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笔者到香港现场观察示威游行，同街头抗议者交谈，以体会他们的心态、了解他们的诉求。总的感觉是香港社会在照常运作。在外面从新闻报道中得到的印象，是整个香港都闹翻天了，其实不然。

这是个典型的中产阶层社会，对大多数人来说，挣钱养家糊口才是最重要的。无论是特区还是中央政府都没有必要过度反应，把事情搞得更糟，因为香港的问题是深层次的，只有长期努力才能缓解。

自建埠以来，香港和中国大陆就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上世纪20年代省港大罢工时，香港人民的气脉还同大陆相通，1949年之后就基本是两个天地了，理解上的鸿沟很深。但两地的宿命是殊路同归，终归要合二为一。

但月有阴晴圆缺，时代变了，去年毗邻的深圳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香港。但这种优越感还在，并且成了是现今港人挫折感和戾气的一个重要根源。换言之，中国大陆崛起后，港人的心态还没有调节过来，就像美国的心态没有调节过来一样。

心态调节的最大的障碍是价值观的冲突。大陆同香港、台湾、美国、西方国家甚至日本、韩国和许多比较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之间都有这个问题。我同抗议青年交谈得出的一个鲜明的印象是，他们对中国大陆不但毫无认同感，而且充满了抗拒；对香港的殖民地历史毫无耻辱感，反而充满了骄傲。

晚上在立法局前面的抗议人群中，有人赫然打着米字旗和星条旗；在维多利亚港湾隔阻带的花岗岩上，有这么个涂鸦：“美军来了我带路！”这种卖国贼的言行以及港独主张，很容易激怒14亿中国人，使中央政府不得不采取强硬措施，甚至中断“一国两制”。

大陆有许多人简单地认为，香港出事的原因一是没有及时清算“殖民心态”、进行爱国教育；二是西方国家又在搞颜色革命。这是误诊。虽然这些激进的年轻人并不见得能代表全体港人，但他们行为中流露出来的“怕”字和对前途的悲观却相当普遍，这才是问题的根源。

先谈谈这个“怕”字。这次抗议运动在香港被称为“反送中”，就是这个“怕”字的集中体现，而“怕”字背后蕴含的是激烈的价值观的冲突。由于价值观不同，许多港人对中国大陆的崛起感觉的不是自豪而是失落。

在他们看来，对比“暴发户”的大陆人，香港人的文化水平、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和个人修养都高许多。大陆的逼近是对香港的生活方式的威胁，他们害怕大陆的影响会逐渐剥夺香港人享有的权利，而且越来越把特区政府看作北京的代理。

我追问抗议者这次为什么闹得这么凶？他们主要提出两点，一是警察暴力；二是特区政府面对这么广大的诉求，竟然无动于衷，这让他们感到不可理解和气愤。同警察发生肢体冲突的主要是青年学生，他们显然吃了亏，仇警也很自然。但这种仇恨随着时间会慢慢缓解，尤其是当他们认识到，对比美国警察，港警是相当温和的。值得长期忧虑的是对港府的不信任。

香港百姓缺乏有效的表达渠道，公共政策又为精英集团把持；反对派则是典型的西方模式，追求的是殖民当局都拒绝给与的民主选举，选择了一条与大陆对抗、挟洋自重的道路。

在这样的情况下，普通百姓唯一能指靠来维护自己切身利益的，就是香港的法治传统。一旦法治受到威胁（比如这次修例），他们的反应就会非常强烈；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这一点大陆没能很好理解，他们往往简单地将这次事件归结为，外国和本港“别有用心者”的“颜色革命”阴谋。

再谈谈悲观绝望。在中环爱丁堡广场的中学生集会的布景台上，黑底白字口号是“没有未来，何必上课？”尽管那天宣称的是罢课日，但参加者大都身着校服，有许多似乎是下午3时放学后，从各区汇聚而来。年纪这么小就面临对未来的质疑，这可悲但更可怕。

《南华早报》对这次抗议有一个专题报道，他们采访了许多参与这次运动的大学在校生或毕业生，他们大多数都仍与父母同住，对他们来说，买房的中产梦可望不可及；他们在香港没有前途，在大陆又没有竞争力。

 我的观察是，参与者与冲在最前线的都是年轻人，有的甚至是小孩，而组织指挥者，包括在路上打旗指路的主要是成年人。对于青年学生，“逃犯条例”是八杆子都打不着的事，所以这次运动在实质上是中产阶级造反；无可失的年轻人冲在最前面，背后却是一大批艰难挣扎的中产家庭。他们的困境和诉求不是香港独有，是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共同命运，这是个世界级的问题，中国迟早也会面对的。

香港面临的道路问题是：在自由主义理念下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还有没有未来？在港独不现实的情况下，怎么才能与大陆主流兼容？北京面临的选择是：回归50年届满后，是不是要同化香港？在港人激烈反抗下，一国两制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两股道上跑的车要并轨的话，国家民族认同问题怎么解决？

毫无疑问，有不少西方势力在香港挑事，搞颜色革命。这是他们遏制中国所需，但不是问题的要害。没有当地的因素，任何外来的“颜色革命”的企图都是不可能成功的。“颜色革命”的力量来源于价值理念。香港社会撕裂的危险，是政府和精英集团逐步投向大陆体制，而整个社会仍信奉自由主义。

怎样处理好同国际主流价值观的关系，是中国崛起道路上一个悬而未决的大问题。这次同香港的矛盾突出在前沿了，但后面还有整个西方和第三世界中的许多国家，更重要的是台湾，也包括中国年轻一代的价值观问题。想对他们都进行“思想改造”？这不过是唐吉诃德式的幻想罢了。

邓小平讲“一国两制，50年不变”，但他的下一句是“50年后就更没有必要变了”。很显然，他的意思是50年后大陆的经济水平赶上来了，也更加民主自由，人权得到更好的保障，法制水平更大的提高，总之同香港差别不大了，因而就没有必要变了。现在时间快过一半了，中国的经济水平大幅度提高，但其他方面则被认为进步不大，甚至还倒退。

这也许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最根本的试金石是，港人是否愿意接受大陆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这次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就是回答。这不是一个克服“殖民心态”问题，而是牵涉到港人切身利益和香港有什么样前途的问题。

香港所处的地位决定了港府需要一个有创新能力的强势特首。他既不当北京的傀儡也不做资本主义的奴隶，而是真正为香港人民谋幸福，在夹缝中闯出一条即适合本港现实，又能与大陆政体兼容、与全球化接轨的道路来。而北京也必须赋予他足够的自主权，容许他以创新来破解香港的难题。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