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19岁就登轮船出国赴法勤工俭学，二十余年浪迹天涯，走南闯北，直到40岁才和张茜成立家室。其间，他并非完全没有谈情说爱的机缘和内心的向往，只是因为险恶的客观环境使他在投身革命时不得不作出牺牲。同时，他在选择终身伴侣时的审慎态度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1938年春，张茜响应正在武汉的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号召，参加新四军，在军部战地服务团工作，是演剧队和歌咏组的成员。陈毅任第一支队司令员，经常到军部开会并观看她们的演出。相貌端庄的张茜以演技的高超和对革命的热忱赢得了陈毅的好感，而陈毅作为新四军中文武双全的儒将，也深为张茜钦敬和仰慕。这样，他们开始了书信往来。 
　　为了使两人的感情能顺利地发展下去，结成甜蜜的爱情之果，陈毅苦心经营了一首《赞春兰》的诗送给了张茜(那时张茜名字叫春兰)。诗中写道：“小箭含胎初生岗，似是欲绽蕊吐黄。娇艳高雅世难受，万紫千红妒幽香。”张茜从这首诗中领悟到了陈毅的深情，从此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当然，也有人对他们的结合不以为然，主要是认为彼此的年龄差距甚大。对此，张茜是有主见的，她对朋友说：“年龄差距不是主要的，我感觉学问和政治水平远不及他。我要和他相称，成为伴侣和助手，只有发愤学习，才能缩小距离。 
　　1940年春天，陈毅与张茜结合。3个月后，陈毅率主力离开苏南茅山根据地，渡江北上，开辟苏北抗战局面；张茜则去苏中搞地方工作，而后又会合。在黄桥战役最紧迫的关头，张茜一直随其左右，整理书籍文稿，“坚壁清野”，以防万一。皖南事变后，陈毅出任代军长，张茜则参加反“扫荡”斗争，在她即将返回军部与陈毅重逢之际，陈毅夜不能寐，辗转反侧吟成一绝：“足音常在耳间鸣，一路风波梦不成。漏尽四更天未晓，月明知我此时情。” 
　　1943年秋天，陈毅在饶漱石策动的“黄花塘事件”中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和误解，离开了亲手开创的根据地，奉命前往延安。由于路途遥远，加之张茜生下次子才两个月，她未能同行。 
　　张茜在艰难的处境中，勉力抚育两个孩子，不仅要承受体力上的损耗，更要挺住精神上的压力，当然还有离情的苦痛和思虑。十分难得的是，她在此时开始了自学英语，实践着自己“从头学起，努力做到基本相称”的誓言。 
　　1945年秋，陈毅返回华中，张茜翘首盼望分别两年的亲人。可是陈毅在途中接到中央的指示，转赴山东。张茜赋诗寄怀，其中有几句是：“空向行云凝暌处，望穿秋水人不至。 
　　几番报归盼欢聚，几番又传归期误。归期误，一别春夏已两度，幼儿长成双询父。” 

　  1949年夏，陈毅胜利地指挥了上海战役后，张茜带着3个孩子从山东解放区来到上海，与陈毅共享胜利的喜悦。建国初期，张茜任上海俄文专科学校宣教股长，为了提高俄语水平以适应新形势，她毅然将出生不久的女儿托付旁人，于1951年初离职到北京俄专学习。虽然后来由于患了肺结核而被迫休学，但仍然坚持自学，终于较为熟练地掌握了俄语。1952年陈毅出访苏联时她已能胜任翻译工作，五十年代中期，她以“耿星”的笔名翻译出版了两部苏联文学作品，陈毅对此极为赞赏。陈毅和张茜毕生好学不倦，渴求知识，在精神的交流上极为和谐。 
　　在十年内乱中，陈毅无论是挨批，还是遭贬，都得到张茜精神上的慰藉；无论是流放，还是身患绝症，都得到张茜的陪伴和照料。“九大”之后不到半年，陈毅被流放到石家庄，以往所享有的一切待遇都取消了。张茜自己动手煮饭、洗衣，在生活上悉心照料陈毅。此时陈毅虽感觉身体不适，但保健措施已完全撤消。张茜在去一家制药厂下放劳动的几个月中，凭着自己的聪颖好学，居然在药物学方面有了很大长进。陈毅的腹痛一天天加剧，张茜忧心如焚，考虑再三，写信向周恩来总理报告了病情，于是，在流放一年后，张茜陪陈毅回北京治病。但是，陈毅的肠癌已到了晚期，张茜在整整一年的护理中，心情压抑，呕心沥血，也身患癌症。她振作精神，尽可能多地给予陈毅以慰藉而减轻剧烈的病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