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改革实践和理论中，中国始终存在一种强烈的理想主义情绪和向往。这种理想主义实际上根源于左右两种教条主义。为此，双方常常忽视对现实问题和现行体制的具体研究，陷入缺乏实际意义的政治争论，妨碍改革共识的形成。

 

　　左、右两种教条主义殊途而同源，大体都认为先验地存在着某种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和“目标模式”。左派坚信共产主义，痛恨自由主义。因此拒绝任何大动作的政治变革，拒绝一切疑似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加强人大监督疑是“三权分立”，加强政协监督疑为搞“两院制”，加强民众或群团监督则疑为搞政府社会对立，实际上把所有的监督都看作“削弱党的领导”而加以排斥。

 

　　右的教条则认为中国的“目标模式”存在于西方的自由主义制度中。认为西方的“多党制”、“自由主义”乃是未来中国的不二选择，因此痛恨一切疑似封建主义的制度。以为一党执政等于“专制”，渐进改革无济于事，一提“党的领导”便起反感。认为中国离西方“自由”“民主”“市场”“法治”相差太远，只要“学习”“补课”就好，不必奢谈创新。

 

　　左右双方有一点相同，就是都瞧不起中国传统制度和文化。认为“德治”属于传统“人治”，提倡“德治”必然削弱“法治”，如果提倡“礼义廉耻”更是“开历史倒车”。事实上，左右双方都是保守派。左派只认得“坚持党的领导”，但如何坚持，其思想解放的程度还不及已经过世的改革老人邓小平。右派则陷入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论窠臼，其思想的开放也远不及西方批判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理论家。

 

　　左派似乎没有看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所主要遵循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很少是从马列主义那里演绎而来，更多的是具体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的产物。其根本原则是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只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不被中国的实践所证明，则任何经典理论家的观点都可以被否定。从马、恩、列到毛，再到邓，他们固然在实践观和人民观上完全一致，却在具体理论、具体观点上不断否定前者，超越前者。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确立既不是理想主义的产物，也没有天然正确的政治形式。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不过是在不同历史时期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手段。即便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所谓科学社会主义，也不是出于“公平”“正义”的道德理想，乃是对资本主义基本问题（所谓“基本矛盾”）的分析以及这种问题的解决，并不存在任何社会主义的“最终模式”（恩格斯语）。未来社会的具体模式，只能由未来的人根据解决未来问题的需要去决定。马克思甚至设想过，社会主义直接继承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形式。

 

　　从“解决问题”发展理论

 

　　右派方面似乎也忽略了这样的事实：西方制度完全是西方人在西方条件下解决西方问题的产物。西方自然禀赋得天独厚，自古就不存在中国的温饱问题和几乎年均一次的重大自然灾害。西方社会强烈的宗教情怀和个人权利计较，根本地不同于中国社会为了度过苦日子而发展起来的人际互助和人情文化。自由主义不过是西方社会为了打破中世纪宗教和封建对人的双重禁锢、实现人的解放而采取的手段，并非出自“自由”的道德理想。东西方条件和问题不同，解决问题的手段和模式也必然不同。如果在中国实行西方的多党政治模式，所带来的问题必然比解决的问题还要更多更严重。为了政治自由而不计后果，不是舍本逐末么？

 

　　值得注意的是，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社会的思想方法发生了一次根本性变革。即，从武断的神学和模糊的形而上学，转变为以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为主要原则的“科学”而明晰的思想方法。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虽历经不同的变异和变种，但逐步占据西方思想方法的主导地位。西方自然科学的兴起和社会科学的现代发展，除了特殊的经济社会背景，乃是这种思想方法的直接产物。

 

　　如果一个中国理论家深入地考察西方社会科学，会赫然发现一个重大差异：中国的理论家常常是为了“寻找真理”，而西方的理论家主要是为了“解决问题”（尽管西方也不乏自由主义的教条主义）。为了“解决问题”，西方的理论家常常比中国的“专家”具有更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更为丰富的跨学科知识，分析问题更加细致入微，不会陷入对任何理论和理论家的崇拜。这种根本区别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理论家既难以在现实问题面前建功立业，也难以在理论上有大的建树。

 

　　中国左、右两派都有“我只服从真理”的信念与豪情，而恰恰是这一正确的口号却最容易害人，不妨以“我只服从实践”的信念来取代。服从实践会迫使我们从自身实践中总结真理，并在实践中不断修正真理和创新真理。教条地服从真理，则容易忽视真理的相对性、有条件性和不断否定的必要性，最终陷入对某种理论和理论家的简单膜拜。

 

　　不能不说，中国左右两派的立足点都是错误的。从来就不存在任何可以脱离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规律、模式或者真理。我们不应该从自由、民主、平等、市场、法治等概念和价值理论出发来解剖现实，而应该从解决现实问题的实践出发来定义概念和发展理论。不应该事先认定某个“普遍”规律或“典型”模式可以包治百病并照方抓药，而应该从实际问题出发，在现有条件里寻求最经济有效和最少副作用的治疗方案。

 

　　只有立足于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中国左右两派才能开始建设性的争论，并同一切传统制度和西方理论进行平等而真诚的对话，既开放借鉴，又实现超越；既推进改革，又建树理论。

 

　　作者是中国法学会对外联络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