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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乔海燕

我在新华社的《新闻业务》上，看到对外部记者林建杨写的一篇知青采访手记，还附有那篇文章——《最后的知青》全文。我觉得，《最后的知青》是我这些年看到对知青的描写文章中，比较客观、真实的一篇。（文章附在本文后面）

  说它客观，文章把一个有名有姓的知青，从下乡之初，到现在的生活状况，完整的摆在读者面前。张芬，一个重庆市的女中学生，一九六九年下乡到一个贫困山村插队。她在那里结婚、成家，生活了四十年，经历了从一个城市姑娘到农村老太太的全部过程。除了岁月和身体的变化外，唯一伴随着她四十年没有丝毫改变的，就是贫困。

  文章的每一个字都看得人心惊肉跳。我几次停下来，闭着眼睛默默想，如果我下乡时，那些在我身边的女同学像张芬一样，嫁给农民，留在农村，生下几个孩子，住着草房，一直过着贫困的生活，我现在能面对她们吗？

  说它真实，这篇文章触到了上山下乡运动的两条底线，一条底线是农村的贫困，一条底线是对上山下乡运动批判，也就是对毛泽东的反思。

  我过去看过的一些有关知青的小说、回忆、纪实等作品，多数作品中，知青只是上山下乡运动的过客，只是农村贫困的旁观者。我所谓贫困，不是仅仅指吃不饱，没有合适的住房，劳动收入微薄，没有文化娱乐活动。这些是农村贫困的现象，而不是实质。“知青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他们认为那些艰苦、劳累、黑暗、愚昧的现象，其实是农民正常的生活，贫困是农村的一种生活状况。《最后的知青》一文，则用“城乡差别”揭开了这种贫困的制度的一角，向读者揭示了农村贫困的原因。

  《最后的知青》的女主人公，张芬，认为毛主席在“上山下乡”这个问题上是错误的，他的指示“有点刻薄”。她认为“上山下乡”运动失败了。

  作家王军涛在一本书中写到知青时说，中国的历史，在一次歪打正着的错误中，造就了一片树林。

  是这样吗？还是歪打歪着，造成一片荒芜？

  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项带有明显政治目的运动。对运动的发起者而言，无论出于何种目的，都有一条明显的思想轨迹，而不是象有些文章所说，是政策性的权宜之计，是为解决城市就业、经济危机等问题。知青上山下乡，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它决非毛泽东的即兴之作，而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联想到文革前毛泽东与王海容关于教育的谈话，联想到他的“五七指示”，就更能理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他的思想中所占的分量。

  一九六八年，经历了三年文化大革命的城市初中、高中学生，被分配到农村“广阔天地”，或插队落户，或新建农场，或屯边垦荒。这就是所谓的“老三届”，六六、六七、六八届初中和高中毕业生，一共六届。全国大概有三百万人，也有说五百万。

  谁能说清楚，毛泽东的这个政策，究竟是毁掉了一代青年？还是为中国储备了一批人才？

  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有。作为一项国家政策，为了解决经济危机，解决城市就业困难而提出来的。当农村无法为城市居民提供足够的口粮时，当城市无法为青年提供就业机会时，政府就动员、组织一批城市居民和青年学生到农村去安家，或者到边疆垦荒。无论说教的多好听，其实就是种地打粮食，让那些留在城里的人吃。这是一个解决经济困难的政策。毛泽东著名的“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语录，就是五十年代末提出来的。但是，文革中的“老三届”上山下乡，却有其特殊含义，不是经济上的，而是政治上的。

  “老三届”知青是红卫兵的延续，这是一个常识。这些知青与红卫兵之间有无法割断的血缘关系，他们不是在城市的待业青年。他们下乡，并不是在城市找不到工作，没有出路，或者没有饭吃，家里养活不起，而是有其他原因，政治原因。

  “老三届”，初中学生多是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出生，高中生大部分也都在一九四七年以后出生。这批学生，可以说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从小学到中学、高中，这是一批基本上按照共产党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在自己建立起来的的教育体系中，按照毛泽东“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导思想培养出来的青年。

  这三届学生之后，也就是从一九六八年以后，共产党再也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要求培养青年了。

  在文革初期，是这批学生首先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得宠于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得势于年少气盛和“造反有理”的马克思主义道理，杀向社会，杀向机关、学校、居民区、农村，所到之处，天翻地覆，所有的社会秩序都被打乱。

  红卫兵，是毛泽东亲自培养，亲自指挥的一支造反大军，是一支实现他的战略目标的突击队。

  到了一九六八年，文化大革命已经从狂飙突进发展到路线斗争（权力斗争），意识到这一点并积极参与权力斗争的工人、干部、大学生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并且进入舞台中心，红卫兵的作用被逐渐淡化。

  但是，因为红卫兵是从文革初期就参与其中的，到这个时候，已经深深陷进文革的泥潭不能自拔。一些思想的先行者渐渐清醒，开始思索文革的实质，思索社会的意义，思索中国的未来；另有一些人则怒火万丈，用“痞子”的办法发泄心中的怨气。

  红卫兵不是一支被培养来夺权的队伍，他们自己也没有权力意识，这支队伍在组织结构、思想路线、政策策略上，都没有做好进入国家权力机构的准备。他们虽然有改变现状的勇气和冲动，有闯出一片新天地的决心，也能看到当时的官僚体制的种种弊端，但是，就是没有权力意识，没有夺权、掌权的意识，更没有掌权的准备。因此，在文化大革命由“革命”转为“夺权”并要掌权时，他们的失势就是必然的。

  不用这些人了，就要给他们找出路。毛泽东大概就想到了“到农村去”的办法。其实，对于任何青年，包括他自己的孩子，毛泽东都希望他们能有机会到基层去，尤其到农村去，接受锻炼，改造自己。这是他一贯的思想。

  或许，毛泽东对处理这批红卫兵确实有他自己的考虑。但是，事情到了下面，到了执行层面，到了接受这个现实的“老三届”身上，就完全不一样了。

  得宠——鼎盛——失势——抛弃，这就是一九六八年红卫兵的结局。用的时候，全国都说好，人人赞赏有加，所有的人唯恐拿不出更多的赞誉之词，报纸、广播、电视说的天花乱坠，使这批十几岁的孩子忘乎所以。“天下者，我们的天下！”“要把胜利的红旗，插上白宫之顶！”一旦被抛弃，原来赞赏者又众口一词的谴责，似乎那时候所有的社会问题都是红卫兵造成的，就该把这些无法无天的暴徒抛弃。

  抛到哪里？农村。自一九四九年以后，把受到惩罚的知识分子发配到农村去“劳动”（劳改），是共产党的一个主要做法。

  我下乡那天，当火车缓缓开动时，先是从我乘坐的这节车厢，接着又从相邻的几节车厢里，传出《三套车》的歌声。“你看这匹可怜的老马，它随我走遍天涯，可恨那财主要将它卖了去，今后苦难在等着它。”悲怆的歌声低沉、愤怒，听起来惊心动魄。火车一开出车站，我们就离开这个社会了。知道自己被抛弃了，却又无以言表，只能用歌声来表达心绪。

  这就是一九六八年知青下乡的背景。并不是象有些人所说，是为了解决城镇青年就业问题。其实，当时的“老三届”，完全不存在就业问题，继续上学就能解决全部问题，国家也不是真拿不出这三百万人的商品口粮，大部分人的家庭也不是养活不了这些孩子。但是，政治需要，就要抛弃。用时甜言蜜语，弃时如同敝徙。这就是政治，就是当时的现实。

  当“老三届”们在一夜之间完成从红卫兵到知青的转变，从繁华的城市被送到偏远的农村以后，他们中的一些人才逐渐发现，真正叫他们触目惊心的，首先不是劳动的艰辛和生活的无所适从，而是农村极度的贫穷、落后，是那些淳朴、善良的贫下中农依然过着穷困的生活，在苍白、无望的日子里打法着苍白的时光。这些知青们第一次发现，他们在学校的课本中学到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贫下中农当家作主”、“麦浪滚滚闪金光”的描述，统统都是假的！

  我下乡所在的生产队，秋季分配，这是农民一年的主要分配季节，全队二百五十六口人，分配的现金总共不超过一千五百块钱，平均每人不到六块，支撑的时间从当年九月到来年五月，九个月；夏季分配，现金只有不到八百块，平均每人三块钱多一点，时间是六月到九月，三个月。队里最强壮的单身男劳力，每年现金分配也到不了一百块钱！有三分之一的家庭，扣除口粮钱，基本没有现金分配。

  口粮，夏季分配（小麦），三个月口粮最高不超过九十斤；秋季，加上一半红薯（五斤顶一斤原粮），每人最多不超过三百斤（粮食主要是玉米和高粱）。这些，还都是原粮。

  除此之外，还有文化生活的贫瘠。

  这对于从城市来的知识青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无法忍受的生活。然而，这就是当时中国农村的现实。

  当谎言被揭穿，当真实赤裸裸的呈现在你面前时，最能教育人。现实非常残酷，它把几百万天真、单纯的心灵放在太阳下暴晒，放在贫穷中锤炼，放在愚昧中煎熬……它逼着我们思考，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不是当红卫兵才受骗，我们一直在受骗！

  我以为，这就是文革中“老三届”知青上山下乡的意义，这就是“歪打正着”的意义。

  大概，连毛泽东都没有想到，他把“老三届”送到的不是农村，而是送进了炼狱。他希望他们完成“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体力锻炼，而他们却开始了突破思想牢笼的探索；他希望他们认识到“脚上有牛屎的农民最光荣”，他们看到的却是愚昧和落后；他希望他们看到真实，他们却用这真实戳穿了谎言。当几百万曾经高喊着“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的知青，他们的思想开始发生分化、裂变，开始新生时，那是怎样一种惊心动魄的情景啊！只不过这样的过程，不是发生在学校的课堂上，也不是发生在所谓“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而是发生在风雪弥漫的漫漫长夜，发生在风雨凄迷的泥泞路途，经历九十九座刀山的切割，九十九次冰河的浸泡，完全靠着自己内心的煎熬、挣扎、思索，才得以完成。

  当然，说知青上山下乡是为了解决城市就业难，也不无不可。但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现实意义呢？虽然现在城市就业难普遍存在，可是，有哪一个领导，有哪一届政府，敢再提出“上山下乡”来解决就业难题呢？

  因为我们已经用亲身经历告诉了后来人，这条路，代价太大，经历太惨痛了！

附：最后的知青    中国特稿社记者   林建杨  　　 

  “最不愿意来，却坚持到最后”，可以说是张芬在一个偏远贫困山村40年坚守的概括。

　她是最后的“知青”之一，犹如一块被政治浪潮远远抛上岸的浮木。十年“文革”期间，在毛主席的指示下，大约1700万城市知识青年被送往农村和边疆地区，接受农民再教育。

　与绝大多数知青不同，张芬在1976年毛主席逝世和“文革”结束后仍然留在农村，继续“改天换地”。来自重庆市中心的她，放弃了电灯照明、舒适的家和充足的食物来到农村，过着仅能糊口的生活。

　在重庆市黔江区黎水镇黎水村，张芬坐在自家紧挨悬崖的破旧木屋里，遥望着她留在城里的弟弟和孩提时的朋友享受着城市快速发展的成果。

　她打算年底再回重庆城区的老家看看。上一次回城是2003年，重庆的变化让她震惊，那些她曾经非常熟悉的地方已是面目全非。

　“朝天门广场附近是我长大的地方，我却完全不认得了，高楼大厦一座挨着一座，抬头一眼都望不到顶。马路上车来车往，简直就像外国，我好惊讶啊。”张芬一边说一边比划，吃惊的表情依然写在脸上。

　从朝天门广场往西走10多分钟，一座12层楼房取代了她家的老房子。而1989年她返城探亲时，老房子还在，重庆市区的大变化才刚开始。

最后的知青

　如今张芬返城一趟需要7个小时，但在1969年10月，当她和另外11名知青从重庆市区出发、向东前往350公里外的黎水公社时，用了2天2夜。

　那时距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最高指示已过了10个月。时至今日，她依然能脱口而出、准确无误地背出那段指示。

　1980年这项运动宣告终止，但张芬选择继续留守。

　“我什么活儿都会干，也必须干，比如用水牛犁地、插秧等等。”她说。

　她的手可以作证：满是皱纹，老茧坚硬，指节突出，指甲缝里还残留着黑泥，这些都是长期从事重体力劳动留下的印记。在沟沟壑壑的黎水，农业机械没有用武之地。

　“过去40年，总的来说快乐比忧伤多。”她说。“累的时候，烦的时候，我就给自己唱唱歌，唱毛主席时代的革命歌曲，唱毛主席语录歌，给自己解闷。”

　1950年4月，张芬出生，父亲是一名养路工人，用每月几十块钱的工资供张芬和两个弟弟念书。“文革”爆发时，正念初二的张芬加入全国大串连，去了上海和北京。

　1966年10月18日，毛主席接见了她和其他数万名红卫兵。这成为张芬“这辈子最最难忘的时刻”。

　尽管革命热情高涨，张芬拒绝离开城市当知青。“（到农村来）我想都不敢想，也从未想过。大家都知道农村很苦，我很害怕。”她说。

　但她别无选择。

　“如果我不来，我父亲单位可能会扣他的工资。”

嫁给农民

　张芬依然清楚地记得到达黎水的第一个晚上：极度疲倦的他们掀开被子，发现里面满是虱子和跳蚤。她彻夜未眠，恨不得马上返城。她想念重庆的一切：马路，电灯和食物。

　但回去是不可能的，这有悖于革命事业，会被人唾弃。很快，张芬被分到靠河大队，开始学干农活儿。

　一年后，由于缺乏住房，她搬进谭家院，因此认识了拖着三个孩子的鳏夫谭顺发。谭比她大14岁，是大队最穷的农户之一。谭小学毕业，当时还兼职做公社会计。

　于是有人帮忙撮合他们。一开始，张芬不愿意。慢慢地，她开始认可谭顺发的老实诚恳和热心肠。他也经常帮张芬干农活。尤其让张芬感动的是，有一次她上山拾柴摔断了胳膊，谭顺发细心地照顾她。

　与此同时，从1972年起，舆论开始鼓励知青与农民结合。虽然两者差异悬殊，但当时的人们认为，优先考虑个人问题与革命的大目标格格不入。

　 “当时觉得回城没希望，与农民结婚是必然的选择，而且我愿意留在农村。就这样我决定跟他耍朋友（重庆方言，意即谈恋爱）。”张芬说。

　她的决定遭到父亲的激烈反对，两个弟弟甚至威胁要打断她的腿。

　张芬的决心更让人吃惊，她撕掉了父亲好不容易争取到的一张招工表。那张表意味着她可以返城工作，是当时绝大多数知青的梦想。

　家人被她的做法激怒，断绝了与她的关系，直至1989年她婚后第一次回城。

　“当时大家都知道我们俩的关系。如果我走了，他们一定会骂我是骗子，贬低我。而且，我那样做会给知青抹黑。”她解释说。

　1972年４月，张芬与谭顺发登记结婚。“命运让我们走到一起。我母亲1970年病逝前，竟然梦见我在这里跟农民结婚。还有，我父亲比我母亲大11岁，因此我对我们俩的年龄差距并不是太在意。”张芬说。

　婚后，张芬拼命干活，希望改善家境。

　谭顺发说：“结婚后她很快适应了妻子的角色。虽然我是个农民，半文盲，但她从来不嫌弃我。”

　“她能干会持家，一直很坚强、很乐观。不管干活有多累，我从没见她哭过。”

贫穷之痛

　尽管如此，谭家依然贫穷，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家里才开始有足够的粮食，收入也增加了，不再是村里最穷的人家。这要归功于谭顺发和张芬所生的大儿子谭东富。

　谭东富1992年离开农村，远赴1500公里外的浙江省永康市打工，他的月薪成为全家最主要的收入。那一年，谭东富19岁。巧的是，张芬刚从城里到农村时也是19岁。

　1995年，张芬当选为有800户人家的靠河村村委会主任。她带领村民脱贫，修路，通电，并鼓励村民去大城市打工。

　“这里太偏僻太落后，如果不出去打工，会出大问题。”她估算了一下，黎水镇一万六千多人中，一半以上常年在浙江、广东、上海等发达地区打工。

　1997年，靠河村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全村通电。张芬也在28年后重新用上电灯照明。

　也正是那一年，她遭遇“人生的最大挑战”。她和谭顺发的小儿子谭红斌考上大学，家里却付不起一学期4500元的学费。

　张芬既骄傲又痛苦。骄傲的是她能在如此偏僻的山村培养出一名大学生；痛苦的是她承担不起儿子的学费和生活费。

　为了供谭红斌上大学，谭顺发和前妻所生的二儿子谭智强把唯一的耕牛卖了，谭东富拿出打工所得。张芬向黎水镇信用社贷款。此外，他们还不得不向人借了500元高利贷，一个月利息25元。这笔钱他们花了8个月才还清。

　一家人齐心协力捱了5年，谭红斌终于在2002年顺利毕业工作。“若不是谭东富一直打工赚钱，谭红斌不可能坚持念完大学。”张芬说。

　“每次谭红斌写信要钱，我就哭，家里实在没钱，指望我是不行了。记得他念大二时，有一次晚上给他回信，我一边写一边哭，信纸都弄湿了。我问自己为什么会这么穷？”她回忆道。

　还是因为贫困，张芬在父亲1997年去世前，未能见上最后一面。

　“我非常想回去，但是我没钱，路费都付不起。1989年那次回去，还是弟弟给我寄的路费。”

　张芬感到既伤心又内疚，不仅未能照顾父母，而且在他们去世前自己都没在他们身边。

　1970年冬天，得知母亲病危，张芬立即从黎水出发回重庆，第三天赶到家中时，母亲已下葬了。她悲痛欲绝。

危险的城乡差距

　如今，张芬和谭顺发过着“空巢”的日子。老两口耕种着１亩水稻田和半亩玉米地。

　“跟40年前相比，现在的情况好了很多。我们已经通了电，通了自来水，通了电话。大部分村民家里有了电视。有些人还有手机。”她说。

　尽管如此，他们的生活依然艰辛。“我们俩都老了，我的膝盖得风湿病很多年。重体力活我们实在干不动了。”张芬说。

　她担心自己万一患上重病，掏不起医疗费。“虽然我们都加入了农村合作医疗，但还是根本付不起昂贵的医疗费。”

　中国于2003年试点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一旦农村居民患重病，可以为患者报销最多60％的医疗费。

　不过包括张芬在内的很多农民仍然担心，一旦患重病住院治疗，仍然负担不起动辄数千元的住院费。

　下乡40年，张芬四次返城，这让她确信城乡差距一直在扩大，“农村走着前进，但城市是跑步前进”。

　张芬估算，黎水镇农民去年人均纯收入约3000元，不及重庆城镇居民收入的五分之一。去年，重庆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5709元，全国的这一数字是15781元。

　作为衡量社会经济发展均衡度的指标之一，中国的城乡居民收入比从1978年的2.57：1扩大到了去年的3.36：1。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指出，城乡差距不仅体现在收入差距上。由政府提供的道路、电力、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险等公共服务，也存在巨大的城乡差距。

　张芬觉得毛主席非常伟大，但在“上山下乡”这个问题上是错误的，他的指示“有点刻薄”，因为她和多数知青当时都太年轻，无法适应农村艰苦的劳动生活。

　她认为“上山下乡”运动失败了，一是因为城乡差别不断扩大，二是绝大部分知青都返城了。但她坚信自己是这项失败了的运动中罕有的成功者，因为她建起了一个团结美满的家庭，培养了一个大学生，并“深刻体会到贫下中农的艰苦朴素”。

　“农村太艰苦，苦得很哪！”

　“不管是选择留在这里，还是嫁给谭顺发，我都不后悔，因为后悔没有用。（不管）什么事情，我都不会想得太多。”张芬说。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