作的内容多已失传，仅有部分文字为《唐开元占经》等典籍引录，从中可以窥知甘德在恒星区划命名、行星观测与研究等方面有所贡献。甘德还以占星家闻名，是在当时和对后世都产生重大影响的甘氏占星流派的创始人，他的天文学贡献同其占星活动是相辅相成的。

甘德和石申等人都建立了各不相同的全天恒星区划命名系统，其方法是依次给出某星官的名称与星数，再指出该星官与另一星官的相对位置，从而对全天恒星的分布、位置等予以定性的描述。三国时陈卓总结甘德、石申和巫咸三家星，得到我国古代经典的283星官1464星的星官系统，其中取用甘氏星官者146座（包括28宿在内），可见甘德对全天恒星区划命名的工作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迹象表明，甘德还曾对若干恒星的位置进行过定量的测量，可惜其结果大多湮没不存。甘德对行星运动进行了长期的观测和定量的研究。他发现了火星和金星的逆行现象，他指出“去而复还为勾”，“再勾为巳”，把行星从顺行到逆行、再到顺行的视运动轨迹十分形象地描述为“巳”字形。甘德还建立了行星会合周期(接连两次晨见东方的时间间距)的概念，并且测得木星、金星和水星会合周期值分别为：400日(应为398.9日)、587.25日(应为583.9日)和136日（应为115.9日）。他还给出木星和水星在一个会合周期内见、伏的日数，更给出金星在一个会合周期内顺行、逆行和伏的日数，而且指出在不同的会合周期中金星顺行、逆行和伏的日数可能在一定幅度内变化的现象。虽然甘德的这些定量描述还比较粗疏，但它们却为后世传统的行星位置计算法奠定了基石。依据《唐开元占经》引录甘德论及木星时所说“若有小赤星附于其侧”等语，有人认为甘德在伽利略之前近两千年就已经用肉眼观测到木星的最亮的卫星——木卫三。若虑及甘德著有关于木星的专著——《岁星经》，是当时认真观测木星和研究木星的名家，且木卫三在一定的条件下确有可能凭肉眼观测到，则这一推测大约是可信的。甘德还以占星家闻名，是在当时和对后世都产生重大影响的甘氏占星流派的创始人，他的天文学贡献同其占星活动是相辅相成的。

甘氏四七法

甘氏岁星法即甘氏四七法，是天文学上岁星纪年法的一种。所谓 “四七”，就是以二十八星宿来测量日月等天体运动方位的方法。《甘石四七法》所列的二十八宿由于原书散佚，只能从其他史籍所载去认识。据《开元占经·岁星占》、《史记·天官书》和《律书》记载，二十八宿的方位和星名是东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七星：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七星：井、鬼、柳、星、张、翼、轸。

恒星的观测

据《玉海》引《赣象新书》说：“甘德中官星五十九座，共二百一星，平道至谒者；外官三十九座，共二百九星，天门至青上；紫薇恒星二十座，共一百一星。共计一百一十八座，五百一十一星。”甘氏对恒星的发现，因为原著已佚，无法考证。不过，从这个数字看，甘德在没有精密仪器可用，基本上仅肉眼观测的情况下，有如此发现，已经是够惊人的了。据说，甘德制作的恒星表是世界上最古老的。

行星运动研究

除了对恒星的观测外，甘德对行星的运动也进行了长期的观测和定量的研究，尤其是对金、木、水、火、土五星运行的独到发现。甘德建立了行星会合周期的概念，并且测得了木星、金星和水星的比较准确的会合周期值。甘德推算出木星的回合周期为400天整，比准确数值398.88天差1.12天；还识到木星运动有快有慢，经常偏离黄道南北，代表了战国时代木星研究的先进水平。甘德推算出水星的回合周期是136日，比实际数值115日误差了21日，这个误差虽大，但甘氏记初步认识了水星运动的状态和见伏行程的四个阶段，说明甘氏巳基本掌握了水星的运行规律。甘德还首先发现了火星的逆行现象，推算出火星行度周期为410度780日，接近于实际日期。以往人们都认为行星运动大致顺从同一个方向，甘德和石申夫都发现了火星和金星的逆行现象。所以《汉书天文志》说：“古历五星之推，亡逆行者。至甘氏石氏（星）经，以荧惑（火星）太白（金星）为有逆行。”甘德还指出，“出而复还为'勾'”，“再勾为'已'”。把行星从顺行到逆行再到顺利的视运动轨迹十分形象地描述为“已”字形。他还给出木星和水星在一个会合周期内见伏(不见)的日数，以及金星在一个会合周内顺行逆行和伏的日数，而且指出在不同的会合周期中这些日数可能在一定幅度内变化的现象。虽然甘德的这些描述从定量的角度看还比较粗疏，但它们却为后世传统的行星位置计算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岁星纪年法

在历法方面，甘氏的岁星纪年法独树一帜，尤其是以12年为周期的冶、乱、丰、欠、水、旱等预报方法。甘氏岁星法的特点是不用太岁、太阴和岁阴名称，而用摄提格称之。甘氏说的摄提格既是其岁星纪年中的第一年岁名，又是用以纪岁的一种标志物。在其岁星纪年中第一、二年用“摄提格”，第三年以后则皆用“摄提”。其摄提格之名大概是由于摄提转化而来。摄提格是星名，在大角星附近斗杓所指的延长线上。古人用它与斗杓配合以确定季节。“摄提格”的“格”，《史记·集解》说是“至”的意思，“言摄提格随月建至，故云也。”摄提格是太岁星。有人称甘德是中国天文学的先驱，的确如此。甘德的天文学贡献，与其他各家相比，在战国时代是最大的。

最古老的星表

我国是天文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由于农业生产和制定历法的需要，我们的祖先很早开始观测天象，并用以定方位、定时间、定季节了。

春秋战国时期，天文历法有了较广泛的发展和进步。司马迁在《史记历书》中说：“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畴人”系指世代相传的天文历算家。当时各诸国出于各自农业生产和星占等的需要，都十分重视天文的观测记录和研究。据《晋书天文志》载：“鲁有梓慎，晋有卜偃，郑有摆灶，宋有子韦，齐有甘德，楚有唐昧，赵有尹皋，魏有石申夫，皆掌着天文，各论图验(各国的这些掌握天文的官员，根据天象的变化对统治者提出解释)。”这种百家并立的情况对天象的观测以及行星恒星知识的提高，无疑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诸家之中，最著名的是甘德石申夫两家。他们属同一时期的人。甘德著有《天文星占》八卷，石申夫著《天文》八卷，后世又称为《甘氏星经》、《石氏星经》，合称《甘石星经》。

甘德勤于对天空中的恒星作长期细致的观测，他和石申夫等人都建立了各不相同的全天恒星区划命名系统。其方法是依法给出某星官的名称与星数，再指出该星官与另一星官的相对集团，从而对全天恒星的分布位置等予以定性的描述。三国时陈卓总结甘德石申夫和巫咸三家的星位图表，得到我国古代经典的283星官1464星的星官系统，其中属甘氏星官者146座（包括28星宿在内）。由此可见甘德在全天恒星区划命名方面的工作对后世产生的巨大影响。有迹象表明，甘德还曾对若乾恒星的位置进行过定量的测量，可惜其成果后来大多散佚了。

在西方，古希腊天文学家依巴谷（Hipparchus）约在(公元前190 ~ 前125年)公元前2世纪编制过星表，在他之前还有阿里斯提尔（Aristille）和提莫恰里斯（Timocharis）也编制过星表，但都不早于公元前3世纪。可见，甘德和石申夫的星表是世界最古老的星表之一。 [3] 

木星的观测与发现木卫

甘德对木星的观测尤为精细，是研究木星的专家，著有关于木星的专著《岁星经》。依据《唐开元占经》卷二十三引录甘德论及木星时所说的话：“单于之岁，岁星在子。与虚、危晨出夕入。其状甚大，有光，若有小赤星附于其侧，是谓同盟”，著名天文学史家席泽宗先生指出：甘德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就观测到了木星的最亮的卫星木卫三。而近代对于木星的卫星的发现则是在17世纪初望远镜发明之后，由意大利大科学家伽利略（Galilei）于1610年用它观测木星时才发现的。甘德早伽利略近两千年，而且在没有望远镜的条件，仅凭肉眼就发现了木星的卫星，这真是一个奇迹。上世纪80年代，我国的天文学史工作者，通过在北京天文台兴隆观察站的实地观测，确信木卫三在一定条件下是有可能凭肉眼观测到的。而在1981年的一次观测中，8位观测者都看到了木卫三。甘德以其坚韧不拨的毅力和精细独到的观测把奇迹变成了现实，在世界天文学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石申，生卒年待考。又名石申父、石申夫或石申甫，战国中期魏国天文学、占星学家，开封人，是以其姓名命名月球背面的环形山的中国人之一。著有《天文》八卷(西汉以后此书被尊为《石氏星经》)等。《天文》八卷与甘德的《星占》八卷，合称《甘石星经》，《甘石星经》在中国和世界天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人物生平 

石申曾系统地观察了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运行，发现其出没的规律，记录名字，测定了121颗恒星方位，数据被后世天文学家所用。经过长期观测，详细考核，测出恒星138座，共810颗。

《开元占经》载石氏中官62，外官30，加上28宿，共计120座。同时给出了石氏星表这120座的121颗星的入宿度和去极度。

原著《天文》八卷，早佚。后人拾遗补阙，把它与甘德的《星占》八卷，合称《甘石星经》，又名《星经》，曾收入北宋政和年间刊印的《道藏》一书，题名为《通占大象历呈经》 。今存的《甘石星经》为2卷，其中虽有一些后人增添润色之辞，仍不失原书面貌，是一部对天文研究有很高科学价值的文献。

石申、甘德的研究成果为历代天文星相家所重视，在正史的天文志类中，引用了他们大量的研究成果。月球背面的环形山，都是用已故的世界著名科学家的名字命名的。其中选用了五位中国人的名字（其他四位分别是祖冲之、张衡、郭守敬、万户），因为石申对天文学研究作出了杰出贡献，所以他的名字也登上了月宫。以石申命名的环形山，位于月球背面西北隅，离北极不远，月面坐标为东105°、北76°，面积350平方公里。

重要贡献 

石申在天文学方面的贡献，是他与楚人甘德所测定并精密记录下的黄道附近恒星位置及其与北极的距离，是世界上最古的恒星表。相传他所测定的恒星，有138座，共810颗。从唐代《开元占经》中保存下来的石申著作的部分内容看，其中最重要的是标有“石氏曰”的121颗恒星的坐标位置(今本《开元占经》中佚失6个星官的记载)。现代天文学家根据对不同时代天象的计算来验证，表明其中一部分坐标值(如石氏中、外星官的去极度和黄道内、外度等)可能是汉代所测；另一部分(如二十八宿距度等)则确与公元前4世纪，即石申的时代相合。

主要影响

著述

石申与甘德在战国秦汉时影响很大，形成并列的两大学派。石申的著作，在西汉以后被尊称为《石氏星经》。汉、魏以后，石氏学派续有著述，这些书都冠有“石氏”字样，如《石氏星经簿赞》等。

三国时代，吴太史令陈卓总合石氏、甘氏、巫咸(殷商时代的天文学家)三家星官，构成283官、1464星的星座体系，从此以后，出现了综合三家星宫的占星著作，其中有一种称为《星经》，又称为《通占大象历星经》，曾收入《道藏》。该书在宋代称《甘石星经》，托名为“汉甘公、石申著”，始见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著录，流传至今。书中包括巫咸这一家的星官，还杂有唐代的地名，因此不能看作是石申与甘德的原著。

战国时代，是中国天文学家创立四分历，并使之完善和系统化的时代，从保留至今的零星历史文献可以看出，石申夫在四分历发展过程中曾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其贡献如下：

《史记·天官书》说：“故甘、石历五星法，唯独荧惑反逆行。”《汉书·天文志》说：“古历五星之推，亡逆行者。至甘氏、石氏经，以荧惑、太白为有逆行。”《开元占经》则载有石氏金星出没动态(包括行在内)的推算方法，可见石申夫有推算五星出没动态的方法，并已涉及火星、金星逆行的计算。

在魏国颁行四分历，使用每年365+1/4日，每月29+499/940日，十九年七闰，七十六年季节一循环的法则。其基本数据和格局与《史记·历书》类似，故各种文献都略而不载。

使用干支纪日法循环纪日。

使用石氏岁星纪年法循环纪年，此法载在《史记·天官书》中。

使用周正，以冬至所在之月为岁首。

《史记·天官书》记载，战国时期著名的天文学家有四家：“在齐，甘公；楚，唐昧；赵，尹皋；魏，石申。”各家的天文学都有占星术的内容，在他们的著作中能够看到当时战乱相寻的形势，记录着为政治事件占验的各种各样的说法，即“田氏纂齐，三家分晋，并为战国。争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因以饥谨疾疫焦苦，臣主共忧患，其察视祥候星气尤急，近世十二诸侯七国相王，言从(纵)衡者继踵，而皋、唐、甘、石因时务论其书传，故其占验凌杂米盐。”《史记正义》引南朝时代梁阮孝绪的《七录》说，“石申，魏人，战国时作《天文》八卷也。”可惜书已失传。

《汉书·天文志》中引述的石申著作的零星片断，可以使中们窥见他在天文学和占星术两个方面的研究内容，“岁星(即木星)赢(五星早出为赢)而东南，《石氏》'见彗星’，……赢东北，《石氏》'见觉星(又名天棓bang)’；……缩(五星晚出为缩)西市，《石氏》'见檀云(即天檀，彗星的一种，形状为尾部尖锐)，如牛’；……缩西北，《石氏》'见枪云(即天枪，彗星的一种，形状为两端尖锐)，如马’。……《石氏》'枪、檀、棓、彗异状，其殃一也，'必有破国乱君，伏死其辜，余殃不尽，为旱、凶、饥、暴疾’。”

星表

星表是把测量出的若干恒星的坐标（常常还连同其它的特性）加以汇编而成的，它是天文学上一种重要的工具。中国古代测编过许多星表，其中最早的一次是在战国时代，它的观测者叫石申，又称石申夫或石申父，魏国人。石申的活动年代约在公元前4世纪。他著有《天文》八卷，因其具有很高的价值，又被后人尊称为《石氏星经》。 可惜的是，《石氏星经》在宋代以后即失传了，现在只能从唐代的天文学书籍《开元占经》里见到它的一些片断摘录。后人从这些片断中辑录出一份石氏星表，其中有二十八宿距星（每一宿中取作定位置的标志星叫做这一宿的距星）和其他一些恒星共115颗（《石氏星经》原文中有121颗，其中6颗在今本《开元占经》中缺佚了，石申共用赤道坐标记录了八百多颗恒星）的赤道坐标位置。

石氏星表是古代天体测量工作的基础，因为测量日月星辰的位置和运动，都要用到其中二十八宿距度（本宿距星和下宿距星之间的赤经差叫距度）的数据。这是中国天文历法中一项重要的基本数据。

春秋战国时期，天文历法有了较广泛的发展和进步。司马迁在《史记历书》中说：“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畴人”系指世代相传的天文历算家。当时各诸国出于各自农业生产和星占等的需要，都十分重视天文的观测记录和研究。据《晋书天文志》载：“鲁有梓慎，晋有卜偃，郑有摆灶，宋有子韦，齐有甘德，楚有唐昧，赵有尹皋，魏有石申，皆掌着天文，各论图验(各国的这些掌握天文的官员，根据天象的变化对统治者提出解释)。”这种百家并立的情况对天象的观测以及行星恒星知识的提高，无疑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历法

在历法方面，石申的岁星纪年法独树一帜，尤其是以12年为周期的冶、乱、丰、欠、水、旱等预报方法。石申岁星法的特点是不用太岁、太阴和岁阴名称，而用摄提格称之。甘氏说的摄提格既是其岁星纪年中的第一年岁名，又是用以纪岁的一种标志物。在其岁星纪年中第一、二年用“摄提格”，第三年以后则皆用“摄提”。其摄提格之名大概是由于摄提转化而来。摄提格是星名，在大角星附近斗杓所指的延长线上。古人用它与斗杓配合以确定季节。“摄提格”的“格”，《史记·集解》说是“至”的意思，“言摄提格随月建至，故云也。”摄提格是太岁星。有人称甘德是中国天文学的先驱，的确如此。石申的天文学贡献，与其他各家相比，在战国时代是最大的。

石申的活动年代当在公元前四世纪中期，当时诸子并作，云集齐国稷下，展开百家争鸣，甘德即是百家中一家代表人物。历史上将甘德与石申并提，将二人的著作合称为《甘石星经》。《甘石星经》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之一。石申是魏国人，晚于甘德，著有《浑天图》，为先秦浑天思想的代表作。甘德著有《天文星占》八卷、《甘氏四七法》一卷。二人同为先秦杰出天文学家，故人们把二人合举并称。

甘氏岁星法即甘氏四七法。为什么叫“四七法”？“四七法”是天文学上岁星纪年法的一种，所谓 “四七”，就是以二十八星宿来测量日月等天体运动方位的方法。 《甘石四七法》所列的二十八宿由于原书散佚，只能从其他史籍所载去认识。据《开元占经·岁星占》、《史记·天官书》和《律书》记载，二十八宿的方位和星名是东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七星：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七星：井、鬼、柳、星、张、翼、轸。

石申勤于对天空中的恒星作长期细致的观测，建立了全天恒星区划命名系统，对全天恒星的分布位置等予以定性的描述。除对恒星的观测取得巨大的成就外，他对行星运动的研究，也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他推算出木星的回合周期为400天整，比准确数值398.88天差1.12天；还识到木星运动有快有慢，经常偏离黄道南北。他推算出水星的回合周期是136日，比实际数值115日误差了21日，基本掌握了水星的运行规律。他还首先发现了火星的逆行现象，推算出火星行度周期为410度780日，接近于实际日期。

石申和他的门徒长期观测星空，取得了许多重要的天文发现。他不仅测制了世界上最早的星表，第一次建立起完整的坐标概念，也是黄赤交角数据的最早测定者。他掌握了推算行星出没动态的方法，发现行星逆行现象，首先观测到太阳日珥，首次发现日冕，最早留下了有关太阳黑子的纪录。他还发现了月亮运动有迟疾的变化和偏离黄道的运动，最早对彗星进行分类，最早记载下日食、月食是天体相互掩食的现象。他最早对恒星进行系统的观测，比欧洲的阿里斯拉鲁斯与铁木查理斯还早60余年。

在没有精密仪器可用，仅肉眼观测的情况下，能有如此之多的惊人发现，实在有些不可思议。这些发现也许并不全是石申本人所测，而是他所创始的天文学派在长达数百年间长期观测的结果。但是即便如此，也不妨碍石申的伟大，他对于早期天文学的贡献是十分突出的。

战国时期，诸侯出于各自农业生产和战争、星占等的需要，都十分重视天文的观测记录和研究。各国都有掌握天文的官员，他们根据天象的变化对国提出解释。他们观测研究天象，测算星辰日月的运行，观测气候，并以此定方位，分四时，定节气，记时日，修著帝王年谱。

石申是天文学家，也是占星家，当时天文学与占星学本来就是一体的。与其他占星家相比，石申的天文学贡献无疑是最大的，在世界天文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正因为他对天文学有杰出的贡献。所以他的名字登上了月球。

人物评价 

据《史记正义》所引梁朝阮孝绪《七录》 ，可知他原著有《天文》八卷，属天文星象类。《史记天官书第五》称石申“因时务论其书传，故其占验凌杂米盐（即细致入微）。”可见功力之深厚。在当时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能取得这样大的成果，实在难得。他与齐国的甘德和商朝的巫咸三人是中国星表的最早编制者，也是世界方位天文学的创始人。他们最早对恒星进行系统的观测，比欧洲的阿里斯拉鲁斯与铁木查理斯还早60余年，在世界天文史上占有一席特殊的地位。正因为石申对天文学的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所以他的名字登上了月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