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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媒体应该骂？看看这些道德沦丧者。转载
我的看法：当今媒体记者是道德沦丧的领军人物（博主注）。核心提示：当联防队员强奸案发生后，通过媒体的“强迫式采访”，受害人一家的隐私被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在微博和某些媒体、网民笑谈“是强奸还是通奸”时，或许可以说这已经上升为一场全社会的集体偷窥。媒体把镜头一再对准无助弱女子,有网友评价，“这是一种伦理失范。”
杨武(化名)失声痛哭的正面照片,至今在各大网络上赤裸裸地悬挂。附带的视频中,当杨武用哽咽的声音说到杨喜利要实施强奸时,拍摄者的声音尤其刺耳:“放大、放大。”
从纸媒到网络,杨武将自家遭遇坦陈于大庭广众之下,并迅速引来千万级点击量和评论、转发。网民一边骂这个丈夫“窝囊”、“懦弱”,一边兴致勃勃地点击,不放过任何一个有看头的视频。
当这种围观和情绪宣泄达到高潮时,另一种声音在网上出现:请放过“世界上最窝囊的丈夫”和他的妻子吧,一个不负责任的社会,会把地位卑微的老实人变成“世上最窝囊的男人”。一个迷失了方向的社会舆论,也会把原本善良无助的正常人逼向崩溃的边缘。
“你太懦弱了”
2011年11月6日,杨武第一次把电话打给当地媒体。他控诉妻子被联防队员强奸了,自己当时躲在一边。施暴者的家属一遍遍上门谩骂、恐吓。
这家媒体的记者接了电话,决定去看看。“一个瘦弱女人躺在床上,脸色惨白,瑟瑟发抖,直勾勾盯着天花板,床下还有一大摊血迹。忽然,她从床上坐起来,挥舞双手,嚎啕大哭。一有陌生人靠近,她就呼天抢地,狠狠地用头撞墙,似乎感受不到疼痛。”
当这个记者听完杨武的哭诉,忍不住感叹:“你太懦弱了!”这句话,连同强奸过程中的一些细节,一起写进了报道。
杨武案经过网络发酵和微博转载,迅速成为热门话题。而知名人士和知名媒体转载的微博,转载和评论数量均已过万,仅仅一天时间,围观者对杨武“懦弱”、“懦夫”的评价呈几何倍数疯涨。越来越多的媒体赶到现场,文字、图片以及视频被集中传上网络,再加上微博转发,杨武、他的妻子王娟甚至他们年幼的女儿,一一清晰地出现在公众面前。
一桩强奸案,赫然成为曝光程度最高的公共事件。一家媒体针对杨武的自责,头版头条刊出“‘我是世界上最窝囊的丈夫’,是的,你还好意思说”这样的标题。
11月7日,群情激昂的这个傍晚,深圳晚报摄影记者温庆强注意到了杨武案。8日上午,他赶到杨家,拍下了那张流传甚广的照片。
“这也许是世界上最残忍的采访了”
“一堆的话筒、录音笔,如果你是当事人的话,身心已经受到极大伤害了,面对这样蜂拥而至的媒体,心里是什么滋味?”这是某卫视主持人对温庆强照片中场景的评论。
照片中,至少有四家电视台的话筒对着受害人王娟。王娟背着头,用被子蒙住了脸。
“她不愿说话”,温庆强告诉本报记者,现场至少10家媒体的记者一直在催促王娟说话――“说说当时的情形”、“你有什么感受”等等。做过5年摄影记者的温庆强,当时便“感到不妥”,按下快门,转身离开。
“这也许是世界上最残忍的采访了。”看到温庆强拍的这张“一堆话筒”的照片,有网友评价说。
11月9日,王娟自杀,又一次被救下来,丈夫日夜守护着她。这之前,王娟也自杀过几次,去医院救治过,因为没有钱,只得出院回家。然而,这仍然无法阻止一拨又一拨“闯入者”。他们从杨武家狭小的卷帘门直闯而入,将不足8平方米的小屋围堵得满满当当。杨武一边语无伦次地对每一个人说着谢谢,一边哭着央求:“求求你们了,出去吧!”扑通一声,他跪倒在地这不是杨武第一次下跪,各种各样的视频上,杨武向记者下跪、向前来看望的好心人下跪……这样的姿势、这样的画面,在网上一点击便跃入眼帘。
集体偷窥下的“娱乐休闲”
最早报道此案的记者心里也不安,但支持他的声音是,如果不是他将这一事件揭露出来,杨武一家的命运,以现实的判断,不会像现在这样迅速得到政府救济。
但杨武一家,也引来无数目光追逐,他们的隐私被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每一个围观者,哪怕是站在客观角度说话,以微博和网络的强大传播能力,千万级数量的评论来“审判”这一事件的当事人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已经上升为一场全社会的集体偷窥。
这一幕并不难见,不久前的“小悦悦事件”中,大家集体指责“18个冷漠的路人”见死不救,并“人肉”这18人的籍贯、住址、电话,还有网友上门,拿着摄像机边拍边骂。“不幸”成为“十八分之一”的广佛五金城的那几个店主,生活完全被打乱。
研究社会心理学的学者指出,集体偷窥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从戴安娜车祸到陈冠希“艳照门”,网络时代的偷窥不需要任何成本,只要打开网络敲击键盘即可。集体偷窥的匿名性,将偷窥的代价降到了最低,原先伴随着个体偷窥的罪恶感、焦虑感随之消失,反而成了一种寻求快感的活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备了“休闲”的价值。
“杨武事件”中,围观者对杨武、杨喜利、媒体、警方等口诛笔伐,已成为他们情绪宣泄的一个出口,包括他们平时对社会的种种不满,都通过这个出口发泄出来。而平凡的生活中出现如此“戏剧性”的故事,好事者自然不会放过,“你说,这算是通奸,还是强奸?”
11日深圳警方通报称,杨武夫妇长期受杨喜利欺负,两人商量后,杨武于案发前和案发时藏匿于店铺内卧室隔壁的杂物房里。当晚,杨喜利酒后再次来到杨武家,对王娟纠缠并实施强奸。杨武电话报警,杨喜利被当场抓获。
警方这一通告也引来网友娱乐化调侃:“这剧本写得怎么样,是不是该得个编剧奖什么的?”
“就案件本身而言,值得政府反思；就媒体表现而言,则值得全体媒体人反思。”西南科技大学新闻系主任刘海明说。而从集体偷窥的角度看,传媒只不过充当了大众释放偷窥欲望的“所罗门之瓶”。
对于这一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陈力丹曾以日本媒体在2011年日本海啸时的灾难报道为例,来说明媒体所要坚守的职业道德和操守。灾难发生时,残忍的死亡、失态的呼号、过度的泪水或昏厥,从没有在日本的电视台或报纸上出现过。电视新闻中,采访受害者家属的不多,即使有,也很少拍摄他们的面孔,很多受访儿童只是露出了鞋子或背影。日本共同社驻北京一位记者说,“不能侵犯受访者的基本人权。如果灾民过多地被采访,不断有麦克风放在他们面前,可能对他们是另外一种伤害。毕竟,受灾的样子是不好看的。”
这体现的是对受访者的尊重,也是媒体必须恪守的伦理准则。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前面说到的这家电视台,在义正言辞指责其他媒体时,自家镜头上也露出了杨武的半张脸,未作任何技术处理。
至于把镜头一再对准王娟这个已经崩溃的无助弱女子,有网友评价说,“这是一种极其严重的伦理失范。”
这是一场羞辱,但不是他们的
互联网时代,涉及隐私的新闻点击量非常高。截至11月11日下午5时许,微博杨武案专题页面中,有近400万的评论数量。
有国外学者提出关于侵犯隐私权的四项内容:一是侵犯他人私生活的安宁；二是宣扬他人私生活的秘密；三是置人于遭公众误解的境地；四是利用他们的特点做商业广告。在欧美国家,政府和明星的隐私权被保护最少,相反,普通民众的隐私权则有明确立法禁止侵犯。
但像杨武这样的边缘人群,恐怕并不知道“隐私”的具体含义,面对强行进入他家的“闯入者”,他甚至有权拨打110报警。柴静在博客中也分析,“他们可能不知道媒体强行进入私宅涉嫌违法,不知道报道中对性犯罪的受害人必须给予隐私保护,也不知道即使在庭审阶段也需要对此类案件进行非公开审理。”
网络评论员许杰说:“我们一天比一天缺少安全感、缺少隐私,到处都是窥视的双眼,到处都有唐突的闯入客。一个完全不尊重隐私的社会,必然陷入混乱。”
“杨武事件”发酵的同期,另一个有关侵权的新闻是:云南省纪委、云南省监察厅8日向社会通报:云南电视台某频道总监、党支部书记李瀛在省委换届期间,利用互联网恶意诽谤领导干部,于11月2日被撤销电视台某频道总监职务。
个人名誉权、隐私受侵害,强势者可以通过公关公司删帖,懂法律的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追究侵权者的责任。而杨武,这个习惯了逆来顺受的男人,只能搬家逃离是非之地。
“他们确实不知道怎么反抗暴力,对自己最脆弱的保护,只能用袖子掩住脸来避开采访。是的,这是一场羞辱,但不是他们的。”在博客上,央视主持人柴静这样反思“杨武事件”。
“杨武事件”的喧嚣中,署名“李吉明”的网友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一个不负责任的社会,会把地位卑微的老实人变成“世上最窝囊的男人”;一个迷失了方向的舆论群体,也会把原本善良无助的正常人逼向崩溃的边缘。
拍下了那张热传照片的温庆强,越来越不愿回想,自己踏进那间狭小的二手家电商店的情形。
“不管事实如何,再次向受害女士道歉,对不起。”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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