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治钧

内容提要：《爽秋楼歌句》案曾经造成一定的学术混乱，蔡义江再次就此自责，很值得敬佩。我同意前辈学者的考据结论，认为《废艺斋集稿》是一个假古董。胡适原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附条产生于1948年秋冬之际，由此可以判定，天津王超藏《石头记》抄本是现代人造假的产物。甲戌本之周氏录副本首页影印件上竟有刘铨福的钤印，实不可思议。
关键词：《爽秋楼歌句》；《废艺斋集稿》；胡适；甲戌本附条；周氏录副本
　　

　　前年（2012）秋季，我写过一篇极为谫陋的小东西，叫《真假红学卮谈》，一共谈了三个方面的问题。现新得三例，聊作续谈。文中所涉学者众多，一律直呼其名，不缀敬称，以使行文简洁。识者亮察。

　　
（一）关于《爽秋楼歌句》案

　　
　　八年前，我在一篇小文中谈到了《红楼梦新证》中所录《八声甘州·蓟门登眺凭吊雪芹》（原标注出自“佚名”或“周氏”《爽秋楼歌句》）一词。1那时候，我以为，该词不是“清人”（蔡义江语）的作品，不是“曹雪芹在北京的友人”（霍国玲语）的作品，不是“在清代还有一位匿名的诗人”（胡德平语）的作品，不是“清朝人”（严宽语）的作品。毋庸讳言，我怀疑那阕《八声甘州》词是现代人造假的产物，并希望当事人（原始引录者）能够出面澄清，以免造成更多的学术混乱。2随后，有的媒体将此“《爽秋楼歌句》质疑”与“卞藏本发现”、“曹雪芹祖籍沈阳说”并称为2006年的红学“三大事件”。3光阴荏苒至现在，应该说，这已经是红学领域的一桩陈年旧案。
　　当年，我的第一篇相关文章发表之后，蔡义江便立即作出了回应，坦率承认自己的文章中出现了“误引”问题。4蔡义江勇于承担学术责任，表现出了相当难得的学者风范。原本，此为一位学者所理应具备的最基本的学术素养之一，然而，如所周知，此种素养如今已属稀缺之物。当然，此事增加了我对蔡义江的敬重。令我惊讶的是，蔡义江前年再一次就此作出了自我批评。他说：
　　
　　有一件事是令我懊丧的。上世纪90年代，传通县张家湾发现所谓“曹雪芹墓石”。我应《文学遗产》之约，写了《西山文字在，焉得葬通州？》一文，辨“墓石”系当地人李景柱伪造。这一看法，至今未变。但拙文的最后引了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史事稽年·末期》出处为“佚名《爽秋楼歌句》”中的一首《八声甘州·蓟门登眺凭吊雪芹》词作旁证，还猜想词为清人所作。文章两次收入拙著论《红楼梦》集子中。多年后才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了。所谓“佚名”，其实就是周汝昌，是他将自己写的东西冒充史料来蒙人的。同样受骗的还有胡德平同志。这当然也怪自己缺少警惕心和识别力，总以为老先生不至于如此无聊。5
　　
　　蔡义江再一次表现出了相当难得的学者风范，表现出了对学术认真负责的态度。此处，我对蔡义江表示敬意，不仅仅因为他支持了我的学术质疑，还因为他树立了一个榜样。他告诉我们，应当如何对待自己在学术上的失误。学者是人，是人就会犯错误。我们都会犯错误。犯错误不可怕，可怕的是坚持错误，可贵的是勇于承认并及时改正错误。胡适、俞平伯都曾经一次又一次修正自己的学术观点，没有谁说那样做不对。大家都觉得那才是认真负责的态度。胡适、俞平伯赢得了红学界的广泛敬重，我相信蔡义江也会如此。
　　去年秋天，我去台湾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到了台北，我唯一的愿望是参观胡适墓园及胡适纪念馆。到了南港，我在胡适墓前三鞠躬，表达自己的哀思与敬意。倘若胡适造假，或者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却不承认、不吭声、不改正，那我是不会有兴趣去那里的。我曾经呼吁那阕《八声甘州》词的原始引录者澄清问题，但没有得到半个字的回应。该《爽秋楼歌句》案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大家心里都明白。本次，蔡义江明确指出：“所谓‘佚名’，其实就是周汝昌，是他将自己写的东西冒充史料来蒙人的。”果真如此的话，那就是另一宗“曹雪芹佚诗”案，甚至比“曹雪芹佚诗”案更严重，因为当事人到最后也没有澄清事实真相。同样是“上当受骗了”，吴世昌在“曹雪芹佚诗”案中坚持错误，蔡义江在《爽秋楼歌句》案中一再自责，此为两种治学态度，两种思想境界。我认为，蔡义江更值得敬佩。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如此而已。在某些具体的红学问题上，譬如曹雪芹的生年、年寿、卒年等，我同蔡义江不甚一致，但这并不影响我对他的由衷尊敬。

　　
（二）关于《废艺斋集稿》的真伪问题

　　
　　“曹雪芹佚诗”是现代人造假的产物，那么有没有“曹雪芹佚著”呢？或曰有，譬如《废艺斋集稿》。据传，此书于1944年被人看到，至1973年吴恩裕撰文介绍，称之为曹雪芹的“佚著”，始广为人知。6当时，不少学者参与了讨论，有的辨伪，有的认真。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陈毓罴、刘世德的论文，他们的长篇考据重在辨伪。7近读《海角红楼》，了解到梅节当年也撰写过辨伪文章。他的主要结论是：“这批材料可能是艺人的传本风筝谱，有人加以篡改、伪造而嫁名雪芹、敦敏和董邦达。甚至也有可能，全部文字都是伪造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8陈毓罴、刘世德、梅节等前辈学者均以治学严谨著称于世，他们的辨伪意见自然是值得特别重视的。
　　余生也晚，没有赶上那场繁华的红学胜境，所以从来也没有对《废艺斋集稿》发表过意见，更没有得出过什么结论。如果说具备某种学术认识的话，那也是择善而从的结果。我倾向于认同陈毓罴、刘世德、梅节等学者的结论，因此，在讨论曹雪芹生平问题的文章中，以及其它任何论著中，我从来也没有引用过《废艺斋集稿》，连半个字也没有引用过。
　　不料，去年，我忽然摇身一变，竟尔就成了吴恩裕的坚定支持者。即此，我自己都大吃一惊。劳驾先读以下文字：
　　
　　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沈治钧谈道，在一些场合同外宾交谈，发现他们对曹雪芹知之甚少。即使在中国，许多人对曹雪芹也是一知半解。比如，人们都知道曹雪芹写了《红楼梦》，但很少有人知道曹雪芹另一部不朽著作《废艺斋集稿》，更罕有人了解曹雪芹为了帮助黄叶村百姓脱贫，发明并指导村民制作曹氏风筝的故事。9
　　
　　该文由《光明日报》刊出，光明网、人民网、新华网、凤凰网、国学网等各大门户网站都有转载，传播较广。去年秋季到台湾开会的时候，张书才问我，你怎么会认为《废艺斋集稿》是真的呢？我说没有哇，我不认为那是真的。张书才说，可我在报纸上看到了，就是你说的。于是，我找到了《光明日报》上的那篇报道，依旧一头雾水，嗣后，我不断受到学界师友的私下质询，只得一遍又一遍像个祥林嫂似的解释来解释去。
　　现在，我愿借此机会向学界师友说明，前引《光明日报》上的那段话完全不是我本人的学术意见。我从来也没有接受过《光明日报》记者董城、张景华的采访，也从来没有讲过那样的话，在任何场合都没有过。我个人倾向于认为，《废艺斋集稿》是现代人造假的产物，没有任何学术价值。“任何”二字或许绝对了些。倘若今后有谁撰写一部《红学造假史》，那么《废艺斋集稿》是可以单列一个章节的。辨伪，这是红学领域的一个重要任务，而且该任务似有愈来愈繁重之势。天津的朋友准备影印出版王超藏本，我不便说那个本子没有任何学术价值。或许，王藏本也是《红学造假史》中的一个重要章节。
　　近见周汝昌、杨先让主编的《五洲红楼》（东方出版社2013年12月版）上有一组文章，即《〈废艺斋集稿〉曹著论》、《一部失落了的宝书——访孔祥泽先生谈〈废艺斋集稿〉》、《据〈废艺斋集稿〉为曹雪芹画像》，这不奇怪。据我所知，还有一些研究者坚持认为《废艺斋集稿》不伪。作为一种观点，他们坚持是他们个人的学术自由，那与在下无关，这是不得不加以申明的。我估计，《光明日报》记者犯了一个张冠李戴的错误。我希望他们的工作以后能够更细致一些。
　　牵涉史料的真伪，任何时候都应当慎重。史料是证据，而证据是学术观点的首要基础，其次才是逻辑及常识。前些日子读到过张书才的一段话，我觉得非常精彩，现抄引如下：
　　
　　惟观点不是凭空存在的，有赖证据的支撑。证据，无论是史料还是实物，鉴于以往的经验教训，有两点是需要注意的：首先，要通过综合考析和比较鉴别，辨其真伪，做到证据真实可靠，不使用未经证实或拿不准的材料，更不使用虚构的假材料；其次，要正确理解、准确把握所引证据的本意是什么，能证明什么，避免随意阐释或曲解史料以为己用。10
　　
　　张书才是有感而发的。红学领域目前的状况，着实不容乐观。当权力与金钱介入红学的时候，什么样的蹊跷之事都有可能发生。譬如，有些人非要把假古董说成真宝贝不可，非要把黑的说成白的不可。他们若当法官，那会制造多少冤假错案？那会屈死多少人命？至于研究者的虚荣心与小聪明，那是古已有之的，不谈也罢。
　　

（三）关于胡适原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附条

　　
　　胡适原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附条（以下简称附条）是：“予若能遇士翁这样的朋友，亦不至于如此矣，亦不至似雨村之负义也。”这个问题，首先是由梅节提出来的。11该附条一见于陶洙原藏己卯本，再见于俞平伯辑《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初版，三见于天津王超现藏《石头记》抄本。前些日子，周文业调查披露，该附条四见于周氏兄弟录副本，五见于胡适原藏（现藏上海博物馆）甲戌本。在周氏录副本上，注明“（附条）”及“此后人批不必存玉言”；在胡适原藏甲戌本上，该附条已被撕去，仅残存“予若”二字（第二字下部残缺）。12感兴趣的学者都会问，该附条是谁书写粘贴上去的？是什么时候书写粘贴上去的？由于天津王超藏本的缘故，我感兴趣的是该附条的书写粘贴时间。以下略作探讨，主要便围绕这个产生时间问题。
　　（1）周文业认为，甲戌本上的该附条是被撕扯下来的。此说可信。“若”字下部残缺，仅剩草头，那就是非常明显的撕扯痕迹。自然脱落是不可能留下此种痕迹的。因此，该附条自然脱落、无意间遗失的可能性应可排除。
　　（2）胡适是位具备古籍常识的学者，若该附条在他购买的时候已经存在，那它就是甲戌本的组成部分，胡适当不至于卤莽灭裂到断然将它撕扯下去的境地。除非他能百分之百肯定，该附条是今人（即胡适购得甲戌本后之某人）书写粘贴上去的，完全不值得保留。
　　（3）周文业认为，该附条很可能是实施影印的时候（1961年或稍前），由负责影印的人士撕扯掉的。的确有此可能。但是，即便如此，那也必定得经过胡适的点头同意。在胡适的心目中，甲戌本是何等样珍贵的古籍文献（举证从略），我们理当特别注意。换言之，同意旁人把该附条撕扯下去，实等同于胡适自己撕扯下去。其它情理同上。
　　（4）胡适本人完全不必书写粘贴该附条。甲戌本是他自己的本子，他当然可以大大方方把想说的话题写在该本空白处，事实上他也正是这么干的（举证从略）。因此，胡适自己书写粘贴该附条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该附条文字的口吻同胡适完全不合。
　　（5）由以上各项综合分析，胡适由胡星垣处购得甲戌本的时候，应是没有该附条的。这也就是说，该附条产生于1927年夏季之后。
　　（6）已知，胡适曾于1931年春夏将甲戌本借给俞平伯阅读，俞氏又借给过浦江清阅读。此有俞平伯在甲戌本上的跋语（应胡适之请而写）、俞平伯日记、浦江清日记等多项证据。13由此可知，俞浦二氏都有书写粘贴该附条的客观条件。然而，此嫌疑实可排除。为什么？因为俞平伯那个十分低级的错误。《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中的该附条依据的是陶洙所藏己卯本，俞平伯竟把该附条上的文字错当成了脂砚斋评语，竟给弄到《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初版上去了。后来（1961年胡适原藏甲戌本影印后）俞氏发现了此项舛讹，才把该附条上的文字删去。这说明，该附条的作者绝对不会是俞平伯。当然，也不会是浦江清。浦氏为人为学均极严谨，连他的老师吴雨僧都自叹弗如。浦江清若书写粘贴该附条，必当知会俞平伯。当时的浦江清（27岁）是清华大学中文系讲师，青年得志，意气风发，附条文字的口吻与浦氏完全不合。当然，与俞平伯亦完全不合。俞平伯那个十分低级的错误，可洗脱俞浦两个人的嫌疑。至于1931年的俞平伯（以及浦江清）是否读到过该附条，详后。
　　（7）已知，1931年夏之后，胡适只把甲戌本借给过周氏兄弟（1948年后的事项暂不论）。陶洙原藏己卯本及周氏录副本证明，最迟至1948年冬，该附条已存在于胡适原藏甲戌本上。我们不得不指出，陶洙、周汝昌、周祜昌均具备书写粘贴该附条的客观条件。附条文字的口吻，同陶周三氏也无明显的龃龉。
　　（8）梅节论证，周汝昌曾将胡适原藏甲戌本借给过陶洙使用。果如是，则陶洙当然有书写粘贴该附条的嫌疑。梅节还提到，周汝昌曾将胡适原藏甲戌本借给过陈梦家、张伯驹，可惜仅据传闻，语焉不详。这一点有待进一步查证，姑置不论。只须指出，该附条文字的口吻同陈张二氏均不合。
　　（9）周文业论证，周汝昌没有将胡适原藏甲戌本借给过陶洙。14果如是，那么书写粘贴该附条的嫌疑人范围便可大大缩小。这一点，亦有待继续查证。
　　（10）平心而论，梅节的论证可信。在己卯本上，陶洙写于“己丑人日”（1949年2月4日）的题记属于明文证据兼实物证据，可信度最高。陶洙本人属虎，他不可能把虎年（庚寅）错记为牛年（己丑）。其它的种种诠释（比如“错牙”说）都不过是诠释而已，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然而，即便如此，我认为陶洙书写粘贴该附条的可能性也不大。为什么？因为陶洙也犯了个十分低级的错误，即把该附条上的文字错当成脂砚斋评语给过录到了己卯本上。或问，那不能是陶洙自己伪造的吗？答曰，陶洙可以伪造，但他怎么能够获得周氏兄弟的认可呢？周文业披露，在周氏录副本上有该附条文字，只是标明了“（附条）”二字，另注：“此后人批不必存玉言。”陶洙伪造的东西，周氏兄弟为什么要过录到自己的录副本上？逻辑上讲不太通。因此，我倾向于认为，该附条的书写粘贴者不是陶洙。倘若说“此后人批不必存”中的“后人”即指陶洙，则另当别论。
　　（11）“此后人批不必存玉言”表明，周汝昌确切了解该附条的文字不是脂砚斋评语，而是“后人批”。该“后人”已经“后”到“不必存”的程度，可知周汝昌认为那是胡适购藏甲戌本之后的某“后人”。那么，周汝昌是怎么知道的呢？胡适可以知道，因为甲戌本是他自己的本子，他了解购买到手时该本的原貌。胡适与周汝昌的通信中没有提到过该附条，“此后人批”当然不是胡适的见解，而是周汝昌个人（最多加上其兄周祜昌）的独立判断。
　　（12）周氏兄弟曾经为甲戌本录副，没有事先征得胡适的同意；周汝昌曾经在甲戌本上题写跋语：“卅七年六月自适之先生借得，与祜昌兄同看两月，并为录副。周汝昌谨识。卅七、十、廿四。”15这也没有事先征得胡适的同意。16此皆“雪鸿之迹”也。照此看，周氏兄弟书写一纸附条，并将它粘贴在胡适原藏甲戌本上，而不必事先征得胡适的同意，这便没什么不可理解的。附条口吻，与周氏亦合。因此，我目前倾向于认为，该附条是周氏兄弟书写粘贴到胡适原藏甲戌本上去的。换言之，该附条产生于1948年秋冬之际。
　　（13）陶洙于1957年前后辗转买给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的抄本上已不存该附条文字，可证他已得知该附条的产生真相。陶洙如何得知该真相的？目前这还是个谜。即便依梅节所说，该附条的书写粘贴者就是陶洙，那么该附条仍然只能产生于1948年秋冬之际。
　　（14）现在回答前面遗留的一个疑问，即1931年俞平伯是否读到过该附条？自1930年底至1931年6月中旬，胡适原藏甲戌本在俞平伯手里放了半年许。这么长的时间，俞平伯阅读得当甚仔细。若当时其上已存附条，他是不可能没有印象的。他后来从《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中删去附条文字，当是读到甲戌本的影印本之后，回忆起了三十年前的阅读印象。俞平伯由陶洙处得知该真相，亦有可能。另，是否俞平伯于1931年阅读甲戌本时，该附条已存在，故致误会？综合分析胡适、俞平伯、浦江清、周汝昌、陶洙、周祜昌的表现，此种可能性实不存在。换言之，俞平伯于1931年读到的甲戌本上无此附条。
　　（15）由逻辑上讲，俞平伯1931年读到或没有读到该附条，都有可能导致他犯下低级错误。从1931年到1954年，时光已过去二十三年，任何人的记忆都有可能模糊。平心而论，俞平伯的低级错误只能有效证明1931年的俞平伯（以及浦江清）没有书写粘贴该附条，而不能有效证明俞平伯（以及浦江清）当时读过或没有读过该附条。确定这一点，需要寻找到强有力的旁证。该旁证由周汝昌提供。
　　（16）在1931年至1948年期间，俞平伯鉴别古籍文献的学术功力当然远远高于初出茅庐的周汝昌。我们很难设想，周汝昌于1948年能够晓得“此后人批不必存”，而十七年前（即1931年）的俞平伯竟看不出来，九年后（即1954年）的俞平伯竟还是看不出来。周汝昌看得出来，而俞平伯看不出来，只能证明俞平伯（以及浦江清）在1931年根本就没有读到过该附条。换言之，1931年的胡适原藏甲戌本上不存在该附条。因此，该附条的产生年代仍指向1948年秋冬之际。
　　有一点理当说明。只要不是有意造假，那么书写粘贴该附条便算不上学术不端。我在此处讨论书写粘贴者，没有批评任何人的意思，而纯粹只是为了探讨该附条产生时间的方便而已。综上所述，该附条当产生于1948年秋冬之际。关于此一时间判断，证据有四：一是胡适撕扯掉（或同意撕扯掉）该附条（属实物证据），二是俞平伯1931年没有读到过该附条，以致1954年犯下低级错误（属实物证据），三是陶洙不明该附条的来历，以致也犯下低级错误（属实物证据），四是周汝昌在其录副本上标明“此后人批不必存玉言”（属明文证据兼实物证据）。其中，“（附条）”及“此后人批不必存玉言”尤为关键。一事而得四证，且证据确凿，可下定谳。
　　根据这一认识，现在可以判定，存有该附条文字的天津王超藏《石头记》抄本，其抄写年代早不过1948年秋冬之际。这也就是说，王藏本属于现代人故意造假的产物。

　　
简单的结尾

　　
　　有一项疑问，不值得单列一节，就放在结尾处简单说说。
　　由于梅节的宏文《周汝昌、胡适“师友交谊”抉隐 ——以甲戌本的借阅、录副和归还为中心》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问题，胡适原藏甲戌本的周氏录副本遂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遗憾的是，该周氏录副本一般人是看不到的，于是许多问题也便暂时成了谜团。不过，周氏录副本偶尔也会露出一鳞半爪来。例如，去年廊坊会议期间，获天津友人馈赠《周汝昌与胡适》一册，内中便有周氏录副本首页的影印件。其上眉批云：“括弧表原本误字，下仿此。玉言识于成都，壬辰初秋。”其中的“壬辰”当指1952年。又云：“亦表别种，以存原本之真。又识。”17果然，第四行第一字“睛”右侧标“（晴）”，即指录副本之“点睛”原本作“点晴”，原本上是个误字。又，第十二行第三、四字“簿籍”右侧标“（薄藉）”，即指原本上之“薄藉”是两个误字，录副本上则抄写为正字。可见，这就是深藏不露的周氏录副本。我的疑问是，周氏录副本上怎么会有刘铨福的钤印？
　　我看到周氏录副本首页影印件的时候，觉得它比《哈利·波特》还神奇。那上面居然钤有道咸间收藏家大兴刘铨福（表字子重）的印章，莫非刘铨福肯为周氏录副本还魂显灵？该页右侧三枚阳文图章，由上到下依次是“劉銓畐子重印”、“子重”、“髣眉”，竟与胡适原藏甲戌本上的刘铨福钤印一模一样，连倾斜程度都相同，仅墨色不同而已，因录副本影印件未套色。我们想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所周知，刘铨福是迄今所知甲戌本的最早收藏人，胡适购买到手，那上面有刘氏钤印，理所应当。迨周氏抄毕录副本，刘铨福已去世了七八十年，他怎么会去周氏录副本上钤印？当然不是鬼魂干的，那么是谁干的？为何这么干？
　　若说那不是周氏录副本的影印件，可那上面明明有周汝昌（玉言）的两条眉批题识，以及两处校字，而且影印件下方标明“著者录副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凡例书影”字样。若说那本是胡适所藏原本的影印件，可那上面并没有胡适的那三枚印章，而且行款格式完全不对。凭我的贫乏得可怜的想象力，实在推理不出这是怎么搞出来的。我盼望有关人士（编者及出版者）能够慷慨出面澄清一下。
　　印章也可以造假，这我知道，但我觉得此事不该出现在周氏录副本之上。有一个程前脂后说，反复强调甲戌本是现代人假造的，刘铨福的名头也是现代人伪托的。我不同意该说。然而，当我看到周氏录副本首页影印件的时候，感到非常尴尬。
　　

2014年2月28日岁次甲午孟春下浣于京郊

　　
附言：此文刊载于《红楼梦研究辑刊》第八辑。有个问题应予说明。陶洙整理的北师大藏本以徐星署原藏庚辰本为底本，未悉数过录胡适原藏甲戌本批语，与校补己卯本不同。因此，陶洙未将甲戌本附条过录到北师大本上，并不能证明陶洙已然知悉该附条的相关真相。这一点，虽不影响拙文整体结论之成立，但应更正。2014年7月21日记于京郊
1 参看拙文《日望西山餐暮霞——曹雪芹在西山诗词八首笺议》，载《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3辑。
2 参看拙文《从〈爽秋楼歌句〉的署名问题说起》，载《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6辑。
3 赵春阳《从狭义祖籍定义看曹雪芹是沈阳人》，载2007年1月24日《沈阳日报》B4版“沈阳杂志·万泉”栏目。
4 蔡义江《对误引〈八声甘州·蓟门登眺凭吊雪芹〉一词的说明》，载《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4辑。
5 蔡义江《捍卫曹雪芹及其〈红楼梦〉不被任意歪曲》，载《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原文“李景柱”作“李井柱”，已校正。
6 吴恩裕《曹雪芹的佚著和传记材料的发现》，载《文物》1973年第2期。
7 陈毓罴、刘世德《曹雪芹佚著辨伪》，载《红楼梦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64页至114页。
8 梅节《海角红楼——梅节红学文存》，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17页。
9 本报记者董城、张景华《我们该怎样“呵护”曹雪芹》，载2013年10月9日《光明日报》第9版“文化新闻”栏目。
10 张书才《主持人语》，载《曹雪芹研究》2013年第1辑，第191页至192页。
11 梅节《周汝昌、胡适“师友交谊”抉隐 ——以甲戌本的借阅、录副和归还为中心》，载香港《城市文艺》2011年第7期。收入《海角红楼——梅节红学文存》。
12 周文业《红楼梦甲戌本附条的新发现》，载中国古代小说网，2013年12月19日。
13 俞平伯日记1931年1月3日记云：“江清假脂本《红楼梦》去。”见《俞平伯全集》第10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208页。按胡适于1930年11月底自上海回到北平，他将甲戌本借给俞平伯，当即此时或稍后。浦江清日记1931年1月3日记云：“向平伯借得胡适之藏脂砚斋本《红楼梦》而归。”同月9日记云：“夜读脂砚斋评本《红楼梦》，与戚蓼生钞本比勘，其中问题甚多，苦思不得解决。”同月10日记云：“读脂本《红楼梦》。”同月12日记云：“读脂砚斋重评本《石头记》。觉胡适之的考证确实不容易推翻。我从前对于《红楼梦》一书有很多特别见解，现在读了这部书，自己取消了一大半。脂评本中有一处说及小红狱神庙一回已迷失无稿，有一处说及卫若兰射圃一回已迷失无稿，此最重要。”同月13日记云：“还脂本《石头记》，平伯不在。”见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三联书店，1999年，第44页至47页。由此可知，甲戌本在浦江清手中放了十多天。俞平伯在甲戌本上的跋语写于同年6月19日，稍后当即归还，可知甲戌本在俞平伯手中放了半年左右。
14 周文业《周汝昌借给陶洙甲戌本录副本考》，载中国古代小说网，2013年12月15日。
15 见《胡适影印甲戌本所删去的五条跋文》，载《脂砚重评石头记甲戌本》，香港梦梅馆，2004年，附录第2页。
16 俞平伯在甲戌本上题有跋语，那是胡适请求的。俞跋云：“以适之先生命为跋语，爰志所见之一二焉，析疑辨惑，以俟后之观者。”题跋时间是“二十年六月十九日”。见《俞平伯论红楼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57页。该跋曾于1936年公开发表过。
17 周丽苓、周伦玲编，周汝昌著《周汝昌与胡适》，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224页。原为繁体字竖写格式。原无标点，引者酌加。

来源：http://www.zggdxs.com/Article/xlhy/mqxs/hlm/201407/696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