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寓言或预言

江淳   

    当一个民族已不会流泪而只会流血时，剩下的就是杀戮：一台没有道德判断的疯狂绞肉机，试图绞杀一切敢于反抗的自由！儿时的寓言故事我只记得两则了：《农夫与蛇》和《东郭先生》。狼与蛇横行人间，为什么农夫和东郭先生会被钉在中国的“十字架”上？难道只有强者的罪恶才能畅通无阻？西言有云：“正义不过是强者的利益。”那我们人类是否还停留在动物世界里――弱肉强食，无正义可言？

    他是一个没有领到准生证就横空出世的孩子，他的母亲大出血流产了，上天有眼，那孩子还活着。他注定要远赴他乡、流亡海外，躲避苛政的追杀。他是个计划外超生的孩子，这古老的民族、和谐之邦，容不得一个“庶出的孩子”。嫡长子是维系这个国家生存命脉的全部秘密，“庶子”如但丁、如前苏联作家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的索尔仁尼琴（1918年11月12日―2008年8月3日）一样，一度被他的祖国残酷地迫害并驱逐了！      

    索尔仁尼琴于197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中有《古拉格群岛》，该书描述了一个遥远的劳改营里的恐怖监狱生活。戈尔巴乔夫在接受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Interfax）的采访时称：“他是最先大声疾呼，揭露斯大林不人道政权的人之一，他还歌颂了那些勇敢地承受困难，没有被苦难打倒的人。”1974年美国政府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苏联解体后，经叶利钦总统邀请索尔仁尼琴1994年荣归故里；2007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向索尔仁尼琴颁发人文领域杰出成就奖。      

    近日，某前总理的日记在香港出版遭到拒绝。套子里套子外都是些说假话的人，台上台下、在位退位都不得安身。天朝宛若一个阉割思想、钳制言论、扼杀自由、灭绝个性的人间地狱。太多平常的事件不许报道，太多的网站人为地设置高墙电网，太多的词语被定为敏感词而惨遭封杀，一些汉语失去了“生存权”，所以才会产生极其荒诞的“草泥马之歌”。人咬狗才是新闻，中国的良心都被狗吃掉了？一些正义的呼声要用卑微的寓言说出，偌大的中国已容不下一篇小小的博文！悲哉！痛哉！有些话说出口就是祸。谎言占据了皇位，太子继承大统，“庶子”泣血流亡。曾有多少人因言论而下狱？     

    林昭（1932年12月16日―1968年4月29日），北大学生，因所谓“大逆不道”的言论被打成右派，被判“现行反革命罪”。北大当时约有八千学子，约有1500名师生被打成右派，他们中的许多人，被开除公职与学籍，发配到边疆荒野，20多年后才得以平反。狱中的林昭常常绝食抗议，胃病发作的月经期戴着的“两副”镣铐从未给解开过，遭枪决后警察没忘了去林昭家向她家人收取5分钱子弹费。所幸那些题在衣服上的血书保存至今。

      张志新（1930年12月5日―1975年4月4日），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文革中因“抵制毛泽东思想”被捕，死前罪名也是“现行反革命罪”。在狱中背着18斤背铐与沉重的脚镣，在某人指使下被男犯人多次强奸、轮奸，头发几乎被拔光。枪决前为不让她发出最后的一点点声音，“政治兽医们”竟惨无人道地切断了她的喉管，她疼痛难忍咬断了舌头。对待一些弱女子，这是何等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或许地狱里也没有，江淳在小说《红岩》中也没看到“背铐与双铐”！

      开国元勋彭德怀因为民请命的万言书《我的自述》被迫害致死，死前最后的话是：“把（贴满报纸的）窗户打开”，他临死前要看到一丝光明。国家主席刘少奇挨批斗、遭毒打时竟拿出一本《宪法》向红卫兵哀求。呜呼！吾国国家第一公民都不能保护自己的生命权！我们还能指望谁呢？

      假如刘少奇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那林昭、张志新与彭德怀都是因言论而获罪的，且只是庞大被屠杀的人群中的几个人，真可谓淘干大海罄竹难书！直到1997年的刑法才废止了所谓的“反革命罪”。一把随时消灭异见人士的达摩克斯之剑，别以为一切太平了，另一把利剑“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随时可以砍杀异见人士。2009年前后，南京大学教授郭某等人已被判此刑，且这种案子二审辩护也是败诉无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更有离奇的事情，公民因举报贪官、进京上访、阻止非法征地与暴力拆迁等行为而遭到“跨省追捕”，我亲自收到一个网名叫“令狐冲”的网友的呼救短信息，我能做的只是按他的要求传播这个消息。

      当公共权力被垄断独占或被收买而不受约束后，什么样的人间罪恶都可能发生。这让我不由得想起德国新教牧师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öller (1892 - 1984)被刻在波士顿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上的铭文：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

      尽管各种绞索与屠刀就在眼前，但我仍要发出一丝微弱的声音。因为这声音不是出于私利，而是出于人类正义。在一个道德沦丧、法制被践踏、自由被强暴的社会，语言是大众最后的武器。林昭们为一点点自由不惜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不能保持沉默，一如空中的高歌飞鸟声音就是它的生命。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有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他就是高行健（1940―），他于2000年获得诺奖同年加入法籍。他为何海外“偷生”？这是一个近乎荒唐与悲凉的责问。1986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时，他的剧作集《彼岸》遭到当局禁演。他说：“一个人不可能成为神，更别说替代上帝，由超人来主宰这个世界，只能把这世界搅得更乱，更加糟糕。尼采之后的那一个世纪，人为的灾难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最黑暗的纪录。形形色色的超人，号称人民的领袖、国家的元首、民族的统帅，不惜动用一切暴力手段造成的罪行，绝非是一个极端自恋的哲学家那一番疯话可以比拟的。我不想滥用这文学的讲坛去奢谈政治和历史，仅仅藉这个机会发出一个作家纯然个人的声音。”      

    1987年学潮，胡耀邦“引咎”辞职，1989年夏天的故事至今不容提起和讨论。一个古老民族获得新生的契机或许就此断送，或许“改革派”与“保守派”都错了；谁是谁非，10年内历史会做出公正的裁判。  

    余杰《铁屋中的呐喊》声只剩下一点点可怜的回响，曾《讨伐中宣部》的北大教授焦国标侥幸逃过劫难“叛逃”美国了，他们都是无愧于北大的当代骄子。声音、声音，我想倾听中国的不同声音！《历史的先声》是60年前的庄严承诺，江淳预言：否定之否定后，一切都会推倒重来！

    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罗马尼亚裔德国女作家赫塔-穆勒（Herta Muller）。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因其“以诗的专注和散文的真诚，描绘了被放逐者的景观”获得这一重要殊荣，她也是第12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性，并将获得140万美元。以下是瑞典学院颁奖词节选:“赫塔-穆勒1953年8月17日出生在罗马尼亚巴纳特一个德语小镇。她的父母是罗马尼亚境内讲德语的少数民族。她的父亲在二战期间为德国党卫军效力。1945年大量罗马尼亚人被流放到苏联，穆勒的妈妈就在其中，她在当今的乌克兰境内某个劳动营工作了5年。多年之后，穆勒在其作品《呼吸摆动》（2009年）中描写了流放到苏联的罗马尼亚人的生活。1973年到1976年穆勒在罗马尼亚蒂米什瓦拉一所大学学习罗马尼亚和德国文学。在大学学习期间，她加入了巴纳特行动小组。巴纳特行动小组是一个讲德语青年作家组织，反对当时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赛斯库的统治，寻求言论自由。完成大学学业后，1977年到1979年穆勒在一家机器工厂当翻译。由于拒绝充当秘密警察的线人，穆勒被工厂解雇。被解雇之后，她受到了秘密部门的骚扰。”    

    一个没有梦想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一个唯利是图、公平匮乏的民族不会有光明的前程。我们虽是个被奴役了太久的民族，但反抗者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反抗。秦皇墓前无后裔，白骨一堆遭唾弃。暴力只是暂时的胜利者，正义的皇冠将戴在“叛徒”的头上。一个如此人口众多的民族怎么可能只有一种声音呢？任何封杀异见者声音的举措都是徒劳的，10年后这种愚蠢的举动将成为国人茶余饭后的“笑谈”。“庶子”其实是江淳逃避网络封杀的一个比喻，你可以认为是“民主”，也可以认为是“言论自由”。没有自由与道德人还不如旷野的野兽，中国不同的声音是封杀不了的，中国异见者是杀不完的，正如“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乌云不会永远占据天空，野草将覆盖每一寸土地，地火将蔓延至每一个乡村与城市，不同的声音将汇聚成惊天的响雷，唤醒沉睡中的人们。面对强暴，妥协只是暂时的策略，惟有抗争，才能得救。最欣赏剧作家沙叶新先生的一篇演讲：《不为权力写作》！谭嗣同、林昭、张志新、彭德怀等一个个冤死的亡灵将荣归故里，中国必将获得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