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财经时报》2003年6月08日  作者：楼夷

在此次抗击SARS的斗争中，他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进言，以一己之力推动了疫情信息的公开和政府施政方式的进步。这是两位让人崇敬的老人！

经济学家吴敬琏对在抗SARS斗争中为人民鼓与呼的蒋彦永大夫仰慕已久，近日，他听到有官员对待蒋大夫的不负责任的言论，更感到有必要与他直接通话，表达自己的支持和敬意。6月3日，他接通了蒋彦永家的电话。

吴敬琏与蒋彦永属同辈人，一位是名声卓著的经济学家，一位是悬壶济世的医学专家。两人往昔素不相识，现在却都有话要和对方说。

早在今年4月初，吴敬琏就根据自己对多方信息的分析，深切关注着国内SARS疫情的发展。当时，中国主管部门报道的SARS疫情并不严重，据称北京的SARS病人数只有12名。但从医疗卫生界内部传出的情况却完全两样，不但传播范围已经很广，而且传播途径、致病原因和有效治疗方法也都不甚了了。面对海内外人士的质疑和批评，一些官员一味强调此病只不过是“衣原体”引致、用抗生素就可防可治的一种非典型性肺炎。此外，还反过来指摘别人提出的疑问和批评是“没有根据的担心”，甚至是“别有用心的炒作”。

吴敬琏感到，一些负责官员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而且有可能导致严重后果。因此他在4月9日由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对官员们的态度提出了批评。

吴敬琏当时尖锐地指出，一些官员处理“非典”问题的态度很成问题，早期对群众封锁消息，直到现在，虽然国务院要求卫生部按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报告疫情，但国内信息还是不透明。他特别强调，把国外的有关疑虑和批评都说成是“夸大疫情”和“别有用心”是错误的。虽然不能排除别有用心的人想利用“非典”的事态达到自己的目的，但绝不能“一触即跳”，拒人于千里之外。

他提出，希望中央领导关注香港的“非典”形势，防止由于“非典”传播，使刚刚显露复苏迹象的香港经济再次陷入困境，并进而导致社会政治问题。

据当时在场，后来曾提出多项SARS研究报告的经济学家胡鞍钢回忆，在吴敬琏提出有关批评建议后，温家宝总理作出了正面回应。温总理指出，人们关心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健康是正常的，应当充分地理解。新一届政府成立一个月来已多次研究“非典”问题，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是政府的首要职责，因此抗击“非典”是政府的当务之急。

也是在4月9日，美国《时代》周刊刊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的蒋彦永大夫的一封署名来信。许多人认为，这封信改变了中国抗击SARS的走向。在这封信中，蒋彦永指出，北京的实际疫情大大超出当时卫生部所宣布的官方数字。蒋彦永还直斥卫生部长张文康“说假话”。

蒋彦永的这封信早在4月4日就寄给了中央电视台的第四频道和凤凰卫视，都没有得到回应。后来，信函辗转到了外国记者手中。4月8日，蒋彦永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记者询问时，确认自己系此信作者。他说，自己之所以站出来说话，是因为不说实话，要死更多的人。

在《时代》周刊之后，其他一些主要海外报刊也都报道了蒋彦永的署名信件。

4月10日后，吴敬琏一直在上海讲课。他为国内SARS疫情继续恶化心急如焚。这时，吴敬琏读到有关蒋彦永的报道深感钦佩。在4月13日国务院召开全国非典防治工作会议，4月1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亲临疫情最严重的广东进行视察，特别是中国政府在4月20日以后采取断然措施后，抗击SARS的形势逐渐好转。越来越多的中国公众也知晓了蒋彦永，国内媒体对蒋彦永也有了公正积极的评价。这一切，都使吴敬琏感到非常欣慰。

进入5月下旬，疫情开始大幅缓解。而在5月3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却说，不理解蒋彦永为什么那么受人关注，蒋大夫只是600万医护人员中的一个。高还公开为在防治SARS中严重失职的前卫生部长张文康辩护。

此事使吴敬琏想了很久，他一直希望有机会向蒋彦永先生表达敬意，显然，现在更为必要了。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虽然两位老人只是交谈了20分钟，但他们却如遇故知，相见恨晚。

两人都是1930年出生的老知识分子，吴敬琏来自金陵大学，蒋彦永求学于燕京大学。两位又都于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更重要的是，在此次抗击SARS的斗争中，他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进言，以一己之力推动了疫情信息的公开和政府施政方式的进步。这是两位让人崇敬的老人。

以下是吴敬琏与蒋彦永的对话节录：

吴敬琏：我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琏。我想专门给你打个电话向你致敬！你为我们国家立了大功，为人民立了大功。

蒋彦永：我希望你如果有机会跟别人介绍的话，不要这么说，你就说蒋大夫是一个说老实话的医生，这已经足够了。

吴敬琏：不只是这样。这个事情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从传媒体制、政务公开等制度上解决，需要改变过去的一些老做法，而每个人在现有状况下力所能及地挽回一些损失，才能说是尽到自己的本份。我给你打电话，是因为现在有一种奇谈怪论，认为说老实话反倒有问题，而封锁消息是正常的，是对国家和人民负责。这是一种奇谈怪论。我觉得我们首先应该辨明是非。

蒋彦永：信息不公开会长期影响国家正常发展。因为政府如果能听到各方面的声音和正确的情况，就能做出正确的决策，犯错误的机会要少。比如4月初对SARS疫情的判断。如果那时真像张文康讲的，到北京旅游和工作是安全的，到“五一”旅游高潮时，国内外人涌进北京，这个病不仅会散布到全国，还会散布到全世界，对我们国家损失就太大了。我当时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医生，要把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第二，人总要说老实话。所以我才写信的。

吴敬琏：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无论是华北第一例病人还是香港的第一例病人引起的广泛传播，都是信息阻断而发生的悲剧。在现代社会，信息的传送不管是对企业、个人，还是国家，都极其重要。但人们过去以为，信息不公开是保持社会稳定和保护国家形象的好办法，其实这完全错了。

蒋彦永：“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觉得通过这次事件可以看得很清楚，重要的是真实性。关于新闻报道的改革，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讲了“三贴近”，这都是很正确的，但如何在过去的环境里改变这些问题，可能还要花费很大的精力。

吴敬琏：这就是为什么最近一些似是而非的话特别值得注意。现在正处于一个我们需要总结经验教训推动改革的时候，是应该往前走，还是回到老体制和老做法？我自己是国家信息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副主任，也有一些体会。去年国家信息化的第一要务是电子政务。但在工作中发现困难重重。因为电子政务需要建立在政务公开和公共信息透明的基础上，否则只是用电子技术来代替纸面的东西。

有的机关把公共信息变成私有财产，变成自己寻租的工具，于是就把内部网络搞成了“信息孤岛”。所以，专家咨询委员会力求推动信息公开立法。西方国家都有信息公开法。涉及重大国家机密的公共信息，要经过一定手续取得豁免才可以不公布。立法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希望通过这一次“非典”的教训能够加快法律或者行动法规的制定过程。

蒋彦永：立法不算最困难，最困难的是执法，而新闻媒体可以起监督作用。朱镕基总理对《焦点访谈》就很重视，认为《焦点访谈》负面新闻报的还不够。我觉得朱镕基总理的态度和新一届政府是完全一致的。

吴敬琏：但是要很多《焦点访谈》。因为不是一个《焦点访谈》就能看清和揭露所有问题，还是需要有自由的新闻传播，需要有百家争鸣才能解决问题。

蒋彦永：我是有50年党龄的老党员了，共产党应该不怕各种媒体的任何报道，允许人有不同意见，除非是觉得心里没底，或者腿软。我相信，中国大多数老百姓都是希望共产党越做越好，应该学会听取不同意见，这次SARS事件，我相信会前进很大一步。我是普通的医生，本来这些都不懂，只是发现有这么大的谎报、瞒报，我就觉得作为医生，我不能不表态。

吴敬琏：所以我向你致敬。不是对你个人，而是要辨明这种行为的正确性。好像有人在这里把这个弄颠倒了。

蒋彦永：我相信，我们医院可以说所有的医生护士，我认识的各行各业或者国外国内的，都觉得一个医生，把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说真话，这一点应该是对的，而且应该提倡这种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