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上古神话到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从中世纪到近代以致到现代中国的文史记载，我们都十分清楚地感觉到中国的英雄主义就是“个人能力主义”。而且不论正反，只要“能力至上”，均是崇尚的对象。

        比如有句话“不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完全把个人能力放在驾驭和践踏别人身上。又如卖国贼汪精卫，他说过：“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俨然以大英雄自居。以至于在民间，更是有人以杀人的多寡来贴上英雄的标签。政史和文史上由此标榜英雄的豪言壮语和行为还很多，他们或是蔑视前面的“英雄”，或是標榜自己的“偉大”，或是做出更狠的“招数”。在读《水浒》中宋江的反诗：“他年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时，会有相当多的人沉侵在那种“英雄气概中”。（其實，宋江當英雄全靠他的那些窮哥們）。当旧中国的军阀和帮派以谎言及杀戮扩充自己的地盘时，也会有人称之为“枭雄”。

        由此每每一些中国人谈论的，也不过就是哪些英雄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哪些英雄却阻碍了历史的发展。其实当我们来梳理中国经历的历史时，很多学者都会认为几千年的中国封建历史完全是由这样的英雄观驱生使然的。也就是说在中国，民主意识远不如英雄主义意识那样深入人心。而且奇怪的是，幾乎所有的文人墨客們都不遺余力地去宣染和記載這些個“英雄”。故几千年来，在人们心中潜移默化的始终是：“英雄创造历史，而不是民主（眾）创造历史”。難道中國人果真沒有民有，民享，民主的意識嗎？好像還不至于此。比如：“民能載舟，亦能覆舟”這句話就很經典，凸顯了很強的民權意識。只可惜它最早的出處，是出自于封建朝代那些個剛正不阿的臣子們，對其所效忠的皇帝所敬的諫言。這就說明了中國以往歷史上的民主，往往被“忠臣”以及“忠臣”的衛道士們給壟斷了！另外還有壟斷的，恐怕就是那些個宣染和記載“英雄”的文人墨客們了。

        事实上，在中国封建历史上。只要皇權统治者给予人民一定的生存与繁衍空间，人们就会使然地生活下去，除非有英雄来改变他们的命运。儘管這些個英雄犧牲的是那些追隨者的性命，利用的也是人民的情緒。这恐怕就是中国原有“历史上的现状”。哲学史上有一种观点：“存在即真理”。那么我們在追求什么呢？当资源被耗尽，自然环境被破坏殆盡，人民难以生存时，我们就确确实实的在“坐以待毙”！鲁迅先生说过一句话：“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去”。我们要呼吁的，也许只（能)是：请英雄主义离去，让理性的团结和不屈的民主归来。也讓民眾成為民主的主體和鬥士。

        也許正緣于如此，孙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三民主義，并且取得了辛亥革命的成功。而且比俄國的十月革命還早六年。可見中國的民主潮流遠比蘇俄來的早，只可惜孫先生死的太早，留下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遺言。

         現在我們強大了，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們要記住的也許正是毛泽东主席說過的：“我們都是孫中山先生革命的學生---”這句話的函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