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远：中国能否成为全球领导者，关键并不在于克服美国的围堵，而是在于怎么化解自己内心焦虑的这堵围墙。（FT中文网）

前不久香港中文大学刘遵义教授在香港出席一个财经论坛时指出：贸易战对于中国而言，一个很大的风险是被世界孤立，被世界排除在外，被包括投资和贸易在内的多边秩序排除在外。今年以来在多个场合他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刘遵义教授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经济学家，他早年任教于斯坦福大学，是对中国早期经济改革建言献策最多的海外华人学者之一；刘遵义教授还是我就读香港中文大学时候的校长，我经常获益于他的讲座和著作；他还邀请诺斯、阿罗等经济学大师来香港中文大学讲学，让我有机会从更深的视角看待中国经济转型问题。总之，刘教授是引导我走向研究中国经济之路一位关键的人物。

虽然刘遵义教授的研究是基于认真的数据分析，也提出了促使中国扩大开放的善良建议，但对于刘遵义教授的结论，笔者仍提出不同意见：世界不会孤立中国，中国最大的风险是自我孤立于世界。

全球化的世界从来不希望排斥中国

全球化是一个持久的浪潮，有人把它追溯到蒙古帝国西征，更多的人倾向于把15世纪末的航海大发现看做全球化的起点。但西葡两国开辟的全球化，只是传统掠夺式帝国的空间的扩大，并没有规则和模式的创新。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应该始于17世纪后荷兰和英国工商业文明国家，以贸易和投资为载体，通过推广开放、自由、法治等规则，将世界整合成一个利益共同体。

西方从直接遭遇中国开始，就可以说为了把中国纳入世界秩序，无所不用其极。第一次正式尝试应该是1793年英国国王派出的马戛尔尼使团访华，这也是中国所接触的第一次近代意义的外交活动。接下来的整个19世纪，西方可以说为了把中国带入全球化是既打又拉，但以拉为主，打也是为了拉。虽然两次鸦片战争有割地赔款，但英法侵略中国的主要目的不是获取土地和掠夺财富，而是希望中国更多开放市场，这与日俄帝国主义带给中国的伤害不可同日而语。此外，西方人还在中国兴办医院、教育，用“贿赂”国民的办法来改变中国人对西方的观感，减少中国人对加入世界秩序的抵触，这些都客观上奠定了中国近代公共事业的基础。

从洋务运动和清朝新政的经验来看，西方也是积极在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上帮助中国。洋务运动纵然是清朝自强的需要，也跟英国为首的西方推动、支援不无关系，技术层、管理层很多重要人物都是英国人。清末的两次重要外交活动——1896年的李鸿章出访和1905年的“五大臣出洋”，也都得到西方极热情的招待，总统、皇帝、政要都纷纷出来接见，还为他们细致地展示西方社会发展的成就，并悉心传授经验。

西方为什么不愿意让中国游离于全球化之外呢？首先，自17世纪以来中国人口就稳定地占世界的五分之一以上，高峰时期达到三分之一左右，天然逐利的资本主义自然会千方百计地想把中国吸纳进入市场。西方也尝尽了中国市场的甜头，在近代，即便是东南沿海有限地区和人口参与全球化，已经让西方受益匪浅，西方金融巨头中的汇丰、友邦都是诞生于中国；而到了1978年以后的开放，中国更纵深地参与全球化，西方很多跨国企业的市场扩张和利润增长主要依赖中国。其次，中国文明本身有很多特质对全球化是有益无害的，比如，在两千多年来儒家文化熏陶下国民养成的吃苦耐劳、善于学习、自律的品质，让中国人很容易被塑造成符合现代化生产要求的、高质量的劳动力和技术人才；作为个体的中国人没有太强的宗教情结，比较容易认可西方的价值观，并且愿意接纳或融入西方社会。

所以，中国应该明白在西方建构的全球化体系中的价值和地位。中国与西方没有天然的历史和文化的冲突。在全球化中，中国或者整个东亚儒家文明地区是西方较为钟意的合作者，而不是敌人。中国应该摒弃近代沿袭过来的悲观主义的思维，更自信地认识到自己是全球化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一员。

近些年来西方以贸易争端为主要内容的针对中国的不友好行动，并非要将中国排斥于世界秩序之外。西方辛辛苦苦用了一个多世纪将中国拉过来，椅子都还没有坐热，何必又要赶走呢？西方实则是改变秩序规则，来维持自己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改变规则也未必是针对中国的，因为现行世界贸易规则已经存在20多年了，到了改换周期，只不过因为中国“入世”的崛起，使得规则改变更显迫切。从西方提出来的改革要求看，对中国也不全然是坏事，多数也是中国进一步释放发展潜力的内在要求，但中国为了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需要慢慢接受。

美国在引导中国参加全球化中的角色

谈论中国加入全球化，有必要提起美国扮演的角色。中国近代以来加入世界秩序的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欧洲列强引导的，这个阶段有明显的帝国主义色彩，在东亚并没有营造一个和平的秩序，中国参与的是一个低质量、充满伤害感的全球化；后一阶段则是美国引导的，这个过程始于1898年的门户开放，形成于1920年代的华盛顿体系。由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更强调国际关系民主和正义，新秩序对中国是有利的；又加上美国视中国为新秩序中一支可依赖的重要力量，中国在全球化中的身份地位也发生本质转变。

尤其是二战后，得益于美国在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对中国的拉拢和扶持，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创始国，这些身份后来逐渐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1978年后成为中国参加全球化的身份依托，也是今天施展国际影响力的载体。中国在20世纪能从一个弱国成长为全球性大国，从内因讲是民族文明自我觉醒的结果，从外因讲与美国的帮助扶持，搭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便车不无关系。甚至可以说，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在美国主导的新秩序中受到这么多好处。

虽然“冷战”时期中国一度加入苏联阵营，采取与整个西方敌对的政策，但美国对华政策与对苏联不同，希望引导中国进入世界秩序。1972年，尼克松作为世界最强大国家的元首，对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中国进行长达8天的访问，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尼克松访华虽然是一场外交活动，但它是20世纪最有历史积极意义的事件之一，因为它又将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带回世界，开启和平发展的历程。即便到了1980年代末发生了苏东剧变，对于硕果仅存的共产党执政的大国——中国，美国和西方完全可以采取彻底封锁、孤立迫使发生改变的策略，但仍然对中国采取了积极帮助改革和发展的政策。

了解一个世纪以来中美关系的历史，可以让我们更清晰地了解美国对华的真实战略意图，对中美关系做出理性判断。美国虽然表现出霸权色彩，但对中国终究不是抱着孤立或“亡我之心不死”的态度。从尼克松、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亨廷顿等人的著作都可以看到，早在1970年代把中国带入世界秩序之时，美国就已经充分研判中国会成长为一个超级国家。所以，美国是早已做好了接纳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的准备的。中国不应该对中美贸易冲突做出太多悲观或自我疏远的选择，下一步更应该做的是在总结与美国磨合的基础上，明白自身在世界秩序中如何担当一个合适的领导角色。

中国对全球化一直抱着警惕和焦虑的心态

与西方一直拉拢中国加入世界秩序相比，从近代以来中国对加入世界秩序一直是比较警惕的心态，多次发生锁国和开国、对外亲善和仇视之间的摇摆。中国始终敏感地对待着全球化，当对自己有利时，会把门开得大一些，一旦对自己不利或者自己感觉不需要了，又把门缝收紧甚至封死。

因为中国毕竟是一个超级国家，历史上是东亚世界的传统霸主，在西方到来之前构建了自己领导的朝贡体系，这些决定了中国在外交中有很强的国家自尊心和利益观。近代中国是以某种被迫的形式进入世界秩序的，更让中国对全球化积累了很浓重的抵触情绪。中国始终以怀疑的心态对待全球化，一旦有机会还是想摆脱西方的主导，构建自己主导的秩序。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对全球化有着文化和制度上的焦虑。中国作为文明的核心国家（亨廷顿语），一直拥有文化上的优越感，害怕深层次参与全球化，会让自己的文明丧失。尤其是全球化深层次的结果是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的一体化，中国担忧会对本国既有的政治秩序造成冲击，甚至产生颠覆性效果。所以，中国对全球化的参与一直被控制在经济和技术层面，如果走得太远，中国文明内部自身就有一个强大的制动系统来刹车，甚至挂到倒车档。中国一直以实用主义心态对待全球化，只把它当做一个工具，而不认为这是自己难以置身其外的世界潮流。

这些导致中国对外部世界的焦虑非但不能因自身的强大而减弱，反而会越来越强烈。因为，经济加入全球化的程度越深，中国在制度方面与外部世界的差异就越凸显，内外要求改变的迫切性就越强。未来中国的焦虑和对抗还可能加剧。中国能否成为全球领导者，关键也不在于克服美国的围堵，而是在于怎么化解自己内心焦虑的这堵围墙。

中国近年来的自我孤立于世界主流的倾向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早期表现出很强的主动加入世界秩序的倾向，积极承认国际规则，承认西方文明的优点，并力图改变自己的规则，希望能被世界秩序所接纳，西方对中国也表现出很大热情。然而，近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出现超乎意料的成就，以及西方对中国崛起的警惕性越来越高，这两方面因素的合力导致中国自我孤立于世界主流的各种思想倾向又开始抬头。

第一种倾向是基于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成就，认为中国有独特的制度优势，可以超越世界普世规则，因此，中国不需要再进一步改革来适应世界秩序，而应该构建一个世界主流之外的世界秩序，并与之抗衡。但是，中国应该看到20世纪以来，各种制度自我孤立于世界秩序之外的尝试，代价都是巨大的，其根本原因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并没有一个文明能够超越英美确立的价值体系和游戏规则。仅仅通过二三十年的学习和借鉴，中国的国力和制度的进步，还远远达不到取代英美价值和秩序的程度。

第二种倾向是由于西方与中国产生了一些经济摩擦，尤其是美国在这次贸易战中表现出的打压中国企业的做法，认为跟西方尤其是美国打交道充满了陷阱，提出要逐步与美国或西方经济、科技脱钩。持这种观点的人相信以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量和已有的技术基础，完全可以自立更生并活得很好。然而，中国今天的成果就是在参与全球化的基础上获得的，如果中国与世界脱钩，或许动用举国体制的优势，也会像封闭的苏联那样独立自主建立起一套服从于保卫国家使命的工业体系，但失去与外部充分竞争和交流的机会，长期增长的动力也会丧失。

还有一种观点不主张与整个西方脱钩，而是倾向于重构一个把美国排除在外的全球供应链。美国有很多领先于世界的科技，把美国排除在全球供应链以外，其实不利于中国提高经济竞争力。尤其是如果世界分裂为分别以中美为核心的两个经济集团，中国非但不会增加经济安全，反而会在与美国的经济较量中增加很多风险和国际负担。因此，这个想法也是很不理智的。

第三种情况是思想和文化上与外部脱钩的倾向。随着全球化过程中外部生活方式和价值对中国普通民众的渗透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表现出担忧，从批判西方的政治价值，逐步深化到抵制整个西方文化。比如，“禁止西方教材进课堂”，抵制“洋节”，还有近日更改“崇洋媚外”的地名这些行为。然而，中国并没有能够取代西方价值的文化资源，官方大力提倡的国学和红色文化纵然某些方面有可吸取之处，但并不能完全满足一个现代社会的文化需求。一味强调消除西方影响，既对本国思想文化发展不利，又加剧中国与外部的文化隔离，更让世界难以接受中国。

再回到中美贸易战。贸易战对中国最大的影响不是经济方面，从GDP数据上看并没有太明显的不利，但对中国国民心理和政治走向的影响是巨大的。上面提到的孤立倾向的言论，也许曾长期是社会的边缘声音，但2018年爆发的持久又跌宕的中美贸易冲突给了这些思想言论充分发酵的机会，从边缘逐渐走向主流，这关系到中国会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

发展中国家转型的经验表明，当完成工业化后，一种可能是继续政治民主化，另一种可能是权威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抬头，政治趋向保守。现在中国诚然已经到了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西方给予中国的各种结构性改革压力，会促使中国继续市场化和自由化，走向一个更开放的社会，还是激发国内保守孤立主义，走向一个更内敛和封闭的社会？历史的前进充满偶然性，能否取得符合人类利益最大化的效果，取决于中外领导人的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