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教育60年：在蒙昧與尷尬中摸索

2011年08月26日—《 南方人物週刊》（本刊記者  林珊珊）

青少年性教育的變遷史，也是這60年來政治、經濟以及文化、觀念變遷史的一個側面。

　　 1949-1977，不被計畫的性教育

少女靜秋和老三和衣躺在床上，緊張而羞澀。不久後，靜秋陪朋友去醫院墮胎，看到朋友的痛楚以及周圍大媽遮遮掩掩的道德審判的眼神，陷入猜想的恐慌：自己會不會也懷孕了？——這是電影《山楂樹之戀》描述的“文革”歲月。儘管那個年代並不如電影渲染的那般純淨與值得懷念，然而，那種無知、壓抑及放縱帶來的傷痛，卻是改革開放前30年的某種關於青春的真實。

在人民的一切生活都被納入國家計畫的時代裏，性教育隨著性的“可恥”程度的升級，漸漸被放逐到計畫之外。當然，在“文革”來臨之前，1949年 之後的性教育如同中國的知識份子，也有短暫的春天——當時，解放前的裸體畫冊還沒有完全被消滅，它們轉入地下，悄悄流傳。在新華書店，也能看到公開出版的 性知識書籍。

1954年，劉少奇在座談節育問題時曾說，衛生部可以衛生常識名義專門編寫一些技術性的小冊子。一年後，由王文彬、趙志一和譚銘勳醫生編寫的 《性的知識》出版，這是建國後第一本有關性知識的書籍。據《中國當代性學發展概論》記載，該書最早一版內容較為豐富。比如，有男女生殖器官性交狀態時的剖面圖，還介紹了避孕套的用法。

隨著社會主義建設熱情的高漲，城市被視作“資產階級”的墮落之所，而欲望則被看成罪惡的淵藪。自然，作為欲望的一種，性是要被鬥爭和被清潔的。 1957年改版的《性的知識》裏，刪掉了一些內容和很多圖片。與此同時，生活作風問題成為打擊一切男女的超級武器，儘管《性的知識》在中學生中廣泛流傳， 但還得偷偷摸摸地看。一旦被發現，要受到學校領導和老師的嚴厲批評。

1963年，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召集葉恭紹教授等10位專家開了一個座談會。周總理指示：要在女孩子來月經之前，男孩子發生首次遺精之前，把科學 的性衛生知識告訴他們。于此同時，葉恭紹教授等在報刊上介紹了一些性發育、性衛生的知識。“在文章發表後的一年多時間裏，先後收到全國各地青少年的一千多封信。開始，葉教授每天一封封回信。後來因為信太多，只好整理成文公開發表。”這是青春期性健康諮詢的開端，隨後，中學的《生理衛生》課程也開始講授性衛生知識。

性社會學家潘綏銘的青春期，差不多趕上了這個時候。在他的回憶中，1960年代早期的中學課堂上，他學過一節生理衛生課，懂得了什麼是月經、什麼是夢遺……然而，兩性的結合，似乎是人們永遠不能啟齒的秘密，他不敢向老師、家長提問，同伴之間也不敢交流。他只能從革命文學作品中，獲取關於兩性生活 的隻言片語。他至今仍然記得在《可愛的中國》中習得“嬲”字的心潮澎湃——那人就趕上前去，扯那婦人的褲腰。那婦人雙腳打文字式的絞起，一雙手用力遮住那小肚子下的地方，臉上紅得發青了，用尖聲喊叫：“嬲不得呀！嬲不得呀！”那人用死力將手伸進她的腿胯裏，摸了幾摸，然後把手拿出來，笑著說：“沒有毛的， 光板子！光板子！”

“那簡直叫倒背如流！” 對於這一段，潘綏銘讀了許多遍。

然而，不久之後，這樣的革命文學也伴隨各種愛情文藝“大毒草”，被革命的洪流無情地卷走，只留下一些無性無欲無愛的樣板人物。1966年的文化 大革命開啟了全面禁欲的年代，剛剛萌芽的性諮詢和性教育被扼殺於搖籃。“性-錯-罪”幾乎三位一體；誰掌握了誰的男女作風問題，就可以對其發動專政。男女差異被抹去，談情說愛中流行的問答是：“你為什麼愛我？” “因為你思想好，愛勞動。”

　　性學專家鄧明昱寫道：“那時，性發育得不到正確的指導。女孩子的月經被認為是‘倒楣’，見不得人；男孩子的遺精也被認為‘有傷元氣’；青春期和 青年期的性自慰被認為是‘危害健康的不良行為’或‘不道德的行為’。性困惑基本上無處諮詢，性機能障礙也無處求治，同性戀更是被當作流氓犯罪行為予以處理。”

當美國年輕人喊著“要做愛，不要作戰”時，中國的年輕人卻聽從了毛主席的號召，帶著滿腔荷爾蒙，“到廣闊的天地去”。

在潘綏銘的經驗裏，“上山下鄉”運動是他們這一代城裏人獲取性知識、完成性的自我教育的重要途徑。在鄉下，他第一次看到豬狗交配，目瞪口呆，還 從農民的日常語言中，學到了鮮活的性知識。儘管如此，他從不敢和農民交流。性仍是秘密和禁忌，談論性仍是極大損害自己革命形象、會遭到唾棄的事情。

正如王小波的《黃金時代》所描述的，人們釋放的途徑，便是津津樂道“破鞋”問題。壓抑的人們在窺視與圍觀中獲取畸形的快感。

70年代青年的性啟蒙與性教育還有另一條重要的途徑，那就是地下流傳的手抄本。最紅火的莫過於《少女之心》，那是當時惟一直接描寫性行為和性器官的手抄本，甚至被稱為“文革第一淫書”。文化學者朱大可在一篇訪談中提及，讀《少女之心》讓他產生偷食禁果的衝動。

“在那個年代，馬路上一對情侶談戀愛，都會被抓起來，接吻、擁抱的親密動作，在公共場合都是流氓行為，嚴重違法。讀《少女之心》更是冒險行為，若被抓住，要受嚴重處分，儘管如此，大家還是都敢冒這個險，青春期的那種渴望，是怎麼也禁錮不了。”

1978-1989，春風解凍

告別30年的蒙昧時期後，80年代最初那幾年，每一次身體化的凸顯，都能引來軒然大波。

1979年，《大眾電影》用法國影片《水晶鞋與玫瑰花》中一張男女主角的接吻照片作封底，引起軒然大波，一位讀者來信憤怒質問：“他們在幹什 麼？”一場全國性的大爭論由此爆發。次年的《廬山戀》，讓人們知道了該如何接吻。而首都機場的裸體壁畫，也衝擊著人們的視線，引發了價值觀的震盪。

在80年代初，“流氓”這個詞很大程度指帶著自由化的傾向，如穿緊身喇叭褲、運動戴蛤蟆鏡。到了1983年，全面啟動清除精神污染運動。那時候，晚上兩個青年男女在一起走路，也要遭受員警的盤問。這一年，藝人遲志強因男女私自聚會，獲流氓罪入獄——後來，他的《鐵窗淚》在90代風靡一時，感染著不明真相的下一代。

與此同時，被中斷的性教育也小心翼翼地探出腦袋。1980年第1期的《科學畫報》刊登了北京協和醫院郎景和醫生的《新婚性衛生》一文，江西胡廷 溢醫生編著的《性知識漫談》出版。同一年，王文彬等編著的《性的知識》再版，發行總數達560萬冊，盜版更是無數。這些專家以講座的形式進入學校，零散地 對學生進行性教育。

在80年代初期的社會氛圍中，有兩件事為性知識理直氣壯地傳播提供了定心丸：新《婚姻法》的頒佈和獨生子女政策。鄧明昱認為，前者公民離婚自由的權利，感情(包括性和諧)因素被置於舉足輕重的地位，後者使避孕和流產在中國合法化，並衝擊了性的“唯生殖論”以及傳統性道德，性的目的也隨之從生兒育 女過渡到“性的快樂主義”，有沒有快樂而不是有沒有子女，開始成為夫妻衡量自己的婚姻品質重要標準。

潘綏銘認為，政策性的需要客觀上推進了性觀念和性教育的進步，計劃生育宣傳手冊的性知識，成了青少年獲取教育的重要管道。

在學校裏，中斷的青春期教育又回歸正軌。1979年底，教育部、衛生部聯合印發的《中小學衛生工作的暫行規定》中，第一次以政府形式提出，“要加強青春期衛生教育。”次年，高中開設了《人口教育》課程。

成長于“文革”末期的李瑞香，在冷清的城市裏沒有接觸過任何性知識，直到1981年上了大學，才真正接觸到“性”、“性病”這樣的字眼。那時在 宿舍裏，晚上熄燈後，來自農村的女生們開始講村裏男女的事情，流產、扒灰……一些詞語李瑞香怎麼也聽不明白，同學們就一陣哄笑，說“城裏人懂得真少……” 《少女之心》這時也傳播到大學來了，李瑞香和她的同學們戰戰兢兢地傳閱著——“那是嚴格意義上的黃書，不能被發現的，不然畢業時就把你分配到偏遠地方去。”

而此時，出版人張立憲還是一名初中生，他在文章中這樣回憶那時的生理衛生課，“至今我還記得《生理衛生》課中‘如何防止青少年手淫、遺精’這道 題的標準答案：一。樹立遠大理想，把精力都放在學業上；二。不要睡得太早；三。穿寬鬆的內褲；四。不接觸不良讀物。一邊背誦著標準答案，一邊背叛著標準答 案，這就是我們如履薄冰的青春期。”

1985年在性教育上，是突破的一年。這一年的文化焦點是張賢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第一次大膽地在當代嚴肅文學中描寫了性，啟蒙了一大撥年輕人。同年，從西方引進的“性學”書籍和文章開始在國內公開出版。阮芳斌主編的《性知識手冊》出版，是當時的破禁之作。

同一年，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劉達臨在上海舉辦中國第一次性教育講習班，邀請了全國18個地區的教育和計生人員來參加，進行半個月的培訓。“他們來之前不知道這是什麼情況，性教育課堂到底講什麼，那些人都是單位派來的，聽完後幾乎每個人都對這個教育產生濃厚的興趣，覺得這個太有用了。這些人回到 單位後，都成為我們最初實施性教育的骨幹。”劉達臨回憶道。

此外，上海市教育局還確定了98所中學為第一拔擴大試點的單位，並組織人員編寫實驗教材。1986年開始在初中一年級開設《青春期常識》選修 課，每學期5-6課時。上海社科院姚佩寬主編的《青春期教育》，成了上海教委的指定教材，也是全國第一本性教育教材。劉達臨回憶，當時內容涉及了生理和心理常識，以及基本的性知識。

試點兩年後，國家教育委員會和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聯合發佈《關於在中學開展青春期教育的通知》。該通知的發佈，標誌著性教育被正式納入我國中學教育的內容。

整個80年代，學校性教育正努力追上社會的步伐。走在時代之前的學生，為數不多，張立憲是其中一個。在錄影機仍是高級奢侈品、毛片進入大陸仍曲折艱難的年代，大學生張立憲已經有了觀摩的經驗。

事後，他如是總結——我們的父母們啊，在不被瞭解的另一面，在上班不在家的另一段，知道你們的家中有什麼在上演嗎？是未來的主人翁在黑暗中摸索 出來的性成熟。我們總是習慣于將毛片視為洪水猛獸毒品毒藥，個中緣由恐怕並不是認定中國人民比其他國家的人民抵抗力弱，而是一種慣性思維使然。經常會看到 一些文章，提到黃色錄影黃色小說毒害了多少人、人們啊你要警惕之類，往往還有具體的事例來佐證，比如採訪勞教所監獄，罪犯中有百分之多少的人痛訴是看了黃 色東西才走上犯罪道路的。我認為這樣的統計方法是錯誤的，不應該看犯罪的人中有多少是看了黃東西，而應該計算看了黃東西的人中有多少犯了罪。

1990至今，這世界變化快

從1990年代開始，多元化的性觀念和性行為接踵而來，各種性觀念以各種面貌出現，有時是時尚、有時是反叛、有時是放縱、有時是自由與權利的彰顯、有時是價值的虛無、有時是守舊與腐朽……往各個方向發展，紛繁駁雜。

從避孕套廣告的張貼到各種性器具的展覽，從香港三級片的流行到日本AV的大肆盜版，從璩美鳳性愛視頻瘋狂下載，到圍觀木子美大膽的性愛日記，再 到各種網路豔照門的窺私狂歡，以及一夜情、換偶的爭論，性從隱秘空間拓展到廣闊的社會空間與虛擬空間，成為一個無處不在的存在。

在蔚然可觀的性現象中，青少年常常是衝鋒陷陣者。然而，在劉達臨看來，相比起社會性觀念的迅猛變化，近二十年來的學校性教育似乎停滯不前。

整個1990年代，政策的變化是細微的—— 1992年，衛生部、國家教委、全國愛衛會聯合發佈了《中小學生健康教育基本要求(試行)》，並把健康教育的內容按小學和中學不同年齡階段劃分為小學生健 康教育大綱和中學生健康教育大綱。1996年，國家教委基礎教育司專門發出通知，要求教育行政部門提高認識，採取切實措施，逐步普及和提高青春期教育工 作。然而，對於大多數學校，青春期教育依舊是生理衛生常識，教材依舊是老師可能跳過某些章節的生物課本，羞羞答答，欲說還休。

以下是1986年出生於某直轄市郊區一普通家庭的賀然(化名)的自述：

我第一次接觸性是小時候，從爸爸媽媽的床底下拿到一個檔夾，打開一看，是那種成人小說，而且還帶虐戀性質的。我當時就偷著看，還叫來隔壁的小夥伴一起看。現在想來，那是90年代初，這方面的資源比較匱乏，我爸媽那時連30歲都不到，虎狼之年啊，這些可能是他們那個圈子裏私下傳閱的。

這類小說都是日本的，應該是臺灣翻譯過來的，那時我就七八歲，還沒到青春期，也沒有性反應，看這些純粹是好奇。

這樣的小說，雖然都是強姦類的，但最後還是壞人被繩之以法，然後女主人公和帥氣的男主人公情投意合，共同上床為完滿大結局，因此那也讓我懂得，只有真愛的性，才是好的，強姦讓女人受傷害，不好。不過因為那時還沒有性意識，所以對其中一些細節不是很瞭解。

夢遺發生之後，我的生殖器發生了變化，當時我覺得很恐懼，去上廁所的時候，都躲躲閃閃的，去游泳的時候，都讓同齡人先走，等剩我一個人了，才去換衣服。

那時我因為沒注意個人衛生，搞出了毛病，龜頭發炎了，這個事情拖了很久才告訴父母，因為羞於啟齒。他們知道後，也沒有責怪我，只是要我注意衛生。

小學五六年級，男生開始在私下裏傳色情片，我沒有看過，但經常聽他們講，在我們的方言裏，把“做愛”叫“崩鍋”，然後我問我爸，“爸，啥叫崩鍋？”我爸很冷靜地回答：“這個事情你長大了自會明白。”也沒有責怪我。

不過，父母還是不讓我看電影裏的激情鏡頭，那時他們愛看電影，租VCD，我也跟著看，一有激情鏡頭，他們就會快進。這一定程度上讓我產生障礙，我現在如果主動去接觸異性肢體的話，就很緊張，我跟同性朋友交流過這一點，他們覺得不可思議。

學校當時沒有性教育課程，生理衛生課只剩一個關於衛生巾的記憶。後來，我就接觸到了色情片，日本的A片、色情動畫、圖片，接踵而至，我的電腦技術比較好，所以這些東西接觸得特別多。

現狀與未來 最後一塊陣地？

和許多長輩一樣，1988年出生的陝西鄉鎮少年俞哲煒，對於生理衛生課的記憶是：生物老師臨時有事來不了。自己盯了半天生物課本的生殖圖，還是沒能明白精子和卵子究竟是如何結合成受精卵的。手淫之後，總是陷入空虛和自責。初二時，他和同學上山玩，竟然發現同學在一邊教唆兩個10歲的孩子進行性交，而孩子全然不知自己受到了侵害。

幾年後，他完全弄懂了性交全過程，回想起當時的情景，就感到很恐懼，這才意識到，如果孩子懂得自我保護、如果同學懂得不能侵害他人、如果“天資駑鈍”的自己懂得基本常識，就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生物課堂上的那點事，被反復講了幾十年。老師們遮遮掩掩的態度，也是學生回首性教育往事的殘存記憶。性教育被千呼萬喚，卻仍然步履蹣跚。

事實上，中國性教育的實踐，一直都還處於探索階段。上海、北京、重慶、深圳等地都進行過性教育的試點和推廣。

2003年起，深圳市教育學科“十五”重點課題《深圳市中小學性健康教育研究》調查了近三千名學生和700名家長，結果顯示，深圳市小學生基本 仍未接受性健康教育。緊接著，深圳市出版首部《深圳市中小學生性健康教育讀本》，讀本貫穿從小學到高中的性教育。除了生理知識，還詳細地談到了懷孕的診斷方法、避孕措施和人工流產等內容，並提及同性戀、性心理障礙等問題。

2004年，深圳開始在24所學校開展性教育試點，規定小學五六年級每學年不少於5課時，初中階段每學年不少於6課時，高中階段每學年不少於8課時，可開設選修課或講座，並嘗試使用該讀本作為教材。

根據當時的報導，這本教材引發的輿論關注度超乎人們的想像，人們在猜測，深圳的這本教材會不會成為全國通行本？事實卻是，《讀本》由於“尺寸過大”遭到家長投訴，同時也因為健康教育課未能納入教學課程計畫，首印的兩萬冊難以售完，陷入無法廣泛推廣的尷尬境地。

在重慶的試點，也遭遇了相同的困境。早在2003年，重慶出版第一套性健康教育教材，並在小學進行試點，對學生進行性健康教育。幾年後，按照規定，為了減輕學生的學習負擔，學校不能隨意給學生訂教育部規定之外的教材，性教育課成為被砍對象。

2008年12月，教育部公佈了新制定的《中小學健康教育指導綱要》，在綱要裏，教育部把“生長發育和青春期保健”的教育分為5個水準，從小學一年級貫穿至高中階段。其中，一二年級的教育必須解決“我從哪里來”的問題。而高中階段則明確指出：婚前性行為嚴重影響青少年身心健康；避免婚前性行為。

“討論了30年，還這麼熱烈？”潘綏銘覺得，目前的討論層次太膚淺，“全世界除了中國和朝鮮，大概都早就開始性教育。瑞典的性教育歷史都有七八十年了，我們現在還沒趕上人家30年代。”

在他看來，中國整個性教育的方向就是錯誤的，“從五四開始，就把性教育當作滅火器。老師並不是真不懂教學生，而是害怕學生發生性行為，自己要負責，因此最好什麼都不講。”

在潘綏銘設想的模式中，性教育應該設計成一對一諮詢的形式，而不是統一的課程；性教育不應停留在生理的層面，而應該討論如何戀愛，如何拒絕別人；應該有基本的底線教育——尊重對方，雙方自願。至於性教育的目的，“第一傳播性快樂，第二防止性悲劇。要告訴孩子性是正常的，險跟炒股一樣，愛情也有風險，也得謹慎。”

在劉達臨看來，中國的性教育對人格教育方面遠遠不夠重視。“他的性觀念是健康的還是骯髒的？他怎麼對待愛情？在這方面遇到問題要怎麼處理？這對青少年的人生觀、價值觀、理想、道德很有影響。”

他認為，性教育的目標，就是要提倡健康自由、合理控制的性。而健康自由的內涵則是自願和無傷。“自願就是性行為不受到強迫，無傷就是不要傷害自 己、不要傷害對方、不要傷害社會。”他說自己既反對保守腐朽的性觀念，也反對毫無邊界的性觀念，性教育應該在兩者間找出一條正確的道路。

　　應該如何平衡呢？劉達臨覺得這很難描述清楚，但他堅持認為——學校的性教育，應該與魚龍混雜的社會性觀念爭奪學生的最後一塊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