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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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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2月19日5版发表《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的一生》的长篇文章,高调“纪念华国锋同志诞辰90周年”。但隔日便是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忌日,官方媒体却悄无声息。有学者认为,面对当前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局势,中国会否在政治上全面回归毛泽东路线,并以毛泽东思想及意识形态来指导全党全国人民?有待进一步观察。
2008年奥运会开得如火如荼之际,华国锋病逝。当时新华社很吝啬地发了一条简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曾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华国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8年8月20日12时5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华国锋曾经是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的英明领袖,同时身兼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等职,在与邓小平等元老的角力中,憨厚的华国锋很快就退出了中国的政治大舞台。之后漫长的岁月,他虽然保留了中央委员的身份,但他完全退出了公众的视野,他的出行也受到很多的限制。
使华国锋陷入被动的是“两个凡是”,华国锋当年为了稳定形势和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默认了“两个凡是”的政治主张。 “两个凡是”是指凡是毛泽东说的都是对的,凡是毛泽东的指示我们必须坚决执行。
“两个凡是”最早在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两个凡是”一提出,尚未恢复职务的邓小平就提出了旗帜鲜明的反对意见。1977年4月10日,他致信党中央,郑重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邓小平文选》第2卷,39页。)5月24日,他在同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中进一步提出,“‘两个凡是’不行。”“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实事求是“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38—39页。)
1977 年3月,胡耀邦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1977年底,在中央党校学习和工作的1000多名高中级干部为研究“文革”以来的党史问题时,提出了不少现实中和理论中的难题。胡耀邦听取汇报后,让大家解放思想,突破禁区,大胆研究。他提出两条原则:“一个是完整、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一个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
1977年10月,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给《光明日报》寄来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稿件。报社理论部对文章作了多次修改,准备在理论版哲学专栏发表。
1978年4月上旬,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光明日报》新任总编辑杨西光看到清样,说:“这是一篇重要文章,放在哲学版,可惜了。”他提议作者进一步修改,加强现实针对性,并约请正在写同一主题文章的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共同研讨修改。
文章经过反复修改,由孙长江定稿,定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杨西光与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商定,为扩大文章影响,先在《理论动态》上发表,第二天再由《光明日报》公开见报。
吴江就此请示胡耀邦,得到胡耀邦的批准。胡耀邦亲自审定了全文,于5月10日刊登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此文。
文章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则,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
我们要完成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面临着许多新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是错误的。我们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要研究现实的确切的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才能逐步前进。
文章发表的当天下午,新华社立即向全国转发。第二天,全国的主要报纸纷纷转载。尽管文章所阐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批判的锋芒直指“两个凡是”的始作蛹者华国锋。
《人民日报》在赞扬华国锋的长文中,只字未提“两个凡是”,这从某种程度上,似乎是默认了华国锋当年提出的“两个凡是”,对于未来中国的政治走向,具有深远的意义。
那么中央为何突然高调纪念华国锋呢?其真正原因是华国锋有许多功绩,而且这些功绩主要有以下八个方面,有许多是没有曝光的。
一,华国锋与袁隆平的关系,文章中说,华国锋同志在湖南任职时非常重视抓农业生产,特别是搞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主持兴修了洞庭湖排涝、韶山灌区等大型水利工程。在韶山灌区建设过程中,他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妥善安置拆迁移民,坚持高标准、高质量搞好建设。韶山灌区工程成为湖南省首个灌溉百万亩农田的大工程,竣工投入使用后,对当地工农业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华国锋同志十分支持发展杂交水稻。
从1964年起,时任湖南安江农校教师的袁隆平同志在国内首次提出利用水稻杂种优势增加粮食产量即进行水稻杂交的设想,并着手进行研究。华国锋同志对袁隆平同志的研究非常支持和重视,请袁隆平同志在湖南省农业科学实验经验交流大会上发言,并将杂交水稻作为全省重点研究项目给以大力支持。调中央工作后,他仍然关心杂交水稻研究。华国锋同志的关心支持对促进杂交水稻研究成功、实现我国水稻生产重大变革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关于华国锋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方面。文章说,“大跃进”中,面对虚报、浮夸等不良风气和相互攀比、盲目追求高产的做法,他凭自己多年基层工作经验和深入各地实际了解到的情况,于1959年6月当面向毛泽东同志谈了自己对当时形势的看法,说:田瘦了,牛瘦了,人瘦了,产量不可能那么高了。他实事求是反映问题的态度受到毛泽东同志肯定和赞扬。
三,华国锋同志十分重视计划生育工作和干部人事及科研工作。文中说,1973年7月,他担任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后,坚决执行计划生育方针,为控制我国人口过快增长作出了贡献。
当年1月,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同年2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被确定为常务副总理之一。在主管政法和科学等方面工作期间,他认真贯彻中央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精神,在分管的部门解放了大批干部,适当安排了工作。他注重科学技术工作和高技术人才培养,并领导和支持高端国防项目研制攻关工作。
四,在重大灾难面前,华国锋如何行动的?文章中说,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他立即组织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研究实施了一系列抗震救灾措施。8月4日,他率中央慰问团赶赴唐山地震灾区,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慰问灾区群众,转达党中央对灾区人民的关怀,鼓励灾区人民抗震救灾、重建家园。
在这之后,他又多次视察地震灾区,了解灾后居民住房生活等情况,调动各方面因素加快灾后重建步伐。正确的领导,周密的部署,使抗震救灾工作迅速高效进行,在党和国家面临困难的情况下对稳定民心起到了重要作用。
五,在华国锋的历史功绩中,粉碎“四人帮”无疑是最大的亮点。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同志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摆在党和人民面前,也摆在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同志面前。文章说,在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华国锋同志同 “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并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赞同和支持。
同年10月6日,华国锋和叶剑英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实行隔离审查,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作出的重要贡献。
六,华国锋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重大会议。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等职务。在此期间,他先后主持了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十一大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重要会议。他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经济建设等各项工作,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取得了很大成绩。
他根据广大干部群众的要求,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逐步为一部分干部落实政策。在他主持下,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为1976年广大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天安门事件平反,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等一批重大错案平反。
七,华国锋也曾提出要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多次强调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他支持经济理论界开展的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肯定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应该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在他推动下,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
他认为,“一定要学习外国的好经验,其中包括学习科学技术,学习经营管理经验,开展广泛的经济合作”。他还提出,“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华国锋同志在领导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
八,文章对他的评价中非常高,文中说,
他作风民主,善于倾听不同意见,集思广益,注意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他为人宽厚,平易近人,关心同志,爱护干部。他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生活俭朴,对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作为党的高级领导人,“为人宽厚”,这一点足以成为当今众多干部学习的榜样!(转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