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世界总体上处于一战、二战后的和平环境之中，哪怕是经历了四十多年的冷战―冷战没有转变为实际的战争，哪怕世界各地冲突不断―只是局部的小战争，哪怕是伊斯兰主义的恐怖袭击在世界各地上演―伤亡小而震动大，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显而易见的是，世界总体上处于和平状态。但是我要说，这种和平状态即将结束，我们―所有地球上的人们―将面临全球性冲突，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将不可避免的卷入其中。本人作出这一悲观判断的论据主要是以下几点：
一、人口数量不断膨胀和地球承载能力有限的矛盾不可调和
　　从全球来看，世界人口的死亡率自19 世纪末，20 世纪以来便一直处于下滑的态势。得益于现代医疗技术的广泛传播，发展中国家的死亡率自二战结束以来更是一度呈直线下滑的趋势。在过去20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在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地方，人口死亡率的下降速度都快于出生率下降的速度，结果是人口每年以破记录的3%甚至4%的高人口增长率增长。
　　
　　2000年全球人口达到60亿，是1970年地球人口总数的2倍。2011年地球人口达到70亿。现在全球大量妇女(18亿)进入生育年龄，因此，至少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世界人口仍会持续增长。2050年，总数可能达到105亿，也可能停留在80亿―差距取决于每名妇女多生还是少生一个孩子。联合国人口统计学家采取中庸路线，作为他们的最佳估计值：当下他们预测2050年之前―也就是2045年，世界人口可能将达到90亿。
　　地球上的人口在不断的增长，和地球的承载能力的有限性构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工业化社会之前，人类主要通过简单的农业成产来维持生存，那时地球总人口最多不超过10亿。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亩产粮食产量不断增加，使得承载更多的人口成为可能。所以从1900年―2010年，仅仅200年时间，地球人口就从10亿不到增加到70亿，速度极其惊人。按照生态学专家从全球植物的总产量估计，地球只能养活80亿人口。也就是说，如果人口仍以目前的速度暴增，不到20年，人类食物的收获和消费的平衡将被打破，全球性的食品短缺和粮荒便会不可避免地爆发。即便富裕、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也得勒紧裤子过日子，忍饥挨饿的现象也将时有发生，更不用说贫困、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了。由于富裕、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自身难保，因而贫困、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将不易获得援手和救济。人口增长也对自然资源产生影响。地球上水的总量为13.8亿立方米，其中96.53%以上为海洋咸水，地球淡水的总量为0.35亿立方米，只占全球总水量的约2.53%，其中3/4是在南、北极的冰帽和冰川中。因此，人类易于利用的淡水约占全部淡水的20%左右。而直接能取用的河、湖淡水仅占全部淡水的0.5%，可见能供人类直接利用且易于取得的淡水资源是十分有限的。由于人口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在某些国家某些地区，对水的需求量已达到本地区供应能力的极限。公元前一人一天耗水12L，中世纪增加到20～40L，18世纪增加到60L，当前欧美一些大城市每人每天耗水达500L，每年人均耗水超过104立方米，每年消耗水资源的数量远远超过其他任何资源的使用量。据统计，全世界每年用水总量接近3万亿立方米，目前许多地区缺水问题十分严重。 我国水资源总量2.8×104亿立方米，但人均占有量仅为2693立方米，居世界第109位，被列入全世界人均水资源13个贫水国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围绕水、食物、能源、战略空间的争夺将不可避免。
　　如何控制人口数量，从而减缓由此引发的激烈冲突？大致说来有以下几种：
　　一是人类进行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无序增长。这就要求全人类动用政权乃至宗教的强制力，迫使每对夫妻只生1―2个孩子，从而将人类的数量控制在地球的承载能力之内。而且，这种强制性的计划生育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如果仅仅是个别国家和地区实施了计划生育，另外的国家和地区没有实施计划生育，那么人口总量还是不能得到控制，由此引发的矛盾依然无法得到解决。但是，从全球范围看，只有中国实施了有效的强制性的计划生育，30年来总结少生了4亿多人口。而地球上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则没有采取强制性的节育措施。相反，很多国家采取鼓励生育的措施，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教义都明确反对实施计划生育。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地球人口将不可避免的爆发式增长。
　　二是疾病特别是大规模的传染性疾病可以控制人口的增长。如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带来欧洲人口的大量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少量的人口生活在广袤的地球上，极大地减少了战争的可能性。可是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人类能够较好地控制各种疾病乃至大规模传染性疾病。人们也很难想象医生面对疾病而无动于衷。所以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三是发生大规模饥荒减少大量人口。人类历史会经常性的发生严重的旱灾、水灾。如中国古代经常发生旱灾、蝗灾、黄河改道等自然灾害，每次大灾害都导致大量人口死亡。但是，由于自然灾害引发的人口减少，伴随而来的必然是暴动和农民起义。因为没有人等着饿死而无动于衷，他们必然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夺取富豪的粮仓，杀死其他的人。总之，伴随着大规模灾害的，是大规模的冲突。
　　四是大规模的战争冲突导致人口的大量死亡，使地球人口发生大量减少。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可以表明，大规模战争必然导致大规模人口减少，为下一个时代的繁荣奠定基础。如秦末农民大起义、隋末农民大起义，都导致了人口的大量减少，田地大量荒芜。新政权成立后，采取休养生息手段，将天地分给全体农民，鼓励他们发展生产，从而孕育了汉、唐的繁荣。
　　由于前面两种办法已经不可行，后面两种不是办法的前景―残酷无情的现实―变得成为不可避免。即，由于人类的无序增长超过了地球的承载能力，人类将为了争夺粮食、土地、水、能源等各种资源，展开激烈无情的争夺，最后的必然手段是战争―大规模战争、局部战争，现代战争或者原始战争，变得不可避免。而且战争必然导致人口极大的减少，比如，由70亿或者100亿减少到20亿，将成为残酷无情的现实。
　二、传统强国衰落，导致现存世界秩序发生重大调整，为全球性大动荡的发生提供了外部条件
　　这里所说的传统大国（不包含更长远的历史，因为从更加长远的历史来看，中国、印度等应该是传统大国而不是新兴大国）指最近100年来世界上的主要强国，主要指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
　　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约2000年前的中国，在黄巾起义的冲击下，汉帝国的彻底崩溃，导致国内群雄割据，纷争不息，大量人口被饿死或者杀死。经过短暂的三国时期，之后的西晋帝国软弱无力。最后，汉人地盘中原被北方的游牧民族所控制，出现了所谓“五胡乱华”的局面。北方的游牧民族在中原随意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导致中原地区人口大量减少、天地荒芜。同样在西方，罗马帝国变得日益软弱无力，其边境防卫变得虚无，为当时尚处于蒙昧状态的日耳曼人进入罗马帝国提供了条件。最后的结果就是，罗马帝国的军政大权落入日耳曼人手中，城市一个个落入日耳曼人的手中，罗马帝国的皇帝成为傀儡，最后终于灭亡。
　　100年前，即1910年的时候，英国号称“日不落帝国”，它占有广阔的殖民地，控制了世界主要通道，英镑成为世界交易主要货币。但是随着新兴国家德国、美国的崛起，特别是德国企图已武力挑战英国的霸权，旧的世界秩序无法正常运转开来。众所周知的事情是，德国和奥匈帝国联合起来，英国、法国、俄国结盟，他们极力扩军备战、针锋相对，最后终于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一战之后不久，不甘心的德国在希特勒的领导和煽动下，重整雄风，先后横扫波兰、法国、俄国。而日本则在吞并朝鲜、中国台湾后，进一步吞并中国东北、最终发生了全面侵华战争。第二次世界战争爆发。最后在美国、苏联、中国、英国等国家的全力反击下，德国、日本遭到彻底失败。两次世界大战共造成5000―6000万人死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法国等国再也无力维持其广阔的殖民地，于是选择了让他们独立。在这个过程中，又发生很多流血冲突，如印度和巴基斯坦的3次战争、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5次中东战争，以及越南战争，等等。
　　但是就二战后的整体情况而言，由于美国、苏联两个大国之间的冷战，以及原子弹的出现，导致双方都不敢轻易开启战端，世界总体处于冷和平状态。冷战结束后发生的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在规模上都不大，造成的伤亡也很小。
　　目前，欧洲传统大国法国、英国、德国已经衰退了很长时间，希腊、意大利、西班牙债务缠身，靠借贷过日子的好生活很快将一去不复返。虽然很多欧洲领导人雄心勃勃，采取了各种努力力图重振雄风。比如，欧洲努力推进欧洲一体化建设、推广使用欧元，建立欧洲安全体制，等等。但是这种努力和局势的需要来比，显得力道不足，反而为下一步的随退埋下了伏笔。如在欧洲范围内推行货币一体化，使得希腊等小国的风险极易扩散到整个欧洲，如果债务危机扩展到意大利、西班牙，则德国、法国也有可能被拖下水，引发整个欧洲的系统性财政风险。为了推进地中海同盟的建立，萨科齐总统一声令下，对利比亚的政府军进行打击，但是没想到，打了四个月，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却看不到战争结束的前景，更加不要说巨大利益了，整个北约都有分崩离析的风险，显得那么的脆弱。
　　日本经济在二战后一直一枝独秀，长期保持了世界第二的地位，就其国家的资源条件、人口条件、地理位置而言，这确实是一个奇迹。日本的经济于2010年被中国超过，但是这并不能成为其衰退的依据。但是最近的日本大地震中日本政府和国民则显示出明显有气无力，日本大地震进一步表明，日本不适合人类居住，不是一个可以长期发展的国家和地区。同时应该看到，由于日本并不是一个主权完全独立的国家，在政治、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发挥的作用等很有限。
　　真正能对世界全局产生影响的是美国的衰落。就是说，哪怕欧洲、日本都衰落了，只有美国不衰落，世界局势依然比较稳定。很多人认为，美国拥有高科技，拥有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拥有完善的法制，拥有无比的创新能力，美国经济的衰退只是暂时的。我不这么看。我个人认为，美国经济的衰退是根本性的。目前，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已经进入了下降通道，被迫进行战略性收缩。关于美国衰败的依据主要在于以下几点：
　　（一）美国经济不可持续。主要包括，美国的低端产业自动消亡，由于美国的人力资源成本太高，什么“三来一补”、“来料加工”，美国人绝对不会去干。中端产业全面转移，由于中国等地经济的崛起，具备了承接美国中高端产业的能力，同时保持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大量产业，如装备制造、服装加工、计算机等，被转移到中国等地。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趋势不会改变，由于美国人力资源成本高企，美国中端产业将没有竞争力，除非美国人愿意放弃自己的高福利，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高端产业面临激烈竞争。当前，中国等国家在高级计算机、大飞机、高铁、通信卫星等领域全面突破，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同样由于美国人力成本高的原因，美国在这方面也将缺乏竞争力。最要命的是，由于美国人玩金融过分得心应手，来钱太快，导致大量优秀人才流向金融行业，加剧了美国产业空心化。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的爆发，显示出美国金融业也开始走下坡路，美元霸权虽无近忧，却有远虑，长期来看美元贬值是大概率事件。最近，美国总统府和国会就债务上限上调的谈判陷入僵局，显示出美国目前的窘境。
　　（二）美国军事不可持续。美国的军事应该讲，在几十年之内都不会遇到真正的对手。美国的军费开支几乎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总和，美国在全球各地都有驻军，美国控制了世界上主要的战略通道。但是应该看到，美国的军事力量也有其软肋。一是武器造价和人员成本太高。一架飞机动辄几亿美元，一架航母动辄几十亿美元。按照这种造价，几千亿美元的军费不够花。美国军人的福利和保养都很好，这得花费大量的金钱。二是使用成本太高。发一枚导弹就得几百万美元，可能只是炸了一顶价值几十美元的帐篷。军事力量一旦开动，花费将直线上升，而得到的成果将寥寥无几。三是战争的支出和收益不成比例。如反恐战争（其中包括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美国花费了3万多亿美元，仅仅是炸死了拉登，推翻了塔利班和萨达姆政权，而局势的全面稳定还遥遥无期。达到最后，美国人都搞糊涂了，导致为什么而战，付出了这么多，又得到了什么。美国军事的收缩，归根到底还是经济上的衰退，再也无法维持其庞大的军事力量，再也无法维持其在世界各地的驻军，再也不敢随意开辟战场。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将从伊拉克、阿富汗撤军，欧洲等地的部分军事基地也将撤出。这为世界各地各种力量的调整创造了条件。
　　（三）美国的政治攻势收到反效果。美国人一直以其独特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为自豪的。长期以来美国的政治制度也确实收到了很多人的追捧。但是近期的很多情况表明，美国推行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可能导致反美力量的崛起。在埃及，长期亲美的穆巴拉克下台，面临着刑事指控。埃及的局势可能日益走向混乱，日益和美国疏远。在利比亚，已经向美国臣服的卡扎菲却被推向美国的反面。在叙利亚，政府采取高压政策，果断制止反政府活动。伊朗乘势做大。巴基斯坦和美国闹得不愉快。沙特对美国关键时期对穆巴拉克落井下石耿耿于怀。而美国的中东盟友以色列却神经高度紧张，还怕局势进一步恶化。美国推动的民主，反而帮助了反美力量的壮大，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三、伊斯兰教日益暴力化，使其自身成为未来全球冲突的载体和推手，对全球安全构成挑战
　　从本质含义来说，所有宗教―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都是建立在愚昧和恐吓的基础上的。虽然不同宗教的教义各不相同，但是有一些共同特点。就是树立一个至高无上的神（上帝或者安拉）。宣称这个神（上帝或者安拉）具有主宰一切的能力。追随他，就好得到幸福，进入天堂。不追随他，就会下地狱。为了强化宗教对人的控制，要求经常性的通过作礼拜等方式表达对神（上帝或者安拉）的敬意，把自己奉献给神（上帝或者安拉）。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确实有其深刻的原因。对于凝聚相同宗教人士的意志，确实具有良好的作用。同时，宗教本身有具有强烈的排他倾向，对非本宗教力量常常欲摧毁而后快。这其中，伊斯兰教的暴力倾向尤其明显。
　　伊斯兰教的历史就是扩张和杀戮的历史。伊斯兰教和外部的任何力量都没法和平相处，要么征服，要么被征服。6世纪末至7世纪初，阿拉伯半岛居民主要是以游牧为生的贝都因人，逐水草而居，分成许多氏族部落，各氏族部落各据一方，彼此之间经常为争夺牧场、水源、土地而发生战争，血亲复仇盛行。伊斯兰教的复兴者穆罕默德生于麦加城古莱什部落哈希姆家族。自幼父母双亡，由祖父和伯父抚养。他小时候即不会写字也不会识字，童年替人放牧，12岁时跟随伯父及商队，曾到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地中海东岸一带经商，了解到半岛原始宗教、犹太教、基督教的情况。25岁时他同雇主麦加富孀赫蒂彻结婚。相传，610年穆罕默德40岁时的一天，当他在麦加城郊希拉山的山洞潜修冥想时，安拉派天使伽百利向他传达“启示”使之“受命为圣”。穆罕默德首先在麦加传教，后来被麦加贵族逐出，转移到麦地那传教。这其中，为了解决广大追随者的生活问题，穆罕默德指挥教众抢劫路过的所谓“异教徒”商人、路人的钱财，并将其作为圣战的主要方式之一。630年，穆罕默德率军进入麦加，开始了伊斯兰教扩张和统治的历史。但是穆罕默德还没来得及完成他的统一大业就英年早逝。他的忠实追随者继承了他的遗志，继续向外扩张，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伊斯兰教的势力达到现在的阿拉伯半岛、伊朗、非洲北部、中亚、巴基斯坦，后来攻占伊斯坦布尔，一度达到欧洲保加利亚、希腊、西班牙、俄罗斯南部地区。但是伊斯兰教的力量统一的时间短，分裂的时间长。即使在其表面的统一下，其扩张也呈现出明显的自发性。伊斯兰教内部的对立极其严重，各教派相互厮杀残忍程度不亚于对敌人的残忍程度。
　　在伊斯兰扩张的历史中，遇到的主要对手是信奉基督教的欧洲，双方为了争夺欧洲东南部、叙利亚、现在俄罗斯南部、西班牙等地，展开了殊死较量。总体上是伊斯兰教进攻，基督教防守。但是其中也有基督教的“十字军东征”的反攻。伊斯兰教的扩张一直到19世纪初，伊斯兰土耳其还在进攻欧洲的心脏地带维也纳。在北方，沙皇俄国为了争夺黑海的出海口，和伊斯兰土耳其多次开战，最终夺取了现在俄罗斯南部、格鲁吉亚等地。伊斯兰也和当时的唐朝发生了冲突，伊斯兰大军击溃了唐朝将领高仙芝的部队，夺取了现在的哈萨克斯坦，从此中国势力退出了中亚。但是双方冲突的时间很短。此外，伊斯兰教势力还深入印度、远达到印度尼西亚。20世纪20年代起，随着犹太复国运动的开展，特别是二战之后以色列国家的成立，伊斯兰势力和犹太教势力的冲突变得非常尖锐。
　　当前，伊斯兰势力正处于大动乱、大组合、大变革的时期，各种矛盾非常突出，为世界性的大动乱提供了足够的动力。具有说来，由伊斯兰引发的矛盾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伊斯兰势力与以色列的矛盾。现在以色列是在英国殖民者驱逐了当地的阿拉伯人基础上建立的一个移民国家，四面处于阿拉伯人的包围之中。阿拉伯人为此愤愤不平，常欲铲除以色列而后快，为此埃及、叙利亚等国和以色列发生了五次中东战争，均以阿拉伯国家的失败而告终。虽然如此，相对于阿拉伯国家广阔的领土和众多的人口，以色列无疑只是大海中的一叶扁舟，随时都有被吞没的危险。其中，现在以色列控制下的耶路撒冷在历史上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圣地，双方没有退让的可能性。
　　二是伊斯兰教和其他非伊斯兰教的矛盾。伊斯兰教教义本身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认为不信仰伊斯兰教的都是邪教和一段，应予无情打击，这使得伊斯兰教和其他文明的矛盾不可调和。这其中，主要是伊斯兰教势力和基督教文明的冲突。因为两者的冲突历史已经有1000多年，双方结下了死结，再冲突1000年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在当前西方文明主动世界秩序的情况下，伊斯兰主要以恐怖袭击的方式来发动袭击。在欧洲、俄罗斯、美国、阿富汗、也门等地，以拉登为代表的伊斯兰教恐怖主义势力非常活跃，未来很长时间也看不到平息的希望，伊斯兰恐怖主义将变得长期化。几十年前，由于欧洲需要廉价劳动力，大量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员进入欧洲，但是他们拒绝融入当地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冲突已经向欧洲腹地蔓延。假如欧洲、美国势力进一步衰弱，伊斯兰恐怖主义无疑将进一步活跃。其次是伊斯兰教势力与俄罗斯的冲突，他们冲突的历史也很长，沙皇俄国对伊斯兰教土耳其进行了长期的战争，现代俄罗斯境内又有大量信仰伊斯兰教的势力。在车臣等地，伊斯兰教势力与俄罗斯联邦政府开展了殊死较量，也多次在莫斯科发动恐怖袭击。伊斯兰教与印度的冲突。印度曾经被伊斯兰教势力所征服，现代的印度东、西部分别有伊斯兰教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境内还有1亿多信仰伊斯兰教信众。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教派冲突经常发生。一旦世界局势有变，印度无疑将处于风口浪尖。伊斯兰教与中国的冲突。主要表现为新疆维吾尔族分裂势力借机生事，经常以暴力方式制造事端，企图独立。另外还有回族对中华文明的抵触，拒不融入中华文明。
　　三是伊斯兰教各教派之间的冲突。伊斯兰教建立不久即发生分裂，分为逊尼派和什叶派。伊朗是什叶派的聚集地，此外，伊拉克、叙利亚等地有很多什叶派教众，其余主要为逊尼派。双方在教义、统治权方面存在尖锐的矛盾，都有统治对方的野心。如果条件允许，伊斯兰教教派之间的冲突随时可能发生。
　　四是伊斯兰国家的世俗化和宗教化之间的矛盾。所谓的世俗化，指在信仰伊斯兰的国家中，部分受到西方影响的知识分子、年轻军官等，企图以西方的生活方式来改造自己的国家，减轻自己的国家的宗教色彩。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主要依靠军事作为后盾，很多阿拉伯国家进行了世俗化改造，其突出代表为土耳其，此外还有埃及、伊朗等。这必然导致信仰伊斯兰教教众的反感，他们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反对。世俗化政权往往亲美，希望借助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力量来发展自己。但是美国感兴趣的在于推动所谓的“民主、自由”，恰好为宗教势力上台提供了条件。如1979年伊朗发生了伊斯兰革命，当政者巴列维王朝准备予以镇压，遭到美国反对，为极端伊斯兰势力上台提供条件。2011年埃及革命，长期执政的穆巴拉克准备采取强硬措施，也在美国的干预下取消，穆巴拉克不得不交出政权，自己正面临刑事指控。当前来看，世俗化政权摇摇欲坠，宗教化势力日益做大，这将对整个中东局势乃至国际局势产生重要影响。
　　五是伊斯兰国家和泛伊斯兰主义的矛盾。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伊斯兰并未成为一个统一的政权。各个独立的伊斯兰国家在国家利益、伊斯兰利益之间艰难平衡，伊斯兰国家和泛伊斯兰主义的矛盾日益深化。
　四、关于未来全球性冲突的特点和方式
　　未来全球性冲突的主要特点是伊斯兰袭击目标的广泛性和分散性。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伊斯兰势力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心，而是多中心、多力量、多教派。因此，虽然伊斯兰势力四处挑衅，但是再可预见的未来，甚至可以说是永远，伊斯兰都不会形成统一力量、统一意志，不会有单一进攻目标，而是漫无目的的向多方向、多力量、多种文明发动进攻。如果说当年成吉思汗对于欧洲人来说是“上帝之鞭”，有成吉思汗这支巨手掌控，想教训谁就教训谁。一鞭子下去死伤一片。那么今天的伊斯兰是大海之涛，它肆无忌惮、漫无目的、无所畏惧地袭击一切、毁灭一切。任何力量、任何文明、任何国家如果不做好充分的准备的话，都有可能被这股巨浪所吞没。以色列、欧洲、美国、俄罗斯、印度、中国、中亚、非洲等都是伊斯兰扩张的对象，谁也不能幸免。甚至伊斯兰国家也是如此，埃及、叙利亚、沙特、伊朗、也门、利比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等，都将遭遇剧烈的教派冲突和极端宗教势力的挑战，看不到平息的希望，只有不知道什么时候爆发的剧烈运动。
　　关于未来全球性冲突的方式。由于世界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因此各地冲突也将不尽相同。大致说来，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是恐怖袭击。这是目前看起来最明显的方式。激进的伊斯兰势力在自己处于弱势的情况下，为了实现把伊斯兰教传遍整个世界的理想，采取人肉炸弹、飞机撞击等方式，对美国、欧洲、印度、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进行袭击。以大量杀伤平民、制造恐慌、打击敌人信心为目的。目前来看，由于这种方式成本低、效果好、影响大，伊斯兰极端分子将不会放弃恐怖袭击，只会更加疯狂地使用这种方式。不断发展的新的恐怖袭击将会此起彼伏，永远看不到尽头，其中不排除像美国9.11那样大的恐怖袭击。
　　二是生存空间、生活方式、就业、资源争夺。这种方式主要是伊斯兰进入一个完整的主权国家后，与所在国国民发生的冲突。如欧洲，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大量的伊斯兰人涌入欧洲寻找工作机会。在中东战争、利比亚战争期间又有大量的伊斯兰难民涌入欧洲。这些伊斯兰人不积极融入当地社会和当地文明，反而画地为牢，抱团与当地居民争夺生存空间、要求当地居民适应伊斯兰的生活方式、争夺就业岗位，等等。在欧洲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欧洲本地居民与伊斯兰人的矛盾必将激发。
　　三是制造分裂。伊斯兰势力往往以某种借口和理由，在自己人员相对集聚的地方，分裂国家，制造独立或者半独立，从而构成对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如中国新疆的维吾尔，企图制造“东突厥斯坦”，为此不断制造事端。与此类似的还有俄罗斯的车臣、达吉斯坦等。
　　四是制造骚乱。主要指伊斯兰国家内部，极端势力煽动暴乱，推翻政府，为极端势力上台创造条件。目前所有伊斯兰国家都面临这类威胁。
　　五是常规战争。在局势失控的情况下，常规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如宗教势力与政府军的战争、伊朗与周边国家的战争、以色列和伊斯兰国家的战争、巴基斯坦与印度的战争。如果欧洲、俄罗斯进一步衰弱，不排除发生伊斯兰与这些国家的宗教性战争。伊斯兰与他们进行了上千年的战争，如果条件成熟，阿拉伯的伊斯兰人为了支援其在欧洲、俄罗斯被“压迫”的伊斯兰同胞，完全有发生战争的理由和借口。当然，这只是在欧洲、俄罗斯的力量弱于伊斯兰的时候才有可能发生。
　五、未来遭受伊斯兰势力冲击的国家和地区分析
　　前面我大致分析了伊斯兰势力与其他文明的冲突，主要包括伊斯兰势力与以色列、欧洲、美国、俄罗斯、印度、中国，以及伊斯兰自身的各类矛盾。下面，我将进一步深入地分析各个国家、地区受到的冲击，并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合理推测。
　　1.埃及。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地跨亚、非两洲,大部分位于非洲东北部。北濒地中海,东临红海,地当亚、非、欧三洲交通要冲,面积100.2万平方千米。海岸线长约2700千米，人口超过8000万。2011年1月25日开始，由于不满物价上涨、失业率高和腐败等问题，埃及多个城市发生民众大规模集会，要求总统穆巴拉克下台。2月。民族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以及政府首脑穆巴拉克先后辞职。2011年当地时间6月28日至29日，又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此次冲突已经造成了1000多人受伤。
　　个人分析，隐藏在埃及社会问题背后的实质是巨大的人口压力与经济社会发展环境承载力有限的矛盾，这是一个没有多少关注却又非常重要的问题。埃及人口总数在上世纪60年代约为2600万，1996年人口普查时为5930万，而今年已达8000万。由于埃及大部分国土都是沙漠，大量的人口集聚在尼罗河三角洲，这使得人口密度极高。虽然埃及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但是经济发展成果往往被高度增长的人口所抵消。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大量的埃及青年人实业，他们对未来、对政府、对社会失去信心甚至可以说非常仇视。在这种情况下，发生大规模冲突是正常的，不发生冲突倒是不正常。当然，我们也要关注组织和发动骚扰的幕后黑手“穆斯林兄弟会”，他们利用伊斯兰教义来组织群众运动，谴责政府，从而把运动纳入了伊斯兰的轨道。
　　未来埃及将怎么走？目前看来动乱不会平息，只会进一步恶化。无论掌权的埃及军政府怎么应对，愤怒的、被穆斯林煽动得失去理性群众都会不满。无论是穆巴拉克怎么被审判，都是部长或者总理辞职，但是埃及社会矛盾的根源不会消除―即人口的大量增长超过了环境资源的承载能力这一现状没有得到改变，则冲突不会停止。接下来，埃及革命将是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激进派不断被更加激进派别取代，大量的人会被宣布为反革命并被屠杀。埃及革命的怒火甚至会烧到巴勒斯坦、以色列，更加宗教化的埃及很可能先是支持巴勒斯坦的伊斯兰兄弟―事实上埃及以及开展做了，他们宣布永久性的开放通向巴勒斯坦的两个口岸，后期更是有可能向以色列发动战争。最终，埃及的人口由8000万缩减到1000―2000万左右，国家冲突的根源得以消失，埃及重新归于平静。
　2.利比亚。利比亚是北非的一个国家，位於地中海南岸，与埃及、苏丹、乍得、尼日尔、阿尔及利亚跟突尼斯相邻。除沿海地区及南部山区外，利国大部分均为沙漠。利比亚战略位置重要，并为产石油国。国土面积1759540平方公里，2005年人口为609万。如果我们把利比亚和埃及比较一下的话，会发现利比亚幸运很多，地域更广、人口更少，加上产油，国民的生活水平较高。因此总体上利比亚并不存在大规模冲突的根源。发生在利比亚的冲突更像是一场为了争夺利益的战争―即东部产油区的人口觉得自己受益太少，国家把太多的钱投向了西部和南部，他们要求改变这种状态。但是战争打响之后，利比亚并没有发生埃及那样一边倒的情况，卡扎菲的统治还是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这样，虽然北约积极介入，但是利比亚战争一直僵持不下，没有看到结束的迹象。
　　 未来利比亚战争将怎么结束？个人认为取决于利比亚政府和反动派的选择。如果双方能够和谈，更好地分配石油利益和政治利益，那么利比亚将不需要进一步的冲突。如果他们都希望单方面取得压倒性胜利，剥夺对方的石油利益和政治利益诉求，那么冲突还将继续，未来利比亚人口可能从600万缩减至400万或者500万。不管怎样，激烈程度将远低于埃及。
3.叙利亚。叙利亚位于亚洲大陆西部，地中海东岸。北与土耳其接壤，东同伊拉克交界，南与约旦毗连，西南与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为邻，西与塞浦路斯隔地中海相望。领土185180平方公里，人口2050万。由于叙利亚降雨较少，大部分地区是高原。不能不说，叙利亚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很大。虽然叙利亚国土面积很小，但是地理位置非常重要。长期以来，叙利亚是伊斯兰势力扩张和征服的重要目标，也是基督教势力大力争夺的目标，双方为此发生了几百年大规模冲突。
　　2011年以来，叙利亚多地发生了游行示威，提出了一系列政治口号。政府一方面在同意改革，一方面采取措施制止扰乱。虽然如此，反对派的游行示威一点没有减弱的迹象。在其首都大马士革等地，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此起彼伏，多地发生了武装部队与游行人群的冲突。虽然西方国家企图制裁叙利亚，但是遭到了俄罗斯和中国的反对。事实上，在目前西方自身难保、利比亚局面僵持的情况下，西方很难采取实质性的措施来制裁叙利亚。
　　关于叙利亚下一步的走向，我认为，内战将不可避免。即反政府的游行示威将转变为武装斗争，基地组织将接入叙利亚内战。部分部队将以镇压民众为耻，转而采取中立立场、或者采取反政府立场。这样，政府与反政府直接的武装冲突将长期化、血腥化。一直到叙利亚人口减少到400―500万的时候，叙利亚自己厌倦的战争，局势才会平息下来。另外一个动向是，叙利亚将以色列的态度将更加强硬。因为反政府武装指责政府对以色列妥协是卖国、甚至是出卖伊斯兰利益。而政府必将采取行动证明自己是坚定捍卫国家利益、坚定捍卫伊斯兰利益。而如果反政府武装上台，他们毫无疑问也将对伊斯兰采取强硬立场。
　%4.以色列。以色列国位于地中海的东南方向。以色列北靠黎巴嫩、东濒叙利亚和约旦、西南边则是埃及。以色列在1948年宣布独立建国，目前人口已超过700万，主要来自犹太人族群，也是世界上唯一以犹太人为主体的国家。人口7,645,600，国土面积1.49万平方公里。而若加上以色列民法管辖范围内的领域，包括耶路撒冷东部和戈兰高地在内，则是22,145平方公里，而全部由以色列控制的领土，包括军事控制和巴勒斯坦政府自治的西岸地区，则是28,023平方公里。
　　犹太人曾在埃及旅居430年之久，约在公元前1450年（公元前13世纪）离开埃及迁回到迦南地（现今之巴勒斯坦），公元前十一世纪古以色列王大卫统一犹太各部族，建立以色列王国，定都耶路撒冷。公元前586年，巴比伦人攻占耶路撒冷，圣殿付之一炬。以后重建，公元前一世纪末由希律王加以扩建，又于公元70年和135年毁于罗马人之手。罗马帝国统治时期，绝大部分犹太人被赶出巴勒斯坦地区，流散在欧洲各地，圣殿始终未能恢复。公元638年，穆斯林从拜占庭帝国夺取了该地区的控制权，之后数个穆斯林国家统治过这个地区；包括了倭马亚王朝、阿拔斯王朝，以及花剌子模和蒙古，在1260年至1516年间由马木鲁克统治，接着在1517年成为奥斯曼帝国一个省份。由于犹太人一直散居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希特勒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背景下，他们希望建立自己的国家，先后掀起了五次移民高潮。至1947年，英国决定从委任统治下的以色列地区脱身，经过联合国决议通过，决定在该地区建立两个独立的以色列国和巴勒斯坦国。在美国、苏联、英国等国家的支持下，1948年5月4日，以色列国宣告成立，随即埃及、叙利亚、约旦等阿拉伯国家对其发动进攻。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战争一共发生了五次，均已以色列的胜利和阿拉伯国家的失败而告终。
　　在以色列的对手中，埃及和叙利亚是主要对手。本来，经过战争失败的教训，埃及已经放弃了以武力方式战胜以色列的企图，而是以和平谈判的方式恢复丢失的领土。1977年11月，埃及的总统萨达特史无前例的拜访了以色列，在以色列国会进行演讲，这是以色列建国以来第一次获得阿拉国国家的承认。在萨达特拜访之后，两国间进行的和平谈判最后签下了大卫营和约。在1979年3月，贝京和沙达特在美国华盛顿特区达成以色列-埃及和平条约。随着条约的签订，以色列从西奈半岛撤军，并且撤离了自从1970年代开始在那里建立的移民区。为了协助以色列打击巴勒斯坦极端势力，埃及经常关闭通向巴勒斯坦的口岸。叙利亚虽然没有与以色列达成类似协议，但是和以色列维持了长达30多年的冷和平。
　　然而，现在以色列的这两个对手都发生了巨变，对于以色列的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随着埃及革命的进一步开展，埃及显得越来越激进，埃及已经宣布将永久开放通往巴勒斯坦的口岸，这使得该地区的伊斯兰势力可以更好地得到补给，以色列人对该地区的围困也将变得没有意义。有了外部支持的巴勒斯坦人将有条件对以色列开展更加有效的进攻，由于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居住区，加上以色列本身居住了大量的巴勒斯坦血缘的人，他们完全可以拿起武器，在各个城市、街道、乡村向以色列人发动进攻。如果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上台，崇尚泛伊斯兰主义的他们将更加具有献身精神，埃及将可能发动对以色列的战争。这时，叙利亚也有可能策应埃及，从北部发动类似的进攻。
　　我们必须看到，以色列国土过于狭小，战略回旋余地小。而阿拉伯人则有着广阔的土地，充足的人力，而且阿拉伯人出生率在世界上是领先的。以色列对于阿拉伯无疑就是汪洋大海中的一页孤舟。阿拉伯人失败了五次、或者十次，阿拉伯还是阿拉伯。而以色列只要失败一次，以色列将不再存在。如果说美国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没有支援或者缺乏有力的支援，伊斯兰势力将以汪洋大海之势吞没以色列。受到伊斯兰教义激烈的阿拉伯人，怀着献身真主的热情，发疯般地发起对以色列的进攻，突破以色列人一道又一道防线。最后攻陷以色列，随即展开大规模的屠杀报复行动。要是这样，估计30%--70%的以色列人将会被屠杀，剩下的以色列人将不得不流浪世界各地，开始新的一轮2000年的漂泊之旅。当然，以色列绝不不会那么不堪一击，他们肯定会采取有力措施，进行英勇的反击。但是，正如我上面所说的，以色列哪怕赢了十次，只要失败一次，他就完蛋了。
　　5.伊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1935年以前称为波斯，位于亚洲西南部，属中东国家，伊朗中北部紧靠里海、南靠波斯湾和阿拉伯海，东邻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东北部与土库曼斯坦接壤，西北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为邻，西界土耳其和伊拉克。人口7004.9万，国土面积163.6万平方公里，大部分地区为高原。考虑到伊朗石油资源非常丰富，应该说该国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压力还是可以接受的。伊朗国徽由四弯新月、一把宝剑和一本古兰经组成。新月象征宗教――伊斯兰教；古兰经位于顶端，象征伊斯兰教高于一切，是共和国行为准则的依据；宝剑象征坚定与力量，有如巨刃摩天，力斩“恶魔”。把这个国徽拆开就是阿拉伯文的“安拉”，整个图案呈圆形，象征地球，表示“安拉”的思想遍布全球。
　　伊朗古代为波斯，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强大帝国，在中东地区具有重大影响。公元7世纪伊朗被阿拉伯征服以来，逐渐成为什叶派的主要根据地，与伊斯兰世界其他地区的逊尼派向抗衡。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宗教色彩更加浓厚。外交政策上采取了反美立场，使得伊朗在该地区极为孤立。今年来，伊朗积极发展铀浓缩项目，引导美国及周边国家的高度警惕。
　　正在发生的中东北非动乱也传导到伊朗，但是很快被平息。相反，伊朗将其视为伊斯兰革命的一大契机。伊朗大力支持伊拉克什叶派，使其在伊拉克发动袭击，逼迫或者骚扰美军，促使其早日撤离伊拉克。大力支持叙利亚，使其可以更好地抗衡以色列。支持巴林的什叶派发动革命，但很快被平息。伊朗还开始修复与埃及的关系，今年派遣一艘军舰经过苏伊士运河访问叙利亚，使得以色列高度紧张。
　　如果伊斯兰世界运动进一步激烈，伊朗不会成为革命的对象，而是输出革命的源泉。在策略上，优先反美、反以，以占领道德高地，凝聚伊斯兰世界人心。如果美军撤离伊拉克，伊朗势力将向伊拉克扩张，使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国的什叶派力量连为一体。接下去，伊朗可以凭借其优势的导弹技术，向以色列发动超饱和的导弹攻击，摧毁大量以色列有生兵力后，派遣地面部队进攻以色列。以色列将再次遭遇亡国危机。虽然广大信奉逊尼派的阿拉伯国家长期与什叶派的伊朗为敌，伊朗进攻以色列的行动还是得到这些国家或明或暗的支持。美国、以色列将奋起反击，他们可以摧毁伊朗的导弹阵地、捣毁其核设施，以空中力量打击伊朗地面部队，实施对伊朗的石油禁运。在这种情况下，伊朗的损失也将非常严重。预计伊朗人口或许减少1000万左右，精疲力竭之后，逐渐平息下来。
6.沙特。沙特阿拉伯位于亚洲西南部的阿拉伯半岛，东濒海湾，西临红海，同约旦、伊拉克、科威特、阿联酋、阿曼、也门等国接壤。沙特是名副其实的“石油王国”，石油储量和产量均居世界首位，石油和石化工业是沙特的经济命脉。国土面积225万平方公里。沙特是全球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从1975到2009年，沙特的人口增长了333%，从原先的700万激增到2500万，其中1800万为沙特本地人，另有700万是外国雇工，另外70%本地人的年龄在34岁以下。人口激增在当地长生了不少社会及经济问题。虽然该国的石油出口生意为政府带去丰厚的收益，但失业率仍居高不下，大概有45万人口没有工作。虽然沙特国土很大，但是绝大部分为沙漠，只有少量的绿洲。因此沙特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如果没有丰厚的石油收入，2500万人口将是无法承受的。
　　沙特是伊斯兰势力兴起之地，长期以伊斯兰正统自居，但是外交上又比较务实，宗教倾向总体比较稳健。长期以来沙特和美国保持了友好的关系，借美国来制衡伊拉克、伊朗。沙特是君主制国家，沙特王室垄断了各项权力。但是沙特又担心美国对他实施民主化，借民众之手推翻其统治。埃及革命时，沙特曾要求美国支持穆巴拉克，遭到美国拒绝，导致沙特与美国关系一度紧张。但是沙特又确实离不开美国。因此沙特对美国的态度非常矛盾。在国内，沙特凭借其丰厚的石油收入，大力改善民生，以此获得老百姓支持。但是由于人口增长太快，人均收入反而不断减少，但是总体生活还是比较优越的。
　　关于沙特的走向，目前来看上不是很确定。但是我这里考虑的是“危言”，即把事情说得严重一点，以图引起人们的警醒，所以我设想了最严重的情况。最严重的情况是沙特爆发类似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在埃及革命的感染下，沙特民众出于其作为伊斯兰势力起源地的自豪感，宗教倾向进一步突出。民众纷纷指责沙特上期执行亲美亲以的错误政策，却迫害自己的伊斯兰兄弟。他们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要求国王下台。美国总统要求沙特国土考虑民众的呼声，沙特国王不得不流亡海外。宗教势力登上沙特政治舞台，他们立即大幅度改变自身外交政策。他们要求美国军队撤离沙特。同时，沙特利用其丰厚的石油美元，设立伊斯兰发展基金，支持广大伊斯兰世界的经济、军事、外交活动。其中包括给革命后的埃及、叙利亚加强军事武装，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哈马斯等组织抵抗以色列的武装活动。有了沙特的石油美元作为支撑，反以活动日益走向高潮。促使阿拉伯世界形成反以的大合唱。大量的沙特人带着金钱、技术、武器，怀着伊斯兰革命理想，就像当年的本。拉丹一样，走出国门，支援各地的伊斯兰事业，整个世界都为之震动。
　7.阿富汗。阿富汗位于欧亚大陆的腹心地带，不仅是连接欧亚大陆和中东的要冲，还是大国势力东进西出、南下北上的必经之地。北接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东北突出的狭长地带与中国接壤，东和东南与巴基斯坦毗邻，西与伊朗交界。境内多山，高原和山地占全国面积的4/5，北部和西南部多为平原，西南部有沙漠。属大陆性气候，全年干燥少雨，年温差和日温差均较大，季节明显，冬季严寒，夏季酷热，全国年平均降雨量仅240毫米左右。领土的五分之三交通不便。农业是主要的经济支柱，但可耕地还不足农用地的三分之二。人口2900万，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可以看到，阿富汗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是很突出的。
　　19世纪后，国力日衰，成为英国和沙俄的角逐场。1919年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获得独立。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1989年2月，苏军撤出。后因各派抗苏武装争权夺势，阿陷入内战。1994年塔利班兴起，1996年9月攻占喀布尔，建立政权，在阿实行伊斯兰统治。 2001年，美国以“反恐”为名联合反塔利班联盟对塔利班进行军事打击，推翻了塔利班政权。阿富汗建立了以卡尔扎伊为首的政府。目前，塔利班政权仍与北约军队进行着游击战，并于2001年重新夺回了阿富汗南部山区，至今仍占领着阿富汗百分之七十的领土。2011年，美国宣布将从阿富汗撤军，由阿富汗国民军接收防务。塔利班随即加大了攻势，阿富汗战局有长期化倾向。
　　阿富汗生态环境恶劣，人口又多。导致阿富汗人随着挣扎在死亡线上，这必然导致这里的人民轻视生命，敢于以命相搏。真如马克思所说的：“失去的只有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或者如俗话说的“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脑袋掉了，只是碗大的一个疤”。通过袭击美军，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甚至获得权利和地位；有或者说，可以献身真主、升入天堂、有72个处女陪伴。这些都是很有诱惑力的。相对应的美军，他们可谓是养尊处优，拿着全世界最好的武器，享受最好的寄养。虽然可以说是勇敢的战斗，但是毕竟有后顾之忧。美军每年在阿富汗投入1000多亿美元，而塔利班却只要1000万美元，就可以把美军拖住。美国人打来打去，钱花了不少，却什么都没捞到。如果美军继续这样下去，经济方面承受不了。如果美军撤离阿富汗，美国前几年的仗白打了。阿富汗将重新落入塔利班手中。甚至于巴基斯坦都将受到塔利班的渗透，整个中亚、南亚局势将发生重大影响。
　　我们要考虑到，在整个伊斯兰势力活跃起来的情况下，阿富汗不是单独在战斗，而是受到伊斯兰外部势力的支持。比如本。拉丹就从沙特赶来支援阿富汗。相反，如果阿富汗落入塔利班手中，塔利班也将发扬伊斯兰的国际主义精神，支援其他伊斯兰势力的战斗。如果有更多的资金、更多的武器流入阿富汗，阿富汗无疑将成为伊斯兰主义的一个策源地，他们可以输出上百万的伊斯兰战士―因为他们不怕牺牲。这种情况下，其邻国巴基斯坦、中国、中亚五国将首先成为输出革命的对象。如果有国家要倒下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将是巴基斯坦。
%8.巴基斯坦。位于南亚次大陆西北部，南濒阿拉伯海，东、北、西三面分别与印度、中国、阿富汗和伊朗为邻。人口1.64亿（2009年），国土面积为796095平方公里(不包括巴控克什米尔)。全境五分之三为山区和丘陵地，南部沿海一带为不毛荒漠，向北伸展则是连绵的高原牧场和肥田沃土。巴基斯坦气温普遍较高，降水比较稀少，年降水量少于250毫米的地区占全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三以上。巴基斯坦充分体现了伊斯兰人善于生孩子的特点，人口和资源环境的压力特别巨大。
　　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决定将其控制的南亚次大陆独立，按照居民是印度教或者是伊斯兰教的宗教信仰，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别建国。巴基斯坦独立后，与印度因领土纠纷（即克什米尔问题）于1948年、1965年、1971年在克什米尔地区发生了三次印巴战争。第三次印巴战争直接造成东巴基斯坦独立成为孟加拉国。1989年起，双方不断交火，1998年5月巴基斯坦继印度之后进行了6次地下核试验，使紧张局势加剧。
　　因为宗教和地缘的关系，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关系极为密切。在苏联侵略阿富汗期间，很多阿富汗人以巴基斯坦为基地，勇敢反抗苏联侵略者，直到苏军撤离阿富汗。之后，阿富汗陷入军阀混战。以学生军为主体的塔利班又是在巴基斯坦的支持下，横扫阿富汗各地，基本上统一了阿富汗。2001年，本。拉丹对美国发动了9.11恐怖袭击，美国威胁把巴基斯坦炸回石器时代，迫使巴基斯坦同意美国以巴基斯坦为基地，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塔利班虽然迅速倒台，但是很快卷土重来，重新占领了占全国70%的农村和山区。在美国的要求下，巴基斯坦派出军队封锁了其与阿富汗的边界线。但是美军和阿富汗国民军却并没有派出军队封锁边界线。还是由于宗教和地缘的关系，还是有很多塔利班在边界线自由活动。
　　美国在阿富汗反恐十年，战争一直出现胶着状态。2011年美国在巴基斯坦打死了本。拉丹后，并着手撤出阿富汗。美国和巴基斯坦关系陷入僵局。这些举动让巴基斯坦处于危险之中。塔利班组织基地组织认为巴基斯坦背叛了自己，多次发动恐怖袭击。美国也怀疑巴基斯坦暗中庇护塔利班，终止了反恐经费支援。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巴基斯坦的安全环境将进一步恶化，恐怖活动将日趋激烈。
　　如果美国撤离阿富汗，塔利班控制阿富汗局势，那么他们将进一步在巴基斯坦煽动极端宗教倾向，巴基斯坦政权将更加脆弱。与此同时，印度人希望借鉴美国经验，准备进入巴基斯坦境内进行反恐作战，此举将把巴基斯坦与印度置于战争。那么第四次印巴战争将变成现实。在新的印巴战争中，巴基斯坦无论是胜利还是失败―从双方实力的对比看失败的可能性大，都将受到极大削弱，政府威信荡然无存，倒台将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巴基斯坦政府一旦倒台，唯一有可能上台的将是类似于塔利班的伊斯兰宗教极端组织。整个南亚次大陆将处于新的战争之中。巴基斯坦将与印度多次发生战争，恐怖活动也将此起彼伏。预计经过多次战争和恐怖活动洗礼，巴基斯坦人口下级到2000―4000万作用的时候，巴基斯坦才有可能消停下来，与印度再度进入长期的冷和平状态。
9.印度与孟加拉。印度位于亚洲南部，是南亚次大陆最大的国家，与巴基斯坦、中国、尼泊尔、不丹、缅甸和孟加拉国为邻，濒临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印度全境分为德干高原和中央高原、平原及喜马拉雅山区等三个自然地理区。人口12.102亿(2011年)，约有82%的居民信奉印度教，其次为伊斯兰教（12%）、基督教（2.3%）等。国土面积 298万平方公里。由于印度的国土土地比较肥沃，可用土地比较多，应该说印度的人口与资源环境压力比较大，还是可以承受。由于印度人口增长比较快，接下来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经更加突出。
　　印度历史上分裂时间长，统一的时间短，而且多次遭受波斯、希腊、阿拉伯、英国的入侵，仅仅孔雀王朝和笈多王朝期间有过一段时间的统一。现代的印度是继承英国遗产的结果。1947年印度独立。之后经过两次印巴战争，南亚次大陆形成了目前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三个国家。印度与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一直存在争端，印巴之间发生了三次战争。随着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兴起，印度近年来多次遭到恐怖袭击，最近发生在孟买的恐怖爆炸案更是影响巨大。印度多次指责巴基斯坦庇护恐怖份子，甚至扬言要进入巴基斯坦境内打击恐怖份子。
　　如果出现以下两种情况，则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冲突将不可避免的恶化。一是印度经济受到重大打击。比如，美国资金大量涌入印度，不断推升印度国内物价，印度通货膨胀急剧上升。导致国内民不聊生，大量人员失去工作，大量人群对社会不满。印度国内印度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教派冲突日趋恶化。二是巴基斯坦禁受不住伊斯兰极端宗教势力的冲击，无力制止巴基斯坦恐怖分子进入印度发动恐怖袭击。或者伊斯兰极端势力掌控巴基斯坦政权，主动支持恐怖分子发动对印度的袭击。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国内群情激奋，很多人义愤填膺的要求政府出兵巴基斯坦，这样，第四次、第五次印巴战争将爆发。
　　如果印巴之间再次爆发战争，那将是各种战争类别―包括常规战争、核战争、恐怖主义多种形式并存。如果印度占据上风，巴基斯坦方面，或者是印度国内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对印度的恐怖袭击将更加激烈化、全面化。我们不要忘记印度国内有1.5亿人口信奉伊斯兰教。如果这些人动员起来，将在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全面冲击印度社会。印度的强国之梦只能是昙花一现，迅速凋谢下去。相反，如果印度占据下风，各类恐怖主义也不会消停，将长期困扰印度社会。
　　另外，我们要考虑的印度的另一个邻国孟加拉国。位于孟加拉国湾之北，东南与缅甸为邻，其他都与印度连接。孟加拉人民共和国原为巴基斯坦一部分，称为东巴基斯坦。1971年脱离巴基斯坦，成立孟加拉人民共和国。该国国土面积仅为147570平方公里，人口却有1.4737亿，是世界上人口与资源环境压力最大的国家之一。居民基本上信奉伊斯兰教。正如我前面分析过的，一群经常挣扎在生死边缘的人是不会珍惜自己生命的，他们甘愿用生命搏一个未来，为了真主、或者为了一个好的未来。如果印巴冲突再度激发，孟加拉的伊斯兰信徒将卷入冲突，为了真主而勇敢战斗。印度将面临巴基斯坦、孟加拉、本国伊斯兰主义者的三面作战。而且这场冲突一旦开始，很难终止。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将制造全世界最大的屠杀。经过多方面的长期的冲突，预计印度人口减少到1―2亿，孟加拉人口减少到2000―3000万的情况下，局势才会平息下来。
10.土耳其。“土耳其”一词由“突厥”演变而来，土耳其国土面积780576平方千米，西起巴尔干，东至高加索，全长1000英里，向北延伸至黑海，南部濒临地中海。它的气候温和，地形复杂，从沿海平原到山区草场，从雪松林到绵延的大草原，是世界植物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土耳其人口7200 万，虽然人口出生率高但死亡率并不很高，人口增长率相对较高，全国将近40%的人口年龄不足15岁。国民有99%是穆斯林。应该说，土耳其当前人口与环境资源的压力不算太大，但是未来二十年这种压力将急剧增大。
　　13～14世纪，奥斯曼人夺取了西安纳托利亚和东南欧的拜占廷领土，使这些基督教巴尔干国家成为他们的封臣，同时征服了东安纳托利亚的土库曼公国。15世纪，奥斯曼苏丹强行对巴尔干国家实行直接统治，并征服君士坦丁堡(1453)，将东至幼发拉底河(1468)，西至匈牙利的领土都划归其统治范围之内。16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处于鼎盛时期，其版图包括大多数巴尔干国家、中欧的匈牙利大部分领土和中东及北非的大部分地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站在德国和奥匈帝国一边。战后，土耳其丧失了其阿拉伯行省和小亚细亚部分，但是在经过残酷的内战和对希腊的战争之后，土耳其现在的疆土在1923年的洛桑会议上被确定，土耳其成为一个共和国，由凯末尔为第一任总统。凯末尔实现世俗化政策，坚持宗教和政权相分离，向欧洲学习，努力推进土耳其的现代化。后来土耳其又学习了欧洲的三权分立、多党制，使得土耳其在伊斯兰世界里独树一帜。土耳其已经加入北约，并努力加入欧盟。但是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努力遭到挫折，很多欧盟国家把土耳其视为异类，而且土耳其人口基数大，超过了欧盟的承受能力。对此，土耳其心怀不满。近年来，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发生了一定的转变，如积极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更多地考虑伊斯兰立场，鼓励欧洲的土耳其籍民众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
　　如果欧洲进一步衰落，那么土耳其坚持了近100年的世俗化政策将受到沉重打击。欧洲将不再是学习的榜样，而是可以战胜的对手。如果未来二十年土耳其人口保持现在的增长速度，土耳其或许将谋求向欧洲输送更多的劳动力。如果欧洲拒绝，将激发土耳其的愤慨。最坏的情况是，土耳其放弃近100年的世俗化政策，重新伊斯兰化，再次做伊斯兰世界的带头大哥。近500年来，土耳其一直是伊斯兰世界的大哥，他带来伊斯兰向基督教的欧洲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圣战，并且取得了明显成效。只是后来土耳其改变了自己的发展目标和发展道路，从而和伊斯兰世界形同陌路，也自动地失掉了伊斯兰带头大哥的头衔。虽然如此，土耳其民众还是普遍的信奉伊斯兰教。欧洲的衰落加上欧洲对于土耳其的排斥，将会使土耳其人认为，与其低三下四讨好欧洲人，不如重新振奋精神，再次举起伊斯兰的大旗，做伊斯兰的带头大哥。这将是欧洲人又一个500年的噩梦。土耳其与欧洲邻国的领土纠纷、宗教纠纷、利益分配等矛盾将急剧激发。
　11.其他伊斯兰国家。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全球伊斯兰国家还真多。除开我上面将的十个比较典型的伊斯兰国家（印度总体上是印度教，但是伊斯兰人数也不少）以外，地球上还有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也门、摩洛哥、阿曼、突尼斯、摩洛哥、阿联酋、卡塔尔、伊拉克、阿曼、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等。给人的感觉是，伊斯兰势力扩张到哪里，就好永远地把伊斯兰的色彩印染上去，这确实令人害怕。
　　这里不再一一分析了，一言以蔽之，随着上述伊斯兰大国宗教化色彩日益浓厚，暴力型、攻击性增强，其他伊斯兰国家也将受到感染。部分人口密度大、人口与资源环境压力大的国家，如印度尼西亚，恐怖暴力活动将明显增加。迪拜的国际经济金融中心或许会短暂繁荣，但是随着阿拉伯世界的动荡不安，甚至接下来可能的失败，迪拜的远大理想只是海市蜃楼伊斯兰世界与欧洲的冲突
　　伊斯兰与欧洲的冲突，大概而言，就是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冲突、或者说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的冲突，二者的冲突构成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文明发展的主旋律，对近代世界影响极其巨大。
　　从思想起源来说，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者有着相似之处。他们都是一神教，即主张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追随他，就会得到幸福。不追随他，就会被毁灭。他们都把耶路撒冷作为自己宗教的圣地，神圣不可侵犯。从历史发展顺序来看，犹太教是源头；基督教借鉴了犹太教部分教义，但是又反对犹太教的某些说法；同样的，穆罕默德在创立伊斯兰教的时候，大量借鉴了基督教的某些说法，一开始甚至视基督教为同道中人，但是后来又转而敌视基督教。
　　公元7世纪，穆罕默德在确立了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的统治地位后，穆罕默德及其追随者立即展开了对全世界的扩张活动。在中东，主要目标是夺取包括叙利亚、伊拉克为核心的新月地带，这个方向的主要对手就是基督教。经过激烈的争夺，最终伊斯兰势力取得胜利，基督教和犹太教徒必须通过向伊斯兰政权纳税才能取得合法地位。然后，以叙利亚为基地，进一步向东罗马帝国发动圣战，并多次打败东罗马帝国大军。从1095年到1291年，在罗马教廷到组织下，西方基督教国家打着“反对异教徒”，夺回“圣墓”和“圣地”的宗教口号，发达了倡导两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虽然取得个别战役的胜利，但是从整体上来说，伊斯兰势力还是牢牢掌握着包括叙利亚、伊拉克、巴勒斯坦地区，基督教势力的目标并没用达到。在非洲，伊斯兰势力迅速传入北非，将北非的柏柏人全部伊斯兰化。然后，北非的伊斯兰势力跨过直布罗陀海峡，在西班牙发动了伊斯兰圣战，一度在西班牙建立起牢固的伊斯兰国家。
　　接下来，突厥土耳其皈依了伊斯兰教，并逐渐取得了在伊斯兰世界的主导地位。土耳其人接过了伊斯兰圣战的火炬，继续接连不断地对基督教的欧洲发动圣战。1453年5月29日，土耳其人终于实现了伊斯兰势力长达800年的梦想，夺取了基督教的中心之一君士坦丁堡，并将其易名为伊斯坦布尔；索非亚大教堂被改为了清真寺。然而更重要的是，从此通往欧洲腹地的大门被伊斯兰文明牢牢掌握，擎着新月旗的铁骑随时可以涌进欧洲，向基督教徒发起冲锋了。此后，奥斯曼土耳其人没有因巨额的财富而放弃进取心，他们像疾风一样冲进了欧洲的腹地。与蒙古人闪电般来去不同，此后250年中，奥斯曼帝国的始终像欧洲人的梦魇一样萦绕在他们的心头。1514年，土耳其征服了波斯，叙利亚与埃及。1526年，土耳其大败匈牙利军，匈牙利王国灭亡。1529年，土耳其围攻维也纳，久攻不下后退兵。此时奥斯曼帝国的领土范围达到了极点。1571年，西班牙、威尼斯、热那亚以及教皇的联合舰队在李班多海战中大破土耳其舰队，大大提升了欧洲人的战斗士气，此战可以算是欧洲与土耳其战争的转折点。1596年，土耳其军又一次打败了奥地利军队。1606年，奥托曼帝国丧失在匈牙利和波斯的很多领地。1621年，土耳其侵入波兰，但遭到惨败。1638年，土耳其又夺回了一些在波斯的领地，并占领巴格达。1674年，土耳其得到一定程度的复苏，侵入乌克兰和波兰。1683年，土耳其再一次进军维也纳城下（也是最后一次），波兰国王率领七万大军兼程赶来解围。1691年，土耳其连续被奥地利击败，丢失匈牙利。1697年，土耳其试图夺回匈牙利的企图被奥地利名将尤金亲王粉碎，奥托曼帝国与奥地利、威尼斯、波兰等国议和，放弃所有领土要求，伊斯兰世界对欧洲几百年的威胁自此结束，欧洲人总算守住了自家的院子。自此，伊斯兰势力消停了300年。奥斯曼帝国却早已成为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庞大帝国。
　　在西班牙，天主教徒逐步开展反攻，将伊斯兰势力逐出西班牙。为了彻底清算伊斯兰势力，天主教徒设立了宗教裁判所，凡是信奉异端思想的―主要指伊斯兰教―一律烧死。严厉的制裁措施确保了天主教在西班牙扎下了根。
后来的情况可能大家都很清楚了。欧洲人进行了大航海，发现了新大陆，极大了拓展了他们的商业帝国。欧洲还
　　爆发了科技革命，极大地提高了自己的武器装备，使自己在与伊斯兰人的斗争中处于绝对优势。欧洲还进行了宗教改革，是基督教更加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欧洲进行了启蒙运动，新的思潮风起云涌，极大地塑造了近代、现在世界的面貌。中东、北非广大伊斯兰地区成为英国、法国的殖民地。甚至伊斯兰世界的带头大哥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打败，英国、法国等协约国于是将土耳其帝国肢解。土耳其丧失了众多领土，只保留了安拉托利亚高原和伊斯坦布尔。在现代土耳其之父凯末尔领导下，土耳其实施了以世俗化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宣布宗教和政治分离，发展经济、壮大军事力量。伊斯兰势力俯首帖耳，言听计从，显得那么的温顺，欧洲人对此非常满意。一战之后就是二战，不过那也没有伊斯兰势力什么事情，虽然德国元帅隆美尔在埃及、突尼斯和英国将领蒙哥马利、美国将领巴顿打得如火如荼，伊斯兰势力也只是站在一旁，仿佛只是一个过客。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伊斯兰势力一直占据了包括伊斯坦布尔、叙利亚在内的广大地区，其宗教信仰没有任何改变。基督教的圣地、圣墓还是掌握在伊斯兰势力手中。
　　真正激怒伊斯兰势力的是以色列建国。犹太民族2000多年生活在巴勒斯坦地区，之后多次被压迫和驱逐，散落欧洲各地，尤其是在希特勒的领导下，德国法西斯对犹太人开展了大屠杀。惨痛的教训使犹太人意识到，只有建立自己的国家，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在美国、英国、苏联等国家支持下，英国驱逐了巴勒斯坦地区的伊斯兰人，让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流向巴勒斯坦地区，并让他们建立自己的国家。坦率的说，欧洲基督教势力的这一做法确实比较荒唐，因为如果因为犹太人2000年前为理由而驱逐伊斯兰人的话，那么推而广之，2000年来世界政治版图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那么基本上所以国家的版图都要更改了。也许是没有意识到伊斯兰人的愤怒，也许是根本不在意他们的愤怒，总之英国人就是这么干了。这果然引起了伊斯兰势力的极大愤慨。他们组成了多国部队，以埃及、叙利亚为主力，先后五次向以色列发动进攻，均遭到失败。伊斯兰人在仇恨以色列的同时，顺道也给欧洲人记上了一笔账。
　　二战之后，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欧洲人变了很多。他们对打仗不再那么感兴趣，而是对和平主义很感兴趣。宗教热情下级了很多，专注于抚平战争创伤。战后，随着和平的到来和马歇尔计划的实施，欧洲经济迅速恢复。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可能大家都没有注意到的一个问题，应该说大家都显得很平常，大量伊斯兰人涌进了欧洲。他们显得很温顺，老老实实的给欧洲人打工，干些欧洲人不愿干的粗、脏、累活。欧洲人很满意，于是让伊斯兰人留下来了。随着欧洲经济的发展，欧洲人生活变得宽裕起来，也许是受到马克思的启发，为了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种族和谐，他们实施一系列的福利政策，使得一般老百姓不用干活也可以领到失业金，过得有滋有味。这一政策效果很明显―吸引了更多的伊斯兰人来到欧洲，可以合法打工的合法打工，可以非法居留的非法居留。总之，越来越多的伊斯兰人涌入了欧洲。到2005年，英国外来移民占人口的比重为7.9%，总计460万，其中来自印巴次大陆、非洲等地的穆斯林为150万到180万。德国的外国人比例为8.9%，总数为730万，持伊斯兰教信仰的大约是330万，其中仅持土耳其护照的就达195万。荷兰外来移民为160万，穆斯林人数在90万到100万之间，2/3是土耳其人和摩洛哥人。奥地利的穆斯林人口为34万，人数上仅次于天主教徒和基督新教徒，居第三位。而在首都维也纳，穆斯林占居民总数的7.8%，居第二位。特别突出的是被称为“伊斯兰化程度最高”的法国。由于法国奉行严格的政教分离的世俗主义立国原则，不调查宗教信仰，穆斯林人数不详。但最保守的估计为350万，最高估计为600万，即占人口总数的1/10。伊斯兰教成为仅次于天主教的第二大宗教。他们多来自法国前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等，一半人取得法国国籍，是移民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意大利的穆斯林也在100万左右。正如荷兰一社会学家所言，从来还没有这样多的穆斯林作为少数民族在这些世俗国家里永久定居，这在伊斯兰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对于伊斯兰教在欧洲扎根，欧洲舆论长期以来持宽容乃至欢迎态度，尤其是西欧的左翼政党。他们认为，外来文化丰富了欧洲传统的基督教文化，不仅不应限制，反而应该采取措施促进其发展，实现在欧洲建立多元文化社会的理想。穆斯林人群充分利用西欧法制国家宗教信仰自由的条件，传播和扩大伊斯兰教的宗教信念，并且形成规模。法国各地的清真寺有995座，负责传教的伊玛目(伊斯兰教教长或学者的称谓)有1200人，其中75%不是法国公民，1/3不会说法语。在英国，著名的伊顿公学不久前首次接纳了一名伊玛目作为宗教辅导教师，负责20名穆斯林学生的宗教生活。按伊斯兰教规开展金融业务的第一家银行也已正式开业。穆斯林斋月广播电台现有33个，比2001年多1/3，以英语、乌尔都语、阿拉伯语等进行广播。据报道，也是在不久前，英国上院一个受封的爵士首次面对《古兰经》宣誓就职，而按规定却只能向《圣经》宣誓。欧洲各地的清真寺多由沙特阿拉伯等富裕的石油出口国资助建设，主持传教活动的伊玛目则多由伊斯兰国家政府派遣。土耳其政府宗教事务部定期向荷兰的土耳其人清真寺派遣由自己培养的伊玛目，传教两三年后轮换，而这是荷兰政府所允许的。最具代表性的也许是西班牙的格拉纳达。公元8世纪初叶，摩尔人(阿拉伯人)从北非进军西班牙，很快占领伊比利亚半岛全境。直到15世纪末叶摩尔人才被驱逐出去，基督教恢复了统治地位。伊斯兰教在伊比利亚半岛统治长达800年。但是，伊斯兰教却在当今重返格拉纳达。经过长达23年的斗争，1.5万名穆斯林(北非的外籍工人和留学生)赢得在全城最高点建设清真寺的权利。他们的领袖表示要把格拉纳达建成“欧洲的伊斯兰首都”。
　　伊斯兰教当然不能与伊斯兰主义划等号，更不能把它同极端派别和组织等同起来。但是，不可否认，有的宗教场所成为极端组织宣传“圣战”、招募恐怖分子、为恐怖活动担任后勤联络工作的基地。一些伊玛目宣传“不要与异教徒来往交友”、“不要西方化”等等。而这正是西欧国家政府最担心的。西欧国家一向鼓励移民接受西方现代文明普遍价值观，采取各种措施促进移民融入西欧现代社会。但是多元文化的理想与融合政策如何协调，如何成为一个有机体，都是西欧各国政府至今没能很好解决的难题。例如法国，移民融合问题已成为最具爆炸性的内政问题。几年前，阿尔及利亚和法国两国国家足球队举行比赛，当法国国歌《马赛曲》奏响时，生长在法国、已是法国公民的第二、三代的阿尔及利亚移民，竟对之报以嘘声，使法国舆论大为震惊。这些移民的后代不认同法国，而认同自己父辈的祖国。再以批评伊斯兰教对妇女态度的荷兰电影导演特奥•；梵高被刺为例。凶手虽为摩洛哥后裔，但生于荷兰，说一口很好的荷兰语，也受过良好教育，却不接受言论自由的西方基本价值观，而走上以暴力手段“捍卫”伊斯兰教的道路。又如德国，无数生于此长于此的土耳其和阿拉伯中小学生、尤其是女学生，以伊斯兰教规为由不上学校的体育课，不参加学校组织的外出参观旅行活动，不上性教育课，实际上是向法律规定的义务教育制度提出了挑战。因此，西欧舆论普遍认为，迄今为止，各国政府推行的融合政策是失败的。伊斯兰移民没有融入西欧社会，而是形成了一个个对外界封闭、对内自有一套规则的“平行社会”。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当大批移民进入欧洲时，当时主流的想法是，随着时代的推移，移民会自然而然地融合起来。最为典型的是荷兰。自从17世纪以来，荷兰为维护社会稳定，就把“宽容”作为立国的支柱之一。任何宗教派别都有权在自己的团体内自主自立，也就是拥有对外相对隔绝的世界，如拥有自己的学校、企业、报纸、体育组织等。国家不仅对此提供保证，而且出资促进其发展。曾有荷兰政治家认为，清真寺是穆斯林融入荷兰社会的最佳途径，意即各民族各宗教的文化越有独立发展的空间，融入荷兰社会的意愿就越强烈。多年来，荷兰社会确实在表面上显得相当和谐，西欧其他国家认为荷兰模式是成功地融合移民的典范。但这种宽容忽略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各宗教、各种文化相互之间的交流和影响。结果是，移民原来的文化特性更强烈，而不是更多地接受荷兰文化。荷兰的暗杀事件发生之后，荷兰政府的移民事务大臣与当地的伊斯兰宗教领袖座谈时竟需要翻译，因为绝大多数人不会荷兰语。而当她伸出手来与他们告别时，一位宗教人士对她说，他的宗教禁止他与女人握手，让这位女大臣瞠目结舌。虽然荷兰法律要求所有移民学习荷兰语及荷兰文化，但只有15%的伊玛目到荷兰后会说一点点荷兰语，85%的荷兰语水平甚至连到超级市场购物都应付不了。德国许多地方政府很早就注意到伊斯兰教组织以教规为名不让穆斯林青年男女参加义务教育课程的事实，但因宗教自由的原则对其无可奈何。柏林的“柏林伊斯兰促进会”作为25个伊斯兰教团体的联合组织，经过20年的法律斗争，获得从公立学校招收宗教课程学生的权利，目前已从30余所学校招收3000余名学生。教育部门既不知道这种《古兰经》学习班的内容和授课风格，也没有办法对教师的遴选、教材的内容施加影响。教育部门多次指责上述组织的教学计划与《基本法》(即宪法)所确立的价值观不符，但因法庭判决该组织有权进行宗教教育，只好任其继续对土耳其和阿拉伯移民的子女们开课。德国西部的许多伊斯兰组织也正在争取把伊斯兰宗教课正式列入学校课程。
　　现在，欧洲人知道自己的麻烦来了。但是他们又有什么办法呢？把伊斯兰人全部赶出去？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很多人已经是本国公民，这属于侵犯公民权、侵犯人权的行为。同化伊斯兰人？还是不肯能的事情，伊斯兰人是养不熟的白眼狼，脑袋就像花岗岩一样，任你怎么善待都不会改变。感化伊斯兰人？还是不行，无论欧洲国家怎么实施福利制度、怎么照顾伊斯兰人，但是归根到底，伊斯兰人的信仰是不可改变的。那么退而求其次，赶走非法移民的伊斯兰人，这应该是可以的吧？但是实际上，由于各种原因，比如说，领导人的频繁更迭，为了争取伊斯兰族裔的选票，等等，没有谁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得罪人的事情。于是，一方面，大量的伊斯兰人通过合法的、或者非法的手段涌入欧洲，享受欧洲的福利。另外一方面，伊斯兰人又特别能生，远远超过了欧洲白人的出生率。
　　接下来一段很长的时间内，欧洲的伊斯兰势力发展的基本趋势将是：大量的伊斯兰人涌入，消耗欧洲人的福利。当然，伊斯兰人觉得这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事情，绝对没有任何愧疚、感恩的想法。接着是越生越多，不断壮大伊斯兰族群。随着伊斯兰的大量涌入，教派冲突、种族冲突、违法犯罪将会大量滋长。这必然导致伊斯兰人在欧洲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高。如果高到一定程度，到了临界点，欧洲基督教的噩梦就会变成现实―那就是“鸠占鹊巢”，伊斯兰人取欧洲人而代之，伊斯兰人成为欧洲这片土地的主人。基督教的欧洲人要么皈依伊斯兰教，要么滚蛋。到了这个地步，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又得再次拼个你死我活，欧洲大地又得血风腥雨。到底鹿死谁手，尚未可知也。
　　 对于伊斯兰势力大量涌入欧洲的危害性，难道欧洲没有看清楚？不是的，只是欧洲人已经失去了那股锐气和朝气，变得老气横秋，他们宁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欧洲人被他们自己推崇的所谓“文明”困住了手脚，使得内部自发势力不能自发的回击伊斯兰势力的侵扰，使得伊斯兰势力变得肆无忌惮的发展。欧洲人还被所谓的“民主”给耽误了，政客们只走马观花，都只关注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干些皆大欢喜的事情，却没有勇气，也不可能干力排众议、大刀阔斧的事情，对于真正紧要，关键国家民族文明的重大课题，却不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最近挪威枪击事件表明，部分敏感的欧洲人已经对伊斯兰的大量涌入保持高度警惕，却又是无可奈何，只好采取极端措施，力图引起社会注意。但是这点恐怕也得落空，甚至引发反作用，即欧洲社会不是批判伊斯兰势力的大量涌入，而是批判极端保守主义势力，这才是欧洲的悲哀所在。
伊斯兰对俄罗斯的冲击
　　（一）车臣是俄罗斯面临的棘手问题，将长期影响俄罗斯的安全与稳定
　　俄车两民族历史积怨由来已久。俄车民族矛盾可追溯到18世纪初。当时沙皇俄国派兵南下征服高加索地区，却遭高加索穆斯林民族的强烈抵抗，车臣成为沙俄在北高加索地区遇到的最强硬对手，是这一地区为独立而战的穆斯林坚固堡垒。沙俄政权历经近半个世纪的“高加索战争”，才于1859年征服车臣，将其纳入帝国版图。此后，被征服为“臣民”的车臣人极端仇视俄国人，心理埋下了“民族仇恨”的种子，并从未停止为独立而进行的斗争。
　　错误的民族政策再度埋下祸根。苏联时期对少数民族采取高压政策，致使少数民族的利益长期受损。1944年初，斯大林当局以车臣和印古什人在卫国战争中与德军勾结、“集体叛变”为由，将两个民族强行放逐到西伯利亚和中亚，并撤销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的建制。在流放途中，由于生活饥寒交迫，环境恶劣，疾病流行使大批车臣人死去，特别是儿童和老年人更是不计其数。直到1957年赫鲁晓夫执政时才给车臣人“恢复名誉”，允许他们重返高加索家园。长期的民族压迫和歧视，特别是错误的民族政策给车臣等少数民族心理造成巨大的伤害，也强化了车臣人的叛逆性格，他们对俄罗斯人的敌视和仇恨越积越深，成为难解的“死结”，使民族和解进程十分艰难。
　　　　中央政府孱弱无力为车臣分裂势力提供时机。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民主化”和“公开性”使摇摇欲坠的联邦体制遭到严重冲击，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掀起一股强劲的独立浪潮。俄联邦境内一些自治共和国也闻风而动，“争主权”、“闹独立”运动彼此起伏。车臣成为这场运动的“领头羊”，义无反顾地踏上独立之路。而此时俄高层政治争斗处于白热化阶段，社会持续动荡，联邦政府对各地控制力大为削弱，根本无暇顾及车臣问题，只是口头上予以谴责，并未采取实际行动，结果养虎为患。
　　　　国际因素助长车臣分裂势力的嚣张气焰。一方面。国际伊斯兰极端势力的纵容与支持。近年来，国际伊斯兰极端势力调整策略，转移战略目标，向北高加索地区拓展势力，加紧向该地区渗透。来自约旦、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等国的“伊斯兰圣战”、“穆斯林兄弟会”等原教旨主义组织成员多次通过阿塞拜疆、格鲁吉亚潜入北高加索地区。因此在车臣非法武装中“有来自所有穆斯林国家各教派”的极端分子，也有国际恐怖大亨本•拉登的狂热信徒。在国际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撑腰下，车臣恐怖分子首领巴萨耶夫不但自诩为车臣最高宗教领袖，而且还宣称要建立北高加索伊斯兰共和国，从而逐步使该地区成为国际伊斯兰势力的基地和活动中心。与此同时，伊斯兰极端分子以车臣为中心，大力传播“瓦哈比”派教义，并与当地极端势力相勾结，为其提供资金、装备，帮助其培训人员，甚至提供雇佣兵。据俄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博尔德列夫透露，车臣目前有70多个非法武装团伙，非法武装人员总人数约1200人，其中外国雇佣兵就约有300人。以本•拉登为首的“基地”组织与车臣分裂势力联系密切，拉登为车臣非法武装提供的资金超过2500万美元，并帮助建立营地，培训人员，提供大量武器装备。近期在俄发生的多起恐怖活动中均有国际伊斯兰极端分子参加。在国际伊斯兰恐怖组织的支持和鼓动下，车臣非法武装的行动更加有恃无恐。
　　　　另外一方面，美等西方对民族分裂运动采取“双重标准”。“9•11”事件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进一步削弱俄罗斯，对车臣民族分裂活动采取双重标准，姑息纵容车臣非法武装，挥舞着“人权高于主权”、“人道主义灾难”的大棒不断向俄当局施压，要求俄军停止在车臣的军事行动，并允许国际组织参与解决冲突。其目的是欲借车臣民族分裂势力插手俄内政，并使车臣问题国际化，进一步削弱和遏制俄。美遭到“9•11”恐怖袭击后，出于自身反恐及建立国际反恐联盟的需要，对车臣态度开始有所转变，主动把3个车臣非法武装团伙纳入国际恐怖组织，并表示要对它们实行制裁，不久又将车匪头目巴萨耶夫列为恐怖分子，冻结其在美资产。美的举动使外部势力干涉车臣问题的行为有所收敛，但并未完全停止。2003年3月29日，欧洲委员会宣布将派遣调查小组了解车臣居民生活状况和人权问题，并警告俄当局，如果车臣的人权状况不改善，该组织将替车臣向国际战争罪行法庭提出控诉。4月，欧盟在联合国第59届人权委员会上提出谴责俄侵犯车臣人权的提案，这是欧盟连续两年在人权委员会上提出对俄谴责提案，后遭否决。11月，英国批准车臣非法武装重要头目扎卡耶夫的避难申请。荷兰对俄解救人质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亦颇有微辞。西方的种种干预使车臣问题更加复杂化，给俄解决车臣危机增添加了相当的难度。
　　　　俄当局在车臣政策上存在疏漏。叶利钦执政后，提倡所谓民主政治，盲目扩大地方自主权，并对地方领导人许诺：需要多少主权就可以拿走多少主权，导致地方政府追求主权扩大化成为普遍现象。车臣分裂当局把中央拨款几乎全部用于武装队伍，并强行占有俄军撤走后留下的军事装备，却根本不理睬联邦政府的指令，既不签署《联邦条约》，也不参加1993年12月俄联邦举行的议会选举和新宪法全民公决，更不上缴税赋，车臣成为名符其实的“独立王国”。加之俄当局高层对车臣问题存在严重分歧，政策多变，举棋不定，未能采取果断措施，错过了解决车臣问题的最佳时机。
　　　　1996年8月，叶利钦与车臣总统马斯哈托夫会谈后宣称，在给车臣自由问题上要肯让步，固执己见不行，俄车最终还是要形成共同的政治、经济、国防和航空空间。在被迫出兵车臣平叛时，俄军低估了车臣非法武装的实力，并在准备不足情况下仓促发兵，加之在作战过程中俄军指挥混乱、士兵训练不足和官兵厌战情绪严重等因素，结果使俄军付出惨重代价，损兵折将，耗尽钱财，被迫停战，第一次车臣战争以俄军失利而告终。
　　　　普京出任总理和代总统期间，在车臣问题上立场十分强硬，以“铁腕”形象树立威信。但当选总统后，却未在车臣问题上未采取进一步举措，没有对分裂武装斩草除根，致使问题仍久拖不决。第二次车臣战争虽摧毁了车臣非法武装的主力，但以马斯哈托夫和巴萨耶夫为首的若干个非法武装仍活跃在车臣山区，他们采用游击战术，利用车臣山区有利地形为掩护，与联邦军队展开周旋，同时加紧培训恐怖分子、策划恐怖活动，偷袭和伏击俄军车队和哨所，甚至已拓展到俄各地，近期又发生的两架飞机坠毁案、里加地铁口爆炸案和别斯兰市特大绑架人质案等一系列恶性恐怖事件表明：车臣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大有反弹之势。车臣极端分子变本加厉地实施恐怖活动，在车臣、甚至在莫斯科发动了多次恐怖袭击，震惊了全世界，普通百姓的人身安全失去保障。　　
　　可能大家看到了车臣武装力量、车臣恐怖分子对俄罗斯的危害。但是对于另外一个危害，即俄罗斯中央政府支持的车臣自治政府，随时有可能反叛，或者成为俄罗斯的国中之国，只享受权利却不承担义务的危险性认识不足。车臣作为俄罗斯高加索地区穆斯林共和国，莫斯科中央机构授权当地政府实行高度自治，有权确定本地法制。据《欧亚新闻网》2011年3月10日消息?俄罗斯车臣共和国公布了新法令，规定女子出门穿戴必须遵照伊斯兰原则，否则受到社会歧视得不到法律保护。在车臣实施如此严格的伊斯兰原则，则车臣只会与俄罗斯越走越远，永远不会与俄罗斯融合。在目前俄罗斯强势状态下，车臣保持表面的臣服，心里却暗藏不轨之心。一旦俄罗斯有变，车臣肯定将首先反叛。即使勉强留在俄罗斯体系内，也只是消耗俄罗斯的资源，对俄罗斯国家没有任何好处。
　　（二）俄罗斯境内庞大的伊斯兰教人口数量将对俄罗斯的统治构成根本挑战
　　十多年前，苏联解体时，估计俄罗斯的穆斯林人口只有一千万，但三年前的一次人口普查发现登记为穆斯林的人口是一千四百五十万，超过全国一亿四千四百万人口的十分之一。 最近人口统计又出现新数字，穆斯林人口超过了两千三百万，向全国人口20%的方向接近。俄罗斯穆夫提理事会主席拉维尔.盖努丁伊玛目说：“这个数字都是俄罗斯本土的穆斯林，不包括中亚和欧洲移民穆斯林。” 他说，苏联解体后发现穆斯林人口猛增的原因很多，有些人在苏联几十年残暴的无神论统治后，不敢公开承认有宗教信仰，其次是十多年来穆斯林人口自然增长，再其次，归信伊斯兰的新穆斯林人数剧增。 现在的人口数字接近准确，可信度最高，因为人们逐渐消除了对共产残暴制度的恐惧心理。
　　　　此外，没有被计算在内的穆斯林人口是原来苏联的中亚移民，大约在三百万到四百万之间，如俄罗斯境内的阿赛拜疆人、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他们都依附在俄罗斯全国各地的穆斯林社区。盖努丁大伊玛目说：“许多地方的俄罗斯公民，改信伊斯兰的人数也在逐年增加，特别是在莫斯科周围的年轻人。 他们在精神信仰道路上探索多年，最后选定了伊斯兰，自愿成为穆斯林，而且都是虔诚的信徒。 这样的新穆斯林，在俄罗斯族、乌克兰族和白俄罗斯族中最多。”
　　　　在苏联解体前夕，伊斯兰就出现了复兴运动，在1991年，全国的清真寺有五百座，但现在的清真寺数量猛增了十多倍，至少有五千座。 他多次听到俄罗斯传统东正教教会的担?，恐怕过不多久，穆斯林人口将超过东正教徒，因为现在登记在案的得东正教信徒是四千万，信徒和人口增长的速度都不及伊斯兰教。 苏联解体后，人们模仿西方化，色情与酗酒成为社会弊病，普遍追求今世生活享乐，女子晚婚和少生子女，出生率剧烈下降，与穆斯林地区人口自然增长形成统计对照。例如，以穆斯林为主的鞑靼斯坦与全俄罗斯人口增长率比较，穆斯林妇女平均每人生1.8个小孩，而俄罗斯妇女平均1.3个子女。 鞑靼族的男子平均寿命是68岁，而俄罗斯男人平均寿命只有58岁。
　　　　俄罗斯伊斯兰社会学家艾莱克西.马拉辛诺夫说：“俄罗斯人口增长率下降是一个大问题，永远不及穆斯林人口增长得快。 我不是预言几年后会发生什幺变化，但可以肯定在五十年后必将发生人口对比巨变。 就近期而言，最明显的地方是高加索的穆斯林聚居区，和莫斯科地区，穆斯林人口出现了明显超过俄罗斯人的增长速度。”
　　　　莫斯科政府同要求分离的车臣打了十多年的仗，其结果，车臣反叛势力没有像普京当初预言的那样被彻底消灭掉，而且车臣周围的穆斯林共和国青年一代大多数同情车臣反叛力量。那个地区的反莫斯科的情绪比战前更加强烈，他们都异口同声责怪莫斯科当权者不人道，继承了俄罗斯民族残暴的传统，歧视和镇压少数民族。 穆斯林地区年轻人对伊斯兰的浓厚兴趣同车臣战事不利有直接关系，莫斯科支持的车臣共和国副总理卡迪罗夫本星期宣布，要在首府格罗兹尼建造欧洲最大的清真寺，他的心理就是对这个地区对伊斯兰浓厚兴趣的反应，表白他代表了穆斯林的利益，争取民心。
　　 生活在莫斯科地区的一百五十万穆斯林之中，车臣族有十万，他们都以伊斯兰为团结的凝聚力，用多种方式对莫斯科政府表现不满。马拉辛诺夫说：“在全俄罗斯对伊斯兰势力快速增长，产生了各种复杂的反应，有人?虑，有人恐惧，也有人对穆斯林不敢相信，担心他们将会有一天，强大到超过俄罗斯民族。现在看来，一切都很平静，但我不敢说，将永远如此。”
　　现在，俄罗斯面临与欧洲国家一样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口越来越多，到了临界点的时候，伊斯兰人将“鸠占鹊巢”，取俄罗斯民族而代之，成为俄罗斯这块土地的主人。东正教的俄罗斯人要么皈依伊斯兰教，要么滚蛋。到了这个地步，东正教与伊斯兰教又得再次拼个你死我活，俄罗斯大地又得血风腥雨。而且由于俄罗斯的伊斯兰势力人口基数大，增长速度快，伊斯兰对俄罗斯生存的根本挑战将更早到来。
　　俄罗斯会怎么办？回答是目前没有根本的解决办法。最根本的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把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在肉体上全部消灭，但是目前情况下，谁也不敢这样做。另外一个是强迫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改信东正教，但是肯定会遭到西方舆论的一致谴责，陷于被动地位，俄罗斯在自身内外交困的状态下，也不敢冒着矛盾进一步激发的风险。听之任之，维持现状，只是将矛盾往后推，而且风险更大。或许把北高加索地区割让给伊斯兰教的人是一个法子―即把所有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全部迁徙到北高加索，然后允许他们独立成为新的国家。如果这样，那么俄罗斯人奋斗了几百年的成果将毁于一旦，俄罗斯人就是死也不甘心。估计俄罗斯也没有任何政治人物，包括普京在内敢于这样做。我们只有默默的注视在俄罗斯的变化和发展，说一句“保重”。
伊斯兰对中亚地区的影响和冲击
　　公元7世纪末8世纪初，阿拉伯帝国势力把触角伸向中亚，开始对这一地区进行军事进攻、经济掠夺和宗教传播。阿拉伯帝国势力对阿姆河（乌浒河）和锡尔河（药杀河）流域即河中地区的进犯，最初是以攻城掠地和抢夺财宝为主要目的，其宗教征服特征是逐渐显露出来的。伊斯兰教正是在这一时期传入中亚的，迄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伊斯兰教在中亚的传播也是相当不均衡的，呈由南向北依次减弱状。同典型的近东穆斯林国家相比，中亚伊斯兰教属于区域型、边缘型。
　　由于中亚在地缘上具有“双重边缘性”，处于定居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交汇处，相应地也就有“早期伊斯兰化”和“晚期伊斯兰化”的划分。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以及吉尔吉斯斯坦西南部的定居耕种文明属于第一种情况。伊斯兰教晚期在游牧部落的渗透与传播发生在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境内。伊斯兰教在传播过程中的这些特点和差别，受到中亚各族人民生活方式的制约。一般情况下，这些特点决定了伊斯兰教的差异性，以及伊斯兰教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社会联系、文化、法律、政策等方面的差别。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一些游牧地区，人们的伊斯兰教意识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伊斯兰化的程度明显偏低，而且在生活习俗、交往方式上带有根深蒂固的民族烙印。 伊斯兰教传入中亚以后，也有一个民族化和本土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持续了上百年的时间，经历了数不清的部落纷争和王朝更替。随着伊斯兰教向游牧民族和部落的渗透与传播，这些游牧部落逐步开始了定居和农业耕种的生活。在伊斯兰教传入之前，中亚地区的居民信奉佛教、袄教、摩尼教、景教、萨满教，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原始宗教。但是，这些宗教（佛教除外）的教义相对比较简单，缺乏丰厚的文化底蕴，没有形成完善的宗教体系。当伊斯兰教通过暴力与和平两种方式传播进来以后，便以顽强的生命力在这块广麦的土地上迅速蔓延。中亚各族人民“不仅在宗教生活，而且在伊斯兰文明的一切方面都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但是从游牧民方面来说，只有在改信伊斯兰教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和伊斯兰教世界的文化结成密切的关系”。
　　在阿拉伯帝国势力早期侵占中亚的历史中，曾任呼罗珊总督达10年（公元705～715年）之久的屈底波也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屈底波不仅是倭马亚王朝向呼罗珊派出的20多名总督中功绩最显赫的一位，而且也是伊斯兰教在中亚传播的奠基人之一。他率军于公元705年攻克巴尔黑，随即于公元706～709年征服布哈拉及周围地区，公元710～712年再克撒马尔罕和花拉子模。公元713～715年深入到锡尔河流域，特别是费尔干纳地区。751年又征服了塔什干。征服中亚持续了几十年的时间，期间经历了若干次得而复失的曲折过程，最后还是阿拉伯帝国势力占居优势。在征服这些地区时，焚毁大量庙宇和神像，销毁大量宗教文献，同时建造清真寺，强制实行伊斯兰法律。对违反伊斯兰法令者，轻者施以惩罚，重者处以死刑。这些行径，使大批宗教文化史料失散。对中亚的文化发展史来说，肯定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但是，也应当看到，随着伊斯兰文化与当地原有的波斯文化的结合，在科学、艺术等众多领域产生了一大批新成果，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随着中亚的被征服，大批阿拉伯人陆续迁移这一地区。他们在当地休养生息，繁衍后代。阿拉伯帝国势力通过移民、通婚、纳妾等方式不仅强化了自己的统治，而且促进了伊斯兰教在中亚的传播。
　　在同中亚唐朝、吐善等几大政治势力的角逐中，阿拉伯帝国势力还是占上风的。阿布•穆悉林及其苦心营造的阿巴斯王朝，仍统治着中亚的大部分地区。在公元751年，阿布•穆悉林率领的阿巴斯王朝军队曾与唐朝军队在塔拉斯河（今江布尔市附近）一带发生过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史称“塔拉斯之战”。唐朝军队被阿布•穆悉林手下一位将军率领的阿拉伯军队击败。《旧唐书•段秀实》讲高仙芝“举兵围但逻斯，黑衣救至”，就是指的这场“塔拉斯之战”。在这次战役中，有大批唐朝军队的士兵被俘，他们被阿拉伯帝国势力的统治者当奴隶使用，中国的文明和生产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造纸术，也由此传到了西方。这次战役产生的社会文化影响是较为久远的。它决定了中国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究竟哪一种在中亚居主导地位的问题。正是从这个时期以后，伊斯兰教在中亚的传播更为广泛和深入了，甚至逐渐传播到游牧部落的突厥人当中去。但就整个中亚而言，唐朝汉文化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在阿巴斯王朝统治时期，河中地区和毗邻的呼罗珊地区人民不断发动起义，阿巴斯王朝利用和扶持当地贵族来镇压起义，当地贵族借此得以发展和壮大，先后建立了塔希尔王朝（公元821～873年）、萨法尔王朝（公元867～905年）和萨曼王朝（公元875～999年）。其中，对中亚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影响最大的当属萨曼王朝。萨曼王朝受波斯文化影响较深，与波斯地区经济贸易往来密切。自从阿拉伯帝国势力征服中亚以来，讲波斯语成为上流社会和宫廷中的时尚。河中地区曾出现波斯文化的复兴。
　　应当承认，从阿拉伯帝国势力侵入中亚到公元9世纪中叶，阿拉伯语一直是中亚的官方语言。从某种意义上讲，伊斯兰教的传播，既是语言文字的传播，也是文化的传播。中亚各地通行的文字，不论是波斯文，还是突厥文，逐渐被阿拉伯语取而代之。即使是在波斯文化复兴时期，也未能排除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文字。萨曼王朝当时不但疆域辽阔，政治强盛，而且文化相当发达。一些世界著名人物，如法拉比、阿维森纳、花拉子弥、费尔干尼，都是萨曼王朝时期的中亚人士。作为东伊朗族建立的一个伊斯兰王朝，萨曼王朝曾积极向东面和北面的突厥人聚居地区传播伊斯兰教。“正是因为有了萨曼王朝，严格正统的伊斯兰教逊尼派才得以在河中地区稳固地建立起来。在萨曼王朝统治下，法律、秩序以及财产权都得到了有力的保护，伊斯兰法官和宗教首领也都享有很高的威望”。河中地区差不多有上百年的时间没有遭到外来侵略，成为伊斯兰世界又一个宗教文化中心。正是在这个时期，波斯文化与阿拉伯文化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成为伊斯兰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使中亚的伊斯兰教带有鲜明的地区特色和民族特色。在萨曼王朝统治后期，地方封建割据的离心倾向日益加剧，不服从王朝管辖的势力明显抬头，在公元10世纪末期，萨曼王朝经济衰落，国库空虚，人民在沉重的捐税压榨之下痛苦不堪。萨曼王朝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突厥民族的伊斯兰化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漫长历程，不同部落皈依伊斯兰教的方式也各不相同。灵活性强、组织严密的突厥游牧部落往往把伊斯兰教的圣战方式同游牧民族的劫掠习性结合起来，对异教徒地区进行武力掠劫，相继建立了一系列突厥王朝，如伽色尼王朝（公元962～1186年），哈拉汗朝（公元992～1212年），塞尔柱克王朝（公元1055～1194年）等。哈拉汗朝“自发地信奉伊斯兰教显然可以看作是伊斯兰教的胜利……似乎可以说伊斯兰教在和非伊斯兰教世界的斗争中得到了新的同盟军”。以哈拉汗朝为标志，开始了突厥民族伊斯兰化的历史进程。所谓伊斯兰化，就是使当地居民放弃原来的宗教信仰而皈依伊斯兰教，并由此改变自己的文化、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中亚伊斯兰化以后，再没有任何其他别的宗教能取代伊斯兰教的地位。历史上有许多教徒放弃原来的宗教改信伊斯兰教的例子，但一般说来，伊斯兰教信徒是没有改信其他别的宗教的。早在萨曼王朝时期，已有大批突厥居民定居在费尔干纳、花拉子模等农业聚集地区。到了哈拉汗朝时期，由于操突厥语的游牧居民实行定居和地方居民日益突厥化，操突厥语的民族在中亚开始占优势。皈依了伊斯兰教的突厥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地位，大兴土木，修建清真寺；兴办经学院，宣传伊斯兰教义。伊斯兰的传教士用突厥文书写简单的宗教诗歌和短文，在突厥部落中传教，促进了突厥游牧部落的伊斯兰化进程。
　　13世纪初，蒙古在漠北崛起。成吉思汗（铁木真）在公元1206年即蒙古大汗位后，便开始向西扩张，远征中亚。成吉思汗入侵中亚之前，反复研究了中亚商人提供的情报，做了非常周密的准备，一切都是按计划进行的，而绝不是蒙古游牧民族无序的自发运动。蒙古人的入侵，并没有改变在中亚业已形成的社会制度和封建生产关系，但从一个侧面改变了不同阶级的社会状况，中亚疆域辽阔的广大地区经历了一次大的分化组合。总的看来，在蒙古人征服、统治中亚期间，对当地宗教，尤其对伊斯兰教持宽容态度。对各种宗教一视同仁，兼收并蓄。从13世纪60年代起，随着蒙古大汗对中亚政治控制力的逐渐减弱，中亚地区的蒙古统治者逐渐倒向伊斯兰教。成吉思汗的后代帖木儿（公元1336～1405年）就是一个虔诚的逊尼派穆斯林。公元1370年，帖木儿推翻撒马尔罕的统治者，在中亚站稳了脚根，进而挥兵出击，开始了持续35年之久的掠夺性战争，建立了庞大的帖木儿帝国。其辖境不仅包括河中地区、花拉子模、里海附近地区，而且包括伊朗、印度的部分地区，以及伊拉克、南高加索局部地区和西亚许多国家。苏联科学院院士威廉•巴托尔德曾指出：“帖木儿在建立自己的帝国时，自然不是以突厥民族为目的的。帖木儿的目标是，尽可能地把许多国家，如有可能把全世界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 帖木儿所到之处，搜罗了各地大批能工巧匠和艺术家，并用劫掠来的财物在首都撒马尔罕修建了金碧辉煌的清真寺和其他华美的建筑物。西班牙特使克拉维约撰写的《克拉维约东使记》，曾对帖木儿兴盛时期做过详尽的描绘。同当时伊斯兰世界其他地方的萧条和一片颓垣残壁相比，撒马尔罕成了伊斯兰教的文化学术中心。据统计，当时仅在撒马尔罕就修建了数十座富丽堂皇的建筑物，其中包括公元1399～1404年建造的非常著名的帖木儿大清真寺。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苏菲主义传入中亚，并以其特有的方式和旺盛的生命力在这一地区广泛传播。伊斯兰苏菲教派是公元10～11世纪产生于阿拉伯半岛的一种神秘主义教派。“苏菲”这个词的阿拉位文为Sufi，意思是指“穿羊毛衣的人”，后作为该教派的名称沿用下来。这一教派具有强烈的叛逆意识，对历代哈里发长期以穆罕默德继承者自居，垄断对伊斯兰教义的解释权感到不满，它以严守《古兰经》的圣训和教旨，通过神秘、禁欲的修行方式，达到个人内心世界的清静。苏菲教派在各个社会阶层，甚至包括在统治集团上层搜罗信徒。苏菲派信徒衣着褴楼，苦行乞讨，独身不娶。苏菲派在中亚的创始人是纳格什班迪耶，又称“纳格什班迪耶教团”。由于该教团的神秘主义说教在当时的中亚上层社会中颇具感召力，因而吸收了不少统治集团的上层人士参加，苏菲教派作为伊斯兰教自我衍生的产物，其发展轨迹与伊斯兰教既相背离，又相和谐，主体仍存在于伊斯兰教之中。“无论是在伊斯兰教世界内部或外部，个人的宗教活动之出现，总是和伊斯兰的神秘教义――苏菲派的出现有密切的联系……苏菲也去草原突厥人那里，宣传伊斯兰教，直到最近，常常取得比正统派神学的代表更大的成功”。苏菲教派在中亚传播过程中，以严密的组织形式保护教派的发展，以森严的教阶制度抵御世俗政权的控制，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甚至在被禁止的历史条件下仍得以延续下来。苏菲主义在中亚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后，就为间接或直接影响上层封建统治阶级和干预社会政治生活提供了契机。中亚的苏菲主义带有鲜明的地域特征，苏菲思想既存在于什叶派穆斯林之中，又存在于逊尼派之中，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它从一个侧面折射了中亚民族文化的基本特征。我们考察中亚的苏菲主义，不能脱离当地的政治、文化、习俗和历史。
　沙俄时期的中亚伊斯兰教状况
　　沙皇俄国向中亚地区的扩张始于18世纪中叶，哈萨克草原成了沙皇俄国蚕食的首选目标。当时的中亚各汗国正处在中央集权化的过程中，它们彼此之间明争暗斗，军事冲突不断。正是这种内部纷争和贫困落后状况，给外国侵略者提供了可乘之机。沙皇俄国为了吞并哈萨克，从18世纪起便开始从事两件事，一是胁迫哈萨克各地方封建割据势力服从俄国，二是在草原上修建城垒和要塞，并在这些要塞驻扎沙皇军队，从而使这些要塞“既可成为殖民者及沙俄商队停驻之地，又可成为招引游牧部落前来进行贸易的城镇（但游牧人不得进入要塞之内），又可以作为保护殖民者与进一步开拓新土地和征服当地民族的军事侵略据点”。在以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沙俄对布哈拉（1868年）、希瓦（1873年）、浩罕（1875～1876年）、土库曼（1881年）等汗国先后实现了征服。到1884年，沙皇俄国在河中地区设立了总督区。从此，整个中亚地区正式划入沙俄帝国的版图，逐步沦为沙俄的属地。《中亚五国概论》一书对此有过精彩的论述：“俄罗斯人与古代历史上征服者一样都是从北方进入中亚的，但是它绝不同于那些古代的征服者。它不是传统的民族或部族的迁徙，而是与殖民主义相联系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扩张。它不是游牧‘蛮族’对于自己文明的人们的征服，而是在经济、文化上远远超过当地土著居民的近代资本主义的侵入。”沙皇俄国野心勃勃，还梦想以中亚为依托，继续南下，为自己开辟一条通向印度洋的出海口。中亚地区的突厥、蒙古及伊朗等血统的居民，经过数百年的分化和融合，逐渐形成了几个较大的民族集团。这些民族集团有各自不同的居住区域，不同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以及不同的语言文化。当沙皇俄国征服中亚地区以后，这里主要生活着5个较大的民族集团，其中4个属于突厥语系：哈萨克人（当时被称为吉尔吉斯人）、吉尔吉斯人（当时被称为卡拉一吉尔吉斯人）、乌兹别克人和土库曼人；一个属于伊朗语系：塔吉克人。中亚民族虽然千差万别，而且民族意识相对薄弱，但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有共同的宗教信仰――伊斯兰教。他们很少称自己是乌兹别克人或土库曼人，总是以穆斯林相称，一部《古兰经》把他们结成一个整体。
　　俄罗斯是一个东正教居主导地位的国家，伊斯兰教的地位和势力显然没有东正教大，但沙皇俄国的统治者仍极力避免采取限制伊斯兰教自由和伤害伊斯兰教信徒感情的举动，对伊斯兰教采取了一种宽容、理解甚至是支持的政策。中亚伊斯兰教在当时既保留了其固有的特点，也有鲜明的地区特色。与此同时，沙皇俄国对中亚的统治也给中亚地区带来了欧洲工业文明的讯息，对当地的伊斯兰教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使中亚的经济结构中出现了某些资本主义因素。在彼得大帝时期（1672～1725年），沙皇俄国对内积极兴办实业，发展贸易，改革军制，强化中央集权。在对待宗教问题上，采取压制政策，甚至连社会影响广泛的东正教会也受到制约。1721年东正教大主教被废除，在政府内设立宗教管理局，确立了教权从属于政权的原则。到了叶卡捷琳娜女皇时期（1729～1796年），沙皇俄国采取了相对宽容的宗教政策，承认了伊斯兰教的合法性。1788年在奥伦堡成立的穆斯林宗教管理局（后迁至乌法）就是对各种宗教的组织和活动进行管理的专门机构。但对偏远地区，如中亚和北高加索，则采取不设立宗教机构的作法，而由军事将领和沙皇派出的地方长官统管宗教事务。沙皇俄国的统治也使中亚地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昔日民族或部落争斗、互相残杀均局面得到了控制。沙皇俄国为了巩固自己在中亚地区的地位，曾有步骤地分批向中亚地区实施移民。中亚地区草原辽阔和人口稀少，为移民提供了客观可能性。到1867年，中亚七河州的丘陵地区就安置移民12 000人。到了1908年，移民达到了高峰，其数量达665000人，大部分移民定居在哈萨克草原。移民改变了中亚地区的种族结构和生存方式，使边远地区同沙皇俄国中央政府形成了更为紧密的联系。哈萨克草原上的居民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生活方式，似乎特别适合于俄罗斯文化的渗透。沙皇俄国利用统治者的特殊地位，对哈萨克草原上的居民从种族和文化上进行同化。从此以后，具有多元文化特色的中亚伊斯兰教又深深地打上了俄罗斯传统文化的烙印。与此同时，随着大量移民的定居，引起了哈萨克牲畜的减少，本来就已经非常低下的游牧人的生活水平，也因此急剧下降。
　　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沙俄时期中亚地区伊斯兰教的教职人员地位显赫，待遇丰厚。早在叶卡捷琳娜时期，就允许穆夫提及其后裔购买土地和从事工商业经营活动。民间的毛拉也比普通居民生活富裕，他们往往利用生死嫁娶仪式捞取钱财。伊斯兰教的教职人员在沙皇俄国的怀柔政策下，也投靠沙皇政府，并利用自己的地位号召穆斯林服从沙皇俄国的统治。清真寺、学校、报刊杂志等成为他们维护沙皇统治的工具。沙皇俄国作为一个欧洲国家，不论在宗教上，还是在文化上，从本质上讲，都同中亚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或国家处于冲突和对峙状态。为了稳定社会，沙皇俄国对中亚居民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一般不加以干涉，但也不予以支持。例如去麦加朝觐的线路问题，从地理上讲，从中亚去麦加，最直接的路是经过伊朗。但是，由于波斯信奉什叶派，不允许中亚的逊尼派穆斯林取道伊朗前往麦加朝觐。因此，中亚的穆斯林请求沙皇俄国允许他们取道阿斯特拉罕去伊斯坦布尔，然后赴麦加朝觐。沙俄政府对此问题一直态度暧昧，坚持个别申请，慎重受理的原则。沙皇俄国在对中亚地区实行严格控制的政策同时，指派当地行政、军事长官亲自管理宗教事务，出版有关伊斯兰教的书籍，创办伊斯兰学校（“麦德列谢”）。到十月革命前的1914年，全俄共有2．6万座清真寺，其中有近一半在中亚地区（不包括哈萨克斯坦）。还用俄文出版了《古兰经》。在沙俄时期，伊斯兰教不仅是穆斯林的最高精神支柱，而且也是沙皇政府颇为青睐的一支有组织的民族政治力量。总之，沙皇俄国在征服中亚以后，为了巩固其对异族的统治，对伊斯兰教实行了控制与利用的两手策略。随着地理上的发现和海上航运的开辟，古代丝绸之路的作用也随之趋于衰落，中亚社会特有的封闭性开始显现出来。沙皇俄国的崩溃，促进了中亚各族人民的觉醒。从此，中亚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发生了全新的变化。
　十月革命以后苏联的宗教政策及中亚的伊斯兰教状况
　　十月革命以前，中亚伊斯兰化经历了千余年的漫长过程。伊斯兰教已经不仅仅作为一种制度而存在，它还是一种传统、一种理念、一种感情联系、一种生存方式。它的延续、扩展和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着国家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政府对宗教、宗教组织做出了一系列规定，制订了一系列相关的政策。1917年11月8日颁布《土地法》，规定教会和寺院的土地收归国有，分给人民使用，从而结束了教会的经济特权。1917年11月15日发表《俄罗斯各族人民权利宣言》，明确指出“废除任何民族的和民族宗教的一切特权和限制”。俄罗斯人民委员会在同年12月3日的《告俄罗斯和东方全体穆斯林劳动人民书》中，宣布俄罗斯境内的穆斯林的信仰和习惯是“自由的和不可侵犯的”，他们从此可以“自由地、无阻碍地”安排自己的民族生活。根据列宁1917年12月签署的法令，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将沙皇军队1868年从撒马尔罕夺走的《奥斯曼古兰经》转交了穆斯林组织。在国家经济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仍拨出专款和技术设备，用于修复撒马尔罕的宗教建筑。1918年1月23日，俄罗斯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关于教会同国家分离和学校同教会分离》的法令规定：“每个公民都有权信奉或不信奉任何宗教”，“保障举行宗教仪式的自由，但以不破坏社会秩序和不侵犯苏维埃共和国公民的权利为限，如果发生上述情况，地方政府有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保障社会秩序和安全”。1918年7月10日通过的俄罗斯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写道：为保障劳动者享有真正的信仰自由，实行教会与国家分离，学校与教会分离，并承认全体公民有进行宗教宣传与反宗教宣传的自由。1919年3月俄共（布）八大决议强调，“任何借口传教而进行反革命宣传的企图都应加以制止”。决议同时指出，“苏维埃俄国的宪法承认一切公民都有信教的充分自由……绝不容许对这种权利加以任何限制甚至在宗教问题上有丝毫强制行为，侵犯信仰自由和一切公民做礼拜，应当受到严厉处分”。1920年2月，俄共（布）中央发表《关于东方工作致各级党委和基层党组织的信》，其中表达了对“伊斯兰因素”的立场。指出在同宗教作斗争时，要求共产党员以同情心对待信教的穆斯林群众，不要采取直接否定宗教的方法，而应采取普及文化，开办学校、俱乐部和传播知识的方法，要以民族和宗教的两个基本因素为出发点。苏维埃政权在宗教问题上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对增强新生政权的凝聚力，安抚民心和社会稳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应当说，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的头10年，是苏维埃政府处理民族宗教问题比较谨慎的时期。在中亚采取了一些既有别于俄罗斯又符合中亚实际情况的宽松政策和措施，甚至沙俄时期某些有关伊斯兰教的规定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苏维埃政权宽松的宗教政策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1．保留地方宗教法庭审理民事案件的权力。2．中亚的穆斯林教职人员依然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国家在通过一些决议之前，首先要征求教职人员的意见。3．所有宗教财产没收后不归国家，而是以居民公共财产的名义交由教职人员管理。其收入除按规定纳税外，均用于供养教职人员、维护宗教设施和培养毛拉等宗教事务。4．允许宗教学校存在。5．穆斯林的节日列入公休日。6不在中亚地区开展反宗教宣传，尊重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虽然在“战时共产主义”期间一度做法较为激进，出现过没收宗教慈善机构的土地、废除宗教法庭、取消穆斯林学校的事件，但很快得到纠正。苏维埃政权建立不久就爆发了国内战争，当时中亚苏维埃政权的力量比较薄弱，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巴斯马奇”反动武装。“巴斯马奇”源出突厥语，意为“土匪”、“强盗”。中亚匪盗横行的历史较长，多以劫掠商队和农民为生，有时也袭击城镇。“巴斯马奇”成为一种政治军事组织，成为一种民族运动，乃是1918年以后的事。1918年2月，浩罕的穆斯林政府被苏维埃政权推翻后，它的一些成员投奔了“巴斯马奇”。也就是从这个时期起，“巴斯马奇”从一个打家劫舍的绿林团伙开始向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宗教民族主义运动演化。由于伊斯兰教是每个穆斯林对自己生存的社会群体的一种精神寄托，因此，伊斯兰教始终不可分割地同民族问题联系在一起。苏维埃政权在中亚推行余粮征集制，镇压同情“巴斯马奇”的穆斯林群众，使许多农牧民也加入到“巴斯马奇”的行列。这股势力利用伊斯兰教的口号蛊惑群众，对中亚苏维埃政权构成严重威胁。列宁在俄共（布）八大上曾指出：“我们对于那些至今还处在毛拉影响下的吉尔吉斯人、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土库曼人，能做些什么呢？……我们是否可以到这些民族那里去说，我们要打倒你们的剥削者呢？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他们完全受自己的毛拉的控制。这里必须等待这个民族的发展，等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分子的分离。”面对来势汹汹的“巴斯马奇”武装，苏维埃政权认识到单靠武力无法达到预期的目的，便刚柔并用，对顽固不化的“巴斯马奇”分子坚决打击，决不手软；对被蒙蔽的群众，则采取感召的办法。1922年，新经济政策在中亚广泛推行，居民的捐税减少了一半，宗教界原先的土地和精神权威也部分得到恢复。1923年，苏维埃政权对“巴斯马奇”成员发布了大赦令，结果许多“巴斯马奇”官兵放下武器，返回家园。在同“巴斯马奇”长达10年的斗争中，中亚苏维埃政权受到了锻炼，经受住了考验，对中亚的宗教民族主义势力给予了沉重的打击，从客观上为改变中亚历史上形成的各民族混居与分割并存的局面创造了条件。1923年俄共（布）第12次代表大会《关于进行反宗教的宣传鼓动工作》的决议指出：“我们党在反宗教的宣传鼓动方面的基本的和迫切的任务之一，就是出版有关的科学普及读物，特别是出版很好地阐明宗教的历史和起源的读物。在肯定这方面有重大成绩的同时，也必须着重指出，已经出版的大部分读物还不能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因此还必须出版为普通工人或农民所容易懂的小册子和活叶文选，用他们所了解的形式来回答世界和生命的起源以及人的关系的实质等问题，揭露宗教和教会，特别是俄国教会的反革命作用，揭露俄国教会的起源、演变、对阶级国家的态度以及在各个不同时期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解放运动的态度，并揭露对人民群众有影响的各种教派的真面目和阶级背景。鉴于共和国联盟的3000万穆斯林至今还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很多同宗教有联系的并被反革命所利用的中世纪偏见，因此必须考虑各个民族的特点制定铲除这些偏见的方式方法。”1924年6月12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在中亚进行民族划分的决议，决定在中亚进行民族划分，然后在这种划分的基础上组成民族自治行政单位，成立加盟共和国加入苏联。这样，中亚地区先后成立了5个加盟共和国。这5个加盟共和国都是苏联穆斯林聚居的地区，伊斯兰教在这里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和深厚的群众基础。进行民族划分和民族共和国的组建，对中亚地区的稳定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显然意义十分重大。首先，从政治上削弱了伊斯兰教的影响，使之与苏联的社会现实相适应。其次，通过发展民族文化，扩大它们之间的经济、文化差异，淡化了宗教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再者，有助于消除中世纪的社会政治残余，为中亚地区和整个苏维埃政权的发展清除了隐患。事实上，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中亚地区的确出现一股宗教复活的潮流。例如在哈萨克斯坦，当时几乎所有的穆斯林机构都履行着职能，发挥着作用，并同各民族的宗教人士保持着广泛的联系，其中主要同维吾尔族、东干族、乌兹别克族、鞑靼族等。到1924年，哈萨克斯坦仍实行穆斯林诉讼程序，苏菲教派十分活跃，数十所宗教学校依然正常工作。但是，应当指出，哈萨克斯坦的宗教发展是不平衡的。在南部地区，穆斯林组织机构发展的势头很猛。在北部地区，伊斯兰化的程度明显偏低，宗教学校屈指可数，穆斯林诉讼程序几乎从未实施过。国内战争结束以后，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兴起，苏联政府也适时调整了对中亚伊斯兰教的政策。1925年开展的宗教世俗化运动，实际上就是对伊斯兰教的革命。其内容主要包括：取消教会特权，全部教产收归国有，改革宗教教育，妇女解放，文字改革等。在对坚持反动立场的宗教势力进行镇压的同时，对伊斯兰教采取了压制的办法，如关闭清真寺及一些宗教设施，迫害教职人员和普通信教群众等。从1926年起，在苏联官方的文件中出现了穆斯林具有“反苏维埃性质”的概念。从1927年开始，苏联官方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反宗教宣传和鼓动”上，重点放在了“同伊斯兰教作斗争的措施”上，伊斯兰教成了“劳动人民的阶级敌人”。到1928年底，中亚各国都废除了宗教学校，结束了伊斯兰教在中亚对教育的垄断权。从1930年开始，中亚各国同全苏一样开始实行全民初级义务教育制。据统计，1928～1933年间，全苏共关闭清真寺1万座，穆斯林学校1．4万所，伊斯兰学院500所。十月革命前，撒马尔罕共有清真寺和宗教学校150座，塔什干有300座，布哈拉有430座，安集延有387座。它们不仅是伊斯兰教活动的中心，而且是文化、科学、教育、艺术的中心。在30年代与宗教和蒙昧作斗争的口号下，这些清真寺和学校统统被关闭，大量宗教文献被毁。在这一时期，还成立了“战斗的无神论者同盟”的群众性组织。这一组织1925年成立时叫“无神论者同盟”，1929年更名为“战斗的无神论者同盟”，在30年代初已有500多万名成员。其宗旨是对宗教这个社会主义建设和文化革命的障碍进行积极和系统的斗争，甚至提出了“同宗教作斗争就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口号。当时还有一些极端的提法，如“宗教是旧时代的残余”，“宗教愚昧”，“铲除伊斯兰教”，“群众性的无神论”等，使苏联的宗教政策偏离了轨道，伤害了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 在20世纪20～30年代，苏联在中亚地区进行的两次文字改革（用拉丁字母取替阿拉伯字母，随后又改成以俄文字母为基础的基里尔字母），使俄语词汇大量地进入当地民族的语言当中，大大促进了中亚地区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密切了苏联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形成了统一的文化空间，这是积极的一面；与此同时，也带来一些负面因素：文字改革割断了中亚穆斯林文化的历史联系，削弱了伊斯兰教在中亚地区的传统影响。苏维埃政权在不大长的时间里就建立起了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有效体制。与此同时，支持和鼓舞偏远地区的居民学习文化知识，摆脱文盲状态。例如，在20世纪初期，乌兹别克人识字的比例只占人口总数的出。到了20世纪中期，乌兹别克人识字的比例达85％～90％。
　　1929年，苏联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农业集体化运动。在中亚这样封闭落后的地区，不仅农民甚至连世代以游牧为生的人也被强迫参加集体农庄，集体化运动对中亚农村经济造成的破坏是极其严重的。苏联政府从1929年起，开始再度向中亚地区大规模移民。据统计，在1929～1936年农业集体化年代，约有170万斯拉夫人移居中亚，其中，农业发达的乌兹别克接纳移民最多，达78．6万人，土库曼接纳15．6万人，吉尔吉斯接纳29万人，塔吉克接纳20．2万人，其余的定居在哈萨克。苏联大量向中亚移民，有深思熟虑的战略考虑。首先，加强了中亚地区同整个苏联的联系，尤其是经济联系，促进了中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其次，加强了对民族宗教分离势力的控制，使中亚的传统文化更具多元性。 卫国战争期间，在国家和民族危难之际，一方面，苏联官方停止了反宗教宣传，宗教政策重新放宽，中亚伊斯兰教有所恢复。另一方面，中亚穆斯林群众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情，大批穆斯林青年奔赴前线。清真寺和伊斯兰教机构也为前线捐钱、捐物，为战胜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出力。1943年10月，苏联专门设立了中亚和哈萨克斯坦穆斯林宗教委员会，中心设在塔什干。这个委员会专门负责中亚5个加盟共和国的伊斯兰事务，以及《古兰经》和其他宗教文献的出版发行事宜。当时，在全苏范围内共有4个职能相同的委员会，各由一名穆夫提领导。这一时期，清真寺重新开放，去祈祷的人明显增加，宗教活动比较正常。与此同时，由于战争，先后有300余家企业迁至中亚，其中迁往哈萨克的就有150余家。大批企业的迁入，使中亚地区城市人口增加，工业迅速发展，从客观上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和融合。
　　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后，赫鲁晓夫对宗教重新开始实行30年代的极左政策，在全苏范围内开始了新一轮的反宗教运动。1954年苏共中央通过了《关于科学无神论宣传中重大缺点及其改进措施》的决议，要求改变在反宗教宣传方面的被动局面，揭露宗教的反动本质及其危害性。1954～1964年期间，苏联在中亚关闭了城乡大部分清真寺，使全苏清真寺数量由3 000座剧减到300～400座。由于在意识形态范围内的全面施压并不能完全禁止宗教现象，所以政府推行了一些限制宗教自由的行政措施。例如，信教群众去麦加朝觐往往要遇到很大的困难。哈萨克斯坦每年规定去麦加的限额为30人，但最终得以成行的不超过3人。1958年有33人提出申请，只有1人得到批准。1960年有17人提出申请，结果未有一人获得批准。信教群众去麦加朝觐，从提出申请后到最终知道结果，要经过一系列繁琐的审批手续。申请人要填写履历表，提交健康状况、工资、照片以及宗教事务委员会的出境许可证等材料。总之，对朝觐申请人的审查和筛选是十分严格的。当时，信教群众凭吊陵墓“圣地”问题也作为“反宗教宣传”的一部分被苏联官方提了出来。例如，在哈萨克斯坦南部地区有许多宗教先哲的陵墓。与置于国家监控下的清真寺不同，民间伊斯兰教的行为很难得到有效监督。为此，有关部门在1959年专门颁布文件，禁止信教群众私自凭吊陵墓“圣地”。哈萨克斯坦南部遗存的24座陵墓有14座被强行关闭了，其中包括艾哈迈德•；亚萨维、阿雷斯坦•；巴巴等人的陵墓。执政者试图通过行政和思想灌输的手段，淡化中亚地区居民的宗教意识，使信教的穆斯林群众承受了巨大的社会精神压力。勃列日涅夫执政后，为了适应其对内对外政策的需要，在调整民族政策的同时，对过去激进的宗教政策也做出了调整，对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的限制有所松动。有资料显示，在1976年，中亚有143座清真寺供2700万穆斯林使用。1979年4月，中亚地区有200座大清真寺和为数众多的小清真寺，宗教活动场所有所增加。在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超越阶段思想的指导下，对宗教问题的极左倾向依然十分严重。尽管长期的无神论宣传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宗教的社会作用，但是，同基督教、佛教等宗教相比，伊斯兰教似乎有更顽强的在恶劣社会环境下的生存能力。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植根于信教群众心中的宗教信仰，仍然孕含着巨大的社会潜能。
伊斯兰势力对美国的冲击
　　说起美国与伊斯兰的关系，那是非常纠结的。
　　首先，伊斯兰势力与基督教势力（含天主教、新教）的历史纠葛也可以延伸到伊斯兰与美国关系之中。因为美国人从精神上来说，继承了基督教的衣钵，其在思想意识上与伊斯兰势力是对立的。
　　其次，近代以来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新的全球霸主，以美国意志建立并主导了新的世界体系。在此过程中，伊斯兰势力与美国在各个层面发生交错。有过矛盾冲突，也有过合作。随着时间的推移，矛盾逐渐激发。尤其是美国与伊斯兰激进势力的矛盾，已经非常尖锐，不可调和。
　　美国主导支持以色列建国，而且长期支持以色列，成为插在伊斯兰势力胸口的一把尖刀，为双方交往埋下了隐患。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经历了二战的冲击，犹太人更加感觉到建立犹太民族国家的重要性。他们发起了一次又一次向巴勒斯坦地区移民的运动，明确提出在该地区建立独立的以色列国家。但是这一地区自公元7世纪以来一直是伊斯兰势力的家园，伊斯兰各个国家对这一决议大为不满。在美国的主导下，英国、苏联先后给予支持，经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决定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独立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个国家。以色列国于1948年5月建立，接着，埃及、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组成联军对以色列发动了进攻。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以色列与中东国家发生了五次战争，均以以色列的胜利与阿拉伯国家的失败而告终。在历次战争中，美国一贯支持以色列，伊斯兰人对此非常不满。虽然美国多次劝和促和，也签订了停火协议，埃及得到了失去的领土。但是由于巴勒斯坦建国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这一事件一次又一次发酵，刺激伊斯兰人的神经，伊斯兰人敌视美国也是正常的反应。
　　2.美国在英、法侵犯苏伊士运河期间帮助埃及，得到伊斯兰势力特别是埃及的好感。苏伊士运河是著名的国际通航运河，位于埃及东北部，亚非两洲分界线。是欧、亚、非三洲交接地带的要冲，通过船舶数及其货运量在国际运河中均居首位。1859年开凿，1869年通航。北起塞得港，南到陶菲克港，全长161千米，连同伸入地中海、红海河段总长173千米。河面宽160米―200米，深12米― 15米，可通航8万吨级巨轮。运河通航后，从大西洋沿岸各国到印度洋之间的航程比绕道非洲好望角缩短5500―8000公里；从地中海沿岸各国到印度洋可 缩短8000―10000公里，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和战略地位。该运河原由英、法管理。1956年7月26日，埃及政府宣布收归国有。同年10月，英、法以此发动侵埃战争，但以失败告终。在此次纠纷中，美国向英、法施加压力，促使英、法不得不撤军。此举得到了伊斯兰势力特别是埃及的好感。
　　3.美国与伊朗从盟友到仇敌。1941年，礼萨・巴列维成为伊朗国王后，开始与美、英等西方国家建立密切关系，英、美对伊朗在政治、军事上给予大量支持和帮助，同时也趁机控制了伊的经济命脉??石油。伊朗开始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同时扩大军费开支，造成经济严重失调，通货膨胀，未完全实施的土改政策使农民大量流入城市，大批工人失业，贫富悬殊加剧。作为伊朗六大宗教领袖之一的霍梅尼站出来公开抨击巴列维政府的政策，揭露国王的独裁统治。1964年霍梅尼被当局逮捕并驱逐出境，流亡土耳其、伊拉克、法国等地。巴列维的独裁高压统治和对美国唯命是从，引起穆斯林的强烈不满。1977年，伊朗爆发大规模反对国王独裁统治的群众运动。流亡在外的霍梅尼向国内学生和信徒发出进行反对国王的“圣战”号召。到1978年，抗议运动已经席卷全国，国王下令镇压示威群众，引发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在关键时刻美国改变了态度，放弃巴列维政权。1979年1月巴列维国王在美国的压力下乘飞机出国流亡。2月1日，霍梅尼从巴黎回到伊朗，2月11日执掌大权，这一天被定为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日”。同年10月，美国接收流亡在外的巴列维前往治病，这激怒了伊朗。11月４日，支持伊斯兰革命的伊朗学生占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把５２名使馆人员扣为人质444天。这一事件导致美伊关系恶化。1980年４月７日，两国宣布断交。30多年前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在伊斯兰世界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也震惊了西方社会，它在伊朗确立的伊斯兰政治体制，也一直延续到今天。
　　4.美国支持阿富汗抗击苏联侵略，美国与伊斯兰势力一度合作。70年代，苏联推行L.I.勃列日涅夫的全球战略，加紧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为实现其南下印度洋，控制中亚枢纽地区的战略企图，从1973年起对阿富汗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渗透。1978年4月，苏支持阿人民民主党军官发动政变，夺取政权。1979年9月，阿人民民主党内部发生火并，政府总理H.阿明杀死党的总书记N.M.塔拉基，自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兼总理。阿明上台后试图摆脱苏联控制，声称要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苏担心失去对阿富汗的控制，决定采取军事行动并进行战争准备。1979年8～10月，苏联派遣陆军总司令I.G.帕夫洛夫斯基等人赴阿进行实地勘察，并以援助为名向阿富汗派兵，控制马扎里沙里夫、巴格兰、赫拉特等战略要地；同时以检查武器为名封存阿政府军的轻武器,拆除重装备,使其失去应付突变的能力。随后，苏军在苏阿边境的铁尔梅兹建立前方指挥部。1979年12月中旬，苏军进入集结地域；27日入侵阿富汗，占领阿北部地区。阿富汗人民在国际社会支持和援助下，与侵阿苏军和苏联扶植的政府军展开旷日持久的战争。美国支持阿富汗，包括伊斯兰势力对抗苏联的侵略，其中包括支持本。拉丹在阿富汗开展游击战。
　　5.美国为首主导了海湾战争，制止了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美国势力深入中东腹地。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军队入侵科威特，推翻科威特政府并宣布吞并科威特。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在取得联合国授权后，于1991年1月16日开始对科威特和伊拉克境内的伊拉克军队发动军事进攻，主要战斗包括历时42天的空袭、在伊拉克、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边境地带展开的历时100小时的陆战。多国部队以较小的代价取得决定性胜利，重创伊拉克军队。伊拉克最终接受联合国660号决议，并从科威特撤军。海湾战争中，美国的行动得到了沙特等多数阿拉伯国家的支持。
　　6.美国东部时间2001年9月11日上午（北京时间9月11日晚上）恐怖分子劫持的4架民航客机撞击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和华盛顿五角大楼的历史事件。包括美国纽约地标性建筑世界贸易中心双塔在内的6座建筑被完全摧毁，其它23座高层建筑遭到破坏，美国国防部总部所在地五角大楼也遭到袭击。这次恐怖袭击现在基本上认定为伊斯兰教极端分子本。拉丹所为。说明在很多伊斯兰世界尤其激进分子眼中，美国是压迫伊斯兰势力的罪魁祸首。这里恐怖袭击还分别发生在也门等地，对美国多处目标进行打击。
　　7.美国以反恐为名，先后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进一步加剧了美国与伊斯兰极端势力的矛盾。2001年阿富汗战争是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在10月7日起对阿富汗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一场战争，同时标志世界反恐战争的开始。与阿富汗作战的国家主要有美国以及英国、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北约国家，哈萨克斯坦、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国为美军提供了后勤支援并在战后派遣军队驻扎阿富汗。目前为止，阿富汗战争打了10年，至今看不到事态平息的迹象。最近的消息是，一家美军飞机杯塔利班击毁，30多名美军死亡。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因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疑似）而发动的全面战争，共有4国参与作战，此次战争美国推翻了萨达姆政权。2010年8月3日，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表示，8月底美国部队在伊拉克的作战行动将如约结束。驻伊美军8月31日结束作战任务。美国从2003年3月20日入侵伊拉克到2010年8月撤出全部战斗部队，历经7年零5个月。
、关于非洲饥荒的个人思考
　　非洲位于亚洲的西南面。东濒印度洋，西临大西洋，北隔地中海与欧洲相望，东北角习惯上以苏伊士运河为非洲和亚洲的分界。面积约3020万平方千米（包括附近岛屿）南北约长8,000公里，东西约长7,403公里。约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20.2%，次于亚洲，为世界第二大洲。非洲的沙漠面积约占全洲面积1/3，为沙漠面积最大的洲，撒哈拉沙漠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非洲东部还有世界上最大的裂谷带。除了沙漠，非洲也有郁郁葱葱的森。非洲文化发展迟缓，知识程度普遍低落，虽然各地皆有丰富矿产，如金、铜、铁、锰、铀及非金属矿等，但只有少部份被开发，且过去都属于欧洲殖民地，经济结构并不健全；加以自然环境恶劣，不是太干就是过湿，而许多小国政治未臻稳定，且又种族复杂，艾滋病，遂造成非洲各国普遍处于贫穷状态。10亿（2008年），约占世界总人口15%。城市人口约占全洲人口26%，预计2050年将达20亿人。人口分布以尼罗河中下游河谷、西北非沿海、几内亚湾北部沿岸、东非高原和沿海、马达加斯加岛的东部、南非的东南部比较密集。非洲居民多信天主教和基督教、伊斯兰教，少数信原始宗教。
　　如果你稍微关注一下，就会发现非洲几乎每年都会发生饥荒，而且经常是几百万、上千万人的大饥荒。读着那些动人的报道，看着那些骨瘦如柴的面容，令人不禁为之动情。国家社会也经常组织对非洲的援助，大量的粮食运输到非洲，似乎是缓解了一点，但是最终页没有解决什么问题。
　　非洲饥荒的根源在于，非洲人口过度增长超过了非洲的生产能力。非洲当地人不善于从事劳动生产，粮食单产率低下。但是非洲人人口出生率很高，常常领先世界平均水平。如此一来，非洲粮食就不够吃了，发生大饥荒，饿死几百万人、上千万人就不算奇怪了。虽然国家社会救济了大量的粮食，但是和非洲巨大的人口增量相比，无疑是杯水车薪，或者叫“抱薪救火”，薪不尽、则火不灭，非洲人拼命的生，你救了1000万，他们立即生2000万人口出来，你再怎么救都无济于事。所以归根到底，人类必须接受自然规律的安排，不符合自然规律，人类必然得到大自然的惩罚。除开非洲人口减少到自身可以承受的地步，则非洲饥荒的故事还会一再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