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摧毁“新红学”的理论基础

——读克非《红坛伪学》感言

曲 沐

1921年胡适作《红楼梦考证》，次年完成《红楼梦考证》修改稿，考证了《红楼梦》的作者和版本，提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他说：“曹雪芹是什么人呢，他的父亲叫曹頫，他的祖父叫曹寅”，“红楼梦是写曹家的历史，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贾宝玉就是曹雪芹”。又根据“曹雪芹自叙传”的观念，认为后四十回与“自叙传”不合，曹雪芹一生穷愁潦倒，怎么贾宝玉到后四十回去中举、出家呢？于是就“猜想”前八十回是曹雪芹作，后四十回是高鹗伪续。这个“曹寅家史说”，“曹雪芹自叙传说”和“曹著高续说”就构成了“新红学”三大学说。胡适这些观念是在与蔡元培的论争时提出的，因之也受到蔡元培的诘难，这些诘难使胡适无以作答，所以自1922年至1927年8月，长达5、6年的时间，胡适的红学研究一片空白。

1927年16回残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出现了，本来胡适认为“重评本”没有价值，但由于这个抄本的脂砚斋批语全面“证实”了胡适的三大学说，胡适遂将本来否定了的这个甲戌本重新定为“海内最早的《石头记》抄本，”是“曹雪芹最初稿本的原样子”。从此，“考证派新红学”的理论大厦即建立起来。从此，“曹雪芹家史说”，“曹雪芹自叙传说”，“曹著高续说”，“脂本原本说”，“脂砚斋是曹雪芹亲人说”等学说即构成了“新红学”的理论基础。八、九十年来，凡研究《红楼梦》的人，主流红学家，尤其被奉为大师、泰斗的人物，无不信从，甚至奉为“圭臬”，皆在“新红学”的理论基础上立论说事，不肯也不准越雷池一步。

然而，这些“理论基础”真的是那么正确吗？真的是牢不可破吗？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初，欧阳健、吴国柱等学者，提出破除对“新红学”的迷信，考查论证了“新红学”理论的不实，并通过对脂本的行款、题署、避讳等方面的考查确认脂砚斋作伪、脂本是伪本等学术理论。四川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克非先生即密切关注于此，投入极大的热情，潜心研究，步步深入，在继《红楼雾瘴》（1996年）、《红学末路》（2004年）等红学专著之后，以十年磨一剑的执着精神，最近又推出了《红坛伪学——全面透析考证派新红学》的大著，这部大著，在前几部红学论著的基础上，彻底摧毁了“新红学”的理论基础，在全书二十四章55万字的全面而深刻的论证文字中，指出“考证派新红学”的伪科学性质，展示出其理论基础的“歪道、恶道、魔道”的非学术的虚假特点。《辞海》曰：“伪科学是违背客观规律，虚假的科学”。“考证派新红学”的理论基础，没有一件是真的，全是假的；没有一件是对的，全是错的；没有一件是实的，全是虚的。已故著名核物理学专家，中科院院士胡济民先生说：“把本来非科学的东西冒充为科学就是伪科学”（钟云霄《胡济民》传记）。“新红学”这些理论基础，本来是错误的，却一直冒充正确的；本来是非科学的，却一直冒充科学的，这是社科领域典型的伪科学。所以克非先生提出“红坛伪学”的论题，这是十分正确的。胡济民先生还说：“伪科学的要点在于一个伪字，要反对伪科学，必须剥掉它的外衣，把它的伪字暴露出来”。（同上）克非先生的《红坛伪学》正是层层剥开“考证派新红学”的外衣，揭露它的欺骗性，将其伪字暴露出来。

揭穿“曹寅家史说”“自叙传说”欺骗性

自胡适《红楼梦考证》之后，只要谈到《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都会不假思索地说是曹寅的孙子，《红楼梦》写的是曹家的历史，曹雪芹在写他自己，总是将“曹贾相连”捆绑在一起。说其欺骗性，就是说它本来是不真实的，不正确的，去一直被说成真实的、正确的，如此欺瞒世人。多少年来，一些红学大家，研究曹雪芹的家世、祖籍，发表的文章连篇累牍，出版的书籍，汗牛充栋，其实都在研究曹寅的家世和祖籍。周汝昌还考证到北宋的曹彬、东汉末年的曹操、西汉初的曹参、先秦时期的曹国（《曹雪芹家世考》）。把这些都说是“曹雪芹的垂直的祖宗”，实在匪夷所思。仿佛研究了曹寅家世，也就是研究了曹雪芹家世。而且，为争曹寅祖籍是在河北丰润还是东北辽阳，红学大家一直打得不可开交。闹腾了这样久，这样厉害，其实质，都在撒谎，都在欺骗读者。因为，一个起码的前提都没有解决，即曹雪芹是否是曹寅家的人都没有解决；或者说其前提就是错误的，曹寅家不存在曹雪芹这个人。“在红学领域，丢开红学本身，而去为曹家祖宗的迁徙、籍贯、亡灵对号，长时间地争论，打无谓的笔墨官司”。红学家们如此不严肃，如此荒唐，岂不是千古大笑话！

克非先生《红坛伪学》从胡适考证的源头挖掘，胡适用为考证曹雪芹家世的第一条也是最早的一条材料，即袁枚《随园诗话》。《随园诗话》有不同的版本，胡适用的是道光四年盗版的本子，这个本子有“中有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一句话，但袁枚最早也即乾隆五十四年（1789）自己主持刻印的本子，没有“大观园”，而是“文观园”。当年俞平伯、顾颉刚都指出过老师用《随园诗话》的版本的错误，而胡适1922年《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仍然没有改动，因为“中有大观园即余之随园”的话对他太重要了，故明知错误也不肯改正。而且克非指出：袁枚说曹雪芹是曹寅的儿子，胡适根据杨钟羲的《雪桥诗话》将儿子改成孙子，但杨钟羲是清朝遗老，胡适还和他通过信，他的话靠得住吗？再说，将曹雪芹定为曹寅的孙子，曹雪芹根本就看不到曹寅家一世的繁华生活，写不了曹家的历史，胡适不是自相矛盾吗？无法自圆其说吗？而且袁枚说的“曹雪芹”，不是小说家曹雪芹；袁枚说的“红楼梦”，也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红楼梦》。袁枚说的《红楼梦》是写妓女的，他说“当时红楼中有女校书某尤艳”云云，与我们看到的《红楼梦》完全是两回事。其中记载的“雪芹赠云”的两首诗，也是写妓女的。这些不同、这些矛盾，胡适根本无法解决，于是只能牵强附会地说：“诗中的病美人大概即是《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了”。郭沫若《读随园诗话扎记》也认为袁枚搞错了，“错把仙姬作校书”，就是错把林黛玉当成妓女了。郭沫若也是捕风捉影，张冠李戴。袁枚和曹雪芹同时代人，怎么会错呢，而且怎么会错的那么厉害呢？这是无法说得通的。所以克非先生说：胡适要考证的曹雪芹，并不是袁枚说的那个曹雪芹，而是另外一个曹雪芹，即他想象的“曹雪芹”。小说《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根本就不是曹寅家的人，曹寅的两个家谱中都没有曹雪芹这个人，这也是无论如何说不通的。曹寅，字子清，号楝亭，雪樵…..古代给孩子起名，怎敢与祖父或父亲的名子重字，怎敢叫雪芹名呢！这不是犯讳吗！这些胡适不是不知道，却一味地乱附会、乱铆合，这不是自欺欺人吗？所以种种材料表明，曹雪芹不是也不可能是曹寅家的人，将“曹贾相连”，说《红楼梦》是写的曹家的历史，根本就是错误的，不能成立的。

至于“曹雪芹自叙传”的问题，克非说：“《红楼梦》是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绝对不是自传，不是家史，更不是写曹寅、曹家的事。查遍《红楼梦》，只要不是牵强穿凿者，谁能从里面找出曹家的一个人物？一个故事？”胡适的《红楼梦考证》结论说：“《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时曹家的影子”。克非指出：“说《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传，作家曹雪芹当年隐去了哪些真事，胡适为什么不一一排列出来，以资对照？既然‘隐去’了‘真事’，那就是说《红楼梦》中没有真事，凡所写，全是假事，包括甄贾宝玉的一切‘事’，都是假事，他们的姓名假，身世假，社会关系假，所依托的家族假，生存的空间和时间假。既然如此，又从何断定是曹雪芹的‘自叙传’呢？”

接着，《红坛伪学》将江南曹氏家族与《红楼梦》贾氏家族各自排列了“十大事件”，证明这两个家族的完全不同，证明将“曹贾相连”完全对不上号，“南巡接驾”也好，“元妃省亲”也好，曹贾无法铆合。尽管“新红学”的后继者又提出什么“原型”说，“影子”说等等，也都不能成立。他举例说：有人将曹寅的两个女儿，附会成贾元春与贾探春的“原型”，其实，“两者无论年纪、父母、夫婿、生育，所居的时间空间，都相去甚远，只能算作荒诞不经”。欧阳健兄曾在电话上同我讲：曹寅长女，嫁平郡王纳尔苏做福晋，如果说她是贾元春“原型”，曹雪芹又是曹寅的儿子或孙子，却将自己的姐姐或姑姑写成皇帝的贵妃，他不怕招惹“大逆不道”和“欲篡权”的罪名吗？他敢那样写吗！这是很有说服力、很有眼光的。去年我出席庐山“北京曹雪芹学会2011年年会”，我在大会上发言题目就是“祝贺与希望”，“希望”曹雪芹学会突破“新红学”成说，“新红学”将曹雪芹定为曹寅家的人证据不足，证据有误，证据不实。俞平伯曾说：“你看，二十年代以后，我根本就不写关于曹雪芹家世的文章”。为什么不写？就因为都在猜测，无法将曹雪芹落实到曹寅家里。

克非先生还层层深入，甚至“竭泽而渔”，将《红楼梦》逐回比对，找不出江南曹家的“史”和曹雪芹的“传”，没有曹家的人物和故事。本来是小说，却硬往“史”“传”上套，这不是在骗人吗？《红坛伪学》就揭穿了这种欺骗性。所以自“新红学”以来，一直将“曹贾相连”，一直将曹雪芹当着曹寅家的人，完全是错误的，不能成立的，这一理论基础也就“坍塌成一片无法收拾的废墟”。

揭穿“曹著高续”说的欺骗性

《红楼梦》自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伟元、高鹗整理的120回本问世以后，一直以完整的面貌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广为流传。然而，自“新红学”之后，把好端端的一部完整的《红楼梦》给割裂了，“把向来看着一贯的东西忽地打成两橛”（顾颉刚语）。胡适由于“自叙传”说的需要，认为后四十回与自传说不合，遂“推想后四十回不是曹雪芹做的”，于是将前八十回判归曹雪芹，后四十回说是高鹗“伪续”，形成一个版本两个作者的畸形状态。自胡适之后，“曹著高续”说被主流红学家所信奉，甚至盘根错节，乃至时至今日，仍难突破。书肆陈列的《红楼梦》本子，几乎都署着“曹雪芹高鹗著”。有的红学家走的更远，只肯定前八十回而百般诋毁贬抑后四十回；有的红学权威甚至将整部程本《红楼梦》诬之为“程伪本”，并扬言要把后四十回砍掉，“扔进垃圾箱中去”（周汝昌），如此深恶痛绝。《红楼梦》真的如胡适所说吗？真的是“曹著高续”吗？克非先生也从源头查起，查到胡适用的最早一条材料，即张问陶的“诗”及“注”。张问陶即张船山，“乾隆五十三年（1788）顺天乡试，与高鹗同科中举，后数年，分别成为进士”。张问陶有诗赠高鹗，即《船山诗草》卷十六中《赠高兰墅鹗同年》，诗前有一句话：“《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胡适把“补”当着“续”。克非先生经多方考察，指出张问陶说的是“所补”，而不是“所撰”或“所作”“所续”。最有权威的是程伟元、高鹗的两篇“序”，他们自己都没说后四十回是高鹗所续，胡适认为他们所以没说是在共同“作伪”，这完全是主观臆见。程高在当时学术氛围中，心胸坦荡，光明磊落，用不着“作伪”。胡适全面怀疑程伟元的序，“序”说后四十回的部分稿子得之于“鼓担”。胡适也认为程伟元在“说谎”，为什么呢？胡适说“因为世间没有这样奇巧的事”。这也完全是主观猜想。其实，他之偶然得到《四松堂集》的情况，比程伟元寻得后四十回的情况更要“奇巧”的多，怎能说程伟元是在“撒谎”“作伪”呢？全无根据！全是凭空想象！。程伟元“序”中说，当时他搜寻来的后四十回残稿见其“前后起伏，尚属接榫，然漶漫不可收拾”，遂请“闲且惫”的高鹗一起整理，高鹗“欣然拜诺”，“遂襄其役”，即帮助程伟元的整理工作。于是“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复为镌版，以公同好”。程伟元高鹗清楚而明确地交代了整理的全过程，这是一种认真负责的态度，对人民负责，对读者负责，对曹雪芹负责，根本不应该受到怀疑。克非先生指出：“两百多年来，除了胡适一个人，和稍后直接传他衣钵的极少数几个人而外，没有一个学者、读者怀疑过程高两序所言的真实性”。所谓“补”，也就是“截长补短”，整理修补的意思，怎能断言是“续”呢！看来，胡适心里也不是很塌实，所以他说：“推想后四十回不是曹雪芹做的”，如果把握很准，还用得着“推想”吗？胡适当时列举的四条“证据”证明后四十回是高鹗“伪续”，几乎全是捕风捉影，早就被一些有识之士推翻了。所以克非先生说：“胡适的行为是轻率的，打着考证旗帜，强调靠证据说话的他，其实最不讲证据”。“而其根本出发点则是由于一种‘学术利益’：后四十回的存在，对胡适来说，实在是一种致命的威胁，如果为曹雪芹原稿，胡适的学术立论核心‘自叙传’等，不但不能成立，也根本无从谈起”。“新红学”创始人之一的俞平伯，起初紧步老师胡适的后尘，相信“曹著高续”说，并多次举小说内证以论证之。但当他觉悟之后，就抛弃老师的成说，认为程高“序”中的话是可信可靠的，不是在“有意骗人”；并认为张船山说的“补”，不是“续”而是“修补”“补缀”的意思。俞平伯是伟大的，他不仅最早否定“自传说”，也最终否定“续书说”，临终前以颤抖的手写下：“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难以词答”。这真是可歌可泣，十分感人的。“考证派新红学”腰斩《红楼梦》的行为也曾引起许多有识之士的不满：贵州籍红学家张毕来先生说：“《红楼梦》是一个整体，我们不能自毁长城”，“作为中国人，从维护我们的民族的宝贵遗产的权威性，从《红楼梦》诞生以来的巨大影响来说，我们今天如此鞭打它的后四十回，并非是一种明智的看法。当然，人们不会因为那一位权威说了什么就立即把后四十回撕掉，真的丢到垃圾篓里。相反，大众仍然喜欢全本。这恐怕也是研究者的一种悲哀了”。辽宁大学朱眉叔先生质问道：“《红楼梦》被翻译成那么多国家文字，宣传为足可与世界一流作品相媲美的伟大作品，如果百二十回本是假《红楼》，或是一部分是赝品，岂不是欺世盗名吗？这难道不是民族的耻辱吗？设若百二十回本是一部真《红楼》，那些佛头着粪的红学家，对他们在中外诋毁百二十回本的伟大声誉，在广大读者的思想中造成混乱，应当承担什么责任呢？应当不应当正本清源呢？”说明“曹著高续”说，实在是一种歪道、恶道、魔道！歪曲事实，不得人心，为有识之士所不齿。

至于裕瑞的《枣窗闲笔》中所说：“遂有闻故心生谋利者，伪续后四十回”云云，欧阳健先生早就考查出《枣窗闲笔》手抄本是赝品，台湾潘重规先生也是这样认为的。其字迹与裕瑞不合，其图章是错误的。广东学者陈林先生考查出皆汉奸陶洙伪造。克非先生也指出：“不过是一种全然无根据的主观想象。况且，世上那有这样的天才捷才，听到程伟元在寻找后四十回，认为是得利弄钱的好机会，便马上动手搞‘伪续’，而后就成，就拿去卖与程伟元”。有这种可能吗？而且指出程高与裕瑞相识，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熟人，如果《枣窗闲笔》是真实的话，裕瑞不可能那样讲，皆后来“好事者”所为。克非先生十分感叹地说：“程伟元、高鹗是《红楼梦》了不起的大功臣，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了不起的大功臣。由于他们杰出的努力和工作，使伟大小说《红楼梦》得以完整地重新出现在世界上，得以使千百万读者能够享受到它的不凡的熏陶，从中吸取到了说不尽的可谓终身有益的营养”。又说：“《红楼梦》的传播史，确定了程本《红楼梦》传本的历史地位。这是两百年来的历史事实，谁也不能否定。设若历史上不曾产生过程本，《红楼梦》的传播，将不可想象”。这都是实事求是十分正确的真知灼见。也说明“曹著高续”说的不能成立，最终将被人们抛弃，“新红学”的“曹著高续”说这一理论基础也就“坍塌成一片无法收拾的废墟”。

揭穿脂砚斋和“脂本”的欺骗性

本来胡适《红楼梦考证》提出的一些学说，并未形成“定于一尊”的学术地位，蹊跷的是，1927年脂本“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出现了，接着己卯本、庚辰本也相继出现。这三脂本皆有脂砚斋批语。因其批语证实了胡适的学说，胡适就视如珍宝。多少年过去了，主流红学家皆相信胡适的话，将脂砚斋奉为圣明，将脂本奉为圭臬，将脂批奉为金科玉律。于是，红学界出现两个“凡是”：“凡是与脂砚斋观点不合的都错，凡是与脂砚载提供的‘史实’不符者都斥，呜呼，哀哉！”（沈仁康语）。克非先生在《红楼雾瘴》、《红学末路》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脂砚斋的作伪和它的欺骗性。指出：“三个脂本，长时间里，没有经过最起码的而且必须经过的审查、检验、鉴定的这一关”。“历史到了二十世纪，突然爆出了个脂砚斋和他所制造的三个名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手抄本”，这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当时胡适“只看了一遍”就深信是海内最古的抄本。克非先生详细考查反复论证了脂本的不实，指出三脂本“它们没有让人信得过的历史”。在历史四个时间段根本就没有脂砚斋的影子。比如“清王朝雍正二年（甲辰）到乾隆二十八年（癸未），曹雪芹全部生命的历程”，“舞台上根本没有脂砚斋这个角色。他和他的种种，都是很久很久，才为历史的畸形因素而产生出来的”。第二个时间段即曹雪芹逝世后的五年，全无脂砚斋的消息。乾隆三十三年（戊子），“永忠读《红楼梦》，名叫《红楼梦》，不是《石头记》，更不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三个时间段，公元1769—1790，即永忠读《红楼梦》第二年，到程甲本出来的头一年，长达二十多年里，这是《红楼梦》传播最重要的阶段，也无人提到脂砚斋。第四个时空段，公元1791—1814，即程本问世到袁枚《随园诗话》出版，也根本没有脂砚斋的任何信息。从行迹上看，“三脂本伪迹太多，偷工减料，故意砍残，誊抄糟糕”。脂批说：曹雪芹一边哭泣一边写作，这是不可能的无知妄说；也有人说：“曹雪芹一边写书，‘亲友集团’一边誊抄加评”，“然而，这不过是一种毫无根据的想象”。著名作家李国文先生说：“我不相信红学家们的妄想，似乎在曹雪芹身边，有一个类似团契性质的脂砚斋，构成某种批评家群体，在指导着他的创作…..曹雪芹，这位文学史上真正的大师，还需要别人告诉他怎么写和写什么吗？那真是岂有此理之事”！“真正的文学作品，其创作过程是极其个性化、私秘化的。曹雪芹在写《红楼梦》的过程中，不可能有一个全天候包围着他的脂砚斋集团，按红学家的想象，曹写出一回，脂集团轮流传阅一过，予以评点，曹再进行改写，是一条流水作业线”，“我为红学家心目中的曹雪芹一哭”（《上当的红学家》）。克非先生还指出：脂批什么“草蛇灰线”，是一种“全然外行的胡诌”，什么“凤姐点戏，脂砚执笔”，完全是违背文学常识的胡话。三脂本从那里来的？都是“土作坊的产品”，“蒸锅铺本”。“最初制造的就是伪品，不是什么再抄物”。“庚辰本、己卯本都是由多个人抄写而成的，多个人分工同抄一部书，说明有人在组织，在主持”。庚辰本最先，己卯老二，甲戌本老幺。从庚辰本三十多处“窜行脱文”看，它是抄自程甲本，这是颠扑不破的，证据确凿的。己卯本，冯其庸先生断定是“怡亲王府原抄本”，克非先生指出：说“怡亲王府借己卯本而抄，纯属子虚乌有”，“怡亲王府《怡府书目》，恰恰就没有冯先生说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己卯本）”，说明怡府根本没有抄过这部书。又引孤鸿道人（可能是北京图书馆的学者）的考查，孤鸿道人指明冯先生的说法站不住脚。再如甲戌本，冯先生认为“凡例”是假的而正文是真的，这是解释不通的。多少年来，红学家研究脂砚斋的身份，搞出七八个之多。“什么曹雪芹的亲兄弟，堂兄弟，叔父、表叔、父亲曹頫，还有‘曹雪芹本人’，‘贾宝玉本人’，‘史湘云’等”。红学家的研究方法是：“脂砚斋说什么就相信什么”。大搞“脂式”内循环：“以脂砚斋证脂砚斋，以脂批证脂砚斋，以脂本证脂砚斋”。如同中邪中魔，失去自我。而且，派生出什么脂学、版本学、曹学、探佚学，其实都是自欺欺人的伪科学。克非先生说：“曹学，只能称着曹家学，跟《红楼梦》没有关系，甚至和曹雪芹本人没有关系，因为这个‘曹学’里，没有曹雪芹”。“曹学最好主动从红学范围撤离，撤到清史研究领域中去”。至于根据脂批搞的什么“探佚学”，更是荒唐之极，典型的伪科学，实在是一种“恶道、魔道”。探佚的结果，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把《红楼梦》糟蹋得不成样子了，如果相信他们的话，《红楼梦》也就不存在了。俞平伯是伟大的，他治红七十个春秋，左冲右突以争脱“新红学”的羁绊。觉悟之后在《甲戌本与脂砚斋》中说：“自胡适的宝贝书（按；指《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出现，局面于是大变。我的‘辑评’（按：指俞编《脂砚斋红楼梦辑评》）推波助澜，自传之说风行一时，难收覆水。《红楼》今成显学矣，然非脂学即曹学也，下笔愈多，去题愈远，而本书（按：指《红楼梦》）之湮毁如故”。看来，俞平伯终于认识到脂本和“脂学”的危害，应该说他是第一个怀疑脂本的人，1931年他对脂本就提出过质疑，此时对自己的“辑评”已是懊悔莫及，悔不当初了。这都是非常感人的事例。克非先生尖锐地指出：陷入考证派新红学的理论基础、迷信脂本的人，“如同中邪中魔，失去自我，头脑遭到异化，品位亦随之劣变”。“原本很有学问很有见识的人，头脑会被‘洗白’”。“原本只重学问、学术的人，会变得将学术领域当成个人的名利场，特喜充当‘第一发现人’，特喜夺取‘新说首昌者’的地位，特喜充当‘导师’，充当‘大师’，特好拥‘会’自重。尤喜仗着权势在自己掌控的阵地上滥发文章：只图数量，不讲质量；即便是老炒陈饭，再再重复错误的老调，亦乐此不疲”。这些人，“说是做学问，实际是反学问；说是研究《红楼梦》，实际是糟蹋《红楼梦》”，正如俞平伯先生所讲：“一切红学都是反《红楼梦》的，即讲的愈多，《红楼梦》愈显其坏，其结果变成‘断烂朝报’，一如前人之评春秋经。笔者躬逢其盛，参与斯役，谬种流传，贻误后生，十分悲愧，必须忏悔”（《宗师的掌心》）。比如：有人大反120回程本《红楼梦》，诬之为“假红楼”，却大搞对残缺不全的脂本的整理，出版什么八十回《石头记汇校本》（周汝昌）。又比如：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以“错字连篇”“文字低俗”的庚辰本为底本，配上程甲本后四十回，搞成“新校注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推向市场，谬种流传，误人子弟。再比如：胡适1961年《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说：“我现在不但回到我民国十七年的看法：‘甲戌以前的本子没有八十回之多，也许止有二十八回，也许止有四十回’，我现在进一步说：甲戌本虽然已说‘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其实止写了十六回。。。。。。。故我这个甲戌本真可以说是曹雪芹最初稿本的原样子”（《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329页）。庚辰本二十二回末脂批曰：“此回未成而芹逝矣”。实在匪夷所思，他们将《红楼梦》肢解得这样支离破碎，真如“断烂朝报”。如果曹雪芹一生只写了十六回书，或者只写了不足二十二回书，他还算是一个伟大作家吗？还算是《红楼梦》的作者吗？《红楼梦》还算是一部伟大作品吗？难怪有人讽刺说：“一部伟大的《红楼梦》，被研究的不伟大了”。其实，主流红学家迷信的脂本、脂砚斋，这个脂本、脂砚斋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最近广东学者陈林先生通过笔迹的对比考查，十分准确而确凿的证明脂本都是汉奸陶洙伪造的，不是什么“曹雪芹最初稿本的原样子”，不是什么“宝贵”的东西。这是非常明确、非常有说服力的。脂本、脂砚斋终将被人们所唾弃！

最后克非先生语重心长地说：“当代的考证派新红学家，大多耻于承认受胡适的影响。对其核心‘自传’说，亦挥手抛弃，改为‘影子’说、‘原型’说。但实际上，无不忠实地、全面地继承胡适的衣钵”。又说：“批判胡适，绝对不是我的目的，而只是一种不得已的法子。我的目的，在于批判当代的考证派新红学，在于揭露这个狂妄自大而又荒谬的学派”。但愿当代主流红学家能向俞平伯这位真正的红学大师学习，心平气和，虚心倾听一点不同意见，虚心接受一点不同意见，跳出新红学理论基础，抛弃脂砚斋和脂伪本，确认程本《红楼梦》的历史地位和艺术价值，是为《红楼梦》幸甚！中国人民幸甚！中华文化幸甚！

                              2012年4月5日于贵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