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中术的演变：从养生之术到纵欲工具

中国历史上，房中术曾经历了一个十分兴旺发达的时期，这是从东汉、魏、晋、南北朝直至唐代，可是从宋代以后，就日渐衰微了，其原因是房中术自身经历了两个“异化”，受到外界两重“打击”。　

　　张道陵倡导房中术，是面向平民，主要为平民治病，所以很受拥护，很有生命力。可是后来房中术逐渐为王公贵族所取，脱离了一般民众，这是一个“异化”；从以养生为主旨逐渐转变到主要为性享乐服务，这是第二个“异化”。　

　　统治阶级是很重视性享乐的，可是古书常常强调“纵欲必然戕身”，这使一些统治者不能不有所顾忌，而房中术却把性与保健结合起来了，既不影响享乐，又可延年益寿而更好更多地享乐，这就完全符合了统治阶级的需要，于是在统治者的倡导下房中术红极一时了。　

　　房中术一旦为统治阶级所攫取，就脱离了它的原始含义和朴素的养生主旨，而成为统治者们糜烂腐朽、奢侈淫逸生活的工具。到了元代，统治者 崇信佛教与道教，把道家的房中术和密宗佛教的性修炼结合起来，称之为“演揲儿法”。《元史·哈麻传》记载，元顺帝荒于声色，臣下竞相引荐西域房中术家来邀 宠。于是，他们广征民女，在宫中进行淫乐、试验。　

　　当时的宫廷女性不仅要表演歌舞，侍奉统治者，还要充作君臣和僧徒们施行房中术的工具。以求长生骗人骗己，而行淫乐之实，这就是一些统治者修习房中术的目的。　

　　到了明朝，房中术更加走火入魔，陷于邪途。自成化后，朝廷上下竞谈房中术，臣下纷纷以献春药邀宠。这种情况到了明世宗嘉靖年间进一步泛 滥，不少佞臣纷纷献药，并认为这就是“房中术”。有一个叫陶仲文的大臣，以符水、春药大大得宠，明世宗移居西内，日求长生，不上朝，不祭宗庙，不见大臣， 而常见陶仲文。由于陶仲文这样得宠，许多人艳羡不已，于是方士、道士、官吏一哄而起，假借圣旨以征逐女色，为进药而敲诈勒索，荼毒百姓。房中术的名声越来 越坏了，它变成了左道旁门、纵欲淫乱的代名词，正人君子皆耻之。房中术总是和春药、纵欲伤身等连在一起，这种房中术已不复初始阶段的本来面目了。　

　　与此同时，道教还经受了“两个打击”：　

　　一是佛教的禁欲主义对道家房中术的打击。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而一千多年来成为我国第一大宗教的佛教则是外来的。佛教自东汉传入 我国，到了南北朝时开始盛行，例如在南梁时梁武帝就笃信佛教，大力推广，“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佛教和道教之间斗争十分剧烈。佛教的基本出 发点是认为诸行无常，人生极苦，即使今世大富大贵，也难免生老病死之苦，所以佛教要求人们放弃尘世的幸福、欢乐，而把解脱的希望寄托在那超自然的“极乐净土”， 因此，众生只能在禁制情欲的宗教修行生活中度过苦难的人生。在形形色色的宗教禁欲中，佛教对人的性本能更是严格地予以禁制，这是因为性本能引起的行动和欲 望最能引起感情上的骚动和烦恼。于是，佛教规定其信徒们最好抛妻别子，修习禅定，禁绝一切性欲望，从而达到六根清净，杜绝一切烦恼。　

　　宋代程、朱理学的盛行对道家房中术又是一个严重打击。道教在宋朝还稍稍红火了一阵子，例如宋徽宗笃信道教，还自号“道君皇帝”，可是， 宋代是中国的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中国古代对性的相对开放转为禁锢的一个转折点。宋代的统治者经不住金兵的侵略，徽、钦二帝被俘，迁都临安 （杭州），偏安一方，再也无复唐代那种恢宏的气度和强盛的国力了。社会衰微，统治者终日惶惶，龙座不稳，必然要对民众严格控制，在这种情况下，程、朱理学 所提倡的“存天理、灭人欲”的那一套正好符合了封建统治者的需要，人如果没有欲求，就不会为争取自由幸福而斗争了，就不会起来造反了。性乃人之大欲，既然要“灭人欲”，当然不可谈性，提倡房中术的道教当然要归于衰微了。　

　　但是，“两个异化”和“两个打击”，实际上都是外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从内因来看，道家房中术中的消极因素使它走向了反面。　

　　道家房中术的修炼方法是五花八门的，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利用炼气，即以“吸取天地精华”的 方法修炼，如前面所述的清静恬淡、胎息练气、导引按摩等等；二是通过性，利用吸取女子阴精的方法来修炼，而二者又有共通之处。道家的第一种修炼方法为现代 气功之源，有许多保健的科学道理，而第二种修炼方法则有很大的偏向。道家站在以男子为中心的立场上，以性追求长生，对性的修炼太强调男方的滋补、加强，而 以女性为工具，采阴补阳，其本质是损人利己的。正因为如此，道家的房中术很容易被统治者利用，从而发展到纵欲淫乐，甚至以十分残忍和荒诞的方法以女子为试 验品，这就走向了道教房中术在初始时养生延寿、为民众祛除疾苦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