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作者：汪东兴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批陈整风”以后，林彪一伙不仅不思悔改，反而铤而走险，积极策动武装政变活动。然而，历史的发展是不以林彪一伙的意志为转移的。由于毛主席英明领导，林彪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很快就被彻底粉碎了。在这场复杂的、激烈的斗争中，毛主席表现出来的那种临危不惧、战而胜之的气概，是我终生难忘的。

毛主席身体健康的时候，每年都要外出巡视工作，返程时间一般都在9月底。1971年8月15日13点，我们陪着已78岁高龄的毛主席又出发去南方巡视。毛主席这次去南方巡视的目的，开始我们是不知道的。但他在巡视途中曾经说到：“陈伯达在华北几十天，周游华北，到处游说。我这次就是学他的办法，也到处游说。”

8月16日，毛主席乘坐的专列抵达武昌。在武昌，毛主席同武汉军区兼湖北省负责人刘丰谈话一次；同刘丰及河南省负责人刘建勋、王新谈话一次；同已调国务院、仍兼湖南省负责人的华国锋谈话一次；临行前，还同刘丰谈话一次。28日到长沙。在长沙，毛主席同湖南省负责人华国锋、卜占亚谈话一次；同广州军区兼广东省负责人刘兴元、丁盛，广西区委负责人韦国清谈话一次；同华国锋、卜占亚、刘兴元、丁盛、韦国清谈话一次。31日到南昌。在南昌，毛主席同南京军区兼江苏省负责人许世友、福州军区兼福建省负责人韩先楚、江西省负责人程世清谈话两次。毛主席沿途历次谈话我都参加了。在湖南，毛主席还同我单独谈话一次。南巡一路上，毛主席在谈话中反复强调：“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他反复讲：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指林彪一伙――作者注)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称“天才”。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这次庐山会议，只提出陈伯达的问题。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不过，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

听了毛主席这些话，我意识到他是为了要帮助一些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提高对发生在庐山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的认识，争取团结和尽力挽救在庐山会议上犯了错误的人，其中也想挽救林彪和黄永胜等人。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遭到挫败的林彪一伙并不改弦易辙，反而在会后很快开始了谋害毛主席、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阴谋活动。直到林彪事件发生以后我才知道：早在1970年10月，以林立果为首组成了“联合舰队”，叶群还为周宇驰、王飞等人规定了人名代号，“联合舰队”是林彪谋害毛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

据“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起诉书记载：“一九七一年二月，林彪、叶群和林立果在苏州密谋后，派林立果到上海，召集‘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周宇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于新野以及七三四一部队政治部副处长李伟信，从三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制定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分析了形势，规定了实施要点、口号和策略，提出‘军事上先发制人’，阴谋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543(注：一种导弹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夺取全国政权’或制造‘割据局面’，并阴谋‘借苏力量钳制国内外各种力量’。”“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林立果根据《‘571工程’纪要》建立‘指挥班子’的计划，在上海召集江腾蛟、王维国、七三五部队政治委员陈励耘和南京部队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秘密开会，指定南京以周建平为‘头’，上海以王维国为‘头’，杭州以陈励耘为‘头’，江腾蛟‘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一九七一年三月，米家农在林立果的指使下，在广州组织‘战斗小林彪反革命集团在上海巨鹿路招待所的秘密据点林彪反革命集团在广州白云山的秘密据点在秘密据点缴获的部分收发报机分队’，要队员向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并制定了联络密语、暗号。一九七一年四月，林立果指使王维国，在上海成立了为反革命武装政变服务的‘教导队’，进行捕俘、格斗、使用各种轻型武器、驾驶车辆等特种训练。”在制定《“571工程”纪要》的过程中，林立果明确地说：“办法是搞掉B―52(诬蔑毛主席的代称――作者注)实行武装起义”，“我看就叫‘571’，‘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他们认为：“和国外‘571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地理回旋余地大。空军机动能力强。比较起来，空军搞‘571’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两种可能性：夺取全国政权，割据局面。”

所有的这些，毛主席当时都不知道，也根本不可能知道。林彪一伙的阴谋行动的目标就是要“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571工程”纪要》――作者注)。在毛主席南巡期间，林彪一伙千方百计想了解毛主席的行踪，探听毛主席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的内容。

9月5日，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听到毛主席在长沙谈话内容的传达后，立即密报给林立果。9月6日，武汉部队政委刘丰不顾毛主席的叮嘱，把毛主席在武汉谈话的内容告诉了陪外宾到武汉访问的李作鹏，李作鹏当天回到北京即告诉了黄永胜。当晚，黄永胜又将毛主席谈话的内容密报给在北戴河的林彪和叶群。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在接到顾同舟、刘丰的密报后，感到自己暴露无遗了，决意对在旅途中的毛主席采取谋害行动。9月7日，林彪指示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命令。

9月8日，林彪写下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这样一来，危险便立刻向毛主席逼近。当时毛主席在杭州停留，陈励耘掌握着杭州的警备大权，直接指挥毛主席住所的警卫工作。毛主席住在杭州，无异于进入了虎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已经识破了林彪的阴谋。这次南巡，毛主席从北京到杭州的沿途，在同一些当地负责人的谈话中又了解到叶群、林立果进行阴谋活动的一些情况。9月8日晚上，毛主席在杭州又得到新的信息。杭州有一位好同志派人暗示毛主席说：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还有人指责毛主席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们走路。这种情况，过去是从来没有的。一些多次接待过毛主席的工作人员，在看望他老人家时也反映了一些可疑的情况。毛主席根据前后所了解和掌握的一系列情况，感到要防止林彪一伙人的不测行为，于是他当机立断，及时采取措施，对付林彪一伙的阴谋。他首先把我找去，提出要把专列转移。我问毛主席，专列是向后转移，还是向前转移？向后是转到金华，向前是转到上海。我还建议，也可以转向绍兴，即转向杭州到宁波的一条支线上，观察动静。毛主席同意转向绍兴，说：“可以。那样就可以少走回头路了。”当时，毛主席还不知道林彪的那个手令，也不知道林彪一伙进行武装政变的计划。但是，毛主席凭着他多年高度的警觉性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在思想上、行动上已做了各种防范准备。我从毛主席住地出来，马上就打电话找当时负责毛主席在杭州的警卫工作的陈励耘。陈励耘的秘书接的电话。他接到电话后，马上跑到我的办公室来说：“陈政委有事，您有什么事请跟我讲。”我说：“专列要转移，这个事对你讲，你能办成吗？”秘书肯定地回答说：“能。”我说：“你可以试着办一下，不过还是要找到陈政委。”紧接着我就找到张耀祠说：“赶快去找专列的同志讲清楚，火车马上开走。”当时天气太热，我还要求在专列转到新的停车地点后，给毛主席的主车和餐车上面搭个棚子，起到防晒作用。张耀祠马上落实了。这些情况，我都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同意这么办，并说这个办法好。毛主席的专列于9日凌晨转到靠近绍兴的一条专线上。

10日中午，毛主席叫我去，对我说：“走啊！不要通知陈励耘他们。”我说：“主席，不通知他们不行。”毛主席问：“为什么呀？”我说：“不通知不行，您不是一般人。来的时候，都通知了；走的时候，不通知不好，路上的安全，还是要靠地方。”毛主席又说：“那就不让陈励耘上车来见，不要他送。”我说：“那也不行，会打草惊蛇。”毛主席考虑了我的建议。他问：“那怎么办？”我说：“您看，是不是请南萍、陈励耘……”我刚说到这里，毛主席打断我的话说：“还有一个，就是空五军的军长白宗善，这个人也请来。为什么这次没有请他见面？”我回答说：“马上就通知他。”

南萍等人被请来以后，毛主席在自己休息的房间里又同他们谈了一次话。当毛主席见到白宗善，同他握手时，问：“你为什么不来看我！”陈励耘连忙解释说：“他那天在值班。”

这次谈话，毛主席讲了庐山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党的历史上几次路线斗争的问题，军队干部的团结问题，战备问题。谈话中，毛主席还说：不要带了几个兵就翘尾巴，就不得了啦。打掉一条军舰就翘尾巴，我不赞成，有什么了不起。三国关云长这个将军，既看不起孙权，也看不起诸葛亮，直到走麦城失败。毛主席在谈话中，再一次批评了林彪、黄永胜。他还针对领导人闹不团结的情况，讲了一个故事，寓意深长。春秋时候，鲁与齐战，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后来被曹刿阻止了，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胜了齐军，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战例。他说，齐国和鲁国打仗，我是帮齐国，还是帮鲁国呢？鲁国小，人少，但团结的好。齐国向鲁国进攻，鲁国利用矛盾，结果把齐国打败了。在谈话的时候，我就布置专列做开车的准备。毛主席同他们谈了半个小时。谈完后，我请他们到我的房间里休息。

我回到毛主席那里，请示说：“到上海后车停在哪里？”毛主席说：“停在上海郊外虹桥机场专用线，顾家花园就不进去了。”我说：“上海那边要通知，是不是通知王洪文？”毛主席说：“是。这个电话由你们打。”当时，陈励耘在我的房子里，我就只好在毛主席那里给王洪文打了一个电话。专列10日13点40分由绍兴返回，14点50分抵达杭州站。在离开杭州去上海的时候，我们没有通知其他的人送，而陈励耘却来了。陈励耘到了车站后，不敢同毛主席握手，也不敢接近毛主席。他心里有鬼，当时神情很不自然。他跟我握手时问我：“车开后，要不要打电话通知上海？”我说：“你打电话给王洪文或者王维国，这两个人都可以，就说我们的车出发了，还是在那个支线上停住。”以后我了解，陈励耘确实打电话通知了王洪文。

后来，据陈励耘交代：8日晚上他有事，就是因为于新野到了杭州。于新野是8日先坐飞机到上海，然后赶到杭州找陈励耘布置任务的。但于新野有一些疑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他追问陈励耘毛主席到底在杭州讲了些什么话，陈就把毛主席同他们谈话的内容做了报告。当时，于新野告诉陈励耘，要在杭州、上海、南京之间谋害毛主席。据我们后来了解到的情况，陈励耘在接待于新野的房子里挂着一张毛主席像，陈励耘一看到毛主席像就发愁。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发动武装政变、杀害毛主席的手段之残忍，是骇人听闻的。

从后来“联合舰队”成员的供述和我们调查得到的材料看，他们准备谋害毛主席的办法有八种之多：

第一种办法，如果毛主席的专列停在上海虹桥机场专用线上，就由负责南线指挥的江腾蛟指挥炸专用线旁边飞机场的油库，或者让油库燃烧。据王维国交代，这时就由王维国以救火的名义带着“教导队”冲上火车，趁混乱的时候，先把汪东兴杀死，然后杀害或绑架毛主席。

第二种办法，是准备在第一种办法失败后采用的，就是在毛主席的专列通过硕放铁路桥时，炸掉铁路桥和专列，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然后他们再宣布是坏人搞的。硕放桥在苏州到无锡之间，他们已经到那里看了地形，连炸药怎么安放，都测量和设计好了。

第三种办法，如果硕放炸桥不成，就用火焰喷射器在路上打火车。周宇驰讲，火焰喷射器可以烧透几寸厚的钢板。朝火车喷射，很快就会车毁人亡。王维国、周宇驰等人也到铁路沿线看过地形。他们准备从外地调来火焰喷射器部队，由于我们行动提前，这支部队没有来得及调来。　　第四种办法，是用四火箭筒和一百毫米高射炮平射打毛主席乘坐的火车。四火箭筒是打坦克的，高射炮是打飞机的，这两种武器的穿透力都很强，对付火车不成问题。

第五种办法，是由王维国利用毛主席接见的机会，开枪杀害毛主席。

第六种办法，是利用中央开会的机会，对毛主席下毒手。

第七种办法，是策划用飞机上的机关炮、警卫营的步枪、机关枪打毛主席乘坐的专列，把车打停以后，欺骗战士说上火车去抓凶手，看着哪个活着就把他干掉。

第八种办法，是要陈励耘在杭州用改装的伊尔―10飞机来轰炸毛主席的专列，由陈励耘负责在飞机上装炸弹。

据陈励耘后来供述：于新野找他布置任务时，他曾提出杭州没有可靠的飞行员，于新野答应回去向领导上汇报，派一个飞行员来。他们准备派谁呢？派鲁珉。鲁珉当时是空军司令部的作战部部长。陈励耘说：“那就好。那就干！”陈励耘还说，用飞机轰炸专列的办法是可靠的。

9月9日，于新野在上海当着王维国的面说：“我们这次用飞机轰炸，除飞机上有的武器外，还要再加配高射机关枪，这个机关枪可以扫射火车上跑下来的人。”从这几种办法可以看出，林彪一伙谋害毛主席的手林彪反革命集团为谋害毛主席准备使用的伊尔―10强击机段是何等阴险毒辣！当于新野同王维国一起策划时，王维国又提出，如果毛主席到上海下车住在顾家花园怎么办？于新野说，他看了地形，如果毛主席住在顾家花园，可以把王维国的“教导队”带上去，在毛主席住地附近埋伏好，用机枪把前后路堵死，先把警卫部队消灭，再冲进去就可以解决问题了。王维国还向于新野表态说：“首长(指林彪)的命令，我一定执行。”于新野、王维国都认为，在上海动手，地形比杭州要好，对他们更有利。

9日下午，于新野从上海坐飞机回北京前，王维国同他一起又看过一次地形，他们决定就在上海谋害毛主席。于新野飞回北京，就到西郊机场向林立果做了汇报。林立果在西郊机场的平房和西郊机场旁边的空军学院里都有办公室，那里是他的据点。林立果马上将谋害毛主席的阴谋活动的进展情况报告给在北戴河的林彪和叶群。这时，林立果和周宇驰对江腾蛟说：北线由王飞指挥，南线由你指挥，你要赶快回南方去。王飞当时是空军司令部的副参谋长，是“联合舰队”的骨干成员。他们计划在北线实施的行动，是要把在京的周总理、朱德、叶帅、聂帅、徐帅、刘帅等人都害死，也包括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飞等人把钓鱼台、中南海的地形都看了。周总理当时就住在中南海里。他们打算用坦克冲中南海。王飞说，北京上空是禁飞的，用坦克可以把中南海的墙撞开。在他们密谋的过程中，还有人提议可否用导弹车拉着导弹打中南海。他们说来说去，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方案。林彪知道搞政变的行动已经全面展开了，他有带兵的经验，怕单靠“联合舰队”这几个人没有把握，怕他们经验不够。林彪要指挥一个大“舰队”。他通过叶群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调动起来了。那几天，他们的电话联系十分频繁，常常是两三部电话机同时讲话，一讲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据调查：9月10日，黄永胜同叶群通电话5次。其中有两次通话时间竟分别达90分钟和135分钟。同日，林彪还给黄永胜写信，信上说：“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他们称毛主席为“B―52”。叶群在给吴法宪电话中问：B―52的情况现在怎么样了？吴法宪向她报告了毛主席在杭州同陈励耘等人谈话的内容。现在想来，那时的形势是极其危险的。但毛主席并没有把他知道的危急情况全部告诉我，他老人家没有作声，他沉着地待机而动。当时，我也发现有些现象不正常。杭州我们不能再呆下去了，便转往上海。由于我们行动非常快，使得陈励耘和王维国等人措手不及。

10日15点35分，我们从杭州发车，18点10分就到了上海。这次随毛主席外出，我带上中央警卫团干部队100人，前卫、后卫车都上了部队。专列一到上海，我就把上海当地的警卫部队全撤到外围去了，在毛主席的主车周围全换上中央警卫团的部队，以防不测。在离我们的专列150米远的地方是虹桥机场的一个油库，要是油库着火了，我们的火车跑都跑不掉，所以我特别派了两个哨兵在那里守卫。10日晚上，毛主席同上海市革委会负责人王洪文见面，但没有谈几句话。王洪文住在车下的房子里，他还要我也搬到车下来住。我因为考虑专列的安全就谢绝了。第二天上午，许世友来了。

毛主席与许世友、王洪文和我，谈了两个小时的话。毛主席说：犯点错误是不要紧的，有的属于认识问题，现在有的同志有些认识不到嘛，那就等待，而且要耐心地等待嘛。毛主席又说：要争取主动，有了错误，不认识，不改正，在那里顶着不好，这会加深错误，包袱越背越重，甩掉包袱，轻装上阵，人就舒服了。他还指出：有人在搞阴谋诡计，不搞光明正大；不搞团结，在搞分裂。许世友表示，庐山会议的问题，按毛主席的指示办。谈到中午，毛主席说：“吃中午饭啦！今天，我就不请你们在车上吃饭了。王洪文，你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去吃饭，喝几杯酒。”许世友热情地说：“汪主任，你也去。”我说：“我不去了，谢谢。”毛主席当着他们的面对我说：“汪主任，你把他们送走以后，再回来一下。”我送许世友、王洪文下车时，看到王维国也来了。他一直在休息室里等着毛主席召见。我送走许世友、王洪文、王维国等人后，马上回到车上去见毛主席。毛主席问：“他们走了没有？”我说：“走了。”毛主席马上说：“我们走。你立即发前卫车。”我说：“不通知他们了吧？”毛主席说：“不通知。谁都不通知。”

我们执行毛主席的命令，立即发了前卫车。13点12分，我们的车也走了。专列开动时，车站的警卫人员马上报告了在锦江饭店吃饭的王洪文。王洪文小声告诉许世友说：“毛主席的车走了。”许世友很惊讶地说：“哎呀！怎么走了？”王洪文对许世友说：“既然走了，我们还是吃饭吧。”王洪文、许世友、王维国等人吃了两个多小时的中午饭。吃完饭已经是下午了。

许世友便乘一架伊尔―14飞机赶回南京，然后到车站接我们。我们专列18点35分抵达南京站，停车15分钟。许世友在南京站迎接，毛主席说：“不见，什么人都不见了，我要休息。”我下车见了许世友，跟他说：“毛主席昨天晚上没睡，现在休息了。毛主席还说，到这里就不下车了。”许世友说：“好！”他接着问我：“路上要不要我打电话？”我说：“不用了，我们打过了。”许世友又问：“蚌埠停不停？”我说：“还没最后定。一般的情况，这个站是要停的，但主席没定。”专列从南京开出后，到蚌埠车站是21点45分，停车5分钟。12日零点10分到徐州，停车10分钟。到兖州时是2点45分，没有停车。到济南时是5点，停车50分钟。在济南车站，我打电话给中办值班室，要他们通知纪登奎、李德生、吴德、吴忠到丰台站，毛主席要找他们谈话。专列到德州时是7点40分，停车20分钟。11点15分到天津西站，停车15分钟。12日中午13点10分，专列抵达丰台站停车。毛主席与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和我谈了话，一直讲到下午3点多钟才结束。过去，毛主席从来没有白天到北京站下车的，这次是个例外。15点36分，专列由丰台站开出，16点5分到北京站。毛主席下火车后坐汽车回到了中南海。从杭州动身到这时，毛主席已经3天没有休息好。到了中南海，我对毛主席说：“您睡吧。”毛主席关心地对我说：“你也睡一睡吧。”我说：“我也回去睡一睡。”

回来后，我打电话给周总理。周总理还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感到诧异。他问：“你们怎么不声不响地就回来了，连我都不知道。路上怎么没有停？原来的计划不是这样的呀。”我回答周总理说：“计划改了。”我还说，电话上不好细说，以后当面汇报。这时，林立果等人正在加紧策划和实施谋害毛主席，突然接到王维国从上海打来的电话，报告毛主席的专列已经离开上海。这帮家伙被吓坏了，林立果连声说：“糟糕！糟糕！”

当林立果又探听到毛主席确实于9月12日下午回到中南海的消息后，深感谋害毛主席的阴谋已经破产，他在惊恐之余，给在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说情况紧急，两个小时以后飞往北戴河，并说，他走后北京由周宇驰指挥。林立果还对周宇驰等人说，现在情况变了，我们要立即转移，赶紧研究一个转移的行动计划。他们要转移到哪里去呢？他们要实施早在《“571工程”纪要》中密谋的方案，即谋害毛主席不成，就转移到广州去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国家。这就是审判林彪反革命集团时所说的“两谋”：一个是阴谋杀害毛主席；另一个是阴谋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国家。①据李伟信(林彪死党，直接参与研究制定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的成员之一。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同周宇驰、于新野一道乘直升飞机外逃，叛国投敌。被迫降落时，驾驶员中队长陈修文烈士与叛徒周宇驰夺枪搏斗，被杀害。迫降后，周、于自杀，李伟信被我俘获。)1971年10月13日交代：“一九七一年二月份，反革命分子林立果跟野心家林彪、反革命分子叶群，当时，空军已经被他们控制。他们安排了5架飞机飞往广州：一架是256号三叉戟，林彪的专机；另外再安排一架三叉戟给黄永胜等乘坐；第三架是伊尔―18；第四架是安―12运输机，可以装汽车；第五架是安―24，也可以装防弹车。他们说，还要为林彪再准备一架伊尔―18。林立果在电话中把这些安排都报告了林彪。林彪说：“立即转移。”随后，林立果给王飞传达说：“你这样安排对。林副主席决定立即去广州。”

后来据调查得知，林彪他们有一个先谈判、后动武的计划，他们想到了广州以后，先提出条件同北京谈判。但他们估计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小。这样，他们就计划在一起到苏州，以后，林立果又到杭州。三月十八日，林立果和于新野从杭州到上海。当天晚上，林立果在他卧室里对于新野和我说：“根据目前形势，要设想一个政变计划。”他要立即把周宇驰从北京叫来商量，同时叫于新野暂不回北京，主要处理这件事。林立果接着说：“刚才已经把我们在杭州研究的情况，给‘子爵号’(是英国飞机名称，反革命分子林立果等人称呼反革命分子叶群的代号)说了一下，她说在上海要隐蔽、安全。”反革命分子周宇驰三月二十日到上海。

当天晚上，林立果、周宇驰两人密谈，后把于新野叫去。第二天，开始他们三人商量，后来叫我也去了。反革命分子林立果说：“目前从各地区实力来看，首长(指野心家林彪)讲话，还是有一定作用，这件事与首长(林彪)谈过，首长(林彪)叫先搞个计划。”这次主要谈了这样几个问题：

(一)研究了形势。主要谈了三方面：

(1)在全国范围内，“首长”(指野心家林彪)的权力势力，目前是占绝对优势，是一边倒的，是最好的时机，但是可能逐渐削弱。

(2)张春桥(他们指所谓文人力量)正在发展。因为九大以后，全国局势基本稳定，在和平时期，文人方面工作和力量，势必要发展。

(3)从事物发展规律来说，好到一定程度，就要向相反方面转化，交叉发展规律，反革命分子林立果还恶毒地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主席一贯是这样，一会儿用这边力量，一会儿用那边力量，用这样的办法玩弄平衡。目前的发展趋势是用张春桥。”

(二)研究了野心家林彪的接班问题，说有三种广州立即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动员，并宣布成立中央政府。要动武，就联合苏联，南北夹击。林立果要求通知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顾同舟，要他安排好车辆和房子。周宇驰还对李伟信说，马上打电话给上海的王维国，通知他9月13日早上有一架伊尔―18飞机在上海着陆，把警卫团二中队换下来，让王维国的空四军“教导队”和上海的“联合舰队”成员做好准备，搭乘这架情况：

1.“首长”(指野心家林彪)和平过渡地接班。反革命分子周宇驰说，五、六年就差不多了，甚至可能更短。反革命分子林立果说，五、六年还接不了班，即使五、六年，其中变化就很大，很难说“首长”(林彪)的地位还一定能保得住。当然和平过渡的办法最好。

2.“首长”(指野心家林彪)被人抢班(被赶下台)。反革命分子周宇驰认为一下不可能，最起码三年以后。反革命分子林立果认为，很难说，主席威信高，他要叫谁倒还不是一句话。反革命分子于新野说：那“首长”(指林彪)是主席自己树起来的。反革命分子林立果恶毒地说：刘少奇不也是他立的。反革命分子林立果觉得野心家林彪随时都可能被赶下台，因此，他积极疯狂地策划反革命政变。接着谈了上海文汇报三月十六日发表的文章，林立果认为，这篇文章是有来头的。既然有来头，就应该看成是信号，是舆论准备。

3.“首长”(指野心家林彪)提前抢班，可有两个办法：(1)把张春桥等这一伙搞掉，保持“首长”(指野心家林彪)地位不变，再和平过渡(认为张春桥同志要代替林彪的可能最大)。(2)直接陷害伟大领袖毛主席，但是他们又考虑主席影响、威信这样大，以后政治上不好收拾，尽可能不这样干。反革命分子周宇驰还非常险恶地说，当然一定这样做也可以想办法，如：把主席软禁起来谈判；也可以把主席害了，再嫁祸于人，把汪东兴、张春桥叫去，把他们搞掉，就说他们与王、关、戚有关系，谋害主席，或者搞几个犯人替死。到那个时候，反正“首长”(林彪)掌权，事后处理，“首长”(林彪)是可以出来说话的。但是这样干，“首长”(林彪)在政治上要付出很大代价。

(三)研究了办法：争取和平过渡，但是作好武装起义准备。目前先做两件事，(1)写个计划；(2)让空四军组建一教导队。计划：一开始研究代号，想了很久，最后林立果自己定，就叫“571”工程计划，即武装起义的谐音。计划目的和内容，林立果说，让上海小组带着教导队先把飞机去广州。周宇驰还要求于新野给空军军务部打电话，通知马上准备好30支手枪，2支冲锋枪，多准备一些子弹。这些任务完成后，于新野立即去空军大院协助江腾蛟、王飞组织人员转移。周宇驰这时挥着胳膊对江腾蛟和王飞说：“他妈的，成败在此一搏！”

12日傍晚，周宇驰在空军学院召售江腾蛟、王飞一伙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会上确定，由王飞、江腾蛟负责组织人员，保护黄永胜等人南逃。他们计划：13日早晨8点钟，林彪由山海关机场直飞广州；13日早晨7点钟，接上页注张、姚干掉，可由王维国请张、姚来，或叫警卫处处长李松亭带领去张春桥家(那时林立果问我张家是否是你们警卫处管，我说不知道。林立果叫我打听一下，我记得好像问过警卫处处长李松亭，李说张家是我们管，我们派人警卫和送日常用品，我将情况告诉了林立果。我为他们反革命计划进行了反革命活动)。林立果又说，干掉张、姚后，让王维国、陈励耘，必要时抽南京空军一部分力量，控制上海局势，然后串连全国力量，发表支持声明，逼中央表态支持。假如许世友出兵干涉，由王维国他们保卫上海，形成对峙的局面，再和平谈判。最坏的打算，是上山打游击，先往浙江方向。

林立果还说，这些问题，这次去杭州与陈励耘商量了一下。我看这个计划，就按在杭州商量的框框，由于新野写。计划分几个部分我说不清，好像有实施准备、方案，以后打算等。教导队：以培养基层干部为名，建立教导队。要精干、保密。一百人左右，住在上海新华一。教导队的干部很重要，要选好。光靠教导队还不行，上海小组要去抓。小组里以袭著显、蒋国璋为主，小组每一至二人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由北京西郊机场直飞广州。然而，事与愿违。玩火者必自焚。历史无情地表明：接上页注还要抓空四军所属的一个部队，每个人在他抓的那个部队，都要挂个职务。另外要给教导队多配些汽车和炮，增加机动能力。可以叫王维国自己造炮。军事上要多学几手，政治上培养对“首长”(林彪)、“副部长”(林立果)的感情。林立果还说，“571”计划和教导队的事，目前只限“舰队”、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知道，有些情况可以告诉上海小组。

以上是林立果三月份在上海的反革命活动。

现在另外交待和揭发几个问题。一、“571”计划写成后，我没有见过，但是于新野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曾夸耀自己说：林立果把计划及一本于新野最近摘录的关于武装起义的事例，都留在北戴河“首长”(林彪)、“主任”(叶群)那里。二、于新野一九七一年七、八月在广州时对我说：批陈整风汇报会时，林立果当时比较紧张，对会议估计三种可能：(1)一般谈一下，(2)整到军委办事组，(3)整到“首长”(林彪)。后来估计(1)、(2)可能大。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黄、吴、邱、李、叶都检讨林彪的“两谋”，不过是一伙阴谋家的垂死挣扎而已，他们没有逃脱失败的命运。

离北戴河西海滩两公里处的联峰山松树丛中，有一栋两层的小楼，这就是林彪、叶群住的中央疗养院62号楼(原为96号楼)。1971年9月12日，天色渐黑时分，林彪、叶群正在这里忙着调兵遣将。可是从表面看来，62号楼却是十分平静，在这里服务的工作人员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林彪、叶群在接到林立果马上要飞来北戴河的电话后，耍了一个花招，宣布当天晚上他们的女儿林立衡要与其恋爱对象张清霖举行订婚仪式。叶群指示秘书和工作人员说，不请人吃饭，但要准备好烟、酒、糖果、茶等，另外再准备两部电影招待大家。他们接上页注了，而且是主席批准要他们检讨，“主任”(叶群)非常紧张，当时要搞“571”，并和黄永胜也商量了，黄永胜他们也同意。三、刘沛丰一九七一年八月在北戴河，有次对我说，前几天，天天四五点钟睡觉，吃不消。我问干什么，刘说：叶群天天找林立果，研究“571”，把舰队一些人员的代号也要去了。这样做，是要转移工作人员的注意力，掩盖他们的阴谋活动。晚间，叶群还与林立衡一起看电影，电影的名字叫《甜甜蜜蜜》。8点多钟，林立果乘专机飞到山海关机场，9点钟到了林彪住地。林立果送了一束鲜花给林立衡，表示祝贺。林彪、叶群他们搞阴谋的事，林立衡当时不知道。林立衡与叶群平时关系不好，叶群有事总是背着她。林立衡是个很聪明的人，她看出林立果回来后，家里好像有事不让她知道。叶群一退场，随即和林立果去了林彪的房间。林立衡也没有心思看电影了，就从电影室出来，到林彪的房间外边去听。她听到林彪、叶群、林立果三个人在一起谈话，隐隐约约地听他们说，要去什么地方。林立衡听到这些话，心里很紧张。她马上去向当时在北戴河保卫林彪的8341部队的副团长张宏和二大队的队长姜作寿报告。

晚上9点20分左右，张宏、姜作寿听到林立衡的报告，姜作寿立即打电话将情况报告给在北京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张耀祠立即赶到我的办公室，说：“情况很紧急，林彪要走动，怎么办？”我马上打电话找周总理。周总理当时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主持讨论将在四届全国人大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我将林立衡报告的情况向周总理报告后，周总理问林彪等逃跑时所乘的汽车我：“报告可靠吗？”我回答说：“可靠。”周总理对我说：“你马上打电话通知张宏，如果有新的情况，立即报告。”我和张耀祠都守在我的办公室的电话机旁。过一会儿，张宏又来电话报告说：林立衡还报告，她听接林立果的汽车司机讲，林立果是乘专机从北京来的，这架专机现在就停在山海关机场。由于林立衡的报告，我们掌握了林立果是乘专机去北戴河，山海关停有专机的重要情况。我马上又将这个情况报告给周总理。这时，周总理听了这些情况后，已经不能继续主持开会了，他也紧张起来。他安排其他人继续开会，自己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的一间小房子里处理北戴河方面的问题。他打电话给我，要我不离开电话机，随时掌握北戴河那边的情况。我说，不会离开，我就在电话机旁边等着。周总理接着打电话把在大会堂参加《政府工作报告》稿讨论会的吴法宪从会场上找出来，问他知道不知道有一架飞机从北京飞到北戴河去了。吴法宪回答说不知道，并说他要问一问空军调度室。周总理要求吴法宪立即去问。吴法宪就到另一个房间去打电话了。周总理这时又打电话给我，让我立即转告北戴河的张宏，让他查一查，山海关是不是有一架专机，如果有什么新情况，马上向他报告。张宏很快答复说，他已问过山海关机场，确实有一架专机，专机的机组人员正在休息，这个机场归海军管理。为外逃准备带走的大批绝密文件。

晚上11点半钟，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叶群。周总理问叶群说：“林副主席好不好呀？”叶群说：“林副主席很好。”周总理问叶群知道不知道北戴河有专机，叶群说她不知道。叶群稍微顿了一下后，又改口对周总理说：“有，有一架专机，是我儿子坐着来的。是他父亲说，如果明天天气好的话，他要上天转一转。”周总理在电话里又问叶群：“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叶群回答周总理说：“原来想去大连，这里的天气有些冷了。”周总理说：“晚上飞行不安全。”叶群说：“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周总理又说：“别飞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接着，周总理还说：“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周总理提出要去北戴河，这一下子叶群警觉了，她慌了。周总理要是一来，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的阴谋也就搞不成了。叶群劝周总理不要到北戴河来，对周总理说：“你到北戴河来，林彪就紧张，林彪会更不安。总之，总理不要来。”这些情况、对话，是周总理后来告诉我的。

周总理后来对我说，他确实打算去北戴河，已经让杨德中准备飞机了。这时，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里，我在中南海的南楼，他和我都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周总理派李德生到空军司令部作战值班室去协助他临时负责指挥，还派杨德中陪吴法宪去了西郊机场。林彪听了叶群的汇报，得知周总理要来北戴河。他说：“我也不休息了，今晚反正睡不着觉了。你们赶快准备东西，我们马上走。”此时，叶群更加惊慌，她也说：“越快越好。”林彪要走的命令一下，62号楼的人忙开了，慌了，都不知为什么要走得这样快。林彪的汽车马上调到了他的住房门口。林彪快要上车时，叶群派人找过林立衡。林立衡自从报告了林彪要去外地的情况后，已经不敢再回去了。这时，二大队执勤的哨兵也报告，说林彪住地很乱，搬东西的人来来往往。林彪和叶群、林立果先后上了汽车。

林彪问林立果和警卫秘书：“去伊尔库茨克要飞多少时间？”林立果说：“很快就到。”林彪问完后，汽车就开动了。林彪的警卫秘书坐在前座上，后边是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汽车驶到岗哨跟前，哨兵拦阻，叶群命令司机冲过去，警卫秘书这时突然改变主意，叫一声“停车！”司机没有听他的，只是将车速稍微慢了一下，警卫秘书就打开车门跳下车。汽车里有人向他开了枪。张宏、姜作寿等人看到这些，坐车跟上去。林彪的红旗牌轿车时速开到100公里左右，张宏他们乘坐的吉普车根本追不上。等张宏他们追到山海关机场的时候，林彪已经上了飞机。由于紧张和慌乱，林彪的帽子和叶群的围巾都掉在了地上。飞机那时还未加完油，就起飞了。专机的两个驾驶员，只上去一个，领航员、通讯报务员都没有来得及登上飞机。张宏他们在机场上把林立果找对象选来的几个“美女”拘留了。这些“美女”当时都发了枪，她们拿着枪不让我们的警卫战士进屋。张宏对她们说：“你们这是要干什么！我们是保卫林副主席的，你们怎么这个样子？”警卫战士一进去，就把她们的枪缴了。

13日零点32分，我接到张宏从山海关机场打来的电话，说飞机已经起飞了。与此同时，林立衡也打电话来对我说：“听到飞机响了，好像是上天了。”我对她说：“你报告得迟了一点。”她对我说：“刚听到飞机声。”我对她说：“我现在没有时间接你的电话。”就把电话挂了。我立即打电话给周总理，说：“毛主席还不知道这件事，您从人民大会堂到毛主席那里，我也从中南海南楼到主席那里，我们在主席那里碰头。”我叫张耀祠同我一起去，我说，你要去主席那里接电话。我们和周总理几乎是同时到了毛主席那里。我们正在向毛主席汇报时，吴法宪从西郊机场打电话找我，说林彪的专机已经起飞30多分钟了，飞机在向北飞行，即将从张家口一带飞出河北，进入内蒙古。吴法宪请示，要不要派强击机拦截，我说：“我立即去请示毛主席，你不要离开。”当时，毛主席的房间里没有电话，电话在办公室里，离谈话的房间还有几十米远。我马上跑步回去，报告毛主席和周总理。毛主席听了报告以后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周总理同意毛主席的意见，让我马上去传达给吴法宪。我又跑回值班室，只告诉了吴法宪一句话，就是不要派飞机阻拦，其他的话，我没有告诉他。

这时时针指向13日凌晨1点12分。飞机从起飞时算起，已经飞了40分钟，快要飞出国境了。把这架飞机放过去，是毛主席、周总理的意见。这个意见是对的。要是把这架飞机拦截下来，那可不得了！会在全国造成不好的影响。林彪是党的副主席，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他要飞到哪里去，做什么事，拦截专机，我们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后来才知道，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林彪、叶群经过长期策划，林彪认为，只要毛主席健在，无论是威望还是文的、武的，他都不是对手，所以他想出了三个计策，即上策是谋害毛主席，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中策是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下策是往北叛逃国外。最后关头，他选择了下策。

13日凌晨3点多，我们还没有离开毛主席住地，空军司令部又打来了电话，说调度室报告，北京沙河机场有一架直升机飞走，机号是3685，机上有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和正副驾驶员共5人，直升机正向北飞行。我马上将这个情况报告毛主席和周总理。毛主席和周总理异口同声地说：“下命令，要空军派飞机拦截。”空军的歼击机升空以后，由于天空很黑，直升机又没有开航行灯，所以经过一番搜索没有找到目标。驾驶直升机的飞行员陈修文，是个很好的同志，后来被追认为烈士。他当时装着很焦急的样子，喊叫说没有油了，要降落下去加油。其实油是够的。周宇驰说不能降落，降落下去，大家就都别想活了。周宇驰还谎称，林副主席已经坐三叉戟专机在乌兰巴托降落了，说你们不要害怕，出了国境就行。陈修文听周宇驰这样一讲，操纵飞机摇晃了一下，然后利用飞机晃动的机会改变了航向。

这时，天已经发亮，陈修文看到头顶上的歼击机了。周宇驰他们也看到了，很紧张。飞机开始往回飞，陈修文并将罗盘破坏了。周宇驰发现后，问陈修文为什么改变飞机的航向。陈修文说，头上有歼击机，如果不机动飞行的话，可能要被打下来。周宇驰又问陈修文，罗盘怎么不对。陈修文说罗盘早就出了故障。这样一来，周宇驰感觉到飞机的航向有问题，不知道飞机往哪里飞。陈修文知道方向，他驾驶飞机经张家口、宣化等地又飞回北京。直升机在怀柔沙峪的一个空地上空盘旋了5圈后，开始降落。当直升机降落到离地还有20米时，周宇驰开了两枪，把陈修文打死了。陈修文旁边的副驾驶员叫陈士印，他将陈修文身上流出的血抹在自己的脸上，躺在地上装死。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从直升机上爬下来后，就往山上跑，一直到累得跑不动时才停下来。周宇驰说：“这样不行，早晚都是死，跑是跑不了的，咱们今天就死在这里吧。”他还说：“有两种死法。第一种是如果你们怕死，我就先把你们打死，然后我再自杀；第二种是如果你们不怕死，那就自己死。”说完这些话，周宇驰就把带在他身上的林彪的手令和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撕碎。这两个被撕碎的罪证，后来都找到了。

于新野对周宇驰说：“我们还是自己死，不用你打。你喊‘一、二、三’，我们同时开枪。”当周宇驰喊过缴获文件的一部分林彪死党李伟信等被我迫降在怀柔县境内“一、二、三”后，“砰！砰！砰！”三声枪响，可是倒下的只有两个人，原来是李伟信怕死，他把枪弹射向了天空。看到周宇驰和于新野两个人都躺在地上死了，李伟信爬起来就跑。这时民兵已经赶到，就地把李伟信抓起来了。抓李伟信的时候，他还喊叫，说要找卫戍司令。

14日上午8时30分，在乌兰巴托，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打电话通知中国大使馆，说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约见中国驻蒙古大使，要向大使通报一架中国喷气式飞机在蒙古失事的情况。9月14日中午12时20分，中国驻蒙古大使将一架中国飞机在蒙古失事的情况报告中国外交部。外交部在代外长姬鹏飞主持下召开了党组会，并将这个情况很快抄报了党中央。当时，我们都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会，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接的报告。周总理看到报告后，在会场上对我说：“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消息，你是不是马上去报告毛主席。”我说：“我马上就回去报告毛主席。”当时，毛主席就住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我跑了一段路到北京厅，把这个消息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想了一下，问我：“这个消息可靠不可靠？为什么一定要在空地上坠下来？是不是没有油了？还是把飞机场看错了？”我对毛主席说：“飞机到底是什么情况，现在还不清楚，大使准备去实地勘察。目前还不知道飞机是什么原因坠落下来的。”毛主席又问我：“飞机上有没有活的人？”我对毛主席说：“这些情况都不清楚，还要待报。”这个消息虽然很不具体，但它却使毛主席、周总理和正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心里的石头落了地。我国驻蒙古大使后来到飞机失事的现场去了解了情况，弄清飞机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肯特省贝尔赫矿区南10公里处，是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飞机，机上8男1女，全部死亡。

关于飞机坠毁的情况和我国外交部交涉的情况，大使和经办的外交官都已经有文章发表，是可靠的。不久，我们把从直升机上和周宇驰等人的自杀现场缴获的林彪的一些文件，如林彪的手令、给黄永胜的信等调出来看时，在场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都惊呆了。林彪叛逃后，关于如何处理同林彪有密切关系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问题，毛主席对周总理说：“看他们十天，叫他们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老同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交代好了就行。”但是，黄永胜这些人，在十天中既不揭发林彪的罪行，又不交代自己的问题，什么都不坦白。

十天后，毛主席把我找到他的住处说：“黄永胜他们怎么处理了？你去问一问总理。”于是，我马上赶到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向周总理汇报，说毛主席催问对黄永胜等人的处理。周总理让我等一下，等他接见完外宾后，同他一起乘车去见毛主席。当我同周总理到达中南海毛主席住所后，周总理向毛主席报告说，黄永胜他们在拼命烧材料。毛主席说：“是啊，那是在毁证据嘛。这些人在活动，这些家伙是要顽抗到底了。”周总理对毛主席说：“我马上办。今天晚上办不成，明天早上一定办成。”周总理和我从毛主席那里出来后，周总理说：“你不能离开中南海了，要严加保卫毛主席的安全。我们有事时可以找张耀祠、杨德中，必要时找你。”我当时向周总理建议不要在集体开会时解决，要分开来，一个人、一个人地办。后来是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宣布的对黄永胜等人的处理决定。

当时，怕他们反抗，把福建厅的烟缸、茶杯等都端走了。周总理对他们宣布说：“限你们十天坦白林立果的尸体交代，争取从宽处理，你们不听。这个事还小呀，还有什么事比这个事更大！你们对党对人民是犯了罪的。现在宣布对你们实行隔离审查。”一场阴险狠毒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就这样被彻底粉碎了。人民终于将林彪一伙野心家、阴谋家押上了审判台，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中共中央在1981年所作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1970年至1971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历史的事实确实是这样的。毛主席在与林彪集团的斗争中，表现出了非凡的胆略和气概。毛主席以他异常丰富的斗争经验，成功地识破、挫败了林彪集团在庐山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阴谋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宗派活动。

此后，毛主席采取一系列措施，逐步削弱了林彪集团的势力。1971年南巡期间，毛主席和沿途党、政、军许多高级干部谈话，做工作，揭露林彪一伙的真实面目，提高大家的认识，团结全党，反对分裂，并以其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的胆识，成功地战胜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策划的暗杀、搞武装政变等一系列阴谋，在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策动的反革命武装政变及分裂活动的殊死搏斗中，夺取了全面胜利。中国共产党没有被分裂，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被分裂，中国的历史避免了大倒退。毛主席识破和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为我们党和国家战胜野心家篡党夺权的阴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其意义和作用都将是巨大的和深远的。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形成、发展和覆灭，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本书把我跟随毛主席参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前前后后活动经过写出来，希望能有助于大家了解这段历史。本书中，毛主席在武昌、长沙、南昌、杭州、上海、丰台等地的多次谈话，虽然地点、对象不同，但基本内容是相同的。为了保持历史的原貌，尽管内容上有些重复，我还是按照原来的记录抄录下来了。书中记录的毛主席各次讲话，有些事的判断或说话，以及我自己的某些表态和检讨，现在看来也许不够准确，或者不够妥当，但这都是历史真实情况。我相信读者会理解历史发展有个过程，人的认识会受一定的历史环境限制的，也受到实践的检验。我如实地写出来，是为了真实地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本书写作的过程中，得到当代中国研究所大力支持。刘中海、金隆德、朱元石、刘志男、刘桂民和汪小燕等同志，对本书资料核对、记录整理、抄写校对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央党史研究室郑惠、魏久明、霍海丹等同志对本书作了审校。对此，我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书的出版，主要靠当时记下的资料。现在看来是十分珍贵的。毛主席的讲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当然有的谈话是有感而发的，临场记录不可能句句记到，难免有遗漏的地方。本书的内容、观点，是以我个人的角度和认识整理的，不一定都是对的。如有不当之处，请读者提出意见或批评。

汪东兴1996年10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