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绍骅编辑 中国画知识普及版 第三篇  隋唐绘画概况

·         隋唐绘画概况

在中国绘画发展史上，隋唐是魏晋南北朝之后的又一重要时期。隋朝书画，继往开来，酝酿着新风格的出现。有“细密精致而臻丽”的特点。来自各地，集中于京畿的画家，大多擅长宗教题材，也善于描写贵族生活。作为人物活动环境的山水，由于重视了比例，较好地表现出“远近山川，咫尺千里”的空间效果，山水画开始独立出来。隋代的著名的画家有杨契丹（生卒年不详。隋画家。善画人物、佛像、楼阁、车马。六法备该，甚有骨气。曾与田僧亮、郑法士同画光明寺小塔壁画，郑图东、北壁，田作西、南壁，杨画外边四面，时称“三绝”。郑法士尝求杨画本，杨引郑至朝堂，指宫阙、衣冠、车马曰：“此是吾画本也。”）、郑法士（北周末隋初画家·吴(今江苏苏州)人。北周为大都督左员外侍郎、建中将军，封长社县子，入隋授中散大夫。师法张僧繇，善画人物，仪表风度，冠缨佩带，无不有法。诸如浮云、流水，率无完态，也得形容之妙。著录於《贞观公私画史》;又《游春苑图》、《读碑图》等十件，著录於《宣和画谱》。弟法轮，子德文，皆能克承家学。）、董伯仁（北周末隋初画家。汝南(今属河南)人。生于西魏，历经北周、陈，隋初尚在。多才艺，乡里称为『智海』，官至光禄寺大夫殿内将军。工画佛像、人物、楼台、车马，与展子虔同时入隋，并称"董展"。则董有展之车马，展无董之台阁。汝州白雀寺、江陵终圣寺、洛阳光严寺、上都崇圣寺、海觉寺皆有其画迹。《后画录》、《续画品》、《画拾遗》、《历代名画记》、《贞观公私画史》、《画后品》、《宣和画谱》、《图绘宝鉴》。）和展子虔，孙尚子（[隋]子一作孜，是吴(今江苏苏州)人。孙尚子睦州建德县尉。善为战笔之体，甚有气力，衣服手足，木叶川流，莫不战动，唯须发独尔调利。画妇人亦有风态。《后画录、历代名画记、贞观公私画史》）与尉迟跋质那（［隋］于阗国人。历代名画记作西国人，宣和画谱、图绘宝鉴于其子乙僧均作吐火罗国人。善画外国人物及佛像，当时擅名，人称之为大尉迟）亦名重于时。他们各有所长，如杨擅"朝廷簪组"，董擅"台阁"，展擅"车马"。他们大多继承了前代的传统，更多地受到顾恺之的影响，作风近于密体。孙尚子则"善为战笔，甚有气力"，尉迟跋质那来自新疆的于阗，善画外国佛像。初唐时的人物画发展最大，唐代的绘画在隋的基础上有了全面的发展，人物鞍马画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唐朝的人物画的内容由取材历史故事转而把目光对准当代的重大政治事件和功臣勋将。中原风格和边区风格并行不悖，亦相互影响。以阎立本为代表的中原作风的人物肖像画，继承了北朝杨子华与南朝张僧繇的传统，在把握人物造型和气质上有所前进，用笔洗炼圆劲，赋色沉着典雅，富于概括性。以尉迟乙僧为代表的边陲作风的人物佛像画，造型则富于变化，有一定的凹凸感，用笔紧劲屈曲，设色浓厚鲜明。初唐的书画则承袭了隋朝的风尚，崇尚法度，但已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这一转变到盛唐时就已经完成了。各科画家先后涌现，风格趋向于健美飞动。以吴道子为代表的人物画（包括宗教画）与山水画，展现了唐代绘画的卓越成就。山水画则沿袭隋代的细密作风，青绿山水与水墨山水先后成熟，花鸟与走兽也作为一个独立画科引起人们注意，可谓异彩纷呈。花鸟画已经出现个别名家，宗教绘画的世俗化倾向逐渐明显和增多。从已发现的乾陵陪葬墓壁画的山水画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的比较简单的斧劈皴。以薛稷、殷仲容为代表的花鸟画，则设色和水墨的形式都已出现。此外，这时最著名的画家还有阎立德与康萨陀等。他们的作品和作风丰富了初唐时期的画坛，为盛唐画风的突变奠定了基础。虽然，他们的作品大多没有流传，但是我们从乾陵各陪葬墓的壁画、新疆出土的绢画与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都可以看到当时他们不同的风格。

隋·画家（隋代的文人画家展子虔、董伯仁、田佟亮、郑法士等在魏晋南北朝绘画与唐代绘画之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可惜除了展子虔《游春图》、董伯仁《三顾茅庐图》之外，其他画家的作品均已无存。）

展子虔和董伯仁的相交故事： 画家展子虔和董伯仁是一对好朋友。说起他们的 友谊 ，还有一段曲折过程!展子虔画技很高。他画人物，用笔细腻， 设色富丽；画鞍马，立如举步，伏似飞腾;特别是画北方的壮丽山水，能在不大的画幅里描绘广阔的风景，给人以咫尺千里之感。正因为如此，展子虔听到的都是恭维话，从未听到半句“逆耳”的批评。时间长了，展子虔自己也认为自己是世上画得最好的 画家 了。所以，从不把别的画家放在眼里。董伯仁，就是被展子虔瞧不起的一个画家。其实，董伯仁的画也很有特点。他除了能画和展子虔差不多的人物、鞍马外，所画的南方风景别具一格。尤其是画上的亭台楼阁，精细有致;山水树石，秀丽柔美。他听说展子虔目空一切，瞧不起人，很不以为然地说：“展子虔不过画些北方的秃山恶水，有什么新奇?我还从未见他画过一幅江南的美景呢!”董伯仁的话，传到展子虔的耳朵里。展子虔初一听，十分生气，但是继而一想，觉得也有一些道理。他取出董伯仁的作品细细观看，并与自己的画放在一起对比，渐渐发现自己的画的确有点雄健有余而潇洒不足。于是，他主动地去见董伯仁，表示要向董伯仁学习。董伯仁深受感动，也表示要虚心向展子虔学习。从此，两个人经常来往，互相取长补短，绘画技巧都有了新的提高。两个人的友谊也越来越密切了。

《三顾茅庐图》横29.5厘米，纵43.8厘米。该幅绘汉末刘备三顾草庐、邀诸葛孔明出山之故实。画中长松修竹掩翳茅屋，孔明羽扇纶巾、依榻凝思，僮仆正应门而出。篱外刘备、关羽、张飞三骑及从者行近，山岭后并见旌旗戈戟微露，人马仍众。画笔轻健秀润，惟上半山岭系后人补笔。幅上无款。上有诗塘，长17.8厘米，宽29.5厘米。为元代大诗人萨都剌"至正甲午年(元顺帝至正十四年，1354))秋八月"题跋。题跋中有"其后有数小楷字。书汝南弟子董展敬图。"遂定为董展所作。诗塘上另有清代乾隆题额和诗。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展子虔（约550-617），北周末隋初杰出画家。渤海（今河北河间县）人。历北齐、北周，入隋为朝散大夫、帐内都督。曾在洛阳、长安、扬州等地的寺院画过许多壁画。善画故事、人马、山水、楼台；人物的描法细致，后再用色晕开人物的面部，神彩意度极为深致。展子虔所非《游春图》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存世的山水卷轴画中最古的一幅。《宣和画谱》称赞他：“写江山远近之势尤工，故咫尺有千里趣”。他的山水画比起六朝前山水画那种“水不溶泛，人大于山”的稚拙画法要成熟得多。据记载，他的《仙山楼阁图》以青绿勾勒为主，笔调甚为细密，后人称他为“唐画之祖”。美史史家称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展子虔为唐以前杰出的四大画家。

艺术特色：擅画人物、山水及杂画，几无所不能，人物描法细致，以色景染面部；画马入神，立马有足势，卧马则腹有腾骧起跃之势，与董伯仁齐名。亦工台阁，但不及董伯仁；写山水远近，有咫尺千里之势。曾在洛阳天女寺、云花寺、长安灵宝寺、崇圣寺等绘制佛教壁画。画迹有隋朝官本《法华变相图》、《长安车马人物图》、《白麻纸》、《弋猎图》、《南郊图》、《王世充像》、《白描》等六卷，著录于《贞观公私画史》；《朱买臣覆水图》、《北齐后主幸晋阳图》、《维摩像》等，著录于《历代名画记》、《北极巡海图》、《石勒问道图》等20件，著录于《宣和画谱》。传世作品有《游春图》轴。《游春图》卷，隋代，纵43厘米，横80.5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此图为绢本、设色。卷首有宋徽宗赵佶题“展子虔游春图”六字。画面描绘了阳光和煦的春天，翠岫葱茏，碧波荡洋，贵族士人于堤岸策马游赏的景象。《游春图》不同于南北朝时“人大于山，水不容泛”、“树石若伸臂布指”的山水画的早期幼稚阶段，而发展到了人与山有了适当比例，远近关系有所解决。因此唐人称展画有“远近山水、咫尺千里”之势。在画法上是青绿填色，有勾无皴，人物与枝干直接用粉点染，全画以青绿作主调，是中国山水画中独具风格的画体，亦是我国现存最古的卷轴山水画。

隋 展子虔 《游春图》 卷 绢本设色 43×80.5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代表了中国早期山水画的面貌。近些年有学者对于这幅作品的作者和时代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引起了讨论。这是一幅山水画，描绘了人们在风和日丽，春光明媚的季节，到山间水旁“踏青”游玩的情景。全画以自然景色为主，人物点缀其间。湖边一条曲折的小径，蜿蜒伸入幽静的山谷。人们或骑马，或步行，沿途观赏着青山绿水、花团锦簇的胜境。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一艘游艇缓缓荡漾，船上坐着的几个女子似被四周景色所陶醉，流连忘返。山腰和山坳间建有几处佛寺，十分幽静，令人神往。画家运用细而有力的线条勾画出物象的轮廓，人物虽然小如豆粒，但一丝不苟，形态毕现。山石树木只用线条画出，可以看到行笔的轻重、粗细、顿挫、转折的变化，但尚未见到唐代以后绘画中出现的皴擦技法。作品的色彩浓丽厚重，山石树木均以矿物制成的石青、石绿颜料赋色，以青绿的色彩为主调，建筑物和人物、马匹间以红、白诸色，既统一和谐，又富有变化。亮丽的色彩亦更好地衬托出大好河山盎然勃发的春天气息。画面山形耸峙，水波浩淼，万木复苏，祥云涌动。游春的男女纷纷涌向山间水湄，他们有的骑马伫立水滨，有的乘船泛于水中，有的在岸上迟疑不进，有的望春波翘首待渡。山深水阔之间，游人散布于各处，不能一一计算，也不必一一计算。该画用青绿重着色法，用笔细劲有力，设色浓丽鲜明。图中的山水"空勾无皴"，但远山上以花青作苔点，已开点苔的先声。人马体小若豆，但刻划一丝不苟。此画已脱离了为山水为人物画背景的地位，独立成幅，反映了早期独立山水画的面貌。总之，人的活动与山水的境界交相映发，将一个“春”字抒写得淋漓尽致，无处不在。画面整体上以大对角线构图，青山与坡岸的对峙与开阖，春水的自右下向左上流动，右上斜角的实则虚之与左下斜角的虚则实之，变化有法，激活了潜藏在山水和山水画之间的生命力，带来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画面采用俯视法取景，将远景、近景一同向中景聚拢，使各种景物完整地统一在一个画面中，获得一种“咫尺千里”的艺术效果和品赏趣味。全图在设色和用笔上，颇为古意盎然。画中色彩的使用，因为要强调春山春树的青绿，故而形成一种特有的风格，被人称为“青绿法”。又由于画面效果金碧辉煌， 画法为后世所发展，所以又称“金碧山水”。画中的山峦树石皆空勾无皴，仅以色渲染，而其用笔则甚细且又极富变化。在画山上小林木时，径以赭石写干，以水沈靛横点叶，大树多用勾勒。松不细写松针，直以苦绿沈点，等等。远山树木，亦以细笔勾出再填深绿，树叶多为类叶，或以色写，或墨勾填色。整幅画在青绿金碧的大背景上点出红艳之色，极富意趣。而勾画山水树木的古拙之笔与勾画人物、水波的纤细流畅之笔相结合，益见得意态万千。

【大唐盛世，万国来朝】 唐代时期（是继隋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公元618年-公元907年），共经历21位皇帝，享国289年，因皇室姓李，故又称为李唐，是中国古代绘画全面发展的时期。由于唐代国家统一，政治稳定，国力强大，经济繁荣，所以这一时期的绘画也空前繁荣，这一时期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历史意义。唐人街，唐三彩，唐装，万国来朝（查询了一下“拂林”便是现在的古罗马。为现在的意大利，距离中国接近万里之遥。那么波斯便是现在的伊朗了。伊朗距离中国有多远呢？大约也是万里的一半，大约就是现在中国东到西的距离。就算是这些地方的边境，也有两三千公里之遥----------------）等等。当时涌现了大批的著名画家，画家不断吸收西域和外来文化的影响，艺术表现技巧更加丰富，创作题材也比较广泛。人物画越来越注意反映现实生活和刻画人物的精神气质；山水画分出青绿和水墨两大体系，产生南方、北方不同的地域风格；花鸟画创立工笔设色和水墨淡彩、没骨等多种表现方法。可以说，唐代时期的绘画成就，超过了以前各代，影响到当时的东方各国，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个高峰。

阎立本(约601年-673年)， 雍州万年(今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人，唐代政治家、画家。

隋朝，阎立本官至朝散大夫、将作少监。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阎立本继任兄长阎立德为将作大匠，同年由将作大匠迁升为工部尚书。总章元年(668年)擢升为右相，封博陵县男。当时姜恪以战功擢任左相，因而时人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之说。阎立本擅长工艺，多巧思，工篆隶书，对绘画、建筑都很擅长，兄阎立德亦长书画、工艺及建筑工程。阎毗、阎立德、阎立本父子三人并以工艺、绘画闻名于世。代表作品有《步辇图》《历代帝王像》等。

《步辇图》是阎立本名作之一，它表现的是吐蕃使者禄东赞朝见唐太宗时的情景。贞观十四年吐蕃王松赞干布仰慕大唐文明，派使者禄东赞到长安通聘，《步辇图》描绘的就是当时唐太宗与禄东赞会面的场景。图中李世民威严而平和，端坐在宫女抬着的步辇之上，另有几位宫女为太宗撑伞、张扇。画面左边站立三人：红衣虬髯者为宫中的礼宾官员，其后身着藏服者为吐蕃使者禄东赞，最后着白袍者为内官。图卷右半是在宫女簇拥下坐在步辇中的唐太宗，左侧三人前为典礼官，中为禄东赞，后为通译者。太宗形象是全图的重心所在。作者不遗余力地给以生动细致的刻画，他笔下的唐太宗面目俊朗，目光深邃，神情庄重，顾盼之间充分展露出盛唐一代明君的风范与威仪。为了更好地凸现出唐太宗的至尊风度，作者运用对比手法进行衬托表现。一是以宫女们的娇小、稚嫩，以她们或执扇或抬辇、或侧或正、或趋或行的体态来映衬唐太宗的壮硕、深沉与凝定，是为反衬；二是以禄东赞的诚挚谦恭、持重有礼来衬托唐大宗的端肃平和、蔼然可亲之态，是为正衬。全图不设背景，以摹绘人物为主，结构上自右向左，由紧密而渐趋疏朗、重点突出，节奏鲜明。从细部描摹来看，作者的表现技巧已相当纯熟。衣纹器物的勾勒墨线圆转流畅中时带坚韧，畅而不滑，顿而不滞；主要人物的神情举止栩栩欲生，写照之间更能曲传神韵；图像局部配以晕染，如人物所着靴筒的折皱等处，显得极具立体感；全卷设色浓重淳净，大面积红绿色块交错安排，富于韵律感和鲜明的视觉效果。此图一说为宋摹本，但摹绘较精，仍不失原作之真。幅上有宋初章友直小篆书有关故事，还录有唐李道志、李德裕“重装背”时题记两行。《步辇图卷》绢本设色  纵三八.五、横一三九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步辇图》卷是目前鲜见的体现出阎立本绘画水平的宋人摹本。

《萧翼赚兰亭图》唐阎立本作。唐代大画家阎立本根据唐何延之《兰亭记》故事所作。描绘唐太宗御史萧翼从王羲之第七代传人的第子袁辩才的手中将"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骗取到手献给唐太宗的故事。画的是萧翼和袁辩才索画，萧翼洋洋得意，老和尚辩才张口结舌，失神落魄；旁有二仆在茶炉上备茶；各人物表情刻画入微。这幅画作有一个故事背景：晚年的唐太宗喜爱书法，并酷爱王羲之的字。他听说辩才和尚手中有王羲之的书法真迹《兰亭序》，就召见辩才，可是辩才推说不知其下落。后来当朝大臣房玄龄举荐监察御史萧翼，由其出面，以其才谋定能赚回《兰亭序》，于是唐太宗派遣监察御史萧翼到会稽赚取。一天，萧翼扮成商贾，带有王羲之杂帖几幅，见到并接近辩才和尚，畅谈王羲之书法妙趣，在谈论过程中，辩才终于拿出兰亭序帖。某一日，得知辩才离寺，萧翼趁机取得兰亭序帖。古代茶叙场景：这幅画的画面上有五个人物，萧翼身穿黄袍，坐在辩才和尚对面，从其神情上可以看出，他正在心里盘算着如何完成皇帝交给的使命，如何天衣无缝地把《兰亭序》赚取得手。画面上，年届八旬的老僧辩才坐在禅椅上，左手持麈尾，长眉圆颅，正在说话。在他们两人的右边，坐着一个僧人，神情上似乎是在猜测萧翼的来意。在他们三人的左侧，是两位侍者，其左侧放着茶碗、茶罐等，正在煮茶。还有一位小茶童弯着腰，双手捧着茶托盘，正小心翼翼地准备分茶。老仆人满面胡须，右手持茶夹，左手拿茶铛，正在全神贯注地烹茶。

《历代帝王图》始作于唐朝初年，又名《列帝图》、《十三帝图》、《古列帝图卷》；唐太宗时期著名画家阎立本所作，是表现帝王生活的人物画，它的艺术成就代表了初唐人物画的最高水平，在古代绘画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唐代是中国画繁荣、鼎盛的时期，在绘画题材方面倾向面对现实；这一时期人物画不仅大家辈出，描绘人物的技法也得到了全面发展。阎立本溯源顾恺之又融进恢弘博大的气度，他在《历代帝王图》中，以刚劲而厚实的线条恰当而真实地刻画出古代帝王的个性特征。

画卷共包含了十三个帝王及一些侍从的肖像，帝王的上方书写有庙号、姓名及在位年数。这十三位皇帝依次是前汉的昭帝刘弗陵，后汉的光武帝刘秀，有才有艺的魏文帝曹丕，憨厚的蜀主刘备，深沉的吴主孙权，统业天下的晋武帝司马炎，粗野但有策略的北周武帝宇文邕，外柔内凶的隋文帝杨坚，聪明浮夸的隋炀帝杨广，美才兼备的陈文帝，以及软弱无能的陈宣皇帝陈顼等。总体来讲，《历代帝王图》作为中国肖像画的经典作品，把帝王的气势和内心世界体现无疑，画家的色彩审美水平完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都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我国古代皇帝有不少，但是能名流千古的却不多，我们在阎立本的笔下可以看到古代较为出名的十三位皇帝，也是看到了皇帝制度下帝王的气势以及帝王的内心世界。画中不仅表现了画家对他们的了解，并且表现了画家对于他们的评价。阎立本是从拥护统一，赞美稳固的政权的立场出发描写这些帝王，这一立场是符合初唐时期的社会发展和历史要求的。阎立本对于曹丕、司马炎、宇文邕、杨坚等统一了天下，或促成了统一的趋势的帝王，除了表现出他们的个人特点外，也表现了他们共有的一种庄严气概。据过去史书的记载，魏文帝曹丕是博闻强识，才艺兼备的。晋武帝司马炎是深沉、有度量，而完成了统一天下的事业。北周武帝字文邕是粗野强梁，没有文化，然而是很有策略、很有能力的人，他从叔父手中夺回了政权，进一步统一了整个北方。隋文帝杨坚是一个有名的，表面上平和，而心中有计谋多猜忌的人。画面上的杨坚，不仅表现了“体貌奇特，仪表绝人”，而且以深沉的眼神、紧闭的双唇，显示出“雄图内断、英谋外决”的性格，这与杨广的虚浮外貌、萎靡身躯形成对照，隋炀帝杨广，据史书上说是美姿容，很聪明，但又浮夸、空想、好享受。而陈叔宝是所谓亡国之君，阎立本则处理成以油掩口的委琐之态以表示对他的蔑视。至于偏安江南的其他陈朝的帝王们就都缺少英雄气概，但江南的陈文帝陈蒨是一个建立基业的帝王，陈顼是一个纵容政治败坏而无办法的帝王，两人也有显著的不同。由于历史上的帝王们作为历史发展的一个偶然性因素，个人的行为在一定的范围内是体现着历史发展的，而经他们之手所实现的统一与分裂、偏安等不同的政治情势对于人民生活有很大的影响，所以阎立本对他们的描绘联系着他们在政治上的作为，也就是通过了个人的性格刻划而企图实现概括广阔生活的目的，这样的创作是从人物肖像画的最高要求出发的，它们有别于魏晋时“秀骨清像”的类型化表现，而使人物肖像画达到一个新的水平。莫高窟初唐220窟维摩变中的帝王形象，和上述作品的绘制风格十分接近，一方面印证了《古帝王图》的时代，同时也可通过相互比较来了解这一时期类似题材的肖像画所采用的形式。

　　阎立本力求描绘出带有特征性的细节以表现一定性格的一定精神状态，例如曹丕的锐敏的挑衅式的目光，显出十分精悍，有咄咄逼人的神气。陈叔宝两眼无神，软弱松弛。杨坚头部微颔，眼光向上平视，具有一种深沉有计谋的神情。画家所选择的有特征性的细节，主要的是在面部，特别是眼睛和嘴。眼睛除了天生的尖圆长宽等不同外，更显然可以看出内心的心理状态经常表现的不同，而筋肉因习惯性的动作而形成的特点，嘴部表情或用力，或放松，对这些部位都特别着力地加以刻划。此外，如胡髭，因人而有软硬、疏密的不同，头身的姿势和面部筋肉、骨骼、皮肤也显然可以看出各人的差异。皮肉有松有紧，有硬有软，有粗有细。字文邕的粗野和陈蒨的文雅，极其明显地表现出面部筋肉的不同，几乎能够令人感觉到一个是白净光细，一个是黑而粗糙。其他，如侍从有男、有女，服饰器物中有的跨剑，有的执如意，也都有烘托性格的作用。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看出阎立本还保持了南北朝绘画风格的若干残余，如相类似的长圆的头型，侍从占较小的比例，姿态及表情也有僵硬的痕迹，衣褶的处理的规律化，人体比例不全正确等等，这一些都说明写实的能力虽在长期的发展中得到了进步，而犹待进一步的发展。所以，即使在主要的人物形象上，概念化的痕迹以及未能尽情描绘的生硬感觉也还是存在的。然而，技法上已大大发展了单线勾勒的表现能力，因描写对象而使用不同的线纹，如眼、鼻、嘴、耳、脸的轮廓、衣耦，用了粗细不同的线描，并达到了表现体积感的目的。此图经历代内府或个人收藏，清末落入梁鸿志之手，流入国外。作品没有名款，长期以来一直传为阎立本的作品，主要依据是宋代富弼题识。根据史籍局部放大图记载，当前流传的绢本，是宋代杨褒根据白麻纸唐画传摹，设色附彩的。

阎立本《职贡图》纵61.5厘米，横191.5厘米 绢本设色 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职贡图》所描绘的便是唐太宗时，少数民族和外国使者到长安进贡的场景：南洋的婆利、罗刹、与林邑国等前来中国朝贡及进奉各式珍奇物品的景象。从前端牵羊者已在画外的形式判断，有学者认为现存的《职贡图》乃是经过裁切之后的作品。目前全幅共绘有二十七人，如同游行的队伍一般，自右向左行进。行列的中央及左方，有仆人持伞盖随行，暗示出伞盖下人物的使者身份，而伞盖的存在，同时突显了他们尊贵的地位。画中的贡品包括鹦鹉、怪石、象牙等等，其样式之多，除了令人目不暇给外，也充满了异国的情调，让人得以窥探在不同文化的下多元性。据李霖灿先生研究，画中所绘是唐太宗时，爪哇国东南有婆利国、罗刹二国，前来朝贡，途中又与林邑国结队，于公元1631年（贞观五年）抵达长安。全幅共二十七人，画中人马各自成组，由右往左前行。一脸虬须骑白马，后有仆人持伞盖掌羽扇随从，后随抬一笼裏鹦鹉，这可能是林邑国使者。画左端也有伞盖随侍者，手捧怪石，旁有黑肤卷发昆仑奴，可能是婆利国使者。画中人物穿耳附璫、持象牙，著古贝布、有孔雀扇、耶叶、琉璃器（双重罐）、臂钏、敬浮屠、假山石（蚶贝罗）、香料、革屣、珊瑚、花斑羊等等，画之时代虽未必是唐，但存唐之历史则弥足珍贵。

从前端牵羊者已在画外的形式判断，有学者认为现存的《职贡图》乃是经过裁切之后的作品。目前全幅共绘有二十七人，如同游行的队伍一般，自右向左行进。行列的中央及左方，有仆人持伞盖随行，暗示出伞盖下人物的使者身份，而伞盖的存在，同时突显了他们尊贵的地位。画中的贡品包括鹦鹉、怪石、象牙等等，其样式之多，除了令人目不暇给外，也充满了异国的情调，让人得以窥探在不同文化的下多元性。该幅作品无作者款印，右端牵羊绳直出画外，显然牵羊人已不见；左端捧盘者已近画边缘，皆不符合画理。盖古画历经流传，污毁残缺往往有之。画中所见，显然是“异方献宝，万方来朝。”《新唐书·南蛮传》记公元1629年（太宗贞观三年）有东蛮酋谢元深入朝，冠乌熊皮若注旄，以金银络额，被毛帔，韦行縢，著履。因此，中书侍郎颜师古上书：“昔周武王时，远国入朝，太史次为王会篇，今蛮夷入朝，如元深冠服不同，可写为王会图。”太宗应允。于是命阎立德作画。又据《唐代名画记》“职贡图卤簿等图，与立德皆同制之。”阎立本画职贡图事，又见之于苏东坡记载。画前题签唐“阎立本职贡图”字迹也略有裁缺。惟本卷是否出于阎立本画，殊难证明，但北宋徽宗时《宣和画谱》已记载阎氏《职贡图》且画中有北宋宣和印记，即令印记为伪，至迟北宋时也有所本。

《孔子弟子像·古贤图》 阎立本 纵32.3厘米，横870厘米 绢本设色 首都博物馆藏 

《孔子弟子像》引首乾隆御题“杏坛遗范”，铃“古稀天子”朱文方印。从蒋溥题跋中悉知此图在清代的流传过程。最先藏于清初内府，顺治三年丙戌（1646年）钦赐给大学士宋权，再传其子，112年后的乾隆二十二年丁丑（1757年），宋氏后人转于他所，为蒋溥购获，即贡入内廷，乾隆御题引首并珍藏之，并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堪称国之重宝。阎立本的作品传世的共有六件，《画孔子弟子像》是六件中最好的一件。画卷绘孔子弟子五十九人，其画法工整细腻，设色典雅，线条流畅。所绘人物神貌，笔法圆劲，气韵生动，形象逼真传神，是当时名作，时人誉之为“丹青神化”。《孔子弟子像》全图采取平列式构图，无背景，墨笔勾勒，着色，人物形象各异，须眉生动。绘孔子弟子立像五十九人，无名款。从体貌上对照，第三人即为孔子，以后诸人亦形态相仿，顺序一致，惟个别处有遗漏或增补，如子迟和子贡之间缺子夏，孔子前多出两人。但根据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宋·无款《七十二贤相》卷进行对比，本幅画所绘为孔子及弟子像内容是确凿无疑的。

　　盛唐时期是中国绘画发展史上一个空前繁盛的时代，也是一个出现了巨人与全新风格的时代。宗教绘画更趋世俗化，经变绘画又有发展。不同地区的画法交融为一，产生了颇受欢迎的新样式，不同地区画法相互交融，形成了全新的创作风格，以“丰肥”为时尚的妇女进入画面。吴道子、张萱的人物仕女图，则由初唐描绘政治事件为主转为描写日常生活，造型更加准确生动，超过了之前画家。而山水画则获得了独立地位，主要画家有李昭道、吴道子、李思训和张璪等。分工细和粗放两种，破墨山水也开始出现。花鸟画的发展虽不象人物画和山水画那样成熟，但在牛马画方面却名家辈出，曹霸、韩幹、陈闳、韩滉与韦偃等都是个中好手。此外，著名“诗情画意”画家王维、卢稜伽、梁令瓒等也名重于时，时至今日还能看到他们传世作品和后世摹本。造型更加准确生动，在心理刻划与细节的描写上超过了前代的画家。中国传统人物画法有“吴带当风，曹衣出水”。《图画见闻志》中说“曹吴二体，学者所宗”。“吴之笔，其势圆转而衣服飘举。曹之笔，其体稠叠而衣服紧窄。故后辈称之曰：“吴带当风，曹衣出水。”盛唐白画很明显在吴道子的影响下将中国传统人物画造型图式引入“当风”的矫正中。而这种矫正形态与当时的社会状态是分不开的，唐都长安作为国际大都市，来自中亚的西域画家从他们那里带来凹凸画法与本土画家的线描画法相结合，形成了风靡一时“白画”风格。“白画”与盛唐时期的社会意识形态是紧密联系，“白画”的流行也反映了民众心理审美方式的转变。由盛唐白画所见笔描传统的创造性复兴，也代表着中国画史中古典传统在各个时代不断矫正图式语言的典型模式。光由线描形式的表面上看，由汉至唐似乎没有太大外貌上的变动；但由线条的结构意义来观察，这实是一个逐渐丰富的过程。在这过程中，画家并没有放弃传统线描的表现能力，而是逐渐地将学自西来凹凸法的描绘结构之能力，拿来增加了传统所喜爱的笔描内容。其结果便是笔描旧传统在盛唐的再生。此再生不仅使盛唐的笔描大异于汉晋者，而且也不同于凹凸法附带的线描性格。以对传统的再生而言，此过程为后来宋元明清各代绘画中，复古主义所取途径的一个典型。从南朝齐梁谢赫所述“六法”之“骨法用笔”，到9世纪张彦远提出“笔踪”论，认为“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于用笔”，绘画中对笔法的重视历来有之。笔法在不同时间，为表达不同内容形式所产生的“结构意义”上的蜕变，以及历朝历代对于先前笔描图式的纠正都是值得考虑的，“白画”便是其中一个颇具意义的现象。笔法情结在中国传统绘画之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分量，这种影响也会一直持续下去。

吴道子(约公元680~759年)，唐代著名画家，画史尊称画圣，又名道玄。汉族，阳翟(今河南禹州)人。约生于公元680(永隆元年) ，卒于公元758(乾元元年)前后。少孤贫，年轻时即有画名。曾任兖州瑕丘(今山东滋阳)县尉，不久即辞职。后流落洛阳，从事壁画创作。开元年间以善画被召入宫廷，历任供奉、内教博士、宁王友。曾随张旭、贺知章学习书法，通过观赏公孙大娘舞剑，体会用笔之道。擅佛道、神鬼、人物、山水、鸟兽、草木、楼阁等，尤精于佛道、人物，长于壁画创作。由于他刻苦好学，才华出众，20岁时，就已经很有名气。唐玄宗把他召入宫中担任宫廷画师，被玄宗赐名道玄，他成了御用画家，没有皇帝的命令，不能擅自作画。这样，一方面对他这样一个平民意识很强的艺术家是一种约束和限制，另一方面，他得到了最优厚的条件，不再浪迹江湖，利用条件，可以施展他的艺术才华。吴道子性格豪爽，不拘小节，“每一挥毫，必须酣饮”，因此，经常是醉中作画。传说他描绘壁画中佛头顶上的圆光时，不用尺规，挥笔而成。在龙兴寺作画的时候，观者水泄不通。他画画时很快，像一阵旋风，一气呵成。当时的都城长安(今西安)是全国文化中心，汇集了许多著名的文人和书画家。吴道子经常和这些人在一起，使他的技艺不断提高。有一次，在洛阳同他的书法老师张旭和善于舞剑的将军相遇，吴道子观看裴*W持剑起舞，左旋右转，神出鬼没，变化万端，很受启发，即兴在天宫寺墙壁上画了一幅壁画，画时笔走如飞，飒飒有声，倾刻而成。随后张旭又在墙壁上作书。这一次使在场数千观众大饱眼福，高兴地赞叹：“一日之中，获观三绝!”吴道子的绘画具有独特风格，是中国山水画之祖师。他创造了笔简意远的山水“疏体”，使得山水成为独立的画种，从而结束了山水只作为人物画背景的附庸地位。所画人物衣褶飘举，线条遒劲，人称莼菜条描，具有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效果，被誉为“吴带当风”。他还于焦墨线条中，略施淡彩，世称吴装 。 吴道子是一位全能画家，人物、鬼神、山水、楼阁、花木、鸟兽无所不能，无所不精。吴道子活动的时代，正是唐代国势强盛，经济繁荣，文化艺术飞跃发展的时代。唐代的东西两京——洛阳和长安，更是全国文化中心。画家们上承阎立本、尉迟乙僧，如群星璀璨。《历代名画记》说：“圣唐至今二百三十年，奇艺者骈罗，耳目相接，开元天宝，其人最多。”如吴道子、王维、张璪、李思训、曹霸、陈闳、杨庭光、卢稜伽、项容、梁令瓒、张萱、杨惠之、韦无黍，皇甫轸等人，都是当时的大画家。这么多的名家和数以千计的民间画工，争强斗胜，群芳汇集，各显神通，绘画之盛，蔚为大观。

《送子天王图》又名《释迦降生图》，乃吴道子根据佛典《瑞应本起经》绘画，此幅应为宋人摹本。画面描绘了佛教始祖释迦牟尼降生以后，其父亲凈饭王和摩耶夫人抱着他(悉达太子)去朝拜大自在天神庙，诸神向他礼拜的故事。

吴道子《送子天王图》意象繁富令人惊叹：全图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段描绘一位王者气度的天神端坐中间，两旁是手执筋板的文臣、捧着砚台的仙女，以及仗剑围蛇的武将力士面对一条由二神降伏的巨龙。第二段画的是一个踞坐在石头之上的四臂披发尊神，身后烈焰腾腾。神像形貌诡异，颇具气势，左右两边是手捧瓶炉法器的天女神人。第三段即《释迎牟尼降生图》，内容是印度净饭王的儿子出生的故事。从画面上，可以看到释迎牟尼降生时，他的父亲抱着他到寺庙朝谒见自在天神的情景。 此图写异域故事，而画中的人、鬼神、兽等却完全加以中国化、道教化，当是佛教与中国本土变化至唐日趋融合之势所致。此图意象繁富，以释迦降生为中心，天地诸界情状历历在目，技艺高超，想象奇特，令人神驰目眩。

　　图分二段，前段有两位骑着瑞兽之神奔驰而来，天王双手按膝，神态威严。随臣侍女态度安祥，武将则欲拨剑以防不测。人物虽多，表情名异，一张一弛，很有节奏起伏。后段净饭王抱着初生的释迦，从姿势看，净饭王是小心翼翼的。王后紧跟其后，一神惊慌拜迎，人物身份、心理、形态刻画入微，很好地反映了人物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图中绘人物、鬼神、瑞兽二十多个，人物则天王威严，大臣端庄，夫人慈祥，侍女卑恭，鬼神张牙舞爪，瑞兽灵活飞动，极富想象力而又画得极富神韵。就这两部分来看，激烈与平和，怪异与常态，天上与人间，高贵与卑微，疏与密，动与静，喜与怒，爱与恨，构成比照映衬又处处交融相合。天女捧炉、鬼怪玩蛇、神兽伏拜的另一部分内容，则将故事的发展表现出了层次，通过外物的映衬将主要人物的内在心态很好地表现出来。独特的“吴家样”线描，粗细顿挫，随心流转，无论是表现人物的衣纹、鬼神的狰狞，还是描绘闪烁的火光，都表现得生动贴切，游刃有余。其人物有“八面，生意活动”，“虬须云鬓，数尺飞动，毛根出肉，力健有馀。”“天衣飞扬，满壁飞动”，设色亦服从于形象的塑造，“朱粉厚薄皆见骨高下，而肉陷起处”，还创造了一种淡着色法，“其傅采于焦墨痕中略施微染”，被称为“吴装”。吴道子早年的画“行笔差细”，比较工细，中年“行笔如莼菜条”，出现了兰叶般的变化，他把张僧繇的“笔才一二，象已应焉”的“疏体”加以发展。用线时“离披其点画”，设色“敷粉简淡，浅深晕成”，不再追求绚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毫放之外”，落笔雄劲，气势博大。他还有着极为熟练的技巧，不需粉工，并记在心，画人物“如灯下取影，逆来顺往，横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在此画中，除了线的运动外，人物眼神也透视出内在心理的虔诚与中国传统理想君王形象的端庄。他善于使形象达到“守其神，专其一”，以致“窃眸欲语”，显示了高度技巧与功力。《天王送子图》技法首重线条和用笔，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故线条流转随心，轻重顿挫合于节奏，以动势表现生气，具有疏体画的特性，是典型的“吴家样”。《天王送子图》这幅画反映了吴道子的基本画风，他打破了长期以来历代沿袭顾恺之的那种游丝线描法。吴道子开创兰叶描，用笔讲究起伏变化和内在的精神力量。吴道子在创作《天王送子图》时，深受隋唐佛教壁画的影响，常常以大片的红、绿、黄等暖色着于人物之上，整图色彩鲜艳华丽，画中人物均身着华美服装，体现出高贵，庄严的气质。另外在光线的运用上，主要人物—如天王、圣婴、摩耶夫人等与随从等次要人物用光较协调，起到突出主体，兼顾其余的作用。《天王送子图》 纸本手卷 纵35.5厘米，横338.1厘米 现藏日本国大阪市立美术馆

《八十七神仙卷》，这是一幅唐代吴道子创作纸白描人物手卷，该作现藏于北京徐悲鸿纪念馆。全图分为三个部分:作品从左到右，前面是六神将开路，接着是捧花执旗的金童玉女二十四人，作为东华天帝的前导，是为前段。在东华天帝与南极天帝之间是乐队和金童玉女二十九人，是为中段。在乐队之后是南极天帝，其后是金童玉女、仙伯、力士等二十三人，最后是神将四人，是为后段。图中以道教故事为题材，描绘了八十七位列队行进的神仙，纯以线条表现出八十七位神仙出行的宏大场景，画面优美，笔墨灵动洒脱，宛若仙境，代表了唐代的白描技法的最高成就。该画以中段最佳，中段又以乐队最精彩。乐队由八人组成，分前、中、后三排。两个弹琵琶者走在前排，中排三人中奏长鼓者居中间位置，后排三人中奏笙者居中间位置，这八个人的头部被一个隐性的菱形穿连起来。鼓是用来掌握节奏并起指挥作用的，被安排在中心位置。两个奏琵琶者，一个是斜抱另一个是横抱，以求取变化。吹笛女回首与后面的吹萧女相呼应，以求联系。八个奏乐女的发型与头饰各不相同，变化丰富，精致而不繁项。八人的服装变化不大，衣袖、裙褶、披中、彩带都用长排线来表现，造成前行动势和飘飘欲仙之感。衣服中没有纹样装饰，装饰物均在头部，形成了衣服的流动长弧线与头部短线条的对比，画面的整体效果清秀而富丽。

唐开元年间，将军裴旻居母丧，请吴道子画鬼神于天宫寺，资母冥福。吴道子让裴旻屏去丧服，用军装缠结，驰马舞剑，激昂顿挫，雄杰奇伟，观者数千百人，无不骇栗。而吴道子解衣磅礴，因用其气以壮画思，落笔风生，为天下奇观。庖丁解牛，轮扁斲轮，皆以技进乎道;而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器，则草书入神，道子之于画，也大概是这样的吧!况且能够使悍将屈尊，如此气概，不是常人所能为的。吴道子生活的年代，正是唐代国势强盛，经济繁荣，文化艺术飞跃发展的时代。唐代的东西两京-洛阳和长安，更是全国文化中心。画家们上承阎立本、尉迟乙僧，群星璀璨，绘画之盛，蔚为大观。吴道子吸收民间和外来画风，确立了新的民族风格，即世人所称的"吴家样"。与此同时，佛道内容经南北朝画风的渗透融合，至唐代而发生了巨大变化，集中表现在吴道子笔下的释道人物身上，便产生了宗教艺术与"吴家样"的完美结合。《八十七神仙卷》正是在这种条件下诞生的。

　　《八十七神仙卷》是一幅具有传奇色彩的作品。1937年5月，徐悲鸿在香港购得，卖主是一位德国籍夫人，其父亲曾在中国任公职数十年。依画中人物数量和身份，徐悲鸿将其定名为《八十七神仙卷》，并借张大千之口推定其作者为唐代画圣吴道子。他在画后题写了长篇跋文以记其事，并刻了一枚“悲鸿生命”印钤于其上，随身携带，不离其身。不料，1942年5月徐悲鸿在云南躲避飞机轰炸，此画遭贼窃。幸运的是两年后此画又现身成都，徐悲鸿再次以重金购回。1948年他为此画重新装裱，补写被窃贼挖去的跋文，重钤“悲鸿生命”印，又请著名画家张大千、画家和鉴定家谢稚柳、哲学家朱光潜等人题写跋文。此后，《八十七神仙卷》一直为徐悲鸿所保存。1953年他去世后，夫人廖静文将此画捐献给国家。

唐山水画 唐朝人很有钱，所以山水画也不像别的朝代只用一点点墨，惜墨如金。唐朝不仅用浓墨，还用很浓艳的青绿色来涂染，有时也加入金色，造成很华丽的效果——“金碧山水”。

　　李思训（651－716），字建，一作建景，成纪（今甘肃天水）人，唐宗室。历任扬州江都令等多职，因玄宗时官至右武卫大将军，所以被称为"大李将军"。李思训擅画青绿山水，受展子虔的影响，笔力遒劲。题材上多表现幽居之所。传为他的作品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江帆楼阁图》轴，画游人在江边活动，以细笔勾勒山石轮廓，赋重青绿色，富于装饰性。此画虽今被认定为宋人手笔，但可以反映他的画风。他的儿子李昭道，官至太子中舍人，也是著名的画家，人称“小李将军”，秉承家学，亦擅青绿山水，风格工巧繁缛。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明皇幸蜀图》画唐玄宗及随从逃难四川的情形，宋以来相传为他的作品，现被断为宋人摹本。此派的山水风格，在初唐的章怀太子墓和懿德太子墓壁画中亦可看到。

故事：

李思训自幼追慕山水, 青年时就驰誉画坛。这位将军画家师承隋代著名画家展子虔的画风 ，擅长工笔山水。他师古而不泥古 , 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和创新 ,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他画的山水楼阁 , 宴游仕女 , 花卉鸟兽以及佛道故事等 , 描绘工细，设色绚丽，景物逼真，贵族气息浓郁，备受时人青睐。尤其他画的金碧山水 , 更是独领风骚 , 独具一格，被评论家认为是：“笔格遒劲 , 得湍濑潺湲 , 烟霞缥缈难写之状”,  “用金碧辉映 , 为一家法。后人所画著色山，往往多宗之”。

对于李思训神乎其技的画法，有一则故事足以证明。据说，有一天，唐明皇李隆基因思念嘉陵江山水，便召来当时最为著名的画家吴道子和李思训，让他俩在大同殿以壁画的形式画出嘉陵江山水的奇妙与美丽。接到皇帝亲自下达的作画任务后，两位大画家便立刻行动起来。几天以后，吴道子的嘉陵江山水图就画了出来，而李思训用了一个月时间才完成。吴道子的洗练灵动，李思训的绚丽逼真，都使嘉陵江山水皆尽其妙。对此，唐明皇称赞说，“吴道子数日之机，李思训一月之功”。但后来，更为神奇的事发生了。有一天，皇宫中夜闻有水声，唐明皇在仔细辨别后说，“这一定是李思训通神之妙手。”由此，可以知道李思训在唐明皇心目中的份量，更可了解他画技的超凡脱俗。

由于李思训开创了金碧青绿山水画法，因而被后世称为“大李将军”，并尊为“北宗”之祖。在他的影响下，儿子李昭道也能继承家学，善画山水，并能变父之体，造诣精深，后世称之为“小李将军”。明代徐沁在《明画录》中说：“自唐以来，画学与禅宗并盛，山水一派亦分为南北两宗。北宗首推李思训昭道父子，流传为宋之赵幹及伯驹、伯骕，下逮南宋之李唐、夏圭、马远。” 由此可以看出，李思训父子的影响是多么的深远。

李思训的作品流传至今者极为罕见 , 《宣和书谱》记载尚有《山届四皓图》、《春山图》、《海天落照图》、《江山渔乐图》等十七幅。 后世一般认为《江帆楼阁图》是他的传世之作，而《明皇幸蜀图》则是他的儿子李昭道的扛鼎之作。《江帆楼阁图》是中国早期山水画的代表作品之一。它为绢本 , 纵101.9厘米，横54.7厘米， 青绿设色 , 现存台湾省台北故宫博物院。在《江帆楼阁图》中 ,作者以工整细致的手法 , 描绘了嘉陵江春天松岭掩映，碧廊曲折，长天辽阔，江水浩淼的秀丽景色 , 画面极 富立体感和装饰性。而《明皇幸蜀图》表现的则是唐明皇于安史之乱时，仓皇逃离长安，入蜀避难而艰难行于蜀道的情景。画面同样青绿设色，明丽典雅，山势突兀奇峻，白云缥缈峰端，帝王嫔妃，跋涉其间，人困马乏，窘态尽现。

《江帆楼阁图》唐 李思训 绢本设色 纵101.9厘米 横54.7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此图表现游春情景, 近景山岭间有长松桃竹掩映,山外江天空阔, 烟水浩淼,意境深远。 整个画面山势起伏, 江天辽阔很有气势。山石林木以曲折的细笔勾勒, 画树交叉取势, 变化多姿。山水构图的整体大势与局部“豆马寸人, 须眉毕露”的一丝不苟的精致描写, 统一在一起。山石着色, 以石青、石绿两种浓重色彩, 显得金碧辉煌。李思训继承和发扬了展子虔的青绿山水画技法, 已形成“青绿山水”或“金碧山水”。此图画游人在江边的活动，江天空阔，风帆飘渺，描绘了山脚丛林中的楼阁庭院和烟水辽阔的江流、帆影，境界广漠幽旷。画树已注重交又取势，显得繁茂厚重，但枝、干、叶，仍用工整的双勾填色法:山石用中锋硬线勾听，无明显的缴笔，设色以石青、石绿为主，墨线转折处用全粉提醒，具有交相辉映的强烈效果。展子虔画山水时的青绿设色，画树的双勾夹叶法和画花朵的点花法，都对唐代李思训的青绿山水产生了很大影响。用繁复精致的细笔描绘“葱郁树木、崇山峻岭、精致楼阁、荡漾水波”的画山水，就是从李思训开始发扬光大的。画法沿袭(游春图)的青绿设色而有所演进，甚至在景物布置上参考了(游春图)左段而略有变通，比之《游春图)更有雄浑的气势。此画无作者款印,清代安歧称此图“敷色古艳,笔墨超轶,虽千里、希远不能辨,的系唐画无疑。宜为真迹。”作者融汇了山水丘壑和人物动态，阐明唐代山水画已着意于生活与自然之交织、辉映，一派明媚春光景象。画中山石用墨线勾勒轮廓，石绿渲染。画树、松已用交叉取势，整体势态葱郁，富有装饰味，和有勾无皴的山石，起伏均匀的水纹，精丽工致的屋宇，图案形状的夹叶，十分相称，而且还可以看出其中吸取域外绘画的迹痕。这件作品并非李思训真迹，应是古代摹本。但从题材内容、表现技法方面看，都属于李思训流派，是研究李派山水的一件重要作品。清人安岐认为此画“傅色古艳，笔墨超轶，虽千里希远不能辨其青绿朱墨，传经久远，深透绢背，有入木三分之妙，的系唐画无疑，宜命为真迹”。安岐是位有眼光的鉴藏家，他的意见值得重视和参考。

唐 李思训《御苑采莲图（南宋人画）》故宫博物院

《御苑采莲图》卷，又名《宫苑图》卷。 本幅无款印。传为唐人作品，后幅吴景洲题跋，钤“瀛”、“景洲鉴定”印2方。此卷为吴景洲先生于1947年“倾囊得之”，1955年捐献故宫博物院，卷后有其长题，考定此卷 为张丑《清河书画舫》中著录的“唐大李将军御苑采莲图”。本幅无作者款印。此卷描绘古代宫苑中夏日景致，宫殿楼观、屋宇舟车纤若毫发，山石均以细笔勾出，略有皴斫，重青绿敷色，同时大量使用金线勾勒建筑物轮廓和网巾水纹，辉煌明丽，富有装饰性。此卷为吴景洲先生于1947年“倾囊得之”，1955年捐献故宫博物院，卷后有其长题，考定此卷为张丑《清河书画舫》中著录的“唐大李将军御苑采莲图”。后经有关学者考证，此卷为南宋人作，虽非出自李思训父子之手，但仍反映出早期青绿楼阁绘画的一些特点。

李思训《京畿瑞雪图》

本幅无款识，右裱边项子京题：“唐云麾将军李思训画京畿瑞雪图，宋宣和御府藏物也，定为神品第一。古胥山樵项圣谟获于梅花和尚塔前，得秘玩焉，百金亦勿与易。”裱边钤收藏印“平书珍赏”、“平泉书屋主人审定印”2方。扇面绘雪景楼阁，山水重青绿敷色，画法古拙，明显带有所谓李思训父子“金碧山水”传派的特点，与故宫收藏的另外两件传为唐人的楼阁作品《宫苑图》卷、《九成避暑图》页画风相近，并都曾被题为李思训作。

李昭道（约活动于713-741年），李思训之子，画山水与父齐名，号小李将军。作山石多用细笔描绘形貌，再染以石青、石绿、赭石，轮廓且辅以泥金勾勒，极显富丽堂皇。

唐 李昭道 《春山行旅图》 绢本95.5×55.3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宫旧藏 伪 明人摹本

此幅实为后世传承李昭道风格的青绿山水。全幅作云气缭绕、山势峥嵘、山径迴转、栈道悬空。画名虽作〈春山行旅图〉，但构图与院藏〈明皇幸蜀图〉相类，应是画安史之乱后，唐玄宗避往四川之历史事件。右方纵谷，一队人马由山顶下至谷地，小桥前之骑马者即为唐明皇。《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著录。 设色画悬崖峭壁。石磴曲盘。树间苍藤萦绕。行人策骑登山。无款印。 上方题。唐李昭道春山行旅图。 左方标绫题跋：前喆声华不可接。得见风徽在遗墨。曾人思陵内府藏。摩挲宝翰犹堪识。遥情绘作春山图。锦鞯玉勒劳行役。前者回望后者应。苍崖悬磴迷层叠。树色阴浓远近间。云光岚影都无迹。倦顿何妨暂息肩。仰瞑渴饮聊伦逸。巨坡平掌心亦安。翘首高原苦曲折。要知作意岂徒然。慎尔驰驱此登历。睛窗试我老眼明。指点群峯皆嶻嶭。隶书。竹坨老人朱彝尊。钤印二。竹垞。太史氏。 右方标绫题跋：唐人画刻人者。推二李为宗。刘赵辈得其绪余。皆足以名世而不朽。细笔钩染。实开风气之先。 牛毛茧丝。工力悉敌。诚无间然也。是帧春山行旅图。为李昭道真迹。经徽庙题识。盖院本所作。皆在内廷。未能流播于外。故传世甚少。今历久而犹精湛。岂神物呵护之耶。康熙壬申夏五月。北平孙承泽。钤印二。孙承泽印。深山闭户。 鉴藏宝玺：五玺全。宝笈三编。宣统御览之宝。 收传印记：内府图书。壬戌状元。郑明德氏。半印一不可识。 谨案是迹见宋宣和画谱。

唐 李昭道 《明皇幸蜀图》 绢本设色 纵55.9厘米 横81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明皇幸蜀图》非李昭道的原作，是接近二李风格的唐画宋摹本。《明皇幸蜀图》以“安史之乱”时唐明皇避难入蜀的故事为题材。画为青绿设色，崇山峻邻间一队骑旅自右侧山间穿出，向远山桡道行进，前方一骑者着红衣乘三花黑马正待过桥，应为唐明皇（玄宗），恰是：“嘉陵山川，帝乘赤缥起三骏，于诸王及嫔御十数骑，出飞仙岭下，初见平陆，马皆若驾，而帝马见小桥，作徘徊不进状。”嫔妃则着胡装戴帷帽，展示着当时的习俗。中部侍，驭者数人解马放驼略作歇息。山势突兀，白云萦绕，山石有勾勒无皴法，设色全用青绿。该画传本较多，此图虽可能为宋代传摹本，但比较接近李思训父子画派的风格。此画为青绿设色，崇山峻岭间一队骑旅自右侧山间穿出，向远山桡道行进，南方一骑者着红衣(唐明皇)乘三花黑马正待过桥，嫔妃则着胡装戴帷帽，展示着当时的习俗。画中山势突兀，白云萦绕，山石有勾勒无皴法，设色全为青绿。此图可能为宋代摹本，但比较接近李思训、李昭道父子的画风，是反映唐代山水画面貌的重要传世作品。宋代苏轼对此图的艺术手法曾有过一段描写，从马的特征认出骑马的便是唐明皇李隆基。

【赏析】蜀道难，李白的诗作即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比喻，蜀道路多险峻山势崎岖，从这幅描绘细腻、刻画生动的青绿山水可窥一二。画面安排了峻险的山岭，盘曲的石径，危架的栈道，云绕的天际。崇山峻岭间一队骑旅自右侧山间穿出，向远山栈道行进，前方一骑者着红衣乘三花黑马正待过桥，应为唐明皇，走到桥前，黑马作惊蹶停步之态，作者可能想借此动作表示唐玄宗避难途中的惊慌心理吧。嫔妃们则身着胡装戴着帷帽，中部侍驭者数人解马放驼略作歇息，表示长途跋涉的劳累。画左边还安排有一队人骑正在栈道上行进。此画构图雄奇，以山水为主，人物鞍马为辅，山水画的比重在构图上明显增强，在构图意识上进行了创新，对于后世山水画成为独立画科起到了不小的作用。画中山势突兀，白云萦绕，人物动态及其衣帽服饰都刻画得细致入微，马匹、骆驼也描绘得生动有趣。画上奇峰、峻岭、巨石、白云、流水，都用细线勾出，而且作者用线条表现出了岩石的形体和结构，塑造出了山峰的雄伟气派，改变了以往画山石只能表现出山的象征形象的作法，这在唐代山水画中是极少见的。另外，作者用石青、石绿、朱砂等重彩设色，不加皴斫，保持着李氏父子“金碧山水”的一派遗风，但却做到了色不压线，保持着线的节奏美，并能达到色彩明丽和谐，格调典雅，使得画面场景复杂而又具体，色彩绚丽却沉着和谐。此图时代特征明显，体现了李氏父子的绘画风格。观察这幅《明皇幸蜀图》，不论从山石配置的左右对称性，或嫔妃、仕女的头饰、鬃马等造型都承袭了中国古代传统样式，这些均可从唐代山水壁画或出土的唐三彩人马俑中发现类似的范例。不过，虽然这幅图的祖本可能出自唐人之手，但经宋人辗转反复临摹，现在看到的这幅《明皇幸蜀图》已渗入了宋人对山水结构的理念。

　　王维（699－759），字摩诘，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官至尚书右丞，原籍祁（今山西祁县），迁至蒲州（今山西永济），崇信佛教，佛教有一部《维摩诘经》，就是王维名与字的由来。他自小学佛，长年修炼。他将禅心与画意融合在其空灵清寂寞的“水墨渲淡”山水画中，将禅的“自性论”和“意境说”融入了山水画，并运用禅的澄心观照的审美态度进行创作，使他的画具有意境、画境、诗境、禅境融为一体的艺术特点，呈现了空灵清幽的艺术风格。晚年居于蓝田辋川别墅。擅画人物、丛竹、山水。王维被后人尊为文人画始祖（“南宗始祖”）http://www.doc88.com/p-0716928018539.html。《画》为初唐诗人王维所做的一首五言绝句。全诗表达了诗人对画中美好事物的向往和对现实的忧伤。全诗语言清新朴素而韵味无穷，历来为人传诵。这是一首画作欣赏诗，从诗中的描述来看，画中有山、水、花、鸟都是典型的中国画题材，而且肯定是一幅画得相当逼真、传神的作品。诗中的画似乎代表着一种梦想，一种可见而不可得的梦想，但那种梦想只是在人的心灵处于一种安静的状态中我们才能够想起。但不可得已是事实，诗人唯有带着淡淡的幽思去寻觅世间最后的能够寄托情怀的东西。人已去，空留花，鸟未惊，人又来，没有永恒的美丽，而一切的美丽都将隐于虚幻。作者通过文字的描述，把一幅本是静止的画变成了一幅美丽的风景卷轴展现出来：苍翠的山，流动的水，绽放的花，欢鸣的鸟，一派鲜活的景象，把读者引入了无限的遐想之中。当读者从遐想中回到现实的时候，才发现，画中的一切不过是一个个无生命的静物。看远处的山往往是模糊的，在近处听流水，应当听到水声，但画上的流水却无声。在春天盛开的花，随着春天的逝去就凋谢了。而画上的花，不管在什么季节，它都盛开着。人走近停在枝头上的鸟，它就会受惊飞走。但画上的鸟，即使你走近了，它也不会惊飞。全读起来似乎行行违反自然规律，其实正是暗中设谜，写出了画的特点，是“诗与画的结合——中国画的诗情画意”的萌芽。唐人记载其山水面貌有二：其一类似李氏父子，另一类则以破墨法画成，其名作《辋川图》即为后者。可惜至今已无真迹传世。传为他的《雪溪图》及《济南伏生像》都非真迹。他有诗云：“夙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不肯舍余习,偶被世人知。”还以画师为荣；诗、画、音乐贯通，三位一体的艺术家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千载稀有的。

故事二则：诗情画意 相得益彰

艺术是一种或多种技能发展到一定的高度（高峰），给人们创造出一种精神（思想）上的享受（或美的熏陶）。相传唐代诗人、画家王维得到客人送的《按乐图》很兴奋，王维说这是画的《霓裳羽衣曲》第三遍的第一段，客人不信，请来乐工演奏那段舞曲，这才信服。因此说，图画只能画出一瞬间的演奏活动即“止（只）能画一声”而不是一段舞曲的演奏过程。唐代诗人徐凝在题画诗中这样写道“一水寂寥青霭合，两崖崔萃白云残；画人心到啼猿破，欲作三声出树难”诗的前两句是写画中景,后两句是诗人发出的感叹：画家挖空心思，终究画不出“三声”连续的猿啼，因为他 止（只）能画一声，而凄楚动人的猿三声，是画面上表达不出的，此绘画之弊也……。然诗歌（词、赋）却能做到表现时间 、空间、环境、音 乐、舞蹈等，人世间的喜 、怒 、哀、乐 及万事万物的刻画等——包罗万象 ；也正好弥补绘画之不足。但诗是含蓄的，不及画的直观通俗易懂 。历来有诗 、书 、画同源之说 ，三者的最高境界是 “诗情画意”；都是写心 、写思想 、抒发感情的。因此，从根本上说，三者是相通的。历来的书画家，一般都精于诗词创作，如大文豪苏轼评价唐代的诗 、书 、画大家王维：“观摩诘画，画中有诗；味摩诘诗,诗中有画”。达芬奇说：“画是哑巴诗，诗是盲人画”。古希腊诗人西蒙尼德斯说：“画为不语诗,诗是能言画”。清代文学批评家姜夔指出：“舒（抒）写胸臆与发挥景物结合起来”。艺术家完成画的创作后，再相对应作首题画诗，这样画与诗相互补充，相互辉映，相得益彰；使艺术家的艺术境界（作品），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诗情画意”。

王维诗画能治病

据唐朝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记载，《辋川图》上画了二十处胜景，“山谷郁盘，云水飞动，意出尘外，怪生笔端。”由于画中的景物栩栩如生，秦观在欣赏此图时，恍然若与王维一起在辋川流连于山水之间，咏诵于尘世之外，“忘其身之匏系（贬谪羁绊）于汝南也。”观赏画作都没几天，秦观的病就不治而愈了。虽然这只是一段趣闻，但是王维的画可以“治病”并非空穴来风，是视觉享受与心灵享受双重作用的结果。一方面，王维的画充满诗意，为观者开启了别样的视觉之门。王维曾跟随“画圣”吴道子和李思训学习，他吸收了吴氏“笔不周而意周”的疏体风格，融众家之长，将单纯的水、墨材料用于山水画表现，形成雅致、淡远的水墨画风。他的水墨画，用笔简练奔放，讲究自然清淡，以图“画中有诗，诗中有画”之功效（苏轼语）。在取材上，王维以“悠然野趣”的大自然为素材，追求闲静安逸的田园情趣。他的题材多为山庄、山居、剑阁、村墟、野渡、蜀道、雪霁等，近乎他诗中表现的诸如“寒山泉水”“渡头落日”“墟里孤烟”“空山新雨”之类的逸致闲情。在其表现手法上，王维创造了“渲淡”“破墨”及皴点等手法，改变了以往惯用的“勾斫”法。他使山水画的制作由“绘”过渡到“写”，使笔机墨趣更加服从于自然变化的法则。王维特别强调，“凡画，水墨最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史籍评他的作品“笔踪措思，参于造化”“云峰石色，绝迹天机，非绘者之所及也”。王维的水墨画就像他的诗词一样，或雄健，或浑厚，或奇峭，或壮丽，或婉曲，或平实，或俊爽，或秀雅，画面表现出深长悠远的意境，给人予视觉上的享受。而《辋川图》是王维晚年隐居辋川时所作。画面群山环抱，树林掩映，亭台楼榭，古朴端庄。别墅外，云水流肆，偶有舟楫过往，呈现出悠然超尘绝俗的意境，让人不经意间就沉醉于画中的山水之间，忘却了尘世，也难怪秦观在生病之余也要卧床观赏。王维并虽然非真正意义上的“老中医”，但是他的画，清淡、简远、自然，为观者带来了不一样的视觉体验，画中的“禅意”更是让观者于无形中保持欣然、怡然与安逸的心态，虽不是中医却胜是中医。

         中国古代山水画，真正有“成教化，助人伦”者不多，多出于文人雅士(尤其是隐居之士)“怡悦情性”之作，但它却可以反映时代的精神。王维的画，尤其是山水画，在唐代就具有很高的地位。《旧唐书》本传记其“书画特臻其妙，笔踪措思，参于造化，而创意经图，即有所缺。如山水平远，云峰石色，绝迹天机，非绘者之所及也”。 “非绘者之所及也”，这评价已不低，但在唐人心目中，王维的画还不算最高，因为一种新形式的画风出现。要随时间的推移才能考验出它的生命力，随着人们审美情趣的发展，才能了解它的影响。王维的画在唐人心目中低于吴道子和张操。在唐末，荆浩《笔法记》所提到的几位画家中，深得荆浩推崇的两位画家即张操和王维。其称“王右垂笔墨宛丽，气韵高清，巧写象成，亦动真思。”王维的地位已有提高，荆浩是把中国的山水画推向画坛首席的关键人物，王维对他的影响不会太小。王维的山水画富有诗意。因无过多的画迹印证，只好相信苏东坡的评论:“观摩洁之画，画中有诗。”王维是文学史上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中国的诗和画相通，本是意境上的相通。王维的诗皆具画意，境界优美。王维山水画是多平远构图，前人论诗谓杜甫写山水多“群山大壑”，王维写山水多“一丘一壑”。王维的画和他的诗一样，喜写山林小景，即使景物多，亦少群山大壑。王维的平远构图，既不是李思训的“云霞缥缈”，也不是如后世北宋山水画那样一山突兀而独尊于画面。平远构图，易于表达平和清疏的意趣。董其昌所列的“南宗画”中的作品，多属平远构图，《江山霏雪图》、《雪溪图》亦属平远构图，所以它近于王维画风。盛唐的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高度评价了王维的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成珠，着壁成绘；一字一句，皆出常境”。 王维以诗人兼画家的眼光来观察世界，又凭着自己长期隐居于山水林壑之间，对自然美的独特的敏感与对画理的娴熟运用，创作了大量形神俱佳、气韵生动、画意盎然的山水田园诗篇。而且其中不少作品，尤其是后期描写隐居终南、辋川的闲情逸致生活的诗歌，还包孕着耐人寻味的禅意。被后人誉为中国文人画鼻祖和一代宗师。到了北宋，文人画兴起，王维在画坛上备受推崇，其地位超过了被称为“画圣”的吴道子。苏轼在那首著名的《题王维、吴道子画》中云:“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以苏东坡在北宋文人中的崇高地位，以及他对书画的高超见解，而道出了王维更高于吴道子的话来（中国画是“形而上”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并非只是“看图识字、数码照片”之类的表象）；王维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王维的水墨画风，几乎影响着中唐以后的中国山水画发展的全部历史，至少说，占据中国古代山水画主流的文人画，都接受了王维的影响，由苏东坡首先提出的，至董其昌而大成的文人画理论，把文人画的内涵，全部具体化于王维。王维的画风对后世的影响，不仅由于艺术，更是由于思想。后者是更加重要的。王维虽半官半隐，实则是隐士型思想，后世的文人画家大抵类之。他们或对国家和人民并不抱有责任感，或摒弃功名利禄，作画自娱。董其昌所列的以王维为首的“南宗”画家中，多数都有和王维差不多的思想。相传王维创立了文人山水画。由于这类作品今天几乎已经没有可靠的真迹流传，似乎有点神秘得味道。但从相关的几件作品中，我们仍然可以窥见那种文人山水画启蒙时代的风格。传为王维的《雪霁图》是北宋时代的摹本，较准确的反映了王维的风格，由于原作早已下落不明，只能从珂罗版中一窥其风采。虽然不能确定唐代是否有真正的水墨画，但从现传几件王维的作品中，仍能看到相当浓烈的水墨画影子。至于《山阴图》，到更接近唐代古朴的风格，只是其制作年代似乎已到了元朝。

王维的山水画可能同时受到吴道子与李思训的影响。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评之“其画山水松石，踪似吴生，而风致标格特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也说他“笔力雄伟”，吴道子的笔法正以“雄壮”见称，这都可视作他承受吴道子画风的证据。画史上又载王维画“皆如刻画”，显然又有与李思训相近之处。王维在画史上的重大影响是他的“破墨山水”。所谓“破墨”，即以墨加水调成浓淡不同的层次，用以渲染，代替青绿设色。而水墨渲染在画史上的意义，在于它启发了此后皴法的出现。就作品而言，王维的山水画在唐代的品评并不甚高，较吴道子、李思训为下。到了宋代，文人绘画兴起，因为王维的山水画笔意清润，诗画合一，与当时文人趣味若合符契，于是开始备受推崇。到了明末董其昌倡导“南北宗”说，更是把王维尊为“南宗”始祖。应该说，王维对后世文人画的影响，并不在于他的艺术成就，而在于他的艺术思想。王维是唐代山水画家中诗名最大又通禅理的一个，且王维半官半隐的身份，后世文人画家大多类之，正是这种共同的思想基础，导致了共同的审美情趣。王维崇佛教，性喜山水。晚年居蓝田辋川，多写隐逸生活和谈禅说佛之作。通音乐，工书法，精绘画，擅画平远景。常以“破墨”写山水松石。后人谓山谷郁盘，云水飞动，笔力雄浑。明董其昌推为山水画“南宗”之祖。并说“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写诗多以山水田园为内容，状物传神，精深入微，前期也写过一些以边塞任侠等为题材的诗篇。王维“不衣文采”的创作思想，对后世文人画影响很大。王维的雪景山水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从五代、宋元到明清，历代许多画家对雪景山水都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在创作实践中不断探索，孜孜以求，勇于创新。或深得王摩诘之遗意，气韵简淡，意境悠远；或自出机杼，独具风神，令人耳目一新；或由小景山水的闲情逸致，发展成巨幅形式的雄阔之美；或以雪景烘托社会生活之一角，寓意多姿多彩的人文精神等等。应当指出，明代作为一个画风迭变、画派丛起的时代，雪景山水不仅成为时代风尚，而且取得了承前启后的巨大成就，从宫廷画院到浙派、吴门画派及其他画派，特色纷呈，各臻其妙，在中国绘画史上挥写出风光无限的绚丽景观。

唐 王维 《雪溪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雪溪图》是一幅表现乡村雪景的小品。画面分近、中、远三部分：近景山隅一角，道路横斜。路边有小桥、篱舍、村店、屋宇。路上有一人匆匆而行，还有一人赶着四头猪，似乎正要过桥。画面正中有一座临溪房屋，可能是村头店铺。屋后有五六棵树木，疏疏落落，十分荒寒。中景为溪流。平静的水面上有一条蓬船，有两个人撑篙摆渡。远景是对岸起伏的山坡，和几间村舍掩影于茫茫雪色之中。整个画面白雪皑皑，江村寒树，野水孤舟，组成一片寂静空旷的景象。画上点缀了几个人物活动气息，虽然增添了几许生活气息，但更加衬托出大地的宁静。

唐 王维 《长江积雪图》卷，绢本设色，28.8×449.3cm，美国火奴鲁鲁艺术博物馆藏。 图绘大江之上，两岸群山绵延，枯树寒林，村庄房舍，落雁平滩，俱沉浸在茫茫雪意之中。题签“王右丞长江积雪图无上神品”，是宋人仿王维画风之作。尽管如此，古代佚名高手笔下的“王维”雪景山水，仍然具有较高的鉴藏和研究价值。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江干雪意图》，款署“王维作”。此卷以淡墨渲染法写雪坡沙渚、山石树木，村旁疏竹围绕，水边芦苇丛生，天际群雁飞翔。用笔劲细秀雅，极富简淡平远之趣，与传为王维所著《山水论》中“冬景则借地为雪，樵者负薪，渔舟倚岸，水浅沙平”的叙述相符合。明代大画家沈周题跋云：“笔疏墨淡精神在，收阅千年若完璧。宛然一段小江南，三远全备能事毕。维名依稀半未漶，老眼再摩初识得。所存亦是天假借，名手当时重唐室。”沈周推崇的“三远”，即幽远、迷远、阔远，正是江南雪景山水的特色，也是南宋小景山水画典型的处理方式。

《江干雪意图》通过冬景（雪景）对寒林．枯树、芦苇、雁、江河、湖海、寒鸦、茅草屋、桥、篱笆、围墙等的描绘，呈现出冬天江边村舍情景，雪覆盖大地，木叶早已凋尽，鸿雁飞过天空，为寂静的大地增添了生意。画中建筑不再规整繁复；山石线条轻松；没有了着色渲染，但墨色的浓淡给观者更多色彩想象的空间。他的画水天一色、一片空明，笔意清润而满纸烟云，笔迹劲爽而华彩自成，水墨雅韵、写意挥洒；以墨色浓淡展自然界的多彩，以笔锋变幻表不同材质的质感。王维擅用“破墨法”：淡墨起稿，再依画面所需用适当浓度墨色或尖锋勾线，或侧锋铺面，或以雨点皴等皴法助形影质感。待稿成，起稿的淡墨被覆盖殆尽。作品已经完全脱离了其他画派的影响，笔法也简练轻松了不少。相对于青绿山水派李思训、李昭道山水的线条勾斫严谨，王维此类山水画风则以墨韵见长，以笔意色彩的视觉简化描绘出清奇、静谧、悠远，近于诗的意境。所以王维的画看似随意简练，实则是凝练——以他几十年书法笔力功底作支撑，寥寥笔墨即随心达意，用简约轻松的笔法，书常人难写情境，营他人难造意蕴。诗词、书法与音律积淀的审美素养让王维独具慧眼，仅凭墨皂纸白来说话。王维则是如家常日记一般，将绘画仅作记录当下心境的载体。王维绘画轻松的笔法、黑白的简约、不具功利性的清远意境很受文人追捧。自盛唐以后，此类画风渐盛。那么，王维为何对雪景山水情有独钟？首先，雪景山水是大自然的精彩杰作，没有任何人工雕饰的痕迹，千姿百态，随物赋形，令人心旷神怡，遐思联翩；其次，雪景山水恬淡宁静、悠远空灵，与王维的艺术追求和禅境意念“不谋而合”，情景交融；再者，雪景山水皓洁无瑕、一尘不染，与王维超凡脱俗的高洁志趣，形成了美妙而和谐的“共鸣”。

从《长江雪霁图》展示的境界来看，他的画中有诗似乎是朦胧而隐隐然的，图中的冰雪净聪明的境界充满活泼泼的生机，这个生机不仅仅是那些堆集在山崖与水边的屋宇，江舟的行进，老翁的拄扙过小桥，有人世的暖意，还有那些成群的飞鸟，在雪停后的栖集与飞飞，这样使图中的世界充满生命感觉，唤起了人们心底的本能意味。王维的画高远淡薄，超然洒脱，渗透着“禅”的意境，充满了清净平和的正向能量，无心中纠正了观者不纯正的心理状态，因此也产生了其画作治病的神奇故事。

《辋川图》是唐代王维所作的单幅壁画，原作已无存，现只有历代临摹本存世。《辋川图》主画面亭台楼榭掩映于群山绿水之中，古朴端庄。别墅外，山下云水流肆，偶有舟楫过往。《辋川图》里的人物，弈棋饮酒。投壶流觞。一个个的都是儒冠羽衣，意态萧然。《辋川图》开启了后人诗画并重的先河。《辋川图》在韩国获得了极高的赞誉，并对韩国古代的文人山水画和山水田园诗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评价中国文人山水画时，韩国文人往往以《辋川图》作为最高的境界或标准。辋川，在西安市蓝田县城西南约5公里的尧山间，这里青山逶迤、峰峦叠嶂，奇花野藤遍布幽谷，瀑布溪流随处可见，是秦岭北麓一条风光秀丽的川道。川水自尧关口流出后，蜿蜒流入灞河。古时候，川水流过川内的欹湖，两岸山间也有几条小河同时流向欹湖，由高山俯视下去，川流环凑涟漪，好像车辆形状 (“辋”指的是车轮外周同辐条相连的圆框)，因此叫做“辋川”。辋川在历史上不仅为“秦楚之要冲，三辅之屏障”，而且是达官贵人、文士骚客心醉神驰的风景胜地，素有“终南之秀钟蓝田，茁其英者为辋川”之誉。“辋川烟雨”为蓝田八景之冠。

王维 《山阴图卷》，以墨色为主的平远山水。近景山石重叠有浓淡渲染，几棵古槐稀落其间，沟壑清溪相隔之后是中景层，平坦山丘上，两人对座相谈，一人隔溪独望前山风景，后倚几枝老松，清旷高远。远景是烟雾迷蒙的山林，树石用中锋，墨色平淡，重视转折顿笔，山石绿色渲染由淡到无，使画面充满了清新恬静的情调。使人自然想起他的诗意：“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和“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他的诗取景状物，极有画意，色彩映衬鲜明而优美，写景动静结合，尤善于细致地表现自然界的光色和音响变化。

《伏生授经图》唐·王维，纸本，纵 28厘米，横49厘米，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伏生为汉代济南人，字子贱，原为秦博士。据说当时秦始皇焚书时，伏生冒生命之危保存了《尚书》。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儒学受到极大打击，至西汉文帝时，求能治《尚书》的人，时伏生已年九十余，老不能行，文帝使晁错往受，得二十八篇，即所谓“今文尚书”。唐代名家王维和明代画家杜堇的伏生授经图图表现的即是这个题材。王维《伏生授经图》所绘为汉代的伏生授业的情景，是一幅人物肖像画。所绘人物形象逼真、清矍苍老，所用笔法清劲有力，此画无画家之自款，但画上有南宋高宗所题“王维写济南伏生”般字样。这幅画从《宣和画谱》起，许多史籍均曾著录，是流传有序的王维传世作品中比较可信的一件。画面上伏生为一老者，肌肉消瘦多皱，赤足盘腿坐在蒲垫上，前面放着一张矮几，伏生以两肘倚几，而右手执经卷左手食指微屈指定行间，又与伏生正在授经的面部表情呼应。完全把伏生这一人物的情绪感情恰当地表现了出来。

绘画理论著作：《山水论》凡画山水，意在笔先。丈山尺树，寸马分人。远人无目，远树无枝。远山无石，隐隐如眉；远水无波，高与云齐。此是诀也。山高云塞，石壁泉塞，道路人塞。石看三面，路看两头，树看顶头，水看风脚。此是法也。凡画山水，平夷顶尖者巅，峭峻相连者崖，悬石者岩，形圆者峦，路通者川。两山夹道者名为壑也，两山夹水名为涧也，似岭而高者名为陵也，极目而平者名为坂也。依此者粗知之仿佛也。观者先看气象，后辨清浊。定宾主之朝揖，列群峰之威仪，多则乱，少则慢，不多不少，要分远近。远山不得连近山，远水不得连近水。山腰掩抱，寺舍可安；断岸坂堤，小桥小置。有路处则林木，岸绝处则古渡，水断处则烟树，水阔处则征帆，林密处居舍。临岩古木，根断而缠藤；临流石岸，欹奇而水痕。凡画林木，远者疏平，近者高密，有叶者枝嫩柔，无叶者枝硬劲。松皮如鳞，柏皮缠身。生土上者根长而茎直，生石上者拳曲而伶仃。古木节多而半死，寒林扶疏而萧森。有雨不分天地，不辨东西。有风无雨，只看树枝。有雨无风，树头低压，行人伞笠，渔父蓑衣。雨霁则云收天碧，薄雾霏微，山添翠润，日近斜晖。早景则千山欲晓，雾霭微微，朦胧残月，气色昏迷。晚景则山衔红日，帆卷江渚，路行人急，半掩柴扉。春景则雾锁烟笼，长烟引素，水如蓝染，山色渐清。夏景则古木蔽天，绿水无波，穿云瀑布，近水幽亭。秋景则天如水色，簇簇幽林，雁鸿秋水，芦岛沙汀。冬景则借地为雪，樵者负薪，渔舟倚岸，水浅沙平。凡画山水，须按四时。或曰烟笼雾锁，或曰楚岫云归，或曰秋天晓霁，或曰古冢断碑，或曰洞庭春色，或曰路荒人迷。如此之类，谓之画题。山头不得一样，树头不得一般。山籍树而为衣，树籍山而为骨。树不可繁，要见山之秀丽；山不可乱，须显山之精神。能如此者，可谓名手之画山水也。

《山水诀》夫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或咫尺之图，写千里之景。东西南北，宛尔目前；春夏秋冬，生于笔下。初铺水际，忌为浮泛之山；次布路歧，莫作连绵之道。主峰最宜高耸，客山须是奔趋。回抱处僧舍可安，水陆边人家可置。村庄著数树以成林枝须抱体；山崖合一水而瀑泻，泉不乱流。渡口只宜寂寂，人行须是疏疏。泛舟楫之桥梁，且宜高耸；著渔人之钓艇，低乃无妨。悬崖险峻之间，好安怪木；峭壁巉岩之通途。远岫与云容交接，遥天共水色交光。山钩锁处，沿流最出其中；路接危时，栈道可安于此。平地楼台，偏宜高柳人家；名山寺观，雅称奇杉衬楼阁。远景烟笼，深岩云锁。酒旗则当路高悬，客帆宜遇水低挂。远山须要低排，近树惟宜拔迸。手亲笔砚之馀，有时游戏三昧。岁月遥永，颇探幽微。妙悟者不在多言，善学者还从规矩。塔顶参天，不须见殿，似有似无，或上或下。芳堆土埠，半露檐廒；草舍芦亭，略呈樯柠。山分八面，石有三方。闲云切忌芝草样，人物不过一寸许，松柏上现二尺长。

王维的水墨画风，几乎影响着中唐以后的中国山水画发展的全部历史。至少可以说，占据中国古代山水画主流的文人画，都接受了王维的影响。苏轼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赞语，奠定了王维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明朝董其昌的文人画理论，把文人画的内涵，全部具体化于王维，称王维是南宗画之祖。”

张萱（生卒年不详），汉族，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唐代画家；开元（713～741）年间任过宫廷画职。擅长人物画，尤工仕女、婴儿画。有时亦画贵公子、鞍马屏障，对亭台、林木、花鸟，皆穷其妙。他画仕女尤喜以朱色晕染耳根，画婴儿既得童稚形貌，又有活泼神采。画贵族游乐生活场景，不仅以人物生动和富有韵律的组合见长，还能为花蹊竹榭，点缀皆极研巧，注意环境和色彩对画面气氛的烘托和渲染。从他曾以“金井梧桐秋叶黄”之句画《长门怨》并且“甚有思致”来看，张萱是有文学修养并巧于构思的。他的人物画线条工细劲健，色彩富丽匀净。其妇女形象代表着唐代仕女画的典型风貌，是周昉仕女画的先导，直接影响晚唐五代的画风。流传下来的著名作品是《捣练图》和《虢国夫人游春图》。据文献记载曾画过《明皇斗鸡射鸟图》《明皇纳凉图》《明皇击梧桐图》《太真教鹦鹉图》《虢国夫人夜游图》《虢国夫人踏青图》《午后行从图》《贵公子夜游图》《宫中七夕乞巧图》《安乐仕女图》等，均已失传。

唐代著名画家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卷》是一幅传世珍品。此图再现了唐天宝十一年唐玄宗的宠妃杨玉环的姐姐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及其侍从春天盛装出游的行列，“道路为（之）耻骇”的典型环境。它真实地描绘了唐代上层社会妇女闲散享乐的生活。构图方式,不仅使得主体人物更为突出,而且通过人马疏密而富有节奏的安排,使得整幅画面和谐而有韵律,充满了活力,与春天的主题紧密相连。而且空白的部分也有变化,给人以音乐般的享受。一千两百多年前的长安，大唐天宝四年（公元754年），这一年，已经六十岁的风流老皇帝唐玄宗，硬是娶了二十七岁的儿媳妇杨玉环，杨贵妃有三个姐姐，大姐被封为韩国夫人，三姐是虢国夫人，八姐是秦国夫人。皇上每年还“给钱百万，为脂粉之资”。

《虢国夫人游春图》中画家在刻画人物神态、马匹躯体动势的运线中，清晰可见毛笔在起讫运转中一波三折，无往不复，提按顿挫，形成一线之中的气韵。这线有了气韵就成为了整幅画的生机。然而，气韵不仅在于线的有情有体有生命中，更在于各种线条的有机组合。画家根据不同的客观对象和人物的情感要求，如画面中前三骑与后三骑的侍从、侍女和保姆，以及身旁的随行者，这里线描的用笔是通过韵律、节奏、力度、动势、方向等来表现情感，把线的长短、粗细、轻重、浓淡、刚柔、虚实、顿挫、转折等变化加以巧妙组合，营造出各种不同的气质和性格特征。并且将线在画面上的安排和组织的疏密、聚散、长短、取舍、前后穿插等，表现结构空间、层次、节奏韵律及装饰风格，画家在不同气质和不同人物性格的线条运用上，追求不一样的韵味及笔情墨趣，在自觉或不自觉中融入了感情色彩，有的庄重、典雅，有的活泼、自然，有的浑厚、占拙，有的淡泊、淡逸，有的空灵、幽邃等。这几个方面紧密巧妙的结合构成了线的整体表现力，同时也体现出各种人物身份、地位的不同所传达出来的不同的性格特征。图中人物的衣纹运用了“低染法”，也称“凹染法”，就是沿着勾好的衣纹渲染，把衣纹的线条一侧染重，脸部也是同样的方法。画家在色彩配置和色彩结构的处理上匠心独运，画面整个色彩结构中的粉白、浅红色也就是对春天意象色彩感觉的把握，同时与抽象的背景的粉红、嫩绿等形成对比呼应，很好地传达了春天的信息。画家在具体晕染着色时，注意到人物的衣服与马鞍的颜色对比，马的颜色灰暗沉着，以衬托出人物的形象。画面中的色彩调子属于偏暖，大量运用较多的青、绿、粉红等鲜艳的色彩，以白颜色加以间隔，使画面整体和谐，从而达到艳而不俗的效果。画中从监所骑的黑马是大片的黑颜色，在画面前疏后密的构图中起到了一定的平衡作用，也突出了墨在中国画中的重要作用。背景中用湿笔画出的斑斑草色，既突出了前面的人物，也使画中的意境显得更加清新。天宝年间，唐玄宗的皇宫里有一位大名头的宫廷老画家张萱。张萱所画的宫苑人物，尤其是贵族妇女，当时是被评为天下第一的。他对于艳名远播的虢国夫人，似乎很有艺术感觉，曾先后以她作主题，画了好几幅画。遗憾的是；这些画的亲笔真迹，都没有流传下来。我们现在看到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卷》是宋徽宗赵佶所摹。原作已失，摹本犹存盛唐风貌。此图原作曾藏宣和内府，由画院高手摹装。在两宋时为史弥远、贾似道收藏，后经台州榷场流入金内府，金章宗完颜琼在卷前隔水题签，指为宋徽宗赵佶所摹。见《庚子销夏录》，《墨缘汇观》，《石渠宝笈续编》诸书著录。为流传有绪的唐宋名迹中稀有瑰宝之一。

《捣练图》 张萱 纵51.8厘米 横140.8厘米 工笔重彩，亦系宋徽宗摹本，1860年“火烧圆明园”后被掠夺并流失海外，现藏美国波士顿博物馆

《捣练图》是唐代画家张萱之作。此图描绘了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络线、熨平、缝制劳动操作时的情景。画中人物动作凝神自然、细节刻画生动，使人看出扯绢时用力的微微后退后仰，表现出作者的观察入微。其线条工细遒劲，设色富丽，其“丰肥体”的人物造型，表现出唐代仕女画的典型风格；描绘了从捣练到熨练各种活动中的妇女们的情态，刻画了不同人物的仪容与性格。表现的是妇女捣练缝衣的场面，人物间的相互关系生动而自然。从事同一活动的人，由于身份、年龄、分工的不同，动作、表情各个不一，并且分别体现了人物的特点。人物形象逼真，刻画维肖，流畅，设色艳而不俗，反映出盛唐崇尚健康丰腴的审美情趣，代表了那个时代人物造型的典型时代风格。执绢的妇女身躯稍向后仰，似在微微着力；熨练妇女认真专注的表情，端丽的仪容，恰如其分地表现了温厚从容的心情。在绢下好奇地窥视的女孩，以及畏热而回首的煽火女童，都生动引人。画家表现妇女捣练活动，不只是描绘捣练、络线、织修、熨烫等的活动过程，他既重视人物形象的塑造，而又注意刻画某些富有情趣的细节，使得所反映的内容，更具有生活气息。

《唐宫仕女图》，唐代作为封建社会最为辉煌的时代，也是仕女画的繁荣兴盛阶段。中国古代仕女众生像，“倾国倾城貌，多愁多病身”，唐代仕女画以其端庄华丽，雍容典雅著称，《唐宫仕女图》展示着“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唐代美女众生像。其中最杰出的代表莫过于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捣练图》和周昉的《簪花仕女图》、《挥扇仕女图》以及晚唐的《宫乐图》。它们所表现的贵族妇女生活情调，成为唐代仕女画的主要艺术特征。

周昉(生卒年不详)，字仲朗、景玄，京兆(今陕西西安)人，唐代著名画家。出身显贵，先后任越州、宣州长史。他能书，擅画人物、佛像，尤其擅长画贵族妇女，容貌端庄，体态丰肥，色彩柔丽，为当时宫廷士大夫所喜爱;是中唐时期继吴道子之后而起的重要人物画家，当时有名的宗教画家兼人物画家。早年效仿过张萱，后来加以变化，别创一体。周昉创造的最著名的佛教形象是"水月观音"。周昉的佛教画曾成为长期流行的标准，被称为"周家样"。传世作品有《簪花仕女图》卷、《挥扇仕女图》卷、《调琴啜茗图》卷等。

唐 周昉 簪花仕女图卷 绢本设色 46×180厘米 辽宁博物馆藏

《簪花仕女图》， 该图是贵族妇女的生活写照。这幅画上共绘就6位丰颊厚体的贵妇，她们打扮艳丽入时，云髻高耸，顶戴的折枝花朵皆不相同，脸上又晕染娥眉，衣饰华丽，身着低胸长裙，外罩薄纱，显出半透明的质感，是中晚唐以后典型的贵妇形象。贵妇的脸上、手上罩染的白粉，千年而下，仍然给人肤若凝脂、粉妆玉琢的细腻感觉。尤其是纱衣透体和肌肉丰腴的描绘，表现了画家勾线、赋色的高超技巧。全画光彩照人，仕女们神态安闲，或戏犬、或漫步、或赏花、或拈蝶，在庭院中闲散地消磨着时光。本卷右起首处，一名贵妇手执拂尘，与左侧妇人一同戏狗，动作轻柔，曼妙生姿。其余则表现出漫不经心的慵懒神色，仿佛即便是再有趣的东西也不会引起她们的兴致。她们虽然形体丰肥，但从其垂弧的肩颈和纤细的手腕看，仍可显出贵族妇女柔弱的风致。在这颇为连贯的场面中，画家惟妙惟肖地刻画了她们雍容华贵的仪态。画面变化虽然不大：，但富有生活情味。正如北宋苏轼《周昉画美人歌》所云：“深宫美人百不知，饮酒食肉事游戏。”这正是《簪花仕女图》卷的绝妙写照，一个个贵妇虽装扮得花团锦簇，有浓丽丰肥之态，但仍掩饰不住精神生活的空虚和她们幽怨、郁闷的情绪。全图分为四段，分别描写妇女们采花、看花、漫步和戏犬的情形。人物线条简劲圆浑而有力，设色浓艳富贵而不俗。此卷传为周昉真迹，一说系晚唐之作，亦有论作五代画迹。作者画四嫔妃和两侍女，作逗犬、执扇、持花、弄蝶之状，以主大从小的方式突出主要人物，这是中古时期人物画常用的表现手法。画中的犬、鹤和辛夷花表明了人物活动是在春意盎然的宫苑。全图的构图采取平铺列绘的方式，卷首与卷尾中的宫女均作回首顾盼宠物的姿态，将通卷的人物活动收拢归一。宫女们的纱衣长裙和花髻是当时的盛装，高髻时兴上簪大牡丹，下插茉莉花，在黑发的衬托下，显得雅洁、明丽。人物的描法以游丝描为主，行笔轻细柔媚，匀力平和，特别是在色彩的辅佐下成功地展示出纱罗和肌肤的质感。画家在手臂上的轻纱敷染淡色，深于露肤而淡于纱，恰到好处地再现了滑如凝脂的肌肤和透明的薄纱，传达出柔和、恬静的美感。现从出土的大批中、晚唐时期的陶俑来看，画中仕女的服饰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女性时装文化。画和俑的造型都呈现出同一种审美取向和精神面貌。唐代画家周昉，用笔朴实。气韵古雅。描写贵族妇女春夏之交赏花游园的情景，画面描绘仕女们的闲适生活。她们华丽奢艳在庭院中游玩，动作悠闲、拈花、拍蝶、戏犬、赏鹤、徐行、懒坐、无所事事，侍女们持扇相从。其赋色技巧，层次明晰，面部的晕色，衣着的装饰，都极尽工巧之能事。轻纱的透亮松软，皮肤的润润光泽，都画得肖似，表现出作者具有高度的艺术技巧和概括能力。唐代肖像画极为发达。周昉画仕女外，亦善写照。他在肖像画上之所以能取得卓越成就，关键在于他善于观察人物复杂的性格，能够生动入微地表达出人物的精神特征。此卷背景极其简括，仕女、白鹤、狗等几乎作等距离安排，画后仅以辛夷花点缀。画面的意境、情调主要是通过对人物形象和神态地刻画表现出来。正是因为对人物传神地刻画，才较为细腻地揭示出宫女的心理活动，使得这幅画真正鲜活起来，成为具有强烈艺术感染力的不朽之作。

唐 周昉 《调琴啜茗图》绢本设色，75.3X28CM，美国纳尔逊·艾京斯艺术博物馆藏。

此图又名《弹琴仕女图》，画三位坐在庭院里的贵妇在两个女仆的伺候下弹琴、品茶、听乐，表现了贵族妇女闲散恬静的享乐生活。图中绘有桂花树和梧桐树，寓意秋 日已至。贵妇们似乎已预感到花季过后面临的将是凋零。调琴和啜茗的妇人肩上的披纱滑落下来，显示出她们慵懒寂寞和睡意惺忪的颓唐之态。全卷构图松散，与人物的精神状态合拍。人物组合虽不及张萱之作紧凑，但作者通过人物目光的视点巧妙地集中在坐于边角的调琴者身上，使全幅构图呈外松内紧之状。卷首与卷尾的空白十分局促，疑是被后人裁去少许。画中的人物线条以游丝描为主，并渗入了一些铁线描，在回转流畅的游丝描里平添了几分刚挺和方硬之迹，设色偏于匀淡，衣着全无纹饰，当有素雅之感。人物造型继 续保持了丰肥体厚的时代特色，姿态轻柔，特别是女性的手指刻画得十分柔美、生动，但诸女的神情和脸形流于程式化，缺乏个性。

唐 周昉 《挥扇仕女图》长卷，绢本，设色。纵：33.7厘米，横：204.8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此图描绘了13位头挽高髻、细目圆面、长裙曳地的妃嫔和宫女形象。全幅以横向排列的形式展示了人物的各种活动：执扇慵坐、解囊抽琴、对镜理妆、绣案做工、挥扇闲憩等。作者注意画面横向疏密、松紧的韵律变化，纵向高低错落的层次变化，从而使得画面结构井然有序，并避免了构图上的单调呆板。图中色彩丰富，以红色为主，兼有青、灰、紫、绿等各色。冷暖色调相互映衬，显现出人物肌肤的细嫩和衣料的华贵。衣纹线条近铁线描，圆润秀劲，富有力度和柔韧性，较准确地勾画出了人物的种种体态。这是一幅描写唐代宫廷妇女生活的佳作。全卷所画人物共计十三人，分为五个自然段落。起首第一段为“挥扇”，凡四人：一位戴玉莲冠的妃子按纨扇慵坐，其右一女 官紫袍束带，两手横扇，另有两女持梳洗用具侍立于左侧。第二段为“端琴”，凡两人：一拖髻者抱琴至，另一垂鬟女子在协同解囊抽琴。第三段为“临镜”，凡两 人：一戴唐巾人持镜却立，一姬拥髻对镜，衣锦灿若。第四段为“围绣”，凡三人：其中一姬持团扇，倚绣床，支颐有倦态，两女对绣，第五段为“闲憩”，凡两 人：一妃妆者背坐挥小纨扇，引颈远眺，另一姬倚桐凝伫，茫然出神。五个段落似离还合，从不同的侧面，刻画了人物在不同场景中的各种心理状态。在画中，作者 通过对嫔妃的生活的描绘，表达出她们寂寞、沉闷、空虚、无聊、幽恨暗生的心情。画面结构井然，线条秀劲细丽，赋色柔丽多姿，艳而不俗。此幅无作者款印。引首清高宗弘历题“猗兰清画”四字。钤明韩世能 “韩世能印”、“韩仲子氏”、“世能”，清梁清标“蕉林书屋”、“蕉林居士”、“蕉林考藏”，清高宗弘历“古希天子”、“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乾隆鉴赏”等鉴藏印，共31方。

　杨升 ，唐代画家，723年（玄宗开元十一年）。与张萱，杨宁同时任史馆画直。擅长人物，台阁，尤工写真。尝为玄宗，肃宗画像，论者谓“深得王者气度’。兼善没骨山水，法张僧繇。开元中为史馆画真，有《明皇》与《肃宗》像，深得王者气度。后世模仿多矣，画明皇者，不知仪范伟丽，有非常之表，但止于秀目长须之态而已。又恐览者不能辨，则制衣服冠巾以别之，此众人所能者，不足道也。升以写照专门，又当时亲见奇表，宜乎传之甚精。郭若虚《见闻志》谓：“升尝作《禄山像》，今亡矣。宜若不足取。”诚使其人尚在，众必脔食而粪弃，虽有遗像亦唾秽不顾，升独为之者，岂非着戒于往昔欤？今御府所藏四： 唐明皇真一，唐肃宗真一，望贤宫图一，髙士图一。（《宣和画谱》）杨升的作品已失传，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传杨升《画山水》和《翠岫飞泉》和古今名家《仿唐杨升峒关蒲雪图》作品可窥其一斑。

传唐 杨升 《画山水卷》台北故宫博物馆藏

本幅所用绢地甚粗，山石的造型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传张僧繇〈雪山红树图〉相似，都作对称的圆弧形或古拙的锥形。兼用勾勒与青绿重设色法，树石、屋宇格式化，富于装饰性。卷后题跋将此归为唐代画家杨昇的「抹（没）骨法」的表现。在晚明以前画史记载中，唐代画家杨昇与南朝梁画家张僧繇一样，都是擅长人物或肖像的画家，直到晚明才出现「没骨山水」的记载，为晚明画家对早期山水的揣摩之作。

没骨画的源流与创新

“没骨图”这个名称，最早见于北宋郭若虚所著《图画见闻志》。书中记载，徐崇嗣有一幅花卉作品，中有芍药五本，其画皆无笔墨，惟用五彩布成，画旁题“翰林待诏臣黄居采等定到上品徐崇嗣画没骨图”。与郭若虚同时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徐崇嗣“乃效诸黄之格，更不用笔墨，直以彩色图之，谓之“没骨图”。稍后，文学家苏辙也在《栾城集》中提到徐崇嗣的画“以五色染就，不见笔迹，谓之没骨”。由此可见，“没骨图”就是不同墨线勾勒，直接用色点、色线和晕染去塑造画面形象。根据记载，没骨画法在徐崇嗣之前早就有了，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的张僧繇。张僧繇在健康一乘寺用朱及青绿画凹凸花，传其作《观碑图》亦俱色彩画成，故历来被视为没骨法的开创者。宋人楼观在一幅山水画题识中说：“梁天监中张僧繇每于缣素上不用笔墨独以青绿重色图成峰岚泉石谓之抹(没)骨法，驰誉一时，后唯杨昇学之，能得其秘”。

唐代画家杨昇的作品也已失传，我们可以从明董其昌的《仿唐杨昇峒关蒲雪图》想见其面貌。宋代既有象《雪山行骑图》这样的没骨山水，也有以徐崇嗣、赵昌为代表的没骨花卉。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是传为模仿徐崇嗣没骨法的北宋花鸟画家赵昌的《杏花图》。到了明代，没骨画技法有了新的发展，从接近双勾填彩的渲染画法发展为放笔点染的画法。花鸟画家孙隆的《花鸟草虫图册》，郭诩的《青蛙草蝶图》十分讲究用色的干湿浓淡，水色交融，色彩有冷暖变化，形象生动，用笔挥洒自如，是没骨画技法臻于成熟的标志。清代画家恽寿平，高其佩、李鱓、罗聘、虚谷、居廉、任伯年、吴昌硕都有没骨花卉作品，齐白石以及现代许多花鸟画家也都用没骨法作画。而没骨山水，自唐代以来的一千多年间流传甚少，我们尚能见到的有明董其昌的《仿唐杨昇峒关蒲雪图》，蓝瑛的《白云红树图》，清查士标的《张僧繇没骨法》册页，恽寿平的《春山暖翠》，王时敏的《青溪泛艇》，王翚的《柳岸晓风》，王原祁的《青山白云》，张赐宁的《清溪放牧》，王宸的《秋山红树》等。现代画家也有以没骨法作山水人物的，但难以举出有代表性的作品。从历代关于没骨画的论述及流传的作品可以看出，没骨画最根本的特点是“直以彩色图之”。宋郭若虚在论述没骨画时曾说徐崇嗣的画“无笔墨骨气”，赵昌的画“笔气赢懦”，可见当时的没骨图确有重渲染、尚博彩、轻用笔的情况，但从明董其昌以来的没骨画看，崇尚用笔与水墨并无二致。许多没骨画上均题“仿张僧繇没骨法”而张僧繇的画被李嗣真评为“骨气奇伟”，可见也是十分讲究用笔的。没骨画是中国画发展过程中的一股涓涓细流，时至今日，应该得到更大的发展。与水墨、工笔重彩并列成为中国画的三大表现技法体系之一。今日的没骨画应该在传统的基础上高举“讲究笔色”的旗帜，以色代墨，在保持对笔墨的审美要求的同时，进一步扩大容量，增强表现力。水墨画讲究笔墨的干湿，焦浓重淡清的变化，没骨画在用笔用色保持这些要求的同时还应具有色彩的冷暖和纯度的变化，每幅画具有不同的色调。讲究画面的色调，是中国画迫切需要重视解决的问题。没骨画由于不以墨色为基调，所以它更易于拉开每幅画色调的距离，形成具有鲜明个性的色调。有志于没骨画的作者，首先应具有中国画的传统功力，同时也应具备色彩的科学知识，学一点西方绘画(油画、水彩)技法，在继承、交融中发展。没骨画既然是中国画的一部分，因此它必须保持中国画的鲜明特色，同时，由于中西绘画的交融具有比过去任何时代更有利的条件，因而它必将呈现出与传统没骨画不同的面貌。没骨画这个古老的画种必将焕发出诱人的青春。

　张璪，字文通，吴郡（苏州）人，曾任检校祠部员外郎、盐铁判官等，活动于盛唐。擅画山水树石，长于破墨，尤工画松，传说可以双管齐下，一为生枝，一为枯枝，已无作品传世。但他"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理论，是中国美学史上"师造化"理论的代表性言论。"造化"，即大自然，"心源"即作者内心的感悟。"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也就是说艺术创作来源于对大自然的师法，但是自然的美并不能够自动地成为艺术的美，对于这一转化过程，艺术家内心的情思和构设是不可或缺的。"外师造化"明确现实是艺术的根源，强调艺术家应当师法自然，是基于坚持艺术与现实关系的唯物论基础上，带有朴素唯物主义的色彩。从本质上讲不是再现模仿，而是更重视主体的抒情与表现，是主体与客体、再现与表现的高度统一。

唐花鸟禽兽画 

　　薛稷（649－713），字嗣通，蒲州汾阴（今山西万荣西南）人，名臣魏徵外孙。官至太子少保、礼部尚书，人称"薛少保"。以书法名世，为书法初唐四大家之一。也擅画人物、佛像、鸟兽、树石，画鹤尤其生动，时称一绝，李白、杜甫等都曾吟诗颂其画鹤。绘画作品已无存。 

　　曹霸（约704～约770）谯郡人，唐沛国谯（今亳州市）人，魏武王曹操后代、曹魏高贵乡公曹髦后人，官左武卫将军。画承家学，擅画马，亦工肖像。唐玄宗时期画家，能文善画，时人甚至以其祖先“三曹”比之，有“文如植武如操字画抵丕风流” 之美誉。 擅画马，与其门生韩干最著名。成名于玄宗开元年间。天宝（742～756）间曾画“御马”。亦工肖像，曾修补“凌烟阁功臣像”。晚年免官流落四川，今画迹已不传。据洪迈《容斋五笔》载，宋代薛绍彭家藏有唐代画家曹霸的《九马图》，杜甫曾作诗题咏。苏轼作《九马赞》道：“牧者万岁，绘者惟霸，甫为作颂，伟哉九马。”曹霸在开元、天宝年间，以画马著称于世，其真迹现已不可复见；不过通过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和《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歌》这两首诗，后人依然可以看到曹霸画马的神妙。杜甫并没有对曹霸的画作穷形尽相的刻划、无所不至的描写，而能突出风神情趣，方寸超然，意态横出。“先帝天马玉花骢，画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牵来赤墀下，迥立阊阖生长风”。写真马矫健豪纵，何等气概！ “诏谓将军拂绢素，意匠惨澹经营中。须臾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写画马超逸不群，何等抱负！“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将真马画马合写，相映成趣；赞画之妙，至于夺真。“此皆战骑一敌万，缟素漠漠开风沙”。写马所向披靡，势可万里。“曾貌先帝照夜白，龙池十日飞霹雳”。说画的灵奇，能感动神物，若随风雨而至。宋人陈模说：“此皆以无为有，描摹气象，脱落笔墨畦径之外，此其独步千古也。”（《怀古录》）

　　韩幹，京兆（今西安）人，活动于玄宗时代。少年时曾作酒肆佣工，得王维资助，改学绘画，十年而成。擅画肖像、人物、鬼神，尤精于画马。画马师承曹霸，但更重写生，所画之马，壮健神骏，被誉“古今独步”。现存作品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牧马图》册页和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的《照夜白图》卷。《牧马图》画一虞官驾白马缓行，右侧为一黑马，用笔纤细遒劲，色墨渲染得宜。此画曾经南唐内府及宣和内府收藏，并有宋徽宗”韩幹真迹"。《照夜白图》画玄宗坐骑照夜白，也是流传有绪的作品。另有旧题《韩幹神骏图》卷，藏辽宁省博物馆，今定为五代人仿作。《宣和画谱》说：“所谓干唯画肉不画骨者，正以脱落展、郑之外，自成一家之妙也。”杜甫《画马赞》：“韩干画马，笔端有神、骅骝老大，腰廀清新。”明僧宗衍《题韩干画马图》：若问“唐朝画马谁第一”？唯有“韩干妙出曹将军”！

韩幹重视写生，坚持以真马为师，遍绘宫中及诸王府之名马，曾作《十六神骏图》、《玉花骢图》、《照夜白图》、《洗马图》、《凿马图》、《战马图》、《六马图》、《八骏图》、《百马图》等。所绘马匹，体形肥硕，态度安详，比例准确，一改前人画马螭颈龙体、筋骨毕露、姿态飞腾的“龙马”作风，创造了富有盛唐时代气息的画马新风格。在人物、道释画方面，他曾作《龙朔功臣图》、《姚宋及安禄山图》、《李白封官图》、《五王出游图》、《须菩提图》、《下生嗔弥勒图》等。

唐·韩幹 《十六神骏图卷》(全卷)纸本27CM×333CM

题识：《马十六匹图》卷前引首题“乾坤储骏”四大字，款署“翠渠”。“翠渠”为明·周瑛别号。周瑛（1430～1518年），字梁石，初号蒙中子，学者称翠渠先生，福建莆田人，明代理学家。宪宗成化五年进士。著有《经世管旁》、《翠渠摘稿》等，列《四库全书》目录集部别集类。 “乾坤储骏”四大字雄健古茂。《莆田县志》第一章《人物传》载：“瑛善书法，体势奇伟，神致高古”。周瑛与陈献章为友①。献章字亦奇古。两位友好之间志趣相投，自然会相互影响。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元人杂书》卷②，有周瑛题瑽“元诸老遗墨。”款署“翠渠”。其题字亦高雅古朴，与“乾坤储骏”四大字颇能神合。图后有当代鉴定家黄君寔先生于1983年录苏轼《韩幹马十四匹》诗，并跋及题七言古诗一首。

印记 画中共钤十二印。1.位于画中部分有八印：元·赵孟頫《赵氏子昂》朱文方印一（“子昂”二字左半已残）； 明·项元汴《项墨林父秘笈之印》朱文长形印一、《子京父印》朱文方印一、《祖孙父子兄弟翰林》朱文长形印一、《墨林父》白文长形印一、《退密》朱文瓢形印一； 清·英和《臣和恭藏》白文印一； 黄君寔《君寔》朱文印一； 《祖孙父子兄弟翰林》印下有一方印，似被刮去，已残坏无字，隐约留有朱框，应为朱文印。2.画前有三印： 黄君寔《蕉竹草堂》朱文长方印一、《君赜过眼》白文方印一； 庞志英《庞志英》白文印一。3.画最末部分有一印： 黄君寔《黄山涛鉴定》朱文长方印一。画中所钤十二印，《赵氏子昂》印，曾见于赵氏其他书画。线条圆润含和，笔画衔接处浑然天成，当是赵氏早年用印。项元汴所钤印与其常用印一致，唯《祖孙父子兄弟翰林》一印较少见。英和《臣和恭藏》印与其常用印一致。

宋·苏轼《韩干马十四匹》二马并驱攒八蹄，二马宛颈鬃尾齐。一马任前双举后，一马却避长呜嘶。老髯奚官奇且顾，前身作马通马语。后有八匹饮且行，微流赴吻若有声。前者既济出林鹤，后者欲涉鹤俯啄。最后一匹马中龙，不嘶不动尾摇风。韩生画马真是马，苏子作诗如见画。世无伯乐亦无韩，此诗此画谁当看?

韩幹 《胡人呈马图》（明清人仿）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

《呈马图》从画风来看，牵马人两腮胡须，体格高大肥壮，是为胡人相貌，人物衣纹疏密有致，结构严谨，用笔沉着，神采生动，衣服设色浓丽而不俗不腻，晕染得度，韵味十足。图中马匹比例准确、神骏雄健，属来自西域之品种，一改前人画马螭颈龙体、筋骨毕露、姿态飞腾的“龙马”作风纯是从写生中得来，创造了富有盛唐时代气息的画马新格调。在造形上，三匹马均健硕丰满，生动逼真，先用遒劲的线条勾勒马的轮廓，再用蛤粉作局部渲染后以整体罩染，雄骏的神态和肥硕的健姿已表现得淋漓尽致。

外签：唐韩干呈马图神品上上  内签：韩干胡人呈马图。天籁阁珍藏。钤印：墨林  题跋：（一）卷字五十三号。辰左三。钤印：御书 （二）神。钤印：干隆辰翰 题识：韩干胡人呈马图。钤印：收藏印：耕霞溪馆、叶蔗田珍赏章、寿、俨斋、宗羲献风、赐金园主人、项墨林父秘籍之印、项叔子、南海叶氏蔗田珍赏、俨斋秘玩、□□图书、晋国奎章、石渠宝笈、神品、鸿绪之印、干坤清玩、蔗田曾藏识者宝之、内合同印、干隆辰翰、干隆御览之宝、□□东闽、干隆鉴赏、秘府、复秘、蔗田珍玩、王鸿绪印、项子京家珍藏、秋壑、大雅、长、云间王鸿绪鉴定印、群玉中秘、宜子孙、三希堂精鉴玺、内府图书之印、樵李项氏士家宝玩、晋府书画之印、望云草堂珍藏、铭心绝品

说明 中国古代画家中，画马名家有很多，其中最著名的有陈闳、曹霸、韩干、韦偃、李公麟、赵孟頫等人，他们的艺术作品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画马之风气在唐时最盛，马在当时成为统治阶级的必备之物，骏马也成就了很多画家，其中之一的韩干，便是唐代画马画家中的佼佼者。韩干虽然是大画家曹霸的学生，但他与曹霸的风格不同。韩干画马独具风格，自成一家。因为他不墨守旧法，具有独创精神。当他被唐玄宗召入宫中，充当皇室画工时，他就以皇帝御厩中的真马作为素描对象，突破了前人模仿名师作品的学画方法，以实物为模特进行写生。所以，他画出来的马真实生动。世人有“曹将军画马神胜形，韩丞画马形胜神”之说。当时皇宫御厩中具有各地进献来的名马，有西域的大宛马，高大健壮，毛色光亮，神形皆优。韩干照着这些良马作画，因而，他画马的特点是膘肥体壮、高骧纵姿，并非画肉不画骨，“忍使骅骝气凋丧”（杜甫诗句），也不仅仅是迎合时代的审美趣味，而是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着（尤其是内厩的马）肥硕高大、筋健肉丰之马，人称韩干不画瘦马。另外韩干画马，摆脱了“螭体龙形”的陈旧画法，着重描绘马的风采神态，在画史上独成一格。宋代大文豪苏轼曾有《韩干画马赞》：韩干之马四：其一在陆，骧首奋鬣，若有所望，顿足而长鸣；其一欲涉，尻高首下，择所由济，跔蹐而未成；其二在水，前者反顾，若以鼻语，后者不应，欲饮而留行。以为厩马也，则前无羁络，后无棰策；以为野马也，则隅目耸耳，丰臆细尾，皆中度程，萧然如贤大夫、贵公子，相与解带脱帽，临水而濯缨。遂欲高举远引，友麋鹿而终天年，则不可得矣；盖优哉游哉，聊以卒岁而无营。可谓对韩干所画之马在精神上的一种升华。这篇赞文，针对韩干的一幅画加以评述，散中有韵，旨趣高远，读来耐人咀嚼。文章起笔细致描述：马有四匹，神态各异。有的昂首长鸣，有的下水探路，有的回头反顾，有的原地驻步。“骧首奋鬣”，即昂起头，耸起鬃毛，这是状马奋然欲奔的动态。“顿足而长鸣”，是摹其声。“尻高首下”，即马屁股撅起，头低向水面，此系绘马下河去探路之状。“局踏”指小步徘徊，是写具体的探水的样子。“反顾”系回头看同伴。“若似鼻语”是揣摩其心理语言。“不应”为不答应。“留行”为停止不走。本卷韩干《呈马图》高30厘米，长157厘米。画面为设色绢本，画面中共五人三马，全部用工笔重彩绘出。《石渠宝笈》中记载：“本幅绢本，纵九寸六分，横一尺六寸二分，设色画马，一黑白色施羁靮胡人效之，无名款，上有宋徽宗书韩干胡人呈马图。”画卷起首是明代大收藏家、鉴赏家项元汴所题的“韩干胡人呈马图，天籁阁珍藏”签条，项元汴 （1525---1590），字子京，号墨林，别号墨林山人、墨林居士、香严居士、退密庵主人、退密斋主人、惠泉山樵、墨林嫩叟、鸳鸯湖长、漆园傲吏等，嘉兴人。是明代著名收藏家、鉴赏家。项元汴家资富饶，广收法书名画，所藏法书、名画以及鼎彝玉石，储藏之丰，甲于海内，“极一时之盛”。项元汴曾获一古琴，上刻“天籁”两字，故将其储藏之所取名天籁阁、并镌有天籁阁、项墨林等印，经其所藏历代书画珍品，多以“天籁阁”等诸印记识之，往往满纸满幅。如今被珍藏在故宫博物院的国宝唐李白“上阳台帖”，即经他当年收藏，并加盖“墨林项季子”藏印。在他所收的伊英《秋江独钓图》上，还钤一白文闲章“西楚王孙”，自诩楚霸王后裔也。常见主要印记有“项元汴印”、“子京”、“檇李项氏世家珍玩”、“神品”等。其部分藏品为睢阳袁枢（袁可立子）递藏。本卷《呈马图》上大小印章几十方，其中有一部分是项元汴家的收藏印。如：项墨林父秘籍之印、项叔子、复秘、项子京家珍藏、樵李项氏士家宝玩等。副隔水左侧有“卷字五十三号辰左三”九个字，字体为典型的宋徽宗瘦金体。画心最右首书“韩干胡人呈马图”，也是瘦金体书法所书。其格式均为内府收藏格式。

马是古代重要的交通工具，它在战争中、生活中、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这样说实际上并不为过。正因为它们的重要性，所以自古人们就非常爱惜马，赞美马，画马。在古代中国唐朝的时侯，不管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六骏，还是到社会中下层的普通百姓。这种爱马的风气一直非常浓厚。当时京都长安养马成风，御厩骏马多达四十万匹，唐明皇不时命韩干名家等图写内厩“玉花骢”、“照夜白”等名马，尽是“磊落万龙无一瘦”，朝廷并以此夸耀“国运隆盛”。据《图绘宝鉴》记载：“时陈闳画马，荣遇一时，明皇令（干）师之，干不奉诏，曰：'臣自有师，今陛下内厩马，皆臣师也。”这种坚持师自然，以真名马为描绘对象的创作原则，正是韩干成功的秘诀，这也正是他能深“得马之性”，形成韩马“肉中见骨”、肥壮气雄风格的必然因素。“世传韩干画马必考时日、面方位，然后定形、骨、毛色。”（《广川画跋》）加上这种认真严谨的创作态度和高妙技巧，每每“意存笔先”而臻于“画尽意在”之境界。

《牧马图》，绢本。纵27.5公分，横34.1公分。国立故宫博物院藏。 浅设色画，黑白双马，胡人骑一而控二。幅上宋徽宗题“韩干真迹 丁亥御笔”八字。人物与马俱极生动，徽宗瘦金体书题字亦挺劲，并有南唐御府藏印，为韩干真迹无疑。

《神骏图》是唐代韩干创作的一幅绢本设色画，现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此画是一幅历史故事画，描绘了僧人支遁爱马故事。岸上石坡，僧人支遁正坐于石台之上，望着迎面踏水而来的骏马；骏马上坐披发童子，手执棒状毛刷，似从水中洗浴后奔驰而来。支遁对面坐一人，高冠博带；旁立一西域侍者，其臂上立一雄鹰，增加了平静中不平静的气氛。画面分左右两部分，右边支遁和一高士坐在老树荫下水边坡地的石床上，他身着袈裟，手执禅杖，一手撑于石床，一脚后伸，首微仰；对面一客峨冠博带，宽袖大袍，也是一手撑住石床，一脚后伸，与支遁同一方向，均在全神贯注地观赏左边的神骏。此客虽未面其貌，但从其背面姿势即可见其赏马的认真。坡地边立着一穿胡服的男子，双手抱拳，上立一鹰，鹰首下俯，似在觅察地下的动静，伺机下扑。左边是一披发童子，手执棒刷，骑着神骏踏波归来，马首平仰，四蹄张开，尾上翘，嘴微张，似在诉说浴后的愉快。此幅无款，前隔水上有瘦金书题签“韩干神骏图”，画卷本身与前后黄花隔水绫上，宋以下鉴藏印记累累，宋以前的模糊不清，不易辨识，惟明以下郭道亨、陈洪绶及清内府诸印玺尚清晰可见。 此图布局张弛有致，右部分景物较为密集，左部分相对疏松。为使画面重心不至于向右倾斜，作者作了精心的安排，一是岸上人物依据其身份与相互关系构成三角形布局，二是将画面的中心通过人物的眼神集中在马的身上，加强了左侧在画面上的分量。画中水的面积占了整幅的大半，水纹曲折平整，马蹄处略起波浪，马身健壮肥硕，确如杜诗所说的“画肉不画骨”，但在水面上并不觉其肥重，倒觉其踏波甚为轻快。右边一半虽画了三人和树石，也不见有拥挤，而是觉得坡地极大，石床极宽，树冠虽未画出，但据根部的粗壮即知树之老，凉荫必多；两人坐势均向前伸，更显出骏马必有夺人之处，才使赏马者如此出神。全幅画面协调，显示出画家的构图之妙。作者对马的塑造有骨有肉，马从水面踏波浪舒缓前行，不因肥胖掩盖其特有的骨骼，不因硕大给人以笨重的感觉，反而有一种身轻如燕的感觉。骏马昂首翘尾，骨肉都准确地表现其皮毛的质感；毛色的过渡，极为细致、巧妙。作者通过精密的描绘，把图中每个人物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支遁面部表情静穆，注视神骏的奔驰而来；对坐者虽见不到他的面部表情，却从背面能看出他所拥有的孤傲性格；马童的刻画具有一股天真的灵性，似乎与主人一样有着共同的嗜好；侍者憨态可掬被主宾的神情所吸引，统一到对神骏的赞誉上来。画中的人、马、树、石和水波，都是先用线描，后染石绿、苦绿、花青、赫石、自粉等实色，敷色精微，毫无板滞的痕迹。 

韩干画马故事：

熟悉中国画坛的人都知道，韩干绝对是“画马界的鼻祖”。韩干是唐朝著名画家，擅长肖像画，但是最有卓越成就的还是其骏马图作品。韩干着重描绘马的风采神态，对后世的影响很大。骏马作品有很多，最具代表性的是《牧马图》，录于《故宫名画三百种》。据史籍记载，韩干幼年家贫，流落于长安城，在酒店当佣工。一次，店主人派他去王右丞（即著名诗人王维）府中讨要酒钱，适逢王维外出，他便在王维家中等候，独自在地上学画马。王维回家后，颇“奇其意趣”，认为此子系可雕之材，就每年资助韩钱“二万”以习画，直至十载艺成。天宝年间，韩被召入朝供奉，官至太府寺丞。他擅肖像、人物画，尤工鞍马，后来成为曹霸的得意门生，并有出蓝之誉。韩干进过自己的努力，将马画出了独特的神韵，一时间名声大噪。唐玄宗知道后，就把韩干召到皇宫内画画，因此后见其作品大都是御马。韩干画马重在神似，能将马画的就像从天上下凡的神马似的，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坊间传说韩干画马已经达到了通灵的地步。相传唐德宗建中初年，曾经有个人牵着一匹患了脚疾的马去找马医，这匹马的毛色骨相，医马的兽医从来都没有见过，笑称这匹马跟韩干画的马很像。后来在街上遇到韩干，韩干大为惊异地说：“这真是我配的颜色画的马啊!”他抚摸马身，马象是有些瘸，看看是前蹄有伤。韩干心中很是奇怪。回到家里，看他画的马，果然蹄子上有一点黑缺，才知道画通灵气啊!韩干画的马确实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不得不说的是，提起古代画马名家，除韩干以外别无他人。韩干的作品融入了其无数的心血，虽然通灵的轶事有些夸张的成分在，但也不能掩盖掉韩干高超的技术。

韩干成了有名的画家以后，被当时的皇上唐玄宗看中了，就把他选到宫廷的画院里去画画。当时，唐玄宗的宫廷里，养了许许多多各个地方的名马。宫廷里有人专门喂马，也有人专门画马。韩干，就是专门画马的画家里头的一个。韩干为了把马画好，他除了经常向宫廷里有名的老画家学习以外，还天天跑到马圈里去观察马。他仔细地琢磨各种马的不同形态、脾性和动作。有时候，他还搬到马圈旁边去住，白天黑夜地跟马在一起。这么着，韩干对马简直熟透了，一闭上眼睛，就能想象得出哪种马是什么样子。再加上他经常练习，画画的技术又高，所以他画出来的马，真是活灵活现！传说有一次，韩干画了一匹高头大马，挂在墙上，被一个兽医看见了，连连称赞画得好。几天以后，韩干到一个地方去办事，路过那个兽医家的门后。只听得那个兽医对牵着一匹大马来医治的人说：“喝！好一匹大马呀！简直跟我前几天看到韩干画的那匹马一模一样呢！”这时候，韩干刚好走到兽医家的门口，听到这么说，不觉一愣。回头朝那匹马看去，可不么，那匹马的毛色、骨相，都跟一般的马不一样呢。于是他抬腿跨进了兽医的家门。兽医一看是韩干来了，忙把韩干拉到那匹马跟前，说：“来，来，你来得正好。你看，这匹马像不像你前些天画的那匹马？”韩干仔仔细细地端详了一阵，忽然哈哈大笑起来，说：“像，像，怎么能不像呢？我那天就是照着这匹马画的呀！”这事很快就传开了。人们都很称赞韩干画马的技巧高明。后来，有人问韩干：“你画马的技术这么高明，是从哪一位老师那儿学来的呢？”韩干笑笑说：“马棚里的马，就是我的好老师！”

韩滉(723年-787年3月19日)，字太冲，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唐朝中期画家、宰相，太子少师韩休之子。唐玄宗天宝年间，韩滉以门荫入仕，历同官主簿。至德元载(756年)避地山南，历山南节度判官等。乾元二年(759年)，入朝任殿中侍御史，累迁尚书右丞。大历六年(771年)，任户部侍郎判度支，与刘晏分领诸道财赋。大历十四年(779年)，改任太常卿，又出任晋州刺史。累官镇海节度使、浙江东西观察使。泾原兵变时，韩滉训练士卒，保全东南。又转输江南粟帛，得朝廷依赖。贞元元年(785年)，加同平章事、江淮转运使。次年封晋国公，不久后去世，年六十五。获赠太傅，谥号"忠肃"。韩滉工书法，草书得张旭笔法。画远师南朝宋陆探微，擅绘人物及农村风俗景物，摹写牛、羊、驴等动物尤佳。所作《五牛图》，元赵孟頫赞为"神气磊落，希世名笔"。韩滉曾有《田家风俗图》、《田家移居图》、《尧民击壤图》、《村社醉散图》、《村童戏蚁图》、《丰稔图》、《盘车图》、《渔父图》等，广泛地反映了当时农村的生活和习俗，画牛能曲尽其妙，表现出牛漫步、疾驰、鸣叫、顾视等各种情态以及村童牧放的生活情趣。另曾作《李德裕见客图》、《集社斗牛图》、《古岸鸣牛图》、《归牧图》、《乳牛图》等，著录于《宣和画谱》。

唐 韩滉 《五牛图卷》 纸本设色 20.8×139.8cm 故宫博物院藏

《五牛图》，北京故宫博物院馆藏珍品。麻纸本，纵28.8厘米，横139.8厘米，无款印。作者是唐代著名的宰相韩滉。韩滉，字太冲，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少师休之子。那时，韩干以画马著称，韩滉以画牛著称，后人称为“牛马二韩”。这幅《五牛图》，是韩滉最为传神的一幅。5头健硕的老黄牛，在这位当朝宰相笔下被“人格化”了，传达出注重实际、任劳任怨的精神信息。图为长卷形式，所画的5头牛各自独立，除一丛荆棘之外别无景物描写。牛的姿势各异，尤其是那头缓步前行的牛，回头轻抵，好像正回首玲听牧人的召唤，姿态特别优美。全图结构准确，透视关系合理，勾线用笔粗简得体而又富有变化,敷色轻淡而沉着。它问世后，收藏者包括赵构、赵伯昂、赵孟頫、乾隆等著名人物。在明代，它几易其主。清兵入关后一度下落不明，直到乾隆年间，才从民间收集到宫中珍藏。1900年，八国联军洗劫紫禁城，《五牛图》被劫出国外，从此杳无音讯。上个世纪50年代，它被一位寓居香港的爱国人士发现。1950年初，周恩来总理收到这位爱国人士的来信，信中说，唐代韩滉的《五牛图》近日在香港露面，画的主人要价10万港币，自己无力购买，希望中央政府出资尽快收回国宝。周总理立即给文化部下达指示，鉴定真伪，不惜一切代价购回，并指示派可靠人员专门护送，确保文物安全。文化部接到指示后，立即组织专家赴港，鉴定《五牛图》确系真迹，经过多次交涉，最终以6万港元成交。《五牛图》回到故宫时，画面洞孔累累，残破不堪。故官博物院组织专家，用了几年时间，才将它修复完好。今天我们终于有幸看到这幅《五牛图》，其用笔之细，描写之传神，牛态之可掬，几可呼之欲出。它的珍贵还在于，中国古代留存今世的多为花鸟人物，以牛入画，且如此生动者，《五牛图》堪称孤品。

韦偃是公元8世纪唐朝长安(今陕西西安)人，侨居成都(今属四川)，生卒年不详，官至少监。寓居于蜀，擅画人物、鞍马及山水；韦偃善画鞍马，传自家学，远过乃父，与曹霸、韩干齐名。用点簇法画马始于韦偃，常用跳跃笔法，点簇成马群。其《放牧图》画人一百四十余，画马一千二百余匹，众马姿态各异，栩栩如生。唐张彦远谓:"居闲尝以越笺点簇鞍马，或腾或倚，或龁或饮，或惊或止，或走或起，或翘或跂，其小者或头一点，或尾一抹，曲尽其妙，宛然如真。"韦偃得曹霸画马之神，得韩干画马之形，形神兼而有之。杜甫曾赋诗对其画备加赞赏，元鲜于枢诗云:"韦偃画马如画松。"所画笔力劲健，骏尾可数，如颜鲁公书法。亦善山水、松石、人物。所画山水风格高超，属王维一派；所写松石更佳，咫尺千寻，骈柯攒影，烟霞翳薄，风雨飕飗，轮囷尽偃盖之形，宛转极蟠龙之状，千枝万叶，非经岁不成;画山水，山以墨斡，水以笔擦，云烟变幻，远岸长陂，丛林灌木，笔力有余，而景象不穷;人物则高僧奇士，禽兽则牛羊群驴，无一不尽其能。画迹有《双骑图》《牧放人马图》《三马图》《散马图》《沙牛图》《松下高僧图》等27件，著录于《宣和画谱》。传世作品有《百马图》卷，李公麟摹本，现藏故宫博物院。此外，他所画山水，也对唐代山水松石的变革有过重要影响。

唐 韦偃《双骑图》台北故宫博物院

韦偃家学渊源，但远胜父叔，他代表了宫廷以外的另一种画风。笔致疏放，情趣盎然，意境辽阔。看似漫不经心，其实是好整以暇。他唯一的传世真迹《双骑图》，画面上表现了二人各乘一马，并辔狂纵的情形。《双骑图》的构图极其危险，整个画面的重心压在右下角，特别是右边的马匹近乎没有一点回旋余地，这在构图上极其忌讳。但韦偃以独到的手眼，使画面绝处逢生。这转折点表现在中间那不见头部的马和背向读者的骑士。那扭曲的马颈和稍露面颊的骑士的视线告诉我们，他们正在转移方向，目标就是他们目光所注视的左上方。尽管左上方留白，不着一笔，但我们很自然地想到，那是一片任烈马驰骋的辽阔原野。画面的重心随之而转移到了无限的天地。《双骑图》背部朝外的这匹马，作者着意夸张了它在奔驰中扭动着的身躯，近乎是凌空转向，神溢形表。其用笔，亦根据马匹行进趋势，秃锋横扫，力足意到，增强了画面气势。韦偃的最大特征，是把马画在大自然的背景中，以足够的空间来表现动态。他《牧放图》有宋代李公麟的摹本，其中有1200多匹马和143个人（包括官吏与牧马人）。马群如同汹涌翻滚的波涛，牧场岗陂起伏，远远地现出一带河流。令人想起杜甫的《沙苑行》。

唐代 韦偃《百马图》长卷绢本设色   纵26．7厘米横302．1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这一长卷绘有九十五匹神态各异的马，及四十一位圉人，是一幅画马杰作。作品首尾呼应，有始有终，包括浴马、放马、驯马、喂马以及最后的梳理整装几个过程。画家以高超的技艺将马的各种姿态动作刻画得淋漓尽致，其或腾或倚，或酽或饮，或惊或止，或走或起，或翘或跋，踢驰跳跃，奔逐戏乐，毫端万状，岑极生动。马皆以墨笔勾画，然后敷色晕染。马尾鬃毛墨线细写，质感蓬松。这幅图中所描绘的近百匹黑、白、红、花等各色马，有动有静，姿态各异，生动活泼。画家对马的描绘，极善抓住其动态和神情，运动中的马被表现得活泼顽皮，静立时的马又被表现得庄重威武。全卷气势磅礴，神韵飞扬，让人叹为观止，依稀可见韦偃画马风范；画中笔法清秀温雅，敷色清淡，可以看出唐法向宋元法变化的痕迹。《唐朝名画录》说到，韦偃的马或腾、或倚、或嘶咬、或饮水、或惊、或止、或走、或起、或翘、或企。“其小者或头一点，或尾一抹”，至于背景，则“山以墨斡（用淡墨重叠六七次加而深厚者也），水以手擦，曲尽其妙，宛然如真。”多样造型与多种技法相结合。他不象韩干那样笔笔有来处，刻画入微。而是诉诸读者的观感，以简淡的，看似随意的笔墨邀请读者去和他共同完成艺术的塑造。充分调动读者的想象，表现了大胆自由的浪漫主义色彩。 　元鲜于伯机曾题诗赞韦偃画马：“渥洼产马乃产龙，韦偃画马如画松。”赞美他画马之用笔与其画松一样生动有力，其秃锋横扫之线条，鬃毛高耸之笔法，粗犷奔放，疏简不拘，大概与其擅长诸画科，特别是与其画松之成就有一定联系。

韦偃寓居于蜀，可能为避安史之乱，与杜甫在成都结为挚友。是否因了长安韦杜两家的世谊乡情，杜甫称自己杜陵野老，俩人应是同乡呀！同为异乡沦落人，他乡偏遇故乡客。诗圣杜甫曾为他的画题写过两首配画诗。《题壁上韦偃画马歌》：韦侯别我有所适，知我怜君画无敌。戏拈秃笔扫骅骝，歘见麒麟出东壁。一匹龁草一匹嘶，坐看千里当霜蹄。时危安得真致此？与人同生亦同死！《戏为韦偃双松图歌》：天下几人画古松，毕宏已老韦偃少。绝笔长风起纤末，满堂动色嗟神妙。两株惨裂苔藓皮，屈铁交错回高枝。白摧朽骨龙虎死，黑入太阴雷雨垂。松根胡僧憩寂寞，庞眉皓首无住著。偏袒右肩露双脚，叶里松子僧前落。韦侯韦侯数相见，我有一匹好东绢。重之不减锦绣段，已令拂拭光凌乱。请公放笔为直干。

杜甫在两首诗中，一诗赞韦偃“画无敌”，一诗赞“绝笔长风”，笔势绝妙之意。 诗中的“毕宏已老韦偃少”，意指名誉一时的画家毕宏已成为过去，而韦偃正年少而青出于蓝。而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排名上，韦偃被列为妙品上，紧挨王维，比韩滉还高3位，比张萱高6位，远比他的前辈毕宏能品上高21位。真正让人见识到了韦偃在当年唐代画坛地位之显赫。

走向成熟：中晚唐时期的花鸟画

中晚唐时期政治黑暗、经济衰退、文化凋敝，其实并不尽然。“安史之乱”后，唐代社会的发展从总体来看并未停止，更没有走下坡路。就花鸟画的发展而言，初唐及盛唐时期，花鸟画虽已独立成科，但远没有鞍马、畜兽题材的绘画取得的成就高。而至中晚唐时期，单纯的花鸟题材绘画得到了充分发展，笔墨愈加精细，技法愈加成熟，逐渐占据了主要地位。这标志着花鸟画正在走向成熟。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所言：“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文坛艺苑的百花齐放。它不像盛唐之音那么雄豪刚健、光芒耀眼，却更为五颜六色、多彩多姿。各种风格、思想、情感、流派竞显神通，齐头并进。所以，真正展开文艺的灿烂图景，普遍达到诗、书、画各艺术部门高度成就的，并不是盛唐，而毋宁是中晚唐。”中唐时期花鸟画走向成熟的主要表现，则是在鞍马、畜兽题材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单纯的花鸟题材的绘画在构图、设色以及意境等方面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出现了一批专擅单纯花鸟题材的画家。如以水禽见长的周滉，以鸡见长的张昱、于锡、李察，以蜂蝶见长的李逖、卫宪，以鸳鸯见长的裴辽、温处士，以竹鸟见长的萧悦，以花鸟见长的韦銮、李贞、梁广等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画家是边鸾。有的画史学者把边鸾奉为花鸟画之祖。元代汤垕在《画鉴》中评论：“要知花鸟一科，唐之边鸾，宋之徐、黄，为古今规式。”又：“唐人花鸟，边鸾最为驰誉，大抵精于设色，秾艳如生。”唐代张彦远称边鸾“花鸟冠于代而有笔迹”，并认为以“善赋色”而名震一时的梁广“笔迹不及边鸾”。朱景玄认为，唐代花鸟画家均不能与边鸾并列，评韦銮“可为边鸾之亚”。宋代苏东坡赞叹：“边鸾雀写生，赴昌花传神。”米芾也说：“鸾画如生。”边鸾曾任右卫长史，“应诏制作”，后政治失意，“困穷于泽潞间”。边鸾借此寄情山野田园，感悟和体验着更真实的自然造化，扩大了创作的题材，并以折枝花鸟的形式把唐代花鸟画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那么，边鸾的花鸟画究竟达到了怎样的艺术高度呢?在构图方面，边鸾创造了折枝花鸟的构图新模式，为我国早期花鸟画的“取景”开辟了一条新路。唐代以前的花卉大多作为人物的背景入画，是全景色的展示。边鸾的折枝花卉处理方式虽然上不着天，下不沾地，仅取花卉一段折枝，但人们并不由此而感到突然;相反，人们犹如透过窗户观赏野外花卉，会产生无穷联想，得到更多的艺术享受。对于画家而言，创作中有了更大的灵活性和更多的自由——舍去枝枝节节的累赘，用特写的方式集中描绘花卉、树木中最有艺术性的部分，使笔墨更直接、更集中、更淋漓地表现出花卉那动人的情致和通人的灵性，使作品产生凝练和含蓄的艺术效果。朱景玄称他“折枝草木之妙，未之有也”，《宣和画谱》称他“作折枝花，亦曲尽其妙”。可见，边鸾在花鸟画构图方面的创举。折枝入画在花鸟画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且在唐宋时已经受到了广泛的好评。在用笔用色方面，边鸾“下笔轻利，用色鲜明”。边鸾的花鸟画在用笔上发展了盛唐以来轻利灵巧的一面，精工秀妍，轻健爽利，但没有打破前人在花鸟画用笔上的传统，缺乏苍劲意韵。而在用色上，边鸾则大胆创新，突破成规，能做到根据具体物象“随时施宜”，推动了花鸟画设色技法的发展。边鸾笔下鲜活可爱、水色淋漓的花卉受到当时乃至后代人的喜爱。宋代董逌在评论边鸾《牡丹图》时赞叹道：“然花色红淡，若浥露疏风，光色艳发，披多而洁，燥不失润泽，凝结信设色有异也。”

边鸾，京兆（今西安）人。官至右卫长史。擅画禽鸟和折枝花木，亦精蜂蝶，在花鸟画独立成科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传世作品有《梅花山茶雪雀图》，图录于《唐宋元明名画大观》。边鸾，削足适履攻丹青，最长于花鸟，折枝草木，亦精蜂蝶之妙未之有。下笔轻利，用色鲜明，穷羽毛之变态，夺花卉之芳妍。贞元(七八五至八0五年)中新罗国献孔雀解舞者，德宗诏于玄武殿写貌。一正一背，翠彩生动，金羽浑灼，若连清声，宛应繁节。后因出宦，遂致疏放其意，因穷于泽潞间，写玉芝图，连根苗之状精极。凡草木雀蝉蜂蝶，并居妙品。尝画资圣寺围塔上四面花鸟。当药上菩萨顶戎葵尤佳。又作牡丹图，其睛为人畜大小六、七相戏状，推鸾绝笔。花鸟画在边鸾手中独立成科，在绘画史上有其独特地位。边鸾花鸟画极一时之盛，当时随其学画者不少，其中较有名者为陈庶，擅长色彩运用，所画百卉，极为鲜艳，世人并称为“边、陈”；传世作品有《梅花山茶雪雀图》轴。事见《广川画跋》、《唐朝名画录》、《历代名画记》、《京洛寺塔记》、《宣和画谱》、《画史》。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据传为边鸾所作的《花鸟图》。该图采用边鸾自创的折枝构图方式，使我们得以具体、形象地感知花鸟画构图折枝处理的艺术魅力。只见一枝杏花由画面右下角依托老枝曲折斜伸，向左上角舒展而去，潇洒俊朗。枝头所栖绶带展翅开尾，惟妙惟肖，和树枝恰成十字相交之势，成为全图的视觉中心。杏花和绶带的描绘不仅造型准确，用线精妙，设色幽雅，而且以形传神，形神俱备。那回首顾盼的绶带和朝向绶带的杏花对照呼应，情意交融，使得作品意趣盎然，百看不厌。此图设色体现了边鸾花鸟画“用色鲜明”的特点。同样的白色部分，绶带的尾部，边鸾用白线勾出羽毛，再用白粉略作渲染;而杏花花朵则用白粉由花瓣尖部向花芯染进，外浓内淡，滋润清新，和墨色晕染的树枝相得益彰。

　　隋唐时期敦煌莫高窟的壁画题材范围变得更加广泛，场面宏大，色彩瑰丽。无论是人物造型、风格技巧，以及设色敷彩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敦煌壁画泛指存在于敦煌石窟中的壁画，包括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共有石窟552个，是中国也是世界壁画最多的石窟群，内容非常丰富。 敦煌壁画是敦煌艺术的主要组成部分，规模巨大，技艺精湛。敦煌壁画的内容丰富多彩，它和别的宗教艺术一样，是描写神的形象、神的活动、神与神的关系、神与人的关系以寄托人们善良的愿望，安抚人们心灵的艺术。因此，壁画的风格具有与世俗绘画不同的特征。但是，任何艺术都源于现实生活，任何艺术都有它的民族传统；因而它们的形式多出于共同的艺术语言和表现技巧，具有共同的民族风格。著名的敦煌壁画有九色鹿救人、释迦牟尼传记、萨锤那舍身饲虎等著名的壁画故事。以莫高窟为主体的敦煌石窟（包括榆林窟，东、西千佛洞）敦煌莫高窟壁画中有神灵形象(佛、菩萨等)和俗人形象(供作人和故事画中的人物之分。这两类形象都来源于现实生活)但又各具不同性质。从造型上说，俗人形象富于生活气息，时代特点也表现得更鲜明；而神灵形象则变化较少，想象和夸张成分较多。莫高窟十六国时期的壁画并不多，主要有描述因果报应、苦修行善的本生故事画、宣传释迦牟尼生平事迹的佛传故事画以及说法图，集中在最早开凿的二七二窟、二七五窟和二八六窟。那时的壁画人物半裸体，有着极其夸张的动作，其面容、神采充满了静寂神秘的色彩，带有一种西域佛教的意境和风格。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内地与中西亚之间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丝路带去了中国的丝绸，带回了西亚的苜蓿和葡萄；带去了我们的造纸、印刷技术，带回了国外的音乐、舞蹈、饮食。发源于印度的佛教也随丝路传入我国。那时的敦煌，地处丝路南北三路的分合点，是一座繁华的都会，贸易兴盛，寺院遍布，融合了东西方艺术的佛教石窟也在敦煌生根、发芽。莫高窟的开凿得缘于一位法名乐尊的和尚  。据说，公元366年，乐尊云游到此，忽见鸣沙山上金光万道、状若千佛，心有所悟，便在崖壁上凿下了第一个石窟。此后，许多丝绸之路上的商人为了祈求前路的顺利、生意的发达，纷纷在这儿许愿开凿石窟，请民间艺人绘上心中崇拜的神灵形象。从十六国到元朝，莫高窟的开凿一直沿续了10个朝代。敦煌莫高窟壁画中有神灵形象(佛、菩萨等)和俗人形象(供作人和故事画中的人物之分。这两类形象都来源于现实生活)但又各具不同性质。从造型上说，俗人形象富于生活气息，时代特点也表现得更鲜明；而神灵形象则变化较少，想象和夸张成分较多。从衣冠服饰上说，俗人多为中原汉装，神灵则多保持异国衣冠；晕染法也不一样，画俗人多采用中原晕染法，神灵则多为西域凹凸法。所有这些又都随着时代的不同而不断变化。与造型密切相关的问题之一是变形。敦煌壁画继承了传统绘画的变形手法，巧妙地塑造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动物和植物形象。时代不同，审美观点不同，变形的程度和方法也不一样。早期变形程度较大，较多浪漫主义成分，形象的特征鲜明突出；隋唐以后，变形较少，立体感较强，写实性日益浓厚。变形的方法大体有两种：一种是夸张变形一以人物原形进行合乎规律的变化，即拉长成加灾。如北魏晚期或西魏时期的菩萨，大大增加了服、手指和颈项的长度，濒骨显露，用日之间的距离牧觅，嘴角上翘，形如花瓣；经过变形彻成为风流潇洒的“秀骨治像”。金刚力士则多在横向夸张，加粗肢体，缩短脖项，头圆肚大，棱眉鼓眼，强调体魄的健硕和超人的力量。这两种人物形象都是夸张的结果。壁画的创作中大量出现净土经变画，如西方净土变、东方药师变、维摩诘经变、法华经变等。如初唐220窟的各种经变壁画所呈现出的盛大歌舞场面，众多的人物、绘制精巧的建筑物等，使整个洞窟形成一个"净土世界"。除了经变画以外，还有说法图、佛教史迹图画、供养人像等。盛唐以后的经变内容逐渐增多，直接取材现实的供养人像身高日渐增加，占据了洞内、甬道的醒目地位。盛唐103窟的维摩变、中唐158窟的涅槃变、晚唐196窟的劳度叉斗圣变等是其中的精彩作品。晚唐156窟的《张议潮统军出行图》，更是以特有的长幅形式表现了场面宏大的人马队列，堪称巨制。【敦煌壁画概況】

《西方净土变》莫高窟壁画

《西方净土变》是唐代的敦煌壁画中的一壁。西方净土变是唐代的敦煌壁画中的一壁。这一场面恢宏，色彩绚烂的佛国景象，是宗教美术依据《无量寿经》内容，为信众们构想出来的《西方净土变》，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西方极乐世界。古代画家按照佛教经典，发挥自身的想象力创作出的净土世界壁画，其想象力来源于现实生活，完全是按照现实生活的样子创造出世人心目中西方净土世界。南北朝时期的莫高窟壁画内容主要是佛陀本生故事画以及佛传故事画，从隋代开始经变题材增多，到唐代成为壁画的主体。典型的经变画是以宣扬极乐世界为内容的“净土变”。“净土变”壁画主要包括西方净土变、阿弥陀五十菩萨图、弥勒净土变、东方净土变四大类，在历代敦煌壁画中，这四类经变壁画多大400余铺，是敦煌经变画中最大的门类，其中西方净土变和弥勒经变的艺术成就最高，是净土变的代表作品。当前，学术上通常将“西方净土变”细分为三类，包括：无量寿经变、阿弥陀经变和观无量寿经变，画工分别根据对应的佛教经典进行创作。全部敦煌壁画中有西方净土变125壁，东方药师变64壁，弥勒净土变64壁。大都规模巨大，画风热烈、庄严、富丽、璀璨，一扫北朝壁画的粗犷风气。画面构图大体相似，主尊端坐在中间的莲花宝座上，左右有两大菩萨，四周围绕罗汉、金刚等各式侍从，上有飞天翔舞，前面还有一部伎乐，重重的殿堂楼阁满布画面。如172窟南壁和217窟南壁的盛唐《观无量寿经变》、220窟南壁和321窟北壁初唐《无量寿经变》、329窟南壁初唐《阿弥陀经变》，均画幅巨大，画艺精湛，是莫高窟西方净土变壁画的代表作品。

西方净土变壁画的布局比较类似，总体画面布局为：上方虚空段，中上方宝树段，中部三尊段，中下方七宝池，下方宝地段，三尊段的左方和右方为宝阁段。根据壁画尺寸大小，画工会按照实际情况对各个部分进行删减。主体部分的三尊为众多的佛，菩萨所簇拥，正进行佛事活动口壁画上方有分别从仰视，俯视角度画出的楼台。亭榭，宝池莲花和欢乐的歌舞伎乐，以及优美的飞天飘舞散花等万千景象，烘托出一派祥和宝贵的氛围。如此众多的建筑和人物活动，在画面上分布得主次分明，有条不紊，色彩缤纷而又统一和谐，充分显示出唐代画家处理宏大场面的构图和表现技巧。

《张议潮统军出行图》敦煌莫高窟第156窟  纵130 厘米，长830 厘米

《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即敕封张议潮为节度使后其统军出行的写照。敦煌壁画中最大、最经典的出行图画面中从右至左，依次画了鼓、角手各4人，分左右列队。鼓、角手后面有武骑两队，每队5人。再后面是文骑两队，每队也是5人。在两队文骑之间有舞乐一组，共8人，分两组对舞，旁边立乐师12人，后面跟着6名执旗者，再后跟随着衙前兵马使3骑，散押衙2骑。张议潮位于画面中部，穿圆领红袍，系革带，骑白马。其后有拥着“信”字大旗的兵士，最后的射猎、驮运部分有20余骑。总体看来，这幅画绘有多达两百余人。此图呈横卷式，由一百余人物组成的浩荡队伍。从南壁两端起：画面前段是仪仗部分，由骑兵护卫着皇帝授予权力的标志——旌节，依次为鼓角、大旗，武骑、仗骑、六厅，门旌、旌节、卫士等，仪骑之间有舞伎，衣饰华丽，体态婀娜，边舞边行，随后足以主人公张仪潮为核心的大队人马、张议潮著圆领红袍，系革带，戴幞头，骑一马，体形特大，位于画面中部、后随子弟军，拥着“信”宁大旗；最后部分二十余骑，有射猎，驮运等：在张仪潮前面的仪仗队，旌旗招展，鼓乐喧天，使这支凯旋之师渺得威武雄壮：尤其仪仗队，画家作了精心描绘，是全图最精彩部分。全图作散点、鸟瞰式布局。全图人物众多，结构繁复，但被安排得虚实得当，秩序井然；整个画面相互联系，完美统一；画家既把握住整体布局，又注意队形变化，前面仪仗队作对称双列并行，作者以华丽的色彩和生动写实的造型呈现出仪仗的威武雄壮，表现了一支威仪赫赫的凯旋之师，中间载歌载舞的舞乐，渲染了欢乐热烈的气氛。作为全画中心人物的张仪潮人体和乘骑形体魁梧高大，他正待过桥的隙，点缀了平远山水和翠绿树木，一片片石绿的地色，仿佛是空旷的原野。衬托小人物坐骑的红、赭、白等色，烘托了整队人马的威武庄严。

全图的最前端是横吹队列，横吹是西汉时出现的一种源于西域的军乐队，以鼓、角乐器为主。图中鼓、角手各四人列队左右。其次是仪仗队列，鼓、角手后面有武骑两队，每队5 人，分列左右两队，身着披甲，一对大旗在前面。旗上绘有文字和图案，此旗为队旗，引导军队的进退。随后有一队小旗，为五方旗。再后面是文骑五对，左右列队。文官又称衙官，上一骑旁，题“左马步都押衙等”，下排五骑的题字已模糊无法辨别。在两队文骑中间有舞乐一组，共八人分两组对舞，其中有一行着吐蕃装，旁边立乐师12人，大鼓一对，分列左右， 一人背鼓，一人击鼓，另8人分别持拍板、笛、箫、琵琶、箜篌、笙、腰鼓等。中部主要描绘的是张议潮本尊像，首先是6名执旗者分列左右，每旗飘七带，杆首有一椭圆形物体，具体形态已无法辨别。紧接着又是一对执旗者，和一对执小幡者，题书“门旌”二字，再后跟随着衙前兵马使3骑，步行者4对，戴花毡帽， 穿单色缺胯衫，系革带，穿白毡靴，手持仪刀，题为“银刀官”。此图中银刀官八人，且为步骑，以当时节度使仪刀之制，其与当时唐朝廷四品、五品官员“ 仪刀八（人）”吻合 。最后是引驾押衙2骑，分列大桥两侧，回首顾盼。位于画面正中间的是张议潮，穿圆领红袍，系革带，骑白马，执短鞭。画旁题书“河西节度使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张议潮统军除吐蕃收复河西一道行图”，其后还有部分拥着“信”字大旗的兵士紧跟其后。图的最后描绘的是射猎、驮运部分有20余骑。射猎骑队中一部分是弟子列军， 可分为二组，最前面的两个骑士在奋力追逐仓惶逃命的小鹿，其中一人紧追猎物，弯弓欲射，另一人挥鞭长驱。另一部分为少数民族骑队，前后分两组，带白毡帽，类似于唐代昭武九姓少数民族服装。射猎骑队之后，是驮运的马、驴、骆驼等，主要负责军中的后勤运输。这幅画充分表现了张议潮统军出行抗击吐蕃，收复河西的雄壮气势，且从出行队伍可以看到唐代军队的仪卫制度和多民族杂居的河西地区军旅的特点。《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全图作散点、鸟瞰布局。图中军威赫赫，仪仗整齐，变化有序，乐队与舞伎增添了场面气氛。图中的张议潮位居中心，威武雄壮。整个画面相互联系，完美统一。

墓室壁画：近30多年来发现的有唐早期的李寿墓、郑仁泰墓、阿史那墓等；盛唐的章怀（太子李贤）、懿德、永泰（公主）、韦涧诸墓。其中壁画极为丰富。仅章怀、懿德两墓完整的壁画，计有90幅之多，达700多平方米，在我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大英博物馆的敦煌壁画，其割痕虽犹可见，却难掩其久远的鲜丽及三位“浓丽丰肥”菩萨的雍容华贵。1856年到1932年间，多个所谓的“西方探险家”以科学考察为名深入中国西北地区达60多次，每次都掠走大量的文献文物。其中，尤以1907年匈牙利人斯坦因和法国人伯希在敦煌藏经洞劫掠的文物最多。【敦煌壁画选 大英博物馆藏  】

　中晚唐的绘画，一方面完善盛唐的风格，另一方面又开拓了新的领域。此时，以周昉为代表的人物仕女画及宗教画更见完备。而王墨等人的山水画则发生了变异，盛行树石题材，渐用重墨，泼墨山水也开始出现。边鸾、滕昌祐、刁光胤等的花鸟画作品则体现出了花鸟画的日臻完善。此外，李真与孙位也是当时的著名画家。虽然他们的作品大多已无从得见，但从日渐发现的出土作品与壁画中，可以让我们想见当时的盛况。

《高逸图》，又名《竹林七贤图》唐·孙位 设色绢本　45.2×168.7cm 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高逸图》作者孙位，浙江绍兴人，唐代末年的御用画家。公元881年，黄巢起义军攻克长安，唐僖宗李儇带着孙位等人，一起出逃到成都，可见皇帝对他的重视。他的其他三十多幅作品早已失佚，《高逸图》是他唯一流传下来的作品。孙位《高逸图》　唐朝末年著名画家孙位的《高逸图》描绘“竹林七贤”的故事。由于年代久远，这幅《高逸图》只是残卷，画面上只有山涛、王戎、刘伶和阮籍四位人物，而嵇康、向秀、阮咸三位人物的画面，在北宋时就已缺佚。图右的第一位人物是山涛。山涛在“竹林七贤”中年龄最大，与嵇康、阮籍是好友。他善于饮酒，但从不失态。画面上，山涛袒胸露腹，披襟抱膝，丰腴的躯体，倚着华丽的花垫，头微微仰起，双目凝视前方，那恢弘旷达的仪态，呼之欲出。山涛身旁的侍者，正在将一张古琴奉上。画面的第二位是王戎。王戎是“竹林七贤”中的小弟，年龄比山涛小二十九岁。他是富贵子弟，喜欢清谈。画面上的王戎，踝足跌坐，右手执如意，左腕懒懒地搁在右手上，似乎正欲侃侃而谈。手中摆弄如意的细节描绘，正是庾信《对酒歌》中“王戎舞如意”的写照。在王戎的侧后，恭敬地站立着一位怀抱书卷的书童。第三位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酒鬼”——刘伶。 他经常坐一辆鹿车，携一壶酒。出门时让仆人扛着锄头跟随，吩咐“死便埋我”。酒后，他常在家中赤身裸体，肆意放荡。刘伶作的《酒德颂》一文，成为千古名篇。画家笔下的刘伶满颐髭须，其貌不扬，大概痛饮初歇，正蹙眉回首，往身后侍童捧上的唾壶作漱口状，而双手却仍端着酒杯，对杯中之物还是恋恋不舍。画中的最后一位是阮籍。阮籍是曹魏时期的官吏，也是著名的文学家，与嵇康是莫逆之交。画面上，他面露微笑，侧身倚垫，盘膝而坐，洒脱傲然。双手所执之扇，叫“麈尾”，是当时士大夫的惯用之物，不仅能扇风辟蝇，还具有“领袖群伦”的象征意义。阮籍身旁的侍者，正手托酒器，躬身听命。《高逸图》画面采用早期横卷式结构，四位人物分别列坐于华美的地毯上，动作、情态各具神采。在他们旁边，各有一个侍者在小心地侍候着。画家在人物之间用芭蕉、菊花、松树、湖石等相隔，以次要人物衬托主要人物，使画面统一于和谐的环境之中。《高逸图》中的人物、衣服及陪衬的景物、器具，均用淡色或白描，显得素静雅洁，象征“竹林七贤”身置物外的闲适；而花毯及背倚的花垫，不仅画出许多复杂的图案，而且敷以重彩浓色，显得鲜艳夺目，暗示“竹林七贤”名望地位的高贵。【竹林七贤】是指魏末晋初的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活动区域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辉县西北一带。《晋书·嵇康传》:嵇康居山阳，"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为竹林之游；"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说他们"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嵇康：《广陵散》如今绝矣！

　　嵇康擅长音律，古琴弹得神妙无比，据说他游玩洛西时，一古人赠其曲《广林散》，也有说此曲为一幽灵所传。后来嵇康因得罪司马氏被处斩，临刑前，三千太学生围观泣不成声，嵇康饮酒数坛，弹奏《广陵散》，凄然说道：“我死不足惜，但《广陵散》从此绝响！”

　　阮籍：礼岂为我设邪！

　　阮籍不拘礼俗，行不由径。有一次，他与回家探亲的大嫂送别，遭到讥笑。阮籍说：“礼法难道是为我设的吗？”邻居的卖酒少妇长得漂亮，阮籍常常到她那喝酒，醉了就躺在她身边，完全不避嫌。有户军人的女儿有才华也漂亮，没出嫁就去世了。阮籍不认识她父亲、兄长，却径直前去吊唁，哭够了才回家。

　　山涛：饮酒至八斗方醉

　　论年龄，山涛是这七个人里的老大哥，他有一绝，就是喝酒八斗而止，多一点都不喝。一次皇帝请山涛喝酒八斗，趁其不注意时派人偷偷多加了一些酒，但山涛喝够八斗，再也不喝了，皇帝连连称奇。

　　向秀：山阳闻笛

　　向秀与嵇康关系最密，两人经常在嵇康家门前的柳树下打铁自娱，嵇康掌锤，向秀鼓风，配合默契，自得其乐。嵇康和吕安被司马氏杀害后，向秀西行路过他们旧日的居所，闻笛声回想往事，写下了著名的《思旧赋》。

  　刘伶：死便埋我！

　　刘伶嗜酒如命，放浪形骸。他经常乘鹿车，手里抱着一壶酒，命仆人提着锄头跟在车子的后面跑，并说道：“如果我醉死了，便就地把我埋葬了。”

　　王戎：我不卿卿，谁当卿卿

　　王戎之妻常以“卿”称呼王戎（按礼，妇人应以“君”称其夫，“卿”乃是夫对妻的称呼）。王戎说：“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其妻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王戎也无可奈何。

　　阮咸：与猪共饮

　　阮咸很能喝酒，一次，他的亲友在一起喝酒，他也来参加，不用酒杯，而是用大盆盛酒，喝得醉醺醺的。当时有一大群猪走来饮酒，阮咸就和猪一起喝酒。他一面饮酒，一面鼓琴，真是不亦乐乎。

创作背景：唐朝安史之乱后，上层建筑频败、一蹶不振，再也不可能发艺术的创造力，而宗教的迫害又妨碍了寺庙的建设。故文人们为逃避现实又像当年的“竹林七贤”那样从酒、音乐、文学、宗教和哲学中寻求解脱，这些文人画家的作品如孙位的《高逸图》都归为“逸品”之列。艺术鉴赏：孙位对人物面容、体态、表情的刻画各不相同，特别是着重眼神的刻画，得顾恺之“传神阿堵”之妙。画中以侍童、器皿作补充，丰富了四贤的个性特征，使欣赏者很容易从中看出这些人孤高做世、寄情田园、不随流俗的哲学思想。《高逸图》中四贤的面容、表情、体态、服饰各异，兼以小童动作、器物设置映衬人物个性，但那种“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魏晋士族的名流风度是一致的。孙位在创作过程中，特别注重对人物眼神的刻画，深得顾恺之“传神写照，尽在阿堵中”的精髓。画中的花木树石映衬着士大夫的品性气质，虽将人物隔开，却无突兀之感，整幅画面中，每个人物的动作情态均统一在一种和谐的氛围之中。

待续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六日 星期一 

人生苦短、欢寡而愁殷（欢乐的日子少而愁苦的日子多）；须为后人留下的是“拼搏向上”与“永不言败”的精神，并且创新是各项事业不断完善自我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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