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对于西方世界而言，就是个谜。遥遥观望，道听途说，不如亲自踏上这片红色土地。于是，众多外国人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们有的用笔向世界介绍中国的红色政权；有的用手术刀抢救抗日军民的生命；有的奔赴在新中国建设的最前线；有的至今还在孜孜不倦地向世界宣传中国……

这些来自外国的有识之士，用智慧、汗水甚至生命在异国土地上书写自己人生篇章的同时，也书写着中国历史的进程。在此，我们选择几位作为代表，让一张张影像帮助我们回忆往昔，表达感念｡  

诺尔曼·白求恩（1890-1939年）加拿大人，外科医生，加拿大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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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人来说，在某种程度上，白求恩是一个符号式的人物，是“国际主义精神”的代名词｡

在晋察冀军区，白求恩跟刚见面的司令员聂荣臻说：“请不要把我当作客人，要把我当作一挺机关枪来使用。”他曾连续69个小时为100多名伤员动手术；他为中国战士输血，并笑称O型血的自己是“万能输血者”；他把带来的奶酪分给伤员，自己吃土豆蘸咸盐；他建医院、编教材、讲课、做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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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白求恩在给加拿大援华组织的信中写到：“为什么我们得不到你们的援助？这里有20万军队，去年打了一千多场战斗，应付伤病员的却仅有5个医科学校毕业的中国医生和一个外国人｡”10月，白求恩决定亲自回加拿大筹备药品。面对日寇疯狂的冬季大扫荡，白求恩推迟回国，奔赴了前线。就是在随后的一台手术中，他不小心划破了手指……  

1939年11月12日凌晨，来到中国只有一年零八个月的白求恩因败血症逝世于河北黄石口村。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一文，让白求恩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传颂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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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棣华（1910-1942年） 印度人，医生，中共党员

1938年9月，28岁的印度孟买青年柯棣尼斯，放弃投考英国皇家医学院的机会，申请加入了尼赫鲁推动的援华医疗队，前往中国。他的父亲为此感到震怒，儿子若去中国，对家里的经济将没有任何帮助，并且有可能一去不返｡  

1940年6月，柯棣华被任命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第一任院长。这所医院成为晋察冀地区救助伤员的第一枢纽，黑黒瘦瘦的印度大夫柯棣华因为高超的医术被前线战士视为“在世华佗”。8月，百团大战打响。在一线战斗的13天里，柯棣华救治伤员800多名，实施手术580例。12月9日凌晨，疲惫不堪的柯棣华因癫痫病发作去世。来到中国三年零十个月后，32岁的年轻生命就此作别这片红色土地。  

毛泽东为柯棣华写下挽词：“……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柯棣华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1890-1950年） 美国人，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

1935年，鲁迅在给郑振铎的一封信里写到这样一句话：“S君是明白的，有几个外国人之爱中国，远胜于有些中国自己的同胞，这真叫人足以伤心。” 正在上海的史沫特莱正是这“几个外国人”之一｡ 她怀着一腔热血来到中国，她满怀激情走近延安，她一生五分之一的光阴在中国度过，她盼望可以永远留在这片热爱的土地上。

由于在西安事变中用英语广播向世界报道事变真相，史沫特莱被国际舆论贴上“中国共产党的辩护人”的标签。史沫特莱是八路军中第一个随军外国记者，写出了大量的报道。她这样表达对八路军的感情“离开你们，就是要我去死，或者等于去死｡”

史沫特莱为中国士兵在国外的募捐奔走呼号，并促成了中国红十字会的建立。在史沫特莱的带动下，很多不同身份、不同政见的外国人积极为中国出资、出力｡当她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却被建议应该留在党外以便开展工作时，史沫特莱放声大哭｡

在延安时，史沫特莱不仅采访，还带来了西方流行的东西，比如跳舞。在这方面，她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启蒙老师。为此，在延安引起了一些震动。

1940年返回美国后，史沫特莱继续为中国写作、演讲、募捐。在艰苦的生活条件和残酷的政治迫害下，她费时数载，创作出《伟大的道路》一书。这是她为朱德写的传记，也记录了中国革命走过的道路｡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中国，我的心灵在任何地方都未能找到安宁，我希望我的骨灰能和死去的中国革命者同在。”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莱在伦敦病逝。次年的5月6日，她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烈士陵园的苍松翠柏间，一块大理石墓碑上用金字镌刻着朱德写的碑文：“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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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加·斯诺（1905-1972年） 美国人，记者、作家

斯诺和毛泽东在延安

斯诺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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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由于国民党和西方世界对苏区新闻的封锁，外界传闻“红军是土匪，首领毛泽东是个垂死的肺痨病患者”。毛泽东认为应该让第三方、特别是外国人来宣传红军。第二年6月，斯诺来到了延安，成为第一位访问共产党根据地的西方记者｡  

 

在延安，斯诺被特别允许可以随时去毛泽东的窑洞采访。与斯诺的谈话，是毛泽东生平第一次谈起个人经历。1937年10月，英国戈兰茨公司把斯诺在延安的采访报道结集成册，以《红星照耀中国》为书名出版发行。《红星照耀中国》也震惊了世界，该书被认为开创了“西方了解中国的新纪元”｡

 

无论是在艰苦卓绝的抗战期间，还是在西方世界对新生的中国实行孤立政策的年代，斯诺始终热诚支持着中国人民的事业，堪称“中国人民永远的朋友”｡  

1972年2月15日斯诺在日内瓦因患癌症病逝。病重期间，斯诺留下遗嘱：“我热爱中国，我愿在死后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我活着是那样……。”1973年10月19日斯诺的部分骨灰安葬在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墓基座是长方形未经雕磨的青色岩石，上边横放着汉白玉墓碑，上书：“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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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艾黎 （1897-1987年） 新西兰人，作家、社会活动家

宋庆龄与路易·艾黎（后排右三）

晚年的路易·艾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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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夏天，路易·艾黎目睹了中国绥远一带的大饥荒。后来，他在自传中这样写到：“尽管饥荒的惨状让我一生难忘，但我也开始意识到中国的农民一旦围绕他们向往的任务，他们所散发出来的力量极具震撼力。”

 

艾黎发起组织的工业合作社运动计划由此而生。在战火纷飞的艰苦岁月里，工合运动发展成为中国失业工人和难民生产自救、支援抗战的一支独特的经济力量，为供应战时军需民用、特别是援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游击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工合运动，艾黎承受了各种误解和政治压力，忍受了战乱中四处奔走的艰辛带来的病痛，几次大难不死。他在甘肃山丹创办的培黎学校，吸收劳动人民子弟，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实干的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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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黎终生未婚，但是他的晚年生活却充满天伦之乐。每到周末，在北京的几个养子都会带着孩子到艾黎这里欢聚。

1987年12月27日，路易·艾黎在北京病逝。按照他的遗嘱，将他的骨灰撒到他的第二故乡山丹。他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奋斗了整整60年。邓小平为他题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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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海德 （1910-1988年）生于美国，原籍黎巴嫩，医生，中共党员

马海德和毛泽东在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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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医生的乔治·海德姆曾与斯诺一同到达延安，但与斯诺不同的是，他一生都留在了中国，并起了个中文名字“马海德”，还娶了中国妻子｡  

 

在延安，马海德被委任为中共革命军委卫生部总顾问，负责医疗系统的建立和最高领导人的保健工作，实际上仅1938年至1940年的3年时间里，马海德就为陕北军民治病4万余人次。不久，马海德和延安鲁艺女学员周苏菲结了婚。他提出加入中国国籍，周恩来说：“等将来新中国成立，我第一个批准你加入中国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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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马海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同一天，周恩来在他的中国籍证明书上签了字。几天后，毛泽东在中南海设宴招待马海德一家，并说：“祝贺你呀！原来你算是我们中国的女婿，现在你入籍了，就是完全的中国人了！”

 

中国公民马海德积极投身新中国的医疗卫生工作，为中国上世纪60年代初基本消灭性病和防治麻风病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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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雷尔·爱泼斯坦（1915-2005年） 生于波兰，犹太裔中国人，记者、作家，中共党员

1944年爱泼斯坦（前排右二）访问延安时，毛泽东（后排右一）接见了他和其他外国记者

1964年1月18日毛泽东会见爱泼斯坦（左二）、斯特朗（右一）和李敦白（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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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泼斯坦说：“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中，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是比我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和更有意义。”

 

1937年7月天津失守。在天津居住了18年的爱泼斯坦一家决定移居美国，但爱泼斯坦却留了下来。作为一名没有国籍的犹太记者，他随时面临失去生命的危险｡  

 

1944年5月，爱波斯坦作为美国记者深入延安及晋西北采访。他访问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写了十几篇通讯，向世界报道了共产党的真实情况。两年后，爱泼斯坦在美国完成了影响深远的著作《中国未完成的革命》。

 

1951年应宋庆龄之邀，爱波斯坦来到中国，参与创办中国对外的英文刊物《中国建设》，担任执行编辑，1979年任命为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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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爱泼斯坦几乎走遍了中国的每一寸土地。他孜孜不倦，笔耕不辍，先后写出了20万字的著作《西藏的变迁》，又用10年时间撰写了宋庆龄的传记。

 

2005年5月26日，爱泼斯坦在北京逝世。他一生的90年中有82年在中国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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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博理（1915年-）生于美国，中国籍犹太人，作家、翻译家

沙博理与凤子的结婚照

沙博理、凤子和友人摄于院内

晚年的沙博理

1947年，沙博理来到了中国上海。在这里，他与中国女孩凤子结缘，也和中国结下不解情缘，直至今日｡  

 

从1952年起，沙博理先后在英文版《中国文学》、外文出版社图书部和英文版《人民画报》从事翻译工作。他翻译的《新儿女英雄传》、《家》、《春蚕》等作品，为外国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的窗口。其中最有名的当属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的翻译，被认为是“信、达、雅”兼备的绝妙译作，他因此获得中国文联颁发的最高翻译奖。沙博理曾经写下这样一段文字：“翻译中国文学是我的职业，也是我的乐趣。它是我有机会去‘认识’更多的中国人，到更多的地方去‘旅行’，比我几辈子可能做到的还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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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沙博理的自传《一个美国人在中国》出版，他在书中向国际人士介绍了一个他眼中崭新而真实的中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20年后，年过八旬的他又完成了《我的中国》一书，之后，还接受邓蓉委托，翻译了《我的父亲邓小平》｡  

 

很多人都问过他沙博理同一个问题：是什么促使他留在中国半个多世纪？沙博理这样回答：“在和她一同经历革命、战斗、苦痛等等之后，我看到了社会的变化，人民气质的变化，这一切都令我感到振奋和激动，让我着迷。”

 

来源: 根据《人民画报》文章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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