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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5月，随着《五一六通知》的公开发表，社会上出现公开反对和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诬陷周恩来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等材料出现在江青的案头(伍豪是周恩来早年用过的笔名——笔者注)。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名节，周恩来即于5月19日夜致信毛泽东：

    连日因忙于四川和内蒙问题，并同内蒙军区请愿战士分批谈话，直至今天才抽出一天功夫翻阅上海各报，江青同志也于昨日转来各件，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的伪造启事，它是先在《新闻报》二月十八日登出的。登后，同天，上海临时中央方面就向申报馆设法，结果《申报》二十日、二十一日登出伪造的启事，二十二日登了广告处给伍豪先生另一广告启事的拒登回答，大概这是当时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可伪造启事的办法。我在记忆中，有通过申报馆否认的处置，但结果不明，十六日午间已向主席这样说了，不过我原来将伪造的伍豪启事记在通缉杀人凶犯周恩来、赵容(即康生)之前，现在证明是我记错了，查遍一九三一年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后的上海各报，并无另一个所谓伍豪启事，而红卫兵也未发现另一启事。可见在我记忆中的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所以我只能从电报和来信中知道，也就不全了然了。

    现在，把四中全会后与此有关的编为大事记送阅，同时，送上报道最详的上海《时报》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二月合订本一册，《申报》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月合订本两册，请翻阅。

    此事需否专写一报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传阅送上各件后，请再约谈一次，好作定夺。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信件及报送的各件材料作了“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的批示。完全清楚所谓“伍豪脱党启事”真相的康生，在读到毛泽东这样的一个批示后，遂不置一辞（60年代初，康生曾两次写下证明文字，证明“这完全是造谣诬蔑，当时在上海的同志都知道这件事”）。

    这年12月下旬，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学生又以《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致信毛泽东。这一回毛泽东明确表态，于次年1月16日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

     有了毛泽东一言九鼎的批示，此事仿佛尘埃落定。令人深长思之的是，1972年6月，周恩来主持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在以三个晚上的时间，作关于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六次路线斗争的报告，并作了过分的自我批评之后，又在会议结束时作《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处事周密深细的周恩来显然认为此事尚未“定夺”。周恩来在作这个专题报告的同时，向300多位与会者宣布：根据毛主席和政治局的意见，要把报告的录音记录稿以及有关文献资料作为档案，保存在中央档案处，同时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保存一份。令人不解的是，在此后的整整三年间却未付诸实施。

     1975年8月中旬，毛泽东发表评论《水浒》的谈话。姚文元迅速作出反应，促成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将毛的谈话下达，并通过《人民日报》社论公之于世，从而掀起一场“评《水浒》，批投降派”的运动。江青在9月初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极其露骨地攻击重病中的周恩来和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我看有。9月20日，病危中的周恩来做最后一次大手术。周恩来清楚，施行这次手术后果难测，进手术室前，特意要来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录音记录稿，用很长时间仔细看了一遍，并用颤抖的手在记录稿第一页上写下“周恩来于进入手术室前1975.9.20”的字样。

        在推车进入手术室的一刻，周恩来用尽全身力气，当着前来守候的诸多中央领导人和医护人员的面，以少有的激愤大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邓颖超见状，当即要汪东兴向毛泽东报告这一情况。仅仅相隔110天，满腹痛楚和殷忧的周恩来与世长辞。（资料来源：本文来自《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