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最深的悲哀是无路可走的悲哀，前无去路，后无退路，举步维艰，裹足难行，只能在原地打转，虽然前无去路并不是真的无路可走，而是不肯走，不肯走的原因很多，此地太好，留恋难舍，宁愿老死此处，也不愿前行，因为前行风险莫测，有许多未知的不确定因素。我想起泰戈尔的那句诗，鸟的翅膀被系上黄金，鸟就飞不起来了。主宰着今天中国的特权阶级如同翅膀绑上了黄金的鸟，再也飞不动了，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往上面绑黄金。与沉重的黄金相比，意识形态已变得毫无重量，连“美丽中国”这样空洞的口号也出来了，实在已词穷言尽。

 

　　早在半个世纪前，南斯拉夫的吉拉斯就写出了《新阶级》，他说：“正式使用、管理并控制国有化和社会化财产以及整个社会生活的，是一群官僚。官僚在社会中居于一种特殊的特权地位，掌握行政大权，控制国民收入和国家物资。社会关系类似国家资本主义。而且由于工业化的实现并非得力于资本家的帮助，而得力于国家机器的帮助，就更显得如此。事实上，是这个特权阶级在推行工业化，国家机器不过是它的护身和工具。……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其他的一切都不过是欺骗和错觉而已。”正是这个新阶级葬送了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把20世纪人类最大的乌托邦实践送进了博物馆，他们来不及好好享受剥夺全社会利益带来的特权，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灰飞烟灭。

 

　　与吉拉斯笔下的“新阶级”一样，中国的特权阶级在权力和财富方面正处于巅峰状态。“它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向人民宣扬了。所剩下来的事，只是它为它自身辩护而已。”事实上就是辩护也常常显得疲软无力，只能依靠警察、法庭等国家机器不断地加强掌控，阻止人民层出不穷的批评、质疑和抗议。日复一日，以高压态势保持现状，为继续扩大私利提供保障。在他们的把持下，主流媒体释放的信息都是暧昧的、甚至是虚假的，整个社会处于一种不死不活的状态。人类正常的良知，人性中正直、善良、美好的一面一点点被抹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度的自私、贪婪和扭曲。官、民已成为截然对立的两个部分，大批的年轻人发疯似的想考公务员，挤进这个特权阶层的边缘，分一杯羹。当然，大多数人不可能如愿以偿。全民族陷入了一个进不得、退不得的死谷。无路可走，“老路”、“邪路”都堵死了，如同大多数城市都在堵车，到处都是“堵城”，中国今天就是一个巨无霸的“堵国”，特权阶级的豪车塞满了所有的大路，整个国堵死在那里。人民一次次期盼掌权者自上而下实行有诚意的改革，一次次的失望，最终等来的将是绝望。十年又十年，熬断了青丝，熬断了白发，特权阶级越来越嚣张，越来越贪得无厌，这个国家越来越没有指望，路尽了，不是真的走到了路的尽头，而是堵死了路，堵成了一个亘古未有的“堵国”。

 

　　当前行的路被堵死之后，老实说，特权阶级也已无路可走，即使坐在豪车里海吃海喝、极尽玩乐，又能如何？他们相信，凭借国家机器超强的力量，足以扑灭一切人民的不满，足以屏蔽一切批评的声音，甚至足以应付一切突发事件。他们相信，牌都在他们的手中，所有资源都在他们的控制当中，所有国家机器归他们支配，他们可以玩弄汉语于股掌之上，可以玩弄中国于股掌之上，可以玩弄历史于股掌之上，十几亿芸芸众生的生死不在他们的眼中，整个民族的命运不在他们的心中，他们耿耿在念的只是子子孙孙、万世家业，他们昼夜思想的是将中国的资源转化成他们个人家族的财富，转往国外。他们摸透了人性的趋利避害，不到大泽乡困境，人民不会揭竿而起。他们对强权的迷恋，如同对财富的迷恋。哪怕绑满黄金，飞不动了，他们也不愿放弃到手的利益。

 

　　在这种心态之下，任何触及他们利益的政治改革都不可能启动。自上而下的改革之路，已经被他们一次次地否定了，他们选择的是一条不变应万变之路，就是维稳、维稳、再维稳。他们压根不信强大的暴力工具挡不住历史的洪流，更不信人民手无寸铁的力量最终有可能翻转这个时代。他们蔑视一切非暴力的力量，他们藐视一切没有实力的抗议，他们无视一切正义的呼声，他们只相信国家机器万能。

 

　　特权阶级之外的亿万中国人更是无路可走，堵在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路上，“堵国”人民虽然有着超强的忍耐力，可以一年一年的等，甚至十年十年的等，只要饿不死，就可以继续等下去，但有谁知道，哪一天“堵国”人民也会等不下去了？不断高涨的群体性事件，凸显出这个时代的矛盾正在日趋激化，一次次动用国家机器诚然可以暂时的乃至有效的把人民的怒火扑灭，但是社会矛盾并没有得到缓解，相反在不断的积累当中。换句话说，“堵国”只会越来越堵。是继续堵下去，堵到不可收拾、彻底塌陷为止，还是从今开始寻找疏堵之路，逐渐开通一条可以前行的路？这是今天中国面临的最现实也是最迫切的问题。视而不见、继续装下去当然也不是不可以，反正当权者掌握着全部国家机器、控制着全部媒体，黑的可以说成白的，白的可以说成黑的，但是这样下去便真的无路可走了。特权阶级绑架整个“堵国”是不惜代价、不计后果的，他们早已做好移民的选择，无非继续移民而已。掌握着全部优势资源、可以轻而易举地攫取最大利益的特权阶级，在自己的统治下却没有任何安全感，而是以移民为最终目标，这在古今中外恐怕都没有发生过。

 

　　无路可走的痛苦，长期的压抑，毫无疑问会毒化一个民族的情绪和心理，整个民族渐渐会变得不耐烦，产生出大量不可思议、难以想象的社会问题来，这是多少强大的国家机器都解决不了的。这些年来，被曝光的或未曝光的大量恶劣案件，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堵国”综合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病只会越来越严重。这不是简单的道德滑坡问题，一个只为自身捞取最大利益的特权阶级，以及只知道维护他们利益的统治集团，当然不配谈道德，但正是他们企图唤起人民的道德心，来应对全社会蔓延的“堵国”综合症，这无异于缘木求鱼。治疗“堵国”综合症的唯一办法，就是走出“堵国”，重新疏通道路，让人有路可走，特权阶级有路走，无权的人民有路走，中国有路走。在“老路”和“邪路”之外，唯一的新路、正路就是民主宪政之路，这是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先生上世纪40年代初痛定思痛，在四川江津的石屋里想清楚的。这也是共产党领袖赵紫阳先生在1989年后软禁在富强胡同的岁月中想明白的，他说，“倒是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显示了它的生命力。看来这种制度是现在能够找到的比较好的、能够体现民主、符合现代要求而又比较成熟的制度。现在还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无论特权阶级愿不愿意走，宪政民主都是一条正路，一条走出“堵国”的新路。愿更多的人不再目光朝上，只注视当权者想什么、要做什么，而是更多地转向下，看看我们自己能做什么。相信历史一定会在没路可走的地方开出路来，君不见，任何一个时代的特权阶级都已被翻过去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