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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批评：这个时代不宜提倡文人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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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种升华的东西，绝对不是那些表面文章和漂亮的外表。现在的“国画家”缺乏自身修养，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更是“短板”有些海归派，一回来就大呼小叫地要让外国的东西进来，否定中华民族的文化，甚至不让学生用毛笔。这是艺术吗？这是吓唬我们老百姓。上了美术学院一年级，就留着长头发，留着小胡子，那个丑就甭提了！难怪有人说我们搞美术的，“远看像个逃难的，近看像个要饭的，再看是个捡破烂的，有的像土匪杀猪的，仔细一看是美术学院的。”一些中国画家对置身其中的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怀疑与自卑，并导致后人对中国画发展问题出现了更大的疑惑与偏差；不少画家以西方绘画作为中国画创作的参照，以此倡导所谓融合中西绘画以加强“视觉冲击”和写实效果。其结果造成了中国画的发展不但失去了中国文化的民族性，也一度出现了极其萧条的现象，在这种外来文化意识决定下的美术发展和创作很难形成一套完整的艺术体系，影响持续了近百年的中国画创作。陈佩秋：当然文化基础是重要的，还得有其他的文化，要读很多书，还要会书法。（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去研究）书法里面也是很复杂的，各家各派的。因为历史悠久，有许多不同的书家，你喜欢哪一派的，就写哪一个派了；现在假画满天飞与美术教育招生过多有关。现在的经济社会发展，市场是基础，因此，文化就成为了“奢侈品”……。
中国画在古代大体为自律发展，数千年守望着它的精神家园，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自成独特体系而辉煌璀璨。但近代开始，“地位”下降了：中国画便在西化霸权下错位发展。中国绘画史论家、中国画家俞剑华指出:“……国画即吾民族最丰富之宝藏，最高尚之文化，且为世界所独具者也。国人醉心欧化蔑视国画，直视吾国如无画者久矣!”由于醉心西化者把西方进化论史观奉为神圣教条，无视中国画本体发展规律，用西方科学主义及写实主义标准丈量中国画，导致价值判断严重失衡。文人的丰富学养和广博的学识是他们从构思上远远胜过职业的画家，职业的画家古时就叫做画匠。传世的文人画家都是业余的，他们的从不以绘画技巧为念，也从不把自己的作品当成了不得的巨额财富，他们绝妙的构思，依靠他们对笔墨性质的熟知得以实现，使他们的画面不再依靠对旁枝末节的精细刻画取胜，而是以自己深厚的书法功底为底气，对整幅画的磅礴大气的掌握，对画面意境的深度开发使他们的作品大气而耐看。画家绘画作品格致的雅俗高下，也和画家之人品修养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因此，欲求修养之提高，素质之升华，大量的读书及丰富的生活阅历必不可少，还要去掉“急功近利（急需要成功和获得利益）”的欲望，所谓“无欲则刚（没有过多的要求则可以更加完美）”，尽量做到无名利牵绊，那么其艺术创造当可驰骋自在之境也。唯有悟出传统文化之真谛，得到和自然造化之神韵，方可以柔翰出写精神，凭墨彩自由抒发胸怀，也只有博采众长（学习众多的艺术家所擅长的），才能厚积薄发（积累多，而通过比较少的技法表现出来）。
中国画还非常注重“品味（人对事物观点态度）”，犹如人品（人的道德观点和行为）一样，对于举止粗俗、谈吐低级、卑躬屈膝是没法与举止斯文、谈吐风雅、重信守诺的人相提并论；没有传统文化底蕴中国画只是肤浅的“笔墨造型”而已。正如“数码照片”比任何绘画作品都要“真实”，为什么大师的艺术作品与数码照片不能相提并论呢？如同人文性与机械性不能相提并论一样。同理我想：大师的作品也不能与画匠的作品相提并论是一个道理吧。人们还是愿意悬挂中国画等艺术品；是因为在这些艺术品里有更多的“人文”的东西——文化积淀；从而也提高或者提升了这些艺术品主人的文化品味。有些画家劳顿一生，而终无成就，常与方法上的舍本逐末有关，每每把酷似某家笔法，放在首位，而遗忘其传统的艺术精神，虽可得僵死的躯壳，但终不见艺术精神的灵光。不守法度，逐日花样翻新，在形式上作文章，艺术作品就会缺乏内在生命。相传明朝山水画家周臣，其绘画功力方面和他的学生唐寅相比并不见得差，但整体艺术水平和艺术品位却不及唐寅。当有人问他为什么画得反不如学生好时，周臣回答说：“惟少唐生胸中万卷书耳。＂可见提高修养的主要手段，便是读书。中国文化的民族性的“画外功夫”源自于生活的千锤百炼，画外功夫即为画者卓而不群的自我完善，它参与整个艺术创作过程，对作品进行“灵”的渗透。长期以来，人们往往过多地强调了笔墨运用，而忽略了艺术家的修养工夫。而后者恰恰对作品起着决定性的、主导性的作用。人们在谈论艺术创新时，也常常着眼于形式方面，而未把艺术境界的创造放在首要位置。
而今中国画的发展却偏离了它原有的轨道。西学东渐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文化的面貌，白话文的兴起虽然使中国的文字得到了空前的普及，但是现在人们发现文盲的被消灭，并不意味着文化人的增多，文化无用论，上学无用论总是掀起一次又一次的回潮。现在大学毕业收入不如初中毕业就打工的现象又一次使大学学子心中发凉。
文化又一次成了最没用的东西。作为艺术生，文化的先天不足使他们从进入艺术圈一开始，就缺乏中国画的中国文化内涵。诗文书画，他们只会绘画。诌几句顺口溜，白话诗还凑乎，诗词格律对他们而言并不比外文容易。古文对他们而言比英语更难懂。学中国画四五年，书法甚至都不能入门。传统文人的诗文书画技艺丧失殆尽。文人画绝灭了，所谓新文人画也不乏“新观念”。所谓新观念仔细考察一下，发现不过是西洋人新的或旧的艺术观念而已。至多新文人画不过是残缺的文人画而已。“中西结合”的出现也反映出了近百年来中国人对自身拥有的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忽视与偏见，这造成了中国画家艺术理论上的混沌，从而产生中国画发展的徘徊。在对待“中西结合”的问题上，忽略了中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以及各自的特性，未看到绘画艺术与科学技术是属于两个不同的文化领域：即绘画属于社会科学，而科技属于自然科学，两者不能混为一谈。中国画若离开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就失去了中国画存在的意义。以哲学观来认识，中国有中国的哲学，西方有西方的哲学，这是两个不同的哲学领域，其哲学观截然不同。绘画艺术具有民族性，其本身就蕴涵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离开了本民族的文化，绘画就失去了艺术灵魂与艺术价值。当一种认识方法进入到高层次时，所触及到的根本是哲学问题，尤其是属于社会科学的绘画艺术，在研究其发展与创新问题时，必然会触及到本民族的哲学观，更何况中国传统哲学中本身就存在着中国画的发展理论与规律，这是西方哲学与科技根本不可能代替的民族个性与文化精神。
我国明代文学家、书画家徐渭指出：“人有学为鸟言者，其音则鸟也，而性则人也；鸟有学为人言者，其音则人也，而性则鸟也。此可以定人与鸟之衡哉？今之为诗者，何以异于是？不出于己之所自得，而徒窃于人之所尝言，曰某篇是某体，某篇则否；某句似某人，某句则否。此虽极工逼肖，而已不免于鸟之为人言矣。”（解释为：人有学作鸟的语言的，他的声音象鸟，而本性还是人；鸟有学作人的言语的，它的声音象人，而本性仍然是鸟。这就可以划定人与鸟之间的不同特征了。现在那些作诗的，又有什么和这不一样呢？他们不是出于自己所体会感受到的，而只是从别人那里剽窃已经说过了的东西，并且标榜说这一首诗是什么体，那一首则不是；这一句象谁的，那一句则不象。这样的作品即使摹仿得极其工细、极其近似，还是免不了象鸟在学人说话一样。）要从民族心理自信的层面上对传统资源的精神内核再度发现，并必须在具有蕴涵着深厚民族文化的底蕴之上创造。由此而产生的艺术还应与艺术家自身全面的人文素养、对当前国际文化格局的全面认识、和由时代和生活引发的冲动与思考而获得的孕含个性化的创造密切相关。一个民族的艺术如果离开了本民族的文化母体，就失去了灵魂与价值。而艺术家的创造性必须自觉地根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作为中国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视觉化文化样式之一的中国画艺术，在探索宇宙自然奥妙的同时，从一开始就不满足于描摹客观物象的外在体貌，一直具有强烈的精神性和自我中心的态度，将包蕴着中国哲学内涵的创造性作为绘画追求的至高境界。而笔墨的创造与发展更加强调了语言体系的逐步完善，笔墨精神和形式应用是中国画家在创作实践中始终追求的核心。请记住：越是传统，就越具有民族性；越是民族的，就越具有世界性。当下因为国画家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修养不足而不宜提倡文人画！这是“西风东渐”带来的恶果？中国画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髓，而诗、书 、画（三绝）溶为一体的“诗情画意”是继承传统，中国画的延续性有赖于中国书画家的创造性和瞻前顾后的弘扬国萃。
附：这个时代不宜提倡文人画？
编者按：近年来，画坛和学术界关于文人画的争论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或许，我们需要讨论的重点不应该在“什么人才能画文人画”“怎样的画才算当代文人画”等问题，而是如何继承和发展“文人画中的文人精神”上。我们整理了近年来有关文人画的观点、争论和相关背景文章，期望能为文人画的研究、创作和发展提供有益思路。
《艺术镜报》第116期
文人画之源起
文人画，也称“士大夫甲意画”、“士夫画”，是画中带有文人情趣，画外流露着文人思想的绘画。画中流露着浓烈的文人思想。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画的某些创作思想和艺术实践就出现了，但是文人画作为正式的名称，是由明末画家董其昌提出的。
泛指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士大夫所作之画。以别于民间画工和宫廷画院职业画家的绘画，北宋苏轼提出“士夫画”，明代文徵明称道“文人之画”，以唐代王维为其创始者，并目为南宗之祖。别于画院待诏、祗候等所作的院体画。 明朝唐寅 《六如画谱·士夫画》：“ 赵子昂问钱舜举曰：‘如何是士夫画？’ 舜举答曰：‘画家画也。’”但旧时也往往借以抬高士大夫阶层的绘画艺术，鄙视民间画工及院体画家。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曾说：“自古善画者，莫非衣冠贵胄，逸士高人，非闾阎之所能为也。”此说影响甚久。近代陈衡恪则认为“文人画有四个要素：人品、学问、才情和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
通常“文人画”多取材于山水、花鸟、梅兰竹菊和木石等，借以发抒“性灵”或个人抱负，间亦寓有对民族压迫或对腐朽政治的愤懑之情。他们标举“士气”、“逸品”，崇尚品藻，讲求笔墨情趣，脱略形似，强调神韵，很重视文学、书法修养和画中意境的缔造。姚茫父的《中国文人画之研究·序》曾有很高的品评：“唐王右丞（维）援诗入画，然后趣由笔生，法随意转，言不必宫商而邱山皆韵，义不必比兴而草木成吟。”历代文人画对中国画的美学思想以及对水墨、写意画等技法的发展，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艺术风格
文人画在题材内容、思想情趣、笔墨技巧等方面各有不同的追求，并形成纷繁的风格和流派。山水画科和水墨写意画法盛行，涌现出许多不同风格的流派。
文人画的题材多为梅、兰、竹、菊、高山、渔隐之类，文人借描绘目之所及的自然景物写心灵感受。他们眼中的梅、兰、竹、菊、高山、渔隐，不再是单纯的自然景物而是君子的化身。梅，冲寒斗雪，玉骨冰肌，孤高自赏；兰，清雅幽香，芳草自怜，洁身自好；竹，虚心劲节，直竿凌云，高风亮节；菊凌霜而荣，孤标傲骨；山水、渔隐则不问世事，淡漠名利。借此，文人抒发他们内心当中或豪迈或抑郁的情绪。表达其自身的清高文雅，因公因私，因国因家。有陶潜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有苏轼作直竹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有吴镇自号梅花道人，言梅妻鹤子而终老；有郑思肖因亡国失土作露根兰等，虽然都是儒家思想的左右和道释思想的慰藉，但是也不乏文质彬彬的浪漫。
文人画重意。杜甫讲"意匠惨淡经营中"匠心独运，可回味无穷。倪赞道“画者不过意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写胸中逸气耳”。文人画重简，无干的皆可简，甚至简到 “零”， "零"既是白既是空。“计白当黑”，空、白是为了“多”，为了“够”，为了满足，空白能给人以无尽深远悠长的的感受，似 "此时无声胜有声"。 文人画重书，张延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夫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故能书者皆能画"。赵孟頫诗云“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需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柯九思论画竹"写竹杆用篆法，枝用草书法，写叶用八分法或用鲁公撇笔法，木石用折钗股，屋漏痕之遗意"。文人画重墨趣，运用墨干湿浓淡浑厚苍润的微妙变化，以单纯的墨彩概括绚丽的自然。文人画是画中带有文人情趣，画外流露着文人思想的绘画。它不与中国画三门：山水、花鸟、人物并列，也不在技法上与工、写有所区分。他是中国绘画大范围中山水也好，花鸟也好，人物也好的一个交集。陈衡恪解释文人画时讲“不在画里考究艺术上功夫，必须在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这就叫所谓文人画或谓以文人作画，“知画之为物。是性灵者也，思想者也，活动者也，非器械者也，非单纯者也”。说明了文人画所具有的文学性、哲学性、抒情性。在传统绘画里它特有的“雅”与工匠画和院体画所区别，独树一帜。
古代画家
文人画代表人物有唐代王维，宋代苏东坡元，元朝倪云林，明代董其昌，清代八大山人，吴昌硕等，文人画讲究诗情画意，”画中有诗，诗中有画“是文人画一致的追求，画中往往有题诗，诗画合璧。
历代文人画大家
一、金农
继“四僧画家”之后，又崛起一个革新画派――“扬州八怪”。实际上，当时活跃在扬州画坛上的重要的画家并不止八人，约有十六、七人，“八”并非确数。按最早的记载有：金农、黄慎、郑燮、李鳝、李方膺、汪士慎 、高翔和罗聘。所以称他们为怪，是因为他们在作画时不守墨矩，离经叛道，奇奇怪怪，再加上大都个性很强，孤傲清高，行为狂放，所以称之为“八怪”。
金农(1487―1764)，字寿门，号冬心，杭州人，人称八怪之首。他博学多才，五十岁后始作画，终生贫困。他长于花鸟、山水、人物，尤擅墨梅。他的画造型奇古、拙朴，布局考究，构思别出新意，作品有《墨梅图》、《月花图》等。他独创一种隶书体，自谓“漆书”，另有意趣。
二、朱耷
朱耷(1626一约1705年)，真名朱统筌，由于祖上封藩在南昌，因遂籍南昌。明亡、一度为僧，又当道士，在南昌建青云谱道院，有雪个、个山、人屋、八大山人等别号。“八大”二字，据人解释有“哭之”、“笑之”，哭笑不得的意思。他曾经装作哑人，在门上贴上一个大大的“哑”字，不与人语，以手示意。他好酒，爱哭，戴布帽，穿长袍，烂鞋，以疯疯颠颠的样子，躲避政治上的迫害。他的山水画很有特色，尽是残山剩水一片荒凉，他的《溪山雨过图》、《雨山图》、《长松老屋图》，都是为了塑造典型的破碎河山意境，寄托他的亡国之痛。他的最高成就是花鸟画。
他画的鸳鸯，虽艳如桃李，但其特质却冷若冰霜。他画鱼、八哥、鸭子、猫等，都很倔强，都是昂着头，特别是眼睛更是夸张奇特，右方形的，眼珠点得又大又黑，往往顶在眼眶的近上角，显出白眼看天下的神情。他未给清朝统治者画过一张画，人的品格很坚贞，富于反抗性。他的造型十分简单，如《鱼压图》中只有几条小鱼，却使人感到其活泼而富生气。他的《孔雀图》，作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南巡时，意境很凄凉，具有强烈讽刺性。
三、吴镇
吴镇(1280—1354)，字仲圭。号梅花道人，浙江嘉兴人。终其一生闭门隐居，未入仕途。精研儒学，旁通佛道，喜与僧道为友，以诗文书画自娱。题材多描写渔夫和隐逸生活，寄托他隐遁避世的思想情趣。善用湿笔表现山川林木郁茂景色，笔力雄劲，墨气沉厚。吴镇的画风，与黄公望、王蒙、倪瓒三家有明显不同，黄、王、倪二家重笔，干笔皴擦较多。而吴镇重墨，多用湿笔。在构图方面，三家都趋平稳，吴则追求奇险，有时危峰突起，有时长松倒挂，有时平远，有时高远。画面题款，三家皆用楷书，吴镇独用草书，从书写内容到奔放不羁的书风中，使人感到蓄积征画家胸中的不平之气。董其昌评说： “吴仲圭大有神气”。其画气势磅礴，元气淋漓而不入野。明代沈周、文徵明等多师法吴镇。
《双桧平远图》 元 吴镇
《双桧平远图》在巨大的画幅上画两株老桧并立于平坡上，顶天立地，占据整个画幅。造型盘曲遒劲，气势雄秀挺拔，使远处山峦、林木、村居蹊径，尽在其俯视之下。画中描绘秀丽的低峦平冈，丰茂的杂木丛林，满布湖泊溪涧略起丘陵的平原，一派旖旎的江南风光。图中桧树用勾勒染墨法，描绘精工，表现出桧树枝干的挺秀刚硬。树冠高高耸立，姿态虬曲若苍龙在天。远树简略双钩树干，枝叶用淡墨草草点成，旷远幽深。远山用淡墨轻染，若隐若现。下坡上多矾石，水墨密点小石的阴凹处，再用淡墨晕染，使山坡湿润融合。其带湿点苔，五墨齐备，天机一片。统观全图，笔墨圆润，多渲染，少皴擦，凹凸分明，层次细腻，可见吴镇湿笔重墨，大气磅礴的画风。
四、文征明
文征明(1470—1559年)是明代中期最著名的画家，大书法家。画史上将他与沈周、唐寅、仇英并列，合称“吴门四杰”。在当世他的名气极大，号称“文笔遍天下”。文征明初名壁，一字征仲，号衡山，江苏长洲(苏州)人。为吴派中的第二位大家。他虽学继沈周，但仍具有自己的风格。他一专多能，能青绿，亦能水墨，能工笔，亦能写意。从正德(武宗朱厚照)到嘉靖(世宗朱厚焊)年间，据《吴门画史》一书统计，吴派画家共有876人。他们有的根本不想做官，有的想做官而碰了壁，(如文征明一度入京做官，结果很不愉快)，多过着高洁的生活，安于清贫。
五、苏轼
南北宋时期出现了许多大文人，如苏轼、黄庭坚、米芾父子等，他们在王维的文人画派基础上，以书法入画，实践并发展了其水墨技巧。邓春的“画者，文之极也”等理论已将“文”与“画”紧紧的结合在一起，是系统的文人画理论，对文人画在以后的发展上启到了深远的影响。此时，苏轼提出的“士人画”概念又使文人画向更成熟迈进了一步。
苏轼强调绘画抒写主观情感的功能，主张诗画相融相通，要求作品有诗的境界，物象有活的精神，是宋代文人墨戏的创导者与实践者。他的传世作品《枯木竹石图》，绘干扭枝曲的枯树，若挣扎伸展，坚硬顽强;虽笔墨不多，却有孤傲险怪之气，与其傲岸豪放的性格相一致，抒写了胸中的磊落不平。
来源：中国国画家艺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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