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

人类从历史学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人类没有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

一个志在有大成就的人，它必须如歌德所说，知道限制自己。反之，什么事都想做的人，其实什么事都不能做，而终归于失败。——黑格尔

　　18世纪的一些启蒙学者在中国文化中最推崇的是中国伦理精神，黑格尔最着力反对的也是中国伦理精神。在他的眼里，中国的伦理道德甚至还没有被提升到“精神”的层次。中国的伦理没有“主体性”因素，没有自由的精神。这是他与希腊罗马哲学艺术对比得出的结论。（来源：天涯论坛/江淳编辑）

　　对于启蒙学者尊重的孔子及其学说，黑格尔说：“孔子的教训在莱布尼兹的时代曾轰动一时”，但实际上，在孔子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孔子所讲的只是道德常识，“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儒家经典《论语》也没有多大价值。从内容上看，孔子要求臣对君、子对父以及兄弟之间尽义务，“这种义务的实际只是形式的，不是自由的内心的情感，不是主观的自由”。从表达形式上看，《论语》充满警句箴言，反复申述，“毫无出色之点”。黑格尔甚至说：“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 黑格尔又说：“孔子的哲学就是国家哲学”。中国的道德学说是为专制的政治服务的。

　　在中国，只有皇帝一个人有自由，其他人一律没有自由，一切政令都出自皇帝，“臣民都被看作还处在幼稚的状态”。君臣关系是家庭的放大。“在家庭之内，他们不是有人格的个人，因为他们在里面生活的那个团结的单位，乃是血统关系和天然义务。在国家之内，他们一样缺少人格；因为国家内大家长的关系最为显著，皇帝犹如严父，为政府的基础，治理国家的一切部门。”

　　黑格尔还把中国的宗教与专制政治联系在一起考察。他说：“在中国，个人没有独立性，所以在宗教方面，他也是依赖的的，是依赖自然界的各种对象，其中最崇高的便是物质的上天。” 黑格尔把中国宗教当作自然宗教，即崇拜自然物的宗教，“天”是物质性的。他显然接受了龙华民的解释，而不同意莱布尼兹对中国宗教的理神论解释。黑格尔把中国的自然宗教称为“国家的宗教”，并说“这就是皇帝的宗教，士大夫的宗教”，因为“皇帝居最高的地位，是自然的主宰，举凡一切与自然力量有关联的事物，都是从他出发。”孔子的道德学说“与这种自然宗教相结合”。

　　黑格尔以为，在中国，人与人的关系就像就像家庭关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又是国家的儿女。在家庭之内，中国人没有人格，家庭里只有血统关系和天然义务。在国家之内，他们一样缺少独立的人格，因为国家内大家长的关系最为显著，皇帝如同严父，为政府的基础，治理国家的一切部门。这种家族的基础也是宪法的基础，因为皇帝站在政治机构的顶尖上，具有君主的权限，他在宗教事件和学术方面都是至尊。臣民的精神——他们像孩童一般不敢越出家族的伦理原则，也不能自行取得独立和公民的自由。

　　“我们西方，大家只有在法律之前和在对于私产的相互尊重上，才是平等的；但是我们同时又有许多利益和特殊权限，因为我们具有我们所谓的自由，所以这些权限都得到保障。在中华帝国内就不同了，这种特殊利益是不被考虑的，政令地出于皇帝一人之手，由他任命一批官吏来治理政事。”

　　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解读了黑格尔的思想，探讨了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有二，一是学术作伪，学者为了拍马屁，睁起眼睛说假话，二是官僚行政为私，搞腐败。学术作伪和官僚腐败何以在中国特别，严复认为，而西方人对此问题解决得好一些，中国人则不然，严复认为，问题出在自由不自由上。私有财产不能得到保障，没有人身自由，没有言论自由，谁个吃了豹胆，去说真话，去和官僚腐败抗争。

　　在对待科学方面，黑格尔认为在中国，“各种科学虽然似乎极受尊重和提倡，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可缺少主观性的自由园地，和那种把科学当作一种理想研究而的确可以称为科学的兴趣。这儿没有一种自由的、理想的、精神的王国。能够称为科学的，仅属于经验的性质，而且是绝对地以国家的‘实用’为主——专门适应国家和个人的需要”。“科学”和真正的“艺术”，一概离他们很远。

　　黑格尔认为，“人民却把自己看作是最卑贱的，自信生下来是专门给皇帝拉车的。逼他们掉到水深火热中去的生活的担子，他们看作是不可避免的命运，就是卖身为奴，吃口奴隶的苦钣，他们也不以为可怕”。

　　由于以上中国的国情，中国被黑格尔称作“永无变动的单一”，“无从影响”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