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在纽约城做华埠按摩，你并不一定要去坚尼街。这座城市有数不清的水疗中心，有那些只通过口口相传的小店，也有挂着“背部和足部按摩”这种熟悉招牌的地方。它们遵循着相似的商业模式：没有虚头巴脑的东西，走物美价廉的路线。

在入口处，一个通常是华人的工作人员会跟你打招呼，问你：“多长时间？”你被带着经过一个光线昏暗的狭窄走廊，进到放着一张按摩床的小房间时，有时会听到帘子后面传来一阵骚动、窃窃私语和匆忙。房间里有几个挂衣服的壁钩。你会感觉其他顾客近在咫尺，和你只隔着一层薄薄的隔板墙。按摩师一般不会做正式的自我介绍；她们通常在你近乎赤裸趴下来的时候才出现。这种体验可能令人怀疑，却很有治疗效果：每小时大约50美元，加上小费，在这个辛劳、昂贵、难以获得小小奢侈的城市里，这是对自己的呵护。

21岁的白人男子罗伯特·亚伦·朗(Robert Aaron Long)在亚特兰大地区的三家亚洲按摩店开枪打死八人后的那晚，我跟一个朋友碰面。我们知道了一些朗的情况，一些受害者的名字终于被公开。据警方称，身为福音派基督徒的朗声称自己有性瘾，并将这些生意视为“他想消除的诱惑”。

与最近几周全国各地出现大量反对针对亚裔的暴力活动时一样，我的社交媒体上再度充满“停止仇恨亚洲人”的信息。但是这一次，焦点令人不安地贴近：有六名受害者和我一样，是女性和亚裔。

我很难向我的朋友——一个在曼哈顿出生长大的波多黎各黑人女性表达我的感受。最后，我想到了一个切实的问题：亚裔之外的美国人是否会因为按摩工作者是社区的边缘群体，所以不那么关心这个问题？我的朋友从来没有去过那样的地方，她证实了我的忧虑：“那些不都是性场所吗？”

作为回答，我向她讲了我的经历，那时候我休了一年的假，暂停记者工作，帮人开了一家餐馆。我也在那里做服务员，每周很大一部分现金小费都用来请各种亚裔女性按摩师，帮我缓解肌肉酸痛。她们的工作和我一样，对体力要求很高，要面对一个接一个的客户。我的普通话很基础，只会说几句话：我的背很疼。没关系。谢谢你。当我用中文和她们说话时，我有时能感觉到她们变得温和了一些。但最终我们之间仍然是陌生的。“这些女人下班后，又是谁来给她们按摩呢？”我不知道。这是一种低薪、繁重的工作，从业者主要是移民女性，而且通常是中年女性，根据我的经验，她们从来没有表现出扮演性诱惑者的倾向。

在亚洲，按摩是合法、正常和必要的。在美国，它被性别歧视、帝国主义和性交易玷污。我从新闻报道中了解到，非法按摩院的性交易活动遍布全国数千个场所。女按摩师只能赚到服务费的一小部分；她们的大部分钱来自小费，并且这些钱要用来偿还债务。

我是X世代的人，来自南加州郊区的中上层阶级，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记者，我接受的训练要求我将情感与事实区分开来。我也是一名华裔美国女性，长期以来，我已经习惯了在公共场合被人搭讪、侵袭和攻击，它们经常带有种族主义和性暗示。人们并不觉得我——一个亚裔美国女性会生气。他们觉得我会体现出那些陈词滥调：顺从、安静、无足轻重、尽职尽责，是异国情调的迷恋对象。

枪击事件后的第二天，旧金山一家泰国餐厅的老板屏·特查玛恩维维特（Pim Techamuanvivit）发推称，“我可以告诉你怎样才能看到对亚裔，尤其是对亚裔女性的隐秘偏见。最好的办法就是和我的泰国主顾一起来享受服务，第二天再来和我的白人主顾坐在同一个位置上享受服务。”这条推文似乎暗示了一种社会实验，一种只有少数族裔知道结果的实验。

事实上，过去的12个月就是一场巨大而丑陋的社会实验。如果我们不是如此孤立，还会发生这么多的种族主义暴力事件吗？我在谈论我的愤怒时感到困难，或者说有点不情愿，这不是因为我没有被激怒。为了自我保护，我被训练压抑自己的愤怒，这是一种跨世代、跨文化的习惯，背后是千百万颗破碎的心。

前不久，73岁的韩国演员尹汝贞(Youn Yuh-jung)就她在奥斯卡提名影片《米纳里》(Minari)中的角色接受采访时，谈到了她这一代人在美国的移民经历：“我们预料到自己会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所以并不悲伤。”如今，年轻的亚裔美国人改变了我们社区的声音：他们不会容忍这种虐待。他们充满激情地畅所欲言。

成长过程中，我觉察到美国白人轻视我的家庭；这样的经历改变了我对权威的看法。我学会了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轻浮无知的人身上，而是要专注于最好的报复：成功。我的父母千辛万苦来到这个国家，不知疲倦地工作，不是为了让他们以英语为母语的孩子成为系统性种族主义的受害者，而一事无成的。

存在两种亚裔美国人：一种是隐形的，一种是边缘的。与那些按摩工作者不同，我被社会视为模范少数族裔，是成功亚裔美国人的代表。但我明白，仅此一点并不构成力量或自由。

自2016年回归全职新闻工作以来，我很少去做按摩。在过去的一年里，我经常在想，那些女人有什么样的遭遇。她们怎样支付账单？谁来帮助她们疗伤？谁来赞美她们的人性？

——（原载《纽约时报》2021年3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