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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指何人？ 

对于授衔初步方案，绝大部分干部抱有比较正确的认识，表示理解和支持。但也有的人不顺心。有少数干部公开摆资格、列战功、要军衔；更有甚者，不满意、闹情绪、哭鼻子。有一位红军老干部听说自己被初定为少将军衔时，大发脾气，竟公开说：“我要把那牌子挂到狗尾巴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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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我们军队中有些人，打仗时连命都不要了，现在为了肩上一颗星，硬是要争一争、闹一闹，有什么意思？”朱德笑了笑说：“肩上少一颗豆，脸上无光嘛！同一时间当兵，谁也没有少打，回到家中老婆也要说哩！”刘少奇说：“要做思想工作。党在军队中的思想工作，这时候决不可以放松。”当讨论到粟裕的军衔问题时，毛泽东说：“论功、论历、论才、论德，粟裕可以领元帅衔。在解放战争中，谁人不晓得华东粟裕呀？”周恩来说：“可是粟裕已经请求辞帅呢！”毛泽东很是感慨：“难得粟裕！1945年让了华中军区司令员，1948年让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现在又辞元帅衔，比起那些要跳楼的人，强千百倍嘛！”周恩来也说：“人才难得，大将还是要当的。”毛泽东补充说：“而且是第一大将！”  

曾任八路军115师代师长兼政委、解放军四野第一政委、总政主任的罗荣桓，得知中央提名授予他元帅军衔时，立即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信，说明自己参加革命较晚，对革命贡献不大，恳请不要授给他这样高的军衔。  

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徐向前，请求降衔说：“我们是幸存者，许多战友牺牲了。如果他们不牺牲，元帅、将军应该是他们的。”  

曾任中央军委参谋部部长、解放军兵团司令、装甲兵司令兼政委的许光达，听说自己被提名为大将后，寝食不安，几经考虑，写了降衔申请：“论德、才、资、功，我佩戴四星，能心安神静吗？……不要说同大将们比，心中有愧；就是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为了公正，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军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毛泽东在中央军委会议室里，举起许光达的降衔申请，激动地说：“这是一面镜子，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  

曾任红四方面军总卫生部政委、解放军兵团政委、总干部部副部长的徐立清，是主管这次评衔工作的，他也认真考虑着自己在评衔中的姿态——为了使评衔工作符合毛主席“照顾方方面面、不搞山头主义、一碗水端平”的思想，做到公平合理，评出团结，鼓舞士气，便于工作，自己最好不要上将衔。于是他向罗荣桓主任写报告，给中央军委写信，要求低授军衔。过了几天，他看到授予上将军衔的名单中仍有自己的名字时，便把自己名字划去，改添到中将名单中。彭德怀、罗荣桓多次找他谈话说：“授予你上将军衔是中央军委定的。正兵团职的一般都授上将，你的名字怎么能随便划了呢？你徐立清是有贡献的，够资格的嘛！”另外也有些老同志劝他：“你符合上将条件，非要个中将，其他够上将条件的同志该怎么想？”徐立清陷入矛盾中。恰在这时，徐立清听到毛主席赞扬许光达让衔是“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觉得自己有了学习榜样，于是态度更加坚定，又先后给毛主席、党中央连续写信，要求低授中将衔。周恩来总理又亲自做工作：你是完全符合上将军衔条件的，不要认为自己是主抓这项工作的，勉强低授。然而徐立清为使评衔工作顺利进行而让衔的决心，终于感动和说服了周总理。

曾任红军军团参谋长、解放军纵队司令、总参军训部副部长的孙毅，听说自己要被授予上将衔，顿时想到战斗中牺牲的战友，心情昼夜不能平静，连忙向组织写信：“我只有从劳之苦，而乏建树之功，评衔时要宁低勿高，授我少将足矣。”他还深有感触地说，“我能活下来就比已死去的无数战友占了很大便宜，因此不敢再有任何非分之想。”最后还是毛主席拍板，授其中将军衔。

曾任红军军团长、八路军旅长的虎将徐海东等人，也曾要求降衔。  

与让衔相反，一些人认为自己的军衔被评低了。这也难怪，按照当时中央的有关规定：元帅是行政3级，享受政治局委员待遇；大将是行政4级，享受副总理待遇；大将以上可以算作党和国家领导人。上将是行政5级，享受国务院秘书长待遇；中将行政6级，享受部长待遇；少将行政7级，享受部长级医疗待遇。而且，中将以上就是高级将领，可以配备警卫、秘书和保健医生、厨师、勤务员。的确相差很多。于是，就有了一些人出来反映自己的情况。  

王必成和王近山都被评为中将。王必成在红军时期是四方面军的干部，长征以前的最后职务是红30军89师副师长，解放战争时期是新四军第6师副师长，和上将刘震等人是平级，解放战争时是第7兵团副司令。  

王近山是红4军出身，长征以前的最后职务是红31军93师师长，和陈赓是平级的，抗战时任太岳纵队副司令，解放战争时任二野3兵团副司令兼任12军军长和政委。  

王必成因为是谭震林的老部下，就去找谭震林说。谭震林答应帮助他反映，还真反映了，结果让上边一顿批评。王必成知道以后，还专门找谭震林道歉。罗荣桓找了谭震林解释。谭震林丝毫不怪罪王必成。谭震林的很多部下都说，谭老板人很厉害，爱发脾气，但是对部下很体贴。历史上，因为涟水战役，王必成被谭震林一顿猛批，可是后来，谭震林发现是自己错怪了王必成，还给王必成道歉。这回还主动帮着王必成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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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近山也喊过几嗓子，被邓小平严肃地批评了一顿，就算了。  

还有钟伟少将。他在红军时期的最高职务是师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中提拔得很快，他是四野的12纵队司令，和黄永胜平级；后来担任四野49军军长，和梁兴初平级，怎么也该是中将，所以，他觉得低了，就骂了人，毛泽东都知道了。林彪气得把钟伟叫去批了一通。其实，关于钟伟的军衔评定过低，毛泽东也是清楚的，所以，对钟伟的使用一直是按照中将甚至是上将的标准定的，他担任北京军区参谋长就是毛泽东点的名，也算是低衔高配的例子。  

实事求是地讲，王近山、王必成等人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是很正常的，同让衔的人一样，他们也应受到人们的尊敬。  

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更是正确看待自己的军衔。朱德被授予元帅军衔后对高级将领们说：“目前中国革命已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同志们，如果我们要问天下是谁打下来的，这份功劳应该归在谁身上，那我就要说，这个天下是全党同志和群众一起打下来的，这份功劳应该首先归在人民大众身上。”“人家把功劳归给我，我就把功劳往下推，我想你们也要这样推才好。”彭德怀也多次说：“我这个人并不需要这个牌牌，我也够不上什么元帅，如果要评的话，也很难说评个什么‘将’是合适的。但这不是个人问题，倘不评一些元帅，那就会使一些人难得依次评下去。”1959年6月，他在同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谈话时说：“我不喜欢人家叫我元帅，这是战争的结果，是学人家的，我不喜欢肩上这两块牌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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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摘自《文史精华》，作者：龙丽伟 白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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