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节，红学界的杂文家

——《海角红楼——梅节红学文存》阅读札记

吴营洲

拜读梅节先生新出版的《海角红楼》一书，深深感到，梅节先生当是“红学界的杂文家”。他具有杂文家的许多优秀特质，诸如敏锐的眼睛，渊博的知识，独到的见地，犀利的语言，刚直的秉性，以及慈悲的心怀等；他写的许多红学论文，极具杂文风骨，将学术文章写得如正宗杂文般大气磅礴、振聋发聩者，在红学界真不多见；他所研究的虽是《红楼梦》——一个“与世无干”的文学文本——但其“直面现实，激浊扬清”的精神气概，颇有鲁迅先生的高风逸韵……

敏锐的眼睛

梅节先生身居香港，远离大陆，距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可谓“路远山高”，但他总是能透过地域的隔阂，变换的风云，人为的魔障，喧嚣的世事，看穿事物本相。在我看来，仅从两件“公案”上——一件是因戴不凡先生引发的“《红楼梦》著作权案”，一件是轰动一时的“曹雪芹佚诗案”——便可感知到梅节先生那双敏锐的眼睛。

我们知道，否认曹雪芹的著作权，称曹雪芹不是《红楼梦》一书作者的，“代不乏人”，用梅节先生的话说就是：“《红楼梦》究竟是谁写的，著作权问题像断不了根的疟疾，隔一段时间就发作。早入行的参加过论战，打过群架，明白问题的症结，算解决了。新入行的不知道。新人多了，觉得著作权还是有问题，又提出来。结果，又把老资料抖出来吵一次。”[①]在“红学史”上，第一次因此而引起轩然大波的，当是戴不凡先生。戴不凡先生1979年在《北方论丛》创刊号上发表了长文《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称《红楼梦》的真正作者不是曹雪芹，而是“石兄”，即自称“石头”的那个人；是曹雪芹在“石兄”旧稿的基础上，“批阅十载，增删五次”，才将一部黄色小说改作成了伟大的文学名著《红楼梦》。

此论一出，硝烟骤起。凡是喜欢《红楼梦》的，都对这个话题感些兴趣。梅节先生自不例外。梅节先生在研读了戴的雄文后，敏锐地发现其观点根本站不住脚。于是撰文称：“任何要剥夺曹雪芹著作权的人，总要面对两个棘手的问题，一是如何否认雪芹友人及同时代人的有关记载；二是提出更为有力的材料证明《红楼梦》作者另有其人。”而戴不凡先生对待这些问题，如明义题《红楼梦》诗序中的“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畸笏叟“甲午（申）泪笔”中的“哭芹”，永忠读《红楼梦》中的“哭曹侯”等，统统避而不谈。其次，戴不凡先生还对相关史料进行了“篡改”，如《红楼梦》第一回贾雨村对月寓怀的那首诗，甲辰本、甲戌本均有一批：“余谓雪芹撰此书，亦有传诗之意。”则被戴“篡改”为“余谓雪芹撰此书中诗词，亦有传诗之意”。补进去了“诗词”二字，于是，曹雪芹的身份“也就从作者变为编辑”……最后梅节先生感慨道：“真是：女娲炼石已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红学歧途，可胜浩叹！”

再就是，我们知道，曹雪芹其人“工诗”（张宜泉语），其诗风几近李贺。但而今我们能见到的曹诗，除了“镶嵌”在《红楼梦》中的，只剩下了两句：“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②]然而在1973年前后，社会上突然传出消息，说发现了曹雪芹的一首佚诗——《题琵琶行传奇》。197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印的《红楼梦研究资料》，登载了这首诗，共八句：

唾壶崩剥慨当慷，月荻江枫满画堂。

红粉真堪传栩栩，绿樽那蕲感茫茫。

西轩鼓板声犹壮，北浦琵琶韵未荒。

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

一时间，同好者争相传抄，奔走相告。

1974年9月，吴世昌先生、徐恭时先生联袂撰文，认为“从这诗的思想性、艺术性，以及韵律、技巧等种种方面加以考察的结果，认为这是雪芹原作，绝无可疑。”并盛赞“雪芹此诗是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浑成的优秀范例”。因此，这首“佚诗”不胫而走，迅速传遍全国。

1977年，陈方先生撰文对“佚诗”的真实性明确地加以了否定[③]。这样—来，激怒了吴世昌先生。于是吴世昌先生再次撰文，洋洋洒洒两万余言，引经据典，慷慨陈辞，确认佚诗“不伪”。特别是针对有人说此诗是周汝昌先生“拟补”的，他则痛斥道：“以周汝昌的材质，断补不出。”

随后的1979年，梅节先生则撰文，直言“佚诗”的作者绝非曹雪芹，并敏锐地指出这是一桩“骗案”。紧接着，吴世昌先生撰文反驳梅节先生，坚持“佚诗”为真。梅节先生又撰文反反驳[④]。于是，论战双方，唇枪舌剑，势若水火，俨然要“几挥老拳”……

待最后真相大白，“佚诗”确为周汝昌先生“拟补”时，“举世皆惊”。

坊间有传言称：吴世昌先生的一世英名，就毁在了这首“佚诗”上；吴世昌先生也因此而被生生气死了。

渊博的知识

梅节先生之所以具有一双敏锐的眼睛，就是因为他拥有了渊博的知识。对任何事物的判断，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知识积累之上的。拥有的知识越渊博，对事物的判断就越准确，越正确。

世事喧嚣，人心险恶，许多事情常常会出乎人的想象。就所谓的“曹雪芹佚诗案”来说，现在虽已“尘埃落定”，成了笑谈，而在当时，“论辩”的双方可是“你死我活”。连读者都读得惊心动魄。文史大家吴世昌先生力主其“真”，并为此押上了自己的全部“声名”，甚至说出“以周汝昌的材质，断补不出”这样的狠话。估计周汝昌先生当初听到这话时，当会哑然笑喷。不以为忤，反增其乐。而梅节先生直斥其“伪”，则完全是建立在“渊博的知识”之上的严谨考辨。梅节先生分析道：

第一句，“唾壶崩剥慨当慷”，就露出破绽。“慨当慷”、“慨以慷”、“慨而慷”……这种构词法，在古代诗词中是比较少见的。毛泽东之“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实开其端。以后变例成正例，“慨而慷”之类的说法流行起来，成为风尚。“曹雪芹”亦未能免俗，“慨当慷”三字，留下了时代的烙印。

但更重要的是内容方面的问题。敦诚写《琵琶行传奇》只是填词，并不是编脚本。从填词到演出是有很大一段距离的。敦诚只是把填词让朋友们传阅，并没彩排后招待大家看戏。拟补者由于不了解实情，却为敦诚安排了一场有声有色的演出：“月荻江枫满画堂。”台上是“红粉真堪传栩栩”，台下是“渌樽那蕲感茫茫”，场面是热闹极了，只不过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压根儿没有这回事。……

且细味雪芹原句，此诗前面部分应集中刻画、形容敦诚所作传奇之高妙，而末句转出白傅激赏，吩咐小蛮、樊素“排场”，始前后一气，结得别致。绝不会像伪诗一样，上半写阳间唱戏，下半写阴间排戏，屋上架屋，有何“新奇可诵”？

在这场论辩中，梅节先生以“完胜”收官。这也该是梅节先生在“红学史”上最为辉煌的一笔。

除此之外，透过《海角红楼》一书可知，梅节先生的研红文章，几乎遍及红学的各个领域，像曹雪芹佚著《废艺斋集稿》质疑，曹雪芹画像考信，曹雪芹与皇八子，史湘云的结局探索，析“凤姐点戏，脂砚执笔”，曹雪芹的卒年考证，论己卯本《石头记》，论《红楼梦》的版本系统，《红楼梦》成书过程考，曹雪芹、脂砚斋关系发微，乃至曹雪芹小像之谜等，如果没有“渊博的知识”，当是很难做到的。有些话题，倘若没有严谨的考证，认真的研究，对于一个真正的学者而言，恐是碰都不敢碰的。

独到的见地

梅节先生称，他对《红楼梦》的研究，“始终属业余性质”，又说自己是“门外谈红”。平心而论，说自己是“业余性质”，这是“自谦”，也为“实情”。在我国，除了那些因“研红”而领取俸禄的少数人外，几乎所有的《红楼梦》研究者都属“业余性质”。若说自己是“门外谈红，只不过为当时的国内红学热潮所吸引，聊敲边鼓，无甚高论”，则就过于自谦了，也与实情不符。在我的感觉里，梅节先生对《红楼梦》的确是“业余”研究，但他研究的问题绝不“业余”；梅节先生“门外谈红”不假，但他绝对深谙《红楼梦》的“门里壸奥”。从2004年起，梅节先生就一直是“中国红楼梦学会顾问”，这一称谓可不是自封的。之所以如此，当是出于他对红学有着特殊贡献及独到见地。

据我所知，有论者称，梅节先生的红学思想，“自成系统”。[⑤]

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蔡义江先生说：梅节先生关于曹雪芹卒于甲申年春（1764）的考证，在多种说法中最为合情合理，经得起时间检验。

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杜春耕先生说：梅节先生关于“《红楼梦》二十八回以后在写法上改变了”的说法很严谨和富有说服力，对人启发很大。[⑥]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的著者刘梦溪先生说：梅节先生对“壬午除夕”的明文重新作了解释，“是对红学考证的一个贡献”。[⑦]

另有文章称：

胡适建立新红学，依靠脂本、脂评。胡认为《红楼梦》最初只有一个版本，即脂砚斋评本（简称“脂本”）。梅节通过对《红楼梦》版本的研究发现，胡适等人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在曹雪芹还在世时，就已经有了两个本子，一个叫《石头记》，一个叫《红楼梦》，在贵族子弟中传阅。这是首次对新红学一个版本系统论提出挑战。……梅节说，在研究学问上，他崇拜鲁迅。鲁迅读常见书，不矜秘本，重视常识，根据常理来判断，更容易接近事实真相。

正是在“重视常识，重视常理”的原则上，梅节靠仔细求证的精神，在红学领域取得了令人惊羡的成就。1988年文化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编著的《红楼梦大辞典》，给十五位著名研究者冠以“红学家”称号，梅节名列其中。这一年，梅节60岁，年纪最轻。[⑧]

当然，“红学家”这一称谓未必是什么值得炫耀的。有些人对此甚至都“避之惟恐不远”。我想梅节先生也未必十分在意。因为梅节先生说过这样的话：“我不是什么红学家，甚至连带引号的‘红学专家’也不是。”但是，对于一个曾经，乃至长期，研究并喜爱《红楼梦》的学人来说，被冠以“红学家”，终归是一种肯定。尤其是被《红楼梦大辞典》这样“权威”的典册所“彪炳”。

犀利的语言

“红学”问世后，各个“门派”应运而生，诸如“索隐”，“考证”，“文艺批评”等，而有些派别，实难归类，于是梅节先生等便给起了一个“官名”——“龙门红学”。

梅节先生称，“龙门红学”意思有二：一是“当红”，“一登龙门，则身价十倍”；二是“闲扯”，“摆龙门阵”，“茶余饭后可作谈助，并无真正的学术价值”。

坦率地讲，听罢此番解释，不禁击案叫绝。感觉太贴切太形象太传神太可乐太啥啥了。惟妙惟肖，入木三分。这是典型的杂文语言。一如鲁迅先生所言，“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

先说第一层意思。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两个小人物”一举成名，令人刮目。有心者似窥得“龙门”捷径，暗忖“大丈夫当如是也”。梅节先生火眼金睛，直指此类人皮下马脚——此乃“龙门红学”。寥寥四字，极尽褒贬。宛若小丑脸上的那团白粉。

遗憾的是，物换星移，此类人却“子子孙孙无穷匮也”。有人称，而今红学界的“乱”和“烂”，就和某些人的“小人物情结”有关。希望自己也能一夜爆红，风光无限，进而跻身宦海，赢得生前身后名，所以在研红时，故作惊人之论。只图哗众取宠，全无学术道德。

再说第二层意思。梅节先生称：“龙门红学”的开山之作，当是周汝昌先生1949年发表在《燕京学报》上的《真本石头记之脂砚斋评》，它将“龙门红学”提升到了“学术层次”。它论证了两个互相关连的问题：一、贾宝玉的妻子是史湘云；二、史湘云是脂砚斋即曹雪芹的“新妇”、遗孀。梅节先生指出：“如果此说可以成立，历史与小说之界限尽泯，贾府和曹宅就可以完全打通。《红楼梦》最终的‘宝湘姻缘’，转为现实的曹雪芹——脂砚斋夫妻档，则《红楼梦》‘虽非流水帐式的日记年表，却是精裁细剪的生活实录’乃无可争辩的事实。”这种犀利的语言，可谓一针见血。

有“开山”者，便会有“后继”者。“后继”者都是谁呢？恕我不恭，“太极红楼”或许是，“红楼解梦”或许是，“刘氏秦学”或许是，“活说红楼”或许是……限于“篇幅”，就不一一例举了。其实这也是“秃头上的虱子”。你懂的。

曾几何时，在红学界，“程前脂后”说一度甚嚣尘上。其始作俑者，或是欧阳健先生。他以甲戌本不避讳康熙之“玄”字为由，把甲戌本说成是“民国以后为迎合胡适的需要”而“伪造”的。欧阳健先生认为：“由讳字鉴定版本时代绝无例外”，“康熙是清代的圣祖，他的讳，乾隆时要避，嘉庆、道光要避，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时也要避，终清之世，统统要避——何时可以不再避了呢？惟有清亡之后的民国”。为此，梅节先生撰文称：

如果没有理解错误，欧阳先生认为有清一代避国讳是涵盖朝野臣民、贯彻皇朝始终的。但笔者始终怀疑，即使皇帝老儿有此意愿，在文盲和半文盲占人口95％以上的国度，怎么能够做得到。老实说，乡镇居民知道当今坐龙廷的是乾隆爷，而乾隆爷是老王雍正爷的儿子，已经算政治合格了。八十年代陕北老区的农民，还问“今儿个毛主席是谁啊”哩。要他们懂得“上一字从弓从厶，下一字从厤从日”不是太难为人了？

真真是“四两拨千斤”，“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语言是何等犀利啊！

有人称：“红学打鬼，借助钟馗。梅先生就是21世纪红学家们的钟馗。”窃以为，虽然“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但是，此说大致不谬。连梅节先生都曾“夫子自道”过：“回望红坛，‘龙门红学’正形成一股龙旋风。1995年有人发表《还‘红学’以学》的鸿文，罢黜百家，独尊自己，为‘新中国红学第一人’上位而进行大扫除。1997年应邀参加97ˊ北京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我提交《说‘龙门红学’——关于现代红学的断想》的论文。自此，我对红学家园多了一份关注。为防止‘龙门红学’变为‘龙门教’，后来还发表几篇破除红坛造神运动的文章。”

不过，梅节先生的文风，虽然犀利，辛辣，尖锐，锋芒毕露，但也却跟鲁迅先生等杂文大家似的，并不刻薄。每每读到梅节先生的此类篇章，真真是一种享受。

刚直的秉性

“红学界”亦如其他学界，鱼龙混杂，乱象丛生。这并非“时代特征”，只是“大千世界，本就如此”。

面对“红学乱象”，许多人，包括些红学大家，大都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回避”的原因不一而足：或懒得说，或无暇说，或耻于说，但有的确也有着一份无奈。因为某些“乱象”，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还掺杂了某些政治的、经济的、个人的、地域的……因素。仅仅是“学术问题”，倒是可以心平气和地坐下来一起研讨的，而对那些不尊重客观事实，无视史料无视常识，不讲究学术规范、学术道德的，又如何能与其坦诚交流呢？网上流行过一个段子：“你跟他讲法律，他跟你谈政治；你跟他谈政治，他跟你讲民意；你跟他讲民意，他跟你耍流氓；你跟他耍流氓，他跟你讲法律。”红学界的情况虽不至如此“严重”，但性质几类。你若和他进行“学术交流”指出其“学术缺陷”，他便对你进行人身攻击，对你使用“文革语言”，甚至挖你的隐私……用句“文革语言”就是“无所不用其极”。如此种种，你只好退避三舍。

而梅节先生，却有着杂文家的血性、气节，“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倘若鱼鲠在喉，绝对会不吐不快。我们仅从他写的《谢了，土默热红学！》《草根，不应是草包！——评邓遂夫〈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不要给曹雪芹随便拉关系——答宋谋玚先生的质疑》等几篇文章的标题，便可略窥一斑。

众所周知，“土默热红学”横空出世后，俨然“我花开后百花杀”。“土学”的旨归，是说《红楼梦》的作者不是曹雪芹，而是明末清初的洪升。恕我孤陋寡闻，此论“应劫而生”后，“纷纷将士只保身，青州眼见皆灰尘”，唯有梅节先生随陈熙中教授之后拔剑而起，写了篇金戈铁马般的檄文《谢了，土默热红学！》。

此篇檄文，难以具引，且将小标题抄录如下：《洪升的〈红楼梦〉著作权被曹雪芹盗用》，《土默热做手脚删改曹寅原诗》，《读不懂朱彜尊诗，活活溺毙沈阿翘》，《洪升创作〈红楼梦〉纯属捕风捉影》，《土默热的“外证”可入红坛笑笑录》……但梅节先生文末写道：

翻阅过《土默热红学》，颇有点感想。土默热先生说，他业余研究红学三十年。笔者也差不多。涉足红坛后，曾参加过大大小小的论辩，遇到过形形色色的对手，奇奇怪怪的议论。但意见尽管不同，双方都尊重事实；诠释的路数有别，大抵还基於文献。从未见过像土默热先生那样，为了立论的需要，公然篡改文献，而且“使铜银（贋币）兼大碌声（声大兼恶）”。俗语说偷来的锣鼓敲不响，不是敲不响，是不敢敲太响，怕行藏泄露，被人当贼拿住。贼仍有羞耻之心，尚可望治。土默热师徒却大吹大擂，有恃无恐。难道他们以为天下人都像那位“责任编辑”，只吹喇叭不读书，不会拆穿土默热的红学西洋镜吗？国内最近有百多位教授学者联名发出呼吁，反对学术腐败。我想最可怕的腐败，是学术规范被普遍蔑弃，践踏者不以为非，舆论视之为好样的，快烂到根了。

梅节先生秉一腔正气，持三尺利剑，不仅挥于“江湖之远”，也直指“庙堂之高”，他曾直言不讳地说：“‘文化大革命’以来，大陆红学界出现了一些很不好的风气，趋炎附势，以势压人，结帮营私，弄虚作假。这股歪风刹不住，《红楼梦》研究不可能取得真正的进展。”

正因如此，难免会招致“非议”，称他有欠“忠厚”。他在《海角红楼》“序言”里也坦承：“也许我的一些观点与大陆红坛主流观点相左，从打假画到打假诗，从卒年新探到版本复位，颇遭一二红坛大佬的侧目。”

不过也有人称：“梅节先生是老派读书人，厚道的很，看穿了种种画皮，但是不愿意坏了那些靠《红楼梦》吃饭的人，所以离开红学，去搞《金瓶梅》了。”余不知此说是否确切，但梅节先生在“金学”方面的贡献及成就，有目共睹。真真是“红楼梦醒时，金瓶梅自开”。

慈悲的心怀

据我所知，梅节先生不仅有“金刚怒目”，“刚正不阿”，“该出手时就出手”的一面，也颇具“慈悲心怀”。

他的“慈悲”，或许和他的人生际遇有关：他1928年生于广东省台山县的一个农村，出生时，家道已中落；十几岁离开家乡，避战祸到过南洋；大学毕业后，因没有通过“政审” 而“志愿”受阻；当编辑时，差点成为专政对象，“与右派分子只隔一层纸”；1972年，与他“相随二十年的妻子一夕遽逝，连半句话也没有留下”……历经过“生活磨难”的人，大多懂得“慈悲”。一如曹雪芹。梅节先生也是如此。而让我感知到梅节先生那份“慈悲”的，或是如下几件事：

一，“靖本”是南京人靖应鹍先生家藏的一个《石头记》抄本。1959年为毛国瑶先生发现，录下150条有正本所无的批语。后寄给了俞平伯先生。由于靖本旋即迷失，加上有些批语与某些红学家的观点抵牾，一开始就杂议纷呈。毛国瑶是“右派”，文革期间惨遭逼供，让他承认靖批是为迎合俞平伯而假造的。甚至在毛国瑶患脑血栓卧床不起了依旧逼供不停。梅节先生经过考证后，认为“靖批是真实的”，并撰文为毛国瑶辩诬，这方才制止了对毛国瑶的不公正打击。

二，我手头有本《红学耦耕集》，著者是“梅节、马力”。从该书的“前言”看，马力先生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二人原是“穷朋友”，且“年龄相差整整一个世代”。马力先生后来从政，当了爱国政党“民建联”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可惜英年早逝。梅节先生挽云：“红楼失旧侣，白发哭故人”。马力论红文章只有七篇不可能单独成集，为了让故友的著作传世，梅节先生把《耦耕集》的出版放在第一位，等到张庆善编的“名家解读红楼梦”收入《耦耕集——梅节马力论红楼梦》并出版，梅节先生才张罗出他的《海角红楼》，时年已八十二岁。这是“白头人送黑头人”一种道义罢。

三，梅节先生在给我的一封信里写道：“我想给你介绍一本书，就是洪涛先生的《红楼梦与诠释方法论》，这是结合西方最新的诠释理论，来剖释我国红学各大派的论争的症结。洪涛先生是香港大学博士，硕士论文是《红楼梦》，博士论文是《明代四大奇书》。我笑称他是五经博士，学殖深厚。是《红楼梦》翻译的权威。初出道，是我带他参加各种学术会。可惜近年身体不大好。此书广获好评，尤其是在台湾和海外。我读过两遍。先生如没有此书，我将设法找一本寄去。”我想，如果当初不是他带着洪涛先生“参加各种学术会”，洪涛先生或许不那么容易展现头角，被接纳进学术殿堂。再者，他手头并没有这本书，却想“设法找一本”寄我。这是梅节先生对晚辈的一种“提携”，一种“厚爱”。

四，是他与吴世昌先生论辩的那一公案。《红学耦耕集》1988年在香港出版时，并未收入他与吴世昌先生的论辩文章。毕竟相骂无好口，何况是同门大学长，已经故世，旧账就不翻了。只是梅节先生后来注意到，“有关‘佚诗’论辩文字，已故吴世昌先生已悉数收入其罗音室论文集，为存这桩红学公案的史实，以便读者了解真相”，所以2000年大陆出版《红学耦耕集》“增订本”时，梅节先生才补入了三篇文章备考。

梅节先生是红学家，也是杂文家。身为红学家，他深谙《红楼梦》的真谛，就是一个“情”字；身为杂文家，他承继了鲁迅先生等所秉持的“大慈悲”。

附言

《海角红楼》是梅节先生“所写论红文字的结集”，窃以为，也是红学史上的一座丰碑。然而，梅节先生却认为这本书只是“一只纸船”。他在“序言”中说：“我不知道这本书的出版能有几个读者，但我写这些文章是花了心血的。有些文章触犯一些人，包括朋友。但我不敢现在就作对与错的结论。我把《海角红楼》当作一只纸船，让它载着无可言说的恩恩怨怨，漂向红学的书海，浮也罢，沉也罢，找到自己最后的归宿。”

坦率地讲，当我读到这段如此“明心见性，通透真挚”的文字时，不由地满心肃然，久久无语。

梅节先生简介 

梅节（1928-），原名梅挺秀，广东省台山县，汉族。1950年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1952年合并北京大学中文系，1954年毕业入光明日报工作。1977年移居香港，业余从事《红楼梦》与《金瓶梅》研究。

1987年出版《红学耦耕集》（与友人马力合集，香港三联）；1988年出版《金 瓶梅 词话全校本》（香港星海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2年成立香港 梦梅舘，任总编辑；1993年出版《金瓶 梅词话重校本》；1998年出版影印陈少卿抄阅《梦梅 舘 校定本〈金 瓶 梅词话〉》；2000年出版《梅节手抄四朝绝句》；2004年出版《金瓶 梅词话 校读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出版《梦梅 舘校定本金瓶 梅词话》（台北里仁书局）；2007年出版《瓶梅闲笔砚——梅节金学文存》（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出版《海角红楼——梅节红学文存》（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从2004年起，任中国红楼梦学会顾问、中国金瓶 梅 研究会（筹）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