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否有权“终结自己”？法国“安乐死”新法案的辩论

Miller & Mary

今年3月17日，关于“生命末期”的新法案通过法国国会审议，法案没有准许“安乐死”和“协助自杀”，但通过了病人可以获得“持久且大剂量镇静药物”的权利。此法案由左右政党两名议员负责起草，一名是2005年法案的发起者人民运动联盟UMP议员 Jean Léonetti，另一名是社会党议员Alain Claeys，政府试图在这项敏感的社会议题上超越党派之争，获取最大的共识。这项法案属于奥朗德2012年总统竞选的第21条承诺，没有直接提到“安乐死”的字眼，但表示充分尊重病人选择权，在严格规定下可以获得“持久且大剂量镇静药物”。

法国社会在临终关怀和晚期生活质量方面与中国相比要走在前面,在中国普通民众对“缓和医疗”，“安乐死”及“协助自杀”等概念鲜少听说的时候，法国从70年代便开始做“缓和医疗”的工作，到2002年已经提出了住家“缓和医疗”的方案，更好陪伴病人晚期的生活。

最近几年在法国，随着多起医疗事件发生，“安乐死”成为媒体热议话题，进入大众视野。其中“Vincent Lambert”事件最具代表性，从一个家庭的法律纠纷可以看出“安乐死”法案的复杂性。 Vincent Lambert2008年因车祸成为植物人，只能靠人工维持生命，2013年他的治疗医生集体做出决定，根据2005年Léonetti法案向他的家人提议停止人工维持生命时，家庭成员意见不一，此案一直诉讼到欧盟人权法庭，最终“安乐死”未被执行。2014年法国Ifop民意调查显示，96%的法国人支持“安乐死”。

“安乐死”的反对者认为即将审议的法案实则为“安乐死”的合法化打下基础，他们一月中下旬开始在全国掀起了各种集会和游行。支持者如“有尊严的死去”协会（ADMD）则希望法国能够像邻国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一样通过“安乐死”和“医疗协助自杀”的选择自由，他们认为这是对病人权利的尊重。

法国哲学家Rapha.l Enthoven说，这是一个关于“自由选择和生命的议题”，死亡在几乎所有社会都是禁忌，在现代化的语境下看死亡，是伦理也是哲学问题。

《欧洲时报》本期采访了支持“安乐死”的协会——“尊严死”（Association pour le Droit de Mourir dans la Dignité ）和反对一方——“解脱痛苦而非致死”协会（Soulager mais pas tuer）的两名负责人，介绍面对“安乐死”。

正方：安乐死是人道主义行为

“尊严死”（Association pour le Droit de Mourir dans la Dignité ）协会已有34年的历史，主要工作是促进每位公民根据对尊严和自由的不同理解，有权选择自己生命末期的状态。因此协会希望法国政府能够制定法案允许“安乐死”，“医疗协助自杀”和“人人享有缓和医疗”。协会副主席Jacqueline Jencquel在巴黎家中接受《欧洲时报》的采访。

ADMA协会副主席Jacqueline Jencquel在巴黎家中。

1. 提到“安乐死”，您认为这是一个关于左派和右派或者是“激进派”或“保守派”的话题么？

不完全是，因为每个人都会面临死亡。不管我们的政治观点如何，我们都会死亡，这个话题关系到所有人。有人思考自己的死亡，这是一种哲学的生活方式，他们不希望过多经历病痛的折磨，选择“温柔”地离开人世。另一些人选择不去思考自己的死亡，认为自己是永生的或相信来世，或者是相信上帝，认为没有自己选择结束生命的自由。所以这是一个哲学问题，与我们政治立场无关。

2. 如何理解“有尊严地活着”和“有尊严地死去”？

活着和死去应该以尊严为前提，但“尊严死”不是“应该”还是“不应该”的问题，我们希望得到有选择的自由。自由有边界，但这个边界开始于侵犯别人的自由，“安乐死”的选择自由没有侵犯到别人的自由。在法国我们有选举自由、同性婚姻自由，但没有选择死亡的自由，我们诉求的只是这个选择的自由，仅此而已。

生命的美好在于终有一日所有一切将会终止，因此我们知道每一刻都很美。19世纪诗人Alphonse de Lamartine曾说过，“生命之书绝妙，我们无法随心所欲打开，关上。美丽的文字不会读两遍，但最美的篇章会自动翻页，我们总希望回到挚爱的那一页，殊不知我们离开的那一页正停留在手尖了。”

3. 选择权和生命权，很容易让人想到欧洲曾经的堕胎法案，您也支持过堕胎选择的自由，如今的“安乐死”议题和堕胎自由议题有何可比性？

这是两种自由，一边是女性可以自由支配自己身体，“安乐死”则是每个公民支配自己身体的自由。很多人认为堕胎是谋杀，但堕胎对于实施者来说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我们这一代的女性倍受这个问题困扰，因为当时缺少避孕手段，所以怀孕的几率高，但我们并不希望奉子成婚，只能被迫堕胎，因为你自己的境遇不希望孩子出生，如果不能保证孩子良好的教育和生活，孩子不如不出生。所以女性应该自己选择堕胎与否，支配自己的身体，而不是男人或者国家来决定。

这两项社会运动有相同之处，是为了两种自由，但如今我们可以避免怀孕，但不能避免死亡。每个思考的人都应该试想自己的死亡并为其作准备。

4. 当我们谈论自由时，讲的也是个体的意愿。但作为普通人，我们的意愿会随时间改变，我们也会因为当初的某个决定后悔。这也是“安乐死”应该考虑的因素吧？

病人从开始到最后都需要做出决定。如果你做过“生前预遗”说如果你在某种情况下，实行安乐死，但临死前你改变主意，希望医护人员竭尽全力救你，最后他们也会竭尽全力救你。你做出预遗某种情况下不要求治疗，这里面当然有个风险，如果你没有做预遗，可能被救活而不是死去，但这是你自己冒的风险，冒险多活一点，还是少活一点。

这不是生和死的选择，这是多活一点，还是少活一点的选择。死亡不可避免，每个人都避不开死亡，“生前预遗”仿佛你做了个赌注，如果输了，可能是少活几个月，或几年。做怎样的指示，都取决你的年龄大小，如果你比较年轻，你会做一种预遗。但像我，年纪大了，孩子们都长大了，结婚了，如果我现在得了绝症，我不会选择治疗而是选择死亡。但如果我是20岁，我会做出另一种选择。

5. 瑞士、比利时等国关于“生命末期”的法案，对法国有何启示？

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安乐死”和“医疗协助自杀”都是合法的，在瑞士则只有“医疗协助自杀”是允许的--病人自己可以吃一定剂量的致命药品，自己动手打开毒药开关,病人要在摄像机镜头前，说这个决定是没有回头路的，如果你打开，你会死去。这一点做不到，在瑞士“医疗协助自杀”是不可能的，瑞士不允许医生主动给你注射。

但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允许“安乐死”，但规定是非常严格的，必须符合很多条件，首先你因为绝症备受折磨，或心理生理痛苦太大，或是年龄太大生理机能减弱疾病缠身不能有尊严的活着，你得列出你受到一条条的折磨，他们才会帮助病人“安乐死”。

6. 你的一个朋友叫Nicole Boucheton到瑞士结束自己的生命，你也陪同她去了，作为见证者，您能否讲一下这次旅程？

Nicole Boucheton的选择意在表示对“安乐死”支持，她是ADMD的副主席，本可以有能力想到办法在家安静地离开人世。但她去瑞士，并留下一封信，解释为什么她要去瑞士，因为在法国没有法律。首先法国法律没有自由，我们没有自由选择死去的时间和方式；其次没有平等，因为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到瑞士的，她有能力支付她自己和我们的旅费；再次法国没有互助精神，当时医生只能切除内脏，体外排泄，她无法接受这一条，她更希望死亡。

去年8月，我和她的丈夫和妹妹一起去的。她很平静，想到马上解脱，非常高兴。当然她的丈夫和妹妹非常悲伤，尤其是我们从瑞士回来的时候，非常地艰难。但她离开的时候脸上带着笑容，她闭上眼，和所有人告别，整个过程只用了两分钟。所以说到平等，所有人都应该有权选择。当然不是所有人我们都帮助其自杀，比如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失恋，伤心欲绝，或有人丢了工作，都不会协助其自尽的。

7. 您曾说过“安乐死”是种人道主义行为，而非单纯的医疗行为。

我的意思是，安乐死并非是一些人说的“谋杀”，因为“谋杀”是违背别人意愿。当一个人的生命里只剩下折磨痛苦，你帮助他从生过渡到死，作为一个桥梁，对，这就是人道主义行为。

比如Vincent Lambert 案件很混谬，对于他的亲人来说也很荒谬，这非常不人道 如果他做了“生前预遗”，便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一个医生应该陪伴自己的病人一直到最后一刻，如果医生说我做这一行只是为了救助，他应该选择另一种职业，我们不可能治好所有人，我们也不能减缓所有人的痛苦，这不可能的。医生陪伴病人到最后，医生的职责包括：救助，解除痛苦，如果不能解除痛苦，那便帮助死亡，如果他做不到，他应该从事其他职业。医生不是单纯的救护员，他得有人道主义精神。

反方：死亡不是个人的事

“减轻痛苦而非致死”运动（Soulager mais pas tuer）联合了7个组织聚集了诸多医疗从业人员和普通会员，反对一切形式的“安乐死”和“医疗协助自杀”，支持“缓和医疗”，同时得到得到老牌支持“生命权的”Alliance Vita协会支持。1月21日，国会进行了关于“生命末期”议题的不投票讨论，“减轻痛苦而非致死”运动在全国55个城市游行反对政府提议的新法案。运动的总代表Tugdual Derville在他们的巴黎办公室接受《欧洲时报》的采访。

Tugdual Derville在他们协会的标识前。

1. 协会对于2005年Léonetti法案和2015年新提案持何立场？

我们支持2005年Léonetti法案，因为法案禁止“安乐死”和“持续无效治疗” ，支持“缓和医疗”。对病人进行临终陪伴，医护人员和病人信任的基础便是不伤害。这个法案还规定了有些特殊情况可以解除人工维持生命措施，病人死去，但解除人工维持生命措施，目的不是让病人死而是减轻痛苦。

2015年法案，虽没有正面提出“安乐死”和“医疗协助自杀”，总统和总理至少现在在言语中未使用“安乐死”这些词汇。但是我们的担忧在另一方面，法案提出可以注射“持久且大剂量镇静药物”作为一项权利，这样的提法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安乐死”。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态度意图的问题，而不是原则上的问题。法律制定和医疗方案实施是为了生还是为了死，这是问题的关键。

2. 您如何看法案给予病人的权利？

病人有时也会提出自杀，“安乐死”等要求，无论他们说什么我们都要去聆听。如果我们不聆听，是对病人不尊重。我们要聆听，但不能一字一句都当真。病人和医生的对话交流才是治疗的前提，只有医生才有医治和做决定的权利，医生的职责不是执行病人的心愿而是照顾病人的健康。病人的“生前预遗”之前只是作为参看，如今对医生却有限制作用。医患双方的关系过于形式化，有可能过于极端，因为日常的交流药物定夺才是诊断病人的唯一途径。

再说下自由。自由是什么？自由是没有约束和限制，但病人通常都会有折磨，如果知道诊断结果是个坏消息，我们便生活在危机中，更而求死，其实我们应该做的是如何应对这些困难，而不是因此求死。

3. 您是如何看待选择权和生命权的？

哲学层面，我讲一下自由，所有的法案都是关于“生”的法案，不可能有关于“死”的法案，这是我在“临终照顾”中体会到的，我们和Alliance Vita发起了“生命末期SOS活动”，最重要的是我们眼里这个人是百分百活着的：他们有些很小的诉求，比如约见某人，收到鲜花，或只是品尝一下美食。

我们要看这个人，前提是预设他们是百分之百有生命的，眼里没有植物人或濒死的人这一说词，他们眼前都是百分百有生命的人。这些问题对我来说都是生命之赌，我们选择生命一方。

或许你说最后允许安乐死的都是年纪大或生命末期的，但如果我们打破了一个禁忌，以后如何定夺衡量价值的尺度？在生与死的辩论中，唯一的例外可以使整个规则变形。如果我们说，这一个案例可以这么做，那对于其他人应该怎么做？这更是社会选择，比如对这些病人来说，他们非常脆弱，正因此要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我们要花费精力和金钱去照顾这些人，这是一种社会选择。

4. 您是巴黎高政毕业，又是高商ESSEC毕业，自己如何走上支持生命权的社团组织工作的？

我的故事，和生命有关。我20岁的时候遇到一个重度残疾的孩子，他脑部神经有问题，只能通过眼睛交流，和这个孩子的交流，改变了我的生命，给我带了欢喜，我被他的人性感染，我和他待了一周的时间，这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变化，我继续学业，后来在政府的体育青少年部做过实习，做残疾青少年娱乐活动项目总监，我的第一份工作在穷小子协会（petits frères de pauvres）。我同时组织了一个跨代交流的平台，10岁的孩子同年纪大的人交流，看到这些孩子如此聪慧，愿意和这些老人们一起玩，我选择了这个职业。

5. 最新的Ifop民意调查显示96%的法国人支持“安乐死”，你是怎么看这一结果的？

安乐死被介绍为“得了绝症受到很大的痛苦后无痛苦死去”，非常不幸，在法国“安乐死”这个词在人们眼中有了褒义。死亡不是个人的事，死亡也是一种社会行为。因为生活环境不尽如意，有人自尽，虽然我不认识，但是我受到影响，我为他的亲人致哀。

有人说痛苦有时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但是正因如此，我们要去解脱痛苦，而不是杀害。如今在法国有种对死亡恐慌，我们无法结束生命，但在止痛方面我们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有人认为痛苦和解脱是无法协调的，我是支持“缓和医疗”的。生活便是忍受，生活中会遇到心痛，生活是一系列的分离和重建，如果痛苦了便认为要结束生命，而不是选择迎面困难向前看，这是整个社会出了问题。

我们支持“缓和治疗”，希望所有人都能得到“缓和治疗”。Ifop不断发起这样的调查，而如今法国仍未通过安乐死方案，因为公权力非常明白如果决定不慎重，公共医护系统受到影响结果不堪设想。保证医院系统良好运营，这里面还有政治上觉悟。

有很多法国人说，我支持自由，支持选择的自由，是因为他么不知道这一自由带来了更多的不自由。如果我们选择安乐死，我们如何做止痛的研究，如何更好的提高医学水品，如何发展“缓和医疗”？政界和医生的意识更加敏锐，如果政府明白自己的责任，不会因为一项调查便去将其付诸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