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悲剧英雄，我倒没有想起王侯将相们，只是想起了一段被遗忘的往事和一个被遗忘的人。（来源：知乎/作者：吴易）

往事是1948年冬的江亚轮沉没事件，人是时为浙江省参议员，“金源利”号船船主的张翰庭。

1948年冬，解放军在华东战场业已大获全胜，不日将转战江浙。旅沪宁波人纷纷回乡躲避战乱，加上宁波人冬至有在乡里祭祖的传统，导致该年12月3日上午从上海开出的江亚轮严重超载。根据当时宁波旅沪同乡会的统计，搭载人数超过4000人，甚至达到4600人，而该船荷载量不过区区2250人。超载者中包括儿童和开后门上船的乘客。此外，还有一部分乘客通过船上亲戚递出已经使用的船票而登船。

此外，在江亚轮起航前，上海船政局技术员宋金麟、童亚范已发出示警，认为江亚轮需要立刻整修。但招商局不以为意，因为船票已经售出，突然宣布停航后果无法预料。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悲剧发生了。

江亚轮沉没于1948年12月3日晚上6时45分上海至宁波的沪甬航线航程中，具体遇难人数已不可考，但预计超过3000人，是20世纪中国规模最大的船难。可以作为参照的是，泰坦尼克号的遇难人数考订为1522人，于次年1月27日沉没的太平轮遇难人数则为千余人。

不过，这次海难却并没有得到后两次事件那样的高关注度，甚至事件本身的原因也成了一个谜团。太平轮误撞建元轮，泰坦尼克号误撞冰山，这些原因我们都已耳熟能详。而江亚轮沉没的直接原因却是来自右舷的一次诡异的爆炸。

晚上6时45分，吴淞口外横沙西南白龙港海面水道，“江亚”轮右舷后部骤然传出炸雷似的一声巨响，船体随之发生剧烈震动，所有灯火顷刻熄灭。与爆炸处紧挨的电报房瞬时坍塌，报务员被炸得尸肉横飞，发报机损毁，与外界联络中断。船头驾驶舱内，求援汽笛也仅象征性地鸣响一声，就再也发不出声来。船舱内漆黑如墨，冰凉的海水哗哗涌入，男女老幼惊惶万状，慌乱中群相挤轧，纷纷向船顶甲板夺路奔命。然而十几分钟后，汹涌的海水便已盖没甲板。

江亚轮沉没的原因曾有多种解释，包括锅炉爆炸，触礁，定时炸弹，夹运爆炸物，遭受鱼雷袭击，误触水雷等等，但都没有足够过硬的证据。在那样一个天崩地解的时代，前线战场上每日成千上万人阵亡，后方的小小海难更不会有人投去关注的目光。甚至，就在当时，该船的沉没就成为了国共两党在政治上互相攻讦的口实之一，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是国民党轰炸机携带的炸弹脱钩，从而击沉江亚轮，国党方面则反诬共党特工安放了炸弹，以引起国统区的恐慌。不久国民党失去大陆，这桩带着三千人的生命沉入大海的历史悬案更无人再提起。

我们要说的这位主角张翰庭，当时已是一位67岁的老人。他牵扯进此事实属凑巧。当发生爆炸的江亚轮正在快速下沉时，张翰庭与他的“金源利”号机帆船恰好路过这块海域。

“金源利”号排水量不明，我考证了相关材料，有说200余吨，有说300余吨的，而江亚轮是一艘排水3365吨的大客轮，反差之大可想而知。当时，张翰庭与“金源利”号恰好处于一次失败的返航中。事情本末如下：

“金源利”号为上海一家水果公司将3000箱橘子从浙江黄岩运到上海，由于当时海上风急浪高，船身倾斜，致使3000多箱橘子全部滚进海里，航运中惨重损失的计算以及如何赔偿，都只能由船主张翰庭先生亲自出马与货主谈判。张翰庭在上海与货主谈判完赔偿事宜后，于1948年12月3日，搭乘自家“金源利”机帆船返回浙江温岭，出上海行驶未远，路过吴淞口白龙港时，正值“江亚轮”遭遇灭顶之灾。

3000箱橘子的损失不能算小数目，船主的心情当时实在不能说好。顺便说一句，因为3000箱橘子，后来有一些谣传说张下令将所有橘子抛入大海，以方便救人，这是弄错了时间顺序的谣言，不过倒显得整个故事更加传奇了。当然，抛去这个传奇的细节，也丝毫不损张翰庭的伟大。

冬天江浙的6时45分，天已全黑，且风浪甚急。小排量的船贸然靠近解救大排量客轮，其危险性可想而知，因此海域上虽有其他船只经过，但大多仅在外围游弋以解救难民，亦有扬长而去者。加之乱世人心不古，更有人趁机抢掠，可谓丧尽天良，一时间场景极其混乱，难民嚎哭声不绝于耳。

此时，张翰庭做出了令人吃惊的决定——靠近江亚轮进行援救。这是极危险的行为，稍有不慎，自己也要被搭进去，但船上大副以下船员无人反对。当然，有勇无谋是不行的，众人商定，以丁字形减速缓缓靠近江亚轮，以减小己船被拖沉的几率。否则，难民登船时将向一边靠拢，非常危险。

经与船上大副商定，“金源利”顶着风浪驶向即将覆没的沉船，在有可能被“江亚轮”撞坏铁锚和船头的情况下，几经挫折，“金源利”终于靠上了“江亚轮”驾驶舱，并与“江亚轮”成丁字型排列，船员们将绳索抛向江亚轮，并缚在“江亚轮”上。采取这样的救援措施，既便于年轻难民跳船，也便于年迈与年幼的难民通过绳索登船，所以“金源利”救起的难民既有七八十岁的老妇，也有六七岁的孩童；此外，张翰庭还命船员在船的周围垂下直达水面的长绳索，以便溺水乘客缘绳索爬上轮船，多种救援措施并施，登上“金源利”机帆船的难民越来越多，获救的难民们一个个惊恐万状地拥挤在甲板上，对着“江亚轮”上的亲人恸哭呼号，不肯下到底层，造成“金源利”头重脚轻、船身倾斜的危险局面，再加上此时“江亚轮”正加速下沉，有缆绳与“江亚轮”相连的“金源利”号，随时都有被“江亚轮”拖沉的危险，船老大不及请示张船主，当机立断用利斧斩断绳索，“金源利”这才转危为安。

“金源利”号于无奈之下被斩断与江亚轮的联系，此后张翰庭又下令放下船上备用的小舢板，又救得在水中呼救的数十名难民。“金源利”号不敢耽搁，连夜奔上海十六铺码头而去，放下难民后又立即返航，可惜宝贵的时间已过去十几个小时，江亚轮已然葬身海底。

纵然如此，“金源利”号救起的难民人数也已超过其他各船营救人数的总和。当时在“金源利”号机房中工作的船员王恩铭曾和另一名船员负责统计所有获救人数，共得543人。不过沪上媒体后来错误报导为453人，以讹传讹，流传至今。须知，江亚轮生还的总人数仅900余人。

当时“金源利”号上的场景，不消说是一片愁云惨雾。依照幸存者后来的回忆，“风急浪高，天寒地冻，难民们有的衣衫单薄，有的全身湿透，无不处于饥寒交迫之中，张先生下令船员们尽量将自己的衣服给难民穿，将自己的被褥为难民们挡风，还命厨房里多多烧些热粥和姜茶为难民们御寒。有个6岁的男孩，因冻得发抖无法自己进食，张先生还一口口地亲自喂给他吃。”最后那个6岁的男孩名为张善良，55年后，他对张翰庭之子张克劬口述了他的经历。张闻此不由感叹道：“父亲在家里还从来没给我们兄弟姐妹们喂过食呢！”

张翰庭第一次将获救者放在上海码头时，家属已纷纷从报社号外中得到消息，麇集码头，哭号声不止。张翰庭与船员们将获救的乘客送上码头和救护车后，便立刻返航救人，加上家属情绪悲痛，因此并未引起人们的格外注意。不过，获救者们当然不会忘记这位英雄，他的事迹很快在沪上传开了。当张翰庭再次返回上海时，他受到了英雄般的待遇：

冒险并舍财救人的义举传开，沪甬等地百姓轰动了，当“金源利”号再次登陆上海时，上海一些企业和市民自发地捐赠金钱衣物给张翰庭和他的船员，上海市民有捐赠上千银元的，有捐赠呢绒衣物鞋子的，有捐赠肉食酒类的。众多的捐赠中，肉食酒类船员们和捐赠者共同享用，少量衣物鞋子允许船员留下，以弥补救人时衣鞋的损耗，其他银元之类的贵重物品均为张翰庭先生婉拒，统统转赠给当时上海的慈善机构普善山庄。

不仅如此，张翰庭还获得时任上海市长吴国帧的表彰，被授予“上海荣誉市民”的称号，他也凭此成为上海开埠以来唯一一次获此殊荣之人。“金源利”号则获得在沪全口岸通航的特权。

不过，在国民党军事溃败的大背景下，这一事件并未获得人们过多的关注。数月之后，解放军即发起渡江战役，1949年4月，吴国帧仓皇南窜，次月，张翰庭故乡温岭解放。

张翰庭于1882年出生于台州温岭，后留学日本，并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在清政府治下担任杭州巡官，并在辛亥之役中打开杭州城门迎接新军，战后，他一度在台州府的隔府温州府乐清县任知事。后来张辞去知事一职，返回家乡，从事实业，主营航运，兼有其他，如他曾主持修建金清闸这一温黄平原上的水利枢纽，又曾筹建温岭渔业银行，疏通错综的水网河道，围海造田。因此，他在温岭乃至台州地区颇有声望。这一情况，首先解放温岭，熟悉当地情况的中共浙南游击纵队领导人也十分清楚，因此，一开始双方关系尚称和睦。

张翰庭这一边，本来对中共本来也颇抱同情，于是温岭解放时，士绅纷纷逃亡，唯张翰庭宰猪担酒进城犒军。时任浙南游击纵队司令员的周丕振亲自接见，而时摄县政的丁世祥亦曾高度赞扬过张为大军筹措4万斤军粮和10万斤草料，并将家中为防海盗土匪之用的全部枪枝弹药上缴政府的义举。

不幸好景不长，1949年6月，离温岭被解放仅去一月之遥，战事势如破竹，华东局干部大批南下接管江浙庶务，温岭县一县即有70多名南下干部取代周、丁等当地干部任职。这些干部刚刚从浴血奋战的战场上退下来，处事粗暴，又不了解当地具体情况，加之战争年代左倾的思维方式，为首的张姓县长竟然将张翰庭打入大狱，罪名为“土豪劣绅”及“杀害十一名中共党员”。不消说，这一行为在当地马上引起轩然大波，素知张为人的周丕振等人虽已不在其位，还是立即组织营救：

周丕振司令员得知此消息，十分吃惊，特地委遣当地老师叶黄平给张县长一信，介绍张翰庭为地方为社会所作的一切，要求释放张翰庭先生，张县长未予理睬；温岭乡间六七十位老人顶香至县政府前，要求释放张翰庭，张县长还是不准。张翰庭被抓，惊动的不只是温岭县城与乡下，浙沪两地也掀起不小的波澜。张翰庭的义举，一年前在上海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书场电台一口一声的活菩萨、大义士、救命船主、救命英雄的称颂，上海市民记忆犹新，如何时间仅过一年，救命菩萨竟成了阶下之囚？上海宁波同乡会是当年处理“江亚轮”海难的一个群众团体，对张翰庭先生的义举有深刻的了解，为此，他们上书陈毅市长，要求释放张翰庭，陈市长从善如流，以上海市政府的名义向浙江提出要提张翰庭到上海；时任解放浙江的第三野战军第一副政委的谭震林同志也接到众多群众反映，为张翰庭的当年的作为而感动，发专电至温岭，令将张翰庭送往杭州处理；更有浙江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为张翰庭被地方政府逮捕而震惊，向周总理请示如何处理。

新中国初建，百废待兴，张翰庭一事被搁置下来，他在狱中待罪半年之久。温岭政府则以张翰庭杀害梁耀南、梁耀东、李敏轩等十一位共产党员及其他罪状上报中央。1950年1月，中央的批复下来，竟然是:“组织法庭，核实事实，给予极刑。”（最后决策人似为刘少奇，公开出版的刘少奇文稿中有如下批示：“对于华东局拟处决恶霸张翰庭批示如下：请吴溉之与沈老商量拟复，交我批发，此等罪大恶极份子应经正式法庭审判，证实罪状，可以判处死刑。”）当时“镇反”运动初兴，全国按指标逮捕特务、恶霸等，一片喊打喊杀，形势早与半年前不同，再无人敢仗义执言。于是张翰庭于1月经温岭万人公判大会后，押赴城关西门，以开花弹枪决。就在当日，他还未料到自己遭遇极刑：

据狱友所说，临刑这天吃早餐时，听到狱内鼓号声，张翰庭先生还对狱友徐开春、王建一等人说:“今天不是节日，怎么会有此声？”后又听到“张翰庭带东西”，他以为要起解上海，还担心地对狱友说:“路上无人照顾，怎好？”等到走出监房，看到全副武装的行刑战士，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末日到了。他背对牢房，面对行刑的战士，仰天长呼:“天晓得，天晓得啊……”

顾颉刚在1950年1月31日的日记中如此记载此事：

昨日《大公报》载枪毙恶霸张翰庭，是即太平轮在温州海失事，有一贩橘船尽倾其橘而救起五百余人，送至上海，经市政府冠以“上海荣誉市民”之船主也。以佛家因果说论之，不知将怎样讲？此人肯倾一船之橘而救人，乃以恶霸闻，不亦怪乎？

不论如何，随着新中国紧密的建设步伐与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纷至沓来，张翰庭一事也慢慢隐没在历史的迷雾中，他的名字亦从县志等材料中被删去。迟至1986年，张的第六子张克勃及遗孀王佩芬女士才开始踏上为张翰庭平反的道路。他们联系上了一位热心且有一定家族背景的社会活动人士张小海经过他们的努力，温岭当地法庭开始重启对张翰庭一案的调查，同时张小海向中央信访局呈递了正式的申诉信。

经过温岭法庭的调查，证明“杀害十一名中共党员”的罪状纯属子虚乌有，当初的十一人中，其中八名均为正常死亡，或病死于逃亡途中，或瘐死于国民党狱中且其下狱和张翰庭毫无关系，或病死于自己家中。另外三人中，有两人查无此人，另外一人为梁耀东，查明此人尚健在于世。

1986年6月30日，中共信访局第491期文件递至温岭，全文如下：

浙江省温岭张小海(自称是蒋介石外甥俞济民的过房儿子)致信小平同志，说其父张晓嵩于一九五零年被错杀问题已于今年五月在中央批示下，由薛驹同志主持进行了平反，现来信并附王佩芬(张翰庭之妻)申诉信一件，为原国民党浙江省参议员张翰庭申诉。

来信说张翰庭早年为同盟会会员，一九四六年上半年被选为浙江省参议员，四八年十二月随自家船从上海返海门，行至吴淞口，适遇“江亚”轮遇难，张亲率船员抢救，获救者五百四十三人，博得了中外舆论一致赞扬。国共和谈破裂后，张通过何悦湖与浙南游击纵队周丕振司令员秘密接触，决定留在大陆。温岭解放后，张一面宰猪担酒慰劳我军，一面应政府要求，筹措军粮四万斤、草料十万斤，并将家中枪支弹药全部上缴政府，以明心迹。

解放军南下部队接管温岭县政府，因不明真相将张逮捕判处死刑。当时，周丕振、沈钧儒、陈毅一致提出不同意见，谭震林同志专电温岭，令将张送杭州处理，温岭县未执行，于一九五零年一月将张枪决。对此上海、宁波及浙东沿海的去台人员至今仍不寒而栗，来信要求对张案进行复查，予以平反。

该文件首页标有“报送仲勋同志”，后有习仲勋的批示:“请明复、李贵同志查清情况的处。七月九日。”，这里的“明复”即时任统战部部长的阎明复。非常不巧的是，在取证阶段，重要的证人，被张翰庭“杀害”的离休干部梁耀东竟然神秘去世，且死状诡异：

1987年3月12日，温岭新河区长、统战部一位负责人和《上海法制报》记者汤永新三人坐车到横河看望张翰庭遗孀王佩芬，劝慰她不要焦急，相信政府会按政策办的。谁知事情偏偏还有反复。本来是想让案情更清楚一些，3月中旬，林仁基恳请温岭法院吕子君庭长，向尚健在的“被张翰庭杀害的”离休干部梁耀东取证，证明张翰庭并没有杀死梁耀东。吕庭长得悉梁耀东的地址后，于3月20日，携带随员，登门向梁耀东取证。取证之时，梁耀东的身体状况很正常，对答清楚，说明真相，而且还亲自送客到门口。据家人讲，当晚他有些心绪不宁，不知何故半夜起床出门，更不知他意欲寻找何人，不幸的是年迈的他没走多远，摔倒猝死在邻居家的户外。

梁耀东的死使张案的调查再次停滞，直至1989年阎明复在政治风波中去职，中央的决定都是“维持原判”。张案之所以如此拖延，很大程度是因为整个“镇反运动”尚被官方完全正面地评价，因此冤死于镇反的普通人的平反难度要远远大于反右等运动中的受冤者，另外的原因是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和统战部互不隶属，在公文往来上也增加了难度。另外，当事人的纷纷离世也是原因之一。

张翰庭的生前身后事，到这里就讲完了。不过，我们可以思考的还有很多很多。之所以看到“悲剧英雄”四个字时弃那些叱咤风云的大人物而不取，而想到了一个张翰庭这样的小人物，是因为大人物做英雄往往通过杀人来实现，而小人物做英雄则往往通过活人，虚构的辛德勒如是，真实的张翰庭也如是。此外，通过这个人，我们可以能看到一个时代的悲剧。

我并无意在此否认新中国初建时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正当性，更无意通过张翰庭的事迹来呼吁什么所谓的“乡绅精神”——那样反而是把这样一个高大的悲剧英雄矮化了。我在此重视的是人道主义的向度，在那样的时代，人往往成为一长串数字中的一个“1”，很少有人想到他们也是一个活生生热乎乎，有感觉会思考的人。

三大战役中，人民解放军共歼敌182万人，182后面跟4个0。南京大屠杀，日寇杀害30万人，30后面跟4个零。镇反运动，“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在这里，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宣传的符号，我们为这些数字而震撼，但我们却无法做到从这里面还原一个个“1”，从而也失去了对苦难的国家与民族最真切的感知。

张翰庭于危难之际，冒险伸出援手，救援江亚轮上的乘客，这是近代史上为数不多的，能让人感受到“1”的瞬间之一。543人，不是542人，也不是544人，是船员们一遍遍仔细数过的543人，是一个个从绳子上爬到“金源利”号上的人，一个个从江亚轮甲板上跳下来的人，一个个用小舢板救起来的人，一个个躲避战乱回乡过冬至的人，一个个丈夫、妻子、父亲、母亲、孩子。多的那个人可能是新婚夫妻的一声喜极的号哭，少的那个人可能是张翰庭的一声遗憾的饮泣。

在这样具体而微的场景里，我们才能真正地感到国家近代以来经受重重苦难而不坠的原因，因为它背后有着坚实的脊梁。“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一艘已经检修出有故障的船，因为忙着装载难民而被迫起航，到头来又莫名其妙地爆炸失事，三千余人寂然无声地葬身于大海中，这是悲剧。迎难而上，救死扶伤，在整个社稷都风雨飘摇的情况下一心只想着“把那块舢板放下来，多救几个人吧”，比起动辄以整个民族为赌注的人，我想谁是真正的悲剧英雄，答案已经很明显了。

张翰庭正是生于这样一个人们不被当“1”来看待的年代，他也做了这个时代的牺牲品之一，但他在1948年12月3日夜里的举动将永铭史册。至少，我认为一个已经进步到能公布意外事件中35人的具体姓名，且为35人和36人之差争论不休的社会，是有义务铭记住很多很多像张翰庭这样的民族脊梁的，没有他们，我们没有理由走到今天。

向张翰庭先生致敬。

PS：几个后话：

1956年，上海市人民政府为疏浚航道，将江亚轮残骸打捞上岸。1957年3月19日为随船体打捞上岸的遇难者遗体举行葬礼。

1959年2月4日，经过上海江南造船厂修复，江亚轮重新得以航行，当天遇难者亲属代表和上海各界代表400余人参加启航仪式，纪念当年的遇难者。此后，江亚轮归属中国长江航运集团，改为运营上海到武汉的航线，并于1966年11月更名为“东方红8号”。1983年轮船退役，停泊在武汉月亮湾码头。2000年6月，轮船在温州拆卸时发生火灾烧毁。目前仅存一只木舵，保存于宁波浙东海事民俗博物馆。

经过宁波旅沪同乡会操办，招商局打捞的部分江亚轮失事死难者遗体被埋葬在上海霍必兰路（今古北路）永安公墓，1956年打捞的遗体也埋葬于此。该公墓毁于文化大革命。

1998年12月3日，经过《宁波晚报》牵线搭桥，江亚轮幸存者开始一年一度的聚会，纪念当年的海难。这种聚会一直持续到现在。2003年12月3日，获救者与张翰庭之子张克劬相会，这在当时引起了中国国内众多媒体的关注。记者如此记载当时的场景：

“江亚轮幸存者55年后再机会”一文，为居住在宁波的张翰庭的第五个儿子张克劬的同学读到，他看到后十分感动，立即打电话给浙江医科大学退休教授张克劬，已77岁高龄又患有心脏病的张克劬得知幸存者的愿望，十分激动，当即决定启程赴币，代表全家和这些与“金源利”有不解之缘的老人们见面。12月3日，“江亚轮”幸存者们在获救55年后，终于见到当年救命恩人的儿子。这些白发苍苍的老人抱着张克劬先生痛哭流涕。他们一直不知道张家后人还在大陆，他们说:“你们家有船，大家以为你们在解放前夕早随着国民党政权逃亡台湾了……”

时至今日，张翰庭仍未获得中国政府的正式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