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 http://club.6park.com/military/messages/39109.html

送交者： 忐忑

原文：3。11大地震迎来了一周年。被称为“日本战后最大危机，也是有史以来最大危机”的东日本大地震，以地震、海啸和核泄漏“三重灾害”的形式对转折期的日本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相比关东大地震(1923年)、阪神大地震(1995年)，本次灾害不仅受灾规模巨大，受灾区域广泛，而且伴随着人为对应失误成分在内的核泄漏。福岛核事故至今尚未处理完毕(据估计到完全废炉需要30-40年时间)，对日本的影响也将是持续而深远的。如何反思天灾背后的人祸，如何总结刻骨铭心的血的教训，成为日本各界争论的焦点。  

　　3。11大地震对日本政治的影响  

　　从日本政治的角度来看，3。11大地震对菅直人内阁、民主党政权、日本政局、自卫队以及日美关系分别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直接波及日本政局演变、政党体制变迁以及对日本安全的认识与定位，成为当代日本政治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第一，大地震作为一股政治“神风”，延缓了菅直人内阁的政治寿命，使其成为目前自小泉纯一郎以来执政时间最长的政权。2010年6月菅直人就任首相，新内阁立足未稳，“内忧外患”便接踵而至。参议院选举大败，菅内阁陷入“扭曲国会”的被动局面。法务大臣柳田稔因失言问题引咎辞职，“贤内助”官房长官仙谷由人和国土交通大臣马渊澄夫相继遭到在野党弹劾，政府提交法案的通过率亦跌到10年来的最低点。菅直人不得不在短短半年时间内先后两次改组内阁。民主党内部也意见不和，发生分裂，有的议员或脱党，或提出脱离会派，或辞去政府职务。在大地震发生的几天前，堪称菅内阁“左膀右臂”之一的外相前原诚司因政治资金丑闻引咎辞职。据朝日新闻社2011年2月舆论调查显示，内阁支持率降到上台以来最低点20%，不支持率亦达到最高点62%。内外交困中菅内阁的末期症状尽显，甚至连首相本人也不得不考虑何时交出权杖的问题。“3。11”当天菅直人政治资金问题的曝光，一举加速了在野党“倒阁”夺权的步伐。  

　　然而，大地震的发生，使“3月政权危机”瞬间切换为“3月地震危机”。面对三重灾难叠加的“国家危机”，原准备一鼓作气将菅直人和民主党撵下台的自民党，不得不转变战术，从倒阁转变为“阁外合作”。“3。11”大地震物理性地改变了日本地壳的自然构造，也相应地改变了日本的政治生态。  

　　第二，大地震作为一阵“逆风”吹破了灾后对“执政党有利”的神话，导致民主党地方选举惨败、政党势力严重衰退。在国民热切期待之中，毫无执政经验的民主党上台主政。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和日本财政拮据的窘况，民主党原本就缺乏有效对策去落实“国民生活第一”的口号，而3。11大地震的突发，更乃雪上加霜，进一步恶化了民主党政策试错的环境；加之民主党政权拙劣的灾后救援和失当的危机管理，导致民主党在灾后举行的地方选举中遭遇惨败，民主党势力出现明显退潮。从政党支持率来看，据《每日新闻》舆论调查，从2011年1月起民主党(20%)被自民党(21%)反超。进入4月，民主党支持率进一步降至14%。  

　　第三，大地震作为一股“旋风”卷起了朝野政党大联合的骚动，使本已不稳的日本政界和处于漂流状态的日本政治愈加变得混沌不明。大地震发生后，菅直人曾主动邀请自民党总裁谷垣组建大联合政权，一时朝野议论纷纷，政党内部各派蠢蠢欲动，使2009年政权交替以来舆论期待的所谓“两大政党化”的趋向变得更加不明朗。及至一年之后的野田内阁亦传出野田与谷垣秘密会谈的传闻。3。11大地震进一步加速了政党的分化组合，日本政界掀起了新一轮组建新党的高潮，“新党之绊”、“新党大地。真民主”、“改革志士”等相继建党，“石原新党”抑或呼之欲出。  

　　第四，大地震作为一阵“顺风”，促使日本国民得以重新审视自卫队的作用，亦扭转了民主党上台以来磕磕绊绊的日美关系。1954年正式成立的日本自卫队的地位和角色，长期以来备受争议。由于历史原因，有关国家对自卫队积极谋求对外发挥军事安全作用心存警惕。2010年时任官房长官的仙谷由人所谓“自卫队是暴力机构”的发言，无须说也流露出日本国民相当一部分人的认识或心态。本次救灾中，约占自卫队一半的10余万人奔赴灾区，不仅直接参与人员救护、物资运输、道路修复，甚至还参与了遇难者遗体搬运和处理，还有一部分则直接参与了危险的核泄漏处理工作，应该说在抗震救灾方面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组织纪律性强、机动能力大的自卫队，成为和平时期灾害救援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民主党上台后，因基地搬迁问题日美关系一时陷入僵局。地震前又发生了美国国务院日本处处长马厄对冲绳人发表侮辱性言论的事件，也为两国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大地震发生后，美国政府拨款8千万美元，动员了驻日美军的五分之一约2万人，出动了航母、攻击舰、登陆舰、无人侦察机、舰载机等，展开了代号为“朋友”的“史上最大的救援行动”。防卫省的一位干部称之为“自卫队与美军合作进行的最大规模的作战”。本次美军与自卫队合作展开的规模空前的救援活动，一扫马厄事件造成的不信气氛，赢得了日本国民的信赖，也促进了日美军队联合应对灾害以及安全防卫合作的实战能力，为深化日美同盟迈出了重要一步。  

　　3。11大地震的政治教训  

　　灾难已是既成事实，比起大地震的空前影响而言，其留下的深刻教训，无疑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教训之一在于，结构性的“集体无责任”的日本政府却应对了重大的危机管理。美国学者沃尔夫伦上世纪80年代就曾严厉批判日本“不存在担负国家意志最终责任的政府”。上述美国外交官马厄在采访中亦指出：“日本政府中没有说‘我自己负责做出决断’的人”，灾后关键的五六天，对于核泄漏危机，政府内“没有负责的人”。因没有果断的政治决断，导致菅政府在核泄漏处理中先后错失了排气的机会，也错失了注入海水的时机，最终酿成人类历史上又一次重大的核危机。名为议会内阁制而实为“官僚内阁制”的日本，体制性地缺乏领袖型政治家，造成了政府的“集体无责任”，导致国家的“决策中枢”空洞化。继战前的“1940年体制”之后，经“1955年体制”、“1996年体制”，到“2009年”体制，这种缺少“核心”的无责任体制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变。  

　　教训之二在于，面对空前的灾难，没有执政经验的民主党政权过分拘泥于“政治主导”。民主党作为一个组建15年的新政党，此前并无执政经历，本身亦缺乏实际执政经验。面对3。11灾害，菅直人在自己办公室旁设置了“私设总部”，让东电干部和管辖保安院的海江田大臣守着执勤。某政府高官担心到：“首相责问东电干部和海江田，却不和精通事务的官僚相商，过分拘泥于所谓的‘政治主导’。”民间事故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指出，菅直人内阁的对应“幼稚拙劣、逢场作戏”，未能防止灾害的扩大，而“首相官邸对现场的过度介入，则招致无用的混乱，进一步提高了事故的风险。”  

　　教训之三在于，“官僚内阁制”的日本却以“摆脱官僚”的形式应对了非常事态。传统的“官僚内阁制”下，官僚是日本最大的智囊集团。民主党在“政治大扫除”的空洞口号下一味主张摆脱依赖官僚的政治，忽视了当前官僚组织依然是日本国家制度的核心的现实。危机中菅直人以自己的朋友熟人为中心组建了19个新的临时组织，却没有利用并发挥官僚的智慧。结果，特意新设的、叠床架屋式的组织机构并没有有效地发挥作用。  

　　教训之四在于，无能的“世袭政治家”却作为防灾大臣指挥了救援。由于地震发生之初，灾害救援的最高指挥部门处于混乱状态，有关部门各自为政，所以数日内灾区救援和食品、汽油等紧急物资运送迟滞，对其后救灾活动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防灾大臣松本龙被认为是“元凶”。据一位大报的干部表示，“松本隆出身公子哥儿，难以经受这样严峻的考验，地震发生后惊慌失措，此后，记者招待会也不能开了。”就是这种“世袭议员”在日本政界占有很大势力，约占政治家的三成，可以说这是导致日本政治土壤贫瘠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教训之五在于，本次危机中“人为”灾害的发生以及扩大，无须说是“政官财”勾结的权力构造招致的必然恶果。政官财勾结的“利益共同体”，掩盖了东电篡改安全记录、隐瞒安全事故、提交虚假报告、疏于安全管理的行为，也忽略了国家相关法制不备、政府管理条块分割、监管不力、监督体制流于形式的诸多弊端。正是他们曾共同打造了核能“清洁、廉价、安全”的神话，当本次核泄漏危机到来之时，已经不能说是什么偶然了。今后的问题是，他们是否依旧在编织着下一个骗人的神话？  

　　3。11大地震一周年，日本的政治不信任感依然在蔓延。野田内阁支持率在不断下降，民主党、自民党的支持率也跌倒了可怜的十几个百分点，而无党派支持者却达到5-7成。新世纪日本要想摆脱“政治贫困”的窘境，必须要从日本民主制度的基础上，即政党制度、议会制度和选举制度等方面重新思考日本政治体制中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