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15141字，预计阅读需36分钟，先转后看。（来源：诸子春秋2019/江淳编辑）

目前，大多数中国人虽然急欲挑战英美的霸权，但却缺乏昭和时代日本人的战争决心，又幻想英美不敢对中国施加残酷制裁，实际上，这样的思维是站不住脚的。大国之间的核心利益是完全不同的，当德国扩充海军并兴建威胁苏伊士运河和印度的中东铁路时，就意味着英德关系的全面破裂，同样，今天的中国人也很难理解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化填岛对中美关系的真正影响。无论媒体和网民在南海议题上多么鹰派好战，都必须对这些无负责能力口炮者言论的局限性保持清醒的认知。

一、航母南海耀兵的背后

大国之间的核心利益是完全不同的，海权国家与陆权国家的认知差异尤其巨大，因此，大陆强权与海洋强权常常因认知的差异而产生巨大的误会。就像20世纪初，德国人并不清楚，当德国扩充海军并兴建威胁苏伊士运河和印度的中东铁路时，就意味着英德关系的全面破裂，同样，今天的中国人也很难理解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化填岛对中美关系的真正影响。

海洋帝国的命脉

在美国这样的海洋强权眼里，中国在南海诸岛的军事部署，将是对其国家安全生死攸关的挑战，是不容妥协的地缘威胁。结合此前的南海潜艇事件，作为超级海洋强权的美利坚几乎不可能无动于衷。

马六甲海峡及南海地区，乃是全球最重要的航运通道之一。据世界海运理事会统计，全球有25%的海上航运量要经过这里运往各大洲，其中，中国60%的外贸运输、日韩两国85%以上的石油、美国西太平洋原料贸易的90%，都要经过该地区。对美国这样的海洋帝国来说，这里是不折不扣的世界之枢。

“确保于我关键海道的友好可控，乃是关乎合众国生死的重大利益。”——1903年11月，西奥多•罗斯福就巴拿马独立问题发表谈话

昭和时期的外交家币原喜重郎认为，近卫内阁对印度支那的占领将会引发与美国的战争，“美国不可能容忍除英法以外的强国战机出现在印度支那”，因为“从西贡机场起飞的日本战机足以威胁到新加坡（马六甲海峡）的安全”。时任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亦认为，日军进驻印度支那将对西方马六甲地区的航运安全构成致命威胁，这迫使美国不惜战争也要与日本摊牌——太平洋战争初期，轰炸新加坡和摧毁威尔士亲王战列舰的日本战机即起飞于西贡机场

自20世纪初，美国就逐步将全球关键航道纳入其不容妥协的国家核心利益。1903年11月，西奥多•罗斯福不顾国际压力和规则，下令支援哥伦比亚领土巴拿马的叛乱，以控制对于航运至关重要的巴拿马地区；1941年7月，当日本军队进驻印度支那，威胁马六甲海峡时，美国同样不惜对其禁运，与日本全面摊牌。

美国的态度并非孤例。将关乎自身命运的关键航道视为不可妥协的利益根基，实际上乃是现代海洋强权普遍遵循的地缘规则。从大同盟时期的威廉三世（Willem III van Oranje），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英帝国为了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和多佛尔海峡的航道不断地与西班牙人、荷兰人、法国人、德国人作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当苏伊士运河被德国的中东铁路计划（3B铁路+汉志铁路）威胁时，英帝国甚至愿与死敌俄国结盟，以消弭这种威胁；1956年11月，重病缠身的英国不惜与美苏决裂，也要出兵进攻纳赛尔政权，以保证自身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即便世界帝国早已崩溃，今天的不列颠依然要努力维系对直布罗陀、马岛等重要航道的控制，并不惜战争。

德意志帝国组建的汉志铁路，威胁苏伊士航道的安全，这条铁路与3B铁路一起，迫使大英帝国与她曾经的死敌俄罗斯、法国达成全面和解，这预示了德国的灭亡——1907年，力主与俄国全面和解的英国外交大臣格雷男爵认为，“这一铁路的修建，意味着柏林已是帝国不可容忍的大敌。”

因此，可以肯定的是，美国或许并不在乎中国关于南海的主权诉求，但一定会将中国在南海的军事部署视为对其核心利益的直接挑战，这是其既定外交原则的必然结果。

走向对抗的中美关系

中国在南海的填岛和军事化，将不可避免地被美国视为对其核心利益的全面挑战——克里米亚和叙利亚的纠纷对于美国来说，实际上无足轻重，但马六甲海峡则是海洋帝国生死攸关的核心利益

从2014年1月中国在南海诸岛大规模填岛军建，中美之间的纠纷逐渐从普通的经贸地缘摩擦发展为战略层面的对峙。

一方面，中美两国间的对抗意味日渐浓厚。至2014年4月起，美国国防部长不再到访中国，打破了中美两国之间多年形成的互访惯例；从2015年10月开始，美国多次派遣军舰进入中国军事化的南海诸岛，以宣示自身不妥协的立场；2016年1月，美国军队重返菲律宾，其部署位置均针对南海；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哈里斯，多次宣称中国在“南海的行动”，正迫使“美军做好今天（与中国）作战的准备。”

与之相应的是，中国在南海诸岛规模不断增加的军事部署，加剧了美国对中国关于该地区企图的疑虑。而近期的无人潜艇事件和南海航母巡游，无疑将进一步强化美国对中国的错判和恐慌。

英国外交大臣格雷男爵在1908年8月上书英王：“放弃苏伊士运河以致落入一强国之手，无异于令我受制于该国。”首相H·H·阿斯奎斯正告俄国大使，以求双方谅解：“德国（通过3B铁路和汉志铁路）志在苏伊士运河和霍尔木兹海峡，这足以削除大英帝国之半臂。若德皇一意孤行，则我誓将不惜代价以拒之，即便发生战争亦在所不惜。”

另一方面，因对抗中国的需要，美国逐渐提升了与该地区潜在盟友的交流层级。

从2014年开始，随着南海军事化问题不断升温，美国逐渐放开对日本的军备限制，美日之间也开始在防务问题上实现捆绑。2014年4月，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出访东京前夕接受《日经新闻》书面专访时表示，“欢迎日本要在美日联盟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包括重新检讨宪法中对集体自卫权的解释。”而安倍晋三也逐渐在美国的默许下完成了修宪，实现了国家、军队的“正常化”。另外，就《美日安保条约》对钓鱼岛的适用性，美方也从2013年哈格尔的语焉不详发展到今天的逐渐明确——美国对日的政策让步显示了随着南海挑战的日益严峻，美国迫切需要日本的有力支持。

 2015年1月，奥巴马出访印度并参加了该国的阅兵式，双方交流的主要外交话题乃是南海问题——印度前外交部长贾斯万特·辛格在《印度的防务》(Defending India)一书中认为：“失去对印度洋的控制是印度近代亡国的重要分水岭”，他对印度外交立场的表述显示，“印度不可能容忍另一个大国介入瓜达尔港和斯里兰卡。”

同时，美国与另一大国印度的防务关系，也在这一时段得到了飞跃式提升。两国间原本尴尬的关系，从公认的“糟糕”，发展为2015年1月的“战略伙伴”，到2016年初的“天然伙伴”，再到2016年6月的“主要防务伙伴”和“军事技术上的全面开放合作”，都显示出：随着美国对南海局势忧虑的加深，印度的地缘价值将不断攀升，这将为印度提供了相当不错的战略良机。

更重要的是，随着南海局势加剧的中美对抗趋势，美国必然会提升台湾的防务层级，甚至直接将其纳入自身的同盟体系。2016年12月，美国参、众两院大比例通过了“201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全面提升了美台军事交流层级，美国国会两党对该法案的一致支持，显示出南海局势的紧张正在提高台湾本身的地缘价值。

通过以上事实不难看出，从南海军事化开始，美国正努力与日本、印度等国消弭分歧，以结成的针对中国的战略联盟。

对中国的影响

实事求是地说，尽管台湾和南海都被中国政府视为自己的核心利益，但两者的内涵则完全不同。对于前者，中国拥有被普遍认可的法理主权，而后者则是现行国际法和历史继承合法性争论的战场；台湾问题对美国来说也并非核心利益，但考虑到南海的位置，即便美国可能认可中国的南海主权，也不可能容忍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化。从这个角度来看，南海的军事化很可能在增强中美对抗意味的同时，提升美国保卫台湾的意志，并加大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风险。

无论大陆在南海军事化问题上何等坚决，对于以下几点后果必须要有清醒的认知：

当南海诸岛的军事部署逐渐提升时，千万不要低估这一举措对中美关系产生的负面影响。关键性航道是海洋帝国的生命线，这是其不可妥协的地缘核心利益。19世纪，英国与俄国曾经因在巴尔干、伊朗、阿富汗、远东的纠纷发生过多次战争，但一旦德国的铁路经过苏伊士运河，英国甘愿牺牲自身在伊朗的利益，换取与死敌俄罗斯的谅解以对抗德国；1937年，日军故意轰炸美国班乃岛号，美国能够做到无动于衷，但当日军1939年占据海南岛之后，又于1941年入据印度支那威胁新加坡时，美国则不惜战争也要与日本全面摊牌。因此，南海诸岛的军事化，必然会带来美中关系的对抗，对于这一点，大陆必须要有心理准备。

当大国之间因核心地缘利益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时，不要对经贸的缓和作用抱有过高的期望。美国国务卿赫尔在他的回忆录里，就日军入驻印度支那后美国对日禁运的决策过程曾经写道：“如果对日本施加经济制裁，日本固然承受最沉重的负担，美国也得同样承受最沉重的负担，因为美日之间的贸易额为所有欧洲国家对日贸易总和的两倍。但是日军占据印度支那所产生的风险显然超越了这一切。”他的这一认知，显然清晰地显示了大国地缘利益中最关键的部分是什么，考虑到美国国内对中美贸易的评价趋于负面，贸易在未来中美关系上的正面影响将更加有限。

无论大陆的媒体和网民在南海议题上多么鹰派好战，都必须对这些无负责能力者言论的局限性有清醒的认知。在普法战争前，正是法国煽动战争的报纸，取代了军事专家的审慎，逼迫法国在毫无战争准备的情况下坠入俾斯麦的圈套，从而引发了国家的灾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好战报刊不断地逼迫德国采取不必要的扩张行动，给各个大国制造了足够的恐慌，迫使英国、法国、俄罗斯这些矛盾重重的大国团结在一起最终摧毁了德国。专栏作家和网民是不需要承担历史责任的，他们对地缘政治本质的理解也相当有限，他们只负责在特定的社会氛围下发泄特定的情绪，他们从来都是不值得依靠的。

为了迎合民众情绪，出售更多的报纸，报纸们往往诉诸不需要付出牺牲的勇猛言论。1911年7月2日，德国与法国因摩洛哥危机濒临战争边缘，民众狂热要求动用武力，《莱茵日报》（Rheinisch Westfalische Zeitung）鼓动说：“大哉此举！终于有所行动，大快人心，使各地的阴霾一扫而空。”《慕尼黑新新闻》(Munchener Neueste Nachrichten)建议政府全力向前冲，“即使因此一政策造成今日无法预料的状况”，亦在所不惜，这种言论氛围驱使德国政府采取了极端强硬的措施，最终迫使英、法、俄因对抗德国，而取得了全面谅解。令人讽刺的是，随着一战爆发后战争负面效应的加剧，德国民众逐渐厌战，这些报纸纷纷改头换面咒骂战争，同样取得了不错的销量——而开战的德皇也被随后抛弃。

面对周边错综复杂的地缘形势，中国需要具有明确的目标和清晰的认知。大国外交的驱动力，从来都不应该是大国的虚荣，而应是利益的考量，此乃黎塞留和俾斯麦缔造霸业的智慧，也将是中国崛起的唯一外交基础。

“让英国对德国保持善意其实非常简单，毕竟，自威廉三世以来，英国人只会为了比利时的港口和地中海的海峡作战。”——德意志帝国首相俾斯麦

“与英国就海军军备问题达成的妥协，将瓦解伦敦的反德意识，有利于帝国在中欧取得行动自由。这是阁下无论如何都应该理解的德国未来外交政策（1936入侵莱茵、1938吞并奥地利和捷克）的基础。”1935年，希特勒就《英德海军协定》的重要性，对德国外长康斯坦丁·纽赖特男爵发布训示

二、警惕列强走向反华的联盟

我们可以预期的是，当美国国家安全助理奥布莱恩和国务卿蓬佩奥不顾疫情多次走访欧洲，并劝说各国官员之后；当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BBC等媒体对欧洲各国民众发起强大的宣传攻势之后；欧盟对中国的态度将不得不发生改变。对此，中国必须做好准备，有备才能减患。

尽管很多人对欧盟抱有幻想，但事实上，作为一个经济、安全、意识形态上弱势的政治联盟，欧盟几乎不可能抗拒美国的压力。

首先，欧盟在意识形态上完全受美国影响，其对世界秩序的共识上，很容易受制于美国人。这使得美国很容易通过公共外交的渠道影响欧洲各国对华政策，而且美国对欧洲高层影响更大。

以下是2020年德国最有影响力的媒体，其中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英国的《金融时报》，乃是被转载最多的外国媒体，实际上，德国世界报、图片报、法兰克福报和瑞士德语苏黎世报，平常都以大段引述美国媒体观点著称，即美国媒体足以影响甚至主宰欧洲大国的善恶是非观。

如果中美陷入对抗，那么我们将在欧洲不得不看到各国主流舆论在美国的影响下逐渐转向敌视中国，他们会将中国视为与Nazi等同的恶魔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恶意将会不断攀升，直至改变欧洲对中国的政策。

而且，不仅仅是公共外交能力，英美与欧洲各国的外交官和政客间有着诸多共同的交集和合作，彼此不仅仅是外国官员那么简单，更是同僚，他们之间的交流实际上没有多少障碍，很容易不断影响彼此，进而形成说服（美国政府往往会通过英国来影响欧洲）。就像皇帝身边的太监或枕边人一样，朝夕相处，足以通过不断陈述改变皇帝的看法。相比之下，中国就像遥远的忠臣，虽然对欧洲饱含善意，但交流的机会非常有限，很难影响各国官员的看法。

所以，无论是公共外交，还是高阶交流，美国都能比中国更容易左右欧洲的看法，即便是排除其他方面的因素下也是如此。可以确信的是，无论是马克龙，还是默克尔，他们很难在美国打造的舆论和高层压力下长期维持对中国的善意。

其次，在地缘政治上，美国本身对欧洲各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其对欧盟国家的影响要远大于德国。

我们可以看到，长期以来，北欧、东欧诸国如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芬兰、罗马尼亚、瑞典、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希腊、丹麦、挪威，这些国家，信任英美远胜过德国、法国，英美对这些国家政策的影响力是决定性的——瑞典、丹麦、挪威等国长期在欧盟跟随英国政策。

与此同时，南欧各国，如意大利、西班牙，以及中欧奥地利、荷兰、比利时、则对美国的态度极为看重，几乎不可能绕开美国行事。

如果德国、法国试图在欧盟框架下抵制美国，他们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这两国若想有所作为，美国的态度至关重要，即便排除他们在军事上、技术上严重依赖美国。

最重要的是，美国对欧洲各国帮助多次，尽管美国也欺负过欧盟国家，但各国更记得美国在历次重大危机中对欧洲各国施以援手。大多数欧洲国家很难从感情上真正不追随美国。

事实上，英国脱欧之后，丧失了影响欧盟的最强大桥梁，美国对欧盟的统治已经削弱很多，但即便如此，美国对欧盟依然有着难以回避的巨大决定性影响力——这一点，是中国很难抵制的。

所以，我们可以预期的是，当美国国家安全助理奥布莱恩和国务卿蓬佩奥不顾疫情多次走访欧洲，并劝说各国官员之后；当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BBC等媒体对欧洲各国民众发起强大的宣传攻势之后；欧盟对中国的态度将不得不发生改变。

对此，中国必须做好准备，有备才能减患。

7月13日，美国国家安全助理奥布莱恩不顾疫情，走访法国，与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盟国官员协调对华立场，这是奥布莱恩及欧洲盟国高级外交官讨论对华问题（右边女性为美国驻法国大使），7月21日，蓬佩奥紧随其后访问欧洲，进一步协调欧洲盟友打击中国。

三、不图虚名，做真正的爱国者

这年头，高喊口号，迎合舆论，确实是一件名利双收的事情。

在当前中国国家地缘风险诸多问题中，最关键的问题之一，就是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毋庸多言，但这里所要说的，假如中美对抗甚至决裂的浪潮无法扭转，那么如何在近乎决裂的大环境下处置中美风险，就成为一件不仅仅是重要，甚至是生死攸关的大事，这里面容不得一丝一毫的含糊，对于国家政权的稳定来说，亦是如此。

然而，外交风险的走向却是变化无常。

从2016年南海事件到2017年特朗普访华，再到2018年贸易战爆发，以及2019年HK事态发展和贸易战升级，再到2020年的新冠疫情和HK冲击，中美关系经历了从恶化到友好，再到恶化变友好，友好变恶化，恶化再友好，友好再恶化的多重反复过程。

很多时候，事态变化的速度往往不到几十天，譬如特朗普今年1月份还宣称要访问中国，2月份还赞扬中国疫情控制，但现在，这位总统的对华政策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且，一些国人眼里的短期或微小问题，往往会带来长远的冲突或巨大的改变。

譬如，2016年的南海事件，乃是中美两国为了各自眼里的国家利益，正面直接冲突开始，这种持久不断的冲突不仅过去带给中美关系不可磨灭的重大影响，将来还会继续恶化彼此的映象——事态并未如当时很多专家预期的那样，仅仅只是短期矛盾。

再譬如，2018年开启的贸易战，最终决定这一冲突走向的，却只是中国对美农产品的购买，中国只需要收揽不到2%人口的美国农民，就可以对白宫的贸易政策促成重大改变，这实际上超出了诸多人士的预期——这些人此前普遍认为，特朗普总统的雄心壮志将绝不止于此。

再往后延伸，我们可以看到，当特朗普的疫情控制成为灾难后，那么他就必然走向甩锅中国的政治道路，这是政治上无法避免的灾难性结果。使得中美1月蜜月成为一种苦涩的回忆。

身处这样剧烈变化的氛围，当我们国家应对中美风险的时候，绝不能仅仅基于事后行事，更要在灾难出现之前，未雨绸缪，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降低对政府、民众的冲击，避免不可挽回的灾难。

2020年3月疫情地缘冲突泛起之后，深知中美冷战不可避免。特朗普要为了选举，必然极力采取激进的反华政策，而HK的九月立法问题，则使得中方不得不采取措施，这将带来美国为首之西方剧烈反应，双重叠加下，冷战的大幕就会徐徐拉开。

在这个风云激荡的时代，高喊口号，迎合舆论，确实是一件名利双收的事情。利用中美冲突赚取左右分裂日深人群之钱财。他们绝不是为了帮助我们国家，探知“西班牙风险”、“布拉格风险”、”南印度支那风险“和”阿富汗风险“，避免致命灾难的形成，为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和国民幸福，做自己义不容辞的贡献。

西班牙风险：指1807年拿破仑入侵西班牙，使得欧洲各国恐惧拿破仑，并逐渐联合起来消灭了拿破仑，拿破仑战败后回忆入侵西班牙乃是其最大错误；

布拉格风险：指1939年3月希特勒入侵布拉格，使得西方列强不再信任德国，并在德国的后续外交中坚决抵制之，进而引发了1939年8月但泽危机和二次世界大战；

南印度支那风险：指1941年7月日军进入法国控制的南部印度支那，尽管当时这个行动看起来很正常，但却导致了英美竭嘶砥砺的反应，冻结了日本的资产和贸易，迫使日本不得不走向战争；

阿富汗风险：指1979年苏联入侵原本属于自己势力范围的阿富汗，结果遭到欧洲、美国、伊斯兰世界和中国的强烈反应，进而陷入外交孤立和地缘灾难，这招致了苏联的崩溃；

至于有时候个人说话不计言辞之委婉，那是没有办法的，毕竟，真正的现实主义爱国者重在言到而非曲迎，被粉红派误会也属正常。

需要注意的是对美外交风险，不是国家民主化就能避免的。

1940年，美国驻日本大使格鲁曾经与日本高层内田伯爵有过一段很引人注目的谈话，说的是，格鲁宣称美国在东亚要捍卫民主和人权，所以不能不反对日本的侵略，美国大使说完后，内田伯爵笑了，他说，

“相比于蒋介石，日本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我们的人民有自己的选票，我们大部分的议员需要参加选举，我们的政府不能忽视选票，美国凭什么说帮助独裁的蒋介石就是维护民主呢？”

内田说完，连格鲁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应了——因为他也知道，真正使得日美关系恶化的，并非民主不民主，而是日本人与生俱来的民族骄傲与贪婪的西方秩序之对撞。

所以，就像当年日美关系恶化一样，中美关系的恶化，绝不是中国所谓民主不民主的问题，中美关系的恶化，乃是双方对各种诉求合理性不同的理解所致。

中国任何一个人（包括台湾国民党），都认为南海是中国人的，中国有自行处置的权利。但美国却认为南海航道生死攸关，不容落入其他大国军事控制之下。

中国任何一个人都认为，hk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中国有权利处置之，但美国却认为主权和治权是两个不可分割的问题。这实际上是这一百年来，自五卅运动开启之收复租界治权运动的最后一步，当年的国民政府也是因为租界治权问题与英美关系急剧恶化——直到抗日战争后才真正好转。这种情势并不鲜见。

所以，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不管是民主不民主，中美关系的恶化是难以避免的，当一个民族主义大国走向强盛，就必然会以民族主义的观念改变世界，虽然中国只是认为自己恢复旧物，但世界未必能够理解这一点。

后发民族的修昔底德陷阱，恰恰就是如此。而“搁置争议”之旧训，虽然缔造了中国的崛起，但本身如同俾斯麦的外交政策一样，具有强烈的反身性，最终被自己国民放弃也是民族主义浪潮下的历史潮流。

四、美日历史教训：中美如何避免战争？

1941年7月，当英美封锁禁令传来之后，面对全民的恐慌，一位日本经济学家切腹自尽，因为他曾向自己的国家保证，英美绝不会这样做。

通过这段时间网上的的文章来看，发现一个令人忧虑的问题，那就是中国民众根本没有对美开战的思想准备，大多数中国人虽然急欲挑战英美的霸权，但却缺乏昭和时代日本人的战争决心，或者说他们试图在正面挑战英美的同时，却幻想英美不敢对中国施加类似于1941年7月日本那样的残酷制裁，实际上，这样的思维是站不住脚的。外交问题上，最容易酿成不可挽回错误的思维就是，总是倾向高估自己的胆量，同时刻意低估敌人的决心，特别是面对的敌人比自己更强大（或者敌人认为自己更强大）的时候，尤为如此。

从5年前开始，我就常常推荐很多体制内涉及外交部门的朋友，多多阅读《通向珍珠港之路》、美国驻日大使格鲁的《使日十年》、日本前外长重光葵的《外交回忆录》和《中日战争中的日英关系》这四本书，目标不是为了了解历史，而是为了避免与美国的战争，如果我们真的想避免与西方战争的话。

在这四本书里面，集中阐述了外交工作的细节。即一个在远东无可置疑的霸权国家日本，如何勇猛地激起遥远的英美不远万里与之决裂，并走向战争？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对这些外交细节的记录，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华盛顿最亲日的商人如莫拉曼、政客摩根索如何一步步从维持对日贸易变成了力主对日禁运的强硬派，伦敦那些最亲日的外交官，如西蒙、克莱琪，如何从日英亲善的拥护者，最终变成对日战争不可避免的鹰派？

我们绝不能将这一切外交灾难的源头归结于日本精英的无能和傲慢，实际上，日本精英并不愚蠢，无论是他的军部领袖，还是他的外交官，都是当时一等一的精英。近卫是日本贵族精英中最优秀的人才，西园寺最杰出的学生；佐藤贤了、白鸟敏夫从小都是顶级学霸，智商超人；松冈洋右学贯中西，闻名东洋。这些人没有一个是蠢材，放在今天，都是清华北大哈佛耶鲁最顶级的人才。

然而，即便如此，日本外交在他们的领导下依然在1941年7月走向了对美战争的边缘，最终不得不硬着头皮走向珍珠港。

我们也绝不能将英美政客视为战争疯子，蓄意挑起战争，以毁灭日本，实际上，无论是丘吉尔，还是罗斯福，他们都极端害怕与日本的战争，他们恐惧对日战争，但他们依然走向了战争。所以，双方对战争的恐惧并不足以避免战争——而且需要指出的是，哪怕是到了1941年，英美政商界都真的很想在东亚跟日本做生意。

“我向您保证，大英帝国绝无与日本开战的企图，英国人民对日本人民始终抱有如一的深情，请您务必转达我的善意。”

——1941年温斯顿丘吉尔接见日本驻英国大使重光葵

“对日外交的任何行动，都必须以避免战争为第一要务”

——1941年3月，美国国务卿赫尔致电霍恩贝克

然而，历史的渊流比任何人想的都要快，也将超出任何人的主观祈愿。

1937年11月，在布鲁塞尔讨论日本远东问题的会议上，美国是最不愿意得罪日本的；但到了1938年底，当武汉胜利后的近卫内阁宣布在中国建立大东亚新秩序时，美国就开始向蒋介石政府发出第一笔贷款，首次站向了日本对立面；1939年，当日本军队占领海南和南海岛屿的时候，美国宣布废除日美通商条约；1940年6月，当日本外长广田宣布对南洋享有天然权利时，美国发动了对日本第一次禁运；1941年7月，当日军进入印度支那时，英美对日本发动了海上石油禁运和资产冻结——当对美谈判无法成功之后，日本最终发现，他只能走向战争。

从1937年11月美国在中国问题上对日友好，到1941年11月南云舰队驶向珍珠港，历史洪流的改变需要多久？不多，四年而已。

这些年来，我翻看昭和日美外交史的时候，常常最想探明的就是最终迫使日美走向决裂的那个节点——譬如美国、英国、荷兰、中国如何在1940到1941年建立扼杀日本的ABCD联盟的？以及哪项事件促成了这个原本只有对话机制的架构变成了实际军事外交协调？更重要的是，哪项事件促使英美下定决心不惜巨大代价发起对日本的毁灭性禁运？——要知道，英美对日石油禁运后，英国远东油企、荷兰印尼油企、美国西海岸油企几乎全部濒临破产，并面临着日本海军的攻击，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经济自杀。

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我知道，今天的中美贸易谈判，绝不同于20世纪的八十年代的日美贸易谈判，当前的中美交涉，实际上类似于1939年7月-1941年12月7日之前的日美交涉——也就是说，当中美关系越过某个节点后，就必然会面临类似于1941年7月的日美间巨大制裁风险，即双方将不惜一切代价打击对方，最终不得不走向战争。中国必须有这个危机意识，绝不能像当年昭和精英那样妄认为不可能发生，那是和平人在准战争时代里极端幼稚的认知。

1938年8月24日，日本顶级经济外交智库专门在《日本经济年报》（第38集，162-165页）撰文中分析了美国对日本大规模禁运的可能性，基本反映了当时日本社会对此的乐观预期，这篇文章认为：

日本进口乃是美国加州原油企业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对日禁运将严重伤害当地经营者的收入；西太平洋沿岸大批废铁销售企业纯粹依靠日本的订单维持，对日禁输将激发他们的强烈不满；至于日本对美出口的主要商品之一生丝，美国也无力禁运，因为其国内企业短期内不可能找到替代国，禁止输入会迅速伤及美国制袜业者，这是劳工密集行业。在日方看来，这些禁运都会造成极为不利的选举影响，另外，日本智库还认为，即便美国禁止输入，日本还可以找到第三国转运。

1940 年 3 月 23 日，针对美日无协议后的贸易情势，时任日本首相的知美派米内光政发表公开讲话，他表示：“美日两国的经济分离和相互禁运对双方都是一个极端严重的问题。如果走错一步，两国就都要面临危险。我不相信美国会冒险对日本实行全面禁运。”

当年的日美谈判实际上也分为两次，1939年7月美国废商约到1940年正式废约，双方主要进行的是经贸谈判；从1941年7月美国对日本全面禁运封锁和冻结资产后，日美进行的主要是政治、军事、经贸谈判，此时经贸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经贸问题，而是与政治、军事问题挂钩，美国提出了更为苛刻的条件，经贸问题与政治军事捆绑。

这与中美交涉其实是很相似的，未来，无论美国政府谁上台，我相信中国都会与美国进行新的谈判，但这次新的谈判将与2018-2019年的谈判完全不同，经贸问题将会政治、军事问题挂钩，谈判的艰难必将倍增，谈判失败的后果也将更严重。

当然，我并不认为，当前中国一定越过了“南印度支那的外交节点”（指日军1941年7月进入印度支那南部，迫使英美对日本进行海上石油禁运和资产冻结，日本不得不在屈服与战争中抉择），但是，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那就是中美外交，离这个风险点并不遥远。

冻结中国资产这个选项，在当前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建议并被讨论，这就证明这不是一个空洞的威慑。

在1940年2月，关于英美荷三国对日本发起海上石油禁运，当时来看，主要有三个难题：

第一，大量英美荷油企将会破产，商界强烈反对；

第二，荷兰人不愿意参与，恐惧日本攻击；

第三，英美不想与日本开战。

这三个选项在当时日本社会广为熟知，也确实是事实，并极大阻滞了英美荷采取行动。但是，到了1941年7月，这些阻碍就全部被克服了。英国驻美大使法里汉克斯的回忆录集中记录了当时英美对日本毁灭性制裁是如何决定的。说来令人讽刺，美国财长摩根索和法里汉克斯吃饭，席间，摩根索嘲讽英国人对日本的妥协，并哀叹蒋介石的困难，法里汉克斯反讽道，你们美国人不也在向日本出售石油吗？摩根索沉默了一会儿，说道，“我们将切断日本人的动脉”。两天后，当英美施压荷兰人参与后，列强石油制裁令颁布，同时冻结了日本的所有资产。

由于这条法令是突然袭击，而且此前罗斯福还专门强调美国不会对日本进行海上石油断绝，结果却是如此令人意外，整个日本社会陷入恐惧，按照美国大使格鲁的说法，每天前来求情的日本军政官员几乎踏破了驻日大使馆的门槛，某位日本海军将领甚至害怕得当场颤抖哭泣，是啊，一个天真傲慢的民族即将不得不在耻辱与灭亡中做出选择，军人的哭泣又能改变什么呢？

当历史走到这个时候，昭和男儿如果不愿意放弃大国雄心，那么除了走向珍珠港，已经没有其他出路了（与日本不同的是，苏联在美国的大规模禁运下，没有选择战争，而是放弃了统帅世界的雄心，走向了崩溃）。四年，改变世界足够了。说起来，从2016年到现在，时间也不短了。

日本不幸的教训是什么呢？当从2018年到今天，这么多事情发生后，就绝不要太天真，绝不要以为不可能，绝不要认为英美很仁慈，绝不要认为英美很胆怯——历史将会无情地嘲讽并打脸这种想法，1941年7月，当英美禁令传来之后，面对全民的绝望，一位日本经济学家切腹自尽，因为他曾向自己的国家保证，英美绝不会这样做。

在走向珍珠港的前夜，我们必须意识到战争是可以爆发的，不是我们愿不愿意，而是我们不得不。珍珠港不是一个空洞的历史概念，而是存活在现实中的某个节点，她必须寄存在我们的头顶，如同一柄悬剑。无论是为了战争，还是和平，她都能带给我们无尽的帮助。

那一次，大和民族选择了拔剑奋起，虽然他们灭亡了。

五、冷战或许已是最好的结局

我们必须真正理解各种政治要素的关系，才能解构未来的发展，并正确评估对国家的风险——这是梅特涅亲王理解政治的方式。近来，常常听到一些声音，说此次中美关系失控，仅仅只是特朗普任期内的短暂选举冲击，当拜登上台后，局面就会好转。这种声音有些影响力不小，听完之后，我对这些认知感到忧惧，如果以这种判断衡量中美风险的话，那么就会低估国家利益未来面临的冲击。

从2016年开始，不论是南海事件的长远冲击，还是中美贸易战的变幻无常，以及疫情后特朗普选举冷战，以及香港危机的必然到来与风险，一般人都难以对这种反复变化的政治局势做到了精准事前判断。因为这绝不是对历史的刻舟求剑，而是对现实政治要素不断变化趋势的真正理解——之所以反复要用历史的阐述，并非热衷于讲述历史，而是非如此不足以让各位理解什么是政治的逻辑，毕竟这些逻辑只存在个人的脑海中。

阐述这些，就是要告诉各位，在政治局势评估方面，绝不能相信虚言的妄人。研判中美关系的未来，并希望以此警戒自己的祖国，不要误判，也不要对现实有一丝一毫的幻想，我们要避免的很可能不是冷战，而是珍珠港：

1、中美关系将在未来四个月内进一步急速恶化，接近摊牌，但不至于爆发战争；

为什么会这样？很简单，香港立法会选举将会进一步加深中西方的冲突，而香港自治法将在十月份及之前宣布对中国人员的严厉制裁，并在随后制裁之剑延伸到中国金融机构，中美协议暂时问题不大。

2、即使拜登上台后，中美将进行谈判，试图稳定关系，但美方会提出一系列政治前提条件，而且随着HK、南海局势的不断复杂化、HK自治法和xj人权法的不断轮回制裁，以及国会不断推出反华法案，中美很难达成附加政治条件的协议；

拜登时代新的中美谈判，必然涉及HK、南海、军备控制等一系列难以妥协的政治附加条件，而且随着美国国会不断推出激进反华议案，而HK自治法每90天制裁大陆人员和金融机构一次，西域renquan法每180天制裁大陆人员一次，都代表着无论拜登意在如何，都不可能挽回中美关系，中美关系在后特朗普时代或拜登时期的最好结局，就是激起无穷的幻想之后，走向缓慢恶化。

3、美国的主要盟国将会追随美国在诸多问题上攻击中国，中西方的广泛恶化难以避免，拜登与中国的谈判失败，这一局面将会加剧；

从现在开始，美国将持续不断地向自己的盟友施加难以承受的外交压力，迫使他们挣脱过去的幻觉，走新冷战的前线，与中国对抗。据以往的经验，无论从意识形态，还是安全利益、技术利益和经济利益，美国的盟国都将不可避免地在美国压力下屈服——我们必须警惕一个反华大联盟的出现；

4、中美关系的恶化和谈判的失败，使得军备竞赛不可避免，英美日印澳加欧未来将与中国展开海军竞赛，从而试图建立针对中国的全面优势；

拜登对华交涉失败，带来的就是中美和解的最后一丝希望都要破灭，信任荡然无存后的唯一结果，就是全面的军备竞赛，中国将不得不与西方列强、印度、日本等国进行残酷无情的军备竞赛。

5、一旦西方及其盟友建立了军事绝对优势，只要发生重大事件性冲击，大范围的全面禁运就会成为可能，珍珠港抉择可能成为中国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痛苦；

这里，我所要告诉大家的，在真正的大国对抗中，大规模禁运从来都是最稀松平常的事情，这里面从不涉及考量普通企业的利益，甚至不在乎他们的生存（这些盛世精英完全不懂的道理，我会在后续以事实不断讲述），唯一在意的，就是战争风险——除非有主动禁运方有绝对军事优势。中国不是苏联，苏联可以在禁运下生存，因为他与西方接触有限，这也意味着，一旦走向禁运，珍珠港就不能不成为一个生死抉择，那是命定的冥途。

看完这些后，很多人一定会觉得这是在胡言乱语。其实不然，这绝不是刻意夸大或贬低政治风险，而是真真正正从专业的角度评估这种需要注意的风险——若非忧国之重，绝不会轻易说出来。

历史的渊流早已划定了一个民族行走的路径，若不能以未雨绸缪的认知把握未来，那么命运必将不可逆转地滑向历史的终点。

”我对任何抽象的概念都不感兴趣，我只尊重并接受既定的事务，并在此基础上思考，从而努力防止自己产生超出现实的幻想。“

——梅特涅亲王1813年致信俄皇亚历山大，阐述他的外交认知

就像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之后，由于美国国内诸多反俄法案不断推出，由于克里米亚问题的难以妥协，美俄双方无论经历了多少努力，都无法实现任何和缓，反而在号称最亲近普京的特朗普领导下进一步走向对抗。

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宿命。所以，不要对中美和解抱有太大期待，哪怕是拜登当选也是如此。

真正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必须为未来西方列强、印度、日本等国的联合反华做好准备，并特别注意军备竞赛及预期禁运的重大风险，这种风险必须事先预备，心有悬剑，否则后果是将毁灭性的。

毕竟，一旦中国陷入被禁运的困境，我们绝不可能像俄罗斯那样，找到一个可以被依靠的“大中国”。

珍珠港的鞞鼓渐渐敲响，只是你听到了吗?

“昭和十六年十一月，国难临头，美寇罗斯福倾巢出动，我昭和的男儿毫无惧色，决心讨伐美帝，为天下伸张正义”——1941年11月，南云舰队驶向珍珠港。

六、外交失败的结局是：失败者将一无所有

人民并不懂得忠诚和同情，也不能理解公正，他们对失败者从不怜悯，对胜利者摇尾乞怜。

描述大德意志帝国最后一刻的电影《帝国的毁灭》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场景乃是，面对苦苦哀求自己逃亡的玛格达女士，阿道夫希特勒叹息道，“即便明天有亿万人诅咒我，但命运也是无法逆转的”，随即元首踢开忠诚的女下属，关上了自杀的铁门，迎接无可逃避的历史审判。

尽管后来的舆论家对希特勒大肆抨击，但阿道夫希特勒究竟犯了什么错误？

屠灭犹太人？镇压异己者？实际上，这些都不是希特勒最终悲剧命运的原因。在元首最初的几年，尽管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异己者的镇压早已显露，但这些事情并没有多少人去关心。事实上，当时的各国都谈不上干净，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对黑人的种族迫害是系统性的，华盛顿残酷镇压了老兵的维权行动；大英帝国残酷对待治下的印度臣民，阿姆利则惨案代表了英国军人对印度反抗者的无情与血腥；相比之下，元首在最初阶段对待犹太人的态度并不稀奇，这是那个时代的通病，所以，当时几乎没什么人就这个问题抨击希特勒。

然而，阿道夫希特勒真正令人瞩目的，乃是他的强悍才智和无双成就。

从1920年到1932年，他凭借自己的手腕，因逢际会，将一个沙龙式的知识分子俱乐部，改造成足以统治德国的强大政党，组建了令人生畏的冲锋队，这证明了他超强的宣传组织能力；从1932年到1936年，他一改德国经济的败丧局面，使得这个国家的局面迅速改变，GDP四年内增长100%还要多；从1936年到1938年，他使得一个战败的国家站立在欧洲之颠，让流落海外的德意志人，重回大德意志母亲的怀抱。

以当时标准的人格而论，阿道夫希特勒是一战战场上忠贞爱国、绝不屈服的老兵，他以最强的责任心履行上级交付给他最危险的任务，且从不抛弃战友；当伟大的祖国走向战败，四方一片混乱，他就脱下自己的军装，走向自己并不熟悉的政治舞台，从而将自己的国家从灾难挽救；他从未为自己的家人、亲戚谋取过一丝一毫的便利。至少从表面上来说，希特勒的人格并不算差。他的所有谋划，都是为了德意志民族的崛起。每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即便反对希特勒的主张，也不会完全将他视为一个纯粹的恶棍。

在1938年之前，几乎没有德国人，会怀疑元首不是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

“人们不能不承认并钦佩其品格。他能炉火纯青地左右所有的讨论：他的记忆绝对准确，能最确切地回答讨论中提出来的最遥远的问题；在讨论时专心致志；头脑清晰，能将最复杂的问题变为一个最简单的——有时是太简单的公式；有能将冗长的辩论结果扼要予以综合的技巧；以及从新的角度去考虑某个众所周知的、经长期讨论而无结果的问题的聪明才智。”

——前德国财政部长卢茨.施威灵.冯.克洛西格特公爵回忆希特勒

然而，历史的悲剧往往是这样。

希特勒的真正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他在无形之中招致了无法挽救的外交灾难。如果不曾与列强决裂，那么他就不需要与列强维持实力和平，也就不需要与列强进行没有希望获胜的军备竞赛，而如果不是这种军备竞赛毫无希望，他又何须效法腓特烈大帝发动一场不可能获胜的战争呢？

失败者将失去所有荣耀与尊严，当暴虐对待黑人的美国军队以人类救世主的身份进军欧洲时，当残酷对待属民的大英帝国以正义的旗帜轰炸德国时，当冷血苛暴的斯大林以解放者姿态挺进中欧时，元首的万世恶名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他的一切都将灰飞烟灭，沦为无可置疑的耻辱，这是以一当十的必然命运。世人往往并不清楚，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实际上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最伟大、最果断的核电危机营救行动之一，曾经将不可能变成可能，但当苏联的外交灾难招致失败之后，这一史诗般的成功连同苏联成功过的一切，都被描述成不堪一击的虚像甚至不可饶恕的罪孽。

人民并不懂得忠诚和同情，也不能理解公正，他们对失败者从不怜悯，对胜利者摇尾乞怜。

就像伟大的杜尔诺沃公爵一样，真正的忠君者往往恐惧外交灾难，这绝不是因为他们胆怯，而是因为他们对君主的真正责任心使其比任何人都清楚：

民众和作家无需承担历史的重担，一旦有变，他们可以随时发挥自己倒戈背叛的本能，在胜利者的庇护下重回过去，但君主和大臣则避无可避，最终失去的不仅是政治生命，连名誉也将如此。

“明天，将有亿万人诅咒我，但命运已经不可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