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淳

    当“民族魂”的大旗缓缓落下，一颗20世纪中国的文化巨星陨落了，天空乌云翻滚，大地为之震颤，眼泪如洪水汇入滚滚不息的黄浦江。鲁迅（1881-1936）诞生在一个“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的时代，一个“无边落木萧萧下”的文化的冬天。他是中国20世纪孤独而痛苦的先知，一个汲取中西文化精华于一身的伟大灵魂。鲁迅先生是不朽的，他要化作泥土，让国人踏出一条个性独立、社会自由的康庄大道，他始终在唤醒麻木的国民，赤手空拳与黑暗搏斗，试图用匕首、投枪刺穿专制的铁幕，为这个不可救药的民族刮骨疗毒，呐喊一生！

    最早读鲁迅是在少年时期，一位南京知青把一本《彷徨》落在我家了，那时乡下课外书极少，我抱起书本就啃，虽然还不能完全理解先生深邃的思想和崇高的情怀。20多岁在部队买过一本《鲁迅传》，一直读到天明，鼻血终于流了下来。从此与鲁迅先生接下生死之缘。2005年11月初冬，一个细雨霏霏的早晨我踏上去绍兴的旅途：去看望一位美女文友沁芳，但最重要的目的还是参观鲁迅故居“百草园”、“三味书屋”等，去鲁迅纪念馆瞻仰先生的高大塑像并留影珍藏，痛彻缅怀这位文化巨人，探秘先生思想的精神源头。临回前还特地买了一本《鲁迅精品集》以示纪念。倘若绍兴没有鲁迅，那次愉快的精神之旅恐怕难以成行。一个城市因为一个人而扬名海外，一个民族因为一个人而有了脊梁。一个没有自由思想灵魂的民族不过是一群木偶。鲁迅没有死，鲁迅精神当与时间永存，当与华夏民族永不分离。

    6月25日23时57分，我国著名画家、清华大学教授吴冠中在京逝世，终年91岁。大师吴冠中生前的几句话让我久久难以释怀、为之惊愕：“下辈子不当画家”：“越到晚年我越觉得绘画技术并不重要，内涵最重要。绘画艺术毕竟是用眼睛看的，具有平面局限性，许多感情都无法表现出来，不能像文学那样具有社会性。在我看来，100个齐白石也抵不上一个鲁迅的社会功能，多个少个齐白石无所谓，但少了一个鲁迅，中国人的脊梁就少半截。我不该学丹青，我该学文学，成为鲁迅那样的文学家。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丹青负我。” 吴冠中说：“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是前人的脚印，今天走向哪里，需要探索创新。”在他眼里，“叛徒”实际上就是创新的代名词。“我不该学丹青，我该学鲁迅，这是我一辈子的心态，越到晚年越觉得绘画技术并不重要，内涵最重要。诗才是最高的艺术境界。”吴冠中坦陈：下辈子想当鲁迅。

    中学课本驱逐鲁迅先生的部分文章让我感到匪夷所思，近几年网络狂徒对鲁迅的辱骂与攻讦更是宁人呕吐。中国难道已经强大到不需要鲁迅了吗？甚至毛泽东也说过掏心窝的话：鲁迅之子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中的一段话:“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湖南老友罗稷南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是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寻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任何人读到这段对话,都会出一身冷汗。但1971年11月20日毛泽东于武汉也说过这样的话：“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一个组织当他需要思想支撑时，一个思想变成了他夺取政权的工具，当取得政权后当权者往往容易走向他自己的对立面。没有任何立国者与竞选人能前后一致、兑现他向民众的全部承诺。历史就是这样神奇而荒诞。但鲁迅的精神内核不会因任何人的攻击而有丝毫贬损，太阳不会因暗夜而无光，把凯撒的还给凯撒，把上帝的还给上帝。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认为，要让一个丧失了人格的民族免于灭亡，“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呐喊•自序)，使之找回灵魂，还为主体。这就是“立人”，让趴着的奴隶站立起来做人。

    鲁迅“主张一条‘先觉者的个性解放→立人→立国’的道路”来拯救我们民族的沦亡。发展这生命，就必须自强，勇于“走异路，逃异乡，去寻求别样的人们”。鲁迅深恶国人惯于得过且过，他痛心疾首的呐喊：“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 “希望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这就像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以无赖的手段对付无赖，以流氓的手段对付流氓。”“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有光明。”“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话发表出来。”1936年9月5日鲁迅留下遗书（10月19日逝世）：“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你不能占有你不理解的事物，鲁迅思想博大精深、空前绝后，历史上略可与之比肩的只有曹雪芹和谭嗣同寥寥几位。曹雪芹为那个行将就木的族群编织了一个悲痛凄楚的祭典，哭损残年；谭嗣同为那个风雨飘摇、日薄西山的王朝奔走呼号甘愿赴死，血洒刑场。曹雪芹、谭嗣同、鲁迅和吴冠中的人格和精神高度不是常人可比，一个博大伟岸的情怀才能走进另一个孤独深邃的灵魂，体会先知之痛，产生共鸣，啼血而歌，为芸芸众生播撒福音而不惜生命。“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在当今信仰危机、道德滑坡、全民拜金、社会溃败的转型期，重温鲁迅精神，始终坚持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怀疑、批评与抗争”到底，仍然是医治我们社会病痛沉疴的一剂药方。鲁迅的“野草”将铺满大地，生生不息；鲁迅的“地火”将蔓延到每一个乡村和城市。猛醒吧！我的同胞，惟有抗争才有希望，不然我们仍然是剪掉辫子的阿Q。珍爱鲁迅，蔑视强权，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才是出路。

    鲁迅落葬时，在数千人诵唱的挽歌与哀乐声中，一面大旗庄重地覆盖在了他的灵柩上面，旗上写着“民族魂”三个大字。

    郁达夫先生在《怀鲁迅》一文中说：“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