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周恩来身边的人，我（纪东，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总理的秘书）有这么一个感觉，就是他们对周恩来、以及对他的夫人邓颖超，都有种特殊的感情，也可以说是周恩来的人格，使他们折服。
    比如我在采访当年的中央办公厅的秘书局局长周启才的时候，我就问他，你当时怎么知道周恩来病重？这位老人讲了一句话就讲不下去了，眼泪哗哗流下来，泣不成声。这是我非常特殊的一种感觉。同样我采访作了多年秘书的赵炜、和赵炜的先生赵茂峰两位老人，都是谈到一半，眼泪就下来了。这样的一种情绪、感情，是很少见的。
     纪东披露的文化大革命当中的周恩来，有些我们在别的地方也看到了，但是有不少，是只有作为秘书才能观察到的。
     比如有一个细节，就是周恩来高兴的时候，也会吹口哨，吹得不怎么样，也不怎成调子，但是反映了他当时一种喜悦的心情。当中有几段特别有意思的记述呢，都是和1973年前后，和周恩来的处境相关。
因为那时候，周恩来3次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而“四人帮”也借着这个机会，对周恩来进行了很密集的围攻。那个时候，周恩来到底是怎么样的心态？怎么样的处境？
     纪东唯一一次听到周恩来用了“国骂”。事情是关于到底林彪他们是“极左”还是“极右”？因为当时周恩来支持一个看法，就是：认为林彪他们是“极左”，所以要清除“极左”势力。但是“四人帮”反过头来说林彪不是“极左”，是“极右”，反过来批评周恩来清除“极左”的做法。
     当时周恩来在拿一个文件，拿出来特别看了以后，“把文件啪地朝侧右后方摔去，我听到一句话，‘妈的，怎么不是极左，就是极左嘛’。声音不大，但每个字我都听得清清楚楚。我看到总理双眉紧缩，两臂放在椅子扶手上，上身靠着椅背，两眼怒视着窗外。”这就是当时周恩来的心态。
     还有一次，也是“四人帮”一个会议上，当时借着毛泽东的批评，对周恩来进行了一个所谓的“帮助”，实际上是一个围攻。在这个会上，周恩来问人家要了一支烟。我们知道周恩来不抽烟，我从来没看到过任何场合说周恩来他在在北京、在中南海抽烟。
     但是他当时要了一支烟，拿在手里，最后把它揉的粉碎。揉的粉碎是不是他自己心情的一种写照？
     在林彪事情之后，有一次周恩来对他人讲到他的处境，他说“我难呐”。在那段期间当中有一个人物，实际上是加重周恩来的处境的困难，那就是当时的外交部长乔冠华。书中关于乔冠华究竟起什么作用，有段记述。我看到才的回忆录当中，也包括另外一些书籍当中，像这本《文革中的周恩来》，都有记述。乔冠华的问题，最近各种书谈的比较多。在纪东的书里有一笔记述，也为以后的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很重要的一个参考。
     最后我们看看，周恩来这样的一个人物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做法，到底是不是他的正确的选择？因为实际上现在大家在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都在说：是不是周恩来总理可以有另外一些选择？那么纪东他作为秘书，他在书里面有一段专门谈到自己的看法。
     他说在文革的特殊情况下，周恩来有多种道路可以选择。一是唯命是从；二是公开与毛泽东抗争；三是随波逐流，与林彪、江青同流合污；四是消极怠工，少做工作，减少精神和身体的压力；五是退避三舍，养病治病，安度晚年；六是舍身忘我，把国家带出浩劫。
     实际上前5种选择，在当时中国的政坛上都有典型人物。但是周恩来却选择的是第六种，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最难走的一条路。周恩来曾经说过“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文化大革命当中，周恩来既然是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就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下苦海，谁下苦海”。

作者：纪东（《难忘的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