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又发炮了，不过他也明显属于不识时务者。他说：中国的保障房建设是又一次进入大跃进时代。让我们来看看国外的保障房，新加坡的保障房率达到70%以上，保障用房的鼻祖英国更是达到80%。而且，这是一国之公民纳税后应该享受到的权利，有什么好奇怪的。只是到了中国，若是保障房一多，任志强之类的开发商就不舒服了，因此想把水搅混。首先要确定，任志强你在谈住房问题，还是谈体制问题？如果谈房子问题，那么从拉动房地产产业链来说，保障房的投入乘数效应肯定比充满泡沫的商品房大。如果谈体制问题，就是要遵循真正的民意，那么就应当让人们通过脚来投票决定。

显然，任志强说的话可以概括为，让房价涨，政府不能干预，任何干预都是错误的。任志强曾说地产商建房子是给富人建的，穷人住房要靠政府，靠保障房。而当政府开始大量建保障房了，任志强又说，建多了是大跃进，这是不对的。其实任志强的意思是，在建保障房不影响地产商卖房的情况下才是合理，影响了地产商卖房，保障房就是建多了，变成大跃进了。实则他的文章只是在告诉政府，商品房的利益和政府利益是一致，少建点保障房是双赢，也就这一点赤裸裸地清晰，他是在诱导一个集权政府的贪婪本性。所以，任志强是自相矛盾的说法，保障房和商品房，涉及的利益立场完全是对立的，任志强只能脚踩一条船，能同时踩两条是不可能的。而且，真要威胁到地产商自己利益，地产商就肯定会站出来反对保障房。而他们不想想，商品房从几百元涨到几万元，他们不认为是大跃进，现在保障房危害到地产商的利益了，开始叫嚣了。任志强也明白建安成本只有1700，但他把自己卖几万的大跃进却完全忘了。

我们假设保障房平均一套50平方米，1000万套就是5亿平方米。从任志强提供的商品房新开工面积和在施工面积的表格来看，2010年新开工面积16.38亿平方米，在施工面积40.55亿平方米，这两项加起来是56.93亿平方米，1000万套保障房的5亿平方米只占2010年56.93亿平方米的8.78%，这8.78%怎么就成了大跃进了？怎么就生产能力跟不上了？1000万套保障房只占2010年商品房56.93亿平方米的8.78%，为什么任志强还是这么“恨之入骨”？根源还是出在任志强的那句语录：“我不给穷人造房子！”好了，假设任志强是个“奸”商，他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不给穷人造房子！”但是中央政府能这样说吗？中央政府当然要考虑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所以中央政府提出了开工1000万套保障房的计划。虽然这1000万套保障房只占2010年商品房在建和新开工面积56.93平方米的8.78%，但任志强还是对它“恨之入骨！”恨不得把它一巴掌“打死！”因此，现在任志强不仅仅是“我不给穷人造房子！”他还企图要阻止中央政府给穷人造房子。

道理不分大小，恰如其分才好，大而不合事理，便是一无是处。第一：全世界都不会有把土地财政和住房保障体系捆绑，这说明这两件事本身就是利益相悖的。第二：任志强刻意忽略了体制特征对最后结果的影响，他很清楚自己说的不过是讨口彩而已，没法出实际的效果。第三：以保障房为借口保留土地财政的合理性，最终就是中国目前债务膨胀泡沫泛滥的结局，更难收拾的是官吏不断膨胀的胃口，增添了吏治的难度。因此，任志强的文章看似注重保障，但话里藏刀，其实是给泡沫暗渡陈仓，所以是大而不合事理，这大概就是任志强的“阴险“用心。保障房是财政转移支付，不是什么需要和土地财政捆绑的东西，土地财政产生的是泡沫，保障房的效用是消除泡沫。但愿政府最后别把保障房形式化，从而给商品房鸣锣开道，最大化地独占土地财政。我们看到，政府基本连土地财政都填不饱其胃口，房地产和土地财政最大的错误，是把官僚的胃口养大了。而对政府的真正约束是民主宪政体制，这是一种政治建构，而不是任志强嘴巴里吐出的几个空洞的字样，有点政治基础的人都知道。

房地产泡沫积累的后遗症让中国经济充满不确定性，现在政府的首要任务，应是如何解决本年度年关的问题，而不是否定保障房从而重视商品房的问题。如果资金有限，又要解决国内就业，又要长期释放消费潜力，唯有建造保障房。如出现危机问题，保障房规模应还要扩大，到时谁还去理会投入大弊病多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的商品房，危机都是在追逐房地产泡沫中扩散并泛滥成灾的。保障房原本就应该是一种财政转移支付，如果一个政府不具有这种建构福利体制的能力，却有破坏经济可持续的能力，那么，无论做与不做，都会死。而保障房是扭转这种悖论的突破口，既能增加就业解决燃眉之急，又能释放消费增加经济可持续性，这是一种建构不是一种盈利买卖，如果连这都干不了，搞得政府不像政府，无论怎么看横竖都是死。对这个体制而言，保障房干与不干，由于体制这个消极因素的存在，都是生死博弈，区别也就概率高低而已。事实上政府不转型，经济从来就不可能转型成功，30多年唯一深刻的教训就是这了。

黎汝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