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圣彼得堡藏抄本《石头记》目验记

受权发布任晓辉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3年2月5日发布

（按:本文首发在北京曹学芹学会主办《曹学芹研究》2012年第2辑（总第四辑）第1-10页，发现·研究栏目，感谢红学家任晓辉先生惠寄）

　　　（中国红楼梦学会秘书处， 北京,100029）

【内容提要】本文介绍了作者赴俄罗斯考察俄藏本《石头记》的经过，并对俄藏本的装帧、尺寸、用纸、钤印等问题进行了再探讨，为俄藏本《石头记》的深化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学术资料。

一、关于俄藏本及目验原本的缘起

    1962年春，前苏联汉学家李福清在苏联亚洲人民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发现了一部《红楼梦》抄本。经李福清与孟列夫研究，认为该本为早期的《石头记》抄本，二人联合撰写了《新发现的〈石头记〉抄本》一文，发表在《亚洲人民》1964年第5期上。

俄国藏早期《红楼梦》抄本的消息很快引起了海内外红学专家的注意。因此本收藏于列宁格勒，学者在介绍这个抄本时简称作“列藏本”。如今，作为国家名称的苏联已更名为俄罗斯，列宁格勒亦恢复旧称圣彼得堡，学界在提到这个抄本时，称呼不一，或仍称“列藏本”，或改称作“圣藏本（圣本）”“在苏本”“彼本”“俄藏本”等等。综观历史和现实，笔者认为，称其为“俄藏本”似更妥帖。

此本在清道光十二年（1832）由库尔良采夫带回俄国。库氏系俄国派往清朝的第11届东正教使团中的大学生团员，1830年来华，1832年因病提前回国，此本即彼时由其带回。起初，此本留存于俄国外交部图书馆，后移交苏联亚洲人民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即现在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古籍文献研究所。

    1984年12月，中苏两国专家（中方专家周汝昌、冯其庸、李侃）对此本进行了联合鉴定，给予较高评价。嗣后，依照中苏联合出版协议，经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和原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编订，该抄本于1986年4月由中华书局首次精、平装影印出版，并于1987年1月出版少量线装本。

2012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和东方古籍文献研究所达成出版协议，国图出版社拟再度出版此书。

    按照双方的协议约定，笔者于今年暑期专程赴圣彼得堡东方所，结合原书，对东方所此前为本次出版制作的扫描文件进行了逐页核对。历时前后5天，收获良多。回国后，又走访相关学科专业人员，核实有关资料，撰成此文，供研究者参考。

二、目验经过

    2012年6月25日下午，在东方古籍文献学研究所波波娃所长的安排下，笔者办理了借阅手续，调出俄藏本第一函，在东方所摄影部的电脑前，与刚刚拿到的DVD光盘逐页核对。具体工作情况如下：

25日 15：00-17：30  第一函第一册至第一函第二册第15页。

26日  10：15-17：45  第一函第二册第16页至第二函第七册第24页。

27日  10：15-17：30  第二函第七册第25页至第四函第五册结末第68/17页。

28日  14：00-17：30  第四函第六册至第五函第七册结末。全部结束。

29日  全天翻阅东方所收藏的《红楼梦》及相关古籍。

29日  19：00—23：00  与工程师阿列加（Oleg）将全部五函整体复核一遍。

三、俄藏本的基本情况

    1964年，李福清、孟列夫指出，此抄本的尺寸为18.5×25.5厘米。其后，所有文章关于抄本用纸尺寸的描述都沿用了这一说法。

    笔者到圣彼得堡时带了测量皮尺。经笔者亲自测量，该本尺寸为16.5×25.5厘米，版面尺寸为12.5×17厘米。回国后，写作文字时，复致电邮与波波娃所长，证明笔者测量数据无误。

    该本现存第1至79回（中缺第5、6两回，第79回包含其他抄本第80回内容），分装5函，每函7册，共35册。该书流入俄国前曾经重装，其后未再装裱，外函套为硬塑料类的材料制成，非传统中式包装，东方所研究人员认为函套是俄国制造的。

从拆装的痕迹判断，装裱前，原书破损较为严重，中缝多已开裂，原书为每5回1册，第5、6回重装合为1册，后遗失。内衬纸张使用乾隆御制诗四、五两集的部分散页，直接翻面对折，中缝粘合。乾隆《御制诗五集》刊刻于乾隆六十年（1795），则该抄本重新装裱的时间应在清嘉、道间（道光十二年之前）。

四、俄藏本《石头记》抄本的用纸

    该书封皮用土黄色的封皮纸，正文用竹纸。依据对纸张残屑的显微镜观察和部分书页上所钤纸厂图记的辨识，可确定书写正文用的手工竹纸，产在华东南的闽、赣山区，距今约二百余年。

抄本所用纸张，李福清和孟列夫认为，“为了抄写小说手稿，御制诗被拆开，印着诗的纸页被反折过来当衬纸用，而真正的衬纸则用来抄写。”[1]也就是说，李、孟认为，该《石头记》抄本的正文用纸系御制诗的衬纸，而以御制诗作此抄本的衬纸。

    1973年8月8日，我国台湾学者潘重规访问列宁格勒。在孟列夫的安排下，于8月13日上午简单浏览了该本，并同正在校勘此本的庞英先生、孟列夫先生交换了意见。潘先生认为：“书本是用很薄的竹纸抄写的，每页都有衬纸，而衬纸却是用清朝乾隆皇帝御制诗第四集、第五集拆散后反折衬入的。”[2]这个意见得到庞、孟两位的认同。8月15日，潘先生又仔细阅览了该本。

潘先生在《红学六十年》中写道：“我仔细观察此抄本，是用竹纸墨笔抄写的，纸质很薄，并非御制诗集的衬纸。想来原抄本久经阅读，每叶中缝均已离披裂开，很不便翻揭，因此必须重加装订。重装时，偏用当朝皇帝的御制诗集反折起来做衬纸。”[3]“竹纸很薄，故把御制诗反折起来，将有字的一面隐藏，免得文字透映竹纸，扰乱视线。”[4]

潘先生翻阅俄藏本《石头记》仅有十小时上下的时间，但其关于抄书用纸系竹纸的判断是准确的。

    经几天的翻阅核对、仔细观察，笔者认为，抄书用纸与衬纸皆为竹纸，而且两种纸相差无几。御制诗的用纸出自清乾隆中晚期无疑，抄书用纸也是这一时期前后的竹纸。

    回国后，笔者又翻检了乾隆御制诗各集（《御制诗四集》未见，俟访得后核），所见几种武英殿本清高宗御制诗用的都是竹纸。

    经向古籍专家了解，古代初次印制的新书大多是不用衬纸的，书籍翻读日久，破损重装才可能用到衬纸，尤其是俗称金镶玉装的线装书。故而，乾隆御制诗也是没有衬纸的，李、孟两氏最早关于抄书的纸是用御制诗的衬纸的判断是不对的。

    同时，经检核，俄藏本《石头记》用作衬纸的御制诗四、五集，大都是一些不连贯的散页，因此潘重规先生认为“衬纸却是用清朝乾隆皇帝御制诗第四集、第五集拆散后反折衬入”的说法也是不对的。询请京城的修书专家，也都说行当里向来没有拆新书修旧书的规矩，遑论还是拆皇帝的御制诗集。

    俄藏本《石头记》因经年历久，翻检时不免有少许碎屑遗落，曾取得一片残屑，作为检验抄本纸质成分与年代的标本。

    笔者翻检各类古旧书籍，将俄藏本《石头记》的用纸与其他一些旧纸的实物和照片进行对照，尤其是对俄藏本抄书用手工竹纸与原料主要为青檀皮的乾隆贡宣、清中期手工竹纸、御制诗集用手工竹纸进行了显微镜照片比对观察。

对于俄藏本用纸，专业鉴定结论为：

    从纤维显微形态看，该纸样为100%毛竹浆所造，纤维染色偏紫，说明该纸样纤维素含量较高，为熟料工艺生产。显微图中竹纤维挺直、完整，薄壁细胞及导管细胞未现明显的老化性破碎，结合原纸样外观形态推测，此纸样生产年代大约在清中期，纸龄约二百至三百年。

    经过仔细比较俄藏本用纸和乾隆《御制诗初集》（国图藏本，2函16册；琉璃厂某书店藏本，2函16册；某拍卖公司今年秋拍本，存下函8册）、《御制诗二集》（国图藏本，4函32册）、《御制诗三集》（北大藏本，6函34册<缺一册/卷四十九、五十、五十一>）、《御制诗五集》（国图藏本，7函56册）的用纸情况，远在圣彼得堡的俄藏本抄本用纸更接近于乾隆《御制诗初集》的用纸，抄纸的簾纹基本一致。

    簾纹的一致说明捞竹纸用的簾子是一种，或者说是产在同一个地区的同一类竹簾。有的专家甚至认为，通过观察簾纹，簾纹一致的纸即使不是同一家纸号生产的纸，也大致是同一地区的产品，因为捞纸的竹簾在一个地区是使用相同的材料编制的，一样的竹簾甚至有可能是同一家编制的。

五、抄本上所钤印记

    俄藏本上的钤印情况是无意中发现的。

    在核对扫描文件时，东方所提供的扫描文件较大，每个页码都提供了TIF文件，单拍尺寸为8291×6402像素，大小约150MB，35册书扫描后复制到70张DVD光盘中。

    在等待电脑生成图片的过程中，有充裕的时间对原书进行反复核对，并对书中内衬御制诗的情况逐页作了记录。因御制诗是反折后粘在大部分已开裂的书口上，如果要对清每页衬入的是御制诗的哪一页，就需从每页衬纸折后的内部验看，记录每页衬纸属于御制诗的第几集、第几卷、第几页。

    俄藏本《石头记》中衬入的御制诗，用的是当时上好的太史连纸刻印[5]，抄书所用的纸与衬纸大致相类，故俄藏本《石头记》每页书的厚度就增加了一倍。俄藏本每半页9行，行16字至20几字不等，整部书摞起来近40厘米。

    6月26日下午，当核对到第2函第四册第28页，即第26回第1页时，笔者发现内衬衬纸不是御制诗单页，而是一张单页的竹纸（全书这样的单页衬纸共有10页），衬纸上面没有字，却隐约有一个长条状的蓝红图案。笔者随即用双手撑开衬页，请摄影师Svetlana女士拍了照片。

    在整个核对工作结束后，29号晚上复将5函35册书籍重新归位，核检一遍，对照记录，又把有单独竹纸衬纸的页码抽出细核，发现第4函第4册第27页，即第56回第1页也有蓝红条状的图案。笔者与当晚陪我工作的工程师Oleg先生费了很大的周折才拍到一张基本满意的照片。

    两张钤图都在衬页上，拍摄的效果并不理想，只是基本清楚。后于核对成书文件时在第5函第2册第45页，即插装第65回第30页处又发现一处露出装订线的红色图案，似是一处长方钤章的一侧。

    今年9月初，国图出版社郭又陵社长有俄罗斯行，遂拜托他到圣彼得堡时再细为检读。9月10日，郭社长到东方所，查看原书，在装订线的里边看到了图章的半边：“/拆荆川太史”5个字。

笔者就俄藏本所见的这3处钤章求教国图善本部专家。赵前等先生告知，这样的图记在康雍乾善本中常见，属于纸厂、纸号的标记。无意中，国图张志清副馆长告诉笔者，2012年5月在美国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台湾的一位学者曾宣读过一篇研究善本中所钤图记的论文。

    国图出版社的于浩先生查到，该论文系台湾大学张宝三教授的参会论文《清代中文善本古籍中所钤纸厂印记研究》，但只有摘要。因记得台湾的刘广定老师曾与张先生合撰《台湾大学所藏活字本〈红楼梦〉简述》一文[6]，便急忙求问广定师。广定师联系到张先生，并告知张先生的联系方式。

    在邮件中，我向张先生发去了俄藏本《石头记》的有关图片，并请教其中两个蓝红图案所表示的意义？俄藏本中缝所见“拆荆川太史”半边，与其文附图中“达成詹记顶/拆荆川太史”的图章近似，“达成詹记”是哪家纸厂？“顶拆”作何解？“荆川太史”纸产地是否可以确定？钤有类似图记的台北藏《五茸志逸》大致抄成于什么年代？

在忐忑中，很快收到了宝三老师的回复，大略云：

　　我推测这是两个印记残留的痕迹，也就是两种颜色的印记乃是分别钤上去的。

    有关“顶拆”二字之意义，我尚无法知晓。台北国家图书馆所藏《五茸志逸》一书，其中钤有“达成詹记顶/拆荆川太史”印记，台北国家图书馆目录著录为“旧钞本”，未定其年代。但此钞本另尚钤有“吴正昌号”、“怡丰字号”等印记。“吴正昌号”曾出现在乾隆年间钞本《皇朝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中，故约可推断为乾隆年间之钤印。但若仅见“拆荆川太史”一半之印记，则尚须注意其是否和《五茸志逸》钤印的后半部全同，因为其它尚曾出现过“增旺翁记顶/拆荆川太史”的印记(见附档)，此印为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某书之钤印，其书名和刊刻之时代待考。台北国家图书馆另藏有《食跖轩史记钞》一部，其中亦尝出现“拆荆川太史”(仅有后半)之钤印，目录著录为“清道光七年许氏手定底稿本”，可见道光年间亦可能出现此类印记，惜此书我尚未目验，其年代不知确否。

    “荆川太史”应是一种纸的品种名称，其产地是否有固定，尚难确定，今仅知福建曾有出产。另“达成詹记”为何家纸厂亦待考。

    接到了张先生电邮后，笔者急欲知道俄藏本“/拆荆川太史”的另外半边会是什么？

    国图《御制诗五集》、北大《御制诗三集》，以及某拍卖公司2012年秋拍中见到的半部《御制诗初集》中，都有很多蓝红图记的出现。《御制诗五集》中也有一处半边是“/拆荆川太史”，另半边是“隆兴礼记顶”的图章，整个图章作“隆兴礼记顶/拆荆川太史”，与张宝三老师论文中提到的“增旺翁记顶/”“达成詹记顶/拆荆川太史”又不同。

    2012年11月25日，笔者拜会了来北京开会的波波娃所长，提出拆开书页验看图记的请求。波波娃认为很有价值，慨然应允返回圣彼得堡后与专家商议，看能否拆开书页验证印章内容。为查验方便，笔者将图记所在的函、册、页发给了波波娃。

    11月30日，波波娃发来邮件告知，书拆开了，整个图章完整呈现：“达成詹记顶/拆荆川太史”，与张宝三老师报告中提到的台北国家图书馆所藏《五茸志逸》中所钤的图章一模一样；而《五茸志逸》中所钤的另两个图章之一的“吴正昌号”，与北京国图藏《御制诗五集》中的“吴正昌号”也是一模一样。

六 、俄藏本以《御制诗五集》作衬纸的情况

    为了进一步了解俄藏本《石头记》中御制诗衬纸的情况，笔者还对国图藏《御制诗五集》函数、册数、卷数、页数及封面封底的衬纸情况、所钤图记的情况、具体位置与俄藏本《石头记》中以《御制诗五集》作衬纸的卷数、页数进行了核对。

    经查，乾隆《御制诗五集》共56册（含目录6册）、112卷（目录12卷）、3773页；俄藏本中衬纸共涉及乾隆《御制诗五集》中的20册、39卷、1095页（笔者曾列表一一对照，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展示）。这一点证明，俄藏本使用乾隆《御制诗五集》的情况，并非如前人所说系拆用御制诗作为衬纸，而是使用了御制诗的部分散页。

七、结 语

    俄藏本是1832年由库尔良采夫带回俄罗斯的，现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古籍文献研究所，索书号：B107。全书35册，分装为5函。

    从大部分书首尾破损的情况集中在1、5、6、10等回前回后的情形判断，原书为5回装订1册。在带离北京以前的若干时间，曾经重新装修过，改为每2至3回1册，原书的第5、6两回装成1册，后佚失。

    原书重装在乾隆《御制诗五集》印制以后，原书以御制诗第四、五两集的部分散页作衬纸，这些散页是御制诗制作过程的遗留物，并未成书。

    原书用与清内府武英殿刻印图书相同的荆川太史纸抄成，这种上好的竹纸产在我国的福建山区，纸龄约二三百年。

    对俄藏本的验看已过去了5个月，由于相关资料的整理、阅读、解读需要大量的相关知识和科学检验，还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许多问题还不能得到很好的解释，如对钤图“达成詹记顶/拆荆川太史”的确切解读，对御制诗用作衬纸情况的分析判读，都还有待进一步的学习和深入认知。上面的文字只是个人粗略的认识，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敬希专家学者批评指正。行文中参考了其他学者的大量研究成果，谨致谢忱。

注释

[1] 胡文彬、周雷编：《红学世界》，北京出版社，1984年，第249页。

[2] 潘重规著：《列宁格勒十日记》，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3年，第18页。

[3] 潘重规著：《红学六十年》，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4年，第25页。

[4]  潘重规：《列宁格勒藏抄本<红楼梦>考索》，转引自胡文彬、周雷编《红学世界》，北京出版社，1984年，第263页。

[5]  田洪生编《纸鉴》一书记录清康雍乾三代的太史连纸多种，在“乾隆·太史连纸”的介绍中称，清内府刻印图书多用此纸。田洪生编：《纸鉴》，山西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84页。

[6] 刘广定著：《化外谈红》，（台湾）大安出版社，2006年，第505—514页。

图片说明：

1、俄藏本《石头记》函套

2、俄藏本《石头记》三十五册

3、俄藏本《石头记》用竹纸与乾隆贡宣显微比较图（左为俄藏本，右为乾隆贡宣）

4、俄藏本《石头记》抄本上的“达成詹记顶/

拆荆川太史”

5，台北国家图书馆所藏《五茸志逸》中所

钤“达成詹记顶/拆荆川太史”

博客发布附图说明:

1，俄藏本《石头记》函套  刊物第3页上图

2，俄藏本《石头记》三十五册 刊物第3页下图

3-4，俄藏本《石头记》用竹纸与乾隆贡宣显微比较图（左为俄藏本，右为乾隆贡宣） 刊物第5页 3为左图，4为右图

5，俄藏本《石头记》抄本上的“达成詹记顶/拆荆川太史”  刊物第8页 左下图

6，台北国家图书馆所藏《五茸志逸》中所钤“达成詹记顶/拆荆川太史”

刊物第8页 右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