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世的那个早上，我刚把一篇催稿写完。放下笔，已是凌晨3点。带着连日赶稿的疲倦和终于完工的欣喜，我沉沉地进入梦乡。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将我惊醒，电话的那一头隐约传来哭泣与纷乱。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刹那间正象五雷轰顶。依稀记得姐夫说，有什么飞机就乘什么飞机，快回。急急地赶往机场，坐在飞机上还存着一点幻想，直到在上海回苏州的机场大巴上与读大学的女儿不期而遇，才确切地知道父亲已经走了。一路压抑着不能放声，只有泪水长流。待到姐姐家楼梯口，见那排排的花圈，我终于不行了。进楼是那样沉重，却又更加迫不及待。往常我回家，门铃响后，大凡是父亲笑眯眯地一手大开着门，一手接过行李，“好，好，回来了。”父亲手术后每次我回家，开门的多是母亲。等不及进房间，先在院子里隔着窗户大声道：“爸爸，我回来啦。”进到屋里，父亲笑眯眯，躺在床上，点点头。总想先坐在床边同父亲说说，父亲却摆摆手：“累了吧?先歇息。”那天我回家，只有满屋的哭声和揪心的窒息。那以后的几天在泪水中打发日子，只有一个念头，尽全部的心力送爸爸走好。那时我才深深地感到，中国人重葬的所有铺排、所有祭奠，岂能简单地斥之为迷信、豪奢，那对我来说，实在是我无法悔补的愧疚所能做的唯一替代。

蔡霞，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博士。

　　在我心底深处，我总有着对父亲无法悔补的深深愧疚。我总觉得，父亲的生病、父亲的离世，都是与我有关。是我给父亲添了太多的操心与担忧，父亲终因心力不支而病倒。他用了全部生命支撑我走出了逆境，当我大势已定，生活在经历坎坷现出充满希望的新开端后，父亲再也撑不住撒手而去了。是我耗尽了他全部的生命。从此，我永远地留在无尽的负罪感中，从此，我觉得唯有竭尽全力做好我的工作，才能最终到马克思那里去面对父亲。

　　从小，我是让父亲最省心的一个“憨”女。姐妹三人，我的长相、脾气最象父亲，连走路都象父亲。小时候绝不象现在唠叨多话，多的是安静、温顺，从不敢闯祸。儿时的记忆里，父亲一年总有八、九个月在下面部队里转。每当父亲下部队临离家前，他总要分别与我们姐妹三个谈话，叮咛姐姐带好我们，多帮着妈妈做家事;提醒蓉妹别太“皮”。轮到找我谈话时，常常必须出发了。于是，一句“在家好好的，啊。”

　　长大后，我却是让父亲操心最多的，让家里照顾最多的。我的生活不顺，父亲与母亲不断地替我分担生活的压力。日子没过好，又不会“胡作非为”，总要讨个活法，于是将近40岁时去读了硕士研究生。父亲和母亲全力支持，女儿就由父母照顾。及至硕士毕业是工作还是继续考博，从小到大都听话的我，第一次与父亲顶起来。父亲和母亲一生都是“个人服从组织”，当时批评我要继续读博是“个人主义”。当他们终于明白所谓单位要我回去“工作”的真实含义后理解了我，却又无力帮我解决问题。那年的春节，全家人因我而沉闷，父亲的话更少。从春节到我最终被批准考试、录取读博的七个月里，父亲给我的信是最多的，家里打来的长途电话也是最多的。那年九月，我坐进了博士研究生的课堂，中旬，母亲就在电话里哽咽着告诉我父亲得了食道癌。可就在五月份父亲例行健康检查时，还“都没问题”啊!在我读博的三年里，父亲的身体似乎还好，然而当我毕业确定留校、房子分到手、工作起步也顺利，向父母亲报告“一切都好”后，母亲又一次在电话里哽咽着告诉我，父亲的病复发了。父亲悄然离世时，两眼都没有合上。母亲和姐姐为他洗身、穿衣、合眼，父亲依然睁着一只眼。家里人说，我没回来，父亲不合眼。

　　父亲在我身上倾注了太多的爱，他从来都不说，只是默默地做着。对于父亲的爱，我是随着自己的长大，甚至是读博毕业后，才渐渐理解的。小时候，父亲从没有“惯”过我们，还不会识字，就学会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犯了“错误”在家里检讨了不算，有时还得向叔叔、阿姨、小朋友去赔礼道歉，否则就过不了“关”。上小学三年级时，家里不再用保姆。所有的家务都是妈妈为主，我们姐妹三个分摊。一年四季，军营里起床号一响，全家都得起来。父亲去出操，母亲买菜，我们姐妹仨负责扫地、洗菜、做早饭，从来都是“战斗的早晨”。放暑假，父亲大凡先让我们到部队农场劳动一星期，然后才能享受暑假的快乐。从小我的衣服除了兰色就是黑色，那是父亲穿得发白的破军装，母亲自己染染色再改给我穿。女孩儿都爱美，我也是。穿不上花衣服，就把那爱美的心思都画出来。小时候，我画的全是穿着五颜六色衣服的古代美女。至今，只要知道北京美术馆有著名画家的美展，再忙我也要去看。父亲知道我爱美，当兵后我结婚时他在上海跑遍了整整一条南京路，买了一床颜色最五彩缤纷、还带荧光闪色的大花床单给我。可那时的我，却以为父亲买的床单太“乡”气，就没有带回部队。现在一想起来，就止不住泪水涟涟。我太不懂事，不理解父爱。

　　父亲的车从来不给家里人用。小时候难得有个什么好戏看，碰上节日地方慰问演出，父亲出席是“工作”，我们再想看也不敢要求父亲带我们去。有时部队协理员来发给戏票，父亲总要问“是家属都有吗?”有了戏票也不能搭父亲的车到剧场，从来都是远远地看着父亲的车，自己一路走着去，走着回来。有一年暑假里，父亲到南京开会，可以路过扬州。母亲想让父亲的车顺便把我们捎到姨妈家玩。父亲说，公车不带家属，孩子们坐长途汽车去。结婚后我生孩子出院时，正是春雪回寒。父亲让警卫员小汤骑着食堂买菜的“黄鱼车”，放上家里的藤躺椅和棉被，下面垫两床，上面盖两床，再加上一件军大衣，把我和孩子捂得严严实实拉回来。进部队机关大门时，分明听见站岗的哨兵问：“小汤，你拉的是什么东西?”结婚后，有一年我的公公到我家来过春节。公公当了一辈子钳工，婆婆在色织厂“穿”了一辈子针线。公公临行前一天妹妹回南京大学去。妹妹乘的长途汽车早上六点多开，车站离家要走四十多分钟。走得太早，小城里公共汽车还没发头班车。那几天正是雨夹雪，妹妹央求父亲“破例”派车，父亲没答应。那天早上，警卫员用自行车推着妹妹的行李把妹妹送走。顶着飞飞扬扬的雪花，踏着一脚泥一脚水，妹妹噘着嘴出了家门。第二天早上天放晴了，我公公乘八点多钟的汽车走，父亲派了车自己把亲家送到车站。为着我，父亲的公车私用，只有这一次。

　父亲一辈子酷爱读书，尤其是马列的书。战争年代父亲带兵打仗，打仗间隙，父亲在“啃”马列。刚解放时，父亲是团政委，给苏南军区政治部干部教导团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五十年代他是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第二期的学员，又读了三年的马列。父亲的理论功底相当厚实，我在县委党校当教师时，每当备课中要查马、列、毛“老祖宗”的话时，父亲就是我的“百科全书”。一个电话打回去，父亲大凡都能清楚地说出来“老祖宗”是在什么时候、为什么问题而说的。放下电话不过几分钟，父亲的电话就打过来了，准确地告诉我在马恩选集或毛选的第几卷哪一页。父亲离休后的一大乐趣就是读书、剪报。改革开放以来凡探讨重大理论问题的重要文章，父亲都细心地圈读过，剪贴在我女儿废弃的旧作业本上。父亲走后，我们整理他老人家的遗物，他的读书笔记有几十万字，离休后还写了十多万字的报告、讲稿和理论思考。

　　父亲是个话少的人，但只要我一回家，仿佛是我欠他的“话债”一般，父亲总要抓住我就理论问题长谈两三个小时。父亲一谈起理论来就眼里放光，全身心地浸在思想的海洋里，我们都没有注意到把母亲冷落在了一旁。母亲对理论不感兴趣，关心的多是生活。母亲常常是一开始耐着性子，让父亲过把“理论瘾”，到后来看他谈起来就没有个头，于是隔一会儿来打个岔，见父亲还没有“领会”她的“精神”，终于忍不住要呵斥起来。我和父亲都明白母亲就要“雷霆”了，于是相视笑笑，我站起身来围着母亲转去，一天的乌云就此散去。这已经成为我每次回家必有的“惯例”。可以说，我在党校讲台上能够站住，是父亲在扶持着我，我后来能踏进理论研究的门槛，是父亲把我领进去的。

　　也许正是因为姐妹三个中，我算是“子承父业”，父亲对我格外地多了一份关注，多了一份爱。从我在县党校工作起，我发表的每一篇文章，父亲都仔细地审看过。博士论文完成时，父亲正是养病在床。我带回去一本论文，本想让父亲当“消遣”看看，结果父亲一口气用了三、四天时间，看完了长达16万字的论文。看着父亲清瘦的脸庞，我告诉他那一本就是呈献给他的，让他别赶着看，他笑笑，什么都不说，依旧斜倚着床看下去。我的眼泪直打转，真后悔不该给他。但我知道，不给他他也一定会要的。父亲生病后，母亲、姐姐和姐夫尽全力护理他，我苯，护理父亲远不如姐姐心细手巧。我知道自己最能宽慰父亲的，就是当他精神好一些时，告诉他我的学习和工作有了哪些进步。父亲已经没有力气同我长谈了，但是每当父亲听到这些时，总是舒开眉头看着我，那眼里的慈祥和笑意反过来给了我安慰，让我能够稍稍原谅自己的苯。父亲走后，我把父亲的照片摆在书房里，看书、写作时一抬头就看见父亲，那感觉就象以前一样，父亲在和我讨论问题。当我抬头看到父亲正望着我时，心里总在涌动着一股力量：父亲给了我生命，我的责任就是延续他的生命，把他酷爱的理论工作继续下去。现在我读书、写作更不敢懈怠，怕辜负了父亲，怕日后无颜面对父亲。面对父亲的照片，我依然告诉他我又出了哪些文章、有了哪些进步，但我再也不敢对他说我还有哪些困难，哪些苦恼，怕父亲再为我操心。

　　原先我对人们说的另一个世界并不相信，现在我真有几分信了。因为，父亲和母亲在世时我几乎没有梦见过他们，他们走后，睡梦里我常常很清楚地看见父亲和母亲。醒来后，好象父亲的话依然在耳边，常让我觉得人间和冥世其实是相通的。也许，父亲和母亲依然在为我操心，依然放不下我。现在，我努力活得更好一些，好让父亲母亲放心。

　　2001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