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淳按：地摊经济的意义，可以缓解就业压力，让部分弱势失业群体有活干、有收入。不知各地摊位费是否全免？美国近期爆发大规模骚乱完全是失业人口发泄不满引起的，与种族主义关系不大。其失业总数在过去六周内累计突破了3000万人，是自1948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刘备涿州摆摊卖草鞋结识关羽、张飞促成佳话“桃园三结义”，完成三足鼎立霸业当上蜀国总统。——贩夫走卒、引车卖浆，养家糊口、活着不易。期望地摊收费部门与城管不要乱来，不然下岗后一样要摆地摊！

    义乌不是集齐了这样那样的条件之后才成为宇宙小商品中心的，那些今天看起来完备的产业链，便利的物流，是义乌人在打拼中一点一点攒出来的。（来源：荣大一姐/微博）

    义乌是一个自然资源禀赋很差的地方，土地贫薄，没有什么像样的物产拿得出手，只有一样“红糖”勉强算有地理标识。于是有了“鸡毛换糖”——以当地的糖走街串巷去换鸡毛，用换回来的鸡毛沤粪肥田。“走街串巷”多了，慢慢不限于糖和鸡毛，针头线脑，废铜烂铁，多少有点用的东西都是交易对象。

    所谓鸡毛换糖，听着神秘，其实在北方更熟悉的说法应该叫“收破烂”。

    一直到今天，义乌的生意都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琐碎，二是利薄。主力商品从针头线脑到锅碗瓢盆，几毛钱的袜子拉链，几分钱的纽扣吸管，在义乌，没人嘲笑商品不起眼，再小的生意都有人做。

    这些单价低、品类多的商品很多至今都只有几厘钱的利润，但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的好处，就是低技术门槛，方便家庭作坊生产。今天所谓的小商品交易中心背后的“制造中心”，正是由早期那些“前店后厂”的家庭作坊蜕变出来的。

    义乌的老板也有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不怕吃苦。当地几乎所有的一代富豪都有过相似的走南闯北的摊贩史，钻火车座位下面躲查票、在桥洞下凑活一夜的事情，因为太平常，在义乌已经难言传奇。如今义乌很多等着接班或者已经接班的二代们，童年记忆里大都还留着半夜三更支着犯困的脑袋跟家人串珠花、择线头的印象。

    义乌是个很容易被感染到的地方，那里嘈杂忙乱，弥漫着一种急吼吼的情绪。我去过不下五次，每次都有人真诚劝我：随便做点生意啊，随便什么都好，不要打工，打工没前途。

    如果说中国经济有韧性的话，那韧性应该就在中国人这难以名状的生存焦虑、难以理解的对苦难的忍耐力、以及说不上哪里来得莫名其妙的生活热情里。

    但是等一下，这里必须泼一下冷水，仅仅开放“摆摊”的自由，是做不出小商品城的。

    90年代中原城市郑州，借助陇海线和京广线交汇的交通便利，曾立志打造中国商贸第一城。而且一度其实已卓有成效，然而跟商贸城建设相伴而生的，还有猖狂的郑州黑社会。

    当时几乎所有声名显赫的市场，都有黑社会把控，二环道果品批发市场有胡氏兄弟，敦睦路服装批发市场有王张勇，京广路鞋城有王郑光，另有一个在郑州黑社会圈子也恶名累累、号称真正老大的宋留根。

    这些人敲砸勒索、绑架拘禁、打砸火拼，动不动一言不合当街杀人，与香港黑帮电影的血腥野蛮不遑多让。几个主要市场的“货源”被垄断，“物流”被垄断、“管理费”被垄断，火车站附近几个服装市场，一度连卖盒饭的生意也被黑社会垄断。

    红红火火的商贸城建设在这样的干扰下，到2000年前明显慢下来。

    有利益的地方，有个把恶势力不稀奇，稀奇的是这些明目张胆的黑社会，存活了10多年，期间犯下几起恶性杀人大案，也不过当事人拘留所呆几天了事。郑州市公安局最后下决心打掉宋留根的时候，可怜见，不得不借用外地警力进行抓捕。

    天朗气清后有学者哀叹：黑社会盘踞多年，伤了郑州的经济根基，恶化的市场环境不止影响小商小贩，商贸第一城建设错失良机，连带中原崛起之路滞顿。

    人间的烟火气大多是相似的，中原人不比义乌人缺少勤劳耐苦，只是烟火气从来都并非只有朴实之美，也是有很多呛得人喘不过气的时候。普通人在地摊经济的绝望与希望轮转之间，也从来都并非只有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