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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小说作家考证的信与疑
――在内江“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2011年10月15日)
欧阳健
祝贺“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在内江举行古代小说研讨会,这已经是第二次了。它完全不同于地方政府主办的会议,不必考虑东道主想听什么样的话;也不同于学会主办的会议,不必为会长秘书长的位置而发愁;我称之为“内江模式”,它是由一个专业刊物――《明清小说研究》与一所普通地方院校――内江师院合办的。就其动机而言,内江师院无非是出于对古代小说研究事业的热爱,愿为同道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而《明清小说研究》则无非是为了联络更多的作者,组到更多的好稿而已。“名校”中并不全是名师,地方学校倒真可能卧虎藏龙。我在纪念《明清小说研究》创刊百期的会上曾经说过“不势利,不苟安”的话,我们要更多的眼睛向下,为更多的基层学人(包括没有任何学术资源的普通教师乃至业馀研究者),提供施展才华的机会与发表成果的苑地,这就是“内江模式”的生命力之所在。希望本次会议是一个新的开端,以后一年能开一次,延续下去,期以十年,必有瓜豆之收。
古代小说作家考证,是古代小说研究的重要一翼,一百年来取得了相当成绩,也带来了相当的困扰,归结起来,无非是“信”“疑”二字。1982年4月考察施耐庵文物史料,刘操南先生有《兴化座谈即兴》诗曰:
多重史案积如山,书缺有间欲断难。若问施公传水浒,此心犹在信疑间。
在参与考察的专家中,刘操南先生是最持保留意见的,这丝毫不影响我对他的尊敬。每当遇到古代小说作家的考证,就不由得要想起他的诗来。
“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是太史公司马迁的名言。因了“书缺有间”,有些事情,或文或献,确有可徵考者,这就让人“信”;有些事情,献老文亡,而留其影于蔓草荒烟之中,这就让人“疑”。在好多情况下,往往是信者自信,疑者自疑。近来偶草博文,颇涉及小说作家考证的信与疑,我把它们汇集起来,便作了本次会议的“通行证”,我想表述的意思有以下几点:
1、作家考证是重要的。在人文学科领域,“知人论世”是最大的科学。只有廓清历史真相,研究才具有客观的基础。但居然有号称“文学史专家”者,面对作者考证这一基础性课题,却搬出钱锺书的话头,宣称“鸡蛋吃了就行了,何必非要知道是哪只母鸡下的呢”、“与其在《金瓶梅》作者的问题上耗费精力――那是‘可怜无补费精神’的,还不如把目标转移到《金瓶梅》的思想、艺术、版本等等方面去,也许能够有更多的收获”,是令人吃惊的。
2、有人愿做是好事,何必呼吁中止?更没有理由加以嘲笑。作者未弄清,本身就是一个学术课题,一个学术项目。出错是难免的,但错误是正确的先导,错误与正确是相比较而存在。真正的《金瓶梅》作者,可能在七十个候选人中,也可能在七十个候选人外。即使最后判定,这七十个候选人都不是真正的《金瓶梅》作者,但人们的劳动并没有白费。弄清了王世贞、屠隆、徐渭、王稚登、丁惟宁,甚至蔡荣名、白悦,弄清了历史沿革、方言土语、民俗风情,岂不是意外的收获,又有什么不好呢?
3、要紧的是搞清作者的生平和所处的时代。《金瓶梅》成书有嘉靖与万历之争;《水浒传》成书有元末明初与明代中叶之争,《红楼梦》成书有康熙朝政治小说与乾隆之争,这些都与对作品的评价密切相关。如《红楼梦》,认为作者是反清复明的爱国志士,与考证出作者友朋多是满族人,就截然有别。
4、提倡包容的心态。....
5、不薄今人信古人。古人的记录,往往是相对可靠的:第一,贴近时代;第二,比较客观;第三,不存杂念。倒是后人的“辨疑”,反可能是有问题的:第一,远离时代;第二,比较主观;第三,心存杂念。如王道生《施耐庵墓志》载施耐庵为“元至顺辛未进士”,有人以《元史?选举志》至顺二年未开科而疑之。其实,《浙江通志》亦著录“至顺二年辛未(1331)余阙榜”:张宗元、刘基、徐祖德、叶岘。研究表明,“至顺二年辛未进士”不是讹以传讹,而是别有隐情。人以己所不知,妄断是“好事者的捏造”,是没有道理的。2011年10月16日凌晨三点于内江飘香园林饭店617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