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鲁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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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印度虽然政党林立，但实际上掌握权力的仍然是极少数高种姓族群。民主制度本来应该是由多数人统治，但印度这种特殊的社会背景之下，制度虽然名为民主，但掌握统治权的仍然还是少数人。没有新的政治力量获得游戏权力，怎么可能改变印度的现状？  

一场影响六亿多人、当代社会极其罕见的大停电，再一次曝显了印度的落后和时代差距：这是一个每天都会停电、至今三分之一的国民没有电力供应的国家（幸好印度在伦敦奥运会是打酱油的，否则这么精彩的比赛看不到多么遗憾啊）。套用北京暴雨之后的一句流行语：印度和世界隔着一个（电能带来的）光明。  

当然，印度和这个世界的差距太多了，我们还可以说：印度和世界隔着一个温饱、和世界隔着一个男女平等、和世界隔着一个识字率、和世界隔着一个厕所、和世界隔着一个高速公路甚至和世界隔着一枚奥运金牌。  

然而，尽管印度和这个世界有如此明显的差距，但却令人惊奇的保持总体、长期稳定，而且更令人惊叹的是它的幸福指数相当之“High”，远远高于中 国。这和经济危机后美国发生“占领华尔街运动”、加拿大发生“魁北克之春”、欧洲大规模的抗议示威、阿拉伯社会革命动荡大相径庭，堪称印度式奇迹。  

贫穷落后而又长治久安的奇迹，自然不会被自由派学者放过。出身哈佛的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先生曾撰文把这个功能归于印度实行的民主制度。然而，放眼世界，这显然是个特例。  

人类的历史一再证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立起的民主制度往往脆弱，极不稳定——远的不说，中国的近邻、军事政变频频发生的泰国和菲律宾就是实证。而经济发达基础上建立起的民主制度才会稳定，如亚洲的韩国和日本。  

民主是否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世人并无定论，但经济发展可以产生稳定的民主却是共识——不过话说回来，任何制度都不例外，非民主制度所独有。中东超级富裕国家沙特就能不费吹灰之力地将阿拉伯之春拒之门外。  

如果能够以学者客观、冷静的心态研究一下印度的历史和文化，就不难发现，真正令印度落后而又稳定、人民还倍感幸福的根源是它的宗教：印度教。  

从信众数量的角度来看，印度教堪称世界第三大宗教，仅次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整个印度80%的人口——也就是九亿五千万印度人——信奉印度教。  

印度教有两大核心教义：一是种姓制度，一是人生轮回。  

所谓种姓制度，就是以血统为标准、以世袭为原则，将人分为不同的等级。不同的等级从事不同的职业，享受不同的政治和经济权力。各个等级不得通婚，不得跨越阶层工作。任何违反者将受到严格的惩罚。印度教经典、圣经之一《薄伽梵歌》（意为“神之歌”）有如下“圣训”：“做你份内的事，即使你的工作低贱； 不做别人份内的事，即使别人的工作很高尚。为你的职守而死即是生；为别人的职守而生即是死”。因此几千年来，对于印度教的信徒来讲，他们的职业，他们在社会中的位置是神定的，是不能违抗的。（我有时常想，究竟什么是邪教？难道一个核心教义规定由于出身和血缘而世世不平等的宗教不是邪教吗？）  

和佛教的人生轮回不同，印度教的轮回是指现世的行为决定未来轮回的形态。低种姓的人只有安于现状，欣然接受当世的不公、不义和痛苦，逆来顺受，才能有来世的幸福。  

无论是种姓制度还是人生轮回，它们对印度社会都起着共同的作用：无条件承认和接受现实，绝不反抗，社会从而保持超稳定状态。所以看看印度的历史，绝少有中国式的农民战争和革命，就是面对英国殖民者的掠夺、残酷统治，其反抗也不过是非暴力不合作。这才是印度在社会十分不平等、贫富差距极其巨大、贫困人 口高居世界第一的情况下，却依然能够保持和谐、快乐的真正原因。  

印度教在印度发挥强大“维稳”积极效应的同时，也阻碍了印度的进步，是印度长期落后的文化根源。经济学上有一个术语：印度式增长，就是指印度传统和长期的缓慢增长。  

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前行，根本还是取决于政治精英的素质和作为。政治精英集团如果要保持“先进性”，一是要有开放性，二是要有竞争性。但由于种姓制度的存在，印度精英阶层即缺乏开放性，更缺乏竞争性，实际上是一个世袭式、封闭型、排他型的政治精英团体——尽管它外面还有一层民主的光环。不同的社会 阶层几乎不存在流动性。  

所以不管印度的制度如何改变，掌握政治权力的永远是那些高种姓群体。这也是为什么，印度独立后，政治权力一直掌握在尼赫鲁—甘地家族手中。正是由于缺乏开放性，精英人数稀少，更由于缺乏竞争性，精英素质难以提升。最终导致印度这个国家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反观中国，由于实行科举制，完全打破任何特殊利益集团对权力的垄断。统计表明，宋朝的官员中，50%以上三代前没有人当过官，都是来自贫寒家庭。整个明朝二百七十六年，共有两万名举人，两千名进士，43%也是来自贫寒家庭。“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上下流动的写照。在当代，仅以中央政府一级的公务员来讲，2010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录用了1.4万余名公务员，其中来自普通家庭的达93.4％。2011年度中央机关及其 直属机构录用了1.5万余名公务员，来自普通家庭的达87.1％；2012年度报考中央机关公务员的考生有15.5万余名，来自普通家庭的占总人数比例超 过82.3％（尚无最终录用数字）。这在印度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尽管如此，媒体和社会批评中国上下阶层流动性不足仍是不绝于耳。  

印度教对广泛的低种姓民众的影响就是从内心扼杀了他们奋斗的动力。出生和血缘的不可改变，使得任何奋斗都变的毫无意义。这也是为什么印度文盲率如此高的原因之一。凡是到过印度的人，看到的最多的是印度人无所事事，慵懒的坐着、躺着。极高的文盲率使得民众更加愚昧，也更不可能从思想上觉醒进而质疑和要 求改变这个不合理的制度。  

古代印度各种姓人物  

反观中国，自秦朝，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年轻的刘邦和项羽见到秦始皇后，分别发出了“大丈夫当如是也”和“彼可取而代之”的慨叹，这些都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基因。在今天的中国，没有哪个阶层会因为出身和血缘而丧失奋斗的动力和向上提升的机会。中国模式之所以不可能被他国照搬的原因之一 就是“百姓太勤劳”，而这种勤劳的动力则源于对改变命运的希冀。  

应该说，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各个文明都同样出现了不同形式的等级制度。但只有基督教文明和儒家文明最终解决了这一历史原罪。基督教是通过宗教改革；而儒家文明本身不是宗教，入世性代替了宗教性，易于与时俱进，因此通过几场革命就完成了人人平等的文化和社会使命。  

但是，不管是宗教革命还是社会革命——印度教教义本身就杜绝了革命的可能性。我们不妨想想，美国黑人是靠什么才争得和白人一样的公民权力？还不是靠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色彩的抗争运动吗？  

所以直到今天，虽然印度宪法上废除了种姓制度，但实质却没有任何改变。  

印度“奇迹”还造成了一个西方民主理论的一个困惑：以公正平等为核心价值观的民主，何以却无法解决印度种姓制度下的不平等？何以实习了六十多年的民主制度却无法启蒙和唤醒民众？  

首先，文化是制度之母。什么的样的文化就必然有什么制度。不管这个制度上罩着多么炫眼的光环。印度教已经成为印度的文化基因而深深积淀于每一个人的集体无意识，烙在每一个人的血液中。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从根本上极难改变。 就是伟大者如甘地，尽管他也是由于在南非受到种族歧视而走向独立道路的，但他却也完全认同种姓制度。印度教在印度生活中的决定性影响从一件小事即可见一斑。印度有少量的基督徒，基督教还是主张人人平等的（美国一度是个例外），都是上帝的儿女。然而，在印度的教堂里，低种姓的基督徒是必须坐在后排的。  

其次，西方的民主制度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和演变。从宗教改革、工业革命、民族国家的兴起、现代政党的出现以及激烈的社会运动甚至革命——英国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国革命，才一步步走到今天。而印度却是一夜之间就从最落后的制度一步转型为现代议制。随之就出现了上层建筑和社会现状的脱 节：政治制度是照搬西方的，社会结构却几乎仍旧是处在中世纪的。  

于是在印度，民主不但无法解决种姓制度，反而事实上成为继续维系种姓制度的工具。比如选举时大打种姓牌，以捞取选票。印度为了提高低种姓群体的地位，向其提供不少扶助和福利措施。但这种措施是以种姓做为划分标准的，无形中反而强化了种姓制度。2008年印度拉贾斯坦邦曾发生骚乱，造成39名警察丧 生。而骚乱的原因居然是低种姓的首陀罗要求当地政府将他们纳入“特殊种姓部落”。  

印度没能出现工业化和工业革命，原因也和印度教密不可分。印度教本身就对工商业有很多限制，也不追求消费（吃素，低碳生活），再加上种姓制度造成的高文盲率、不思进取、难以组织大规模的集体性生产（不同种姓不能在一起工作），还有土地私有制，难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所以印度只能打破人类发展常规，直 接跳到信息产业。然而，人类历史也证明了，不经过工业化，一个国家是很难实现现代化的。工业化并不仅仅是生产力的提高，更是对社会意识、社会结构和价值观的重组和重构（工业化对传统上的农业中国造成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假如印度能够成功实现工业化，这个过程或许还能对印度教产生冲击。但迄今为止，丝毫看不 到有任何可能性。  

第三，不管什么制度，实现国家的稳定和长治久安都是其基本的职责。在印度这样既贫穷落后又等级分化严重的国家，任何世俗的力量和价值观都无法完成这一任务，只有印度教才能承担起这个功能。所以英国人来了，要利用印度教，印度独立了，民主了，政治精英仍然也要利用印度教。更何况，掌握政治权力的利益集 团也是得益于印度教的种姓制度，怎么可能指望他们来改变印度教，进而废除种姓制度呢？所以尽管印度如此贫穷，民众的生活水平如此低劣（一半人口无厕所，三分之一无电），但印度却敢于和中国竞赛耗资巨大的探月工程、和美国竞赛火星探索。  

当然利用宗教治理国家并非印度独有。中国虽然是一个缺乏宗教信仰的世俗国家，但清朝就知道利用藏传佛教加强对西藏的控制：用宗教消解这个彪悍民族的血性，鼓励成年男子入寺为僧，以此减少人口。而中央王朝的政策却完全不同：和尚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规定女子四十岁以上才能出家为尼，后来建文帝进一步将年 龄升到五十九岁，而男子要出家，年龄则不得超过二十岁。从而确保生产和人力的繁衍。  

民主制度从本质上讲是各种政治力量的游戏和博弈规则，如果一个社会只有一种政治力量，这种游戏规则就没有多大意义。印度虽然政党林立，但实际上掌握 权力的仍然是极少数高种姓族群。民主制度本来应该是由多数人统治，但印度这种特殊的社会背景之下，制度虽然名为民主，但掌握统治权的仍然还是少数人。没有新的政治力量获得游戏权力，怎么可能改变印度的现状？  

印度教是印度的无解之难题。  

其实每个国家都有难解甚至无解的挑战。伊斯兰社会之所以缺少成功的民主范例，也在于此：要么是世俗的专制军人政权，要么是保守的伊斯兰政党。无论谁上台，都不会是民主的胜利。还有美国，在其文化和制度的前提下，不可能解决持枪自由和枪击悲剧（今年以来美国连续发生教堂枪击案，四、五、六、七、八月每 月一起）。日本人的封闭、岛国心态和等级制度同样难寻解药。法国人的散漫、混乱、不务实也是天生难改。  

至于中国，人情社会、官本位、缺乏规则意识亦是浑然天成，难以打破——不管左中右，皆如是。不过相对而言，中国的难题尚有解决之路。因为中国既无宗教崇拜，又无制度崇拜，只要压力或者危机来临，总会与时俱进，灵活调整。这就是为什么英国历史学 家汤因比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他研究的二十三个文明中，中国 是唯一一个传承没有中断的。他在与池田大作的谈话集《展望二十一世纪》里，作出了明确的表述：“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 汤因比还曾预言 “人类要想解决二十一世纪的问题，必须要到中国的孔子思想和大乘佛法中汲取智慧。”、“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而21世纪就是 中国人的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