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中国”、“红都”、“四联”、“美味斋”、“普兰德”、“老正兴”等数十家老字号是北京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实，它们并非北京的土生土长，而是在半个世纪前从上海迁来的。当时，为什么这些店会移居北京？又是谁决策了这次迁徙潮？

1956年初春的一天，外交部收到印度驻华大使小尼赫鲁的一封来信。小尼赫鲁在信中说，他在北京做了一套西服，改了21次仍不合身。外交部已经不是第一次接到类似的“抗议”了，很多西方外交官对北京的服务业都很有意见。为了解决问题，外交部派人陪小尼赫鲁到上海找到有“西服圣手”之称的”红帮裁缝”余元芳。余师傅不负众望，只花了两天时间，就把西服改好了。小尼赫鲁穿上后非常满意，当场要余元芳再做一套，并且还给自己的妻子、儿子、兄弟、岳父都各做一套。后来，小尼赫鲁又给外交部写了—封表扬信，说他在很多国家买过西服，但从来没有这么漂亮、舒适、挺括的。

偌大的北京城竟做不好一套西服！得知此事的周恩来随即提出 “繁荣首都服务行业”的号召，并责成北京市尽快落实。经过北京与上海的协商，最终确定了“鸿霞”、“造寸”、“万国”、“波纬”、“雷蒙”、“蓝天”等多家服装店迁移到北京。这些都是上海一流的服装店。

北京给出了不错的条件：负担上海来京人员的路费、提供来京后的住宿，保证来京人员原有工资不变，承诺在一年之内把他们的家属全部调入北京。

面对如此优厚的待遇，“红帮”师傅们纷纷报名。仅仅一周，第一批一百多人就浩浩荡荡坐着火车离开了上海。之后不到—个月，第二批人员也来到北京。上海一共迁到北京21家服装店，208人。

接着，理发、照相、洗染、餐饮等服务业的迁京工作也陆续展开。1956年5月，决定照相业迁“中国”、“国泰”两家，洗染业迁“普兰德”、“中央”两家，理发业迁“华新”、“紫罗兰”、“云裳”和“湘铭”四家。

据说，最初准备从上海迁移到北京的名单上没有中国照相馆。一天，赴上海协商此事的北京福利局副局长王崇续在街上无意中发现中国照相馆的橱窗很精美，一打听才知道，中国照相馆的技术力量相当雄厚，而且员工中年轻人多。于是，他把中国照相馆的名字也加了进去。对于中国照相馆，上海还真有些舍不得。不过最终，他们还是忍痛割爱了。

1956年7月6日，上海理发、照相、洗染业的师傅们，带着家伙什儿，坐着火车开赴北京。

提到对北京的第一印象，当年从“云裳”理发店迁来的康邦章把头一缩说：“北京真冷啊！”。在康师傅记忆里，那年10月份北京就下雪了，“我们这些南方人哪见过这个？赶快上街买棉衣，我们都是穿著单衣来的呀。”

50多年过去了，几乎所有老师傅还会说到饮食方面的不习惯。他们在上海都是吃米的，到北京老吃馒头、面条，很不适应。北京的风沙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刚到北京时，有一位师傅出门一身白西装、一双白皮鞋煞是好看，可不到两天，白皮鞋就黑了。没办法，索性把皮鞋染成了黑色。

上海来的21家服装店合并为7家：“金泰”、“鸿霞”开在东四，“蓝天”开在王府井，“雷蒙”开在八面槽，“造寸”开在西四，“波纬”开在前门，“万国”开在东交民巷。这些地点或是繁华的商业地段，或是外国人经常出入的使馆区。中国照相馆、普兰德洗染店则开在王府井大街上。

但是“华新”、“紫罗兰”、“云裳”、“湘铭”这4家理发馆却迟迟找不到合适的开业地点。于是4家干脆合开了一家“四联”理发馆，取四家联合之义。地点就选在紧邻王府井的金鱼胡同33号。原来开在这里的东单理发馆，只好给它腾地儿，搬到斜对过儿的红星胡同西口去了。

上海的这些店铺开张以后，在北京引起不小的轰动。上海服装、发型、照相等手艺的精致与时髦，北京人早有耳闻，现在这些服务来到了家门口，大家能不乐吗？上海名店不但带来了高超的手艺，还带来了很多上海独有的经营理念。中国照相馆就把印有自己名号和价目表的小卡片放在店中，任顾客随意取阅，可见当时他们已有的广告意识。

时光荏苒，老店当年牌匾上的“上海迁京”不见了踪影，而在北京人心里，它们已经是落地生根的老字号了。让我们把目光聚焦“红都”、   “中国”、“四联”、“浦五房”、“老正兴”、“普蓝德”、“义利”等名店，听听它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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