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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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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师完整记录大连消防战士清污牺牲
“7·16”大连新港输油管道爆炸后的第3天,浙江籍自由摄影师江河来到了事发地。7月20日早上,江河站到了一个叫做南海港的地方。江河看见,被污染的海里居然有两个人!出于好奇,江河,将镜头对准了在海里清污的人。很快,江河明白,这两个人是消防战士,正在清理海中的水泵。江河拍摄的消防战士,一个叫张良,一个叫韩晓雄,都来自大连消防支队战勤大队。334秒,68张照片后,江河居高临下的镜头中,只剩下一只缓缓沉入海的黑手。8点31分22秒,这一刻,江河拍下了第68张照片。消防战士张良在这张照片中牺牲。而这组照片在网友中也迅速的引发了先拍摄还是先救人的道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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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拍摄骑自行车者跌入水坑 职业道德受到质疑
2005年5月9日下午,一名骑车人冒雨经过福建厦门市厦禾路与凤屿路交叉路段时,因自行车前轮突然陷入一水坑,身体失去平衡摔倒。此照片在媒体刊登后,有人配上新版寓言《守坑待摔》。路中一坑,一日,风雨大。记者架像机于暗中多日,待摔坑者。忽,“呯呯”一声,一骑车人顿摔。记者大喜,不顾摔者死活,连拍三张。心愉,笑曰:偶为此已候多日,呵呵呵。后,扬走而去。 网民随即表示不管做什么,先做人、记者缺乏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也有网民称记者是客观事实的真实记录者,不是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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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师拍3龄童被抢走糖果后伤心瞬间惹争议
为拍摄这组“EndTimes”,摄影师吉尔·格林伯格把一群3岁不到的小孩子(包括自己的女儿和朋友们的孩子)脱光衣服,放到摄影机前,塞给每个孩子一个棒棒糖,然后突然抢走他们手里的糖果。在孩子们伤心惊异的一瞬间,他拍下了这些照片。可想而知,照片在保罗·科佩金画廊展出后受到了如此广泛的争议,争议的焦点是这种拍摄方法是否违反了摄影师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即以旁观者和见证人的视角来捕捉自然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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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的味道
这是一幅为法国著名时装大师伊夫·圣·洛朗名之为“鸦片”的香水所拍摄的广告。摄影家史蒂夫·梅塞尔之前在世界上各类杂志的影像都没有任何争议。但是这幅模特儿索菲·达尔在深色背景前仅仅带着珠宝和穿着高跟鞋的画面出现在英国街头时,却引起了强烈抗议。也许画面的含义过于露骨了,英国广告标准局最终要求在街头广告牌上撤下这幅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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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安娜最后的照片
1997年8月31日的戴安娜车祸事件,引发了一系列的法律纠纷,争论的焦点则集中于摄影师身上。车祸发生后,对外宣布的是汽车驾驶员亨利·保尔因为饮酒超速行驶撞车。然而,九名尾随拍摄的摄影师则被指控具有过失杀人罪。1999年,案件对摄影师的判决不了了之,但是具有侵犯性的无固定职业摄影师被蒙上了阴暗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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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玛伊拉的传说
联系图片社的摄影师弗兰克·福尼尔在1985年11月16日的哥伦比亚火山爆发时赶到了现场,遭遇了被泥石流掩埋的奥玛伊拉。在两天三夜的援救过程中,福尼尔的照片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并赢得了1985年的荷赛新闻奖,但与他却一直面对源源不断的道德质疑。面对不幸中的人物,摄影师是否仅仅满足于讲述一个故事?奥玛伊拉是否有一种被媒体利用的嫌疑?福尼尔曾说:“有三次我都想放弃了。”但是没有,世界需要他的照片。回首过去,福尼尔说,重要的是摄影师必须简单地证明对其被摄对象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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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的苏丹
当曾经报道过南非种族隔离的南非摄影家凯文·卡特在1993年苏丹拍摄饥饿的小女孩时,同样面对的是福尼尔在哥伦比亚所面对的道德问题。在苏丹的国内战争和饥荒中,他在一个小村庄中发现了这个饥饿的女孩,正艰难地挪向救援站,而一只秃鹰尾随其后,似乎随时都在等待她的死亡。卡特完成拍摄后,赶走了秃鹰。照片刊载于3月26日的《纽约时代》,立刻成为人类灾难的象征。数以千计的读者写信询问女孩的命运。编辑解释说,作为摄影师,他并不知道女孩的最终结果。生性敏感的卡特难以接受批评的质疑——尽管这幅画面让他一举成名。这幅作品获得了普利策奖的两个月后,他最终于在1994年选择了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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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里德·巴卡奥恩的肖像
1960年,法国人马克·加兰格去阿尔及利亚的一个小镇服兵役。他的任务是为大约2000名阿尔及利亚人拍摄证件卡的照片。然而像切里德·巴卡奥恩这样的女性认为,在公众面前赤裸裸地曝光他们的脸是对个人的冒犯。在加兰格的照片中,有许多类似乎这样痛苦的表情。而这位法国士兵回去后,他的长官却轻蔑地拿着照片说:“过来看看,看看他们是如何的丑陋!来看看这些短尾猴,这些猴子。”感到厌恶的加兰格决定使用这些照片揭露法国军队中的种族歧视。1961年,他秘密进入瑞士,将这些照片提供给报纸。随后他又将这些照片在全法国展出,从而作为一种人道主义的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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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格罗斯的谢尔德斯
纽约的广告摄影师格罗斯经常被谢尔德斯的母亲雇去拍摄她的女儿,当时的福德公司的模特儿。他同时拍摄一个个人的主题“儿童中的女性”。谢尔德斯在镜头中既是一个普通的年轻女孩,又是一个浓妆重彩的裸体形象。她的母亲给了格罗斯全部的肖像使用权,最初出版的一本书就叫做《小女人》,随后在《花花公子》上刊出时题为“糖果和调味品”。1981年,谢尔德斯试图买回底片,但是没有成功。她然后起诉格罗斯,声称她的母亲只是给了他一次的出版权利。法院没有认同。尽管格罗斯胜诉,但是他在整个诉讼过程中花费了很大一笔钱,同时也在公众心目中的声誉一落千丈,被认为是剥削利用了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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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埋的911
大多数媒体认为应该坚决阻止展示死亡,除了一些特殊的影像,比如人们从双塔上坠落。然而掩埋的9/11还是引起了新闻伦理学之争。当一些观众认为受到了侵害时,《纽约时代》解释说,重要的是报道事件的真相。而另一些报纸,如《纽约每日新闻》则在事件发生不久刊出了摄影师托德·梅塞尔的这幅画面。这的确是对死亡令人震惊的纪念,然而其他的一些报纸认为这样的照片完全超越了公众的接受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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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
这是2004年的4月18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晾出了六张伊拉克囚犯被折磨的照片,是由美军拍摄于阿布·格莱布监狱。这些具有爆炸性的画面并非是专业新闻摄影师的独家新闻,而是美国军人使用手机拍摄的。随后《纽约客》杂志刊出了更多的九幅画面,还有一篇评论文章。在一个月中,大约有30幅这样的照片被披露,许多都是第一次公布于众。照片的冲击力是巨大的。对美国军队和布什政府都带来了重大的质疑。在阿拉伯国家,愤怒也在延伸。照片的拍摄者被送上了法庭,但是谁是囚犯的折磨者,却不了了之。据说前些日子还可能会有更多的照片泄露,但是上台后的奥巴马阻止了这样的行动,因为他认为这样会煽动美国对手的仇恨,也不利于在中东服役的美国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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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的标志
如果艺术家安德烈·塞拉诺这幅题为《便溺的基督》臭名昭著的影像选择的是绘画方式而非摄影,是否会引起如此集中的争议?
塞拉诺在1987年完成的这幅画面,是拍摄一幅小的塑料的耶稣受难像,浸在一个充满尿液的透明的容器中,替代当年耶稣浸在牛血中的传说。摄影家认为这幅作品主要就是探索性别和宗教的困惑。这幅作品在一次视觉艺术比赛中获得了东南部的当代艺术奖,奖金为15000美元。这个比赛是得到国家艺术捐赠赞助的。当作品在1989年展出时,两位美国的参议员感到义愤填膺。于是,国家艺术捐赠被大幅度削减,基金也直接针对有争议的艺术减少。至此以后,这幅作品一直成为审查的焦点,出版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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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卡罗尔和爱丽丝
刘易斯·卡罗尔是牛津大学的数学家,也是儿童文学作家,对摄影充满兴趣。当他遇见牛津大学同事的女儿爱丽丝·里德尔时,后者才五岁。爱丽丝激发了他出版于1865年的《仙境》艺术的灵感,并且也成为他许多照片的主题。主要是因为这些影像,人们推测卡罗尔是对爱丽丝产生了性别上的吸引力。模糊不清的性别关系往往会引发这样的争议:人们从不同的层面认为,卡罗尔是单身,腼腆害羞,又受到癫痫症的折磨——但是最终却没有得到他们之间关系的确凿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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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亭立精灵
摄影的能力就在于捕捉真实,并且以其丰富的细节创造强有力的认知系统,然而这幅作品试图向人们证明的是,两位女孩的确看到了精灵。
1917年,10岁的弗朗西斯·格里菲斯和她的16岁的堂姐艾尔西·赖特在英国柯亭立的艾尔西的家里度夏。她们在午后的乡村里玩了几个小时,带回了遇见精灵和小鬼的传说。后来,艾尔西借了她父亲的照相机,拍到了证明她们的照片。这一故事流传开来,结果被作家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的作者)知道了。道尔将影像交给柯达专家检测,后者也无法辨别真伪。他然后将照片刊登在《Strand》杂志上,并且在1922年出版了一本相关主题的书。拥有这些影像的两个女孩直到1981年才承认这些照片复制于一本插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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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偶像的人物
照相机所创造的角色是否具有版权?这一问题在1925年时还未曾明了——当时电影明星查理·卓别林起诉一家公司在发布一部题为《The Race Track》的电影中,一位墨西哥演员取名为查理·阿普林,并且模仿卓别林创造的小流浪汉。卓别林指控其剽窃,他的律师提供了小流浪汉的扮演照片作为证据。被告方辩称卓别林也是借用了其他演员的理念,但是没有证据,结果卓别林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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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的崇拜
很感谢一张由拿破仑·塞隆尼拍摄的奥斯卡·王尔德的照片,呈现出了当时非常成问题的法律问题。
在1860年代,剧院在美国非常流行,从而催生了名人的崇拜。一些演员也需要通过照片来提升影响,他们找到了1866年在纽约百老汇开设工作室的塞隆尼。后者马上意识到可以通过向公众出售名人的影像牟利,并且开始让明星们授权。1883年,塞隆尼得知他所拍摄的奥斯卡·王尔德的肖像被另外一家公司复制后出售给公众。塞隆尼于是起诉,坚持包括影像中的环境、道具、装饰、光线在内的一切都拥有专利。他的胜诉奠定了摄影在历史上的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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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斯克的英雄
1941年10月26日,立陶宛军人和德国军队联手,在明斯克大街处决了三个苏维埃的抵抗士兵。战争后,两个被吊死的士兵被苏维埃追认为英雄。而一位同时被处死的年轻女孩身份不明。1968年,一位俄罗斯新闻记者证实,被杀害的女孩是当时17岁的玛莎·布鲁斯金娜。但是她的身份还是无法得到最终的接受。因为在1996年之前,她的犹太人身份所致。但是照片毕竟保留了一份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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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恶之水浴
米勒是当时欧洲最出色的女性摄影记者之一,拍摄了大量的战争画面,而斯切曼则是《生活》杂志的摄影师。两人在1945年4月29日同时出现在戴考集中营被解放的现场。那天晚上,在慕尼黑,他们发现了独裁者的公寓。第二天所拍摄的这些照片是经过精心安排的,具有一种很明显的象征意义——米勒是在冲洗希特勒的邪恶。作为曼·雷的情人,米勒曾经接受了超现实主义的熏陶,因此才有了这样的画面设计——但是许多人还是难以接受这样的画面。结果倒是照片带给米勒恐怖的回忆:她告诉朋友,在恶魔的浴缸中沐浴,戴考集中营的气味都留在她的皮肤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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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吻的修女
时尚摄影家奥利维罗·托斯卡尼可能是贝纳通最著名的传奇性人物,合作了18年。他的许多作品常常引起争议,然而他最引起争议的照片,也许就是这幅神父和修女接吻的照片。作为对宗教独身主义原则的挑战,让观众联想到传统的压抑,当然也是对罗马天主教的挑战。意大利政府面对梵蒂冈的压力,禁止了这幅广告。在法国,宣传广告也被要求撤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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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拍照还是先救人
“阿朱1969,你先拍照还是先救人”。昨天,西祠“扬子晚饭团”的著名饭团阿朱1969发布的一组照片,遭到网友质疑,帖子一度冲到大胡同口。照片中是一名老太雨后跌倒,路边行人赶紧上前扶起。周围市民纷纷帮忙,有人帮助搀扶,有人搬凳子。有的网友认为,阿朱1969不应该只是一个摄影师,而应该伸出手去扶那位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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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刊登被淹死的男孩和他痛哭的哥哥
1985年7月,美国加州巴卡菲尔德附近的湖里,淹死了一名5岁的男孩。当地某报的摄影记者约翰·哈特去采访这一事件。死尸打捞上来后,男孩的家属和官员围在裹尸袋旁。治安员不让围观者聚集上来,哈特钻过手臂,快速地连拍了四张照片,画面中暴露着死者的上身,救护人员在安慰死者的哥哥,而他正悲恸地痛哭,因为是他带着弟弟游泳造成了这个悲剧。该报有不使用死尸照片的规定,但主编罗伯特·本特里考虑到那些照片会提醒读者当心孩子游泳的安全,同意发表这张照片。报纸出版后,受到读者的一致谴责。在美国新闻界也引起了争议。一位报纸编辑认为:“我们相信一张照片比1万字的文字更有助于人们注意水中安全。”但更多的人对此持反对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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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中的解救行动(拍摄此照片的新闻摄影师首先做的事是去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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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门大桥拍摄自杀:美摄影师引争议
“世界最著名自杀场所”这个称号给美国旧金山美丽的金门大桥蒙上了一层黑色的面纱。自1937年大桥落成以来,已有1300多个困惑的灵魂从这里殒落,然而这个4秒钟的过程不曾有人拍下,直至埃里克·斯蒂尔2004年1月在大桥附近架起了两部摄像机。斯蒂尔是一名独立制片人,在2003年写给金门国家公园的信中,他声称将拍下“建筑与自然最有气势、最为壮观的结合”。每天从黎明到黄昏,斯蒂尔的摄像机都在注视着金门大桥。然而,拍摄“建筑与自然的结合”却变成了对死亡的记录。金门大桥管理局发言人玛丽·居里谴责了斯蒂尔的欺骗行为。对于那些有关他欺骗公园管理局和受害者家人的谴责,斯蒂尔并没有作出回应。此事也引发了关于另外一个问题的思考,即如果斯蒂尔的纪录片对公众放映,那么是否会刺激其他人仿效这种自杀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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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落水儿童被救过程引争议
2010年8月,济南的记者王锋老师在网上发了一组片子,题目是《落水之后的20秒(完整版组图)》。内容是一个儿童不慎落水,他的亲人焦急万分,最后把儿童救了上来。在这组片子的留言中,有的赞赏作者的抓拍能力,也有的对作者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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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拍下"男子溺水全过程"发网上引质疑
2006年7月,一篇名为《昨天在滩子口码头目击游泳溺水全过程》的帖子登上了网络,作者贴出文字和图片后称这是在重庆市渝中区滩子口江边亲眼目击的,并用相机拍摄了游泳者溺水的全过程。此帖一出立即引发热烈讨论,众网友纷纷质疑作者,有时间拍照片却不去救人———“见死不救太恶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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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照片再曝救人经过 回答网友道德质疑
长江大学学生以血肉之躯架起人梯挽救落水少年的生命,无情的江水却带走了三位热血英雄,长大三位学子舍己救人的英雄事迹感动了中国。自再现救人现场感人的一幕后,2009年10月,提供珍贵照片的网友陆先生再次提供另一组珍贵照片。关于网络上有人质疑他为什么只顾拍照而不参与救人,陆先生有些不好意思地回答说,事发前,正和朋友在附近拍风景,由于不会游泳,加上离岸边还有一段距离,所以最终没有下水。“当时现场的情况已经很乱了,我不会游水,如果慌慌张张跑过去不是给救援添乱么?”陆先生说,想到自己没办法在救人的时候帮上忙,他就想着能把那些珍贵的瞬间拍摄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