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纽约时报》日前发表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教授Paul Krugman的一篇文章，原题为“美国富人很愤怒”。在这篇文章里，Paul Krugman一针见血的指出了当今美国最深重的政治仇恨发自哪里，他在文章中写道：

    现在愤怒的情绪席卷美国上下。诚然，这种白热化的愤怒是一种少数现象，并不是可以描述大多数美国公民的情绪特征。但是这些愤怒的少数派还是真的生气了，他们感到自己被赋予的权利被剥夺了，而且他们想要起而报复了。
    你可能以为我想说的是茶叶党,实际上我要说的是那些富人们。
    对于美国的很多人来说，现在这个时代简直是糟透了。贫困，特别是季度贫困在经济衰退中迅速激增；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年轻人找不到工作，被解雇的50岁上下的人则担心自己永远没有工作的机会了.但是,你如果想看看到底这些最深重的政治仇恨发自哪里――那种将奥巴马比作希特勒，或是指控奥巴马叛国的深仇大恨――你会发现，发源地并不是美国的贫穷人群。相反，你会发现是那些有着极其特权，不用担心失业问题，不用担心房子，或者自己的医保的人群，他们现在可谓是出离愤怒了，原因就是他们可能要交稍高的税。
    美国富人可能在奥巴马上任初期就开始生气了。不过，一开始的时候，还只是华尔街的人生气了。后来，《纽约杂志（New York magazine）》刊登了一篇名为《１％人的悲叹》的文章，说得是政府用纳税人的资金来救助从事多种金融商业的人的公司，但是说到救助资金的标价上可能包括对奖金的暂时限制时，显得非常愤怒。当亿万富豪Stephen Schwarzman将奥巴马的提议和纳粹对波兰的入侵相提并论了，而这个被指责的提议不过是清除了一个税收漏洞，而该漏洞对象他这样的基金经理人特别有利。
现在，最后决定布什税收减免政策命运的时刻即将到来了，最高税收级别可能会重新回到克林顿时代的标准吗？所以，美国人富人的愤怒进一步蔓延，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改变了富人们的品性。
    首先，狂热已经成为了美国主流。先是一位亿万富豪在一个晚宴上激昂演说，然后《福布斯》杂志封面文章宣称说，美国总统正在故意让美国降低，成为他的肯尼亚“反殖民主义”日程的一部分，而这个日程是要让“美国依据1950年代的Luo部落男子的梦想而统治。”一说到为富人的利益辩护，似乎正常的文明的（理性的）言论规则就都失效了。
    同时，特权阶层的自怨自艾似乎变成了可接受的事情，甚至是时髦的事情。
    税收减免的倡导者过去总是伪装自己，说自己主要考虑是要帮助一般的美国家庭。而在涓滴经济学（编注：trickle down economics，常用来形容里根经济学）看来，即便是对于富人的税收减免也是正当有理的，因为该经济学认为，最富阶层的更低税收将会使经济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更为强劲。
    不过，现在税收减免支持者们甚至都不举涓滴经济学为依据了。是的，共和党人强调说，提高最高税率会伤害到小商业，但是看来他们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实际上，现在常常会有激烈之声宣扬说，一年赚40万或是50万美元不能算富人。这个收入阶层的美国人――他们要支付昂贵房子的各种费用，将孩子送入私立学校的昂贵学费，等等，他们几乎很难做到收支平衡。
    而到了无可辩驳的富人阶层，一种好战的特权思想占了上风：这些钱是他们自己挣的，他们有权拿着这些钱。“税收是我们对文明社会支付的成本”，这是霍姆斯（编注：Oliver Wendell Holmes，美国现代实用主义法学的创始人）说的，不过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美国高收入阶层，世界上最幸运的这些人，却沉浸在自怜自艾，自以为是的情绪中。这听起来似乎很荒谬，但是他们却在得到很多美国人的支持。虽然延长税收减免的代价可能会有7000亿美元，实际上所有的共和党人和一些民主党人却在抢着想援助这些“难以忍受”的富人。
     所以你看，这些富人是和你我这些普通的美国人老百姓不同的：他们的权利影响力要更大。一方面是竞选运动的捐款，另一方面也关于社会压力，因为政客们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是和这些富人们厮混。所以，当富人们面临压力要支付其财富3-4%的额外税收时，政客们切身感受了他们的痛苦――这种感受比起那些失业，无家可归，毫无希望的普通美国家庭的痛苦来说，要更深切而剧烈。
     而当这场税收大战结束，不管结果如何，你都可以确定，现在这些为精英阶层辩护的人，将会重新改变立场，要求削减社会保障金，削减对失业人员的救助资金。他们会说，美国必须作出这些艰难的抉择；我们必须要愿意作出牺牲。
    但是他们所说的“我们”，其实指的是“你们”。牺牲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