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淳按：这是学者向松祚先生2018年6月的演讲，可谓一针见血、振聋发聩。目前中美关系处于难以言说的微妙时刻，推荐给微友们阅读思考！

我们的根本问题不是中美关系，我们的根本目标也不是取代美国引领世界，更不是和美国叫板颠覆美国，我们的根本目标是让十几亿中国人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

我认为中国的学界，政界，媒体界人士不应该过分热心参与中美关系的讨论，更不能跟着起哄，炒作什么中美分道扬镳，什么中国挑战美国，什么人民币挑战美元霸权，什么我们要取代美国引领世界，什么美国已经衰落，什么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什么中国已经站到世界舞台的中心。

姑且不论中国目前在很多方面与美国还有相当差距，尤其我们国内许多重大民生问题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就算是有一天中国全面超过美国，我们也不应该大张旗鼓去自我炫耀，自我宣传，甚至自我吹捧。

是不是世界领袖，是不是站到了世界舞台中心，是不是引领世界和人类进步，这需要世界人民来公认，需要人类历史来检验，需要具体真实的国际新秩序为基础，需要具体务实的各项政策来实施，需要新的国际治理体系和架构来保障，这并非是靠吹牛皮，打嘴仗，靠气势如虹的语言来渲染能够起作用的，反而适得其反。

美国今天对中国政策的强烈反弹，与我们媒体界学界包括一些官员煽风忽悠起来的高亢的民族主义情绪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这其实是很不明智的。中国今天的最佳政策依然是与美国和平相处，相互学习借鉴，恐怕中国从美国学习的地方还要更多些。

现在中国媒体包括一些学者几乎一边倒地说美国衰落，中国已经是世界舞台中心，无异于自找麻烦，自己主动树敌，其实是很不负责任的行为和言论。

我们再看看美国，美国其实在19世纪后期已经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第一制造科技工业大国，但美国真正引领世界是二战之后国际秩序的建立，也就是说，从美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一到她引领和主导世界，等了半个多世纪，当然还有两次世界大战给美国提供的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美国的精英们是有战略思维的。

美国赢得两次世界大战，赢得和苏联的冷战，不是靠高大上的语言来吹牛，而是靠真正的科技军事经济实力，背后则是她的制度，尤其是宪法法治的巨大优势。

美国文化教育价值观的优势更不是吹牛吹出来的。今天很多或大部分中国精英仍然忙于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国读书，这不就说明一切问题了吗？

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期待我们的国家和中华文化在全世界大放光彩，期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很自然的情感，然而，平心而论，我们今天在许多方面和美国的差距绝不像一些不负责任的所谓学者和媒体吹嘘的那样，已经没有差距甚至超过美国了。

离开北上广几个特大城市，到广阔农村看看吧，离开北京市中心，去六环外看看吧，去看看那些一天工作10个小时，一周工作六天的打工崽打工妹吧，去看看进城务工人员不能上学就医的孩子们吧，去看看许多农村家徒四壁的贫穷状况吧。再看看我们的教育和医疗状况吧。

我们的根本问题不是中美关系，我们的根本目标也不是取代美国引领世界，更不是和美国叫板颠覆美国，我们的根本目标是让十几亿中国人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因此，真诚奉劝我们的那些学者，媒体，官员理性理性再理性，客观客观再客观。不要逞一时意气，给国家添乱，给民族添乱，给子孙后代添乱！

作者 | 向松祚：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OMFIF)顾问委员会成员。

江淳：慈禧与义和团及其悲剧命运

上世纪80年代以降，虽然文化界对近代历史有过几次大的争论，但许多历史真相仍然令人一头雾水。清朝晚期的实际统治者叶赫那拉氏慈禧的功过是非，与义和团的历史作用依然需要重新认识和争鸣。

因教科书给我们灌输的历史知识太有限，一般知识者对中国近代史连一知半解都做不到。 历史变成了“任人装扮的小姑娘”（胡适语）。

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奋力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1925年1月，鲁迅说过类似的话：“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据说《诗经》（三百零五篇是从三千余篇诗中编辑而成）经过孔子删节后流失了许多优秀作品，明清两朝按照朝廷的眼光喜恶编撰的《永乐大典》与《四库全书》，更是两场文化劫难，其损失甚至超过“焚书坑儒”。

义和团的命运注定是悲剧的宿命，它不过是慈禧手中的一枚棋子。慈禧的终极目的不过是维护自己的最高皇权与大清的长久统治，利用数万义和团员对付洋人最后又剿灭义和团就不言而喻了。

戊戌政变慈禧太后镇压了康梁维新派，为了防止后者东山再起，慈禧曾动过废黜光绪帝之念，但列强既出于维护其在华利益的私心，也确实在价值观上同情变法，因而明确地干涉清朝的内政，阻止废立图谋，慈禧不得已改为立守旧派控制的储君“徐篡大统”，而国内改革派舆论则在列强支持下抗议清廷“名为立嗣，实则废立”，这就是“己亥建储”。这一切严重激化了慈禧的反西方情绪。但是她又不敢公然与列强决裂，于是希望借“民心”来为她火中取栗。而义和团就是她选中的工具，“义和团之所以在那么短时间里迅速发展成长，除了官方的纵容、默许、支持外，也与官方试图将他们'官方化’有关。”这就导致了“庚子国难”，并继而使列强有借口发动大规模入侵，导致辛丑国耻。（秦晖语）

清廷在太平天国（1851年—1864年）军队14年的沉重打击下，几乎失去半个中国版图，元气大伤。八旗军失去战斗力，汉人军队湘军、淮军崛起。义和团是民间秘密结社和练拳习武的组织，是清廷明令取缔的。义和团早期的口号是“反清复明”。

1900年的清政府已风雨飘摇、内外交困、独木难支。

列强向北京强行进军和义和团抵御外国军队，使清廷对义和团的态度开始出现转变。面对列强咄咄逼人的态势，清廷内部主和与主战，主剿与主抚的分歧更加严重。清政府于6月5日派赵舒翘和何乃莹，6月6日派刚毅去涿州“劝散”义和团，实为考察情况。结果刚毅的态度是“力言拳民可恃”，赵舒翘等也赞成采取招抚的措施。再加之载漪等官僚的鼓动，清政府逐渐开始承认义和团为合法组织，这种态度直接导致6月初义和团大量进入北京。从6月10日起，在清朝官员的默许下，义和团开始大量进入北京。在初期，义和团与北京的外国人关系紧张，但并未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6月12日“今晨探报，东华门外教堂起火，不少教民牵而北去。是为义和团入京第一次肇祸也”。（《庚子大事记》）。

义和团成为合法组织后口号改成“扶清灭洋”，但清廷不是一个低级的义和团可以扶持的。以农耕文明的中国自1840年遭遇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海洋文明，也就是李鸿章在给同治皇帝的奏折上所说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老黄历该翻篇了，几千年的老办法完全失效。

义和团是一个打着“扶清灭洋”口号的近乎恐怖的组织，因得到朝廷的支持有恃无恐，由杀洋人、灭洋教膨胀到滥杀无辜、烧杀淫掠、无恶不作。1900年袁世凯颇有见地地认为降神附体为邪术、拳会为“邪教”，主张严格取缔，下令解散拳会。

义和团的行为除了杀害无辜的外国人外，也直接造成许多无辜的中国人（数量远超过洋人及教民）受害，据统计，共有241名外国人（天主教传教士53人，新教传教士及其子女共188人，其中儿童53人）、2万多名中国基督徒（天主教18000人，新教5000人）在1900年夏天的屠杀中死亡。在浙江的衢台二州，居然发生了集体屠杀事件。在山东、河南，教堂被毁者占十之七八。 史料记载：近邑无赖，纷趋都下，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杀人刀矛并下，肢体分裂。义和团滥杀无辜造成的死亡总人数无从查考。

义和团仇视一切与洋人有关的东西，毁电线、毁学校、拆铁路、烧洋货、杀洋人……凡沾点洋气的物和人，必彻底消灭而后快。有用洋物者，如纸烟、小眼镜、洋伞、洋袜，必杀无赦。曾有六位学士路遇义和团，因身边带有铅笔一支、洋纸一张，便被乱刀拿下。还有一家因有一根火柴被搜出，结果一家八口全部被杀。

蔡元培在1916年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华工学校讲义》）

学者王致中曾发表论文《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批评义和团运动是一场愚昧、仇外的运动。引起较大反响，其论点和论据被广泛征引。

义和团运动就是《水浒》梁山好汉命运的重演：造反、正名招安，最后被绞杀。

义和团是一个结构与军事水平上远远低于太平军的组织。近代史学者郭廷以在《太平天国的极权统治》一文中指出：“太平天国是一个低级的迷信，绝对的暴力集团，神权、极权、愚昧的统治，只为满足自己的无限欲望，丝毫不顾及大众的福利，所造成的是遍野的白骨，满地的荆棘，丧失的生命最少为二千万至五千万。”

1862年，欧洲同时代的马克思如此评述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对立与停滞腐朽，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述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义和团神灵附体、刀枪不入的把戏慈禧太后当时就不相信，但想利用义和团来吓吓八国联军，这注定是一个历史悲剧。“隔山打牛”等丑恶的法术现在依然在表演……

没有内在信仰的民族，没有文明理念的国度，没有法治精神的社会，义和团的传人一直存在，这实在是我们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