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华人心理专家采访录：自杀防御，可以说的秘密

针对近期美国华人频频出现自杀，纽约《世界周刊》记者陆怡雯近日采访了国际华人医学家心理学家联合会理事长邓明昱博士、纽约布碌仑玛摩利医院(Maimonides Medical Center)心理医师朱晓卿博士、纽约州执照心理医生张源侠博士等华人心理专家。这些专家对华人自杀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一些防御措施。陆怡雯记者撰文“自杀防御，可以说的秘密”，刊登在11月23日的《世界周刊》上。全文如下：

来自广东的老妇王珍妮(Jeannie Wong，音译)在旧金山一个亚裔美国人自杀问题研讨会上透过口译员吐露：“我有时候想过马路时被车撞死算了，但又没有勇气。”40多年前，30岁的王珍妮从中国广东前往旧金山，结识了后来的丈夫，并育有两子。但好景不长，丈夫很快开始对她拳脚相向，离婚独自抚养儿子的王珍妮，又渐渐发现孩子们越大越与她疏远，让她感到自己可怜而没用。

像王珍妮这样因语言文化障碍和社会孤绝状态而考虑自杀、乃至已走上不归路的亚裔并不在少数。最近接连发生在纽约华社的自杀案件，令人再次关注这一群体的生存状态。而出于亚裔传统上对心理问题的忽略和耻感文化，很多人不愿意像王珍妮这般吐露心结。这令亚裔社区本就有限的心理健康与自杀干预资源，在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下，往往形同虚设。

与美国白人多用枪自杀不同，华人跳楼和投河的比较多。图为一中国女士跳楼被救下的情景。

抑郁症患者，自杀率高

根据《美国亚裔心理学期刊》(AAJP)的研究，导致亚裔美国人自杀的原因可归结为三点：心理精神疾病，身体慢性疾病和社会因素。以男性为例，慢性病患者比没有慢性病者更容易产生自杀念头。而社会因素涉及家庭冲突，认为自己对别人是负担、受歧视等。

不同年龄、不同群体的华人在经历语言文化冲击和歧视，面临法律上或文化上的“身分”问题，自信低落又缺乏亲友支持的情况下，自杀事件屡屡爆出。除了像王珍妮这样没有融入新居地环境的老移民，中老年人，未在美国受教育者外，移民第一代另一个重要群体——留学生中，也显露日益严重的社会隔绝、心理隐患问题，乃至频发自杀案。今年8月，富乐顿州大(CSUe Fullerton)22岁中国广西籍留学生林旭(Xu  Lin，音译)跳楼自尽，据悉其生前学生身分过期，又不愿回国。10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李阳凯(Yangkai  Li，音译)爬上公寓屋顶，来不及施救的消防员眼睁睁看他跳楼身亡。

国际华人医学家心理学家联合会(IACMSP)理事长邓明昱博士较多接触当代中国留学生。他表示，这一代留学生多数是独生子女，到了美国。“他们有时候连怎么买菜，菜买回来怎么炒都不会。加上同学间适应新环境程度的高低，一比较后产生心理失衡，又没有家人依靠和鼓劲，就容易出问题”。

纽约布碌仑玛摩利医院(Maimonides Medical Center)心理医师朱晓卿博士在工作中多接触移民社区青少年，也就是通常所谓“移民1.5代”。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生活与学习，面对成长与课业的压力，学校老师的不理解、慢待，同学的嘲笑乃至霸凌，这些孩子特别容易表现得退缩或叛逆，常发生嗑药、割腕等自伤和自杀行为。

课业压力和家庭期许，一直是亚裔青少年和大学生自杀的重要原因。今年4月，有三名亚裔大学生在知名学府自杀，其中哥伦比亚大学牙科系韩裔高材生李智苑(Jiwon Lee，音译)留下了“有负期待”(Not living up to expectations)的遗言。9月，加州一名SAT考试满分华裔学生，因申请多所名校被拒，疑似开煤气自杀。

而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自杀，自杀者多少存在心理或精神隐疾。纽约州执照心理医生张源侠博士指出：“相对来说，抑郁症自杀率较高。”10月23日在布碌仑海洋公园（Marine Park）家中上吊自杀的68岁粤籍男子冯贤宗（Feng, Xianzong，音译），生前便长期患抑郁症，且有自杀纪录。邻居反映性情和蔼的他，英语不好，平时与他们只是点头之交。而李智苑（Jiwon Lee，音译）是躁郁症患者，也有自杀历史。李阳凯曾在脸书发文透露靠药物控制失眠和焦虑。

不善分析情绪，易走极端

朱晓卿以她接诊的青少年为例指出，在青春期叛逆心理和不善处理情绪的家庭教养下，一些青少年在面临外在压力时，往往容易走极端。朱晓卿强调养育环境的关键性。“华人父母往往认为，有钱给孩子注册读书，就是做到了份内事。客观上，他们忙于谋生，也无暇顾及孩子的心理健康。”这样，孩子的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就爆发了。

另外，华人父母常常自己有心疾而不察，潜移默化传导给一代。“从处理压力的方式来讲，有些大人要么忍着不说，要么发脾气，孩子会观察和学习家长的行为模式，不知不觉也变成要么压抑，要么爆发。”朱晓卿表示。

这种处理压力的两极化模式，与华人传统文化中不善于分析情绪和心理状况不无关系。朱晓卿说：“除了快乐、悲伤等主要情绪(primary emotions)，在情绪光谱上还有一系列次级情绪(secondary  emotions)。不是从悲伤直接到快乐，从1直接跳到10。”而华人传统上对次级情绪的应对，往往用“说不清心里什么滋味，别多想了”，或“忍一忍就好，别那么看不开”来躲避。

殊不知，这些情绪或许是心理感冒的症状。“心理上的伤风感冒，疏导得当可以得到缓解。忽视它的话，焦虑反应任其发展，严重会伤人；抑郁反应发展下去，严重会自伤自杀。”邓明昱表示。

有学者专门研究华人传统上对情绪和心理认识的“短板”。《文化多样性与少数族裔心理学》（CDEMP）期刊曾发表署名应宇文（Yu-Wen Ying，音译）的文章，研究华裔大学生与一般华人社区对于“抑郁症”的观念差别。研究指出，以大学生为代表的与美国主流文化更趋同的华人，较能把抑郁与心理问题相联系，他们能够辨别抑郁症状与睡眠、肠胃紊乱等身体症状，以及人际关系不合群症状的不同；而较年长、与美国文化较少同化的移民社区华人则会混同身、心、人际问题的症状。

这对华人社区心理医师提出了特别要求。“一些抑郁症病患表现出了比较严重的症状，如受惊、疲劳、失眠、疼痛，记忆力变差，对什么事都提不起兴趣，但他们只觉得是自己身体上有什么毛病。”一名心理医师指出，这时候医生要具有族裔病理特征的敏感度。

主动求助，突破耻感文化

对心理健康的“无知”，伴随着对心理问题的耻辱、内疚感觉，令华人普遍不愿意谈论负面情绪，自杀念头，更不用说为此求助。据了解，像纽约市健康与心理卫生局与纽约市心理协会推出的“心理安康一线牵(The Asian Lifenet)”提供华语、韩语服务，其免费保密电话“877-990（求求你）-8585（帮我帮我）”朗朗上口，但华人病患似乎“不领情”，求助者主要是家属。近日有一名家属反应，这条“热”线的中文服务出现了断档。“我打过去是一个说英文的人接听，她很礼貌地说可以帮我找一个中文口译员，但我在在线等了七分多钟，同样的音乐听了几遍，还是没人理我”。

这种尴尬现象不仅出现在主流机构提供的资源，有纽约地区家属表示，她听说一个亚裔美国人自杀防御的协会后，按图索骥找到两个协会内心理医师，但电话都打不通。

“社区对自杀干预反应不积极。”有医师分析，这恐怕是本来存在的资源渐渐枯竭的原因。“其实，求助并不丢脸。有时候，说出来分析分析，也许觉得死不是最好的选择。”

朱晓卿认为，说者要突破禁忌，听者也要善于倾听。她就建议前来咨询的家长，首先要不加批评地倾听，让孩子感觉自己说的话不是废话，说出来也不难为情。接着，家长与孩子要学会接受事实，坦承交流。这样家长才可以进一步引导孩子正面思考，打消自杀的主意。

“全国自杀防御网站”（Suicdeispreventable.org）为倾听者提供的指引中澄清说，谈论自杀，不会让自杀的念头植入对方脑袋，反而让对方感觉有人愿意谈论此事，从而如释重负。当然，如果觉得“你想过自杀吗？”的措辞太过直接，也可以换一种说法，比如：“你想过结束生命吗？”、“你有没有想过伤害自己？”都不失为捅破窗户纸的好方法。

家庭防范，从身边做起

自杀防范最主要靠身边人警觉。“45分钟心理辅导以后，孩子还是要回到家庭。”朱晓卿表示，她在帮助家长改变自身处理情绪方式的基础上，也会传授他们一些心理辅导技能。

自杀防御有专门的技能知识。全国自杀防御网站的指引指出，对有自杀纪录者、抑郁症患者要特别留心。网站还开列自杀倾向症状，如：总说要死，酗酒滥药，情绪突变，鲁莽行为，睡眠习惯改变，感到无助与绝望，不爱社交，送走个人财物，把事务安排妥当等。不同年龄群在此基础上还有不同表现，如老年自杀倾向者会不听医嘱，年轻人会忽视个人形象等。

若注意到这些表现，该网站指导干预者直接指出对方症状。“我注意到你最近情绪低落。”不要让对方感觉自己是随口说说而有机会否认。确认症状后，可以接着询问对方有无自杀念头。“有那种感觉的人有时会想到自杀。你想过自杀吗？”或者如上所述，用较为委婉的措辞发问。

接着是倾听，表达关心和安抚。“我知道这一切对你来说有多难。你说你不知道自己想活还是想死，这我很理解。不过你是不是一直都想到死呢？也许你不是老这么想的呢？我可以帮忙。”网站指出，要把寻死也当成一种选择纳入交谈中，倾听对方想要死的理由，然后再强调活下去亦是一种选择。

“产生自杀念头的人往往处于矛盾状态，是死还是活，他们并不是很决断的。” 朱晓卿强调，这时候要抓住倾听和分析的机会，引导对方正向思考。等对方思想松动后，就到了最后一步，共拟安全方案。让对方口头保证不要轻举妄动，并寻求专业救助。在安全的情况下，挪除危险物品如武器和药物等。

张源侠说，接诊时碰到说要自杀的病人，他会告诉对方：“你没有这个权利。”在以基督教信仰立国的美国，这是一个阻碍自杀的坚实理由。对方若坚持，他会表示要报警。病人如果妥协，他会要求写下保证书。

不过他也指出，对嘴上说自杀的人要加以分辨。比如老年人“自杀口头禅”比年轻人多，虽不能掉以轻心，但有时候他们只是表达对生活现况的不满。“有一个老先生到我这里呱呱讲要自杀。他到另一个医生那里也这么讲。那个医生打电话问我：要不要打911？”两人一分析，老人可能在讲气话，也许是子女不关心，感觉老了不中用，才“唠叨”自杀来发泄。

社区干预，网络有待搭建

在家庭和诊所网络以外，社区干预是自杀防范重要环节。邓明昱指出，主流社会有专门的自杀干预机构，但不太方便或适合华人使用，而亚裔社区这方面资源又相对稀缺。比如“全国自杀防御网站”的自杀防范指引中，描述美国一般人群主要自杀工具是武器，数据也显示美国自杀人口有57%使用枪枝，但武器并非华人常用自杀工具。主流机构提供的防范措施和救助资源，不仅需要“汉化”，也需要根据华社的真实需求改造利用。

 
身边人关心自杀倾向者，如同为他们点燃明烛。

邓明昱曾设想在以纽约为基地的华人社区，在现有社团基础上，组织一个类似守望互助队一样的干预组织。“我们训练心理急救员，让他们辅导防止焦虑、抑郁的方法。还可以开通心理急诊热线，平常生活中的家庭邻里关系，都可以打电话来探讨，得到开解。在网络、纸媒开通咨询信箱，在社区开办讲座，普及心理健康知识，也是一种选择。”他表示，当一个全面的干预网络搭建起来，不仅能介入自杀防御，也能尽早介入杀人等恶性事件的防范。“像布碌仑一家五口灭门案中，如果亲友早点发现他(陈闽东)心理精神上的问题，如果社区有这样的组织可以求助，或许能够避免悲剧发生。”

邓明昱指出，媒体资源不仅可以起到自杀防御的作用，也需具备自杀防御的责任感，在报导自杀事件时尽量减少细节和过程描述，这样可以减少模仿行为，遏制连环效应。

朱晓卿也认为社区应建设干预网络。主要接触学校转介中学生的她特别指出，中老年人与移民社区处在相对封闭空间，接触外界资源渠道少，心理健康知识相对缺乏，设计和提供有针对性的自杀干预服务很重要。她举例说，老年人喜欢聊天、散心的方式，那么社区医院可以走出去办一些讲座或茶话活动，在轻松的氛围中让老年人学会一些甄别情绪和心理问题的方法。另外，组织青少年教老年人英语，老年人教青少年手工艺，对这两个群体都有帮助，又能让老年人感受生命的意义不止在于成全子女后代，他们也有自身生活的重点。

而张源侠结合多年心理诊疗经验提出一家之言。他认为，想自杀的人往往是：“身心能量低到一定程度，吃不下，睡不好，头胀，胸闷，觉得自己没用，生活没意思，身心濒临崩溃。”这不仅要心补，也要身补，用食疗来补充一些色氨酸等营养素，提高身体能量，有助减少抑郁和自杀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