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德胜门出去，一直向北，过去是一条柏油马路，路的尽头是遥远的昌平县。10年前，北京申办亚运会，马路扩建成水泥公路。亚运会开完了，大家觉得还不过瘾，于是修成了今天的高速路。途中有个地方叫“双泉堡”，离德胜门差不多10公里。1964年，李荆璞少将跑马圈地，把那儿的一大片麦田划出来，盖了一系列高楼。恰在此时，我从母亲身体里分离出来，来到了人间。次年，刘华清和李荆璞带领所部，出德胜门城楼，沿柏油马路一直北去，迁入双泉堡大院。母亲抱着我，夹杂在这支人马中。

想我那年，必定不会知道这条人迹罕至的马路有多长，父亲又没给我留下什么深刻印象，他正在西安一所六年制的军校里读大四，我很可能一直依偎在母亲怀里，幸福地吃着奶，认为天下最高最大的，就是我母亲。她的呵护挡住了路途中所有的风。

我哪里知道，母亲将在这条路上奔波，耗尽生命中最灿烂的年华。

这年秋天某日，29岁的母亲抱着我，踏着零星落叶，在我们当年居住的楼前，留下了这张照片。我站在母亲的右手上，好奇地望着这个世界。

像每一位孩子一样，在长大成人之前的很长时间里，我根本不知道母亲到底有多高，不知道母亲在这个社会中的确切地位。我们楼前60米远的地方，就是刘华清院长的将军楼，那时，他是海军少将，但在我的意识里，整个这所大院子却是我母亲的。

即使现在谈到母亲，我依然把她叠加在当年那座大院子的影象之上。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父亲从西安毕业，分配到北京鼓楼东侧的空军装备部。此时，母亲的大院子闹得太凶，我们只得沿着柏油路一直向南，迁入空后大院，避开了风暴。于是从1969年起，母亲开始在那条长路上往返奔波。每天早晨，母亲离开家时，天总是没亮，当她带着一身疲惫回到家里，夜空中已挂满星斗。而在床前晨灯和夜晚的星月下，母亲的身影被拉长了，显得无比高大。

母亲16岁参加志愿军，为联合国军战俘或交换回来的志愿军战俘演出。她那舞蹈演员的身型直到生我时，才遭到彻底毁灭。她心灵手巧，远近遐迩，当年家里大到书架、沙发、躺椅，小到服饰、灯罩、糖盒、娃娃头，都是母亲亲手制造的。母亲的素描、刺绣、烙画天赋，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使我从一开始就觉得我比别人优越。当我第一次看到母亲在两张软纱窗上绣出毛泽东、毛诗、雪中腊梅时，母亲播种在我身体里的全部遗传基因产生了作用，我尝试着绣花、织毛袜、在碎纸上和白墙上信手涂鸦。

那一年，我3岁，我今天能记得的第一份夸赞，就是那年我听说自己如母亲一样心慧手灵。我在大人们的惊叹声中沾沾自喜，把这份天才推向了极端。只要没人注意，我就跑到邻居家，在他们墙上宣泄我的情绪。我甚至对抽水马桶也发生了兴趣，有一次吃饭，母亲找不到我，却原来我正推着马桶盖，用手在里面奋力地掏。我还可以毫不费力地把钟表和半导体收音机拆散，保证没人能把它们重新装好。在那个艰苦而又严于律己的时代，不知道母亲为我道过多少歉，又是怎样保护了我的好奇心。

从朝鲜战场到迁入双泉堡，母亲留下了大量旧照片。照片上的人憨态可掬，朝气蓬勃。在我认识的人当中，没有谁的母亲能有这么多好照片，于是我飘飘然，陶陶然，觉得母亲的确是一位伟大人物。

母亲喜欢小动物。喜欢小动物的女人会照顾人。母亲证实了这个推论，从小到大，我除了感冒发烧，从没得过其他病。与许多不到30岁便沉疴难起的天才比，我简直是太幸运了。但母亲爱动物的天性并未在我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我疼爱的动物多是些漂亮而可爱的。有段时间，我对一只相思鸟产生了厌恶，我喂了它近3年，可它见到我，还是恐惧地四处乱撞，经常碰破鼻子。我嫌它不聪明，而且是秃尾巴，潜意识里盼它飞走甚至死掉，好换一只新的。有一天，我给相思冲洗笼子，把喜欢的那只放出来，却带着讨厌的那只一并冲洗，洗得它浑身尽湿，冷得直哆嗦。母亲看到，大怒地责问我：“你不喜欢它，就非要它死吗?!”该吃饭了，母亲仍然坐在沙发里，用手心儿拢着那只相思，温暖着它。那一刻，我把相思幻想成了幼婴时代的我自己，站在母亲的手掌心儿上。后来，那只相思连惊带怕，还是死了，这加重了我的自责，认为跟母亲的爱心相比，自己有很大距离。

动物除了让喜欢它的主人觉得可爱之外，不能给主人带来任何实惠，所以喜欢动物的女人必有真爱，这种爱很少想到换取。有段时间，我想去加拿大留学，换换心情。母亲没有因为只有我这1个儿子而希望我会回来。但我却被复杂的感情纠缠着，考试和手续办得拖泥带水，三心二意，最终如愿以偿，没能成行。我不知道我真的离开北京后，会发生什么，但相信一点，母亲就像养小动物一样，没想要什么回报，想到的就是别出事，别死掉，活得更好一点。后来，女孩子是否喜欢小猫小狗，一直是我寻找配偶的重要标准。我在32岁的时候，找到了一位喜爱小动物的女人，她被出国的丈夫遗弃，孩子已经6岁。我当时还没有结过婚，但我把握十足地告诉她：“我妈一定会接受你，你身世悲惨，妈看电视看到悲惨之处，总是满脸泪花。”实际上，任何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攀高枝，我的母亲自不例外，但在母亲给我和妹妹的遗传中，同情心都大于世故心，因此我们都让别人攀了高枝。母亲起初掩饰着她的焦虑和不安，但最终竟接受了，并且相处得很好。

母亲认识好多字，让我羡慕不已。小学1年级时，母亲借来《高玉宝》，每天从那条漫长的柏油路上赶回家，便给我一字一句地通读，勾起我对文字的兴趣，使我懂得了阶级恨，民族仇。第2年，母亲借来《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她读一段，我读一段，两人交错着读完，我成了班里认字最多的学生。3年级，凡是母亲借来的长篇小说，我看完都能从头复述到结尾，让母亲觉得心血没有白费。4年级放暑假了，母亲带我回双泉堡去玩，我这才忽而发现，和母亲走在一起，我竟和她一样高了。那一年，我1米55。

1年后，我突飞猛进，长到1米75，却发现母亲竟是那样矮小。

母亲有慧根，但参军前，没有机会念完初中。1978年，中国恢复重点学校制度，母亲已在我的学习辅导上，感到力不从心。她开始买《许莼仿几何》之类的参考书。有一次我们去书店，母亲够不到的书，却被我探囊取物般地拿到手里。

那时，我初一，身高1米83。

小时候，我作了错事，母亲喜欢长篇大论。有时候听时间长了，自然封闭起来，只见母亲嘴唇在动，却听不见声音。每逢那时，我虽不愿听，但又不敢说，只得站立在那里忍受着。但我记不清究竟是什么时候，从哪一天开始，这种关系倒了过来，每当我发现母亲有一个错误观点，我便长篇大论，古今中外，上下南北，说得母亲哑口无言。每当家里有什么大事，母亲拿不定主意，便来找我商量，我总是教训母亲一番，进而搞成一言堂。

有时候静下来，我会想，母亲怎么会甘于下风，容忍这种倒置呢？我是她曾为之换过尿布的儿子，曾站在她的手掌上咿呀学语！后来我才渐渐明白，天下的母亲都和父亲不一样，父亲被儿子超过，哪怕仅仅是身高上超过，多少会萌生出一些忧虑，但母亲恰恰相反，她生孩子的唯一念头就是——要孩子超越自己——无论是容貌身高还是智慧和事业。

母亲没上过多少学，因此寄希望于我，她宁愿我拿到学位后对她傲慢无理，也不会要我孤陋寡闻，一辈子听她长篇大论。

高中毕业了，我要报考上海复旦大学。我想，母亲一定清楚，实际上我只是想离开家，过自由的生活，这是那个年纪最通俗的想法。母亲一定是认真想过了，才决定不限制我，任鸟高飞。她说：“毕业后，你要是能留在上海，我们也就放心了。”

看着母亲离去的身影，我却发誓一定要考上北大，留在她身边。

当我以绝对分数考入北大中文系，当我再次以高分考进北大法学院作研究生时，我想最高兴的不是我自己，一定是我母亲。不是吗？母亲的理想有多高，儿子就会有多高；儿子的成就有多大，母亲的骄傲就有多大。

母亲奔波的那条路，从柏油路面变成了水泥路面，又从水泥路又变成了高速路，母亲也终于在1992年退休了。从此，她不再需要起早贪黑，在那条长路上奔忙了。她自我安慰地说，可以睡懒觉了。但是第2天，当我起床推开客厅门时，却发现母亲早已坐在沙发里。她奔波了23年，从没迟到过，已经习惯了黎明即起。

母亲报了老年大学，开始系统学习国画，很快技拔头筹，卖了大价钱。但她根本没有赢利头脑，有时候，别人买走一幅画，母亲会伤神好几个月，认为不该收人家钱。我终于认清了母亲，她奔忙了一辈子，除了不会挣钱，其他什么都会。

母亲一直风雨无阻，修到了研究生水平。我劝她累了一辈子，退休了还不在家清闲。她说，跑了一辈子的人，已经习惯了，停下来会死。大家都说，我继承了母亲无师自通的天分，学起东西来很快就会，但我自己最清楚，我唯独没继承的，是母亲的勤奋。跟她比起来，我35岁仍在停顿之中，而且习惯了停顿，恐怕一旦跑起来，反而会死。

有一次，母亲要回双泉堡，看看老战友。我说开车送她，但她要走时，我还没有起床（我们的起床时间相差6小时），母亲便拖着久疼的双腿，自己坐公共汽车走了。我很早就知道，母亲的灵魂就在我身体里，每当母亲发烧，我就会感冒，无论相距多远。这一次，我梦见一个人一瘸一拐地走在熟悉的柏油路上，那人一会是我，一会是母亲，我们同样腿疼。不同的是，那人呈现成我，他的身体便越来越大，但变成母亲，她却在跋涉中越来越小了……

我不知道，母亲看到那条面目全非的路，会不会引起旧日不再的伤感。

站在母亲手上看世界的那段，是我们生命中最好的日子。那时，双泉堡大院里长满鲜花，我牵着摆头鸭子车，跟在母亲身后，看到金黄的花，便蹒跚过去，嗅那花香。我对那些鲜花的记忆不是颜色，而是音乐，因此在我个人的世界里，色彩和音乐完全是一种东西。今天，从德胜门到双泉堡的高速路两边，充满了楼群。但过去，我们的大院子就像一座孤岛，被绿色或者金黄色的麦地包围着，坐在屋子里就可以闻到夏日芳草的气息。母亲奔波的那条柏油路，从一望无际的麦田中穿过，直通北京城，马路两边的几户农家，平素就在路边的垂柳下，享受着空寂的蝉鸣。

但母亲的青春，却随着那条旧路的消失，永远成了过去。

1999年3月30日下午

北京东四七条四号二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