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心理学专业的性治疗师

“性”这个话题会让很多人吞吞吐吐、三缄其口或是顾左右而言他，然而情侣心理治疗师兼作家艾瑟·佩莱尔(Esther Perel)对此却极为健谈，甚至到了狂热的地步。人们显然非常需要她这种特别的修辞天赋：去年7月，佩莱尔女士在“户外峰会”(Summit Outside)上发表演讲，这个在犹他州的伊甸召开的会议为期三天，共有900名企业家和创意人士参与。

“回想你曾参与伟大冒险的时刻，参与到一种新奇、惊喜、神秘或危险的事情中，”55岁的佩莱尔对坐在讲台前面的草坪上的观众们说，“在那一刻，你身体的哪一个部分表现出了欲望呢，可能是你平时不允许自己知道的那个地方吧。”佩莱尔是比利时人，会说九种语言，她的话带着一点法国口音，这似乎隐隐加强了她的权威。会议录像捕捉到了观众们的反应：在某个时刻，一个年轻男人紧张不安地东张西望，仿佛觉得不自在，但也有些脖子上挂着名字标牌的观众闭上了眼睛，任凭自己沉浸在回忆与思考之中。

佩莱尔的讲话是关于一夫一妻制关系中的悖论——既渴求冒险，又渴望安全，峰会的组织者们知道这带给观众的效果很好，台下坐着的有很多导师级人物，比如Zappos的首席执行官谢家华，还有TED的宠儿——街头艺术家与摄影师J R。但是到了第二天，与会的900名宾客中有一多半都跑来听佩莱尔的讲座“爱、性与权力”，组织者们也为之震惊。最后，为满足宾客们的需要，佩莱尔增加了三场特别研讨会。“她开启了这场趋势讨论，她自己也成了其中的一部分，”与会者艾米莉·格林纳尔(Emily Greener)说，她是洛杉矶非营利组织“我是那个女孩”(I Am That Girl)的创始人。“有很多人说，‘啊，我和艾瑟共进晚餐，她说了什么什么。’她成了一种社交资本。”

2006年，佩莱尔出版了畅销书《被束缚的交配》(Mating in Captivity)，自那以后，她就成了伴侣心理治疗与奢华自我改善界关于性爱与婚恋问题的顾问演讲者。她常常在自我改善界的大人物托尼·罗宾斯(Tony Robbins)为白金会员（他们都是他的基金会最大的赞助者）举办的活动期间举行座谈，地点往往都在风景胜地。这个月，她在欧米茄公司于哥斯达黎加举办的冬日学习假期中发言。2013年她在TED上的演讲题为“渴望长期亲密关系的秘密”，这个演讲在网上发表两星期，点击量就达到了100万次。如今的时代从理论上而言，是现代历史上对人们压抑最少的时代，她的演讲却直击这个时代里低性欲婚姻的通病——这或许正是问题的一部分：“你怎么能去渴望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佩莱尔经常在她的  讲座上这样发问。

自从20世纪80年代美国广播电台中的罗斯医生(Rr. Ruth)成为公众人物之后，或许这还是第一次，一个主要研究人类性行为的公众人物会拥有如此之多的听众。罗斯医生是在一种相对温和的前莱温斯基(Lewinsky)媒体环境之下，试图清晰地讲解性爱的机制，而佩莱尔却在这个性爱过多的时代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她并没有讲出更多露骨的东西，她所谈论和书写的，都是性爱当中那种无法被拍到屏幕上的东西，是那些隐藏的心理状态，它们令心理机制采取行动或不采取行动。

“如今，露骨的东西已经不能刺激人们了，”不久前，佩莱尔在位于市中心曼哈顿的公寓里接受了采访，她戴着闪亮的大圆圈耳环，穿着背心，在自家厨房里喝法式滤压咖啡。“但是如果说起神秘的东西，这就非常有启发性。”接受欲望之中的神秘一面，意味着她并不仅仅是提供那些老一套的、旨在恢复伴侣间日趋平淡的性生活的答案。“美国人基本上都相信所有问题都有答案——那是耐克的方法：去做就是了。但是把这一套用在性爱之中呢？”她摇了摇头。“我没有‘你就要这样做的’之类答案。我只是说，‘我觉得这样能行。’”

这本书帮助她在对话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所以她觉得这是怎么产生效果的呢？不用说，是以多种方式产生效果，但佩莱尔的书和讲座声称，在追求舒适与亲密的同时，伴侣关系有时会遏制性能量。“如果把任何新发现的可能性排除在外，亲密关系就成为一种残酷，”她在《被束缚的交配》中写道，还有“如果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隐藏，那么也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去发现。”

对于任何曾经拥有一件法兰绒睡衣的人来说，这种观念都显得很直观，然而对于那些参加伴侣治疗的人们来说却显得像是一种启示。佩莱尔让对话远离更为政治正确的概念，诸如“如果你们真的彼此理解和关心，美好的性爱也会到来”之类，”婚姻与家庭治疗纽约协会的大都市分会主席吉姆·沃卡普(Jim Walkup)说，“她主张，性爱与伴侣之间深刻关怀的承诺之间是有区别的，要理解这种区别。” 12月，佩莱尔去纽约协会做讲座时说，近20年来的伴侣疗法强调深入研究一段关系，“但是如果女人太喜欢家庭生活，只想要安全感，如果她哪儿也不想去，那么为什么所有文明都需要把她锁在家里呢？”

粉丝们说，佩莱尔并不提供答案，只是提供了一系列诱人的洞察，以及一种坦白的态度，可以促进公开对话。她长得很美，在某些照片里，她看上去有点像富于异国风情的凯蒂·库里克(Katie Couric)，这与她的作品并非全然无关。正如罗宾斯所说：“她是个很迷人的人，所以男人经常注意她——这听上去很可怕，但这是真的——但是这种关注并不过火，是那种让女人觉得安全的关注。”

她身材娇小，一头金发，喷着香水，演讲时经常有技巧地撩动头发，这样很快就能与人建立起密切的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她的方式很温和。在那次峰会上，她举行了一次只有男人参加的座谈会，一个来自洛杉矶，事业有成的已婚投资者举手发言，一开口就是黄色笑话，然后问佩莱尔，如果置身一个安静的地方，身边有很多未婚的年轻女性，没有人会用在家里要脱掉鞋子之类的事情烦他，在这样一个场合，该怎样抗拒诱惑。佩莱尔轻松应对。

“她说，‘如果你那么不成熟，你的妻子要给你当妈妈，这让你觉得不舒服，而你又不去沟通，这完全是你的问题，’”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投资者说。“她对我很严厉，我觉得没问题。她很真诚。”

其实在这个领域里，佩莱尔还是一个新人，这可能会令她的许多粉丝们感到惊讶。她是十年前才开始关注性爱问题的。在那之前，她主要是以为跨文化与跨信仰的伴侣提供临床心理治疗闻名。

佩莱尔的父母都是波兰人，是犹太大屠杀的幸存者，她在安特卫普一个犹太大屠杀幸存者的社区中长大；在希伯来大学读书，后来为犹太移民主持对谈，促进他们的文化身份认同。她为跨信仰伴侣进行心理治疗便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19岁起，我就开始举办座谈了，”她说。“我为不能言说的主题举办发人深省、富于挑战性的座谈会。”

佩莱尔拥有表现艺术心理疗法的硕士学位，45岁左右的时候，她开始考虑从事新的智力挑战。她开始阅读和写作关于性爱方面更加直白的内容，在情侣心理疗法中，这个领域是她当时并不精通的。她明白，她对性爱这个主题的关注，和她之前对文化身份认同的兴趣一样，可以追溯到她的成长期。“我记得小时候，我说过，‘我要打开所有的大门，’”她说。

在大屠杀幸存者的社区长大的经历使她一直在思考人们如何在动荡的生活中寻找自己的出路。“在我成长的社区里有两种人，”她说。“一种是没死过的，一种是复活过来的。”她的父母是第二种人，他们很爱社交，经常公开谈起自己是如何挺过了集中营的日子，他们喜欢讲故事，有幽默感。佩莱尔认为，在帮助别人探索自己的性爱同时，她也在培育出一种完全不同的、非常艰苦的对话，能够帮助个体的人“更有生机——拥有更复杂、更有意义的生活”。

佩莱尔的丈夫杰克·索尔(Jack Saul)是纽约国际心理创伤研究计划的主任，她不愿意谈起丈夫在她的工作中扮演的角色（不过她说，他打算写一个系列，就叫“怎样唆使你的老婆写一本关于性爱的书”）。不过，当天下午，她两个儿子中的老大亚当·索尔走进家门后，她邀请他（用法语，他俩之间交谈一般都是用这种语言）来评价一下母亲的工作。亚当是卫斯理大学的二年级学生，他说多年来自己带朋友回家时都得求妈妈把她那些关于性爱的书的封面遮住。

“但她说，既然她不会把关于大规模杀伤武器的书的封面遮住，‘所以这些书的封面我也不打算遮住，’”亚当模仿着母亲的欧洲口音，而她脸上浮现出自豪的神情。他虽然经历了许多尴尬，但是拥有一个身为性心理治疗师的老妈也有很多好事可说，“中学的性教育课不会教你怎么和伴侣沟通，”他说。“他们就给你看一张图，我可以告诉你那是淋病病毒还是衣原体，但从中学不到怎样享有正常健康的亲密关系。”

佩莱尔仍然会见客户，但这些日子她只见有过不忠行为的新客户，他们是她下一本书的题材，这本书将由哈珀科林斯出版社出版，出版日期未知。目前，她的方式既有移情，也有一点激励。“并非所有不忠都是婚姻有问题的信号，”她说。“有时候这和其他更有存在主义色彩的渴望有关。有时候你去找别人，并不是你不爱你的伴侣；你只是不喜欢自己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她说，对于可能遭受的误解，她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这就是进行对话的代价。“我所做的任何有助于接受复杂人生中模糊性的事情，都是我对这个世界所做的贡献，”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