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2011年8月22日《退休生活》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这年10月6日，毛远新也被宣布“保护审查”，从此从喧闹的政治潮流中退出，过上了一种孤寂的囚禁生活。在这以后，社会上再也听不到他的消息了。有人说他被关押在大西北，有的说他已不在人世……一个普通人的生死沉浮，是不会引起社会多少波澜的，而他是毛远新，是革命烈士毛泽民的儿子，毛泽东同志的侄子，他自己一度也是风云人物，他的名字曾经响亮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

母子情深

1986年，毛远新以妄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罪被判了有期徒刑17年，关押在北京秦城监狱。三年后，他的母亲朱旦华以其身体患病为由，给当时的国家主席杨尚昆写信，请求批准毛远新“保外就医”。杨尚昆作了批示：“同意。在南昌保外就医。”

1989年3月17日，服刑中的毛远新来到南昌江西省公安厅招待所住下，开始了保外就医的生活。保外就医虽然不像监狱管束得那么严格，但也不是什么都自由了。毛远新懂得自己的身份，他规规矩矩地生活，不越雷池一步。

十多年中，朱旦华曾经到监狱中看过一次毛远新，这次她听说儿子到了南昌，当天就到了招待所。朱旦华在见到儿子的一刹那间，百感交集，泪水顺着两颊往下流淌。她强作笑颜，喊道：“远新……”

毛远新大步迎了上来，目光中含着笑意，喊：“妈妈，您来了。”

母子之情，是人世间最能慰藉心灵的感情。分离十几年，这次难得的相聚，是喜悦，也有感慨，有希望，也有不可弥补的遗憾。两人的心都是沉甸甸的，千言万语如鲠在喉，不知从何说起。

朱旦华上世纪40年代初曾和两岁的儿子毛远新一起坐过军阀盛世才的牢狱，受尽折磨；“文化大革命”中，她又因莫须有的“叛徒”罪名被“劳改”。这些痛心的经历，磨炼了老人的革命意志，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矢志不渝的高尚情操。但是，对于儿子的遭遇，她却有着特殊的感受。作为一个老党员，她不可能同情儿子“文革”中那一段经历，但她又完全理解儿子那段经历的历史背景。而作为母亲，她又怀有太深的母爱情结。恰似饮了一杯酸甜苦辣的“酒”，一时竟说不清这其中的感受。

1990年第一次瞻仰毛主席遗容

1990年7月，在毛远新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他的同父异母姐姐毛远志因病重住院。毛远志在感到自己已经不久于人世的时候，向组织提出能最后再见弟弟一面的请求。经组织批准，毛远新和妻子全秀凤匆匆忙忙地赶到北京301医院看望姐姐。已是弥留之际的毛远志见到弟弟，泪流不止。她用力拉下氧气罩，用干枯的手拉着毛远新的手说：“远新，你……真想你。”姐姐断断续续地用尽力气才说完这句话。毛远新顿感酸楚，沉重地点了点头。

一向说话沉稳严谨的曹全夫颇为感慨地说：“远志终于见到你了。”

姐弟见了最后一面，也算了却了一桩心愿。和弟弟见面的三个小时之后，痛苦中的毛远志带着一丝慰藉离开了人间。

在北京，毛远新见到了自己的一些亲友和同学。最令他动情的是在姐夫曹全夫的陪同下，和群众一起排着长队，第一次走进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当他站在毛主席遗体前的那一刻，心情可谓百感交集，悲从中来。这个曾经在毛泽东身边长大，并在毛泽东人生最后一年中一直被毛泽东留在身边的孩子，如今已是年届半百的刑余之人。往事历历在目，面对这曾经熟悉、慈祥的面孔，不知有多少话要诉说。他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泪水夺眶而出，洒满衣襟。

故土韶山

1990年初冬，毛远新和妻子女儿一起，陪同曹全夫一家，到韶山安放姐姐的骨灰。这是毛远新第二次去韶山。第一次是1966年初，大学毕业下部队之前，他受毛泽东之托，到韶山探望，来去匆匆，只呆了一天。这次是第二次到韶山，此时他刑期未满，正处于“落难”之际。然而，他回乡的感觉不但不陌生，反而更觉亲切。他们下车后，一些乡亲和韶山管理局的领导前来迎接。一位中年男子跑过来对毛远新说：“远新，我是毛岸平。父亲母亲听说你们回韶山，高兴得一晚上没有困觉，烧了红烧肉等你们。”

曹全夫介绍说：“这是大伯在韶山的嫡堂兄弟毛泽连叔叔的大儿子。他父亲就是‘九阿公’。”

毛远新想起来了，毛泽东曾经说过：“在韶山你们还有个堂叔叫毛泽连。”

当天晚上，毛远新和全秀凤到了毛泽连家里。80岁的毛泽连眼睛已经失明，他摸索着把红烧肉放进毛远新的碗里，说：“孩子，你要多吃肉，身体要强壮起来呀！”

家乡的水，家乡的人，还是故土亲啊。毛远新回到韶山，感受到家乡的可爱，亲情的温暖。

1995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102周年诞辰，朱旦华和毛远新应邀到韶山参加“韶山毛泽东纪念园”开园庆典。当时安排毛远新和朱旦华坐主席台，毛远新一再推辞。韶山人说：“故乡的情，故乡的人，主席家的娃儿，请啊！”毛远新盛情难却，20年来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出现在主席台上，他感到了家乡人宽阔的胸怀。

1998年12月26日，毛远新参加纪念毛泽东诞辰时，一位韶山老乡得知他经济困难，捐给他一万元钱。他将钱捐给韶山毛泽东纪念馆。该馆党支部书记刘斌珍知道毛远新生活不富裕，不同意接受。毛远新说：“请你们将这笔钱用于主席遗物的保护工作吧，拜托了。”纪念馆接受了他这份沉甸甸的心意。

在上海做“办事员”

为了照顾毛远新，组织上将全秀凤从上海借调到江西省图书馆工作。省政府分配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给他们住，离朱旦华家不远，他们可以经常去看望妈妈。全秀凤上班，毛远新也不外出，坐在家里看书，一看就是一天。他说，只要有书，就是关在屋子里一辈子，也不会寂寞。他把每月发给他的200元生活费，尽量节约，拿余钱买书。他还喜欢篆刻，读书之余，经常沉浸在这个高雅的艺术世界里寻找自己的乐趣。

1990年，全秀凤在上海的母亲中风，她只得撇下毛远新，回上海侍奉母亲。毛远新独自一人，自己照顾自己，以病残之身挑起生活的担子。他的生活也很简单，有时做一次饭可以吃几天。后来经公安部批准，他每年可以到上海探亲两次，每次三个月。他在上海也是闭门不出，不同外界交往。曾有作家找上门来想采访他，他以“记忆力不好”为由而婉言谢绝。

1993年10月，毛远新刑满，被安排到上海汽车工业质量检测研究所工作。工作后，他使用的是“李实”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是当年毛泽东为他取的。1965年毛远新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毕业前要下到农村搞半年“四清”，在北京向毛泽东告别时，毛泽东说：“你那个名字很招人注意（当时国内很大范围正在传达1964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与毛远新的谈话纪要），还是换一个吧。”毛泽东想了想说：“就叫李实吧。”（毛泽东在转战陕北时的化名李得胜，两个女儿起名为李敏、李讷）毛远新回到哈尔滨后，正式向学院领导提出申请改名字。经过批准，他的毕业证书及分配到空军工作时，用的都是“李实”这个名字。

毛远新到研究所工作，只有所长和书记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他报到后，所长在中层干部和高级技术人员参加的会上介绍说：“李实同志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高材生，毕业后一直在空军工作，1989年转业到江西省公安厅工作，考虑到他们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现在调到上海，来我所工作，请大家欢迎。”为了保密，所长的介绍中当然有很多难言之隐，但大家谁也没有丝毫怀疑。

毛远新被安排在总工程师办公室当“办事员”，由于他基础知识学得扎实，工作中埋头苦干，善于动脑子研究问题，不久便成了技术管理骨干。两年后，分管技术的副所长向所长建议，提拔李实当总工程师办公室主任。所长为难了，因为上级有交代，李实不得担任中层干部，他又不便向副所长讲明。他去征求毛远新的意见，毛远新说：“你就说我身体不好，本人不想再承担更重的担子。”

年年先进

所长对毛远新的工作是很满意的，虽然没有提拔他，却还是把重要的担子交给了他。他负责制定、实施全所质量管理体系的工作，还负责全所人员的培训、考核、阅卷、讲评，又负责监督实施各项管理程序的运转。他每天拖着病腿，骑着自行车上班，风雨不误，经常加班加点，是全所下班最晚的人。他每年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得到了同事们的赞扬，几乎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他的同事们谁也没想到，这个年年先进的办事员，就是当年的毛远新。

任何秘密都是有时限的，时间长了，他的同事们也会发现一些不好理解的事情。一次，全所党员开会，毛远新没有去参加，一位非党员同事问他：“你为什么不去开会？”毛远新说：“我又不是党员。”那人大惑不解：一个在空军工作了十几年、又在省公安厅工作了好几年的人，居然不是共产党员？毛远新说：“过去想入党，但条件不够。现在年纪大了，也不想入了，反正不入党也一样能为国家干事。”同事自作聪明地说：“大概是家庭出身问题吧。”毛远新说：“可能吧。”

毛远新刑满后，还要剥夺政治权利四年，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遇到基层选举时，全所人员都要参加，唯独他无权参加。这时，所长就提前安排他到外地出差或看病，以免引起大家的猜疑。

终于有一天，秘密被新闻界意外地透露了。1997年，上海《科技日报》转载了一篇文章，说毛远新在上海汽车工业质量检测研究所工作，化名李实。消息传出，所里一片哗然，大家背着毛远新沸沸扬扬地议论起来。但大家都没有当着毛远新的面把话说破。共事几年了，同事们都非常了解他的为人处事，没有把他另眼相看，还是一如既往地尊重他。

到新疆祭奠父亲

除了埋头工作，毛远新把更多精力倾注在关怀教育女儿身上。女儿李莉，是在他被关押三个月之后出生的，当时他爱人全秀凤也正在被隔离审查。李莉出生十个月左右时，高烧不退，因受其母被审查的环境限制，经逐级上报请示，层层审批，全秀凤才得到带女儿去医院救治的机会。但终因未能及时合理治疗，造成双耳失聪，留下了终身残疾。1982年，在王震同志的亲自关怀下，由301总院耳鼻喉科专家姜泗长院长亲自给李莉作了全面检查，结论为因长时间的高烧，引起婴儿听神经严重损伤。

毛远新总觉得对不起女儿，有一种不可推卸的负罪感。和女儿生活在一起后，女儿成了他的掌上明珠，在他的心目中女儿永远是第一位的。为了给女儿修改衣服、缝补书包，他还学会了使用缝纫机。别人送的好一点的东西，他都留着给女儿。为了让女儿能够及早获得独立生活的能力，他教女儿学美术，学电脑，帮助女儿考上了上海聋人青年技校的美术班，毕业后李莉就走上了工作岗位。在爸爸的鼓励和辅导下，女儿利用业余时间补习功课，又考上了上海大学美术学院聋人成人教育大专班，大专班毕业后又考上了本科。李莉边工作边学习，在拿到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本科毕业证书的同时，她已经成为上海美术设计公司的业务骨干。她对父母对奶奶特别孝顺。毛远新看到女儿的成长，十分欣慰。

2000年夏天，毛远新带着妻子、女儿到乌鲁木齐给父亲毛泽民扫墓。这是他解放后第二次到新疆。第一次是197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20周年，他当时是中央代表团的副团长（团长是陈锡联），参加20周年大庆。他随代表团一起，在新疆烈士陵园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烈士的墓前献上花圈。第二天，他又独自一人悄悄来到父亲坟前，默默地献上了一束鲜花。这是在北京临行前，毛泽东特别托付他，要他“代我采束野花，放在泽民的坟前。”

第二次来新疆，新疆人对他热情欢迎，人们向烈士的后代介绍着这些年新疆的巨变。当时有人告诉他，盛世才的后人想从海外投资乌鲁木齐办商场，受到当地某些人的反对。毛远新听后说：“虽然我和盛世才有杀父之仇，但他的后人只要反对台独，反对东突，主张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我就愿意和他握手。”

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大义，毛远新表现了他的大度。

安度晚年

1996年，上海市政府分配给毛远新一套新房，工资也由1993年的600元逐渐涨到2001年的1600元。他的家庭生活开始有了好转，他很知足。

上海市民政局为他办了烈属待遇，每年春节，民政部门都派人到他家慰问，还在他的家门贴上“光荣之家”的条幅。政府没有忘记革命烈士，毛远新也享受到了父亲的荣耀。

2001年2月，毛远新结束了8年的办事员生涯而退休，步入了老年生活。研究所为他举行了热情的欢送会，对他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有的同事说，李工拿着办事员的工资，却承担着副总工程师的工作。

退休后，毛远新以淡泊的心境，过着平静的晚年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